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文水縣云周西村有個“怕死不當共產黨”的女英雄劉胡蘭。
山西省文水縣位于山西省中部，呂梁山脈東籬，太原盆地西緣。
文水，歷史悠久，民性強悍，素有反抗暴虐的光榮傳統。文水縣在抗日戰爭中被譽為‘山西中路的模范縣”。
文水縣境西部群山連綿，溝壑縱橫，易守難攻，東部廣闊平川，河曲成網，山川兼備的地形;物產豐富的資源，使文水有著南北東西來去便利的優勢，在軍事戰略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抗日戰爭始于1931年9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中共文水支部就組織反日集會和游行示威，號召人民抵制日貨，從此揭開了文水抗日戰爭的序幕。
抗日救亡的火種也迅速燃燒到了云周西村。劉胡蘭就出生在這個炮火連天的年代，一落地就看到了祖國山河的破碎。
云周西村地處文水縣城以東，汾河之西的平川地帶，在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中成為了敵退我進，敵進我退的交通要塞。在激烈的抗日戰爭中逐漸成為抗日干部工作、隱蔽的堡壘，也是八路軍、游擊隊消滅日寇的戰場。由于它的重要地理優勢成了遠近聞名的八路軍重要根據地。這個村莊的人民也為抗日救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1936年3月19日，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鋒軍東征進入文水縣境，先后路經文水32個村鎮。所到之處，宣傳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主張，抨擊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喚醒了廣大民眾，播撒下抗日救亡的火種。云周西接到了這粒革命火種;從此一個世世代代住著受苦莊稼人的小村莊，因為愛國抗日人員到來，和抗日組織的駐扎，打破了往日的平靜和愚昧，村里的男女老少也都都投入了消滅日本鬼子的戰斗中。
村子里曾經駐有山西工人武裝自衛隊、晉綏八分區敵工站等分支機構，期間黨和軍隊重要領導人、晉綏八分區和文水抗日民主政府領導人、以及縣區領導人留下了許多革命活動的足跡。
村里駐扎了工衛旅晉中辦事處
在抗日戰爭中一支以產業工人為主要骨干的“山西工人武裝自衛隊”(工衛旅前身)于1937年9月誕生。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由中國共產黨實際領導的山西新軍的組成部分，也是曾經與文水抗日武裝一道浴血奮戰的人民子弟兵。辦事處籌建于平遙門世村(現屬文水)，1938年辦事處搬往群眾基礎較好、便于開展工作的文水縣云周西村。它是進駐云周西最早的抗日團體和機構。辦事處在村西南觀音廟建立通訊處，收集掌握周圍幾縣敵占縣城的情況。同時開展了宣傳組織群眾，動員青年參軍參戰，為部隊籌集糧餉物資，鏟除漢奸等工作。為開辟平川地區敵后抗日根據地，工衛隊于1938年4月和9月，先后派2大隊副大隊長張興業、5中隊副隊長白俊卿，深入文水、平遙、祁縣三角地帶的汾河沿岸創辦晉中辦事處。該辦事處在工衛旅黨組織的直接領導下(1939年后由22團領導)，運用犧盟會組織，獨立自主開展群眾性抗日救亡工作，成為晉中平川組織領導抗日斗爭的中堅力量。
根據工作進展，辦事處決定常駐云周西村，以地主石廷璞5間房子為辦公地點。同時在云周西及周邊村召開動員大會，并沿村進行宣傳游行。很快云周西就有50余人要求參加抗日工作。隨后辦事處又組織武裝小分隊、流動宣傳團，并排演節目，教唱歌曲，自辦刊報等。期間辦事處與縣大隊配合，在伯魚村、南莊鎮召開群眾大會，在邢家堡、北胡村襲擊日寇，在祁縣織布廠繳獲布匹，在太汾公路破壞敵通訊設施，在王家堡等村懲處漢奸，使文水平川抗日斗爭深入展開。辦事處以宣傳組織發動群眾為工作重心，又分別在文水、祁縣、清源、交城汾陽設立分團。當時文水工作最活躍，云周西村工作最突出，因此該村被稱為晉中平川的“小延安”。
這時已經7歲的劉胡蘭在村里直接接受了抗日宣傳，她從村子里來往的抗日武裝小分隊，抗日干部那里已經聽懂了了只有不怕流血犧牲才能打敗日本鬼子的故事，她小小的年紀就已經知道能讓窮人過上好日子的只有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
村里的“犧工會”物資存放點
自1938年工衛旅平川辦事處移駐文水云周西村后，“犧工會”物資存放點也設在該村。辦事處主任張興業同時負責物資存放點工作。
當時周邊縣區許多抗日物資都要先集中到云周西村，然后再分送到各地，為此云周西干部群眾歷經千辛萬苦，妥善做好物資收藏、保管、轉送工作，從沒發生損壞或丟失情況。犧工會在籌集抗戰物資中，廢除舊政權按地畝數攤派的做法，實行合理負擔。有錢出錢，有糧出糧，有力出力。同時實行減租減息。這樣使廣大群眾得到經濟利益，抗日熱情空前高漲，踴躍籌糧籌款，支援部隊供給。物資在集中點備齊后，組織群眾運送，由部隊接應上山。1939年秋，僅文水、祁縣、平遙等汾河沿岸30余村，為部隊籌集運送糧食30多萬斤。劉胡蘭的父親劉景謙就參加了為我西山八路軍送物資的隊伍，途中曾遭遇敵人的襲擊，當時他抱定決心，“為了支援八路軍，只要活著無論如何把物資送上山”。劉景謙將經過給家人講，對年幼的劉胡蘭有很大的教育和感染。
活躍的晉綏八分區文水“敵工站”
晉綏八分區文水“敵工站”組建于1941年9月。當時文水平川抗日斗爭形勢惡化，革命處于低潮。為了開展白色恐怖下的隱蔽斗爭，晉綏八分區派地委社會部劉芳、張樹堂深入平川，建立文水“敵工站”。并抽出文水縣委委員秦漢三、軍分區敵工科任志中、文水公安局偵查股李珠等參加敵工站。由劉芳任站長，張樹堂任副站長。文水敵工站的任務主要是通過偽軍親朋等關系，做瓦解敵軍工作;在各村安插情報員，用假情報迷惑敵人;打入敵營做策反工作;做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采取策略，對與敵偽有染的地痞、流氓、賭棍等進行懲戒和利用。
在群眾情緒普遍低落的情況下，“敵工站”駐地選擇在云周西村。這里村子小，位置適中，黨員多，群眾基礎好，利于開展秘密工作。劉芳同志到云周西后，化裝商人身份，以此為掩護與當地黨組織接上關系。年幼的劉胡蘭與小伙伴們自覺為劉芳站崗放哨，通風報信。在云周西黨組織和進步群眾的積極配合下，“敵工站”工作得到有效開展。
194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關于建立各根據地秘密交通的指示》中指出：為保證中央與各根據地的文件、干部能迅速安全地護送，所有根據地必須同時建立通過敵人封鎖線的秘密交通線，其中經過文水的一條為南線秘密交通線。
1942年春文水以下曲、信賢、西社三個日偽據點為重點，進行情報聯絡和策反工作。劉芳派云周西村共產黨員孟春華打入信賢據點。通過多方努力，策動該據點日偽情報組長岳德勝與敵工站建立聯系，為其反正投誠做了前期準備工作。同年冬在石永鎮村外鎮壓了民族敗類、叛徒、狗漢奸韓仰高。1943年秋，六支隊在西社據點內應的配合下，勝利拿下據點。1944年冬配合縣大隊攻克下曲鎮日偽據點，活捉偽軍中隊長。通過“敵工站”有效工作，文水平川抗日斗爭打開新的局面。
機密的晉綏公安總局文水情報站
1945年8月，晉綏公安總局決定成立文水情報站。該站負責人是晉綏八分區公安分局偵察股長李光清。人員有楊廣文、郝林儉、陳學讓、陳少玉、王川等。該情報站的主要任務是組織情報網，開展反特斗爭，了解太原等敵占城市的社會動向。
文水情報站初建于云周西村，活動于云周西、保賢莊、貫家堡一帶。隨著斗爭形勢發展，活動范圍逐漸延伸到清、太、徐和榆次一帶。為了掩護外勤人員深入敵占區工作，情報站建立不久，又組建30余人的武裝工作隊。1946年，文水情報站并入晉綏公安總局太原情報站。
云周西村黨的縣區地下聯絡站
1938年8月文水縣委在信賢村成立，全縣黨的組織相繼發展。1940年9月云周西村建立黨支部。石世芳同志任云周西村第一任黨支部書記。這一階段，晉綏八分區抗聯主任米建書、敵工科長劉芳，文水抗日民主政府顧永田、彭敏、陳華，李魁年，縣委趙克林、陳郁發、范銘、殷玉、衛范初、秦漢三，區委韓汝芳、唐鏞、王瑞、呂雪梅、杜杰等干部，先后多次到云周西村進行革命活動。為便于上級干部落腳和隱蔽，便于黨組織秘密活動，在云周西村先后以開辦“同心誠”雜貨鋪為名，建立黨的地下聯絡站。
1939年陳華以犧盟特派員身份到文水開展工作，他只身到云周西的小鋪子“同心誠”與石世芳、接頭，當晚就住在“同心誠”。之后該聯絡站成為陳華經常來往的落腳點，成為他宣傳革命思想的活動場所。
1942年10月根據組織安排，縣委委員衛范初化名張振江到文水平川進行隱蔽斗爭。第二年春他選擇云周西為中心，以難民身份居住該村副村長劉樹旺家，以給劉樹旺家當長工為掩護，領導文水南半縣黨的工作。劉樹旺是游走于江湖的黑白兩道人物，時間久后，衛范初怕暴露身份，又以與人合租土地種瓜為借口，住在瓜園和青紗帳里秘密開會接頭。這里成為云周西“通義魁”第二聯絡站。
由于這些抗日機構的駐扎，云周西村就有了抗日英雄和八路軍隊伍的出現，在這個村子里響當當較出名的抗日英雄來往于云周西的農舍，田埂，青紗帳，這一批黨的優秀干部也是劉胡蘭受到共產黨熏淘、教育的根源。
八年抗戰，英勇頑強的文水人民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不畏強暴，同仇敵愾，浴血奮戰，同日本侵略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壯歌，在中國革命史和中共黨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文水這些抗日英烈們也將名垂青史：
顧永田，中共黨員、文水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縣長、晉綏八分區專員。
1938年7月，擔任文水抗日民主縣長后，顧永田到平川巡視，在云周西打麥場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民主政府的抗日主張和施政行動得到文水百姓的一致擁護。幼小的劉胡蘭親眼見過并聆聽過顧縣長講話。顧永田早已成為她心中的偶像。
1940年2月在交城山田家溝反擊日偽“掃蕩”戰斗中顧永田英勇犧牲。當劉胡蘭得知顧永田犧牲的消息后，既悲痛又義憤。她抱定決心要像顧縣長那樣，與敵人血戰到底，為革命付出自己的一切。
周文彬，中共黨員，紅軍干部。文水抗日游擊隊二大隊大隊長。1939年8月，在文水云周村一次戰斗中，由于閻軍失約，陷游擊隊孤軍作戰境地。周文彬奮不顧身掩護部隊撤退，不幸中彈犧牲。
周文彬在文水汾河岸邊威名遠揚。因周隊長的犧牲地云周村與云周西相距很近，劉胡蘭從小知道，游擊隊里有個剛強果斷、機智勇敢的周文彬。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他轉戰文水，血灑疆場，不愧是智勇雙全的抗日英雄。
李林，中共黨員，晉西北行署委員，第11專署秘書主任，雁北游擊支隊政治主任。1940年4月，在平魯縣遭日軍伏擊，壯烈犧牲，時年24歲。中共中央婦委在延安為李林召開追悼會，稱她為“民族女英雄”。
1945年10月，文水縣委在貫家堡舉辦婦女干部訓練班。劉胡蘭在訓練班學習時，聽取縣長李魁年、婦女干部呂雪梅講李林事跡。從此，巾幗英雄、馳騁抗日戰場的游擊隊指揮員李林，成為劉胡蘭向往的榜樣。
李重英，中共黨員，文水南明陽人。抗戰時期先后任文水一區、交西六區婦救會秘書。1942年2月，為了向正在桃花溝開會的區干部報告敵人偷襲的消息，李重英不顧身孕，頂風冒雪，翻山越嶺趕到桃花溝。剛進會場即被敵人圍捕。面對威逼利誘，她英勇頑強，寧死不屈。兇殘的日寇將其下腹剖開，把腹中孕兒挑出，將母子活活刺死。李重英犧牲時年僅18歲。
劉胡蘭的入黨介紹人呂雪梅，與李重英都是同期參加革命的南明陽村人。呂雪梅曾多次給劉胡蘭講述李重英的事跡。李重英的革命伴侶，犧盟工救會干部劉斌，在1940年2月日寇火燒南胡家堡慘案中，遭到殘酷折磨，百般摧殘，當地群眾多有耳聞。沒想到，這位九死一生的漢子逃過一劫后，他的新婚妻子壯烈犧牲。雖然未曾與李重英會面，但這位成長于文水家鄉的女干部，已經成為劉胡蘭心目中不朽的英雄。
李貫三，縣大隊指導員。1941年春日寇對文水平川瘋狂掃蕩，大搞白色恐怖。在一次對日作戰中，李貫三負傷被捕。在審訊時，他大罵日本鬼子和漢奸賣國賊，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再過23年，我還是一條漢子!”
趙云龍，決死2縱隊4團糧秣員。1941年秋在趙村戰斗中掛花被俘。在敵偽下曲據點，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寧死不屈，大罵日軍。他慷慨地說：“共產黨是殺不完的，死了我一個趙云龍，還有千萬個趙云龍!”
郭世明，縣公安局偵查股長。1941年冬被信賢據點敵偽抓獲。日寇對他施以灌涼水、壓杠子、開水燙、紅火柱烙等等酷刑，郭世明大罵鬼子和漢奸，揭露他們的暴行，直至英勇犧牲。他的民族氣節，連在場的憲兵隊長杜子興(和我方有聯系)都自感羞愧。杜子興自責地說：“看人家郭世明多有骨氣，像我這種人還不如死了。中國人幫日本人打中國，讓子孫后代也抬不起頭”。
石居山，云周西村人，八路軍地下情報員。1942年冬，日偽軍包圍云周西村，四處搜捕區干部韓汝范、陳德照。所有可疑人家全被包圍，結果一無所獲。敵人把石居山捆綁吊起，打得死去活來，但始終未暴露同志。最后把石居山押到縣城，用酷刑折磨致死。
石尚英，中共黨員，雁北天鎮人，身經百戰的游擊隊副大隊長。1944年8月，為保護群眾夏收成果，打破敵偽搶麥陰謀，率隊奇襲信賢據點。接著又鏖戰于云周西一帶。在強攻趙村戰斗中不幸中彈，光榮殉國。
武占魁、王世信，文水三區通訊員。1945年春節，三區區長胡宗憲與武占魁、王士信一行到云周西村找縣工委書記李魁年聯系工作。當晚住云周西村。次日凌晨，被敵人包圍。武占魁、王士信為了掩護胡宗憲突圍，把敵人的火力目標引向他倆。武占魁在撤退時負重傷被俘，敵人追問誰與他同行，奄奄一息的武占魁矢口回絕，直到停止呼吸。王士信突出重圍后，遭敵人機槍掃射，不幸中彈犧牲。敵人走后，云周西群眾收起兩位同志的遺體。劉胡蘭目睹武占魁犧牲，并參加了他們的追悼會。這件事，她身臨其境，由衷地感動。1946年6月，蔣介石徹底撕毀停戰協定，全面內戰爆發。同年10月，閻錫山軍趁我駐文水主力部隊調晉西南作戰的機會，糾集一萬多兵力對文水平川展開“水漫式”掃蕩，閻軍及當地復仇隊大肆抓捕革命干部及其親屬。文水大地黑云壓境，遍地屠城。
李春旺，大象鎮人。5區通信員、區情報站隊員。1946年秋冬，區委書記王瑞安排李春旺和另一名同志到大象鎮偵察敵情。二人摸黑翻進護村堰，不料被敵潛伏哨發現。在與敵交火中李春旺受傷被捕，另一名同志撤回云周西村報告。在一輪又一輪的嚴刑拷打中，22歲的李春旺絲毫沒有暴露組織。1946年農歷11月22日，閻軍把李春旺和另一名我軍戰士王五貴，綁到大象村東大佛寺廣場，72師師長艾子謙到場訓話后，開始血腥屠殺。殘暴的閻軍用棍棒將2人一遍遍打昏，最后開槍殺害。
噩耗傳到云周西，與李春旺素有交往的劉胡蘭義憤填膺，怒不可遏。
范思聰，南胡家堡人，我方教師，地下黨員。1946年12月25日，擔任河東五村校長的范思聰，被閻軍偽保警隊從炮守堡村學校抓走。次日晚上把他押回南胡家堡村，吊綁在偽村公所外老爺廟前一顆大樹上。偽保警隊吆喝全村男子到村公所開會，宣布范思聰是共匪，當眾威脅毆打同情他的人，并下令執行槍決。臨刑前，范思聰痛罵蔣閻匪幫。在槍響前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這件事，更激勵了劉胡蘭在白色恐怖下堅持斗爭的意志。
1947年1月12日，云周西慘案爆發。劉胡蘭被關進云周西村村南觀音廟里。在審訊中，劉胡蘭面對金錢利誘，她回答：“給我個金人都不要！”面對生命威脅，她回答：“怕死不當共產黨！”一句句擲地有聲的回答，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堅不可摧的理想信念。
張稼夫晉綏回顧
張稼夫，山西文水人，1927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山西省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晉西區黨委宣傳部長，晉綏分局副書記、代書記，西北局常委、宣傳部長。新中國建立后曾任中科院黨組書記、副院長、顧問，黨的“12大”當選中顧委委員。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張稼夫一直是文水所屬的晉西區和晉綏邊區主要領導人。1984年在他的革命回憶錄《庚申憶逝》一文中，對晉綏革命斗爭作了總結回顧。其中一段提到文水云周西。他強調，晉綏邊區有一項特別任務是護送干部。晉綏如同延安的門戶，往返于敵后各根據地和延安的干部，絕大部分要經過這里。我們必須保證這些同志安全通過敵人封鎖線。這項工作主要由八分區、二分區、六分區擔任。在八分區的晉中平川，早期是通過文水南胡家堡的汾河渡口，在祁縣文水之間越過封鎖線。后來敵人放火燒了南胡家堡，這條線被破壞。隨即改為以文水云周西村為敵后交通線。這個村被譽為“小延安”，是著名女英雄劉胡蘭的家鄉。在護送干部渡河通過封鎖線工作中，云周西村作出顯著成績。1947年，劉胡蘭就是在云周西村英勇就義的。
米建書初識劉胡蘭
米建書，河北藁城人。193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犧盟會太原中心區組織部長，交城縣縣長，晉綏八分區抗聯主任、專員等職。新中國建立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員、成都市市長。
1940年前后，時任晉綏八地委抗聯主任的米建書，經常到云周西村開展革命活動。為了確保安全，村里把他安排在進步群眾石槐子家居住。當時只有八、九歲的劉胡蘭沉著機靈、積極熱情，給米建書留下深刻印象。為了教胡蘭和她的同伴們識字，米建書送孩子們每人一個寫字的小本子。
1941年的一天，米建書在云周西陳德照家召開分區和縣區干部會議時，村口放哨的劉胡蘭和陳德照的弟弟突然跑進屋里說：“日本鬼子從西面向云周西開來，你們趕快朝村東走吧”。米建書感到情況緊急，決定馬上轉移。他叮囑劉胡蘭繼續盯住敵人，安排參會人員分頭化裝行動。剛撤出村，鬼子已經把持村口。突圍人員迅速穿過結冰的汾河，混進東岸整修河道的人群。
米建書和與會同志這次安全脫險，多虧劉胡蘭他們及時報信。
陳華感受“同心誠”
陳華，中共黨員。曾任清太徐“犧盟會”特派員，文水“犧盟會”特派員、縣抗聯主任。
1939年陳華被組織派往文水從事抗日斗爭。這年夏季，他帶著從外界“口碑”中形成的“云周西印象”，來到這個村。在“同心誠”小鋪子先后與石世芳、接上頭。“同心誠”是云周西黨的地下聯絡站。在這個寓意深刻的雜貨鋪，給陳華留下了第一印象，“這些淳樸的同志像接待自己的親人一樣熱情、誠懇”。
有一天縣委書記趙克林、宣傳部長殷玉、縣委委員任亮、抗聯主任陳華召集縣區干部在云周西開會。不少干部是騎自行車來的，當時車子停了一大片。開會中間，放哨的同志說敵人來了。大家看著這一大堆人和一大片車子發愁。可當地群眾很有辦法。他們自覺地分頭行動，迅速將車子藏起，幫干部化裝隱蔽。敵人來后，參會同志都已分散到群眾中當了“良民”。敵人沒有看出破綻，喪氣地走了。這次脫險使陳華深深感受到，云周西村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他們同心合力，誠心誠意為了革命，不愧是名副其實的“同心誠”。
外來“長工”衛范初
衛范初，又名張振晉，1897年生，山西孝義人。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孝義縣5區區長、汾陽公安局秘書、文水縣委委員、組織部副部長兼抗聯主任。新中國建立后，曾任陽泉礦務局直屬黨委副書記。
1942年初，衛范初受組織派遣到文水負責南半縣黨的工作。為便于隱蔽，他以難民身份落戶云周西村，為該村黨支部委員劉根生的父親劉樹旺當長工。后又租種菜地，利用青紗帳開會聯絡。他整天下地勞動，掏茅出圈，穿破爛衣，吃糠菜飯。但經常卻跟縣區干部聯系。這就引起與劉樹旺女兒金仙要好的劉胡蘭好奇。時間一久，難免打聽他的身世。衛范初趁機講述老家那邊抗日斗爭的故事，向大家宣傳革命道理。劉胡蘭和同伴們從中受到教育。后來衛范初身份逐漸公開，劉胡蘭對這位神秘的外來“長工”由衷地敬仰。她在思索，只有共產黨的干部才能像衛范初同志那樣，為革命不怕艱難，帶著一家4口到云周西過“苦日子”，誠心為老百姓辦事。
劉芳丟失“重要文件”
劉芳，又名李靜波，中共黨員。曾任晉綏八地委社會部部長，八分區敵工科科長、文水“敵工站站長”。
1941年夏天，劉芳受組織派遣到文水平川搞情報工作。為了便于開展工作，組織決定成立八分區文水“敵工站”。“敵工站”設在云周西村，劉芳任站長。到云周西村后，劉芳扮著商人住在石槐子家。時間一久，具有“八路腦筋”的小姑娘劉胡蘭，猜出劉芳是“山里下來的人”。她經常悄悄為劉芳站崗放哨，打探敵情，配合“敵工站”做了許多工作。
1943年初，劉芳接受護送上級4位同志到北京和上海的任務。因有人向敵偽告密，護送工作遭遇險情，幸虧內線及時報信才化險為夷。4位同志臨走時，一再感謝并送給劉芳兩張毛主席像作紀念。在艱苦的戰爭歲月，見到偉大領袖的照片，劉芳感到十分珍貴。這年夏天他到分區參加整風，把部分文件、筆記本交給劉胡蘭保存，其中夾有毛主席像的筆記本也交給劉胡蘭。年底劉芳到云周西后，取回文件和筆記本。這些都完好無損，只是少了一張毛主席像。劉芳問胡蘭：“這里的一個重要文件找不到了，你見過嗎?”胡蘭問“什么文件?”，劉芳說“這里夾的那兩個文件”，胡蘭笑著說“那個文件我要了一份”。劉芳見胡蘭如此珍愛毛主席像，只好讓她留作紀念。
李魁年講李林
李魁年，太原南郊人。1936年參加革命，1937年入黨。曾任清、太、徐縣長，文汾中心縣委秘書(縣長)，1949年南下入川。新中國建立后，曾任四川省金堂縣縣長，綿陽地區副專員，山西省交通廳廳長等職。
1943年李魁年到文水擔任文汾中心縣委委員、文水縣縣長。在當時平川環境十分惡劣的情況下，經縣委委員、城工部長秦漢山介紹，來到云周西村，結識了石世芳、劉根生，石景華，對在聯絡站跑來跑去送信傳話的小姑娘劉胡蘭有了深刻印象。
抗戰勝利后，1945年10月縣抗聯辦了幾個訓練班。在貫家堡婦女訓練班，時任縣長的李魁年給學員講課。這一次主要進行革命氣節教育。李魁年講了顧永田、周文彬這些曾在文水浴血奮戰的英烈。同時針對婦女學員，重點講了曾在雁北英勇殺敵的游擊隊女教導員李林烈士，劉胡蘭和幾個學員聽得很認真，她們被李林事跡深深打動，止不住流了眼淚。據呂雪梅回憶，離開婦訓班后，劉胡蘭經常給別人講女英雄李林的事跡。她說，我一定要向李林同志學習，做一名忠于革命、不怕犧牲的英雄戰士。
韓汝范堅守平川
韓汝范，文水保賢莊人1939年1月入黨。曾任村黨支部書記、五區區委書記、文水縣委委員。
抗戰時期云周西村所在的五區之所以能夠在艱苦惡劣的環境下堅持革命斗爭，離不開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區委書記韓汝范。韓汝芳出生于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他從小學得木匠手藝，同時還會針灸技術，是當地十里八鄉隨叫隨到，有求必應的精明人。
參加革命后，韓汝范依靠這套技藝走村串巷，秘密活動，贏得群眾贊許和尊重。1940年春季以后，平川環境日益惡化，能在當地堅持斗爭的區委書記只剩下韓汝范和一區區委書記。當時由于縣委已撤到山區，平川斗爭難以與上級組織取得聯系。為此韓汝范不辭辛苦地穿梭于平川與山區，使上級指示及時貫徹到平川。
1942年文水平川環境更加惡劣，黨政干部和武裝力量幾乎難以立錐。韓汝范通過關系深入云周西村，采取支部委員包片負責的辦法，與黨支部書記石世芳一道做黨員和群眾思想工作，打開這個村地下斗爭的新局面。
呂雪梅安排“訪貧問苦”
呂雪梅，中共黨員，山西文水人。曾任文水區婦救會秘書、抗聯主任。1945年文水縣委在貫家堡舉辦婦女干部訓練班。呂雪梅負責培訓班工作，劉胡蘭參加學習。根據縣委指示，訓練班最后階段是實習。通過參加貫家堡“反奸反霸”清算斗爭對學員進行實際教育和考驗。訓練班請貫家堡農會秘書、黨支部書記李寶榮(1948年一家3口獻身革命)講村里的斗爭形勢，講土地還家的道理。隨后呂雪梅安排學員“訪貧問苦”，要求“看誰找苦找得多”。
大家爭先恐后深入貧雇農家中做思想發動工作。劉胡蘭與婦女們一邊紡線，一邊拉家常。該村祥元嫂受了一輩子苦，不敢站出來參加斗爭。劉胡蘭上門反復動員，給她講窮人翻身鬧革命的道理。由此祥元嫂膽子壯起來，在群眾大會倒出苦水，控訴惡霸地主的罪惡。
石世芳培養劉胡蘭
石世芳，文水云周西村人。1938年參加“犧盟會”，1940年經五區區委書記韓汝范介紹入黨。曾任云周西村第一任村黨支部書記，區組織委員。是劉胡蘭的入黨介紹人。
1945年10月云周西村女共產黨員李光明調區上工作。為便于在村里開展婦女工作，組織委員石世芳向區委書記唐鏞匯報發展劉胡蘭入黨建議。經區委研究，決定由石世芳、李光明負責，抓緊培養劉胡蘭。
區委研究以后，石世芳一方面加強對劉胡蘭進行黨的思想觀念和政治覺悟教育，一方面注重引導她在實踐中鍛煉。為此安排劉胡蘭參加大象鎮土改工作。劉胡蘭果然不負眾望，在發動群眾，反奸反霸，組織支前等項工作中表現出色。經過實際斗爭的考驗和鍛煉，經石世芳提議，區委書記王瑞主持，召開區委會議，討論研究劉胡蘭入黨問題。大家認為，劉胡蘭雖然年紀小，但工作積極，斗爭堅決，覺悟較高，能站穩黨的立場。最后一致通過劉胡蘭為中共預備黨員，待她年滿18周歲后轉為正式黨員。
孫謙的“遺憾”
孫謙，山西文水人，著名作家、編劇。1937年參加革命，1938年在部隊入黨，1940年在延安魯藝附設部隊干部訓練班學習，1942年調晉綏邊區文聯工作，1947年在東北電影制片廠任編劇，1957年在山西省文聯從事專業創作。
1945年秋冬季節，在晉綏邊區從事文藝工作的孫謙，被委派為視察員到晉綏區平川縣視察反奸反霸和支前對敵斗爭工作。由于主力部隊北上綏蒙，晉中平川形勢驟然緊張。孫謙換了便裝先到平介縣仁莊，而后到接壤的文水下曲鎮檢查。途中傳來槍聲、炮聲和手榴彈爆炸聲，得知是縣大隊堵擊城里來的頑偽軍。天黑時到達下曲鎮，與區委書記陳德照取得聯系。
在以后的幾天，由陳德照相隨到了云周西村。期間與區村干部見面談事，在村里了解情況，先后住了3天。這個時期的劉胡蘭日臻成熟，她與黨員們組織辦冬學，參加支前反霸，籌集送公糧，安排做軍鞋，整天東奔西跑，忙忙碌碌，孫謙沒有機會認識劉胡蘭。
1947年2月6日，《晉綏日報》刊登“十七歲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慷慨就義”的新華社消息，孫謙知悉云周西村花季少女劉胡蘭，在敵人的鍘刀下，英勇就義。時間與孫謙離開云周西僅一年多一點。
多少年來，擅長農村訪談的孫謙一直感嘆，“我在云周西住了3天，卻沒機會見到劉胡蘭同志”。這成為他的終身遺憾。
石玉試探劉胡蘭
石玉，陜西綏德人。1935年參加革命。曾任忻州地委副書記、陽曲縣委書記、文水縣委書記等職。新中國建立后曾任湖南省委組織科長、武漢合金鋼廠黨委書記、交通部航舶設計院院長等職。
1946年春天，縣委書記石玉到2區開會。談到發展女黨員問題時，區委組織委員石世芳介紹了劉胡蘭的情況。因她年齡雖小，但表現很好，大家提議先培養為后補黨員，年齡夠了再轉正。
1946年秋天，縣委在信賢開會，研究轉移工作。劉胡蘭因參加5區在信賢召開的一個會議，跟幾位同志見了石玉。因為石玉已聽說劉胡蘭的情況，會面后特意多問了幾句。為了探詢胡蘭對形勢變化后的態度，石玉問到：“環境很快要惡化了，有些同志要轉移上山，下邊只留少數同志堅持工作，要讓你留在村里行不行?”“行!”胡蘭滿懷信心回答。石玉說：“敵人來了，形勢要惡化，留下后很艱苦，也很危險。”“怕什么”胡蘭堅定地回答。聽她決心這樣大，石玉又說：“如果讓你留下，可要堅持住啊!”因為誰留誰轉移還要和區里商量，談話到此為止。
宋應復核模范黨支部
宋應，河北棗強人，1936年入黨。曾任北京大學中心支部書記、晉西北臨時省委秘書長、臨縣中心縣委書記、晉綏分局組織部副部長等職。新中國建立后，曾任川西區委組織部長、成都市委第二書記，地質部副部長兼全國礦藏儲量委員會主任等職。
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根據地上報基層模范黨支部材料。晉綏分局根據實際情況，確定云周西村為晉綏平川地區模范黨支部，指示八地委和文水縣委編寫上報該村典型事跡材料。就在材料上報復核過程中，文水云周西村發生震驚晉綏的七烈士慘案。由此晉綏分局派組織部宋應同志專程到文水了解情況。在文水縣委駐地信賢村，縣委委員、組織部副部長衛范初，向宋應詳細匯報了云周西黨支部和劉胡蘭的情況。隨后宋應深入云周西村住了十幾天時間，實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寫出云周西黨支部和劉胡蘭等七烈士事跡報告，直接上報晉綏分局和中共中央。
黨中央、毛主席通過記者調查和分局報告，對劉胡蘭事跡得到系統掌握。在轉戰陜北途中，毛主席為劉胡蘭親筆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提起云周西，一定會想到劉胡蘭。這里是抗戰時期晉中平川的“小延安”，是晉綏邊區對敵斗爭的前沿哨所和堅強堡壘，也是“胡蘭精神”培育成長的地方。當時云周西村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具有光榮革命斗爭傳統的云周西村人民群眾參軍參戰、出糧出人、掩護八路、養育駐軍，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他們用血肉之軀造就了偉大的劉胡蘭精神。
不論一些詆毀我民族氣節的反華勢力，怎樣貶低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犧牲的英雄;但是英雄們灑下的熱血，做出的壯舉，是任何人也不能抹殺的歷史印記，他們為國家為民族做出的犧牲將值得后人千秋頌揚。
解放后的云周西村因為女英雄劉胡蘭的事跡而名揚天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村子前面已經建立了劉胡蘭鎮中心，村子也正式更名為劉胡蘭村。
今天的劉胡蘭村正在響應習主席的號召，脫貧攻堅、改善人居環境、發展紅色旅游，相信曾經的紅色堡壘云周西村會同她的新名字一樣，發揚劉胡蘭精神，講述劉胡蘭故事;不忘劉胡蘭初心，突出劉胡蘭文化特色，創新規劃劉胡蘭生活模式的新農村。
相信這個英雄的故鄉將換發出新的光彩。
2019年12月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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