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那位被譽為所謂“國學大師”的季羨林發明了“牛棚”一詞以后，我國一些媒體也就習慣地將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甚至下去農村勞動鍛練，一概誣為關進“牛棚”或“勞改”。
其實，這是莫大的曲解、攻擊和污蔑！這些人無視了一個鐵一樣的基本事實，那就是毛主席自己就第一個把子女送到農村或五七干校勞動磨練。
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長金誠同志有過這樣的回憶：
那是抗戰勝利之初，毛主席離開長達二十來年的長子毛岸英，終于從蘇聯回到了自己的身邊。楊尚昆同志考慮到岸英剛從蘇聯回來，生活上還不習慣。那時延安的生活，雖然經過大生產運動比抗戰最困難的時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總的來講還比較困難。比如，一般大灶油、肉、蔬菜比過去增加了很多，各種粗糧也可以任你吃飽，但大米白面還是不充裕，往往一個星期只能吃一二次。
考慮到這種情況，岸英同志回國以后，楊尚昆同志把他安排到交際處暫住。因為交際處是接待外來客人的地方，客人們的伙食比一般機關大灶的伙食好得多。但毛岸英住交際處的事沒有告訴主席，怕他不同意。
哪知事有巧合。1946年2月的一天，毛主席來交際處看望他青年時代的老師、原長沙第一師范學校校長符定一先生和國民黨聯絡參謀等人，正好看到岸英和交際處的其他客人在談話。事畢，我送毛主席下山時，主席問我：“岸英也住在這里”?
“是的”，我回答。
“為什么住在這里?”主席又問。
我回答：“這是尚昆同志的意思。尚昆同志考慮到岸英剛從蘇聯回來，生活上還不太習慣，讓他在這里適應一段時間。反正很快就要分配工作了，上班前在這里住幾天吧!”
毛主席搖搖頭，只“唔”了一聲。過后不久，就把岸英接回去。(《真實的毛澤東》第55、56頁)。
毛主席把岸英接回去家住幾天后，就嚴肅認真地對岸英說：
“你在蘇聯學了革命理論，現在回到中國，如果你不了解農民，不了解農村，你就不懂得怎樣革命。中國的農民在全國的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要做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必須首先了解農民，向農民學習，只有懂得了農村的現狀，才能擔當起革命的重擔。”
岸英滿口答應，高高興興回答說：“我也想到農村參加勞動，向農民學習，好好鍛練鍛練。”
隨即，毛主席請來吳家花園棗園村村長郝光華，同毛岸英一起坐在在王家坪住處前面的石桌邊。他和藹而親切地對郝光華說：
“我想叫岸英到你那里，上一段勞動大學。你就當他的教授。”
郝光華聽后一驚，連忙說：“我斗大的字識不了幾布袋，咋能當教授呢?”
毛主席和藹地問：你會掏地吧?郝答：會。又問：你會種莊稼吧?回答仍是：會。他便高興地說，好!就讓岸英跟你學這個。郝光華笑著說，自己明白了!
于是，毛岸英就這樣進了吳家棗園“勞動大學”，學習、磨練了一年半。從“第一課”學開荒，到學“吆毛驢送糞”，再學種洋芋，直至種玉米。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什么都爭著干。只因蔣介石調動大軍進犯延安，才不得不提前“結業”。(郝光發：《陜西日報》于1977年5月4日)
四十年后，毛主席在文革中號召廣大干部到“五七”干校勞動鍛煉。其時，他與江青生下的唯一女兒李納自北大歷史系畢業后正在解放軍報社任職編輯，工作好好的。他卻以身垂范，把李納送去“五七”干校勞動鍛練。
謝靜宜的回憶錄是這么記載著的:
1970年的夏天，主席對我說：“小謝，你和李納交過朋友吧。”然后，主席向我交待任務說：你去江西一趟，同李納談談(當時李納和廣大干部一樣，正在江西中辦‘五七’干校勞動鍛練)我沒有時間管她，她不要自認自己的父親是主席就不求進步……”這當然是主席 對女兒要求嚴、標準高的感情流露。俗話說，愛之深，責之切。主席 愛拿高干子女和一般干部子女相比較，總不希望他們有優越感和特殊化。事實上，李納是一個儉樸、好學的人。
稍停，對我談了李納要求去農村插隊的事。他說：“她現在在江西進賢‘五七’干校勞動鍛練，是我讓她去的。我同她說過，不要再在解放軍報社了，下放到江西進賢‘五七’干校勞動鍛練吧！一個小孩子懂什么辦報啊！她同意我的意見，很高興地去了。已經一年半了，她說在‘五七’干校接觸的都是干部，鍛練不大，她要求去農村插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見。”
主席思考片刻繼續說：“看看到什么地方去，你同她商量一下，幫她選過地點。你帶上李納去看看好。選定后再讓她搬去。”
最后，主席深情地說：“你們要向江西人民學習，學習老革命根據地人民的優良傳統，愛護江西人民的一草一木。”我深深記下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我準備動身走時，主席給李納寫了一封親筆信。主席先讓我看了信，我深為信的內容所感動。其中使我最難忘的是：“李納兒，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啊!”
我們在江西省委的幫助下，到江西一個農村插隊去了。
后來，聽說李納病了，我受主席之讬，又去江西看望過她。她當時正在地里同農民一起砍甘蔗，我去河邊給她挑了一擔水。河水淺且混，是用葫蘆瓢一勺一勺舀起做倒在水桶里的，物質生活條件自然艱苦，但李納的精神生活是充實的。除了勞動經外，她看了許多書。不過，她的身體不太好，經常發燒不退，但她自己從未提出回北京的要求。
我回來后，對主席談了李納的病情。主席說：“她沒有什么大病，在家時也常這樣。沒有什么要緊的。”
我看主席對子女要求這樣嚴，就說：“主席，李納還是有病，讓她回北京治療一段再回去吧。”
主席說：“不，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
我說：“江西那里的同志也提出讓她回北京治病。”
主席還是不同意。說：“不，不讓她回來。難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來北京治療嗎？她在鄉下，就在鄉下治，鄉下治不好，到縣里治，縣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謝靜宜的回憶《真實的毛澤東》第46頁)
從這里我們看到，毛主席凡事嚴于律已，率先垂范，要求干部做的，自己總先做到，他的子女觀與別人是多么不同！早在解放戰爭之初，他就把剛剛從蘇聯回來的岸英送去“農業大學”勞動鍛練。其時，他并未要求別的干部也下放農村勞動鍛練。如果說下放農村勞動鍛練，是進“牛棚”，那僅只毛岸英一個人呀！只是解放后，毛澤東鑒于黨執政后面臨“逐漸蛻變”與“和平演變”的嚴重危險，才號召干部和知識分子下放勞動鍛練，以此作為反腐反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舉措之一。李納也同廣大干部一樣，下放“五七干校”勞動鍛練。怎能肆意曲解、詆毀成“進牛棚”、“發配勞改”呢？
大家不妨想想，毛岸英從小跟母親坐牢，后被地下黨榮救出獄后，又在上海流浪，歷經折磨，小小年紀，受盡了苦難。到蘇聯長大、學習后，參加過殘酷的對德作戰，英勇地打到柏林，受到斯大林的獎賞。他好不容易回到延安父親身邊，毛主席并沒有把他留在身邊，更沒有放到黨政軍什么機關，當個什么官呀長呀，一旦發現被安排在接待處暫住，隨即喊回家，并把他派送到“農業大學”勞動鍛練。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絕無僅有，后繼者誰吃得苦能比得上他？
不僅如此，毛主席把子女送到農村或“五七干校”勞動鍛練，不是做“做秀”，不是“鍍金”，而是要求他們硬同普通干部、農民人一樣。李納在江西農村勞動確實病了，毛主席也心疼，派人前去看望。在回報李納病情后，建議讓李納回京治療一段，再回農村，這也是情理中事，而毛主席卻堅決不許，要她像普通人一樣，“在那里病，就在那里治”，還教育工作人員“難道農民病的都到北京來治?在鄉里病了，就在鄉里治，鄉里治不好，到縣里治，縣里治不好，到省里治。”這就是毛主席的精神風范，這就是毛主席的子女觀!
可見，毛主席的子女觀、干部觀就是要把教育、培養他們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有用之才，決不是為“當官”、為“發財”。他堅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依靠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真心實意”地把農民群眾看成是“真正的英雄”，是“老師”，并且確認干部“學了理論知識”，還不等于就有了完整的知識，還得“進勞動大學”，參加勞動，學習生產知識，懂得農村，熟習農民，了解農業，“才能擔當起革命的重任”，也只有親身參加勞動，才能真正懂得勞動的艱辛和偉大，磨練意志、思想、品德，牢固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
毛主席教育子女常說：“過了勞動關，你會終身受益的”!這是他自己早年在農村長期參加生產勞動的深刻體驗。
今年是建黨一百周年。只要回顧并比較一下 “改開”前后兩個時代的干部、知識分子的狀況、表現，誰都會強烈地感到反差實太大、太大！為什么毛時代全黨干部能做到以清正廉潔著稱于世呢？又為什么改開這些年后我國官員腐敗得愈演愈烈，使黨面臨著嚴重的亡黨亡國的危險？
按2017年10月時任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的楊曉渡提供的數據，18大以來，中央堅決反腐，共立案審查省軍級以上黨員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有43人，中央紀委委員有9人。紀律處分廳局級干部8900余人，處分縣處級干部6.3萬多人。我們堅決整治群眾身邊的腐敗，共處分基層黨員干部27.8萬人。我們共追回外逃人員3453人。
觸目驚心，令人發指。造成這種強烈反差，原因固然多多，而毛主席堅持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方針和提倡干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不能不說是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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