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被奉系軍閥殺害。他在人間只有38年，以自己短暫的生命，在中國革命史上譜寫了壯麗的篇章。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釗寫的常吟詠的名句，是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斗終身的真實寫照。
他是中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播種人，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人。他一生的奮斗歷程，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緊密相連，同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緊密相連，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歷史緊密相連。
李大釗生前曾經對來華幫助建黨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時說：
“我們這些人只是幾顆革命的種子，以后要好好工作，把種子栽培起來，將來是一定會有收獲的。”
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李大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
“李大釗同志開創的偉大事業和留下的思想遺產永遠不可磨滅，他播撒的革命種子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新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時候，我們不會忘記李大釗同志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中國人民解放和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勛。
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播撒社會主義革命火種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封建專制清王朝的大門。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從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譚祠同到孫中山、黃興等無數志士仁人為救亡圖存、復興中華，試圖從西方國家尋找藥方，但沒有找到科學理論做指導，都失敗了。雖然，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幾千年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革命的果實很快就被北洋軍閥篡奪，國家仍然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不屈的中國人民沒有放棄斗爭，先進的知識分子堅持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
李大釗7歲起在鄉塾讀書，1905年入永平府中學。青年李大釗目睹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激發了愛國熱忱，立志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
1907年，李大釗投考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就是因為，“釗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奪后，他發表文章，揭露軍閥官僚的統治給民族帶來的災難和人民的痛苦。
1913年，李大釗東渡日本，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學習。當時，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日本傳播，《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日譯本開始出版。李大釗認真閱讀了日本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他秘密發起組織“神州學會”，反對袁世凱禍國殃民、企圖恢復帝制的倒行逆施。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條件，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憤怒的李大釗編印了“國恥紀念錄”，用了六個晝夜寫出了聲討袁世凱的戰斗檄文，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警告全國父老書》。揭露日本帝國主義霸占中國的狼子野心，號召國民起來奮起自救。
1915 年12 月12 日，袁世凱稱帝后，李大釗積極投身于反袁斗爭中，很少去上課。早稻田大學于1916年2 月2 日以“長期欠席”為由，將他除名。李大釗搭乘法國輪船回國，聯絡護國反袁斗爭，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他與陳獨秀、魯迅、蔡元培、胡適、錢玄同等先進知識分子一起，以《新青年》為陣地宣傳民主主義思想和科學真理，反對封建傳統禮教。
他發表《青春》一文，號召青年“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為“索我理想之中華”而斗爭，向封建頑固勢力展了猛烈斗爭。
李大釗非常關注俄國革命，率先宣傳馬克思主義。俄國二月革命發生后，李大釗寫了《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面包與和平運動》《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俄國大革命之影響》《大戰中歐洲各國之政變》等文章，在介紹俄國革命的同時，稱俄國革命是“和平之曙光”，代表“國外政治之潮流”。
【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釗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等文章。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他深刻認識到這場革命的劃時代影響，從中看到了中華民族爭取獨立和中國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他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熱情謳歌十月革命，并預言：
“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宣傳十月革命的過程中，李大釗同志迅速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919年元旦，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第3號上發表《新紀元》指出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
“我們在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的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后，他不僅親自投入并參與領導這場偉大斗爭，還寫下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多篇文章，系統闡述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認識。李大釗將自己負責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編成“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并協助北京《晨報》副刊開辟“馬克思研究”專欄，發表一系列介紹馬克思生平、學說和貢獻的文章;他在北京大學等5所高校開設“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在中國的大學課堂上第一次系統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到武漢、上海、成都等地講學，向青年學生和民眾講述馬克思主義;他領導建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等多個社會團體，推動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研究活動。
李大釗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考察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探究近代中國國運變動的原因，得出兩個重大發現：
一是發現“中國今日擾亂之本原，全由于歐洲現代工業勃興，形成帝國主義，而以其經濟勢力壓迫吾產業落后之國家，用種種不平等條約束制吾法權、稅權之獨立與自主，而吾之國民經濟，遂以江河日下之勢而趨于破產”。
二是發現要改變這種局面，中國除了用革命手段廢除中外間的不平等條約以恢復中國在國際上的“自由平等之位置”外，還必須采用社會主義。
李大釗指明了歷史發展的新方向，即社會主義方向，深刻揭示了十月革命新潮流的實質與意義，即赤旗的勝利、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20世紀新潮流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功業”。
李大釗率先揭示出，真正要解決中國的救亡與復興問題，中國必須學十月革命。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一系列深刻的闡釋與最熱忱的歡呼，使中國人對于自己的命運及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有了科學認識，知道無論面前多么艱難險阻，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指導，以十月革命為榜樣，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復興的偉大事業必將成功。
李大釗如同那個長夜難明中國的普羅米修斯，使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沖破陰霾照亮神州，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種在大江南北逐漸燎原。他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先進青年的精神導師，一代革命青年的指路人。在他的影響下，鄧中夏、高君宇、毛澤東、周恩來、許德珩等一批有志青年迅速成長，成為革命的先鋒，共產黨的骨干，國家的棟梁。
毛澤東同志曾回憶說，
“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他是我真正的老師”。
正是在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家的艱辛努力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一大批先進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道路，推動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密切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作了干部準備。
創建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
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絕不是書齋式的純學術研究宣傳，而是堅持以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為取向。為“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達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用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經驗指導中國革命，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
他在《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釋疑》等一系列文章中，通過對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優越性及共性與個性結合的統一性等論述及這些思想的傳播，為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他開創性地回答了“中國要不要革命和怎樣革命”的問題。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要解決經濟問題，就必須進行革命，進行階級斗爭。必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革命斗爭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動力上，他認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必須依靠廣大農民，必須建立民主的聯合陣線，只有組織勞動者的政黨，中國才有希望實現“徹底的大改革”等思想主張，對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作出了最早的寶貴貢獻。
在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上，他指出：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振興中國，中國 “如欲振興實業，非先實行社會主義不可”，“一個社會主義者”“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所以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
他從俄國革命的勝利實踐中，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作用和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和基本綱領。他是中國共產黨黨建思想的早期探索者，他在一系列的文章和談話中，開拓性地回答了要“建設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明確提出黨的政治屬性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他強調，黨的政治屬性必須旗幟鮮明，“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志，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也”。他回答了黨進行革命是為了誰的問題。他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號召為“中華國家之再造，中華民族之復活”而奮斗。在黨的組織建設上，他強調既要有“強固精密的組織”，又要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鼓勵同志們“加入勞工團體”。
李大釗認為，工人階級是中國的先進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才能產生無產階級政黨。早在五四運動以前，李大釗在研究中國社會時，就十分注意工人問題。
1917年2月，李大釗經過調查發表了一篇反映北京人力車夫苦難生活的文章。1919年3月9日，他把親自在唐山煤礦實地調查的工人生活狀況，寫成《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騾馬》，刊登在《每周評論》第12號，深刻揭露在資本家、包工頭的殘酷剝削下，礦工們勞動生活的悲慘情景。他認為工人階級要改變自己的悲慘處境，第一步就要組織起來，成立工人自己的團體，為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而斗爭。
1919年5月1日，他發表了《五一節雜感》，殷切地呼喚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五四運動爆發后，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使李大釗欣喜地看到，在中國建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指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有了可能。五四運動以后，他號召、組織先進青年到工人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理，開始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
1920年，李大釗組織北京的青年學生到人力車工人的居住區、長辛店機車車輛廠作調查，開辦了勞動補習學校，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組織成立工會，開展工人運動。李大釗把五一勞動節作為進行大規模宣傳活動時機。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星期評論》、《晨報》等都出版勞動節紀念專號。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五一運動史》，詳細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起源，歐美各國工人在自己的節日里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為爭取工人階級解放而進行斗爭的情況，李大釗向中國工人呼吁：“起!起!!起!!!劬勞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們覺醒的日子了。”這一天，北京、上海、廣州、九江、唐山等各工業城市的工人群眾舉行集會游行，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大型活動紀念“五一勞動節”，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大規模的實踐。1921年五一勞動節，長辛店鐵路工人1000多人舉行大會，宣布成立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各地工人運動也不斷發展，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打下了階級基礎。
1920年初，李大釗就與鄧中夏等醞釀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他送陳獨秀去天津以及轉往上海路上，兩人商討了有關建黨的問題。他到天津與列寧領導下的蘇俄代表取得聯系，相互交談了對革命和建立政黨的見解。陳獨秀到上海、李大釗回北京后，分別在南方和北方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秘密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是準備建黨的第一個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步驟。史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陳獨秀在上海籌備建黨時，考慮到黨的名稱，究竟叫共產黨，還是叫社會黨，拿不定主意，于是寫信給李大釗征求意見，最后由李大釗確定了黨的名稱，就叫中國共產黨。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分局派出的俄共黨員小組維經斯基一行來到中國，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起了幫助和促進的作用。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率先成立，陳獨秀任書記。當年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李大釗任書記。在陳獨秀、李大釗的影響下，1920年秋到1921年春，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武漢、廣州、濟南、長沙及旅居日本東京和法國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中相繼成立。
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抵達上海，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以便正式建立全國性的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隨即向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發出召開一大的通知，各地各派兩名代表出席。1921年7月，毛澤東、董必武等13位代表和2位共產國際代表齊聚在當時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樹德里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3位同志代表全國53名中國共產黨員，宣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雖然，李大釗和陳獨秀因故沒有參加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他們為黨的創建立下了不朽的歷史功績。
無私奉獻為人民，英勇獻身社會主義事業
李大釗知行合一，不僅是宣傳社會主義的先行者，而且是為之奮斗的英勇戰士。他用自己的生命“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他身上，凝結著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體現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品格。他有鮮明的階級立場，深厚的人民情懷，高尚的道德品質。他強調，革命者要關心水深火熱中“倒臥著幾千百萬倒懸待解的農民”，要去導引他們轉入光明的道路;“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作不到的”。
他始終同學生、工人、農民等普通大眾打成一片，布衣素服，深入群眾開展工作。他自己一生儉樸清廉，卻慷慨幫助別人。在北京大學任職期間，他經常傾家紓難，接濟貧寒的學生和工農群眾，支持革命活動，以至學校發薪水時不得不預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無以為繼。他犧牲后遺體下葬，棺槨衣裳都是朋友幫助提供的。他溫和可親的形象和偉大的人格精神，深深地刻在廣大群眾心中，群眾愿意跟隨他一起奮斗。
為了革命，為了社會主義事業，李大釗奮斗不息，視死如歸。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李大釗帶領學生上街散發傳單，積極奔走聯絡社會各界營救被捕入獄的陳獨秀。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地區黨的工作，并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區分部主任，在黨的三大、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他領導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建立黨的組織，掀起北方地區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
他制定領導北方革命運動的正確斗爭策略，不但使工人運動頗有成效，而且在農民運動、武裝斗爭方面都有建樹。在他的影響下，河北爆發了開灤五礦工人大罷工、京漢鐵路北段工人大罷工，匯入了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洪流。
1925年，他在河北參與領導國民會議運動和聲援五卅運動，聲浪遍及全省;他數次北上張家口與馮玉祥會晤，推動國民軍轉向革命。他主持召開了西北農工兵代表大會，成立西北農工兵大同盟，推動了西北各階層的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他十分關心農民運動，領導直南地區黨組織開展爭取團結“紅槍會”斗爭，積極響應和支援了北伐戰爭。
1922年至1924年，他受黨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廣州之間，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在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跨黨”身份的李大釗成為主席團五成員之一，為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作出了重大貢獻。同年他親駕馬車率領同志越出東北邊境，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并參觀五個月。隨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區委書記，被軍閥稱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緝。
【《覺醒年代》劇照中的李大釗】
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風險，主持反帝大會后率群眾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請愿，遭軍警開槍屠殺。走在隊伍前列的李大釗頭部和手負傷，脫險后率北方區委機關避入蘇聯大使館旁邊的兵營，在那里領導反帝反軍閥的斗爭。
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北方政治形勢日益惡化，李大釗一直受到北洋政府通緝。黨組織和戰友們都勸他離開，但他認為北京還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要留下來繼續戰斗。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派大批軍警包圍了蘇聯使館，李大釗連同留京的國共兩黨工作人員共60余人一同被捕。在獄中，李大釗身受剝指甲等酷刑，寧死不屈，承認自己為馬克思學說崇信者，故加入共產黨，其他一概不知。李大釗曾經和家人在監獄見過最后一面。他的女兒李星華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他(李大釗)臉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著。他的心被一種偉大的力量占據著。”這個“偉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釗對革命事業的信心，就是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
李大釗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1919年，李大釗就著有《犧牲》一文，他在文中寫道：
“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因此，獄中的李大釗當得知黨組織正設法營救他的消息后，他表示堅決反對。他說：
“我個人為革命為黨而犧牲，是光榮而應當，但已經是黨的損失……我不能再要同志們來作冒險事業，而耗費革命力量，現在你們應當保存我們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損失。”
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保護我黨的有生力量。為了保護一同被捕的愛國青年，李大釗在《獄中自述》中說：
“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倘因此而應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
他公開昭示自己“自束發受書，即矢忠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的人生理想和革命歷程，表示“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4月28日，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李大釗等20人被判絞刑。李大釗首登絞刑臺，慷慨赴義，時年38歲。
李大釗遠去了，他播下的社會主義種子已長成參天大樹，神州大地已是赤旗的世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了新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向強起來邁進。
李大釗的偉大功勛鐫刻在中國共產黨史冊上，鐫刻在中國人民心中。李大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鼓舞共產黨人為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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