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劉老石對推進鄉村建設事業與大學生支農培訓有著篳路藍縷之功，他對青年大學生的影響是行動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的導師溫鐵軍教授曾在“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清明節悼念劉相波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對他的精神遺產進行了梳理與總結。
在劉相波老師逝世八周年之際，謹以此文聊表紀念!
劉老石(1968-2011)，本名劉相波， 1968年3月1日出生于黑龍江伊春市。1992年在齊齊哈爾師范大學獲得學士學位。2000年在湖南師范大學哲學系獲得碩士學位，后在天津科技大學講授政治經濟學。
2002年加入國務院體改辦主管的《中國改革·農村版》做兼職編輯。期間，他積極推動全國大學生支農調研項目并成為該項目的主持人之一，培養和教育了一大批立志從事鄉村建設事業的青年，被譽為“全國大學生支農下鄉之父”。并在下鄉調研中給自己改名為“劉老石”，寓意像石頭一樣平常而堅定。2004年底他發起成立了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作為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代管的調研培訓機構，兼任中國人民大學鄉建中心的項目主任。2006年，他推動全國七家優秀的合作社組成為農民合作社銷售生態農產品的服務組織——國仁綠色聯盟，擔任秘書長，2009年推動建立農民合作社培訓學校，2010年8月辭去教職成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師從溫鐵軍。就在去世的前一周，他才從杭州調研回京。
2011年3月24日21時45分，劉老石因車禍搶救無效，在天津市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不幸逝世，享年43歲。
溫鐵軍，1951年5月生于北京。著名三農問題專家。先后任職于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歷任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執行院長，福建農林大學海峽鄉建學院執行院長。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和發展中國家比較發展研究，代表作有《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八次危機》《告別百年激進》。
我們怎樣繼承劉老石的精神遺產?
——在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清明節悼念劉相波座談會上的講話
(本文根據錄音整理，已經本人修改)
這些天我一直在想來了給你們說什么，一直就有些擔心，怕來了以后年輕孩子哭成一團。他如果還在這，絕不會容忍這種現象，因為他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如果在任何一個變故面前，包括像劉老石這樣的大家崇敬的同志離開的時候，我們只是自我情緒發泄，而沒有顧到應該繼續他未及完成的事業，那就是說每個人都還是小我的自私，兀自悲傷心情的發泄。今天下午你們的表現讓我放心了，這些天擔憂是多余的。從今天大家的表現看，劉老石留下的這個隊伍是穩定的，這就可以說他多年的努力是有效果的，帶出來的這些人個頂個的讓他能夠放心。由此，我倒是覺得要謝謝大家，謝謝你們這么有自制力，這么有意志，這么團結奮斗!所以，第一句想說的話是：謝謝大家!在這個時候能夠堅持得住，很好!
一開始聽到車禍消息的時候老劉還活著，我的第一反應不是救治效果，我覺得這人送到醫院之后，就應該是醫院如何做搶救的事，我們不是醫生，著急沒用。我最擔心的是大家亂了陣腳，最擔心的是年輕人控制不住自己。當時就一方面處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能夠處理的事，例如請人跟有關部門協調費用!抓緊安排專家會診。除了這些事就是趕快問中心當時的工作部署，業務進行的怎么樣，會不會有影響。
這一段時間以來，從事情發生到現在，對每個人都是考驗，也是鍛煉，你們的表現確實讓我相信老劉活在你們中間，活在我們大家中間。希望大家把今天的表現繼續下去。
辛亥百年蹉跎中的第三次坎坷鄉建
由此，就想說到我們這些年遭遇的挫折坎坷，每一次重大變化發生，我都在捫心自問，這個沒有科層管理的隊伍、這個沒有經費的事業，在挫折壓力下到底能不能持續下去?
所以，我在寫《老石祭》的時候提了一句話，當年農村版被撤消了，我寫了《農村版祭》。現在老石去了，我寫《老石祭》……。這個話題我沒往下說，了解當代中國進入新世紀以來這十年鄉建歷程的人都會知道，這是話里有話——現在這么大攤子的鄉建志愿者，包括所有散見于各地的鄉建事業已經星火燎原，在帝制解體之后百年現代化歷史中，第三次主要依靠民間力量的鄉建事業又運作10年了;足見其生命力之偉大，就在于文化底蘊深厚的鄉土中國。
但在起步階段，我們主要是借助于當年創辦《農村版》打下的基礎。2002年之所以能辦農村版，宏觀背景是國家戰略轉變。具體條件是因為2001年12月份中央有一個三農座談會，在那個會上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聽了匯報之后給了我們極大的鼓勵，全面地肯定了匯報的內容，說原來以為農村還不錯，沒有想到農村的形勢如此嚴峻。聽了報告才知道農村情況非常復雜，因此要把會議情況提交政治局討論。從此，三農問題成為國家的重中之重也就呼之欲出了。有了這樣一個中央對三農問題的強調，我們就認為全國都沒有一個反應農民利益的、關于三農的刊物，于是就有了這個農村版創辦工作。當時鄉建工作已經起步了，自然也就來了很多有志于此的人。當時我的上級說，什么叫“人事，有什么人就有什么事”。雜志社來了這樣一批人，就有了這樣一個事業，為這個鄉建事業打基礎的就是劉老石他們這些人。包括全國大學生支農調查，農民權益維護，農民合作組織建設……，這些做法，其實都是建設性的鄉村改良工作，或者說其實就是一種農村良性制度的建構過程。同時，這也是在解構那些現代化主流話語。
大家可能看到老劉在他那篇辭職文章里說2001年第一次聽我講教育體制改革就有同感，那種批判當年雖然比較粗糙，但它是一種對1990年代發生的實質性的教育產業化的一種解構。相對于造成包括人才在內的農村要素大幅度凈流出的現代化而言，我們的大學生支農行動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建設性的鄉土中國民眾話語建構過程，后來被人家說成“行動派”，我們善意理解，可以說我們是在用行動表達什么鄉土社會經驗層次的話語……
因為是對現代化的解構，那就當然地不見容于各種各樣的所謂學術界主流。由此看來，不斷遭受挫折，其實本來就是批判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命運”。
當你不認同某些主流話語、要做現代化解構的時候，就得對所有主流構建的意識形態化的話語體系做出理性批評。而在這其中也就是要做一個另類話語的建構。剛才我的學生講的話中，既有他自己學習中的對于教科書理論的困惑，也有年輕學生真就缺不破不立的理解，就缺以自己的行動去建構話語的信念，而既不是以原有的學科理論邏輯來解構主流話語，也不是原有的各種內生派性的意識形態的建構——凡是深陷其中的人也就只好靠自我救贖了——假如你不和我們一樣走向民間，走向群眾，無論再有多么強的理論邏輯，多么堅信這一切意識形態化的話語都是真理，那對不起，沒有經過實踐檢驗之前，只好把自己深陷其中。我們并不承擔救你于這種深陷的責任，我們不做任何人的思想工作;甚至也不屑于和人家爭論。在劉老石的祭文中我說“負重潛行”，是要求包括我們所有人，面對他們的不解，不要去多做解釋，而只不過要求對方展示一下做過的行動——如果做過為人民服務的實際工作，有了作為人的基本內涵了，那時候咱們才能夠坐下來討論。否則討論什么?討論眼中有術心中無人嗎?現在很多所謂的學科體系，不就是眼中有術而心中無人嗎?其結果一定是在那“玩票”。
最近我在跟鄉建的骨干做思想討論時講了如何達到人性的自覺，怎么才能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進步?這不是什么舶來的主義給你某個終極真理，不是進了這種外來的學科“理性”你就達到自由王國了?相反，恰恰深陷于被某一個時空條件下的意識形態劃定的必然王國。你深陷其中的所謂“派”對你的束縛已經到了沒有自由思考能力的地步。到現在為止，那些試圖挑起派性爭論的朋友，得不到我們的任何反駁，可能很不滿，因為可能感到我們這種不作答是一種無言的輕蔑!這種理解之錯誤，在于缺乏層次感，不知道我們早已經從一般派系關心的那些領域跳出去了。
就在老劉要走未走的那幾天吧!有人試圖把劉老石這么多年的事情、這么多的活動、這么大的社會反響等等，拿來和自己的所思所想結合起來“說事”;這樣做是一種主觀努力。我并不批評各界的朋友，所有這些主觀努力，也都值得我們尊重。因為，這些做法恰恰表明了這個社會本來就是多樣化的，人的思考能力有差異造成思想界本來也是多元的。但這同時也反映了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社會存在，他們的所思所想和他們特定的社會存在高度相關。
也許有人把劉老石留下來的關于辭職的文章當成是某種情緒、某種不滿的表達。有些比較激進的朋友們似乎在把他的說法當成旗幟揮舞，多少帶一點納入其派性思想的色彩，這是不合適的。因為我們對現代化的解構，已經包括對所謂現代西方政治話語的批判;在這個領域，我們同樣不屑參與任何激進派別紛爭。那些人需要知道，劉老石是一個自律極嚴的人，而且是立德在先的人。到了四十歲不惑之年的時候，他仍然要往前走，更進一步形成比較系統的認識，他之所以來人大讀研究生，就是要把這些年經驗層次的東西向理性層次升華。在劉老石四十歲左右的時候，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現代性批判的思想討論，這也有助于他第二次構建的平臺的工作內涵提升。
我也想提醒大家注意：改革三十年來，可曾有一個四十多歲、還算年輕的人，竟然能夠得到如此廣泛的社會評價，不論是大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也不論是農民還是打工者，也不論是學生還是老師，甚至不論左派右派(包括新左派的朋友和自由派的朋友)，他們對劉老石都有評價，而且基本上都是正面的。為什么是這樣?盡管平時我們遭到很多批評，也有我們隊伍內部的人頹唐，落荒，甚至翻過來做點什么，什么情況都有，將來也還會有。但為什么在老劉走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眾口一詞?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因為每個人多多少少還殘留了一點做人的本源的東西。還可以說，大家都在表示如何繼承和發揚這種精神，這說明劉老石做人做到一定層次上了。
那么，如何從一個人的必然王國走向超越我們的客觀存在局限向自由王國升華，怎么才能達到像劉老石這樣高度的精神境界，怎么才能有這種當一個人走的時候這個社會都是積極評價?說到這，我想稍微往深說幾句，我們到底跟劉老石學什么?什么是他留給我們的遺產?他走得太急，來不及梳理自己已經形成的思想。你們作為以他為精神導師的學生，從他這里繼承什么遺產?
繼承劉老石精神遺產——立德、不惑、慎行
我今天想給大家匯報一下繼承劉老石精神遺產的幾個思考——立德，不惑，慎行。
做人之稱之為人，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是說人會使工具就是人了。是這樣嗎?你會發現猩猩也會用工具。唯心的進一步說那是因為人類有愛，你會發現鳥也有愛。現在有一個極端的故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說鹿群在受到極大危險跳過懸崖深谷時老鹿會先跳，把自己的背脊留給年輕的小鹿讓它們踏一下跳到對面的懸崖岸邊，自己卻掉下去摔死。那種犧牲精神動物也有。人們精神上崇高的東西動物也有。甚至連蔬菜都會聽音樂，世間萬物皆有情。因此，說唯物主義時認為會使工具，唯心主義時認為會有感情。兩者都未必成立。
古代哲人的爭論不止這些。針對孔子的性善論，荀子就說：人之初，性本惡。心好利，眼好色。口好味，耳好聲。開始時人性未必都向善;走上社會，到了三十歲，有了一番社會歷練，在這個而立之年的時候，人成為人在于立德。通俗一點講就是要為人民服務，而不是一己私利;因此人們都會說三十而立，在座的很多人要么接近三十，或者超過三十。立什么?有人說有房有車，有老婆有孩子。其實三十而立無外乎是成長為社會人就要立德。立言立行恐怕一時半會兒立不起來，但立德總該是你在經歷過一番人生之后應該有的基本要求。
圖為2006年10月4日劉老石帶學生在山東聊城農村支農調研。
科班出身，讀教科書上來的，往往缺的就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實踐中達之立德的條件。意識形態化的高校政治教育也未必有利于青年人立德成人。
老劉以前就是兩課的老師，教政治經濟學，馬哲毛概這些課。那么，這些國家支付很多經費、學生被迫支付很多時間的基礎課，在高校為什么常常成為學生的睡覺課，因為和真正實踐相結合的歷練過程缺失。所以劉相波在辭職的時候，已經做了10年試驗，知道用自己的言行，自己的努力，足以影響各地高校成千上萬的學生，這無外乎體現了30年代教育大師陶行知改名的時候所領悟到的實踐出真知的治學原則。
總結劉相波的10年經驗，我們認識到：年輕人進入大學一般都是二十左右，如果能夠堅持一年、甚至只是半年下鄉為農民服務，那在做人、也就是在立德方面，就多多少少會有些建樹。到了三十歲時，就可以有一種三十而“立德”的感覺。
剛才小輝提到，我們在農村版這第一個平臺打下鄉建事業基礎。當年的第一次努力，被一些篤信某種外來理念的朋友以農村版沒有市場效率，以給農民辦雜志要虧損的大道理給撤銷了，這種看似市場化改革的道理背后，其實也有某種亂七八糟的東西。這些，得等到將來我離開人世時再說。
那個時候老劉三十多歲，正好有這樣一個平臺來表達如何以德做人，這是他的三十而立——立德以后才有以德為行，用仁德之心來指導我們的行動。這個德行過程其實大家都懂。
2002年構建農村版這個鄉建工作平臺時，我身邊就聚集了劉相波這樣的一批仁德之人，每個人其實都曾經在不同的崗位上盡過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至今我還沒有聽我們這個鄉建隊伍里出來的人到處去說那個功業是哪個人建立的。去看看劉老石的言行，當這個事情大家已經熱乎起來時，他一定是遁形于民眾之中的。組建梁漱溟鄉建中心時他對我說不愿意設“主任”的理由：大家都在一起干事，一定要有個名義的話就是“干事”。
這些劉老石和他的同事們推進的行動本身，就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即使來不及把它變成文字或者變成理論，也一定會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跡。我在寫“老石祭”的時候第一句話是“就在我在為辛亥百年的三次鄉建事業做反思的時候……，大家想想：辛亥以來一百年的中國革命中，有三個十年是鄉村建設，成千上萬的人投入其中，他們都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跡，盡管大家還來不及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作出客觀評價。
在劉老石給我們留下的精神遺產中，首先是要使自己成為在行動中達到人性自覺的人，做回為人自身，或者說做一回真正的人。你們看老劉的批判性文章里面講了什么，他最不滿意的是那種舊體制把人不教成為人，而教育成犬豸(豬狗)之類。這當然不是任何被稱之為教育的工作應有的內涵。當我們改變不了這種內在具有“反智”特性的教育體制的時候，何不從自我做起，何不從身邊的每件事情做起?那樣，我們所做的一切相對于正在走向極端的反智教育體系，就都在歷史上留下批判的痕跡，這也就是人稱之為人，不在于一般意義上會使用工具和擁有愛心，而在于我們能夠自覺為人;在于我們有理念，這種理念內涵著德行，不是盲目的行動，更不是無德的為虎作倀的行動。
我們強調做人之區別于動物，首先在于做人的自覺。劉老石能夠自覺地做到三十而立德，能做到四十而不惑——做理性升華必須做經驗的梳理。
大家學習老劉的第二個方面，我認為是達之不惑而追求理性認識，也體現人民大學的校訓“實事求是”。
這幾年我也正在盡我最大的努力，在我還工作的這段剩余時間，把差不多40歲的這批鄉建的老骨干培養成博士，把30歲左右的培養成碩士。幾年下來，算算博士和博士后(包括已經畢業的)已經有10來個了，碩士也有一批了，每年還在增加。誠然，這就促使大家要加強學習。楊帥剛才表的態非常好，劉海英也說要多跟你們做點結合，客觀上咱們大家都到了一個從十年的實踐經驗向理性高度升華的時候了，要多一些討論，爭取形成一些理性思考，這樣我們才有條件真正完成對我們長期開展鄉村建設工作的思想領域指導。
不僅是在我們這個當前工作的范圍內。例如，張蘭英是一個國際NGO的駐中國代表，其實很多學者十幾年來在國內國外大量接觸各種各樣從事社會工作的朋友，深感都缺乏思想領域的指引。我剛才說人民大學的校訓是“實事求是”，說要盡可能幫助早期參與鄉建的老骨干提高，讓他們讀學位，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考慮是指導鄉建行動要有“頭腦”，沒有理論的行動很成問題。
你們幾位剛才在回憶老劉的時候，說到了以往的很多爭論，也有人說到自己在大學讀書感到很迷茫，甚至說假如沒有遇到像劉老師這樣能幫你擺脫的人，不知道會怎么樣……你們說的都很真實，那為什么大學生會是這樣?
我最近有篇東西讓大家看，網上可以找到的是《告別百年激進》，這一百年無論是政治家還是知識分子，都很激進。為什么激進?這不怪他們，是因為中國人被西方列強打慘了，在被打得太慘的情況下你讓他不激進是不可能的。但是，已經百年了，又趕上了難得的和平時期，那還想繼續一百年的激進方式就不很合適了。有必要沉穩下來，把我們的真問題找到，不是別人按照意識形態說我們的那些問題。我們現在也知道這個世界已經進入了以所謂現代化的精神想象來處理客觀事物的地步，而那本源上就只能是精神想象。當所有的國家都已這種精神性的想象作為國家現代化大目標的時候，這個世界就變成了發展主義彌漫全球。我們看到了其實無論哪一種激進，都沒有跳出發展主義所給定的迷霧之中，還是身在三界內。發展主義所開出的五行八作，無論叫什么派都有問題。
所以在課堂上有很多研究生對我說：你把學校教給我們的知識體系毀掉了，能不能給我一個新的?有時候我會說這需要一個過程，有時候又不太客氣地說，憑什么要我給你，你我一樣都是人，我只是把我這一代必須做的對于現代化的解構任務完成了，然后該輪到你們，難道你就不會去以一己之言行去努力建構嗎?其實還得跟各位說一句話，雖然我一直在解構現代化，但卻沒有完成。現代化是什么呢?是兩個極端對立沖突的領域，我說還沒完成，當然不破不立，立在其中。我在解構的當時大量的通過實踐在做著經驗歸納和理性討論，但是不夠，我原計劃應該是還有十年的時間去解構現代化的另外一個對立領域，因為它比較復雜一點，我現在還猶豫著，沒有動手，所以說，恐怕要畢生的經歷到古稀之年的時候才算是完成解構任務。能不能完成，我現在并沒有數。要到那個時候所謂的現代化批判，包括人們現代化想象所派生出來的各種意識形態的批判，才算告一段落。當然也不能算完成，我覺得那時候才能有條件跟各種不同的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朋友們做點對話，此前我還不覺得有條件。
那么，這個過程還沒完，我們一邊盡可能的形成理性思考，要更多開展一些討論，但另外一方面，我們的這種所謂以行動來形成的經驗，再以我們的經驗過程來形成更多的范疇歸納，便可以進一步去促進更為廣泛的國際交流。我們要了解這個世界上大多數弱勢群體，弱勢族群，了解他們怎樣以自己的行動來在這樣的一個以現代化想象為迷霧的全球化環境，在這種掙扎之中有什么樣不同的做法。去歸納他們的經驗，我們才能從無數的經驗之中去構建范疇，去尋找本質性的相關，這也就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實事求是過程，這樣才有可能重新形成人之為人的那種理性思考。
若如此說，那么現在大家所從事的工作就是一個體現實事求是的過程，每一個人所做的工作都不應該僅把它看成某一個點或某一個部門的工作，其實，某一個點或某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具有所謂實事求是的意義，都具有從一般經驗層次向理性經驗升華的價值。
他已經四十多歲，還要讀學位以求不惑。你們去問他家屬，老劉家里這么小的地方，這么多的人，他準備博士生考試的時候把自己關在廁所里頭復習。我念研究生也是四十多歲，比老劉還晚，他42讀博士，我44才讀碩士，讀到49才拿到碩博連讀的博士學位證書。我和他都是在經歷了大量的實際工作之后深感不足，才重新去做所謂理性的討論。在實踐中有了后來關于三農的問題意識，后來才有關與三農問題以及三治問題的討論，才有現在我們試圖向以經驗為依據的理性高度升華的努力。而如果沒有以前幾十年的基層的實踐，怎么可能向理性高度升華，怎么可能有思想討論。
所以大家別把現在所做的這些事當成是小事，也別把每件事情的經驗當做像狗熊掰棒子那樣隨手扔了。因此，第二點大家應該向老劉學習的是重視理論學習，在經驗歸納之中追求理性思考，把經驗層次的東西提升到理論高度。他其實是一個很體現實事求是的人。
在這一點上，恐怕年輕的朋友們不一定都做得很好，大家記錄不夠。
在老劉出事后我要你們給我個統計數，培訓了多少人，有哪些項目等等，還沒往深里問，只是給我個粗的數，就發現我們不能從現有的資料中很快整理出來。當年鄉村建設學院停辦的時候，我說大家拿出點時間，至少半年吧，好好把這些經驗過程理一理，到后來我也太忙沒再多問，不知到底把材料梳理出來沒有。
這段時間，我已經開始有意識的讓劉老石在理論層次上跟我交流，特別是他完整地上了關于發展中國家比較研究的課，我們在歸納人類歷史特別是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文明這個歷史階段以來的規律性的發展過程有討論，分析為什么到當代大家都開始認真考慮全球經濟危機的時候，卻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個全球危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危機，也不是金融資本主導國家羞羞答答承認的、今天知識家們去找到的金融機制和監管不足的問題。現在的危機，是包括資本主義的政治現代化在內的全面危機。我們為什么不認同國內那些小資照搬西方的理念的所謂普世價值，其實那些現代化西方政治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根據大量數據和資料指出西方社會為什么是一種高成本的社會，西方的政治現代化為什么是一種造成國家嚴重負債的、過高政治成本的制度，為什么他們現在所提出的政治理念并不具有內生的正義性。
當我開始把這些問題討論出來的時候，我們說其實現在國際社會打的仗，包括意識形態的仗、文化的仗，無外乎就是看到一個人類所告別蒙昧，進入文明以來幾千年的基本規律，那叫此消彼長——從沒有任何一種被人們稱之為普世理念和價值，在這個世界上實現過，從來沒有。
因此，當有人問我，現在對鄉建而言到底有沒有個理念?我說，有啊!
我們首先講的是人民生計為本。這個在04年我們剛開始進行較大規模培訓之后，到05年總結第一年經驗的時候，就提出來人民生計為本——總不至于為了某個舶來的所謂理念，比如說為了某個政治家和知識家提出的現代化理念，而把人民生計給破壞掉了吧?
那么，現在人人都自危于污染，自危于食品的嚴重不安全，當每一個人都不安全的時候，還有人民生計可言嗎?其實多年來這種做法連最基本的生計都不顧了。而所謂的科技進步不僅內在地具有哲學意義的排他性，應用起來也未必都是正面的。比如像日本的這次核事故，那都是高科技啊!當人們在產業資本造成嚴重負外部性之后又以所謂現代化的高科技為目標的時候，這些東西到底對人類意味著什么，是災難還是福祉?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無數的例子，那你們看，讓引領這樣的趨勢的人來討論整個全世界都遭災的時候，仍然只會從技術角度討論，仍然只是微觀角度討論，就像引領金融資本的那些主導的利益群體討論金融資本危機的時候還認為是技術層次的問題——怎么沒有有效監管——但那其實并不是主要問題。
既然我們大家已經看到任何這種趨勢其實都是對人民群眾基本生計的破壞。那么，我們怎么能夠維護基本生計呢?那就總結出派生的原則：要有一種社會性的人民的合作和人民的聯合，我們就提出互助合作為綱，只有弱勢群體聯合起來，才有可能多少對自己生計這個基礎有所保護。才能使弱者的權益有所發表，單家獨戶是不可能有權益保護的。
據此看大多數主流的朋友，無論屬于什么派，誰都沒有踏踏實實去做鄉村的組織制度建設工作。主流不會像你們年輕志愿者這樣，大家到基層支農，幫農民聯合起來，組織起來。盡管初期農民是被動的。
我多次告訴大家，為什么不能簡單地排除政府的因素，是因為這個世界上成功的綜合性合作社的農民聯合的經驗一定是有政府因素的。大家知道，這個奶業產品質量最為安全的是新西蘭，主要因為新西蘭的奶業完全由農民合作社掌握，包括生產、加工、銷售，連同對外貿易在內，所有各個環節產生的利潤都是農民合作社內部的利潤，絕對不是外部商業資本，外部的金融資本，外部的加工資本來占有的利潤。當這樣做的時候，一個產業的全部利潤是農民自己的，這就使合作社有了內部化處理外部性問題的機制，那當然這個產業就是安全的。
我們只是說，假如出于人民生計的合作聯合不是一個綱領性的，不是一個指導行動的綱領性的東西，那其他的也并不是。
我們怎么使人民的合作聯合是豐富的呢，那就是文化多樣性。我們把多樣性叫做一個廣義的生態文化內涵。其實廣義的文化包括多種多樣人類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乃至于多種多樣的文化形式，都可以歸納到廣義的文化，所以我們提出人民文化的多樣性——多元文化為根。
圖為劉老石生前工作地點：海淀區溫泉村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新青年綠色公社)。
年輕人總比我更有條理一點，晏陽初鄉建學院2005年在總結中提出：人民生計為本，互助聯合為綱，多元文化為根。這些，慢慢被大家理解了，現在成為開展各種各樣的活動的基本原則。請大家注意，其實05年我們這個鄉建隊伍幾個方面從事活動的人，都在轉向這個最基本的原則要求。孫恒你們是02年成立的，辦這個學校是05年。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搞這個大學生新農村文化也是05年。我們同時在05年提出城鄉互動，推進公平貿易，發展市民有機消費和農民合作對接，試圖全面推進多樣化的鄉建活動安排。這些調整都是在05年。
經歷了05年大調整了幾年之后，在大家有這么多實踐之后，早期的一批志愿者就開始了一種至少經驗層次的歸納和行動綱領的提煉，基本上提煉出了一些東西;盡管還是經驗層次的。這以后，大概08-09年，特別是09年以后，我帶出了一些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年輕人。在實事求是的討論中，逐漸有了向理性高度升華的條件了。并且，這時候也跟鄉建的老骨干形成一點國際比較研究這樣的討論。很多人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亞等等這些國家的調查研究中形成了很多思考，逐漸被我們做范疇歸納，這時候才有條件達到“不惑”。
就在這個時期的這種情況下，其實王平、劉海英、小仙、邱建生、劉老石這些人紛紛來開始讀博士碩士了。剛才谷老師給你們講她專門去盯參加博士生考試的邱建生，看有沒有什么問題，總之得盡可能幫一把。劉老石是去年上的博士，今年則輪到邱建生了。
最早上的第一個博士是我在雜志社時來做編輯的王平，第二批是劉海英和董曉丹，第三批是小仙、楊帥、石嫣，第四批是劉老石和程存旺……。現在這批人基本上已逐漸成為從理性高度上有所建樹的骨干了。
圖為劉老石與支農隊員。
學習劉老石的第三條，其實是要強調一個謹嚴慎行的人，必然具有艱苦奮斗的作風。
凡是屬于比較自我的，比較個人化自由主義的人，都在這種艱苦奮斗才能下鄉支農的“負重潛行”的鄉建過程中沒落。這種事業既滿足不了私欲，也滿足不了自我膨脹。于是，只要是自私自利者，無論宣稱何種意識形態化的舶來“主義”，總之都慢慢地淘汰掉了。大浪淘沙嘛。而這樣的一個長期地艱苦奮斗地求真務實的過程，自會使那些有德之人，那些自愿負重，默默無聞去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那些謹言慎行的人繼續做下去。
剛才你們發言時也講到，比如說起床、跑步、值日、做飯，或是生活中的一點一滴，你們都看到了一個自覺的人怎么做榜樣。一個自覺到了主動追求理性思考的人，他的艱苦奮斗是內在的。看看這個人平時表現的一切，確實如你們所說像空氣一樣，他無處不在。你們都感覺到他是一個精神支柱，是因為對你們有精神上的啟迪和引導。其實就是他的每一點一滴對你們都有感受。劉老石作為一個慎行之人，必定是極為嚴謹，是艱苦奮斗。我看這樣的人是不沾灰的，把他扔到煤灰里面拿出來拍打拍打，身上還是干干凈凈的。他不僅歷來是一個艱苦奮斗的人，而且從來不講如何苦。在我這十年的記憶里，不記得他談過條件。一個能打硬仗的人一定是一個作風上的強人。這是我認為大家向他學習的第三點。
劉老石他們四十多歲的人算第二代，你們這些年輕的孩子們算鄉建第三代。年輕人很多習慣不同，有點雞毛蒜皮的事就受不了，當成很大的事。我煩那些雞毛蒜皮的事，最煩的是把雞毛蒜皮“政治化”。不是說你們不該有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是有人把甚至談朋友這個事也都變成政治斗爭了。千萬不要把雞毛蒜皮的小事給泛政治化提出。這是最不值當的事，往往造成很多不可解的矛盾。年輕人大都有毛病，誰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但是人在實踐鍛煉中去做事情，勢必形成一種責任感，發脾氣往往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損失，而且損失是整個事業的，那就要改。這次劉老師真走了，他的責任不可避免的落到你們每個人頭上。這個時候我得說幾句重話：無論是誰撂挑子，都相當于頹唐、落荒的逃兵;誰把個人意見泛政治化地搞派系，就相當于背叛。責任在你肩上，過去有劉老石替你扛著，天塌下來，個高的頂著，我們可以繼續唧唧歪歪，可以繼續吵吵、折騰，鬧個不可開交……，現在不行。得艱苦奮斗，勤于勵志，才能把他留下的工作落實了。
綜上所述，我們學劉老石的第一點是做人的自覺于立德，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過渡，才能立言、立行。第二點學習他實事求是地追求理性思考的思想高度，一方面在開展所謂行動派的鄉村建設活動，另一方面在進行著積累經驗向理性升華。這要求你們在坐的各位不要放過動筆的機會，稍微一懶就落后了。每個人都在行動中形成經驗，總結歸納，進一步向理性高度升華，不是每天做點事情然后就過去了;更不可只為了某些現成的、別人給你的理性邏輯，就歪曲了自己在實踐中應該客觀地從事的經驗過程。每個人都有這種自覺，才能更好的發揚老石留給我們的遺產。第三條強調慎行必須艱苦奮斗，這是前面兩條的支撐點，如果我們不能改造自己，在作風上還是不能像劉老師那樣艱苦奮斗，連該起就起，該干什么干什么，連這一點起碼的作風要求都做不到，就不要提艱苦奮斗。可如果把我們身邊所有的雞毛蒜皮當成了不得的事情，那我們就散攤子得了。
假如你們心里還有劉老師，真的認為他是精神導師，大家就要顯得“重一些”，沉重起來，不要輕飄飄，要更有責任感。每個人的責任感都靠在實踐中養成，最直接的是說“不養兒不知父母恩”，剛才有人也介紹老劉做父親以后的變化。
其實我們說從現在起百年三次“十年”的鄉村建設，到我們這波，也有三代人。何慧麗說我老是說不吉利的話，我老是跟大家說要告退，老是覺得年齡已經到點了，應該退出了，要向二線過度。原來想的是把十年這些鄉建老骨干都帶成博士了，當然是一線的工作交給他們干，我就應該退居二線了，啥事還老讓我盯著就不對了。劉海英，王平，邱建生，劉相波，小仙，等等一批人讀博士了，大致在四十歲左右，也有三十多歲的比如小潘。還有何慧麗和薛翠已經讀博士后了;這些都是當年下鄉調研的骨干，把他們拉扯的差不多了，基本上四十歲左右這批人可以頂事了，沒想到劉相波這個黑頭發的倒比我這白頭發先走了。這時候如果我先不管不顧，先自己大哭一鼻子，那年輕人怎么辦。到現在我還一滴眼淚沒掉。
這次是清明節座談會，我們在清明節要表達的悼念之意，所以先開個座談會，再過一段時間，咱們把追思會開完。追思會大家不要再這么做，到那時，大家應該談的是把老劉未盡的事業如何承擔起來，具體怎么做。我們該總結該歸納的是他做過哪些事，留給我們一個非常清楚的東西，不是模模糊糊的只是給個年份，他去過哪些村做了什么項目。等下次開追思會的時候還有點時間，老劉的后事還沒料理完，我們得按照家屬的意見對他的事情完成處理。
我希望的是這次會議開出的是干勁，今天算是給大家鼓氣，才講這么多話，尤其是以前我們有過幾次挫折了，哪次挫折我們都沒有散，反而是越來越大，做的越來越好。這次是失去了一個帥才，那能不能繼續下去，到底怎么繼承老劉的事業，就看你們的了。
人死不能復生，最好的悼念就是繼承他的事業，讓他所有的一切長存在我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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