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腿子領導

　　泥腿子領導

　　寫在前面：因為野獸是湖南人的緣故，所以有時候會去《湖南日報》看看八股文(實際上野獸的軍事等資料大量來自于官方的報道)，結果就看到這么幾篇文章。2015年7月間，《湖南日報》集中報道了5個縣長和縣委書記，他們有共同的特點;都是在1960-1970年代任縣長和書記，都是大抓農業生產，都喜歡成天蹲在田間地頭，看起來像個農民而不是領導，從文中的記敘來看，都沒有提到他們搞聯產承包的事跡，是不是他們都對這事不積極?野獸一直比較迷糊，一個省級黨報，為什么要宣傳文革期間的這幾個與現在社會和官場格格不入的人?難道是當時的省領導回憶知情生活?

　　曬得最黑

　　——記原瀏陽縣委書記陳再仁

　　2015-07-02 湖南日報

　　編者按

　　做“政治的明白人”、“發展的開路人”、“群眾的貼心人”、“班子的帶頭人”;“努力成為黨和人民信賴的好干部”……6月30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親切會見102名受到表彰的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并語重心長地給廣大縣委書記提了4點要求。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省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縣委書記、縣長，他們以自己的嚴實風范，團結和帶領干部群眾在經濟社會建設中闊步前進，贏得了廣泛贊譽。本報特開辟“縣委書記、縣長的好榜樣”專欄，報道5名老干部典型的先進事跡，弘揚他們踏實為民服務的精神。

　　湖南日報記者 劉文韜 楊柳青

　　通訊員 王夢琳 羅定坤

　　頭戴草帽，腳蹬草鞋，脖上掛條毛巾，和農民一起犁田、播種、育秧、挑糞……

　　30多年前一位縣委書記的形象，至今仍深深印在老一輩瀏陽人的記憶中。

　　陳再仁，1976年至1983年時任瀏陽縣委書記。他曾當選為黨的十二大代表，獲評過省勞動模范，被群眾稱為“焦裕祿式干部”。

　　今年“七一”前夕，記者慕名來到瀏陽市葛家鄉玉潭村陳老家中，感受這名優秀縣委書記的風采。已85歲高齡的陳老因傷病腿雖然有點瘸，但精神仍很矍鑠，穿著依然是一身粗布衣和老布鞋，皮膚很黑，那是以前在田里常年勞作所曬。

　　坐在破舊的布沙發上憶起從前，他說：“干部如果不轉變作風，下去和群眾同勞動，又怎能了解他們的生活，怎么指導工作?”

　　“生產要上去，干部要下去”

　　陳再仁出身農民，13歲就給別人做長工，對農民群眾有著深厚的感情。

　　任縣委書記之初，瀏陽農村，物資匱乏，糧食緊張，許多家庭吃不飽肚子。

　　陳再仁感到痛心。他知道，生產上不去，這樣的生活就不會結束。

　　“當時每年有大批干部抽調到農村幫助社隊工作，但辦點有點流于表面。”曾與陳再仁共過事的原瀏陽縣政協主席羅克崇老人回憶，有的干部點上不見人，成了“辦家”干部。

　　“生產要上去，干部要下去。”陳再仁說，農業要搞上去，首先從改進干部作風開始。

　　1978年，在陳再仁的推動下，“四定一評”的辦隊崗位責任制出臺：要求干部定點辦社隊，并給干部定任務指標，定勞動天數，定工作要求。然后公社逐月評比，縣委逐季檢查，年終驗收總評。

　　陳再仁帶頭選擇了困難最大的花樹生產隊蹲點。來到花樹，他跟群眾一起，犁田、播種、育秧、割稻、打谷……清早還會起來撿狗糞，農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連送公糧、賣余糧，他也挑著谷籮，把親手收獲來的稻谷，送到收購站。

　　“那時候，只有在田里才能找到陳再仁。” 羅克崇說，當時群眾都說，陳書記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勞動;哪里有困難，陳書記就到哪里蹲點;陳書記到哪里蹲點，哪里就增產、增收。

　　由于經常在田里勞動，陳再仁的皮膚曬得黝黑。不熟悉的人遇見，根本不會想到他是縣委書記，還以為是個普通農民。

　　陳再仁在花樹蹲點的第一年，稻谷產量由上年的7萬公斤，增長到11萬公斤，人均收入由38元增長到67元。第二年，稻谷產量高達14萬公斤，人均收入96元。

　　縣委書記帶了頭，對縣、區、社三級辦隊干部影響很大，大家都說，“形勢逼人，領導帶了頭，再不認真干就不行了。”

　　在定點社隊的幫助下，瀏陽縣全縣農業獲得大豐收。

　　“工作要實事求是，這樣不切實際的榮譽不要也罷”

　　在生產隊蹲點，陳再仁不僅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還帶來了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積極推廣雜交稻。

　　但群眾反映：“雜交稻好是好，但我們沒那么多肥料，怎么搞?”當時計劃經濟條件下，購買化肥需要上級給指標，而且“僧多粥少”。

　　“如果不自力更生解決肥料問題，雜交稻難以推廣。”陳再仁決定親自帶頭挑大糞。

　　時任瀏陽縣委副書記、縣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周青云老人回憶，陳再仁當年親手從縣委大院的廁所里，把大糞舀出裝到桶里。由于沒有車，他又自己將糞桶挑到生產隊。從縣委到花樹近13公里路，陳再仁每次挑2擔，一擔60公斤。他每次是挑一擔走一段，再放下轉身回去挑另一擔，這樣交替前進。

　　在他的帶動下，當地的干部們都積極參與挑大糞，肥料問題很快解決，雜交稻也隨之大面積推廣開來。

　　如今，一進入瀏陽境內，滿目青山疊翠。老同志說，瀏陽今天之所以有如此優美的生態環境，“陳再仁有功勞”。

　　當時，瀏陽每年有8萬立方米的木材砍伐任務，每年都超額完成，是全國完成木材砍伐任務先進縣。但“先進縣”的背后，是原本郁郁蔥蔥的山頭，變得光禿見頂。

　　“獎狀實際上掩蓋的是罪狀，遭殃的是我們的子孫后代。工作要實事求是，這樣不切實際的榮譽不要也罷!”陳再仁難忘“大躍進”時期的教訓，對砍伐木材的做法很是反感。他親自帶隊到漢高嶺栽樹，連續栽了5個林場。經過10年育林，基本消滅了黃泥巴山。

　　“群眾眼睛是雪亮的，不能搞特權”

　　陳再仁在位的時候，對干部嚴，對自己更嚴。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群眾的眼鏡是雪亮的，不能搞特權。”

　　他的妻子是農村戶口，一直住在老家，還有5個小孩要撫養，家里負擔很重。時任省委書記毛致用很關心陳老的家庭情況，在省委召開的一次大會上還現場提出要給他妻子解決戶口問題，陳再仁不同意。縣有關部門已下發了指標通知，也被他壓了下去：“把指標讓給更符合條件、更困難的人。”

　　“我愛人是農民，文化程度不高，又沒什么特長，大家給她解決戶口是看了我是縣委書記。”陳老說，他是本地人當干部，更不能以權謀私。直到現在，他愛人依然是農村戶口。

　　工作上，陳老也堅持樸素的作風。當時瀏陽屬湘潭管理，給縣里分了臺“伏爾加”汽車，主要給陳再仁去湘潭開會用。但他堅決不要：“縣里老紅軍去長沙看病都沒車坐，我年紀輕輕用什么車?”

　　他把車給了老干所，每次開會時則是自己搭班車從瀏陽到長沙，再從長沙轉車到湘潭。

　　雖然對自己苛刻，但陳老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卻很關照。每年大年三十，陳書記都會陪留在縣委食堂的廚師吃完團圓飯再回家。晚上，還會自掏腰包買吃的去看望加班的工作人員。

　　“時代前進了，環境變化了，但陳老身上體現的兢兢業業、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大公無私、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永遠不會過時，值得我們黨員干部認真學習。”陳再仁當年的同事、原瀏陽縣委辦主任熊正炎感慨道。

　　跑得最快

　　——汝城原縣委書記曾春桃的幾個故事

　　2015-07-06湖南日報

　　1973年，汝城縣委副書記曾春桃(前)在農田基本建設中既當指揮員，又當普通勞動者。這是他在龍虎洞水庫配套工程工地和民工共同奮戰。(資料圖片)唐大柏 攝

　　湖南日報記者 何淼玲 通訊員 曹航

　　昔時人已沒，風范存人間。

　　汝城原縣委書記曾春桃1930年3月生于安仁縣龍市鄉，1972年7月任汝城縣委副書記，1975年12月任縣委書記，1982年9月病逝。

　　7月2日至4日，記者赴汝城，采訪了曾春桃當年秘書、現年72歲的何寶林，時任司機、現年74歲的朱谷松，以及曾春桃兒子、現年57歲的曾輝。他們深情追憶了曾春桃在汝城任職10年很多感人的故事。

　　跑在最前面的民工是誰

　　汝城縣龍虎洞水庫的粼粼波光，曾經見證了曾書記的汗水。

　　湖南日報著名攝影家唐大柏先生在博客中，把曾春桃稱為“跑得最快的縣委副書記”。

　　1973年，唐大柏去汝城縣龍虎洞水庫工地采訪，他從車窗里看到一個很熱烈的勞動場面，當即停車直奔工地，正好一隊隊擔土民工朝他前方跑來，他一打聽，原來大家正在搞勞動競賽，看誰擔得重，跑得快。唐大柏本能地拍下這一難得的瞬間，當他打聽跑在最前面的民工是誰時，大家都咯咯地笑了起來，有位小伙子對他說：“那就是我們的縣委副書記，怎么樣，帥不帥?”唐大柏連聲說：“帥極了!帥極了!有縣委副書記帶頭，難怪工地這樣活躍。”

　　記者在汝城采訪，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得到印證。朱谷松說，曾書記個子不高，1.62米的樣子，但塊頭壯實，體重有一百五六十斤，他挑土跑得最快完全是真的。

　　外面有個撿糞老頭找你

　　在汝城，至今流傳著“撿糞老頭”的故事。說的就是曾春桃。

　　當時由于國情國力所限，全縣化肥供應緊張。曾春桃總是一個糞筐不離手。村里村外，田間地頭，一看到豬糞、牛糞、狗糞等野糞就撿到筐里。

　　大坪公社是曾書記的點。1976年夏天的一天清晨，曾書記從堆上村去毛家村找駐村的朱隊長研究工作。他提著糞筐，邊走邊撿糞，走了2公里來到毛家村，問一個老人：“朱隊長在嗎，麻煩你幫我通報一聲。”老人去敲朱隊長的門：“朱隊長，外面有個撿糞老頭找你。”此時朱隊長還在床上睡覺，不耐煩地說：“你告訴那個老頭，有事以后再來，我還要睡覺!”曾書記只好親自去敲朱隊長的門，朱隊長一看“撿糞老頭”原來是縣委書記，忙一個勁地作檢討。

　　從此，“撿糞老頭”的“雅號”就此傳遍全縣。

　　被當成是“偷稻草的賊”

　　農忙時節，村民為灌溉爭水鬧矛盾是常事。為解決這個問題，曾書記親自“巡渠”。所謂“巡渠”，就是沿著水渠走，確保把水趕到最需要的地方。

　　1976年夏天，旱情嚴重。曾書記從龍虎洞水庫開始，沿著灌溉渠道往土橋公社走，兩天時間硬是把這條長70多公里的渠道走完。

　　這天，吃過晚飯，曾書記帶著秘書朱谷松“巡渠”。晚上大約9點多鐘，他們發現水渠被挖開一個缺口，這是村民在“偷水”。這水本來是要趕往旱情最重的土橋公社的。他們忙從稻田背來大捆大捆的稻草堵塞缺口。正干得起勁時，突然傳來“抓賊啊，抓賊啊”的吶喊聲。原來村民以為他們在偷稻草。很快，二三十個村民圍上來，朱谷松趕忙解釋：“這是縣委曾書記。”黑暗中，看不真切的村民不相信：“什么真書記假書記，我看你們就是偷稻草的!”正吵得不可開交時，有個大隊干部認出了曾書記，才解了圍。

　　對搞特權的干部不留情面

　　對搞特權的干部，曾書記眼里揉不得沙子。

　　汝城縣城關公社黨委書記譚某調到縣建委當主任，用特權弄了一些石灰把自己在縣城的房子刷白了，還用水泥板砌了一個洗衣臺。曾書記知道后沒動聲色。

　　一天，他召集全縣公社黨委書記和縣直部門負責人開會，開會之前，他說：“我們這里來了個新領導，我帶你們參觀一下他的住處。”大家不明就里，只好跟著曾書記走。當來到譚某住處時，大家才弄明白曾書記對譚某利用特權刷墻非常生氣。

　　譚某臉紅一陣青一陣，非常尷尬。

　　一年下鄉蹲點200多天

　　1976年夏，縣委組織公社書記進行全縣生產大檢查，午餐安排在井坡吃食堂。當地公社書記客氣，到外面餐館叫了紅燒豬肉、炒雞蛋、肉炒辣椒等幾個菜，放在曾書記那桌。曾書記來火了：“食堂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搞特殊化!”大家說，菜都叫來了，是不是吃掉算了?他堅決拒絕：“你們不把菜退掉，我就不在這里吃飯!”大家只得把菜退回餐館。

　　曾書記這才津津有味地和大家一起吃蘿卜、白菜、豆腐湯。吃罷，付了3毛錢、4兩糧票。

　　曾春桃兒子曾輝告訴記者，父親一年下鄉蹲點在200天以上，除了到長沙、郴州開會，其余時間全部下到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管到公社食堂吃飯還是到農戶家中吃，父親都付錢和糧票，從不白吃。父親對3個子女講得最多的話是：“要好好做人，多向群眾學習。”

　　汝城縣委書記方南玲說，曾春桃沒有豪言壯語，只有和農民一樣的質樸無華;他沒有鄭重承諾，只有率先垂范、身體力行。一些人看來，他是有點“土”，但在踐行“三嚴三實”的今天，他的精神和風范卻常說常新，時代需要這樣的好書記。

　　■短評

　　“跑”出魚水深情

　　何淼玲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32年前的9月14日，由于過度操勞，年僅52歲的曾春桃死于急性心肌梗塞。出殯那天，老百姓把靈柩圍得水泄不通，送別他們愛戴的好書記。

　　32年后的今天，當地干群談起曾書記，依然深情動容，肅然起敬。

　　32年了，他為什么一直活在當地老百姓心中?

　　在汝城采訪的這幾天，記者找到了答案：因為他做到了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做到了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

　　一頂泛黃的草帽、一雙草綠色解放鞋、一個糞筐，這是曾春桃的“三件寶”。老百姓親切地稱他為“農民書記”，工地上，他肩挑重擔，跑得最快;烈日下，他跑得辛苦，揮汗如雨;一年中，他跑得主動，非常勤快。他有大半的時間在田間地頭跑，往群眾家里跑。腳板跑起了繭，跑出了和老百姓的魚水深情;皮膚曬黑了，拉近了和老百姓的距離。

　　曾春桃是縣委書記的一把尺子，常量量，可以知差距，可以明得失。

　　曾春桃是縣委書記的一面鏡子，常照照，可以正衣冠，可以增正氣。

　　蹲點最多

　　——追憶安鄉縣原縣長羅貽斌

　　2015-07-08湖南日報

　　羅貽斌(右一)與農技人員、農民一起，在田間研究水稻生產。 (資料照片)安鄉縣委宣傳部供圖

　　湖南日報記者 蒙志軍 周小雷

　　從安鄉大橋橋頭往西，一條不知名的小河邊，有一塊簡樸的墓碑，上面刻著“羅貽斌”的名字。

　　每年清明，有很多百姓，自發來到這里懷念安鄉縣原縣長羅貽斌，30多年從未間斷。

　　一位作家在詩中感懷：“我沒有親見當年相送的場面，沒有感染萬人揮淚的情感，我只知道在您辭世三十年之后，還有那么多的人把您深深思念。他們用良心和世風的衡器，把您稱了一遍又一遍。”

　　羅貽斌53歲的人生雖然短暫，卻無私奉獻了一切。1983年因病去世時，僅留下300元的積蓄，全家仍擠在上世紀60年代搭建的兩間茅屋里。

　　7月初，記者走近羅貽斌的親人、生前同事和朋友，追憶一位縣長的高潔和一個時代的尊敬。

　　“一生功績怎忘懷，三十三年任苦差”

　　羅貽斌做人做事，一如他的外表，堅毅果決。他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負責!”

　　安鄉縣委原書記、常德市委原常委、常務副市長欽時中評價羅貽斌：他是一個善決策、敢擔當的人;有問題找到他，他就有答案、有結果。

　　安鄉是出名的“水窩子”，千百年飽受洪患之苦。

　　1980年7月，安保大垸豆港河段洪水陡漲，近半臨洪大堤出現漫溢，20多萬畝良田和17萬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面臨嚴重威脅。

　　作為縣防指總指揮，羅貽斌冷靜應對，決策果斷：火速調集民工!搶修子堤!挖導浸溝!垸內受漬、無土可取，挖大堤內肩就近取土!確保“水漲一寸，堤高一尺”!

　　惡浪拍岸。羅貽斌執意把指揮船停靠在沙眼最多、河浸最重、孱弱顫抖的黃家臺堤段。“人在堤在!”他不顧危險，跨上子堤，鼓舞士氣。

　　7天7夜后，豆港守住了!羅貽斌熬紅了雙眼，熬瘦了兩頰。

　　羅貽斌曾八任指揮長，率領干部群眾出征各種艱難、險急重大工程。治湖、堵口，他帶頭沖鋒;整治荊江南堤、修筑枝柳鐵路，他不辭辛苦;到海南制雜交稻種，他挑水挑糞，赤腳下田。

　　羅貽斌下鄉蹲點最多。他蹲點的地方很多，最有名的是“羅8隊”，即當時的安猷公社孟家洲第8生產隊。這里土地不平，水系差亂，糧棉產量不高，群眾生活困難。在這里，羅貽斌一蹲多年，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像釘子一樣釘在8隊。誰要找他，“去‘羅8隊’!”

　　“一生功績怎忘懷，三十三年任苦差”。羅貽斌去世后，一位曾與他共事的老領導寫下了這樣的挽聯。

　　“他心里永遠裝著別人，唯獨沒有自己”

　　在安鄉縣安裕公社新安大隊，有兩間簡陋農舍，茅草蓋頂、蘆葦糊泥作壁。這是羅貽斌的家。

　　大隊干部看不過去，要給羅貽斌家蓋棟磚瓦房，他堅決不同意：“等以后百姓都住上磚瓦房了，我家再修也不遲。”

　　同事、領導幾次提議要為他妻子辦理農轉非，他總說：“狂風吹不倒犁尾巴，當農民好。”好幾次，農轉非的指標都讓給了別人，直到羅貽斌去世，妻子仍是農村戶口。

　　“他心里永遠裝著別人，唯獨沒有自己。” 安鄉縣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于必歇說。

　　羅貽斌從不用手中的權力，為家人謀福利。但面對百姓，他就是“及時雨”。他常說：用錢要節約，但該花的錢必須花，而且必須花在百姓身上。

　　農民王友強患骨髓炎，命在旦夕，羅貽斌與妻子籌款送到醫院;他親自試驗稻稻油三熟制，大力發展油菜生產，結束了安鄉百姓“吃棉油”的歷史;他頂著“放任資本主義歪風蔓延”的帽子，鼓勵農民在秋冬或早晚做磚做瓦、改建住房。

　　羅貽斌對干部們常說，心里要時刻裝著一個“句號”。“這個‘句號’，是老百姓為我們打的，句號打得圓不圓，就看我們做得好不好。”他經常給大家敲警鐘：小洞不補大洞一尺五。一個公社書記的會議，給每個人發了5個橘子。羅貽斌知道后，堅決要大家把橘子退回去。他說：“貪是從饞開始的，吃不夠就會拿，拿了小的就會拿大的，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軟。”

　　“我死后，不要給組織添任何麻煩”

　　1983年6月，羅貽斌被醫院確診患上了肺癌。

　　“他的病，是累出來的。”曾在安鄉縣政府辦工作的畢人玉回憶，1983年4月底，羅貽斌已經自我感覺不太好，但仍參加全縣農業生產檢查，每天和大家一道騎自行車，行程近50公里。5月中旬，他到漢壽參加全省湖區防汛工作座談會后，家都沒落就到了大堤上。

　　1983年7月，安鄉再次遭遇洪水險情。已在長沙住院的羅貽斌，坐立不安，幾次讓大女兒羅安英打電話回安鄉了解水情。直到8月5日，家鄉的幾個基層干部和農民來到醫院，給他帶來了戰勝洪水的消息，還帶來了早稻豐收的喜訊。

　　“父親格外高興地和他們交談著那一切。幾個同志離開后，父親久久地站著，情緒激動不能自已，他的臉在抽搐。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父親痛哭。我知道，父親在為農民對他的純樸情感而流淚，在為自己因病再不能和他們同聚田邊而傷心。”羅安英說。

　　死神的逼近，卻讓羅貽斌越來越冷靜。他硬撐著病軀給縣委寫信：“無論如何要加強力量，籌集器材，防守危險堤段，搞好防汛搶險……”

　　時任縣委書記李才鑒來探望時，羅貽斌反復說：“請不要為我再花錢了……”彌留之際，他多次囑咐家人：“我死后，不要給組織添任何麻煩。”

　　30多年后，在羅貽斌小女婿張志初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記者看到了這樣的文字——

　　“這些年來，我和妻兒常在清明、春節的時候回安鄉祭奠您。每次總見到絡繹不絕的人群，也在您的墳前放鞭炮、獻花籃、燒冥紙。這些人，我們大都不認識，而他們卻都說是您的親人。”

　　■短評

　　甘于吃苦是大愛

　　蒙志軍

　　“一生功績怎忘懷，三十三年任苦差”，這是羅貽斌的寫照。

　　各種急難險重的工作，他肯吃苦、沖在前;穿的是粗布衣，騎的是自行車;他從不用手中的權力，為家人謀福利，直到他去世，妻子仍是農村戶口;他一生清廉清苦，身后只留下300元積蓄，和兩間上世紀60年代搭建的茅草房。

　　有人說羅貽斌，過得這么苦，一點福沒享上，這個縣官白當了。然而，政聲人去后，口碑永相傳。30多年過去，他依然像棵常青樹，讓我們含淚思念。

　　但愿斯民衣食足，吾廬獨破又何凄。羅貽斌甘于吃苦的精神，其實是一種大愛。這種愛，源于他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誠，源于他為人民幸福奮斗終生的堅定信念，源于他先憂后樂的寬廣胸懷。無論斗轉星移，羅貽斌留下的精神財富，都是我們前進的永恒動力。

　　雙腳最勤

　　——記祁東縣、常寧縣(現常寧市)原縣委書記唐盛世

　　2015-07-17湖南日報

　　唐盛世(左)在常寧縣依湖公社翻地。(資料圖片)常寧市黨史研究室 提供

　　湖南日報記者 陳勇

　　盛夏烈日，記者來到祁東縣，看到洪太林帶、洪河林帶宛如兩條綠色腰帶，系在衡邵干旱走廊腹地，庫容4000多萬立方米的紅旗水庫、楊家臺水庫，就像兩塊碧玉，鑲嵌在縣域東西兩端。當地干部說，創造美景的領頭人，是我們祁東的老縣委書記唐盛世。

　　唐盛世1928年出生在祁陽，1955年至1965年先后擔任祁東縣縣長、縣委書記，1972年至1977年在常寧縣(現常寧市)任縣委書記，后來分別在衡陽行署、零陵行署任專員，1990年退休于零陵地委書記任上。

　　每在一個地方，他都把改變當地貧窮面貌、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當成施政根本，心窩貼在百姓身上，深得群眾擁護愛戴。

　　縣委書記當得好不好，要看百姓家壇壇罐罐里的東西是多了還是少了

　　“祁東是衡邵干旱走廊中心區，唐盛世把能不能改變祁東干旱面貌，作為當好縣委書記的衡量標準。”今年79歲、原祁東縣農委主任劉尚勇說，唐書記在祁東的貢獻，最大在農業方面。

　　從1958年開始，唐盛世帶領祁東干部群眾苦干實干興修水利、植樹造林。到1960年底，全縣竣工運行水庫89座，其中包括紅旗水庫、楊家臺水庫在內的中型水庫5座，小一型、小二型水庫84座，有效庫容9150萬立方米，灌溉稻田28萬多畝，造林幾十萬畝，形成洪太、洪河兩大林帶，過去難以看到雙季稻的祁東，從此雙季稻普及率達80%至90%，成為當時湘南地區最出糧的兩個縣之一。

　　7月5日，在永州市老干部活動室，已87歲高齡的唐盛世，正精神矍鑠地練習書法。與記者聊起當年當縣委書記時一樁樁往事，唐老說，縣委書記當得好不好，看老百姓家壇壇罐罐里的東西多了還是少了，增多了就當好了;少了，沒有了就當得不好。

　　只要對人民群眾有利的事，就要敢于擔責，大膽去干

　　最讓劉尚勇刻骨銘心的，是一次陪唐書記的經歷，從中他感到只要對人民群眾有利的事，唐盛世就敢于擔責，大膽去干。

　　1960年冬天，劉尚勇有一次陪唐書記到祁東縣洪橋公社白云大隊檢查工作，召開公社、大隊、生產隊干部和群眾代表座談會，研究如何度過第二年夏荒。開始，群眾有顧慮不敢講話，唐書記鼓勵他們想到哪里講到那里，不做筆記，講錯了也沒關系。大家就講以大隊為核算單位，吃大鍋飯，做多做少一個樣，沒積極性。種植春收作物，希望劃小核算單位，以生產隊為基礎，種多少、收多少都是自己的，大家積極性肯定高得多。

　　座談會開到晚上11時才結束，唐書記認為基層干部和群眾的想法切合實際，是渡過難關的管用之舉。他對公社干部表態：你們就這么干，有什么問題我負責。

　　回到縣委，他立即主持召開縣委常委會，討論春收作物生產工作，統一思想。縣委最后決定在全縣推開白云大隊做法，春收作物生產隊種，生產隊得，大隊、公社、區、縣都不要。結果，第二年開春，蠶豆、豌豆、小麥、蔬菜種得漫山遍野，沒有空地。

　　不久，一位省委主要領導到祁東檢查工作，走在洪橋、白云橋等地山岡田壟，看到到處綠油油的，一派生機盎然，越看越高興，不禁脫口贊道“登高一望，心情舒暢”。

　　劉尚勇說：“改變大隊核算，在當時還是挺冒政治風險的，但唐書記并未‘愛惜羽毛’，他的政治品質多么難能可貴啊!”

　　要離實際最近，莫過于用腳丈量，每年200多天與百姓面對面

　　因為家庭貧苦，唐盛世只讀了3年書，卻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從本地干部中培養成長起來的縣委書記。

　　他告訴記者，在實際工作中他體悟到，縣委書記不好當，難就難在不但要會“開處方”還要會“打針”，既要是優秀的醫生還要是出色的護士。光坐在辦公室批文件，以會議落實會議，只會浮在半空中，離實際遠得很，要離實際最近，莫過于用腳丈量、用眼審視、調查研究。

　　祁東、常寧的干部每每提到唐書記，無不講到他兩只腳最勤快，除了開會研究工作，很少呆在辦公室，而是下鄉了解實情，面對面解決問題，平均每年200多天在鄉下，公社、大隊就是他的指揮所，田間地頭成了他的辦公桌。

　　原常寧市政協主席郭晃春對唐盛世下鄉“三不”規矩至今印象深刻：不坐車沿馬路檢查，不先聽干部匯報，不先在會上作指示。越偏僻的地方越去，山邊走山路，水邊蹚水路，就是不走大路。一個人在大隊、生產隊走完、看完、問完，再到區、公社進行交流指導，區、公社干部不知道他什么時候下來，也不知道他從哪里下來，沒法投機取巧，只能埋頭把工作做實、做好。

　　當年在祁東縣委辦當機要干事的李元昇講到，1961年秋天，有一次，他陪唐書記下鄉，到祁東縣蔣家橋公社檢查雙搶工作，在一處二岸田邊，唐盛世發現有扯出扔在岸上的紅薯苗，便問正在勞作的社員怎么回事，社員告訴他，這里缺水，種晚稻沒收成，收完早稻以后便種上了紅薯，但公社干部搞強迫命令，非要種晚稻不可，還將紅薯苗拔出扔掉。

　　唐書記聽完，代表縣委向社員表示歉意，批評公社干部的做法錯了。當天晚上，他在蔣家橋公社召開干部會議，糾正拔苗改種錯誤做法，不準向下搞強迫命令，工作要實事求是，尊重客觀規律，還要求公社黨委向農民作檢討，將會議精神寫成材料報縣委，通報全縣，引以為戒。

　　■短評

　　為官有為重在擔責

　　陳勇

　　唐盛世在兩個縣當了十幾年縣委書記，平均每年200多天在鄉下，樣子像個農民，如此辛苦，圖個啥?圖的是干事創業，改變當地落后面貌，讓老百姓能夠過上好日子。在他任上，干旱缺水的祁東變成了當時湘南地區最出糧的兩個縣之一，原來位于全省13個后進縣之一的常寧成為了全國第一批農業學大寨先進縣。

　　時空跨越幾十年以后，記者在他工作的地方采訪，當地干部群眾競相贊美唐書記“是個干了事的人”。記者以為，一個退位這么多年的干部，還在當地留下好的口碑，這是對為官有為的最高褒獎!

　　為官有為，必須具有擔當精神，能夠忠誠履責、盡心盡責、勇于擔責，對群眾生產生活困難，要主動擔責、竭盡所能幫助解決。

　　唐盛世就是為官有為的標桿，他尚實干、抑空談，重決策，更重落實，撲下身子勤接地氣，一心為黨工作，為民解難。

　　老百姓歡迎這種敢擔當、有作為的好干部。

　　穿得最土

　　——邵東縣原縣委書記劉中心紀事

　　2020-07-14湖南日報

　　1973年，原邵東縣委書記劉中心(左二)在火廠坪公社龍興大隊聽石山造田情況介紹。(資料照片) 唐大柏 攝

　　湖南日報記者 冒蕞 朱文碩

　　一件補了又補的中山裝，一條常年沾著泥水的土布褲子，一雙舊膠鞋，這是他最常穿著在身的“行頭”。

　　雖然已逝去17年，但他的事跡和精神，依舊被邵陽很多干部群眾所傳頌。

　　他叫劉中心，1965年至1975年先后擔任邵東縣委副書記、書記。

　　7月7日至8日，記者在邵東走訪劉中心的同事和親屬，與他們一同追憶這位備受人民愛戴的老書記。

　　穿得比普通農民還土氣

　　在唐賢甫的記憶中，劉中心沒有穿過新衣服，所穿的一直是那身舊衣物，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生活上要向低標準看齊，工作上要向高標準看齊”。

　　時任縣委辦干部的唐賢甫，當年經常跟劉中心一同下基層、走公社。他告訴記者，在公社食堂吃飯時，劉中心從不找人招待。“基本上也沒人會主動招呼他，因為他穿得差，下去工作經常被當成普通農民。”

　　曾赴邵東采訪的著名攝影家、湖南日報記者唐大柏稱他為“穿得最土的縣委書記”。1973年，唐大柏前往邵東火廠坪公社采訪“農業學大寨”時，在田野里遇到了在公社現場指揮改造亂石山的劉中心。面對眼前這位留著很深的頭發和胡子，穿著一身破舊衣服，肩上掛著一個黃色舊挎包，衣服和鞋子上還有很多黃泥漿，看得出剛從工地下來的縣委書記，唐大柏趕緊用相機定格了他當時的身影。

　　“在我的鏡頭中，他打扮得比當地普通農民還土氣。”唐大柏在回憶當年采訪的博文中這樣寫道。

　　熟悉劉中心的同事都知道，他是個典型的邵陽漢子，喜歡喝酒，也能喝酒。但他工作中卻滴酒不沾，也不接受任何吃請。這個原則，他直到1978年升任邵陽地委書記以后，也未曾改變。

　　一次，劉中心連續在幾個縣區調研了一個星期，各地都在吃工作餐時把酒準備好了，但他硬是不許上酒，更沒喝一滴酒。回到家后，酒癮難耐的劉中心拿出自己“珍藏”的家鄉米酒，邀來秘書和司機一起過過癮。

　　原邵陽地委機關司機王許華至今仍記得那頓酒，喝的是廉價米酒，吃的是嚼不爛的鹵豆干，讓他不禁為這位地委書記感到心酸。

　　不少人曾問劉中心：當個書記這么辛苦，下級請喝點酒又有什么問題?劉中心的回答是：“愛好是愛好，原則是原則，分不清就不要當干部。”

　　被群眾錯當成“田把式”

　　上世紀70年代，邵東主要經濟工作以農業為主。

　　當時，劉中心一個星期有四五天都往田間地頭跑。邵東縣文史辦副主任申喜平告訴記者，當時的縣委大院里流傳著一句話：“辦公室里找不到劉書記的人，哪里有中心工作他就在哪里。”

　　一次，在九龍嶺公社的稻田邊，看到社員們浸種育秧的方法不對，劉中心挽起褲腿就下到田里，手把手地教了起來。

　　有社員好奇地打量著這個農民“扮相”的人問：“你哪個公社的，何噶古噶(為什么這么)里手咯?”

　　得知這位“田把式”居然是縣委書記，社員們又是驚訝又是欣喜，紛紛圍上來請教農業技術，“專家書記”的外號不脛而走。

　　當時，我國南方正在推廣雙季稻，然而由于種雙季稻比種單季稻需要多付出近一倍的勞動，邵東不少群眾不愿意改種，還發生了偷偷將雙季稻種子換成單季稻種子的情況。

　　為了說服群眾種雙季稻，劉中心幾乎跑遍了所有鄉鎮。一次，他帶領工作人員一路步行一路查訪，走到黑田鋪公社，正巧碰上一起偷換種子的事件，公社主任要把種子換回去，群眾不肯，雙方僵持不下。劉中心見狀，趕緊從人群中擠了進去，大聲說：“大家聽我講一句!”

　　接著，劉中心笑瞇瞇地給大家算了一筆賬：種雙季稻付出勞動多，但收獲更多，一畝能增產幾百斤……直白樸實的一番話，把大家都說服了。

　　“他是‘專家書記’劉中心，肯定不得哄人的。”人群中有眼尖的，認出了人是縣委書記，大家就更信服了。

　　在劉中心和各級干部苦口婆心的宣傳、勸說下，越來越多的群眾改種了雙季稻，全縣糧食連年增產。像這般帶頭實干、攻堅克難，是劉中心一以貫之的工作作風。他在地委書記任上，提出“把荒山變為銀行，把大地變為糧倉，從地下挖出寶藏，叫江河發出電光，加快步伐建設邵陽”，帶領干部群眾披肝瀝膽艱苦奮斗，使隨后幾年成為邵陽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好最快的時期之一。

　　一輩子存款付不起喪葬費

　　穿得最土，也是因為劉中心很“小氣”。

　　“在邵東縣工作時，我家經常入不敷出，需要借錢來維持，日子過得緊巴巴的。”這是劉中心的妻子湯國英追憶丈夫時，寫下的文字。

　　湯國英的描述中，丈夫“小氣”到剩菜剩飯都舍不得倒掉，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舍不得買。

　　然而，“小氣”的劉中心卻有很大方的時候：他總帶頭給希望工程捐款;當得知有一個患病孤兒生活困難，他還自己掏錢負擔了孩子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生活開支……

　　這讓一家人的生活更加拮據，但劉中心仍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不能利用職權謀私利，不能收受任何人的錢物。”

　　令人唏噓的是，1998年9月，劉中心去世后，殯儀館各種費用加起來需要付7000多元，而妻子湯國英取出全部存款才不到6000元錢。這件事讓許多邵陽市委的干部和老同志感動不已，大家自發湊錢補上了劉中心的喪葬費。

　　“真正的典型經得起歲月的沉淀和歷史的檢驗。”邵東縣委書記黎仁寅說，劉中心書記是“三嚴三實”的好教材、好范本，他一心為民、帶頭實干、嚴于律己的精神，是一筆值得永世傳承和發揚的寶貴財富。

　　■短評

　　“穿得最土”

　　是一種價值掂量

　　冒蕞

　　劉中心常掛在嘴上的那句“生活上要向低標準看齊，工作上要向高標準看齊”，被他用實際行動堅守了一生。

　　生活上，一身最土的裝束，一杯廉價的米酒，他不覺得苦，反而分外滿足。工作上，他總是沖到一線實干，總是站在老百姓身邊，孜孜不倦地追著中心工作跑。甘守清貧，他也不以權謀私，始終是廉潔自律的楷模。再苦再難，他也心系人民，讓一方百姓過上更好的生活。

　　這份堅守，源自劉中心對黨、對人民、對事業的忠誠。在他內心的天平上，個人的得失輕若無物，群眾的憂樂重如泰山。

　　經濟在發展，生活條件在改善，那一份“穿得最土”的清貧已然遠去，然而“穿得最土”背后那種艱苦奮斗、實干為民的精神，那種把群眾的福祉、把工作的成效、把黨員干部應該恪守的原則看得比個人得失重上百倍的價值掂量，卻應被永久地堅守和傳承下去。黨在任何時期都需要這種與群眾心連心的質樸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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