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和平演變”十分警惕,這份憂慮你可理解?
眾所周知,“和平演變”是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戰略性文化武器。核心是通過擾亂視聽、擾亂民心、動搖敵對國國民信念,以及制造社會動亂以直接摧毀敵對國家的意志,最終實現其顛覆敵國政權的目的。
史料記載,“和平演變”源自上世紀四十年代后期,原本是美國顛覆蘇聯政權的戰略思維。由出身情報部門、擔任過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后來在外交舞臺叱咤風云的杜勒斯,發起并積極推動。不久,由于紅色中國的建立和快速崛起,杜勒斯將針對紅色中國實施“和平演變”作為一個重點。
因為職業關系,杜勒斯不是放空炮。自二戰末期開始,逐漸形成了“和平演變”戰略戰術體系。
杜勒斯
在總體綱領上,杜勒斯將其定義為最高戰略。他宣稱,“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的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
在可行性方面,杜勒斯胸有成竹。他說,“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
在實施策略方面,杜勒斯不拘一格。他提出:
我們一定要在(對方)內部找到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步抹去他們的存在。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肆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
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
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方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
......
瞧瞧,拋開政治立場即可看出,這確實是一套高明且完整的套路。
隨即,美國政要很快將“和平演變”轉化為具體的措施和實踐行動。以“非政府組織”的名義構建了一系列專業的“第五縱隊”,以“自由”、“民主”、“人權”、“快樂”、“愛情”等名義,通過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進行滲透。且章法分明、資金雄厚、攻勢凌厲,花樣繁多。
1958年某一天,在《參考消息》上看到杜勒斯的“和平演變”內容后,毛澤東立刻警覺起來。那段時間,毛澤東一直高度關注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思維,對相關資料認真閱讀,加上自己的批注,并指示將自己的批注連同杜勒斯的三次講話的全文印發給相關人員。
自此,毛澤東不斷在會議上對伙伴們發出防范“和平演變”警示。須知,那是1959年,舉國上下極端困難的時期,是近憂連連的形勢。
毛澤東提醒,“美國在標榜希望和平的同時,正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來達到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實現它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說,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
毛澤東強調:“我們的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國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建國10年了,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
不久,1964 年6 月14 日,談到防止“和平演變”問題時,毛澤東憂心忡忡地指出:“帝國主義說,和平演變對于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講話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此后,在不同場合,對著不同對象,毛澤東多次警告人們:我們也不太平,還有貪污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還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
毛澤東對這個“和平演變”的攻勢如此憂慮和警惕,小題大做嗎?
非也!這份憂心忡忡發自內心,且有根有據。
因為,他明白這是“攻心為上”的文化戰,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高招。
而且,深諳人性的毛澤東,深知對手此招確實厲害。
大家知道,人心是行為的大本大源,人心向背是在原始本性基礎上、受輿論引導的。但是,盡管人性有善有惡,卻有一個極大的弱點,即“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用俗語表達就是“學壞容易學好難”,這就使得美國的“和平演變”很容易生效。
為什么呢?
因為,中共領導的紅色事業,推動的是“天下為公”的體制,倡導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崇高理念,是大善之舉。“和平演變”的攻心理念則是滿足個人私欲的自由、維護權貴利益的弱肉強食,還有拋頭露面的表演式民主,等等,均屬于人性的惡點。
所以,對方出一分力,我方要出十分力,也未必能贏。
同時,共和國和平環境中生長的人們,沒有在西方模式主導的社會生活過,不知道燈紅酒綠的背后是什么,不知道紳士型笑臉的背后是什么,更不知道繁華背后大多數普通人的艱辛和痛苦,容易被表面的燦爛迷惑。
還有,“好了傷疤忘了痛”。即使是不久前有苦難的經歷,也容易忘卻,容易被紙醉金迷的表象蒙騙。
何況,對方借助先行一步發達社會的光鮮外表,占領輿情制高點,強勢奪取和掌控話語權。將因為先行一步、強取豪奪的繁華包裝成所謂民主自由的成果,用各色光鮮的名目包裝“惡”的內容,以“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之策逐漸侵蝕。
大多數人不會去深入思考和分析,無法辨識,容易誤判、跟風叫好,進而被對方成功演變。
事實上,“和平演變”的雙方打的是一種“不對稱”戰爭。對方誘導、激發人性之“惡”,可謂“順風順水”,潛移默化十分容易。我方引導、鞏固、升華人性之“善”,可謂“頂風逆流”,防微杜漸十分費力。
所以,毛澤東對此十分警惕,且憂心忡忡。
注:配圖來自網絡之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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