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險義助志士的“白衣天使”
1949年5月初，上海解放前夕，在霞飛路虹橋療養院一處僻靜的角落里，夜深人靜，只有一點微弱的火光，映出一張年輕又嚴肅的臉。看真了，那是個一襲白衣的女青年，披著深色外套，盡量壓低身體，遮擋著一堆正在燃燒的紙張。夜色中，她的肩膀在微微地顫抖，不時警惕地環視周圍，生怕被人察覺。
圖為上海虹橋療養院
與此同時，不遠處的虹橋療養院206號病房，民盟主席張瀾正愁眉不展，枯坐沉思，旁邊是同樣憂心忡忡的羅隆基，他背著手在病房里踱步，十分緊張。就在相鄰的205病房，三名制服大漢正在打牌聊天，配槍在燈下泛著烏黝黝的藍光。
原來，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條件。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打響了渡江戰役，23日就解放了南京。26日，蔣介石趕到上海，當天就緊急召見一批軍政要員，除了給部下打氣，還要屠殺一批革命志士泄恨。他給毛人鳳發去密電：“……所有在押的共產黨、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保釋出來的政治犯，一律處置，不給共產黨留下活口……”其中就包括民盟負責人張瀾和羅隆基。
早在1947年10月就已被國民黨宣布為“非法團體”，勒令解散的民盟，總部已由沈鈞儒等赴港組織恢復，而主席張瀾則繼續留滬為總部籌款，并策動西南軍政首腦起義。這大大觸怒了蔣介石。既有蔣介石的密電，1949年5月9日，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便準備拘捕張、羅，但因張、羅是很有影響力的民主人士，他們原本擬定的直接刺殺計劃被迫擱淺，加之有事先被中共地下黨爭取過來的閻錦文從中斡旋，拘捕改為就院監守，張、羅被軟禁在上海虹橋療養院206號病房，由三名警備隊員住在205病房，晝夜輪班看守。
當時，除了貼身看守的警員，張、羅所住病區也已被上海警備司令部十多名特務包圍。隨著解放軍不斷逼近上海，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地下黨預見到，如不及時營救，張、羅在國民黨當局撤離上海之前必遭毒手，情勢非常緊急。
圖為1949年，張瀾(右)和羅隆基(左)在上海虹橋療養院
張瀾和羅隆基也知道自己很可能命在旦夕，但比自身性命更堪憂慮的，是民盟大批愛國志士的生命安全。他們手握重要文件，一旦被抄，必將令愛國者們在敵人最后的瘋狂反撲中被按圖索驥，大量屠殺，給革命事業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后果不堪設想。
張瀾急于銷毀手里的大批文件資料，但苦于自己入院不久，情況不甚熟悉，不知何人可信，雖有丁院長、鄭院長等相助，但他們目標太大，容易引起特務軍警的注意，便讓1947年即已入院治療的羅隆基去設法。羅隆基想盡辦法，終于避開特務們的嚴密監視，悄悄地找到他最信任的名叫金學曙的小醫生，托以重任。
在此之前，羅隆基住院期間，金學曙就曾多次幫助過他傳遞信息，開展工作，因此羅隆基才對她格外信任，找她幫助張瀾銷毀文件。但今次不同往日，金學曙知道，虹橋療養院里里外外都是如狼似虎的國民黨軍警特務，她還知道隨著解放軍逼近上海，大戰在即，國民黨正在大肆搜捕、殺害進步人士和地下黨員。雖然在各方斡旋下，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馬上對張、羅下手，但自己只是一名醫務人員，無人保護，幫助張、羅的行為一旦被發現，特務軍警們肯定會毫不猶豫地殺害自己，除了打擊報復，還可“殺一儆百”，起到恐嚇威懾作用。
金學曙沒有上過戰場，手里只拿過醫療器械，但日寇的炸彈令她父母雙亡，成為孤兒的童年經歷，給了她非同一般的堅毅和對戰爭與和平的深刻認識。她深知，唯有順應民心的隊伍，才能為人民爭取到真正的和平，而自己冒著生命危險支持的，不正是這樣的隊伍嗎?
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個人的生死存亡又何足惜。雖有性命之憂，但是大義當前，年輕的金學曙，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點頭答應了羅隆基的請求。經過一番密斟，她告訴羅隆基自己晚間會來打針送藥，借此機會可先轉移一小部分文件，讓他和張瀾提前做好準備。
就這樣，金學曙一次一次成功應付了特務們兇神惡煞的威脅，不懷好意的盤問，還有擦肩而過的各種危險。她利用自身行醫問診的便利，憑借過人的膽識和機智，成功避開特務軍警的耳目，歷經多次驚心動魄，一波三折的迂回過程，終于把張瀾和羅隆基保存的重要文件秘密轉移，并分批銷毀。
虹橋療養院畢竟人多眼雜，1935年鄒韜奮邀戈公振來滬，僅七天戈公振就在虹橋療養院神秘死亡，論及其病因和虹橋療養院首屈一指的醫療條件，的確匪夷所思?？紤]到安全因素，金學曙清醒地意識到，在嚴峻考驗面前，任何大意疏忽都會給革命事業帶來慘痛損失，任何人都不能輕易托付。因此，無論是平時相好的姐妹，還是一直敬重的院領導，她都不敢透露一點消息，也不敢尋求任何幫助，生怕危急關頭，有人變節，導致功虧一簣。
因此，這一切，金學曙都要一個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獨自悄悄完成。于是，便有了開頭那看似平靜，實則萬分兇險的一幕。
從羅隆基1947年入住虹橋療養院治療肺結核和糖尿病，到張瀾、羅隆基1949年5月24日晚最終被救脫險，這期間發生的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傳誦甚廣，很久以后，還被搬上了電影《建國大業》的大銀幕。但是，金學曙醫生的義舉卻始終鮮為人知。
建國后，張、羅離滬赴京，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張瀾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羅隆基于新中國成立后被任命為政務委員。金學曙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也來到北京，但她從未主動聯系過張瀾和羅隆基。
解放后，營救張瀾、羅隆基有功的閻錦文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任專員。他每次到北京，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張瀾都必設家宴招待，親自作陪。后閻錦文長駐北京，并受邀擔任了宣武區政協委員。
“文革”期間，閻錦文受到迫害。“文革”后，在落實政策中，閻錦文沒有其他要求，只向全國政協提出一個要求，就是將其由退休改為離休。表面上看，這涉及閻錦文是否能享受離休待遇的問題，實際上，究竟是退休還是離休，則是界定他參加革命工作時間的大事。對此，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親自做出批示：“……營救張瀾、羅隆基在當時是件大事。所以，我印象較深。閻錦文先生對中國革命是有貢獻的，凡是對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做過好事的人，我們是不應忘記的，更不能虧待人家……”。此后，按黨的干部政策，閻錦文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從他營救張瀾、羅隆基之日起算，由此他獲得離休干部身份。
后來，了解內情的虹橋療養院老友來京看望金醫生的時候，告訴了她閻錦文的事情，勸她也給自己想想辦法，爭取一下離休待遇。金醫生聽后，笑著說，人家做了那么大的事情，我只做了一點點小事，怎么能向國家要待遇?我就是個大夫，幫助病人，都是應該做的。老友誠摯地說，離休干部在醫療報銷等各方面都有更高待遇，而且這不單是為了經濟考慮，還是一個黨員一輩子的大事，一定要搞清楚的呀。金醫生還是那句話：“我做的都是應該做的事，就不去給國家添麻煩了。”
多年后，當金醫生病重急需特殊藥品時，卻不能報銷，也因為醫院床位緊張而無法及時住院治療。直到金醫生2014年去世，她始終未將自己解放前的這段經歷向組織反映，也從未向組織上提出過任何要求。
告別十里洋場的革命伴侶
1948年，在一場樸素的婚禮上，金學曙醫生與鐵路工程專家施錫祉在上海結為伉儷。禮成后，一位鶴發長髯，滿面微笑的老人上前向這對新人表示恭喜。這位老人便是他們的證婚人，也是日后對他們的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的愛國民主人士陳叔通。陳叔通是浙江杭州人，曾執教于杭州求是書院。求是書院是浙江大學前身，在當時培養出了一大批愛國精英，其中就有金醫生的公公、民國開國名將施承志，以及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施承志和錢均夫是世交，關系親厚，他們又都與亦師亦友的陳叔通感情甚篤。
因此，盡管當時陳叔通處境十分危險，他還是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為金學曙和施錫祉證婚。原來，1947年，陳叔通發動“十老上書”營救被捕進步學生事件之后，國民黨政府加緊了對國統區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鎮壓，時在上海的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轉入地下或撤離。陳叔通則留在上海，堅持斗爭，并與中共保持著密切聯系。白色恐怖之下，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曾托人轉告陳叔通說：“我已兩次把你的大名從共黨嫌疑分子名單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動，我就無能為力了!”陳叔通卻一笑置之，請人轉告陳布雷：“我也勸你早日洗手，棄暗投明。”
金學曙和丈夫施錫祉正是受了世交長輩陳叔通的影響，自新婚伊始，就不單沉浸在二人的小家庭里，兩顆年輕的心，時刻關切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在解放前的上海，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一步步向著光明靠攏。新婚燕爾的金醫生，能夠不顧個人安危，義助張瀾、羅隆基，這與叔老的言傳身教不無關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陳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從北平回到上海，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發起成立工商界勞軍分會，慰勞解放軍，廣泛動員和聯絡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在這火熱的氛圍里，金學曙和丈夫慷慨解囊，把二人小家庭的全部積蓄都捐獻了出來，金醫生還積極參加婦女屆的勞軍活動，為解放軍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7月，勞軍總會在陳叔通的主持下，以捐獻、義賣等各種形式，取得了認繳款物87億元(舊幣)的卓著成績，陳毅市長特此親筆書寫了“勞軍模范”四個字，感謝各界人士的厚愛和熱情。
圖為年輕時的金學曙醫生
新中國剛一成立，金學曙和丈夫即雙雙離開上海，奔赴百業待興的北京，這也與叔老的影響有莫大的關系。
早在1949年4月，渡江戰役勝利之時，黨中央、毛主席就已高瞻遠矚地及時地把解放、接管、管理上海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1949年4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鄧小平、饒漱石、陳毅電，指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幫助，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很難對付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及國民黨的強大的聯合勢力，很難使這些敵對勢力處于孤立。這件事，你們現在就應開始注意。因此，請你們考慮，是否有必要在沒有占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領上海以后，則吸引更多的這類人物參加工作。”這一電報表明，上海解放前夕，毛澤東就提出了應當注意吸收更多黨外人士參加工作，以克服面臨的困難。
當時的上海聚集了一批全國各領域的頂尖人才。金醫生的丈夫施錫祉即是當時全國屈指可數的通曉德、英、俄三種外語的土木工程專家，而身為西醫的金學曙在缺醫少藥的建國初期也是極為稀缺的醫務人才。且夫妻二人都是自學生時代便在上海學習生活，10余年來已習慣了上海的水土，當時上海的生活條件也更加優越，繼續在上海工作，對兩人來講確實是比較好的選擇。
1949年6月，陳叔通從上海來到北京，被推為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副主任，并出席了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等職。在北京定居后，陳叔通曾告知金醫生夫婦他在北京頭發胡同56號居住，隨時歡迎來訪。但考慮到叔老事務繁忙，金醫生夫婦一直都沒有去麻煩過陳叔通。
看著一大把年紀的陳叔通老人不辭辛苦，為了新中國來回奔波，更離滬赴京共襄大業，兩個年輕人感動之余，決心以叔老為榜樣，到新中國更需要他們的地方去，到人民更需要他們的地方去。國家要建設新中國的鐵路，北京鐵道部急需工程技術專家。人民日報社由河北省平山縣里莊遷至北京，報社急需專業醫生。一切為了新中國。拋掉了上海辛苦營造的小家，帶著簡單的行李，金醫生抱著剛出生的女兒，和丈夫肩并肩，離開了上海十里洋場，奔赴熱火朝天的北京。一對革命伴侶，自此開始譜寫一生與新中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新篇章。
親友們心中的“及時雨”
在建設新中國的熱潮中，1952年，身懷六甲的金學曙，又一次含淚把丈夫送上了遠行的列車。建國前，廣大的東北、內蒙古林區遭到沙俄和日本瘋狂的掠奪性采伐，所以當時東北、內蒙的林業生產運輸大部分設備是帝國主義分子遺留下來的俄、日設備，五花八門，極不規范，安全隱患嚴重。為了改變這“一窮二白”的局面，建國后，廣大林區急需統一修建規范的森林鐵路，以便安全高效地向全國各地輸送木材，滿足建設需求。作為鐵道部專家的施錫祉，就這樣被派赴東北，成為設計修建新中國第一條森林鐵路的主力隊員。
丈夫緊緊握握她的手，走了。金醫生深知，這次丈夫是任重道遠，但想到他一個文質彬彬的南方人，要去零下4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跟筑路工人們一起吃苦，還是忍不住直掉眼淚。但一轉頭，她就擦干了淚水，因為她知道，自己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沒有時間難過。去了東北，又去山西，這樣的分別，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金醫生深藏起依依不舍的鶼鰈情深，展現出新時代女性的堅韌頑強。
建國初期，高級知識分子受到國家的重視，金醫生與丈夫施錫祉都是緊缺人才，待遇較高，尤其是施錫祉，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土木工程專家，工資是當時全國居民人均工資的十倍以上，生活本應較為寬裕。但金醫生一直勤儉持家，自己一家人過著極為儉樸的生活，卻把夫婦二人省下來的工資，全部用來幫助有需要的親朋好友。
20世紀50年代，臺灣與大陸那時還沒有“三通”，金醫生公公施承志的女婿、臺灣“紙業大王”吳祖坪的幼子和老母都在寧波，而吳祖坪卻因當時局勢所迫無法寄錢給大陸的家人。金醫生得知這個情況后，就和丈夫主動扛起每月給吳祖坪家人寄生活費和學費的責任，并和親戚(沈鈞儒侄子沈譔夫婦)一起將吳祖坪的幼子從寧波接到北京來撫養和教育。此外，她和丈夫還每月接濟丈夫家的親戚們，長年給他們寄學費和生活費。
錢學森之父錢均夫，與金醫生公公施承志和陳叔通均是至交好友。1955年，在美國已被限制自由五年的錢學森偶然在一篇中文報道中看到了陳叔通的名字。因陳叔通是錢學森父親錢均夫的好友，錢學森當即寫信求助。信件輾轉送達后，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陳叔通第一時間便把信交給了周恩來總理，最終促成了中美通過大使級會談成功解決了錢學森回國問題。因為一直與錢均夫老人聯系密切，金醫生夫婦也得知了錢學森歸國的喜訊。錢學森歸國后，把父親接到北京安頓。錢均夫老人從上海到北京后，因為錢學森工作繁忙時時在外，頗感寂寞，金醫生和丈夫便時常帶些老人愛吃的各種食品，去東四錢家看望和陪伴錢均夫老人，金醫生的丈夫施錫祉更是每個星期都去看望照料錢老伯，直到老人病逝。錢均夫一直把金醫生的丈夫當成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有人說金醫生不會打算，這么好的關系，也不找錢學森幫忙給自家孩子安排工作，她笑答：“那怎么可以，我們是去看錢老伯的，怎么能去麻煩人家。”
一次次運動中，很多人遭受沖擊，流離失所，上山下鄉，妻離子散。金醫生除了提供經濟上的幫助，還把家里的地方都騰出來安放床鋪，供有困難的親友住宿，盡力讓他們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像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侄子沈譔的家人(沈鈞儒家的第三代，與金醫生是親戚)，受到沖擊后星散各地，回京的時候，便在金醫生家落腳。
許許多多的親友，有些甚至尚未啟齒相求，就像這樣得到了細心體貼的金醫生無私的幫助。
雖然家里的頂梁柱常常在千里之外，但在女主人的操持下，這個家不但里里外外一塵不染，還永遠對需要幫助的親友敞開大門，永遠是他們在風雨飄搖時一處可以泊宿的港灣。
老鄉們眼中的“活菩薩”
圖為接受中央電視臺專訪時的金學曙醫生
“文革”期間，金醫生和人民日報社的干部群眾一同去位于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和北京小湯山的“五七干校”勞動鍛煉。干校條件異常艱苦，與北京沒法比，加上繁重的體力勞動，令原本從事文職工作的很多報社人難以適應，有些人因此生病。
人民日報高級記者葛嫻曾撰文回憶：“金學曙大夫是我永遠敬重的好醫生……記得當年我在北京小湯山勞動鍛煉時，您在那兒當醫生，我的兩腿出現一塊塊青色紫斑，沒有力氣干活，是您治好了我這皮下出血的頑疾。人人都說您同病人親如家人。想起您對我的情感，治好我的病的種種情景，我真是永難忘懷。”
人民日報高級記者顏世貴撰文回憶道：“我1975年去報社小湯山五七干校勞動。那時候下干校，是要像農民群眾一樣生產勞動的。干校所在地醫療資源有限，所以報社干部職工下干校期間，也要派比較有經驗的老大夫一起過去。醫術好、經驗豐富的金大夫也被派到了小湯山干校，我們就又在那里見面了。我白天忙勞動，晚上收工有時間了，就去干校醫務室金大夫那里看看，見她總是熱心、耐心、仔細地在給患者做檢查、開藥、交待注意事項等。那時干校的條件雖然艱苦，但人與人相處，還是很溫暖的。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金大夫不論患者是什么派系，不管他是省部級領導還是普通工友，不論他是不是被關進牛棚的階級斗爭對象，她都一視同仁，把病人當成自己親人一樣看待。”
葉縣干校條件雖然艱苦，但畢竟有醫生在，比起駐地農民群眾缺醫少藥的情況，還是要好得多了。金醫生了解到當地老鄉們的困難情況，就主動為他們送醫上門，義務出診。金醫生對每一個患者都盡心診治，不遺余力。得到治療的鄉親們，一傳十，十傳百，都知道了金醫生醫術高明，人又和氣，都想找她看病。遇到緊急情況，即便是半夜三更，道路泥濘，即便是漫天風雪，嚴寒刺骨，金醫生都堅持前去，治病救人。
在一次次出診過程中，金醫生心痛地發現，因為缺醫少藥，產婦們沒有條件去醫院生產，都是在家里生孩子。而當地貧苦農民群眾又缺乏醫療衛生常識，家里衛生條件也很差。此外，她們生孩子，不是在炕上生，而是在鋪上稻草的地下生。農民家里也沒有電燈，金醫生他們都是跪在地下摸著黑給她們接生。更糟的是，嬰兒出生后，老鄉們就用瓷碗碎片或樹枝把臍帶拉斷，整個過程極不衛生，孩子和產婦都很容易感染，新生兒死亡率居高不下。金醫生就曾救治過因臍帶感染而得了破傷風的嬰兒。
在為老鄉們服務的過程中，金醫生覺得自己因為不是專業婦產科醫生，在接生方面還不夠專業，就主動向領導提出，要到協和醫院婦產科去學習。金醫生在協和醫院婦產科學習期間，遇到了婦科專家林巧稚，林巧稚看她年齡不小了(金醫生那時已50多歲)，卻還學習得格外認真，心感好奇，就問她是哪個單位的。其它醫生告訴林巧稚，這位金大夫是人民日報社的，是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因為不是專業學婦產科的，對于接生還不夠熟悉，在這里進修一下，回去是要為貧苦農民服務。林巧稚一聽金醫生是為了更好地服務貧苦農民群眾，便緊緊握著金醫生的手說：“好，那我們可得好好教你!”林巧稚對金醫生十分照顧，讓她在短時間內提高了很多。
很快，金醫生就回到了干校，用她新學來的技術，更好地為老鄉們服務。利用回京的機會，金醫生還從本就十分緊張的工資中省下錢來，自費買了高瓦數的大電燈，又買上幾塊大塑料布，一路風塵仆仆地帶回干校。這下，條件就大大得到改善了。就這樣，金醫生在干校這種異常困難的條件下，發揮自己的才智，組建了一個盡可能減少感染機會的“臨時產房”：在接生時，金醫生把買來的大燈一開，助產時的視野就清晰了許多;老鄉們地下鋪的稻草不衛生，她就把消過毒的塑料布鋪在上面，既隔離了細菌，又方便清理;給新生兒剪臍帶時也改用了消過毒的剪刀，這樣就衛生多了，孩子和產婦的感染率因此大大降低。這因地制宜又不費老鄉一分錢的“臨時產房”，受到當地群眾的極大歡迎，但因為沒有產床，產婦們還是在地下生產，金醫生他們仍然只能每次都跪在地下給產婦們接生，有時候遇到產程較長的情況，金醫生一跪就是好幾個小時。
就這樣，不知多少瀕臨死亡的產婦和新生兒轉危為安，多少險些家破人亡的家庭重獲團圓。老鄉們因此都稱金醫生為“活菩薩”、“金菩薩”。
這是質樸的老鄉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詞匯，但金學曙醫生是不拜菩薩的。她有著更為堅定的信仰，那就是七十年來無數新中國建設者們共同的信仰，永遠把國家和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共產黨人共同的信仰。懷著金子一樣燦爛光輝的共產主義信仰，懷著鮮血一樣熾熱濃烈的偉大愛國情懷，金學曙醫生，蠟燭般燃盡了自己的一生，為那面共和國的旗幟，添上了一抹絢麗的殷紅，讓它永遠飄揚在千千萬萬中華兒女的心中。
金學曙簡介：
1922年1月23日出生在浙江省海寧市，早年學習工作于上海。新中國甫一成立，她即從上海來到北京，投入到人民日報社和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她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西醫，兼修中醫，是當時新中國為數不多的中西醫兼修的醫生。她是人民日報社的元老，被時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鄧拓稱為“新時代的杰出女性”，曾獲得“全國三八紅旗手”“杰出新聞工作者終身成就獎”“北京市先進工作者”等榮譽。金學曙不僅中西醫兼修，醫術高超，而且醫德高尚，對上對下一視同仁，都以醫者慈悲之心，一樣認真對待。2014年3月17日，金學曙在北京病逝，享年92歲。她的丈夫為新中國鐵路事業的開拓者、北京地下鐵道事業奠基人之一施錫祉同志。金學曙逝世后，她的骨灰與丈夫一同安放于八寶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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