在早期中共黨員中，有一對革命伉儷格外引人注目，他們是我黨成立時全國58名黨員中僅有的一對黨員夫妻，大家親切地稱為“英”“雄”夫妻——何孟雄和繆伯英。何孟雄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繆伯英則是中國第一位女共產黨員。他們雙雙為中國革命獻出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部催人淚下的“英雄”傳奇，給后人留下永恒不朽的精神豐碑與代代相傳的紅色基因。
矢志救國立潮頭
1898年6月2日，何孟雄出生在炎陵縣中村鄉龍塘村一戶鄉村塾師人家。何孟雄自幼聰穎好學，善于接受新生事物，敢于沖破舊思想的束縛，很有正義感。他不愛孔孟圣典，偏愛屈原、康梁之作。辛亥革命后，何孟雄是他們學校最早剪掉辮子的學生之一。繆伯英1899年10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教師，思想進步。繆伯英愛思考，喜愛接觸新鮮事物，以穩重而勇敢著稱，從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13年，何孟雄考入設于長沙的岳云中學，后來，又先后進入長沙修業中學、長郡中學、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簡稱“高工”，今湖南大學前身）、雅禮中學求學。在長沙求學時，他廣泛涉獵各種進步書刊，多次在當時任教“高工”的楊昌濟家參加哲學小組學習，很早就結識了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立下推翻罪惡的舊勢力，謀求中國的徹底改造的志向。“現在的青年，要徹底明白舊社會的罪惡，立定不屈不撓奮斗的志向，決不被舊社會戰勝。中國的改造，才有望。”他在《過去的青年》一文中這樣說。
1918年夏，何孟雄赴新文化運動中心——北京，在法文專修館攻讀法文。期間，每逢周末，他就去楊昌濟家，與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相聚，縱談天下大事，探索救國救民真理。 1919年，他考入北京大學。不久，北京爆發五四運動。何孟雄參加了天安門游行集會和火燒趙家樓行動，在斗爭中得到錘煉成長。
為了追求革命真理，探索改造社會、解放婦女的途徑，1919年12月，不滿20歲的繆伯英以長沙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來到五四運動發源地北京。繆伯英以先鋒戰士的姿態，積極投身批判腐朽沒落的舊禮教、舊制度的斗爭中，走上革命道路。
李大釗的得意門生
在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道路上，李大釗是何孟雄、繆伯英的領路人。1919年秋，繆伯英來到北京學習后，她的社會圈子擴大了。當時的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大的湖南同鄉會，是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人的聚集地。繆伯英因與楊開慧交好，逐漸進入到這個探討如何改造社會的“小圈子”。她開始閱讀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的書籍，去旁聽李大釗的課，并萌生了“拜師”的想法。1920年，北大課堂上，李大釗高呼：“只要我們有覺悟的精神，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天！”課后，繆伯英徑直走到李大釗面前，要求做他的學生。繆伯英的大膽和勇氣讓李大釗應允了她的要求。李大釗對繆伯英的工作也非常贊賞，贊譽她是“宣傳赤化的紅黨”。
何孟雄在北大多次聆聽李大釗等許多著名教授、學者的授課和講演，并積極投身于各種社會活動，成了學校中一名思想進步的活躍分子，得到李大釗的賞識和器重。同為中共早期黨員的樂天宇評價說：“孟雄是我黨由李大釗培養的最善于做革命工作的青年革命家之一。”另一位中共早期黨員、當時北大學生會主席朱務善回憶何孟雄時說：“大釗同志非常賞識他。他在工人運動中非常活躍，什么地方需要就派他去……”何孟雄、繆伯英成為李大釗的得意門生，李大釗曾對何、繆二人說：“你們名字合起來就是‘英雄’二字，我希望你們成為推翻黑暗社會、締造光明未來的一對男女英雄。”
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何孟雄參加了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們發起的工讀互助活動，并介紹繆伯英也加入。在參加工讀互助團的活動時，繆伯英一直堅持革命理論學習，堅持到北京大學聆聽李大釗講課，很受啟發和教育。1920年4月，工讀互助團在堅持4個多月后宣布解散。李大釗的引導和形勢發展的啟迪，使繆伯英徹底摒棄了工讀互助主義的幻想，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而執拗的何孟雄對無政府主義卻還有一些模糊認識。李大釗發現后，要繆伯英在日常的接觸和活動中幫助他轉變。繆伯英受李大釗的指派，常攜帶各種進步書刊在同學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同時做何孟雄的工作，說明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重要性。一致的追求，共同的實踐，何孟雄終于認同了繆伯英的觀點，擺脫了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此，他倆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進步書刊和馬克思主義著作；聆聽李大釗的講課；參加各種集會和討論。
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為充實北京黨組織的力量，李大釗決定從青年團員中吸收繆伯英、何孟雄、鄧中夏等5人入黨，于是何孟雄與繆伯英都成為當時中國最早的黨員之一。李大釗介紹繆伯英入黨時，對她語重心長道：你是我見過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里最優秀的女性，我們新成立的北京共產黨小組非常需要你這樣意志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充分理解和認識的女性。今天，由在座各位見證，我李大釗愿意發展繆伯英同志為北京共產黨小組成員。從今往后，讓我們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一起努力和奮斗！
此后，何孟雄、繆伯英在李大釗的領導下，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和發動工人和婦女運動，為籌建北京地方黨組織奮發工作。
“英”“雄”喜結革命連理
繆伯英和何孟雄是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一次湖南學生同鄉會上相識的。后來，在何孟雄的介紹下，繆伯英經常到北大讀書報、聽演講。何孟雄與鄧中夏等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經何孟雄介紹，繆伯英也加入到該會。研究會的頻繁活動，共同的理想與追求，把何孟雄、繆伯英這對異性青年緊緊地連在—起，兩人萌發了真摯的愛情。
1921年3月，何孟雄赴俄出席少共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途中，由于密探告密被捕，被關進了黑龍江陸軍監獄。李大釗等和北京黨、團組織四處奔走，設法營救。幾經周折，何孟雄才于6月得釋出獄。何孟雄出獄回京的那—天，繆伯英早早來到了北京車站。當蓬發長須、遍體鱗傷的何孟雄走下火車時，繆伯英再也控制不住內心的傷感，失聲哭了起來，何孟雄微笑地拉著繆伯英的手，千言萬語、無限情義都凝聚在淚水和微笑里。
當年農歷九月初九重陽佳節，何孟雄、繆伯英在同志們的張羅下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儀式。前來祝賀的羅章龍笑著說：“我建議就取他們名字的最后—個字組合起來，叫作‘英’‘雄’夫妻吧!”參加祝賀的人齊聲贊道：“這名字取得好，頗有深意。”從此之后，“英雄夫婦”的美名就在黨內傳開了。
革命伴侶比翼齊飛
婚后，他們住進了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號。在這里他們一邊讀書，一邊從事黨的革命活動，并承擔了黨組織聯絡站的任務。陳獨秀從上海取道北京赴蘇聯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就住在他們的家中。黨、團組織的一些工作和活動，也在他們家中策劃、安排。
1922年5月，為貫徹黨的“一大”決議，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領導北方工人運動。何孟雄兼任領導成員和勞動組合書記部機關刊物《工人周刊》編委會常務委員，繆伯英擔任《工人周刊》編委，積極領導開展北方區的婦女運動。夫妻倆深入產業工人中，舉辦夜校，組織工會，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開展工人運動。1922年夏，何孟雄、繆伯英受黨組織派遣到達張家口，領導了京綏鐵路車務工人大罷工，并取得了勝利。隨后又回京領導了震驚全國的京漢鐵路北段工人大罷工。
1922年下半年，繆伯英擔任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兼任第一任婦女部部長，成為一位杰出的婦女工作者。中共二大后，根據黨要求建立聯合戰線的決定，繆伯英與蔡和森等在北京發起成立“民權運動大同盟”，負責籌備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爾后，又南下幫助南京進步婦女創建女權運動同盟南京分會；赴湖北武昌協助建立了“湖北全省民權運動大同盟會”。1923年2月，發生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為了揭露軍閥政府鎮壓工人運動的暴行，繆伯英從武漢趕回北京，在北京騎河樓等處秘密編輯出版了《京漢工人流血記》等記述勞工運動的宣傳書籍。
1924年6月，因黨內有人被捕叛變，供出了李大釗、陳獨秀、張昆弟、繆伯英等一批共產黨員。已暴露身份的繆伯英接到迅速轉移的通知后，決定回長沙老家。當年冬回到長沙后，繆伯英被徐特立聘請擔任女子師范附屬小學主事（即校長），成立一個模擬小社會，取名為“心田市”，設有市代會，并定有各種規章制度和法規，市代會由學生代表會、教師代表會和工人代表會組成，管理學校。次年初春，繆伯英出任中共湘區委員會委員兼婦委書記，領導全省的婦運工作。隨后，在她的發動和組織下，長沙先后成立了“女子宣傳隊”“女子糾察隊”，全省婦女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后，繆伯英組織女子宣傳隊、女子募捐隊、女子糾察隊并聯絡其他學校和社會團體，組織領導長沙的罷工、罷課和罷市運動，聲援上海人民。1926年7月，北伐軍進入長沙，繆伯英不顧剛生了小孩，率領湖南學生慰勞隊、紅十字救護隊赴前線慰問和救護傷員。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取武漢，大革命中心移到長江流域。何孟雄奉命調到武漢工作，擔任中共漢口市委組織部部長。繆伯英以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學訓育主任的身份，協助湖北省委婦委書記蔡暢開展婦運工作。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武漢一片白色恐怖。9月，中共中央機關重新遷回上海，何孟雄、繆伯英也隨同調往上海工作。在“十里洋場”的上海，何孟雄、繆伯英秘密開展黨的地下工作，不斷變換姓名身份，每天披星戴月，早出晚歸。上海總工會女工部通過繆伯英的努力，又開始了正常的運轉。
托孤許黨成絕唱
在上海，何孟雄、繆伯英居無定所，食無定時，條件艱苦，生活極為艱難，有時只得靠典當過日子，加之緊張繁重的工作，繆伯英積勞成疾。1929年10月，繆伯英不幸患傷寒被送進了上海仁濟醫院。病危之際，繆伯英含著熱淚，極其微弱地對何孟雄說：“孟雄，我既以身許黨，就應為黨的事業犧牲，奈何因病行將逝世，未能戰死沙場，真是遺憾終生。孟雄，你要堅持與敵斗爭，直到勝利!你若續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兩孩，使其健康成長，以繼我志。”10月下旬，剛滿30歲的繆伯英溘然長逝，告別了她的愛人和年幼的孩子、告別了黨，也告別了她未竟的黨的事業。她的靈柩存在上海揚州會館，后會館改建時登報通知各戶遷出，但因何孟雄后來被國民黨逮捕在龍華壯烈就義，繆伯英的遺體就不知被會館代遷何處了。
何孟雄與繆伯英相親相愛，感情極深。繆伯英的英年早逝，讓他悲痛萬分，同時，他一直牢記繆伯英的遺言，堅持與敵斗爭。
1930年以后，黨內相繼出現李立三、王明兩次“左”傾錯誤，何孟雄與“左”傾冒險錯誤進行頑強的斗爭，堪稱我黨反“左”傾錯誤最早最堅決的代表之一。為反對六屆四中全會錯誤和羅章龍等人的分裂活動，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人分頭在上海中山旅社和東方旅社秘密開會，商討對策。由于叛徒告密，何孟雄等36人先后被國民黨和租界當局逮捕，這就是當時轟動全國的上海“東方旅社事件”。
何孟雄被捕的第二天，被王明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加以批判，停止了組織關系。在審判中，敵人拉攏他，說：“你反對立三路線，我也反對立三路線，希望我們聯合起來。”妄圖挑撥他與黨的關系。何孟雄斬釘截鐵地回擊道：“無恥！咱們倆根本不一樣，怎么能聯合起來呢？！我們反對立三路線，是為了建立一條正確路線，打倒你們，趕走帝國主義。”“革命隊伍內出了叛徒固然可痛恨，但叛徒再多，不能影響革命。今天叛徒出賣了我，明天就會有千百個革命的后來人，我們黨不會像你們國民黨那樣腐敗沒落。”“你們不要希圖共產黨有缺點、有錯誤就會失敗，那是幻想！你們國民黨才會被歷史淘汰。” 這位久經血與火考驗的共產黨員堅定地保持了一身正氣和不屈氣節，始終保持著對黨的赤誠與忠心。2月7日，何孟雄等人被秘密槍殺，犧牲時年僅33歲。
何孟雄、繆伯英的兩個孩子以及照料小孩的親戚黃淑芝也于1931年1月19日在家中被逮捕。當時年僅6歲的何重九和3歲的何小英被關押1年多后放出，被送進孤兒院。1932年日軍攻打上海，兩個孩子在戰亂中失散。之后，黨組織雖經多方尋找，但孩子們失去下落，生死不明。
何孟雄、繆伯英在民族危難之際，毅然肩負起報國救亡的重任，用無悔的青春踐行著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用熱血與生命詮釋了對國家、對民族、對信仰的無限忠誠。他們敢為人先、舍身取義的精神，是我們每一位共產黨人永恒的精神坐標；他們的英雄事跡激勵著我們每一位共產黨人為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砥礪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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