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為我憶七大學習
范景鵬
中共甘肅省委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
舉世矚目的黨的十九大閉幕后，作為一名黨務理論工作者、一名黨校教研人員，在黨言黨、在黨為黨，把宣講好十九大精神作為首要的政治任務。在宣講中，我不帶講稿，既主題鮮明、緊扣主題、把握實質，又旁征博引、深入淺出地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給大家講清講明十九大精神，既有有理論上的概括，又有實踐上的指導，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針對性，避免空對空。宣傳部領導和聽眾都很滿意，說每次聽完都感覺很解渴，意猶未盡。取得這樣好的效果，要感謝外公教導我的“樸實”文風。
外公于1924年生于山東省菏澤市巨野縣一貧苦農民家庭，6歲喪父，8歲時比他小2歲的妹妹也病逝，自幼跟隨母親四鄉乞討為生，16歲時唯一的親人母親也離他而去。從此孑然一生、孤苦伶仃，遍嘗人間疾苦。19歲時在黨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當了區游擊隊一名戰士。當時的游擊隊員不脫離生產，平時在村中務農，遇有戰斗任務，就在區委書記的帶領下集合作戰。他回憶到1945年時，抗日戰爭的形勢已經很好了，日軍兵力不足，主要龜縮在縣城，地方據點炮樓的多是為了混口飯吃的偽軍，沒有什么戰斗力。這些偽軍大都是周圍四鄉的老百姓，經過我黨的統戰工作和思想教育，也不愿得罪共產黨和其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對我們的活動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時還通風報信。黨組織和武裝在農村都可以半公開活動了，因為日偽軍一出動，就會馬上有情報傳到，沿途地方游擊隊和民兵的襲擾會常令他們竹籃打水一場空。春夏之際七大在延安召開，閉幕時正好是麥收季節，當時地方黨委的任務是保衛麥收，防止日軍和漢奸外出搶糧。在縣委的領導下，嚴密盯防巨野城里和各據點的日偽軍，游擊隊員和民兵都是背著槍參加麥收。縣委領導也分下到各地指導工作和宣講七大精神，當時來他們這一區的是宣傳部長楊桂才，聽外公回憶，楊桂才是個師范生，有文化，口才也好。到了后先是早晨和群眾一起拿著鐮刀下地干活，中午日頭高了，吃完飯，大家集中在麥場的大柳樹蔭下，他站在一個石磙上，給大家做七大精神報告。當時也沒有黑板和現代的教學設備，楊部長也不拿稿子，就用群眾常說易懂愛聽喜聞樂見的語言講道理、擺事實、舉例子、打比方，把會議精神通俗易懂地講給大家，講到大家的心里。當時的群眾都不識字，也沒人拿著筆和紙做記錄，但大家都聽的津津有味，感覺很解渴。晚上，大家在麥場乘涼時，楊部長又組織群眾討論。外公回憶，群眾雖然文化程度低，說不出高深的道理，但都知道我們就要勝利了，小日本長不了了，共產黨是為窮人辦好事的黨，毛主席是共產黨的領袖，跟著共產黨跟著毛主席走，窮人就會翻身過上好日子，跟隨國民黨走還會受窮受欺負。外公雖然那時還不是黨員，但通過七大學習，對黨的理論有了一定樸素的認識和理解。就如他回憶：“大道理我說不出來，反正心里亮堂堂的”。
1946年6月，國民黨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菏澤屬于晉冀魯豫解放區，是重點進攻的方向。當時到處傳言說：“中央軍要來了，共產黨不行了”、“八路軍的幾條破槍打不過中央軍的坦克大炮”等，人心惶惶，很多人動搖。但外公堅定的選擇了跟共產黨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他們村的第一名黨員，并擔任村長，領導組織群眾堅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隊粉碎國民黨的進攻。歷經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在部隊里他學會了認字，會看通知、報紙和文件了。他常說毛主席的文章他愛看，說的都是老百姓聽得懂的大實話、大白話，各種典故、故事、成語、諺語、甚至俏皮話都有，這些我們也都知道，但就是不像毛主席一樣能總結出背后的道理。
1975年，一身傷病的外公提前離休，放棄進干休所養老的待遇，回到巨野農村老家蓋起幾間瓦房安度晚年。20世紀80年代，離休干部在黨的事業中還很重要，基本政治待遇不變，可以閱讀文件、聽重要報告、參加某些重要會議和重要政治活動等。重要節日和重大政治活動中縣上的主要領導也經常來看望慰問他，向他傳達重要文件及重要會議精神。他也經常參加縣委組織的座談會，聽取縣委領導的報告。但那時文風越來越差，官話、空話、大話、客套話越來越多，尤其是最反感領導拿著稿子念。他經常說：“怎么文化越高越聽不懂講話，看不懂文件了，反而不如當年不識字時聽得懂”。他還一直兼任中小學輔導員，堅持給少年兒童做革命傳統教育。他每次去作報告時都不帶稿子，別人問他“秘訣”，他就說自己干過的事還不說清嗎?想的是啥就說啥，只要真信，就不怕說不出道道。
雖然外公于2003年去世了，但他堅持“樸實”文風反對形式主義“黨八股”的作風深深的影響了我。我一直堅持在黨校內外的課堂上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講課特點，讓學員聽得懂、聽得進、記得住，以達到教學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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