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1910—1966)是20世紀中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20世紀30年代中期，當艾思奇還是一個20多歲青年學者時，即因撰著《大眾哲學》一書而成為著名哲學家，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毛澤東致信正在西安做統一戰線工作的葉劍英、劉鼎，要求他們為紅軍購置50本《大眾哲學》，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毛澤東還向黨中央領導同志推薦《大眾哲學》，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說：“有一次，毛主席看望聞天，便帶了一本《大眾哲學》，毛主席對他說：‘這是一本青年人寫的哲學書，是通俗的書，寫得很好，你可以看看。’聞天感覺到這本書好就好在它寫了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寫了群眾中存在的問題，也正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能夠使人從馬列主義思維方法看問題，分析問題。”當艾思奇從上海來到延安的時候，毛澤東高興地向身邊的同志們說：“噢，那個搞大眾哲學的艾思奇來了!”
《大眾哲學》的原貌是《哲學講話》
80多年過去了，《大眾哲學》早已公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代表作，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20世紀中國哲學史上占有著重要的位置。然而，由于距離《大眾哲學》的時代日益久遠，今天的人們往往不了解這本哲學名著問世的具體情況：《大眾哲學》在1935年年底成書初刊時，并非用的是這個極為響亮的書名，而是以《哲學講話》作為書名行世。只是當《哲學講話》出至第三版時，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查禁，不得不易名出版，于是才有了《大眾哲學》這個書名，以后即以這個書名廣為流傳、深入人心，直至今天。在《大眾哲學》這個書名下，艾思奇對書中內容作過多次修改，以第四版和第十版修改較大。這些在他所寫的第四版代序和第十版序中有過說明。1950年至1953年間，他又對《大眾哲學》作過一次大的修訂，但這個修訂本在他生前未能出版，直到1979年才由三聯書店刊行。在《大眾哲學》的諸多版本中，最初刊行的《哲學講話》無疑具有特殊的價值，體現了艾思奇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哲學探索，是研究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文本。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這本《哲學講話》，旨在把《大眾哲學》問世時的原貌呈現給讀者諸君。
《哲學講話》這個書名，其實也有來歷，記錄了中國共產黨人和進步民主人士在思想文化戰線英勇奮斗的一段歷史。20世紀30年代中期，是中國革命最為艱苦的時期。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黨的許多組織和機關遭到了嚴重破壞，但一批共產黨人和進步民主人士仍然奮戰于思想文化戰線。1934年，在李公樸的建議下，史量才主持的《申報》開設了《讀書問答》副刊，由共產黨員柳湜負責。艾思奇受黨組織的委派參加《讀書問答》副刊工作，與柳湜等一起，每天閱讀讀者來信，回答讀者提問，通過解答疑難、介紹知識、推薦圖書，向廣大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這使得《讀書問答》的影響日益擴大，在副刊的基礎上發展成著名的《讀書生活》半月刊。艾思奇負責撰寫《哲學講話》和《科學講話》兩個專欄，同時也為《讀書問答》《名詞淺釋》專欄撰稿。從1934年11月起，艾思奇先后在《讀書生活》上發表了24篇《哲學講話》，于1935年年底匯集成冊，以《哲學講話》作為書名出版。《哲學講話》的書名，實際上是沿用了《讀書生活》這個專欄的名稱。李公樸不懼風險，勇擔責任，以《讀書生活》主編的身份為《哲學講話》初版撰寫了《編者序》，稱：“通俗化的《哲學講話》的出版，是《讀書生活》最初的收獲。”他還在序言中告訴讀者：“尤其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這本書的內容，全是站在目前新哲學的觀點上寫成的。新哲學本來是大眾的哲學”。他所說的“新哲學”，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后來，《哲學講話》易名為《大眾哲學》，新的書名正是由此而來。
通俗化、大眾化是《哲學講話》的鮮明特點
誠如李公樸在《編者序》中所說，《哲學講話》最鮮明的特點，就是以通俗化、大眾化的形式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這個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東方農業大國里，如何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更多的沒有哲學基礎的普通群眾所掌握，成為他們的行動指南和思想武器,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需要解決的一大難題。艾思奇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時代性問題，并通過《哲學講話》來嘗試解決這一問題。這就是他在《大眾哲學》第四版代序中所說的：“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自始至終，就沒有想到要它走到大學校的課堂里去。……我只希望這本書在都市街頭、在店鋪內、在鄉村里，給那失學者們解一解智識的饑荒，卻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貴的大學生們的手里，因為它不是裝潢美麗的西點，只是一塊干燒的大餅。”因此，《哲學講話》所取的通俗化、大眾化的形式，決非是為了趨俗、媚俗，更不是為了贏利賺錢，而是有其鮮明的政治取向。《哲學講話》能夠吸引廣大普通民眾，不僅在于它的通俗化、大眾化的形式，更在于它的鮮明的政治取向。
更為重要的是，《哲學講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何以能夠通俗化、大眾化的問題，從學理上進行了深入探討。在《大眾哲學》第一章《緒論》的開篇，艾思奇就指出，哲學之所以能夠通俗化、大眾化，就在于看似深奧的哲學其實并不神秘;而哲學之所以不神秘，就在于哲學與日常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人們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找到哲學的蹤跡、感受哲學的道理。例如，我們與一位分別五六年的朋友見面，各人把自己所經過的事件敘述一番，這時就有很多的事情使我們發生感觸：大家周圍的人，有的長大了，有的死了;大家周圍的商店與工廠，有的已經倒閉，有的繁榮起來，有的不死不活地支持著門面……這些事情盡管很多，但表現在我們眼中的情形卻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這就是一切事情都和以前不同，都變了。我們感覺到時間的流去是不可抗的。在時間的過程中，一切事物新生起來，發展起來;一切事物也被摧毀，被消滅;我們看見任何事物都沒有永久長住的可能。這就在我們的頭腦里強烈地浮現著一個“一切皆變”的觀念，在無意中已有了一種哲學的思想。由此可見，“哲學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而是從人類社會中產生出來的”，人們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日常生活，來學習、了解和掌握哲學的道理。這就打破了哲學的神秘性，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了出來，使之走向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普通民眾。
《哲學講話》闡發了辯證唯物主義的邏輯體系
《哲學講話》除第一章《緒論》外，主體部分由第二章《本體論(世界觀)》、第三章《認識論》和第四章《方法論》組成。這三章構成了一個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艾思奇在第一章《緒論》中對此有過說明。他說：“哲學的主要任務是要能夠真正解決人類生活上、事實上的問題，要能真正解決這些問題，才足以證明它是事實上的真理。我們說哲學是人類對于事物的根本認識和根本態度，其意義也就在此。哲學不能單單只是說得好聽的東西，還要能指導我們做事。它的‘重要的問題是在于要改變世界’!什么是正確的哲學?為什么它比別的哲學更正確，更能與事實真理一致?這問題……我們要分作三步來講。第一步要先講世界的本身究竟是什么東西?是物質嗎?是精神嗎?這一步的討論叫作本體論。第二步講我們是怎樣能認識世界上的一切?這一步的討論叫作認識論。第三步講世界的一切以及我們人類的思想等等是怎樣變化運動，是依著什么法則變化運動的?也就是說，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變化法則是什么?這一步的討論叫作方法論。”在這里，他從本體論出發，把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解釋為相貫通、相聯結、相遞進、相統一的整體。在他看來，辯證唯物主義就是這樣一個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三者有機統一的整體;通過這個三者有機統一的整體，也就展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的內涵，昭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的特征。
《哲學講話》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的闡發，特別突出了本體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重要地位。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的重視和凸顯，實是以20世紀3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唯物辯證法論戰為背景的。當時，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思想世界的廣泛傳播，不同哲學思潮環繞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問題展開了激烈論爭，由此而引發了唯物辯證法論戰。這就迫切地需要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贊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闡明兩個相關聯的問題：第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究竟有沒有本體論?第二，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自己的本體論，那么它的形式和內容、內在邏輯和理論建構又是怎樣的?《哲學講話》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以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的闡發，來回答這兩個問題的。因此，艾思奇撰寫《哲學講話》的目的，不只是為了開辟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大眾化的道路，而且還在于贏得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其他哲學思潮的競爭。
21世紀的中國，與艾思奇寫作《哲學講話》的時代相比，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歷史性巨變。但《哲學講話》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仍然有著多層重要的意義。首先，《哲學講話》已經成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20世紀中國哲學史的光輝一頁，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和20世紀中國哲學史研究必讀的經典文獻，具有重要的哲學史意義。同時，《哲學講話》所闡發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所開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大眾化方向，至今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需要堅持和推進的，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并沒有為歲月所磨滅。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哲學講話》成書過程的了解，透過對《哲學講話》思想內容的研讀，我們能夠深切地感觸到一個青年共產黨員哲學家在艱難困苦中追求真理、傳播真理、獻身真理的精神。這種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寶貴財富，值得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今天的中國哲學家承繼和發揚。今天的青年人，若能像80多年前的中國青年那樣，認真研讀《大眾哲學》，從中吸取哲學智慧、體悟這種精神，對于理解何為家國情懷、何為理想信念、何為青春奮斗，從而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是會有積極的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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