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毛澤民的領導特質
宋長琨
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民曾任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國民經濟部部長等職，被譽為“紅色大管家”。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經濟領域的領導人，毛澤民創辦或成功經營了我黨最早的合作社、印刷廠、出版社、書店、銀行、礦場、工廠，創設、管理了紅色中國的國家紙幣制度、股份公司制度、債券經營制度、物流管理制度等，他的這些努力，都是在百廢待興的戰爭環境中嘗試和開展的，是一項前所未有的、艱苦卓絕的開拓性事業。“這是一個困難的時代”，“重大的需求喚起卓越的領導者”。[1]毛澤民就是那個艱難時代所創造的“卓越領導者”，他在經營管理方面的領導藝術很值得我們去研究、學習。本文嘗試從本尼斯、德魯克、阿代爾等人的領導特質視角，對毛澤民的領導藝術進行解讀。
一、廉潔奉公，率先垂范
作為一個領導，為人正直、廉潔奉公，是古往今來的共同理想，是對領導者道德素養的基本要求。第一中國古人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當代西方學者則說：“正直使人們相信你的特質，而信任是所有人際關系的核心。”“領導與鼓勵是相連的，領導的談話和典范能夠激勵大家。”[2]毛澤民之所以成為紅色中國的經濟領導人，源于他卓越的人格。毛澤民曾說：“我們是為工農持家， 為紅軍理財的，一定要勤儉節約，要不，就沒得吃, 沒得穿，怎么談得上打反動派呢? ”他還說：“財經工作是管錢、管物的，不能差錯分毫，要細心，要廉潔奉公。”[3]
一毛不拔的財政部長
毛澤民在閩贛省蘇維埃政府任財政部長，領導大家開源節流。執行財經紀律，一絲不茍，鐵面無私。第四次反“圍剿”時紅三十一師上繳戰利品時，留了點豬肉罐頭，受到毛澤民的批評，他說：你們是挺進師，要帶頭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黎川中心縣委書記方志純在省委領導檢查工作時，多要了一碗米粉肉，花超招待費五六角錢，去報賬時，毛澤民執意不答應：現在是戰爭時期，不能亂花一個銅板，領導干部要帶頭艱苦奮斗，從你的伙食費里扣除這筆請客的錢。省蘇維埃政府開會，經常一開就到半夜，省主席邵式平商量說：“澤民同志，開開恩搞點東西吃吧!”毛澤民總是笑著說：“不行啊，邵主席，財務上沒有這筆開支，你就讓肚子唱唱空城計吧!”毛澤民離開閩贛省調回中央根據地時，幾個同志要請他吃便飯，為他餞行。毛澤民堅決反對：“不行，不能搞!”[4]同志們都知道，他們的這位部長，是“一毛不拔”。
君子之交淡如水
毛澤民身為國家銀行行長，管錢管物，權限很大。但他從來不搞特殊，不亂花公家一分錢，也不亂批條子報銷一分錢。即便大哥毛澤東來銀行視察工作，弟弟毛澤覃來看望他，也是按照普通的伙食標準，有時僅是一杯開水。有的同志實在看不過去，就給他提意見說：“毛行長，按家庭論，毛澤東同志是你的哥哥。可在中央蘇區，他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動用公家幾個錢招待一下，是理所應該的。”毛澤民回答說：“公私分明是共產黨人的品德，手足之情也應該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5]
政委帶頭做飯
領導要以人為本，即以廣大人民為本，以普通群眾為本，而黨員領導干部，是為人民、為群眾服務的。毛澤民深諳這一道理，他在長征途中對炊事員的照顧呵護，正體現了這一點。長征史，毛澤民擔任由蘇維埃銀行組成的中央縱隊第十五大隊政委。部隊籌糧十分困難，有時候好不容易找到點谷子、青稞麥，卻往往卻找不到脫殼的工具。毛澤民定下制度，干部每人一份，用瓦片磨稻谷，用手掌搓青稞，以減輕炊事員的負擔。有時，毛澤民的手搓得緋紅，滲出了血，同志們都勸他：“你的工作忙，身體又不好，就讓我們做吧。”他笑著說：“炊事員同志最辛苦，與我們同樣負重行軍，還要打前站為同志們燒水做飯，我們應該減輕他們的負擔。”[6]后來毛澤民又做出規定，炊事員每十天休息一天，由機關干部輪流負責做飯。同志們看毛澤民工作太忙，大家不讓他做飯，他說：“你們能做，我怎么就不能做，難道我就不吃飯?”在毛澤民的帶領下，這一制度一直執行到長征結束。十五大隊的全體炊事員，在大家的關照下，都堅持到達了陜北。[7]相比之下，大隊中的14名干部，則只有8人到達陜北，其余6名同志犧牲在長征路上。[8]
長征路上，毛澤民很少騎馬，他的馬不是馱物品，就是讓有病的同志騎。過雪山草地時，他的馬一直讓銀行的張水柏騎，他自己卻穿著一雙草鞋在雪山、草地中跋涉。過雪山時，由于天寒地凍，他的一雙腳裂開了好幾條口子，鮮血印在了雪地上。過草地因為，傷口被毒水浸泡，又感染化膿，一直到瓦窯堡也沒好。受命擔任蘇區國民經濟部部長，他腳上還爛著一個口，穿著一雙草鞋，前去上任，一路上都留下斑斑血跡。同志們問他怎么回事，他說：“這是長征留下的紀念。”[9]
部長種菜與“星期六義務勞動”
紅軍初到陜北，為了解決瓦窯堡軍民的吃菜問題，國民經濟部部長毛澤民帶頭種菜，發起了“星期六義務勞動”。后來這一活動，從瓦窯堡帶到了延安，成為紅軍的一項優秀傳統。毛澤民的提倡，功莫大焉。[10]
一只手爐
1936年7月至12月，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毛澤民在鹽池縣指導開展經濟工作時，曾使用過一只銅手爐取暖、熱干糧，喜愛有加。毛澤民離開鹽池，將銅手爐留給了鹽池縣委。[11]這只手爐，現在保存在寧夏博物館，供人參觀。古人有“包公擲硯”的傳說，未必真實，而今人目睹毛部長當年留下的手爐，令人景仰一個優秀共產黨人廉潔自律的珍貴品格。
毛澤民曾在1928年12月8日給中央的信中說，從1923年起“奉黨命做起各種經濟工作，從未虧欠公家一個錢”。[12]
二、長于經營，術業專攻
領導者需要具備某種一技之長，在某種領域有突出的經驗積累和直覺判斷。“需要在特定領域中，擁有更優秀的一般貨專業能力及知識。只擁有普通的智慧，似乎不足以成為領導者。”[13] “有效的管理者對于本身的工作，也同樣要從長處出發，使自己的長處充分發揮。”“有效的管理者會把自己的表率作用建立在充分發揮所長上。”[14]毛澤民在商業流通、銀行金融、工業采礦、印刷出版等領域，展現了自己卓越的經營管理方面的特長，成為名副其實的“紅色大管家”、紅色中國的經濟領導人。
初辦合作社，小試牛刀
1923年3月，毛澤民代理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總經理，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股份制經濟實體。在毛澤民1923 年 3 月至 1924 年秋擔任合作社總經理和營業主任期間，合作社的收入逐漸增加，1923 年 7 月底銷售總額為 7.698 萬余元，獲毛利 2576 元;1924 年底有基金 2.8321 萬元，銷售總額為 7.6223 萬元，獲利 3829 元;到 1925 年 9 月，合作社現款基金加上存貨達 5 萬多元。[15]
經營出版部，碩果累累
1925年底，毛澤民接任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在毛澤民接手前，黨中央經營的上海書店發行《向導》周刊，印數雖有3000份，發行量卻只有1000多份，另外還接收了《新青年》雜志社的所有存書和各省代售處的欠款，背負了一批壞賬。[16]毛澤民到任一年，中共中央機關派會計人員進行核查，不但償還了舊賬，做到財物兩清，還盈余1.5萬元。到1927 年初，毛澤民不斷拓展出版發行業務，使黨刊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讀物銷量猛增，如《向導》每期的發行數達8萬份，《共產主義ABC》一書半年內在全國售出3萬冊。[17]
俄文簽名與“發明專利”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時，決定成立蘇維埃國家銀行，毛澤民為行長。1932年 6 月，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宣布正式發行國家銀行紙幣，紙幣上印著毛澤民的俄文簽名。[18]蘇幣發行后，毛澤民還有一項發明。1932年春天，敵人為了擾亂我們紅區的經營，而制造了兩角的偽幣在蘇區流通著。[19]紙幣的防偽也是個大問題，有一次，錢希均織毛衣時不小心碰到了火，發出了很臭的氣味，父親受到了啟發，原來毛線燒著了有臭味，他就在紙漿里放了一些破羊毛，這樣紙幣一燒就會有臭味。[20]這種制作與鑒別紙幣真偽的方法，堪稱毛澤民的“專利”。鄧子恢曾回憶說：“毛主席要我當財政部長，澤民當國家銀行行長。他搞銀行工作很出色。他到蘇區以后，根據主席統一財政的指示，把貨幣統一起來，市場貨幣流通一律用國家銀行券和銅板，國民黨的貨幣一律不準用，打土豪繳的款和政府收的稅一律交銀行存，由銀行開給收據……銀行的錢不能隨便用，須經財政部批準。這樣一來貨幣金融統一了，財政也就隨之統一。這是澤民同志的一大功勞。” [21]
軍工、采礦與石油工業的管理者
毛澤民還是工礦業的行家里手。1930年12月毛澤民任閩贛軍區經理部部長兼軍械處處長，親自監管兵閩贛軍區兵工廠的生產建設。1932年3月，成立蘇維埃鎢礦總公司，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兼任總經理。毛澤民從紅軍中抽調一批受過傷，身體不好的同志去鎢礦做管理工作，又招聘一些技術人員和工人，建立了盤古山、鐵山壟、小壟三個礦場。毛澤東又親自與廣東粵軍秘談合作，開采的鎢砂經粵軍轉手，出口到香港。到1933年，鎢砂年產量達1800噸。1934年秋，鎢礦的產值達到現洋200多萬元。[22]從1932年鎢礦開工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長征，中華鎢礦公司發展到最大規模，僅盤古山、鐵山壟、小壟三個公營礦場就有工人近5000人。中央蘇區共生產鎢砂4193噸，出口總值達400多萬元。[23]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民經濟部部長的毛澤民，還先后經營管理蘇區的鹽池、煤礦、油礦等工礦業設施。
三、敢冒風險，大膽用人
領導者在用人上，不但要善于發現人才，用人所長，還要敢于冒險，打破常規。本尼斯曾提出優秀領導者的“五種技巧”，其中之一就是大膽用人。“能夠信任他人，即便風險看上去很大。不輕信他人經常是自我保護所必須的，但如果因此就時時保持戒心，疑心重重，那就會得不償失。從長遠看來，寧可有些輕信、冒一點遭到欺騙或者失望的風險，也比認定大多數都沒有能力或者不誠實要好。”[24]中國古人老子也有：“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第四十九章)
銀行家與“老石油”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任命毛澤民為國家銀行行長。此前，毛澤民雖然經營過合作社、出版社，對銀行業確實是外行，他推薦、選拔了辦起閩西工農銀行和江西工農銀行的曹菊如。后來，曹菊如成了國家銀行的權威專家，也成為毛澤民從事金融銀行業的得力助手。建國后，曹菊如成為新中國銀行業的領導人之一，長期擔任新中國的國家銀行行長。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毛澤民任國民經濟部部長。為了發展陜北的石油礦業，毛澤民把西北工業委員會技術處黨支部副書記高登榜調入國民經濟部，并任延為長油礦行政礦長兼第一任黨支部書記，迅速組織力量，恢復油礦生產，解決黨中央機關和群眾的用油問題。高登榜來到了延長油礦，開始了油礦工作，經過努力，使其走上正軌。后來，許多同志戲稱高登榜為我黨的“老石油”，起因在此。
“有問題也可以用”
蘇維埃銀行要發行自己的紙幣，毛澤民到處物色能繪制票面圖案的人。當他了解到福建有個黃亞光，擅長畫畫繪圖，寫得一手好字，但被打成社會民主黨、“AB團”嫌疑分子關押著。毛澤民找到中央保衛局長鄧發說：“老鄧啊，福建被關起來的那個黃亞光，你下令把他放出來，我要用。”有同志說，黃亞光的問題沒有弄清楚。毛澤民反問：“有什么問題?即使有點問題，我們也可以使用嗎?”就是這樣，黃亞光同志到了國家銀行。黃亞光后來得到平反，稱為我黨優秀的銀行家和出色的黨政領導人，他曾感慨地說：“毛行長救了我，要不，我可能被殺頭了。”[25]
與國民黨人合作
國民黨礦產資源委員會在陜北建有延長、永坪兩個油礦。紅軍占領陜北后，兩礦停止生產，二十多名技術人員被紅軍關押。中央國民經濟部部長毛澤民派人高登榜做了詳細調查、了解到具體情況后，給擔任中央領導的博古寫了請示：“博古同志，我部派高登榜同志去兩個油礦做了一番了解，那里的生產基本是停頓的。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二十多名技術人員還在關押著這些人員是油礦生產的骨干力量，請求你批準釋放。”博古批準釋放后，毛澤民喜笑顏開，說：“這下好了，技術人員有了。”他指示當地政府立即給這些釋放的技術人員洗澡，理發，換衣服，分配窯洞，解決吃飯問題，還親自去看望他們，請他們吃飯飲酒。席間，毛澤民說：“你們都是技術人員，過去同國民黨合作，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作，我們是能夠合作得很好的。我們的工作就是為了出油，出油就是為了打勝仗。”毛澤民還特意把原勘探事務所所長嚴爽請到國民經濟部，和他一起研究恢復和發展石油生產問題，并委任嚴爽為石油廠廠長。后來，這批技術人員為新中國石油工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嚴爽后來到了玉門油礦，解放后曾擔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長等職。[26]
請勞改犯幫忙
章華，原是美資礦商“華記公司”的采辦，后又到實力更雄厚的英資礦商廣巨安公司做采辦，紅軍來后，成立公營鎢礦，章華仍為采辦。后來，章華偷拿了八塊光洋的公款，事發后，在礦上接受勞動改造。一次，紅軍滯留在贛州兩船軍用物資無法運回來，毛澤民拿出100塊光洋獎賞，請勞改犯章華出頭，幫助紅軍把這批物資運回了蘇區。[27]
四、誠信經營，民生為本
“領導者必須要贏得并維持信任。信任是社會凝聚力，可以凝聚貢獻和投入，促進行動以產生結果。沒有信任，你不可能成功。”[28]1921年春節，在大哥毛澤東的引導下，毛澤民把房子讓給鄉親住，把田地送給窮人種，別人歉他家的錢也一筆勾銷，帶著全家，挑著簡單的行李，去了長沙，走上了革命道路。[29]舍小家而為大家，是他的畢生追求，也是他從事革命工作的動力所在。毛澤民經營工商業，始終堅持 “為大家”的宗旨，大家是公，是蘇維埃共和國，共和國的根本則是人民。所以，毛澤民之講經營的誠信，不只是一種經商之道，而且是一種從政之道，他所面對的顧客是人民，對顧客的誠信不欺，即是對人民的忠貞不貳。
讓家家戶戶燒上飯
在中央蘇區經營鎢礦時，他看到鐵垅山礦區瘧疾多發，是個有名的“擺子區”，而當地群眾全賴迷信，或采用“水斗”、“火斗”、“走擺子”、生吞蛤蟆等土辦法醫治，不少人被多去了生命。毛澤民和總務科長商量，分頭請郎中、找房子，辦起了礦山醫院。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以后，國民經濟部部長毛澤民，詳細了解了瓦窯堡四周土特產，如油、鹽、糧食、礦產等情況之后，安排高登榜到經濟部工礦科，主要負責挖煤工作。他說：“你的任務是管煤窯，把煤挖上來，運到這里，讓家家戶戶都能燒上飯。”高登榜領受任務，早出晚歸，管理瓦窯堡附近的小煤窯。煤礦的管理說到底就是挖煤、運煤兩項，人工挖出煤，再用肩扛牲口馱，送到供煤點。經過努力，實現了毛澤民“讓家家戶戶都燒上飯”的目標。[30]
“紅軍票”與“窮人的銀行”
長征途中，蘇維埃國家行在遵義等地方發行過紅軍幣，但形勢發展紅軍需繼續轉移北上，為避免給群眾造成損失和保持“紅軍票”的信譽，蘇維埃國家銀行堅持到部隊都撤走了，估計紙幣基本回收了才撤離遵義，繼續長征。在延安時期，特別是合作社企業開辦走經濟民主、群眾路線的道路，3毛1股的合作社股份，允許群眾分3期繳納，使貧苦群眾既能買到合作社的便宜物品，又成為小股東，合作社辦成“窮人的銀行”，培育窮困大眾的主人翁意識。[31]
先兌換，再轉移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一再失利，蘇區財政捉襟見肘，再加上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和造謠煽動，蘇維埃紙幣面臨擠兌風潮。為維護蘇維埃幣的信譽，毛澤民采取了積極的應對策略。首先，大量籌集物資，為此澤民親自跑到前線，通知部隊，把繳獲的日用品、食鹽、布匹運回蘇區合作社。接著，推出自由兌換政策，拿出金庫的現洋、銀元，公開兌換蘇維埃紙幣。連續兌換了兩天，蘇維埃金庫的現洋已經所剩無幾，老鄉們還在爭相兌換。同志們主張停兌，毛澤民說：“現在群眾兌換勢頭正高，不能停換。換出光洋是為提高紙幣信譽，只有提高紙幣信譽才能穩定金融。”隨后，澤民下令合作社出售物資，現洋不收，專收蘇維埃紙幣。老鄉們紛紛議論：“喲，誰說紙幣要過期，誰說紙幣不值錢，你看政府拿出光洋兌紙幣，現在賣東西又專收紙幣呢!”群眾又拿現洋兌換蘇維埃幣，結果收回的現洋比兌出去的還多。[32]紅軍撤離中央蘇區時，毛澤民領導國家銀行工作人員盡量把發行的紙幣從群眾手里兌回來，兌換工作人員堅持在紅軍撤退的最后時刻才停止兌換。[33]紅軍長征時，部隊攜帶了大量的蘇維埃鈔票。在遵義期間，群眾都要現洋，不愿意使用蘇維埃鈔票。毛澤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蘇幣威信，號召群眾使用蘇幣。他把沒收來的東西，除分發給群眾外，留下來一部分物資拍賣。在拍賣時，盡先要蘇幣。此外，他還規定了一元蘇幣，可以兌換一元二角現洋，可以換兩元國民黨的法幣。他還親自組織人員向群眾宣傳這個兌換的規定，并兌現這個規定。這樣一來，蘇維埃鈔票的信用大大提高，群眾也愿意使用了。[34]紅軍從遵義轉移時，毛澤民又如在中央蘇區一樣，把發行出的蘇幣再從群眾手中兌換回來。軍情緊張，為提高兌換速度，設立了幾個兌換處，共兌換了好幾天。[35]
不符政策，天理不容
紅軍東征山西，我在團部任黨總支書記，帶著一個連隨蘇維埃政府經濟部長毛澤民在倒塔一帶籌糧。我們查到這個村子里有一家大地主。主張把這個地主抓起來，沒收他的全部財產。我們把自己的想法向毛澤民部長作了匯報。毛澤民聽完后，仔細看了我們提供的材料，親自復查了那個人的情況。最后，毛澤民同志給那個人定了個地主兼資本家。毛澤民同志對我們講：“應該沒收他地主的部分，商業部分不能沒收，我們還要發展工商業嘛。”[36] 1936年7月，鹽池縣在開展土地斗爭中對黨的政策理解不深，掌握得不準，執行政策水平不高，工作中，打土豪出現擴大化傾向，把一些富農和商人也扣押起來，并沒收了他們的財物。毛澤民同志發現這些情況后，立即糾正錯誤，當即釋放了在押的商人，退還了所扣押的牛、羊、駱駝等財物。[37]開始，有些干部想不通，毛澤民給大家解釋保護工商業者的重大意義，耐心解釋黨的政策，說：不符合政策，天理也不容!毛澤民的護商仁政影響甚大，縣城二十多家私商陸續開門營業，市場持續繁榮，城鄉交流日益增多。[38]
[1] 約翰·阿代爾、彼得·里德《領導力的9堂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第44頁。
[2] 約翰·阿代爾、彼得·里德《領導力的9堂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第7、45頁。
[3] 曹宏、周燕《從韶山農民到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的紅色理財之路(上)》，《黨史博覽》2007年第6期，4-7。
[4] (方志純《一顆隕落的明星——回憶毛澤民同志》，《回首當年——方志純革命回憶錄》，第376頁)
[5] （曹宏、周燕《從韶山農民到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的紅色理財之路（上）》，《黨史博覽》2007年第6期，4-7)
[6] (錢希均《憶毛澤民同志兩次過遵義》，舒龍主編《毛澤民》，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頁)
[7] (王群《長征途中的毛澤民同志》，《紅旗飄飄(5)》，第180頁)
[8](曹春榮《長征路上的“馬背財政”》，《檔案春秋》2019.11，第39-43頁)
[9] (錢希均《憶毛澤民同志兩次過遵義》，舒龍主編《毛澤民》，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頁)
[10] (高登榜《追憶與毛澤民同志共同戰斗的歲月》，《中共黨史資料》第49輯，第33-35頁)
[11] (王彩銀《毛澤民在鹽池——從一件銅手爐談起》，《文物鑒定與鑒賞》2012.8，第25-26頁)
[12] 毛澤民《1928年12月8日給黨中央的一封信》，舒龍主編《毛澤民》，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頁。
[13] (約翰·阿代爾、彼得·里德《領導力的9堂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文版，第9頁)
[14] (彼得·德魯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機械工業出版社中文版，第92-93、95頁)
[15] (付秀宏、劉春光《毛澤民的金融生涯(上)》，《文化》，2019.5，第63-65頁)
[16] (曹宏、周燕《從韶山農民到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的紅色理財之路(上)》，《黨史博覽》2007年第6期，4-7)
[17] (朱少偉《毛澤民與上海書店》，《聯合時報》2014.12.5，第六版)
[18] (《蘇區鈔票的防偽技術：毛澤民的俄文簽名》，《文史天地》2012.1，第94頁)
[19] (謝里仁《在中央造幣廠》，《回憶中央蘇區》，第404頁)
[20] (毛遠志在《我的父親毛澤民》，原載《新疆日報》，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927/c85037-23060421.html)
[21] (曹宏、周燕《從韶山農民到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的紅色理財之路(上)》，《黨史博覽》2007年第6期，4-7)
[22] (錢希均《從岳麓山下到西北邊陲——憶澤民同志》，《革命回憶錄(12)》，第112-113頁)
[23] (曹宏、周燕《從韶山農民到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的紅色理財之路（上）》，《黨史博覽》2007年第6期，4-7)
[24] (沃倫·本尼斯、伯特·納努斯《領導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第51頁)
[25] (錢希均《從岳麓山下到西北邊陲——憶澤民同志》，《革命回憶錄(12)》，第111頁)
[26] (高登榜《追憶與毛澤民同志共同戰斗的歲月》，《中共黨史資料》第49輯，第31-33頁)
[27] 朱天紅、逸晚《毛澤民傳》，華齡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頁
[28] (沃倫·本尼斯、瓊·戈德史密斯《領導力實踐》(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姜文波譯，第9頁)
[29] (錢希均《從岳麓山下到西北邊陲——憶澤民同志》，《革命回憶錄(12)》，第98-99頁)
[30] (高登榜《追憶與毛澤民同志共同戰斗的歲月》，《中共黨史資料》第49輯，第31頁)
[31] (舒龍《毛澤民》，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頁、170頁)
[32] (錢希均《從岳麓山下到西北邊陲——憶澤民同志》，《革命回憶錄(12)》，第114頁)
[33] (舒龍《毛澤民》，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頁)
[34] (王群《長征途中的毛澤民同志》，《紅旗飄飄(5)》，第180頁)
[35] 錢希均《憶毛澤民同志兩次過遵義》，舒龍主編《毛澤民》，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頁。
[36] (高克恭《我在紅二十八軍的一段經歷》，《革命回憶錄(10)》，第73頁)
[37] （王彩銀《毛澤民在鹽池——從一件銅手爐談起》，《文物鑒定與鑒賞》2012.8，第25-26頁)
[38] (付秀宏、劉春光《毛澤民的金融生涯(下)》，《金融經濟》，2019.7，第64-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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