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今天不少讀者而言，王維舟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然而在中共黨史上，王維舟卻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家。他參加過辛亥革命，在土地革命時期曾組織建立了川東游擊軍，后任紅四方面軍第33軍軍長、中央軍委委員、軍委四局局長?？谷諔?zhàn)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385旅副旅長、旅長兼政委，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陜甘寧晉綏聯(lián)防軍副司令員、西北軍區(qū)副司令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等職。毛澤東于1943年親筆書贈其“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獎狀。建國以后，王維舟先后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監(jiān)委常委。謝覺哉曾題詩相贈：“永是車頭不落塵，反清反帝到而今。愛民愛黨心如火，名將從來多善人。”這是對王維舟一生貼切而生動的贊譽。
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的時候，王維舟就已經是共產黨員了
王維舟1887年6月10日生于四川省東鄉(xiāng)縣(1914年改名宣漢縣)清溪場。他早年背井離鄉(xiāng)到成都打工，后考入成都工兵學校半工半讀，參加了四川“保路運動”。不久回到東鄉(xiāng)成立“東鄉(xiāng)保路同志軍”。1911年11月30日，王維舟擔任東鄉(xiāng)武裝起義總指揮，攻下東鄉(xiāng)縣城，宣布東鄉(xiāng)獨立。1911年12月2日東鄉(xiāng)軍政府成立，王維舟擔任東鄉(xiāng)軍政府警備隊長。1913年4月，王維舟考入成都警備軍官學校學習，畢業(yè)后回綏定府任綏定警備司令。
1915年，袁世凱準備復辟稱帝。王維舟得知后，立即在綏定組織護國討袁軍，任第一縱隊司令。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建立護法政府，興起護法運動，王維舟立即將護國軍改為靖國軍并任營長，后任團長和奉節(jié)縣邊防司令。后來王維舟看到四川軍閥互相混戰(zhàn)，各霸一方的混亂局面，決心離開舊軍隊，另尋救國救民的真理。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1920年5月，王維舟來到上海，在尋求救國救民真理時，認識了朝鮮共產黨員金笠。在金笠的介紹下，1920年5月，王維舟在上海參加了朝鮮共產黨，并參加了朝鮮共產黨上海支部的工作，成為中國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
1920年夏，王維舟奉命赴蘇俄學習。當時，年輕的蘇維埃正遭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軍隊的聯(lián)合進攻，國內物質條件極度匱乏，食品短缺，每人每天只能供應半磅黑面包。王維舟等人積極響應列寧“實行星期六義務勞動”的號召，經常忍受著饑餓參加義務勞動，以支援前線和紅軍。在1921年十月革命勝利四周年紀念日，王維舟參加了莫斯科紅場慶典活動，聆聽了列寧的演講。王維舟對此感受至深，終生難忘。
1922年春，王維舟回到北京，同著名革命教育家吳玉章等一起組織“赤心社”“俄災賑濟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募捐支援蘇俄。同年秋，他又來到上海。由于金笠被朝鮮反動派暗殺，王維舟失去了組織關系，自己獨立在上海開展革命宣傳和進行為蘇俄募捐救濟活動，把募捐的物資送到了莫斯科。正當王維舟有計劃地在上海開展革命活動時，收到一封急電：“母親病危，疾速返川”，王維舟不得不離開了上海。1923年春天，王維舟回到了家鄉(xiāng)宣漢縣清溪場，任宏文小學校長。王維舟還于同年在清溪場建立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這是川東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積極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并開展革命活動，為革命培養(yǎng)了大批干部。
1927年，王維舟參加了毛澤東主持的湖北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習，聽了毛澤東、彭湃關于農民運動的講座，理解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任務。這是王維舟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奠定了他為中國革命、為共產主義事業(yè)奮斗的堅實基礎。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黨先后兩次派王維舟深入軍閥部隊進行爭取工作。他臨危不懼，機智勇敢，兩次死里逃生。1927年，王維舟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王維舟奉命回到川東，建立了川東游擊軍。1929年4月，王維舟等領導了固軍壩起義，向川東軍閥劉存厚打響了第一槍。隨后，革命風暴遍及萬源、宣漢、城口三縣。劉存厚調集優(yōu)勢兵力進行“圍剿”，游擊軍先后戰(zhàn)斗數年，粉碎了敵人多次“圍剿”。但終因敵眾我寡，游擊隊在1930年遭到了失敗。1931年5月，王維舟參加了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開的會議。省委決定重組川東游擊軍，由王維舟任川東軍委書記兼總指揮。會后，王維舟返回川東，在宣漢縣芭蕉場召開了緊急會議，傳達了省委指示，總結兩次起義失敗的教訓，確定了對敵斗爭的策略和方針。從此，川東游擊軍又迅速發(fā)展壯大起來，編成三個支隊，王維舟兼第三支隊長。
1933年夏，為策應紅四方面軍南下，王維舟對紅軍游擊隊進行了整編和擴大，達2000余人。王維舟還派人前去聯(lián)系紅四方面軍。10月，在宣(漢)達(縣)戰(zhàn)役中，川東游擊軍配合紅軍前后夾擊劉存厚，使其潰不成軍。在宣漢南壩場一戰(zhàn)，殲敵8個團，游擊軍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兩軍共將敵追至開江永興、寶塔壩，開縣之高橋關，使游擊根據地迅速成為紅色蘇區(qū)。1933年11月，在宣漢縣城西門外操場召開數萬人參加的祝捷大會，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宣布，川東游擊軍改編為紅四方面軍第33軍，王維舟任軍長，中共梁達中心縣委書記楊克明任政委。不久，四川軍閥劉湘策動大小軍閥向蘇區(qū)發(fā)起六路圍攻。王維舟奉命在宣漢東部擔任從芭蕉鄉(xiāng)至樊噲店長達100余公里的阻擊任務及在西部配合紅9軍、30軍擔任50余公里的防務，多次打退敵人進攻，鞏固了防御陣地。
正當川陜根據地保衛(wèi)戰(zhàn)空前激烈的關頭，張國燾推行肅反擴大化政策，給紅33軍造成了重大損失，許多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審查。王維舟冒著風險親自到 295團處理問題，看到發(fā)生的情況后非常痛心。他本著顧全大局、維護團結、保護干部以及穩(wěn)定部隊的原則，經過認真細心的甄別了解和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在全團大會上當場宣布釋放被拘禁的干部戰(zhàn)士，同時撤掉了該團政委的職務，及時保護了一批寶貴的革命中堅力量。
1935年初，為了配合中央紅軍的長征，紅四方面軍決定西渡嘉陵江。嘉陵江是四川境內四大河流之一，在西岸共有川軍53個團的兵力，布防六百里，筑有堅固工事，扼守險要地段，阻遏紅軍向西發(fā)展。1933年秋，王維舟率領一萬多川東優(yōu)秀兒女投入紅四方面軍被改編為紅33軍后，就受到在黨內大搞家長制的張國燾的歧視和排擠，紅33軍中有一千多人遭到張國燾的無端殺害。王維舟內心非常痛苦和無助的，但他堅信革命前途，堅信黨中央最終會給川東優(yōu)秀兒女一個公正的評價。渡江戰(zhàn)役即將展開之際，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頂著張國燾的壓力，起用王維舟。
1936年冬，王維舟隨紅四方面軍到達陜北。王維舟與劉伯承等紅四方面軍負責人一起，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親切接見。王維舟當面向毛澤東傾述“張國燾叛黨，反對中央，挑撥一、四方面軍的團結，以及對33軍的種種歧視的罪惡事實”。毛澤東認真地傾聽著王維舟的每一句話，感慨地說：“你們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點彎子也沒有的啊!四方面軍的一部還未完全認識到革命由于張國燾的路線，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待將來時機成熟，對這個問題要深入檢查、希望你們做好準備，暫時保守秘密……”毛主席的話給王維舟以巨大鼓舞，讓他沉浸在激動、興奮和幸福之中。
抗日戰(zhàn)爭時期，王維舟先后擔任八路軍129師385旅副旅長、旅長兼政委，陜甘寧邊區(qū)隴東分區(qū)專員等職。在385旅駐隴東慶陽期間，王維舟一方面堅持對敵作戰(zhàn)，一方面領導全體官兵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和開辦了許多工廠，極大地保障了大后方的物資供應。1942年6月3日，《解放日報》發(fā)表了朱德總司令的文章《祝維舟同志五十六壽辰》。“維舟同志是我黨的先輩，他的半生生活中與中國革命相聯(lián)系著”“王維舟完全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兒子和學生，而群眾卻把他當作保姆和先生。”朱德號召：“他應該值得我們全黨來學習和尊敬，值得全邊區(qū)，全中國人民來尊敬。”徐向前、吳玉章、謝覺哉、蕭華等人也都賦詩撰文，對王維舟的革命經歷和豐功偉績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崇高的評價。
1943年1月，王維舟出席了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毛澤東親筆書贈王維舟“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獎狀。中共“七大”召開時，毛澤東在審議“七大”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時的談話中說：“王維舟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還沒有成立中國共產黨，他就是共產黨員了。”在“七大”上，王維舟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進行談判之后，黨中央決定吳玉章和王維舟分別擔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和副書記。在中共中央決定四川省委公開活動后，蔣介石獲知了王維舟回川的消息。熟悉川軍將領、有著擁有深厚群眾基礎的王維舟重返故里，引起了蔣介石的惶恐不安。一天，重慶市長、代行營主任張篤倫以請客吃飯為名，把吳玉章和王維舟請到他家，傳達了蔣介石的命令：限王維舟三日出川，否則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張篤倫還說：“王維舟是專門搞兵變暴動的專家。”國民黨反對派怕他以共產黨的身份進入被國民黨視為大后方的四川，對國民黨在當地的勢力構成威脅，于是找借口派飛機將王維舟一家送往南京。后由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協(xié)調，王維舟一家才得以轉機，安全回到延安。
解放戰(zhàn)爭時期，王維舟先后擔任陜甘寧晉綏聯(lián)防軍副司令員，西北軍區(qū)副司令員，協(xié)助賀龍指揮了保衛(wèi)延安、收復延安等戰(zhàn)役。建國之后，王維舟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并兼任西南民族學院院長。1956年，王維舟奉調進京，長期擔任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常委。1956年，王維舟還在中共“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
王維舟心系百姓，被隴東群眾稱為“王善人”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陜甘寧邊區(qū)隴東的人民群眾中，流傳著八路軍的干部中有個“馬青天”和“王善人”。“馬青天”是指隴東分區(qū)專員馬錫五，“王善人”就是指駐守隴東的八路軍385旅旅長兼政委王維舟。
1939年6月的一天，王維舟與警衛(wèi)員李有義，幫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走到城墻邊，他們看到一位婦女帶著小孩在挖墻皮，小孩嘴上已經糊滿了土。上前一問，才知道他們挖的是一種含有少量鹽分的“白板土”，陜北農民在饑荒之年常用它來充饑。經了解這位婦女的丈夫叫史華，是村里的民兵營長，去延安學習一段時間，剩下她帶著孩子租種土地。趕上年景不好，交完租后，家里糧食所剩無幾，只好采摘榆樹葉子和挖“白板土”補充。王維舟看到這種情景后心痛不已，把母子倆帶回自己家中，讓夫人馬奎宣去食堂打飯給他們吃，又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交給娘倆。王維舟知道，解決一頓飯并不能解決這個家庭的饑荒問題，于是親自給馬錫五寫了一張紙條，建議讓請專署(政府)給這位婦女解決五斗糧和一些救濟款，以度糧荒，并讓警衛(wèi)員小李帶著母子倆去專署的相關部門落實。出了大門，那位婦女問小李：“外地口音的大個子姓啥?是八路軍啥官?”小李告訴她：大個子是我們王旅長。那位婦女“哎呀”一聲：“老天爺睜眼了，八路軍當官的是大善人。”從此，王維舟“大善人”的名聲就在群眾中傳開了。在慶陽城方圓百十里，人們都知道，八路軍干部里有個“王善人”，只要是百姓的事，他都會放在心上。
建國后，王維舟不論是在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擔任領導職務，還是在中央監(jiān)委任常委，仍然一貫在工作中堅持體恤民眾、堅持黨員必須廉潔為公的思想和作風。1958年，黨內出現了浮夸風，各地瞞報、虛報的情況抬頭。王維舟雖已年過七旬，仍然堅持深入實地了解國情、民情。每到一地，王維舟都對虛報、瞞報的浮夸現象公開進行嚴肅批評，毫不隱瞞地說：搞浮夸的干部“不是馬克思主義，是牛克思。靠吹牛是吹不出社會主義的!”回京后，王維舟向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正式提交工作報告，建議對那些靠說假話上來、并勸說不改的干部，給予紀律處分，嚴重的予以撤職。
1963年，王維舟作為中央監(jiān)委常委參加了四川省檢察工作會議，希望到會去落實中央“七千人大會”精神和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的一系列指示。他到川東視察，沿途調查訪問。在聽到群眾反映，因自然災害的影響，生活困難，有人餓死的情況時，他難過得流下眼淚。在宣漢縣18天的明察暗訪中，召開了各種座談會、調查會，接待上訪群眾100余人，收到來信150件，查出了時任縣委確實存在問題，并主動與四川省委溝通情況，撤銷了宣漢縣縣委書記的職務。同時，他還主持平反了一批冤假錯案，給學生、機關干部上黨課、作報告，宣傳黨中央的政策、指示。在解決干部問題的同時，他及時向中央打報告，申請給受災較重的宣漢縣百姓每人每天增加二兩糧，以幫助渡過眼下的困難。直到今天，宣漢縣的老人們一說起三年困難時期王維舟回鄉(xiāng)調研心系百姓的事，仍充滿感激之情。
王維舟戎馬一生，始終對人民群眾懷有深厚的感情，耐心傾聽群眾的意見，實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況，解決群眾急需解決的問題。他鄙視看風向、揣摩上級、做表面文章的干部，他說讓這種私心嚴重的人撈取了官位，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少數民族的貼心人”
王維舟一貫尊重少數民族，熟悉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和特點，早在1935年長征途中，他就被派任為先遣部隊指揮員與少數民族打交道。紅四方面軍過草地前，四方面軍供給部長吳先恩負責籌集紅軍糧草。一天，他與王維舟率警衛(wèi)人員前往一藏族寺廟，準備拜訪主持寺廟的活佛。在離寺廟很遠的路上，就看到一些藏族同胞一步一磕頭，去寺廟朝圣。王維舟與吳先恩立刻下馬，率警衛(wèi)人員，按照民族習俗，向著寺廟磕行。就這樣幾百米出去，他們個個都汗流頰背，氣喘吁吁，沿途的藏民對此情景很是震驚和感動?？斓剿聫R時，大活佛立刻迎了出來。大活佛看到領頭的紅軍大個子王維舟氣宇軒昂，猜想他一定是個大官，對他能以民族宗教的方式拜訪寺廟的做法非常感動。大活佛親眼見證了紅軍將領對藏民是如此平等相待，如此尊重藏族的宗教習俗，立刻吩咐藏民們?yōu)榧t軍籌集糧草。
西南是一個多民族地區(qū)，少數民族約占全國一半以上。解放初期，民族之間的隔閡現象很嚴重，這其中有歷代民族壓迫造成的民族摩擦，也有解放前階級壓迫殘留下來的民族裂痕，民族工作復雜而艱難。劉伯承、鄧小平等主要領導曾經親自部署調查研究西南地區(qū)民族情況，把民族工作擺在很重要的位置上。1950年王維舟出任西南局常委，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兼西南民族學院院長等職務，負責民族工作。
在主持西南地區(qū)民族工作的幾年中，王維舟在少數民族干部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事事為少數民族利益著想，特別關心那些貧困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qū)。凡少數民族代表團，或民族上層出來參觀、學習，不分他們是上層人士還是普通百姓，不論他們使用什么語言，不管他們保持什么樣的生活習慣，王維舟都平等對待，一一接見，傾聽他們的意見，耐心與他們交談，細心而詳盡地講解黨的民族政策。王維舟從民族團結共同繁榮需要建設隊伍的角度考慮，積極鼎力對民族干部的培養(yǎng)和教育，親自籌措并創(chuàng)辦了貴州、云南、西南三個民族學院，從規(guī)劃設計、選址、經費、征地、基建、干部、師資、設備、課程設置等每一個環(huán)節(jié)，他都參與和檢查，直至學院建成。西南民族學院經常為藏族、彝族中的活佛，土司頭領，上層人士等辦學習班，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王維舟抓住時機，與他們廣泛結交朋友，建立友情，將黨的民族團結、民族進步的方針，逐一地講解到他們的心里。1951年，王維舟為籌辦西南民族學院往返于重慶、成都之間，也常常住在學院里幫助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困難很多，但王維舟力求涉及到培養(yǎng)民族干部的每一項工作都要做好，因此從師生的住宿到食堂伙食他都親自過問。50年代，西南民族學院的少數民族學生有一種習慣性的思維，凡是聽到空中飛機聲，就會說：“王老來了，我們的問題好解決了。”
1956年王維舟調中央監(jiān)委工作后，曾幾次向周恩來總理提出辭去西南民族學院院長的職務，但周總理都沒有同意，勉勵他繼續(xù)兼任此職。他遵照周總理指示，一直關注著西南少數民族工作，關心西南民族學院的建設和發(fā)展，直到1970年病逝。西南三省和西藏自治區(qū)的少數民族干部們稱他為“少數民族的貼心人”、“大善人”，許多當年曾得到王維舟教誨的藏族、彝族上層人士和現已擔任各級領導職務的從西南走出來的少數民族干部，回憶往事，無不流露出對王維舟深深的感激之情。
清正廉潔，堪稱共產黨人的楷模
王維舟一生對黨赤膽忠心，剛正廉潔，從不把個人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嚴以律己，關愛部下，從不以職高權重為家人或親屬謀利。
1935年，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開始了長征，川陜蘇區(qū)很多紅軍家屬跟著紅軍隊伍行進。王維舟的親屬及家族大約有20多人也參加了長征，年齡最小的是他的侄女王新蘭同志，出發(fā)時才10歲。年齡最大的是王維舟的岳母，年屆五旬，并且是小腳。與所有的紅軍戰(zhàn)士一樣，王維舟和他參加長征的所有親屬，跟著紅四方面軍長征，一路三過雪山草地，歷經千難萬險，沒有一個人退縮，堅持到達了延安。后由于其岳母年齡大，沒有文化，不愿拖累組織，又返回四川老家。解放后，她老人家一直在家鄉(xiāng)靠勞動自謀生活，即便是王維舟任西南大區(qū)主要領導干部時，也沒有要求縣里對這位親人有什么特殊的照顧。
李中權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擔任東北野戰(zhàn)軍九縱政委(九縱后改為46軍)，司令員是詹才芳，王維舟的侄子王波擔任該縱隊師參謀長、軍參謀處長。王波1928年入黨，當年在紅33軍擔任99師師長兼政委時，李中權在33軍當團政委。李中權對王波在九縱里的職務過低心里不安，一次碰到王維舟商量要調整王波的職務。王維舟對李中權說：“王波在部隊干什么都一樣，還有很多優(yōu)秀的同志都犧牲了。”
“文革”開始后，王維舟已年近八旬，但仍遭到迫害，被造反派抄了家。但王維舟不顧個人安危，仍盡力保護一些老同志。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被造反派揪斗追逐，有家不能歸，曾幾次住在王維舟的家中。王維舟讓夫人馬奎宣給蕭華擦拭血跡，用藥熱敷傷口?？傉敝魅胃电娚蠈閿[脫造反派的糾纏，在王維舟家秘密躲藏了近一個月。原北京軍區(qū)空軍副司令員李中權在“文革”中受到了沖擊和政治迫害，1967年11月到北長街王維舟家，向老領導訴說自己的不幸。王維舟一方面鼓勵李中權要有更壞的思想準備，不光是接受考驗，還要注意保護自己，一方面叫夫人馬奎宣詳細記下李中權的履歷，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出面澄清事實。1975年，鄧小平主持黨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大批干部開始重新出來工作。李中權在北京軍區(qū)空軍被掛起來，仍沒有被“解放”，沒有工作。此時王維舟已經去世5年了，馬奎宣依舊銘記著他的囑托，惦記著李中權的情況。她四處找當年四川達縣、宣漢縣籍的紅四方面軍的老同志，為李中權證明。在馬奎宣的積極努力和原四方面軍很多老同志的協(xié)助下，空軍政治部先后派人調查訪問了張愛萍、王直哲、李開芬等同志，為李中權當年參加革命的表現做出了證明，澄清了事實，使李中權很快恢復了黨籍，獲得了解放，后任南京軍區(qū)空軍副司令員。
王維舟的夫人馬奎宣是參加長征的老紅軍干部，但她的職務和級別比同期參加革命的同志低很多。有同志曾建議王維舟向有關部門提出來，但他說：“不能向組織伸手，比起那些犧牲的革命先烈，我們已經很知足了。”王維舟去世后，全家從原來住的四合院，搬到一套只有三間住房的公寓，一直住到前幾年她病逝。由于馬奎宣同志的工資很低，子女多，生活一直拮據，但她帶著孩子們始終堅守著不向組織伸手，不求特殊照顧，艱苦奮斗，甘于清貧。她去世后，子女們依然遵循著父親生前的教誨，勤懇工作，認真辦事，清白做人。
王維舟是一位資歷老、年齡大的老一代革命家，與許多老同志和愛國人士建立有很深的友情，與黨內著名的“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之間，有著半個多世紀的情誼。董必武提詩寫道：“廿紀生經大半稘，吾華革命典型垂。與君先后共奔走，顧盼紅旗合春頤。”“文革”期間，謝覺哉已半身不遂，聽說王維舟的家被抄，他專門要身邊人員架著他，到王維舟家去看望。在艱難的時刻，他們互相守望，相互勉勵。1970年1月10日，王維舟在北京病逝，終年83歲。黨中央于1979年12月29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王維舟補開追悼大會，黨和國家領導人李先念、胡耀邦等參加。1987年，四川宣漢人民在紅33軍成立紀念碑下為王維舟塑立跨騎戰(zhàn)馬的大理石雕像。像前石碑上，嵌鑲著毛澤東書贈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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