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毛澤建1905年10月誕生在毛家祖居地湖南韶山的東茅塘。聽父親講，姑姑的乳名叫菊妹子，小時候面目清秀，聰明能干。見過姑姑的親屬和鄰居都說我長得很像姑姑。由于姑姑生前只留下一張集體照，從中裁下來的影像模糊不清。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我10多歲，韶山毛澤東陳列館為姑姑塑像、畫像都拉我去做模特。這段經歷使我對姑姑的身世和英雄事跡有了一定的了解。
現在許多書刊上都說姑姑是過繼給毛澤東的母親做女兒的，但我聽父親說，姑姑沒有過繼給毛澤東家，可是從血緣關系上講，我家與毛澤東家確實是沒出“五服”的本家，父親毛澤連和姑姑與毛澤東是一個曾祖父，澤字輩總計有兄弟10人。毛澤東排行老三，我稱他為三伯父，父親排行老九，女孩只有姑姑一人，所以大家都喜歡這個寶貝女孩。特別是毛澤東的母親為人寬厚、善良，非常喜歡姑姑，把姑姑作為親生女兒看待。當時我家很窮，爺爺身體不好，奶奶患有嚴重的眼病，他們領著姑姑姐弟4個小孩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因此毛澤東家時常接濟我父親家，接姑姑到他家去住。據奶奶在世時講，毛澤東的母親重病期間，曾囑托毛澤東說：“你父親四兄弟，就菊妹子一個女娃，你要把她當親妹妹看待，要讓她讀點書。”
1919年末至1920年初，毛澤東的父母和我爺爺相繼去世，姑姑由于家庭生活極端困難，就給人家當了童養媳。
1920年8月，毛澤東從長沙回到韶山，得知了我姑姑的情況后，幫助我姑姑解除了封建婚姻，給她起了個名字叫毛澤建，把她帶到長沙，送進一所女子職業學校讀書。從此，姑姑跟隨毛澤東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3年秋天，姑姑前往衡陽，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并改名為毛達湘。她在這里一面學習，一面從事學生運動。在革命斗爭中，姑姑結識了湖南省第三師范學校學生、湘南學聯負責人之一、共產黨員陳芬。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他們于1925年冬結婚。
1926年夏，姑姑遵照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離開三女師，到衡陽縣從事農民運動，擔任中共衡陽縣委婦女運動委員。
1927年10月底，中共湘南特委改組衡山縣委，由陳芬任縣委書記兼軍委書記，姑姑任縣委婦運委員。除了領導婦女運動之外，姑姑還兼管縣委通訊聯絡等機要工作，多次指揮游擊隊到縣城、南岳、白果等地貼布告、撒傳單，用土炸彈炸縣政府，組織武裝暴動。姑姑成了讓敵人聞風喪膽的女游擊隊長。
1928年初夏，在耒陽縣下塘鋪的一次戰斗中，因寡不敵眾，姑姑和姑父都身負重傷，雙雙被捕。滅絕人性的敵人把姑父的頭顱割下來裝在木籠子里，掛在耒陽城頭示眾。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得知這一消息后，派一支部隊襲擊了耒陽縣，救出了姑姑。但這時姑姑即將臨產而且身負重傷，行動非常不便，為了不拖累部隊，她堅持留下，隱藏在夏塘鋪一個孤老太婆家里。沒多久，姑姑生下一個男孩，起名艱生，取出生艱難的意思。敵人在搜山時，聽到嬰兒的哭聲，找上門來，姑姑和照顧她的我姑父的姐姐陳淑元以及剛出生的小艱生一起被捕。陳淑元因為沒暴露身份，不久就被保釋出獄，同時帶出了小艱生。可是因為無奶，小艱生不幾個月就夭折了。
敵人得知姑姑是毛澤東之妹，如獲至寶，妄圖從她身上得到我黨的重要機密。姑姑在獄中一年多時間里，被敵人從耒陽押到衡陽，又從衡陽押到衡山，受盡殘酷拷打和威逼利誘，但始終堅貞不屈，視死如歸。她在獄中寫下遺書：“我將斃命，不足為奇。在達湘個人方面是很痛快的事了。人世間的苦情已受盡，不堪再增加，現在各處均在反共，這是我早就預料到了的。革命輕易的成功，千萬不要做這樣的奢望。但是，人民總歸要做主人，共產主義事業終究要勝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萬死也無恨。到那天，我們還會在九泉之下開歡慶會的。”姑姑還在獄中寫下了“誓死為黨”“毛澤東是大有希望的，革命一定會勝利”等血書表達自己對黨的赤膽忠誠。
敵人見從姑姑口里得不到任何東西，惱羞成怒，決定對她下毒手。1929年8月20日，我的姑姑毛澤建昂首走上刑場。在衡山城南門外馬廟坪，姑姑慷慨就義，成為毛澤東一家為中國革命勝利英勇獻身的第一位烈士。姑姑犧牲時年僅24歲。
毛澤東得知我姑姑一家3口為革命捐軀后悲痛異常，他把對革命烈士懷念的情感轉移到烈士的親屬身上，對我們家格外關懷。當然，這種關懷既有對親人的愛，也有對親人的嚴格要求。1949年10月，剛剛舉行完開國大典，毛澤東就在中南海接見我父親毛澤連和其他親屬。那時我家在韶山生活相當困難，奶奶年老體衰，父親眼疾嚴重，基本雙目失明，家里沒有生活來源。同去的親屬想請毛澤東向地方政府打個招呼，給些照顧。但毛澤東親切而嚴肅地對他們說：“澤連的困難我曉得。現在也不光是澤連一個人有困難，我要解決全國人民的困難，如果我只解決他一個人的困難，那我這個主席就不好當了!當然，澤連的困難我自己會盡力接濟一點。”那次在北京，毛澤東出錢為我父親治眼病，還帶了一些禮物和零用錢，禮物有衣服、鞋襪和補品等。
我奶奶收到這些禮物激動得熱淚盈眶。1951年底，我奶奶因病住院，毛澤東知道后先托人帶來100元(舊幣100萬元)，后又寄200元給我奶奶治病。1952年，奶奶病逝，父親又摔斷了腳，毛澤東得知后，又給我家寄來300元錢，并說明200元是給奶奶的安葬費，100元給父親治病用。這些錢都是從他老人家稿費中支付的。為了不給政府增加負擔，從這以后，毛澤東每年都寄二三百元的稿費給我家補貼生活，直至1962年湘潭縣民政局開始每年發給我家烈士家屬撫恤費。
毛澤東待我父親如同胞兄弟。除了與姑姑的關系外，還因為1925年毛澤東回韶山發動革命時，我父親就給毛澤東當通訊員，為韶山黨組織活動站崗放哨。16歲時在執行一次通訊任務時跌傷了眼睛，父親的眼病就是那時落下的。眼病使我父親無法跟隨毛澤東走出韶山干革命。盡管有這些關系，但毛澤東從不利用職權為我家謀一點私利。父親常對我和哥哥、弟弟提起，毛澤東曾經語重心長地對他講過：“革命犧牲了成千上萬的先烈，我們活下來的人才有今天，我們想事、辦事，都要對得起先烈才是。你是我的親屬，又是烈士的兄弟，在鄉村中凡事都要帶個好頭。”父親就是以此來教育我們為人、處事要守本分，決不給毛澤東、給革命先烈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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