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走過了百年艱辛輝煌的歷程。從建黨時只有50多個黨員的弱小組織，發展成為具有9000多萬黨員，14億人口大國的執政黨，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成就。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的管理是科學的，效率之高、成就之大，舉世無雙。
中國共產黨的管理即紅色管理，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老一代黨政軍領導人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進行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創立的。周恩來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締造者之一。他是新中國的首任總理，也是世界上任職時間最長的國家總理。他輔佐毛主席治黨、治軍、治國，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壯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盛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在實踐中，形成了獨特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作風。他以正治國的管理之道對各級黨政軍領導干部、企業管理者提高管理水平，開拓創業，成就偉業，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行正道，光明磊落
周恩來領導處理所有事務都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從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行正道，光明磊落。工作中堅持原則，講策略方法，不走“歪門邪道”不搞“陰謀詭計”。
站穩立場，勇于擔當。周恩來認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為人民謀利益是黨和政府的根本任務。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作決策，處理事情。把為人民謀利益作為黨的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在他的一些講話、主持起草的報告和有關論著中，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時刻不忘解決人民群眾生活問題，把為人民謀福利放在首位，作為考慮一切問題的基點。1956年，當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經濟建設已成為全黨全國的中心任務，但是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的位置如何擺，是先生活后建設，還是先建設后生活，這確實是一個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周恩來提出了經濟建設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相互一致的觀點。反對只顧當前生活、吃光用光的高消費，也反對不顧人民當前需要、過分地束緊褲帶搞建設。他認為，無論是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看，還是從近期利益看，經濟建設的發展都要兼顧人民生活的改善，無論何時何地，兩者均不可偏廢。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經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務。黨和國家關心人民的生活，并為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奮斗，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標志。為此，周恩來曾作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周恩來在任期間，領導編制了四個五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堅持把為人民謀福利放在首位，正確處理農輕重的關系，使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國家建設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統一起來。
從1958年春開始，“共產風”的“左”傾錯誤發展得嚴重起來，急于求成，急于求純之風愈刮愈兇。1960年外有赫魯曉夫撕毀合同、撤走專家、逼我還債之憂，內有自然災害、生產下降、物資短缺，人民生活困難。國務院各部、委、局和各省、區、市上下出現互相埋怨的情況。周恩來主動承擔三年困難時期出現問題的責任，鼓勵大家緊密團結，戰勝困難。有同志對他說，“總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擔在你的身上”。周恩來回答說，“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在國家處于嚴重困難時期，周恩來親自掛帥，指定國家經委和有關各部領導同志成立生產調度十人小組，具體工作由谷牧同志牽頭。每晚開調度會，會后向他匯報請示，第二天清早傳達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如動用國庫解決短缺物資，組織增產節約措施，緊急調度車船搶運救濟物資，甚至連煤礦工人家屬因糧食供應不足，擠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糧問題，也立即采取特殊措施，加供一頓井下工人的糧食補貼和每月供應2斤白酒。在周恩來的主持下，研究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以 “退夠”求前進，使國民經濟得到健康發展。1960年6月18 日在上海會議上，毛主席在《十年總結》中指出：“在這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1956年恩來同志提出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在熱火朝天的大干快上社會主義建設中，全國高指標、高速度蔚然成風。而周恩來卻能“眾人皆醉、唯我獨醒”，敢于對高指標“壓一壓”，堅決“促退”，而且頂住壓力，主動承擔責任，努力扭轉困局。體現了周恩來清醒的理智，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實事求是、科學決策，勇于擔當的精神。
海納百川，用人為賢。周恩來一貫主張各級領導班子要搞五湖四海，反對拉幫結派，任人唯親，在籌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過程中也是如此。他說：“不能由共產黨一統天下。廣大民主人士在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長期斗爭中做出過貢獻，在人民政府中應有他們的地位。只有這樣，我們的《共同綱領》才算名實相符，與共產黨共患難的朋友才會稱心滿意。”在考慮政務院副總理時，有人主張全部由共產黨擔任。周恩來斬釘截鐵地說：“絕對不可，必須有黨外人士。”他經過深思考慮，建議由郭沫若和黃炎培擔任副總理。黃炎培在舊中國曾多次拒絕政府的高官聘請。周恩來認為，黃炎培不僅德高望重，而且是個難得的人才，決心要把他請出來擔任公職。1949年10月的一個晚上，周恩來親自登門做工作。當說明來意時，他果然不肯，說：“1946年我68歲，已覺得老化了，做不動官了，如今72歲，還能做官嗎？”周恩來還是高人一著，對黃炎培說：“你出來擔任的公職，不同于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由各黨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自己有了‘劇本’，自己怎么不上臺唱呢？”這段話說得頭頭是道，言詞誠懇生動，特別是把公職解釋為“做事”、“為人民服務”，確是別開生面，格外動人，這不能不使厭透舊社會官場惡習的黃炎培為之一振，不好拒絕為人民服務。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懇談，終于被周恩來說動了心，不過他表示讓他再考慮考慮，等第二天回話。周恩來非常高興，表示尊重他的意見。到了第二天晚上，周恩來再次登門，兩人一見面，黃炎培就高興地表示，愿意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一職。任職后不久，黃炎培在回答子女提出的疑問時，詳述了周恩來向他作動員的經過，并嚴肅地解釋說：“以往堅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我做的人民的官啊！”
除了郭沫若、黃炎培兩位民主人士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外，還有在民主革命中起過重要作用的老同盟會員李書誠擔任農業部長，民主黨派負責人朱學范、章伯鈞、馬敘倫、李德全、梁希、史良、胡愈之分別擔任郵電部長、交通部長、教育部長、衛生部長、林業部長、司法部長、出版總署署長，譚平山和何香凝分別擔任人民監察委員會和華僑事務委員會的主任。對和平解放北平有特殊貢獻的傅作義，不僅安排為國防委員會員，而且被任命為水利部部長。周恩來對各方朋友都給予極大的照顧，使各民主黨派的領袖和社會賢達、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到了政府機構中。據統計：在政務院及其下屬機構的負責人中，各民主黨派人士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也占了相當比重：如4個副總理，有共產黨員2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2人；21個政務委員，有共產黨員10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11人；政務院下屬的30個機構的93名負責人，有共產黨員51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42人。這一五湖四海的人事安排，使許多民主人士都交口稱贊周恩來的周到安排和共產黨的博大胸懷，真正體現了“海納百川，用人唯賢”。
嚴格要求，關懷備至。據周恩來的秘書回憶，他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部屬要求很嚴格。工作從不推諉，也不爭功諉過，不做一味的老好人，而是真誠關愛。他和同事之間的相互尊重信任、不是表面上的相互吹捧，而是以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標為前提條件的，從政治上關心、工作上幫助、生活上照顧，增進了上下級的深厚感情，激發了大家奮發向上的工作激情。周恩來善于創造一切條件和氛圍鼓勵他人發表見解，虛心聽取和認真對待各種意見，善待那些敢講真話、實話甚至“冒犯”領導的人。論證長江葛洲壩水利工程時，長江規劃辦主任林一山始終持有不同意見，每次開會，總理都特意囑咐秘書通知他到會。會間，他還要問一聲：“林一山同志來了沒有？”他不止一次地說：“林一山敢提意見，總得有對立面，沒有對立面危險得很。”對工作責任心不強的官員，周恩來不講情面，嚴肅批評教育。當時，有的部長送來的材料連數據都是錯的。遇上這樣的情況，周恩來當眾為難他們，讓那些懶散糊涂的官員下不了臺。他說，“這就是你弄的文件？數字都弄錯了。” “你看看，這文件搞的是什么，難道還要我給你們當秘書？”有的部長匯報工作，到會有百余人，他們都照著念，生怕出差錯。可是，越是緊張越是念錯字。周總理就打斷說“不對，看清了再念”。后來，周恩來找來這位部長，追問：“這里的問題到底是制度不健全還是責任心不強，官僚主義？”這位部長無言以對。有一次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外賓，可是大廳里斷電了，懷仁堂剎那間一片漆黑，搞得人們都很難堪。后來電恢復后，接見照樣進行。周恩來從容大度，不露聲色，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過。待到晚上，人們都休息了，周恩來突然命令工作人員發出通知，召開緊急會議，把相關負責人叫來，研究中南海停電的事。周恩來說：中南海的電力都沒有保證，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個環節上？與會的人這時才知道深夜緊急會的原因。后來一個一個地追查，找到問題所在，并給予了及時處理，解決了中南海的后勤保障。會后，周總理幽默地說：“你們沒有少打哈欠，知道嗎？我有意在這個時候把你們找來，是讓你們印象深一點。”周恩來用這種特殊形式來處理問題，給部長們隨時敲響警鐘。
當同事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困難時，周恩來及時關心幫助。他長期主管外事工作，深知翻譯的辛苦。他常常事先就讓翻譯知道大體內容，讓他們先看有關文件和講話稿，預先準備。他看到翻譯在宴會上顧不上吃飯，就故意與中國同志說話，讓翻譯抽空吃點東西。工作人員家里有困難，周恩來知道了總是解囊相助。誰家生了孩子，他讓鄧大姐送去老母雞和雞蛋；誰家有人生病住院或其他困難，他和鄧大姐出錢慰問。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西花廳的工作人員成立了一個互助會，每人每月交1元錢作為基金，誰家里一時有困難，就可以用這筆錢救急。如果有誰離開了或調走了，再如數還給他。這事被周總理知道了，他交了12元錢也參加了。警衛戰士家里遭水災或有其他困難，周總理和鄧大姐還另外拿出自己的工資來救濟。
二、樹正氣，揚清除濁
周恩來深刻認識到，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就要在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中，樹立勤政為民、求真務實、清正廉潔的清風正氣，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貪污腐化的歪風邪氣。
勤政為民，反對官僚主義。他認為，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牢記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做人民的勤務員。他身體力行，心系人民，急群眾之所急，憂群眾之所憂，同人民群眾同甘苦、共命運。他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件件放在心上。吃飯問題是人民生活中最大的問題。周恩來對這個問題操心最多。新中國成立伊始，他就指出：“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他親自抓北方農業，都與解決吃的問題有關。特別是“大躍進”之后的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為解決糧荒，花了很大精力。他一方面統籌安排，由中國人民銀行支付大筆外匯，從國外進口大批糧食。另一方面，精心計算，親自抓糧食調撥，幫助嚴重缺糧的省份渡過難關。據周恩來的工作臺歷記載，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兩年零四個月里，周恩來關于糧食問題的談話達115次，還多次出京調查糧食情況，解決糧食調撥問題。從周恩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仍保存的32份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之多。周恩來還設計了一張《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由于長，被稱為“哈達表”。1958年中央決定加速首都城市建設，包括改造天安門廣場和興建十大建筑。當時人力、物力、財力都很緊張。周恩來指示：“一定要同時注意解決人民居住問題，今年北京住宅的計劃少了，應增加二十萬平方米、八個月搞起來，不搞科學館、美術館，也要蓋住宅。”廣大群眾積極支持興建人民大會堂，當地許多居民主動搬遷讓地，投親靠友。周恩來非常關心這些群眾的，多次過問，并指示在和平里修建新住宅樓，妥善安置搬遷的居民。當他察覺住宅建設進度緩慢時，在一次會議上，專門談到這個問題，嚴肅指出：“你們光注意搞人民大會堂，不注意群眾的生活問題；大會堂蓋好了，群眾安置不好也不行！我們的人民群眾多么好啊，我一想起他們就日夜不安。”由于周恩來的親切關懷，搬遷的居民很快住進了新樓。周恩來又指示有關部門：“人民大會堂建成后，要把全部搬遷的群眾請回來參觀，請他們看一場文藝演出。”
周恩來深惡痛絕官僚主義。他認為，對于執政黨來說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而脫離了基本群眾，就會喪失黨的群眾基礎，沒有了基礎就成了沙灘上的建筑物。他將脫離群眾稱作為“搞社會主義的大病”，要堅決反對脫離人民群眾的官僚主義。他每次作政府工作報告，總要尖銳地批評官僚主義。1963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的報告中，把官僚主義表現歸納為20種，詳細進行剖析批判，以警示政府工作干部。周恩來認為，治理官僚主義作風，關鍵在一個“治”上。只要敢“治”，上梁正了，下梁豈敢自歪？他反對官僚主義并非停留在口頭上，而是身體力行。1960年冬，中央開始調整農村政策，周恩來派出工作組到河北邯鄲農村就公共食堂等問題調查了20多天，未能摸到真實情況。周恩來不滿意，親自到武安縣伯延村蹲點五天。他走訪了幾十戶貧下中農家庭，了解群眾的生產、生活情況，視察集體食堂，查看社員伙食，并與群眾同吃玉米面糊，召開社隊干部、社員代表、農技人員等參加的座談會。開始大家不敢說話，周恩來笑著指指身后墻上的畫像（當時普遍張貼七位中央常委的畫像）：我叫周恩來，就是墻上的那個人。你們看像不像？這次我來是想聽大家的心里話，有話只管說，說錯了也不要緊。當時社員群眾最關心食堂問題，但都不敢說食堂不好。沒有人愿意告訴總理饑餓的實情，大家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不給國家添麻煩。蹲在總理身邊悶頭吸煙的村民張二廷在總理問到他時，頭一個跳起身“放炮”：要說食堂好，全是假話。食堂吃不飽。還愣沖沖來了一句：“你要是糊弄我們，總理，再過兩三年，你也會餓死的。”周恩來聞言猛然一震，沉凝片刻，眼里噙滿淚水：“還是我這個總理沒當好，我先道歉，對不起大家。”周恩來很贊賞張二廷率直地說了真話，反映了食堂存在的問題以及一些干部的作風問題。他主動與張二廷交朋友，親自到張家看望，在炕沿上兩人促膝交談。經過多方面調查了解，周恩來認為不宜繼續實行大食堂供給制。他及時把自己調查的情況詳細地向毛主席匯報。隨即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周恩來根據在邯鄲調查獲得的真實情況，綜合了其他領導同志在各地調查的材料，如實地向中央作了匯報，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問題。后來中央和國務院在農村政策上采取了新的做法，滿足了群眾的要求，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推動了農村經濟形勢的全面好轉。
求真務實，反對形式主義。周恩來認為，無論是干革命還是搞建設，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工作中不僅要善于提出工作要求，制定工作計劃，更要做到付諸實施，說到做到。堅決反對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義。周恩來說過，建國以來他重點抓兩項，一項是上天，一項是水利。抓“上天”，就是抓“兩彈一星”為核心的科技攻關，水利是指各種水利工程。前者關系到國勢，后者關系到民生。周恩來對此鍥而不舍，一抓到底，落地生根。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周恩來曾親自抓了我國的“兩彈一星”建設。在首次核試驗之前，他就主持召開了9次專委會，討論解決了100多項重大問題。圍繞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攻關，組織了26個部（院）、2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9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參加攻關。在每次核試驗之前，周恩來總要仔細詢問可能影響成敗的各個關鍵環節，解決實際問題。1970年4月1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會議，聽取衛星發射各個系統工作準備的情況。有位專家匯報時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語錄，再要念第二段時，周恩來說：“直接講衛星的情況吧，我看毛主席語錄就不用念了。”當匯報到衛星會飛經蒙古上空時，將蒙古說成“蒙修”，周恩來插話說：“蒙古就是蒙古嘛，蒙古修了，難道領土也修了？不要什么都講修呀修的。”周恩來一邊仔細聽著匯報，一邊提出問題，問道：“衛星能不能準確入軌，能不能清晰地播放出《東方紅》樂曲……還能測量哪些空間物理參數？”這次會議從晚上7時一直開到深夜零時，整整5個小時，中間沒有休息。周恩來自始至終精神飽滿，邊聽，邊問，邊記錄，一絲不茍，與大家共同研究解決難題。1964年10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6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70年4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
對于治水工作，周恩來也是一抓到底。專家們說，周恩來是主持全國治水工作的“總工程師”。從修建官廳水庫、密云水庫，到淮海工程、荊江分洪工程、引黃濟衛工程、三門峽工程、葛洲壩工程等全國重大水利工程建設，都滲透著周恩來的心血。原水利部長錢正英回憶說，周恩來親自領導我國的水利事業，他的足跡遍及祖國江河，每一個時期水利工作的方針任務，每一條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周總理親自主持審定。到70年代中期，我國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一定標準的防洪體系，修建了佛子嶺、青銅峽、三門峽、十三陵等星羅棋布的86000個大小水庫，創造出林縣紅旗渠人工天河的世界奇跡。灌溉面積從解放初的2億畝發展到7億畝，水利發電從解放初的16.3萬千瓦，發展到2700多萬瓦，機電排灌設備從解放初的9萬多馬力發展到8000多萬馬力。江河面貌和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根本性改觀。人民政府確實解決了百余年來歷屆政府所未能解決中國人民吃飯的問題。
清正廉潔，反對貪污腐化。從新中國政府建立之日起，周恩來就為建立“廉潔而講道理的人民政府”進行不懈的努力。他認為，人民賦予的權力只能用來為人民服務，權力越大，責任越大。而首當其沖的，則是從政廉潔。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就指出：“我們的國家機關是屬于人民群眾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它同舊中國的壓迫人民的管家機關在原則上基本相反。”“假公濟私，貪污詐騙，任用私人，打罵群眾這些舊官僚機關的傳統惡習，在我們的國家機關里是完全不允許的，并且這些現象在我們絕大部分的國家工作人員中也絕跡了。人民群眾第一次看到了廉潔的、認真辦事的、艱苦奮斗的、聯系群眾與群眾同甘共苦的共患難的自己的政府。”他要求：“我們每一個領導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要反對特殊化作風，恢復和發揚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當好人民的勤務員，樹立新風氣。”
建國后，一些黨員干部思想逐漸發生蛻化，脫離人民群眾，貪圖享樂。周恩來對于少數領導干部的腐敗墮落問題，與毛主席一樣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堅決反對黨員和干部的蛻化。認為黨員及干部如果蛻化，就必然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從而自己毀掉自己。1951年10月，天津專署的一位副專員向河北省委組織部揭發了天津地委兩任書記劉青山、張子善的嚴重犯罪事實。河北省委查實后，建議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劉、張二人。并請示華北局，華北局討論后報請周恩來批準，周恩來立即簽字同意。在這一問題上，他與毛主席一樣，向來以教育為主，不主張打擊面過寬；能不殺盡量不殺。他在與毛主席及劉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議論時，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對那些所謂“手上不干凈些”的，還應區別輕重大小，經過深入調查核實，實事求是地分別對待，以免整錯、殺錯。但是，像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大貪污犯，則不論他們有多大功勞，都是不可饒恕的。周恩來說，“這種情形如果不加以打擊和鏟除而任其發展下去，則我們革命派、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團體日益受著資產階級的侵蝕，其前途將不堪設想。”
他經常用毛主席關于“兩個務必”和“絕不當李自成”的講話警示干部，大力宣傳雷鋒、焦裕祿、南京路上好八連、大慶油田、大寨大隊等先進典型，在全社會弘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艱苦奮斗精神的正氣新風。他要求共產黨的干部要過好“五關”，即指過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第一，過思想關，就是在世界觀、人生觀等方面做到思想不落伍，跟上時代的步伐，做到與時俱進。第二，過政治關，就是解決立場問題。只有政治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愛憎分明，是非分明，才能更好地服務人民。第三，過社會關，就是在面對社會的消極影響時，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并以積極的心態去改造它。第四，過親屬關，就是指不要因為是親屬就不顧體制給予照顧，而是應該更積極地把親屬交給社會去鍛煉、管理。第五，過生活關，就是指在生活中要艱苦奮斗、知足常樂，注重精神、思想上的修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他呼吁領導干部，“首先是我在內的這四百零七個人（指當時國務院及其直屬機關的領導干部）應該做出一點表率來。他積極主張依法治理貪污腐化，不搞人治，反對“領導人定生死”和“功過相抵”等陋習，加強監督制約，從制度上進行預防。建國初期，周恩來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員會、人民監察室等專門監督機構，強調監督要實現多元化，充分發揮人大、政協、工會、社會各界、新聞媒介和政府機關內部的相互監督作用。他還主持或協助制定了共和國第一批懲治腐敗的專門性法規文件。1951年12月，黨中央決定開展“三反”斗爭，周恩來主持起草了《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關于反貪污斗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和《關于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斗爭的指示》等文件，要求各單位限期發動群眾開展斗爭。1952年1月5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第三十四次常委會上作了《“三反”運動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講話，號召全國工商界積極參加“三反”運動。3月，他又連續主持政務院工作會議，公布了《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兩個文件，文件根據“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規定了對貪污分子的處理辦法。
三、立正身，嚴于律己
中國古語說，“政者，正也”，“己不正，焉能正人？”公生明，廉生威。打鐵首先自身硬。周恩來畢生嚴于律己，兩袖清風，廉潔奉公。
對自己，嚴守紀律，公私分明。他在半個多世紀革命和建設生涯的各個歷史時期，在他的戰斗、工作、生活、人際交往的各個方面包括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都嚴格以黨性原則指導自己的行動；無論人前人后，在沒有任何人監督的情況下，仍然自覺嚴格遵守黨的紀律，為全黨做出了榜樣。他長期擔任政府總理，但越是身居高位，越懷敬畏之心。周恩來認為，共產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反對特殊化作風，要使艱苦樸素成為我們的美德，不要向剝削階級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齊，要向我們歷來的艱苦樸素的生活看齊。他曾說過：“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會影響一大片。” 在開國大典時，他仍然穿一套舊的絳色咔嘰中山裝。身邊人員建議做一套新衣服。他說：進城以后不能學李自成啊，今天開國大典，更要注意。我不能帶這個頭哇！他認為在中國這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封建主義思想影響很深，民主傳統十分缺乏的國度里，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點。請客送禮不僅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更重要的是助長一種腐敗的社會風氣，必須堅決克服。1949年12月30日，為了節儉地過好新中國的第一個春節，周恩來主持政務院第13次會議，通過了《新年和春節期間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不得宴請、收送禮物和相互拜年的規定》。他身居高位從不謀私。平時外出，吃飯、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錢。乘車到醫院看病、看望朋友，每次都要司機老楊記下公里數，自己交汽油費。他從不收禮，也不允許地方給中央送禮。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機關的生活很艱苦，就從青海湖打撈了2000多斤鰉魚運到中央辦公廳。周恩來知道后，要求退回去。但因為路途遙遠，退回去，魚會腐爛，他才同意作價，把款匯過去。為此事，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發了通報，要各省、市以此為戒，不準再送東西給中央。凡是送給他個人的禮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關部門處理。1973年10月14日，周總理陪同外賓在洛陽參觀龍門時，見到北魏時期的《龍門二十品》拓本。周總理一邊翻閱，一邊說買一套帶回去。于是，周總理問明每套的價錢，便問秘書帶了多少錢，秘書說錢帶得不夠，周總理又問在場的一位省委常委帶錢沒有。這時，洛陽市一位陪同的負責同志提出送給周總理一套。周總理嚴肅地說：“國家的財產怎能隨便送人！”當講解員對《龍門二十品》拓本作介紹時，周總理又問外交部的一位同志：“到底帶了多少錢？”這位同志也說錢帶得不多。秘書看到周總理的心情，問周總理：“是不是可以讓他們先給一套，以后再把錢匯來。”周總理認真地說：“不行，那樣他們就不要錢了。”就這樣，周總理臨走也沒有帶《龍門二十品》拓本。
在六十年代困難時期，國務院開會，不上茶。在一個大盤子中放上一小包的茶葉和煙，上面都標著價，誰用誰付錢。新政府建立后，有人提出要修政府大廈，周恩來說：“我們一定要執行毛主席勤儉建國的指示，在我任總理期間，決不修政府大廈。”他反對各地建樓堂館所，要求國務院要帶頭艱苦奮斗，勤儉建國，樹一代共產黨人的新風。他所住西花廳的房屋，窗戶裂開大縫，冬天工作人員只好用報紙把窗戶縫糊起來。地面潮濕，鋪的是大塊方磚。有關方面，幾次要給他修房子，都被他拒絕了。有一次，趁他外出工作，把房子簡單地維修了一下。他回京后，在全體國務委員會議上，做了多次嚴肅的自我批評，檢討自己沒有把好關，承擔了全部責任。后來部長們說，“總理，你別再檢討了，再檢討，我們都要落淚了。”總理說：“我做檢查是應該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帶了頭了，這是個很壞的頭。副總理、部長們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他對身邊人員說：我身為國家總理，如果帶頭修房子，下面就會跟著來。倘若一級一級都這樣來修，不知道要造成多么嚴重的政治后果。我們國家還很窮，很多群眾沒有房子住。我們難道還不能像杜甫那樣為“大庇天下寒士”著想？他還多次鄭重表態：“只要我在總理位置上一天，國務院的小禮堂就絕對不允許翻修。”
對家屬親友，不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在周恩來身邊生活了15年的侄女周秉德的記憶中，伯父對親屬的要求十分嚴格，他總對大家說：我們是共產黨，不能搞封建社會那樣的裙帶關系，不能“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周恩來與夫人鄧穎超的愛可謂至純至誠，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們兩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給妻子，但決不能搭上公家的一點東西；反過來，妻子對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關心，但決不能關心到公事里去。鄧穎超是五四運動的先鋒，中共建黨初期的老黨員，長期擔任領導工作。開國之初，許多人建議，應該讓鄧穎超在政府里擔任部長職位，周恩來堅決不肯。他說，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當部長，那么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系和政治關系就混到一起了。這不利于黨的事業，不利于我的工作，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職”。50年代，確定國家工作人員工資時，鄧穎超定為5級，他知道后，下壓一級，改為6級。60年代，他到杭州治病，鄧穎超不放心，陪著去，其食宿費完全自費按標準交納。70年代中期，在他即將離開人世時，毛主席已批準鄧穎超為醞釀中的四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見到名單后，將鄧穎超的提名劃掉了。周恩來總理的辦公室和臥室同處一棟，鄧穎超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總理工作上的事鄧穎超自動回避，總理也不與她多講一字。總理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一把，秘書一把，警衛一把，鄧穎超沒有，她要進辦公室必須先敲門。周恩來與鄧穎超這對權高德重的伴侶堪稱是正確處理家事國事的楷模。
周恩來沒有子女，但他對自己的親屬、晚輩既關愛備至又要求很嚴。親屬有困難，他或者給予經濟上幫助，或者幫助解決思想問題，“但是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能以公為私，這是嚴格的。”他列了“十條家規”：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許請客送禮；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這“十條家規”，是嚴格要求自己和家屬、親友的生動寫照，帶動很多領導干部樹立起了清正廉潔的家風。他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是政府工業部門的普通工作人員，后因病不能堅持正常上班，被有關部門安排到內務部任參事。周恩來為此向內務部部長曾山多次提出意見，又在大會上講了這種事，說他的胞弟既“不能堅持正常工作，就應該按規定辦理因病退休”，不能當參事“拿干薪”，“如果他因此生活上發生困難，我個人給予補貼。”并說“我講的不是客氣話，是要讓你們按規定去辦的。”后來他的胞弟周同宇提前辦理了因病退休手續。周恩來的侄子周爾輝在北京當教員。為了照顧夫妻關系，解決兩地分居問題，有關方面打算把周爾輝的妻子孫桂云從淮安調到北京。周恩來知道后說，照顧夫妻關系為什么不能從大城市調到小城市? 后來由鄧穎超出面給侄媳做工作，組織上調周爾輝到淮安縣中學當一名普通教員。當我國開始實行機關干部下基層勞動鍛煉時，周恩來又教育侄兒周榮慶下基層，由北京到河南當了農民。后來周榮慶當上拖拉機手，在農村成了家。“文革”期間，黨中央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周恩來教育和鼓勵侄女周秉建到內蒙草原當了牧民。在牧區，周秉建表現好被推薦入伍，穿上了軍裝。周恩來對侄女講：女兵很難當，怎么偏偏挑上了你？那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子上，這樣影響不好。他動員侄女回到內蒙古草原當牧民去了。后來，周秉建考上大學畢業又回到內蒙古大草原，并與蒙族青年結了婚，在內蒙安家落戶。侄女周秉德從學校畢業后在北京一所學校當老師。
現在，中國共產黨處在新的百年起點上，踏上了新的歷史征程。我們要銘記黨的光輝歷史，繼承發揚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領導人的偉大思想、崇高精神、優良作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改革創新，不斷提高治國理政水平，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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