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拔群是廣西農民運動的先驅，他與毛澤東、彭湃被稱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三大農民運動的領袖，毛澤東曾經說過：“韋拔群是個好同志，我過去搞農運，有些東西還是從韋拔群那里學來的。”同時韋拔群還是百色起義的主要領導者之一，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和廣西右江革命根據地領導者之一，曾經與鄧小平并肩作戰在百色這片土地上，二人面對面在一起時，鄧小平親切地稱韋拔群為“拔哥”，韋拔群犧牲后多年，鄧小平稱贊他“不愧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英雄”“不愧是名符(副)其實的人民群眾的領袖”“不愧是一個模范的共產黨員”。今年是韋拔群125周年，也是百色起義90周年紀念，讓我們重溫歷史，揭開發生在韋拔群身上的鮮為人知的故事。
他是我國農民運動第一人
過去我們經常說，中國共產黨黨內組織農民運動第一人是彭湃，但彭湃組織農民運動的時間是1922年，而韋拔群組織農民運動的時間是1921年11月，可見，韋拔群應該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組織農民運動的第一人。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歷史錯誤呢?主要是因為韋拔群剛開始組織農民運動的時候，還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所以黨內就把彭湃看成是中國農民運動第一人了。
1921年8月，韋拔群跟隨被孫中山任命為廣西省省長的馬君武從廣州回到南寧，并被馬君武先后委任為南丹、東蘭縣知事，但他看到當時廣西的政權已被廣東軍閥陳炯明所篡奪，全省一片腐敗混亂局面，他謝絕了馬君武的任命。回到家鄉東蘭縣武篆，他發現了中國廣大農村中農民的力量。鑒于貪官污吏、劣紳土豪之橫暴，韋拔群首先召集有志青年建立了“改造東蘭同志會”，后改稱“農民自治會”，韋拔群親自擔任會長，他還確定了“同志會”的宗旨：反對軍閥，反對貪官污吏，反對土豪劣紳，改造東蘭的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韋拔群還成立了演講團，向廣大農民發布各種有關社會革命的宣傳品，有時候，韋拔群還會與同志會的成員一起，拿著白紙旗，打著“廣西不得了”“實行社會革命”的旗子到武篆街頭進行宣傳活動，揭露當時社會的黑暗，號召貧苦農民團結起來“救家鄉，救廣西，救中國”。
依靠“農民自治會”的力量韋拔群為農民做了不少好事，并深得農民愛戴。1921年12月，韋拔群在武篆召開國民大會，決定團結一致，抵制強加在人民頭上的苛捐。會后，韋拔群與陳伯民二人日夜兼程趕到百色，跟桂系旅長劉日福進行面對面的談判斗爭，迫使劉日福撤銷了征收苛捐雜稅的命令。
1922年3月30日，即中國農歷的三月初三，韋拔群召集黃大權、陳伯民等11名同志會會員，在一個可容納1000多人的大山洞——武篆北帝巖舉行會議，為了更廣泛地動員群眾參加革命活動，以適應斗爭形勢的需要，會議決定把“改造東蘭同志會”改組為“東蘭公民會”。會議還討論通過了韋拔群起草的東蘭初期農民運動的綱領性文獻——《敬告同胞》，并以“中國國民黨廣西特別黨部”的名義，印發廣西各地，號召工農商學兵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鏟除禍國殃民的大軍閥，實行國民革命。
為了進一步壯大農民運動的革命隊伍，1922年10月28日，即中國農歷的九月初九，韋拔群以重陽節登高游覽為名，在武篆東里村的銀海洲，召開有東蘭、鳳山、百色等縣革命青年共180多人參加的同盟會議。會上，韋拔群明確地提出了同盟會的任務：聯合勞苦大眾，團結廣大人民，徹底推翻反動政府，打倒軍閥，鏟除土豪劣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擁護俄國共產黨，實行社會革命，建立新的國家。會議還決定秘密成立農民自衛軍，開展農民武裝斗爭。同年冬天，韋拔群在前往南寧聯絡舊時的同學開展救國救民革命活動時，因大土豪杜瑤甫向駐南寧“自治軍”副司令黃琦告密，韋拔群被捕入獄。1923年春，韋拔群獲釋回到東蘭后，在武篆北帝巖召開會議，會后，全縣許多區、鄉紛紛建立了公民會和農民自衛團，縣成立了農民自衛軍，兵員達千余人，韋拔群任總指揮，下設東、南、西、北四路軍，分別由覃孔賢、黃榜巍、黃大權、牙蘇民指揮。
1923年6月26日，韋拔群根據貧苦農民的控告，帶領公民會會員及農民自衛軍100多人，到東蘭縣城去清算大土豪、六哨團總韋龍甫的罪行。由于縣知事蒙元良勾結駐軍營長羅頌綱出兵鎮壓，他們不僅解救了已被農民自衛軍控制的韋龍甫，還把7名公民會會員、農民自衛軍投入監獄。殘酷的現實使韋拔群清醒地認識到：只有拿起槍桿子，才能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接下來韋拔群率領農民自衛軍三次攻打東蘭縣城，最終農民自衛軍占領縣城，縣知事蒙元良和六哨團總韋龍甫逃往鳳山。農民自衛軍打開牢門釋放了被關押的無辜群眾，還沒收韋龍甫的財產分發給貧苦群眾，同時在縣城召開千人大會，追悼犧牲的戰友，宣布取消苛捐雜稅，廢除壓迫剝削農民的契約，提倡民族平等，男女平等。
韋拔群率農民自衛軍三打東蘭縣城，揭開了右江農民武裝斗爭的序幕。駐百色桂軍旅長劉日福在接到農民自衛軍攻克東蘭縣城的消息后，立即出兵鎮壓，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農民自衛軍在占領縣城28天后被迫撤退并分散隱蔽。不久，廣西省長張其锽下令通緝韋拔群等農民自衛軍領導人。
他被中共中央稱為廣西的“彭湃”
1924年8月，韋拔群化裝成商人，繞道貴州、云南、越南、香港，于1925年1月到達當時國民革命的中心廣州，進入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三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在那里，他結識了農民運動領袖彭湃、廣東區委負責人陳延年 、廣州第三屆農講所所長阮嘯仙等共產黨員。學習結業后，他被委任為中央農民部特派員，回廣西開展農運工作。1925年5月，韋拔群回到東蘭，同年8月13日，他在武篆成立了廣西第一個縣級農民協會——東蘭縣農民協會。為了培養農民運動骨干，韋拔群參照廣州農講所的做法，于同年9月15日在武篆北帝巖舉辦廣西最早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韋拔群任主任。第一批學員來自右江、紅水河地區的東蘭、鳳山、百色、河池、南丹等12個縣共276人。1926年冬至1927年夏，韋拔群又先后兩次在武篆育才小學舉辦了兩期農講所，他既當主任又當教員，親自給學員講課，三期農講所共為右江、紅水河地區各縣培訓了近600名農民運動骨干，促進了各地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
1926年2月，廣西當局派百色駐軍劉日福部龔壽儀率一個團的兵力到東蘭，勾結縣知事黃守先和大土豪杜瑤甫，先后在韋拔群家鄉武篆及附近區、鄉大肆燒殺劫擄，血腥鎮壓農民運動，制造了震驚全國的東蘭“農民慘案”。面對敵人慘無人道的屠殺和鎮壓，韋拔群一方面率領農民自衛軍退入西山，在西山成立東蘭縣革命委員會。另一方面，利用當時國共合作之機，以東蘭縣農民協會的名義向廣州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黨部、廣西黨、政、軍和社會各界發出《請看軍閥官僚劣紳土豪燒殺東蘭農民之慘狀》的《快郵代電》，控訴軍閥和官僚豪紳互相勾結鎮壓東蘭農運的罪行，要求“懲辦其慘殺農民燒擄農村之罪犯官僚”，“恢復農民運動講習所”等。但廣西省當局對東蘭“農民慘案”遲遲不作正確處理，為擺脫困境，韋拔群率領農軍1000多人分四路攻下東蘭縣城，將東蘭縣革命委員會從西山搬到縣城辦公。經過東蘭農民不屈不撓的斗爭以及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人士對東蘭農友的聲援和支持，廣西省政府不得不派出以省黨部青年部長、共產黨員陳勉恕為主任的東蘭農案調查善后委員會到東蘭進行調查，并由陳勉恕代理東蘭縣知事。在社會各界的壓力下，廣西省政府被迫承認東蘭農民運動的合法地位。
中國共產黨黨組織利用陳勉恕代理東蘭縣知事的有利條件，派嚴敏、陳洪濤、陳鼓濤等共產黨員來到東蘭協助陳勉恕指導農民運動。1926年11月，成立了中共東蘭支部，韋拔群經嚴敏、陳勉恕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東蘭農民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當年全縣有11個區、134個鄉建立了農民協會，會員達8.7萬人，位居廣西各縣之首。12月5日，中共中央局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稱韋拔群“在東蘭已成了海陸豐之彭湃，極得農民信仰”。
與鄧小平一起領導百色起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面對蔣介石的屠殺政策，1927年6月，中共恩奉特支書記余少杰與田南道農運辦事處主任韋拔群等在恩隆縣七里區召開右江各縣農運領導人會議，決定在沒有和上級黨組織取得聯系之前，暫時成立“廣西臨時軍政委員會”，會議選舉余少杰、韋拔群等5人為委員會常委。7月，余少杰在奉議縣花茶村召開右江各縣農軍領導人會議，決定將右江地區農民自衛軍整編為第一、第二、第三路軍，韋拔群擔任第一路軍總指揮，第一路軍由東蘭、鳳山、凌云、百色農軍組成。
1927年8月，國民黨新桂系軍閥命令第七軍第五師師長劉日福出兵重點“清剿”東蘭、鳳山農運，農民自衛軍第一路軍總指揮韋拔群聞訊后，立即在東蘭縣蘭木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將第一路農軍整編為3個自衛團和1個獨立大隊，準備迎擊來犯敵人，后因寡不敵眾，韋拔群率農軍總部轉移到東蘭西山繼續戰斗。1928年春，韋拔群指揮農軍攻占武篆、江平、太平等圩鎮，同年6月將國民黨龔壽儀團余部逐回百色，粉碎了桂系軍閥對東蘭、鳳山地區的重點“清剿”，并趁勢開辟了以東蘭武篆為中心，包括東蘭、鳳山、凌云及百色邊境地區的農軍游擊區。1929年春，韋拔群又派干部到鳳山、南丹、河池等地開展革命活動，組織農軍第二次攻占南丹縣吾隘、那地等圩鎮，并組織了8個鄉農會和農軍。從而為百色起義的舉行和紅七軍、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1929年6月，蔣桂軍閥混戰結束，廣西政局發生變化，掌握廣西新政權的俞作柏、李明瑞，在共產黨的影響下，比較靠近革命，要求中共派干部協助其工作。同年7月黨中央選派中共中央秘書長、25歲的鄧小平帶領一批黨員進入廣西南寧，鄧小平化名鄧斌，以廣西省政府機要秘書的公開身份與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密切的關系。
鄧小平早就知道韋拔群在廣西搞農運很出色，但為了保密起見，沒有直接和韋拔群見面，但對韋拔群的農民運動十分注重和支持。鄧小平通過做統戰工作，使俞作柏、李明瑞同意開放工農運動，1929年8月間，廣西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南寧召開，鄧小平讓韋拔群出席會議，并被選為省農協籌備處副主任。更重要的是，俞作柏、李明瑞還同意以成立“右江護商大隊”名義撥給韋拔群一個營的武器裝備，即300多支步槍，兩萬多發子彈，還同意韋拔群的東蘭農軍300多人到南寧郊區西鄉塘進行軍事訓練。
不料，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廣西不到3個月，就貿然決定參加廣東軍閥張發奎組織反蔣活動，他們不顧鄧小平的勸告，于1929年10月1日在南寧召開了反蔣誓師大會，并揮師東進與蔣軍作戰，結果部隊還沒邁出廣西省界，反蔣之戰就宣告失敗了。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鄧小平命令中共黨員俞作豫掌握的廣西警備第五大隊轉移到左江龍州，命令中共黨員張云逸掌握的廣西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總隊攜帶南寧軍械庫所有的武器裝備西進右江地區，命令在西鄉塘的韋拔群立即停止農軍訓練，率隊趕回東蘭，為“工農武裝割據”做準備
1929年12月11日，在鄧小平、韋拔群等人組織領導下，百色起義爆發，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誕生，由鄧小平任軍前委書記，張云逸任前委委員、軍長，韋拔群任前委委員、第三縱隊隊長，首先韋拔群將自己領導的右江農軍全部編入紅七軍，壯大了部隊的力量，增加了部隊中的工農成分，成為百色起義的基本力量和紅七軍的重要基礎之一。接著，韋拔群率領紅七軍第三縱隊投入了肅清各地反動武裝的斗爭。1930年2月，在紅七軍主力部隊作戰失利后，紅七軍軍部從百色轉移到韋拔群發起農民運動的中心地，也就是韋拔群的家鄉東蘭武篆。同年3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鄧小平帶著一班警衛從左江沖破敵人層層封鎖來到右江蘇維埃政府、右江特委機關所在地東蘭武篆，這也是鄧小平與韋拔群第一次見面，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韋拔群激動地說：“鄧政委，辛苦了!”鄧小平連忙回答道：“拔群同志，你好!”
鄧小平來到武篆，主要是向紅七軍傳達中央指示，這期間，韋拔群隨鄧小平一起住進魁星樓，趁此時機鄧小平還在武篆舊州屯開辦了一期縣區黨員領導干部學習班，鄧小平親自編寫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號》《蘇維埃的組織和任務》《黨的問題》等重要課程，還親自給學員上課，當時，韋拔群既是教員又是學員，每逢鄧小平講課，他都要到場聽講。在鄧小平、韋拔群等的正確領導下，東蘭縣率先在右江地區完成了土地革命任務，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他的侄子、警衛員割下他的頭顱
1930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鄧拔奇在紅七軍前委會議上，傳達了中央要紅七軍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廣州的指令，前委經過激烈爭論，接受了中央的指令，決定集中全軍到河池整編，根據中央政治局決議精神，將紅七軍下轄的三個縱隊分別改為19、20、21三個師，全軍主力北上打柳州、桂林等城市，21師由師長韋拔群、政委陳洪濤等留守右江。
紅七軍在河池整編時，韋拔群按照軍前委的決定，把21師的絕大部分官兵和裝備分別編入19、20師，他只帶了80個體弱多病的同志和一些破舊的武器，還有就是21師這個番號，返回了家鄉東蘭。在主力部隊出發前，鄧小平和鄧拔奇親自來到東蘭武篆，同韋拔群一起研究如何堅持根據地斗爭問題，鄧小平提出了“加緊土地革命工作，擴大紅軍，以東、鳳為中心，用游擊戰術向都安推進”的戰略決策。臨行時，鄧小平和韋拔群依依不舍，握手辭別。但在紅七軍主力離開右江一個多月后，韋拔群領導的21師由原來的80多人迅速發展到了4個團和2個獨立營，總共3000多人。
從1931年春到11月間，桂系白崇禧指揮數千國民黨軍隊，對右江蘇區進行了兩次大規模“圍剿”，韋拔群指揮根據地軍民，堅持游擊戰術，粉碎了國民黨軍這兩次“圍剿”。1932年8月，白崇禧親自坐鎮東蘭，指揮國民黨正規軍近萬人，在當地民團的配合下，對右江根據地的中心東蘭縣西山進行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圍剿”。為了避開敵人的鋒芒，韋拔群將隊伍化整為零，繼續開展游擊戰。1932年10月18日韋拔群帶領他的兩名警衛員秘密來到賞茶洞開會，這兩名警衛員，一位是韋拔群的侄子韋昂，一位是名叫羅日塊的瑤族年輕人。開會的賞茶洞位于東蘭縣東里屯韋拔群家鄉附近，當晚，韋拔群頭部滾燙發燒，長期的勞累和饑餓把韋拔群給折磨病了!韋昂趁夜黑回到家中，韋昂的老婆看到丈夫回來，就勸韋昂說，現今國民黨正懸賞韋拔群的人頭，賞價為1400塊大洋，而現在你跟著韋拔群東躲西藏的，一旦被國民黨抓著，就沒有了性命，我看你不如殺了韋拔群然后去領賞錢。在1400塊大洋的誘惑下，韋昂決定殺死重病在身的韋拔群。19日凌晨，韋昂從家中回到賞茶洞，他見韋拔群一人睡在山洞里，當時韋拔群正發高燒，枕頭下放著一把駁殼槍，韋昂先推了一下韋拔群，他見高燒中的韋拔群沒有任何反應，就從韋拔群的枕頭下抽出韋拔群的駁殼槍，對著韋拔群頭部開了兩槍。韋拔群犧牲后，韋昂為了領賞竟然殘忍地割下韋拔群的頭顱，迅速逃離山洞。剛走到洞口不遠處，迎面就碰到下山打水回來的警衛員。韋昂用槍指著警衛員羅日塊不許動，然后狂奔下山。
而國民黨見到韋昂提來的韋拔群的頭顱后，一分錢都不給韋昂。為此，韋昂天天去吵、去鬧，最后，國民黨給了他500塊大洋，韋昂拿到錢后，為了逃避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地下黨的打擊，就帶著老婆逃到南寧藏了起來，在南寧韋昂和他的老婆不到一年的時間，500塊大洋就花完了。接著韋昂又去找國民黨要錢，國民黨不但沒有給他錢，而且還要抓他去坐牢，這下韋昂害怕了。沒了錢，韋昂就去販賣煙土。不久，韋昂的行徑被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地下黨知道了，地下黨埋伏在他販賣煙土必經的路上，最終將韋昂這個叛徒處決了。
韋昂的老婆聽到韋昂被地下黨處決的消息后，立即逃離南寧，跑到融水縣，改名換姓并嫁給當地的一個裁縫匠為妻。1964年6月，融水縣開展“四清”運動，要求每個外來人口，都必須如實地交待自己的歷史，就這樣，殺害韋拔群烈士的主謀在躲藏32年后終于伏法了。
韋拔群犧牲后，東里屯的群眾，冒著生命危險，到賞茶洞內將韋拔群的遺骨背回來，并秘密安葬在東里屯的特牙山上，并在墳上建了一座小廟，起名為“紅神廟”。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紀念韋拔群烈士，人民政府將他的遺骸重新安葬于東蘭革命烈士陵園內。
毛澤東與韋拔群從未謀面，但他非常欽佩韋拔群，1934年1月，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議為韋拔群等犧牲的同志致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每次見到廣西人，都會動情地談起韋拔群，說韋拔群“是廣州農講所最好的學生!” “搞農運很出色，是個好同志”。鄧小平對韋拔群更是懷念，1962年12月，在韋拔群犧牲30周年之際，鄧小平揮筆寫下了長達205字的題詞。
尋找烈士頭顱和生前照片
全國解放后，1950年，中共廣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開始著手尋找韋拔群烈士頭顱的下落。經查當年韋昂把韋拔群的頭顱送給了國民黨桂系軍長廖磊，國民黨反動派當局就把韋拔群的頭顱放在一個玻璃金魚缸內，用防腐藥水泡著，然后在廣西東蘭、百色、南寧、柳州、梧州等地“示眾”，最后頭顱在梧州大較場“示眾”三天后便不知去向了。在查閱了大量史料后，終于在國民黨時期編寫的一本名叫《東蘭痛史》的書中找到了答案，“韋拔群的頭顱最后轉到梧州，埋于梧州之公園”，但梧州的中山公園范圍很大，到底埋在公園的何處呢?又經過10年查訪，1961年12月，梧州市園林處退休工人周十五提供了埋葬線索，14日，在周十五的指引下，終于找到了那個臉盆大小、盛著一個頭骨的玻璃金魚缸，隨行的廣西電影制片廠的工作人員將這個難忘的時刻還拍成了紀錄片。為了慎重起見，依據韋拔群生前戰友黃舉平、謝扶民提供的韋拔群遇害時的年齡、相貌、特征和嘴里左上牙床鑲有一枚金牙、額上有槍傷等情況，廣西醫學院在整復頭骨時發現左額上方確有兩個彈洞，一彈直穿左耳后部，一彈頭尚在骨縫中，頭骨牙床有一枚金牙。經科學鑒定后，證實這個頭骨正是韋拔群烈士的頭骨。隨后，中共梧州市委派專人將韋拔群頭骨護送到廣西首府南寧，后又送到北京。
在尋找韋拔群烈士頭顱的同時，中共廣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還多次發動群眾征集韋拔群烈士生前照片，但照片只征集了一張，1984年7月5日，邕寧縣檔案館提供說，一個叫黃肖彭的人，與韋拔群曾經是好朋友，1929年黃肖彭任龍州縣長時，曾經與一個戴黑紗的高個子男人拍攝了一張照片，有人猜測照片中的高個子就是韋拔群，最后這張照片讓韋拔群烈士的親屬、當年與韋拔群共過事、見過面的老同志等30多人進行鑒別，鑒別的結果是：韋拔群烈士的妹妹韋武月、韋武丁及韋拔群烈士警衛員韋鐘文等13人認為戴黑紗的高個子完全像韋拔群，其中韋武月、韋武丁兩位老人看后還留下了眼淚;另外14人都認為戴黑紗的高個子僅有部分容貌像韋拔群;曾任紅七軍二十一師師部秘書吳德林等5人則認為完全不像。1984年8月23日，就韋拔群烈士的照片問題給鄧小平去信，鄧小平回信答復是：“照片上的人，有點像韋拔群，但認不大清了。”所以，韋拔群的真實相貌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
而當時，廣西博物館有二張韋拔群的照片：一張是國民黨把韋拔群烈士的頭顱“示眾”時拍下的照片，此照片十分模糊，幾乎看不清;另一張是韋拔群烈士的畫像。當年，國民黨軍隊在東蘭、鳳山一帶搜尋韋拔群，但他們都沒有見過韋拔群，也沒有韋拔群的照片，沒有辦法，最后一個曾經見過韋拔群的國民黨特務，憑記憶畫了一張韋拔群的畫像，畫像雖然繪畫技法是差一點，但據說畫得很像，后來，版畫家雷時康先生參照這張畫像，因為韋拔群的親屬都說韋拔群與他的胞妹韋武月老人長得很像，雷時康先生就找來韋拔群烈士的胞妹韋武月老人的像，兩張像結合起來就繪制出了韋拔群的畫像，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韋拔群的畫像其實就是雷時康先生畫的那一張。
2002年建軍節期間，國家郵政局發行了《人民軍隊早期將領(一)》郵票一套五枚，分別是紅軍時期的杰出將領黃公略、許繼慎、蔡申熙、韋拔群和劉志丹。但右江老區人民看了郵票上的韋拔群后，都說一點也不像韋拔群，據說，郵票上的這幅畫像是國家郵政局委托畫家根據廣西博物館藏兩張韋拔群的照片結合創作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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