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夫岡，來自德國西部魯爾區工業重鎮波鴻市，歐寶汽車公司退休工人、職工委員會成員。
一個上世紀60年代的德國大學生，在1968年的運動中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一名毛派青年，這并不奇怪——在那注定不能平靜的年代，如火如荼的時代潮流點燃了火一樣的青春，類似的故事當年隨處可見。
而我們的主人公不一樣的地方在于，理想飛揚之后，這位毛派青年決定聽毛主席的話：進廠工作，與工人階級相結合。他最初的想法很簡單：在廠里建立一個共產主義小組，而這至少要在廠里待六個月——結果，這一待就是30年，直到退休才離開。他當年的小伙伴們，早已回歸主流，各奔前程，而他至今仍在為當年的初心而奔波：追尋全球化年代的工人腳步，為中德工人的共同利益而奮斗。
沃爾夫岡，來自德國西部魯爾區工業重鎮波鴻市，歐寶汽車公司退休工人、職工委員會成員。一米八幾的身高，滿頭銀發，挎一個老式解放軍挎包，性格純樸，精力充沛，嚴謹守時。2018年10月21日，激流網采訪了這位既普通又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
從學校到工廠
1968年，是德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是青年起來革命的一年，今天的很多媒體會重新回顧那一年發生的事情。當時我是波鴻大學的學生，學習社會學、文學和基督教。大學畢業后我本應該去做中學老師的，然而在1965年，我在海德堡大學參與了一個幾千人的抗議活動(此時我已不再學習基督教)，在這之前我從沒想過要參加政治，正是從這次活動中我發現了政治的意義。
1968年的時候大家都來參與辯論，基本上都偏向左派。很多教授也參與辯論，有些教授是法西斯年代留下來的，有些學生也和家長辯論，我的父親就是法西斯年代的官員。
1968年政府頒布了《緊急狀態憲法》，一旦出現社會動蕩，政府可以采取強制措施。大家覺得這不是和法西斯一樣嗎?都反對這個法案。
當時我們放眼拉丁美洲，關注格瓦拉反抗統治者的斗爭;我們放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年輕人起來挑戰權威;我們看到越南人民起來反抗美帝國主義;我們看到法國大學里面，青年人起來抗議;看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起來反抗權威。出現了新的音樂，新的流行事物，青年人留長頭發，反抗現有的制度。大家都非常激動地要改變我們的社會，所以我第一次學了馬克思主義，知道了資本主義是怎么回事。
我們開始討論工人階級。在法國最大的汽車公司，工人罷工，學生支持工人。在意大利的北部，菲亞特汽車公司工人罷工。波鴻是德國魯爾區的中心地帶，1968和1969年當地很多工廠非法罷工，遍地開花。因為礦井要停下來，煤礦工人不讓停，于是罷工抗議。鋼鐵工人也罷工了，因為工會的集體合同規定的工資不高，他們既反對工廠廠主也反對工會頭目。
年輕人看到了工人階級的覺醒，所以我們覺得必須建立黨組織。但是各地的黨小組都認為自己是中心，都覺得自己才是正宗的共產黨，派系林立，所以我很困惑。
一個德國學生的社會主義組織，叫作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盟(SDS)，以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一部分，但社會民主黨嫌SDS太激進，把它趕了出去，所以SDS傾向了共產主義。SDS在柏林的勢力最強，直接和警察對峙，其領袖在柏林被人暗殺，但當時沒死，九年之后死去。
SDS后來也分化了，成員散到各種小黨派去了。我覺得革命不能在大學里面進行，必須到工人中去。
1967年伊朗的國王到德國訪問，學生們游行抗議，一名SDS的學生(貝諾·奧內索格，Benno Ohnesorg)當場被警察打死，所以你可以是想象當時學生群體中的激情和激進。我們激烈辯論，充滿了改造社會的信心，但我們不能在學校里去改造社會，我們必須要和工人聯合，所以一部分青年人決定要到工廠去。我是1970年進廠的，去了通用汽車公司，它是德國最大的汽車公司，我當時在波鴻的歐寶汽車廠，這個廠有21000多名工人。
進廠之前，我也經常去打零工賺生活費，但那都是短期的。進廠后我想建立一個共產主義小組，覺得至少要待6個月，結果整整30年后才離開。我剛開始非常幼稚，首先認識到的是很多東西我還不懂，需要學習。幸運的是廠里有幾個老共產黨員，他們看到我們年輕人進廠特別高興，從西班牙來的工人里面也有幾個共產黨員，他們也特別高興見到我們。當時廠里缺工人，廠方到歐洲很多國家去招工人。70年代到處招工人，然而到了80年代有100萬工人失業，不太理解這種巨變。
我當時4點一刻起床，5點45分要到達工作崗位，工作是駕駛鏟車。當時我跟其他的有進步思想的年輕人講，“在德國搞革命，至少得10年才能成功。”那些年輕人說，“你這是給我們潑涼水呢!”我的女朋友說，“你剛開始說最少10年，后來你說最多也就是20年”。我們后來慢慢才領悟到，德國的資本主義本身有200多年的歷史，我們要改變制度的話，必須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隊伍壯大起來才有可能。我當時參加了德國共產黨(馬列)的組織，我和黨組織的領導說，黨的報紙沒法在工人中傳播，因為報上的語言不是工人講的語言，我們必須得改。后來我就離開了這個黨，這個黨在1973年就消失了。
在德國，1956年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1968年共產黨才合法。1956年前，共產黨在各地工廠里搞共產主義小組，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此很害怕，認為這是反民主的。因為戰后經濟在復蘇，老百姓生活水平都在提高，所以這個時候宣布共產黨非法，也沒有多少人反抗，后來(1968年)，當時有親蘇的共產黨，我們叫他修正主義黨，官方覺得蘇聯給這些修正主義黨援助，而德國需要和蘇聯打交道，修正主義黨也保證他們只提出合理化建議，不是要推翻政權，做“忠誠的反對派”，于是黨禁就消除了。我們要成立馬列主義黨，如德國共產黨(馬列)，或者后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形容詞，以區別于其他的小黨派。當時有很多黨都反修，屬于毛派黨，但回過頭來看都很幼稚。
當時各種小黨合在一起也就上千人，主要成份是學生。1973年我們那個馬列黨解散了。因為我們受不了黨里面這些工廠外的自命不凡的人告訴我們在工廠里應該怎么做，所以我們就退出了這個黨。黨內部也總是吵架，后來成員基本上都各自謀生去了。
黨的頭目怕警察抓捕，就跑到別的國家去了，后面很多頭目都放棄了理想。有些小黨至今還在，但人數很少，沒什么影響了。70年代，馬列毛黨和托派黨吵得一塌糊涂，很多人都不干了。80年代，很多毛派組織就和托派合在一起了。現在的綠黨里面就有不少是以前老毛派的，國會里面有左翼黨(Die Linke)，左翼黨的歷史也是從68年毛派開始的。
現在還存在著一個德國馬列黨，MLPD。他們在工廠也有黨小組，我們也和他們協作，一起工作，但我們和他們有分歧，一兩句話說不清楚，我覺得MLPD很教條主義。
沃爾夫岡(左)與陽和平
現在覺得這些毛派小黨派很幼稚，但毛主席的東西不是幼稚的東西。我主要是從毛主席身上學到了要深入群眾，要當群眾的學生，而不是下車伊始就到處教別人怎么去鬧革命，要從群眾中去學習。文化大革命也是老百姓挑戰當權派的，感染力很強，年輕人都造反，想改變世界。讓教授們富人們到農村去工廠去，和工人勞動人民接觸，向群眾學習，向老百姓學習，這是好事情。當時我們還了解了大寨是怎么改天換地的，怎么發揮群眾的積極性來改變自己的現狀。我覺得是毛主席的思想和主張使得我能在工廠中留下來。
黨里面有一部分人還幫著我們做工會，組織工人，德國還有職工委員會，這是1918年革命的產物，法律規定，超過幾十人的工廠就有職工委員會，它和工會是兩碼事。1972年我被選舉成為職工委員會委員。
德國的工會運動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年就開始了，和馬克思密切相關，我主要講講我在工廠時的情況吧。
在歐寶廠當職工代表
我們廠有21000個工人，90%的工人都是五金工會(IGM)的會員，IGM是德工聯里最大的工會，汽車行業80%以上都是這個工會的，能源、電氣、鋼鐵工人大多數也是。當然，80%說的是大工廠的情況，小廠的工會會員恐怕只占10%左右。所以我1970年一進廠就成為工會會員了。
在德國有雙重工人組織，一個是職工委員會，一個是工會，他們是平行的。職工委員會是法律規定的。職工委員會過去是每三年、現在是每四年舉行一次選舉。大工廠都有職工委員會。
1972年選舉，當時工人對工會領導很不滿意，我們幾個人組織了積極分子團隊，提出一個職工委員會的候選名單，而工會有個正式的候選名單，但大家對這個名單并不滿意，當時總共提出了11種候選人名單，歐寶廠總共有41個職工委員會委員名額，委員數量是根據工廠規模由法律規定的，當時大家對這11個候選人名單進行投票，各個候選名單按照投票百分比分配這41個名額，得票最多的是官方工會的名單，我們的名單分配到了5個名額。我們5個人得勝了，當地報紙說是共產黨人占領了職工委員會，以后日子不好過了。我們當時根本沒想到自己會勝利。
勝利之后就開始和工人們開會，怎么辦?我們從1972年開始到現在，每周和工人都要一起討論，做工作計劃。因為早班晚班不同，我們只能在周日早上開會。十幾個工人討論問題，20多個學生也參加我們的會，他們都想把我們拉到他們的黨派里面去。學生參會改變了會議議程，總想討論他們感興趣的話題，工人覺得這沒意思，所以我們成立了一個制度，職工委員會開會，最多只能有兩個學生參會，如果很多學生們支持我們，那我們會在工作允許的情況下參加學生們支持工人的會。所以有兩個會，一個工廠內部的，一個外界支持工人的會。外界聲援工人的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會幫忙翻譯傳單，五點多上班的時候，他們也會幫忙發傳單。他們里面有律師，懂勞動法，幫助工人打官司等。外界聲援工人的委員會里有兩個人可以參與我們工人內部的討論。
法律規定職工代表不能帶領工人罷工，必須維持工廠秩序，協調資方和工人矛盾。但我們幾個職工代表總是打擦邊球，我們做宣傳鼓動工作，和工人談話，完全是破壞這個秩序的。
工廠里有時會出現問題，比如機器噪音太大，就找職工代表，職工代表就找資方(管理層)，資方就說按法律規定不能超過多少分貝，然后測量，測量出結果之后就說在法律允許范圍之內，是沒問題的。
按法律規定來說，音量的確不超標，但工人很不滿意，覺得噪音太大。這種情況下，一般的職工代表就說你讓我反映情況我已經反映了，噪聲在合理范圍之內，我的任務完成了。但我的工作方法不一樣，工人反映噪聲太大，我就讓他們輪流去找工廠的大夫，抱怨頭疼。工廠讓你去加班加點，工人就說噪音太大了，加不了班。雖然你說不超標，但我要反抗還是有辦法的。
因為我們總是給工人想辦法去反抗，請病假啊，拒絕加班加點啊等等，資方管理層，其他職工代表，還有工會都對我們不滿，我就被工會開除了，20多年時間里我雖然是職工代表，但不是工會會員。德國和其他國家很不一樣，不需要是工會會員也能當選職工代表。按法律規定每個季度職工代表要召開一次全廠工人大會，但法律沒有規定時間限制。一般來講，其他職工代表開會的時候，基本上就是做一個報告，這一季度做了什么工作，然后管理層發言，幾小時就結束了，結束了就回去干活。但我們鼓動工人提好多問題，大會一開就是八小時，整整一天，這一天都是在上班時間開，都是拿工資的。所以一個職工委員會的領導在一個電臺接受采訪時講，當時政府要知道我們這么搞，肯定會在法律里規定，開會不能超過兩個小時。
在工人大會上，我們有些東西不能講，比如罷工。但我們可以用間接的方法去啟發工人，比如我們可以講，我們要團結起來，要一致行動，認識勞資矛盾，學會捍衛自己的權利。我們在工人大會上會提很多建議，工人在大會上講，我有問題的時候，給職工代表打電話，從工會那邊來的人都很懶，總待在辦公室里，但我們都待在工廠里，隨叫隨到。以前開大會時工人講話要到主席臺上去講，這樣很多工人不好意思到主席臺上去，就沒有多少人上去講，于是我們就建議，把話筒放在會場中間的走廊里，這樣工人一離開座位就能發言，所以他們發言都很踴躍，會議能開八小時。讓工人去主席臺上去講，他們腿都軟了，不愿意上去，把話筒放到離他們近的地方，他們膽子就大了，就愿意講了。
三年以后職工委員會再次選舉的時候，我們名單里面的5個人變成了12個人。但是70年代末經濟情況不好，大家都很緊張，怕失業。在這種情況下，資方就開始轉入攻勢，我們12人里面有一個是西班牙裔的代表，有一次在開季度工人大會的時候，廠方指責他煽動工人，而煽動工人是違法的，工廠就把他開除了，廠里面500多西班牙裔工人罷工，要把他弄回來，但是工廠總共2萬人，500人影響不夠，所以罷工失敗了，后來又打了很多年官司，也失敗了。當時我們言行都比較小心，資方也想把我開除掉，但我比較小心，所以他們沒有成功。
波鴻歐寶廠有兩個工廠，相距5公里，我們職工委員會開工人大會，周四在這個廠開會，周五就去那個廠開會。周四的講話，工人們都熱烈鼓掌，特別激動，特別高興，周五我們到另一個廠的時候，廠方給了我們一封信，說你如果今天還講昨天說過的那番話，就要被解雇。然后我就找其他幾個熟悉的職工代表商量怎么辦，有人就說，你去講話的時候，你就和工人講，廠方給了我一封信，不允許我講昨天講過的話，要不然就把我解雇，看看工人的反應。結果工人就說，這怎么行?大家更激動了，一直喊“講!講!講!”所以我就講了。周一上班時，我從工人的情緒中就能感受出來，廠方要是把我解雇了，工人就要罷工。大家情緒很激動，周二周三廠方也沒行動，工人們問情況怎么樣呀，我說不知道。周四廠方給了我一封信，說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但沒有開除我。因為廠方從工人的反應里面能感受到兩次講話工人反應非常熱烈，非常支持。有工人在我背后撐腰，如果真把我解雇，代價會很大。
到80年代末，情況不太妙，生產全球化，汽車廠零庫存作業，工人們很擔心。2004年歐寶廠舉行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非法罷工，十一班工人，一周內全停工了，影響了整個歐洲的通用汽車公司的生產。
訪談者插話：各個地方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活動條件和活動范圍，打擦邊球。美國有個左派當了工會的頭，工人有很多事要處理，挺復雜的，這時需要決定哪些事處理，哪些事不處理，有的工人吊兒郎當，上班總遲到，如果你把精力總放在保護他身上，就得不到多少工人的支持。但如果你不幫他呢，他又會到處散播謠言，說你不辦事。這挺麻煩的，所以你得會抓主要矛盾，能堅持下來幾十年真不容易。我們工廠以前有一個直接變成管理層了，資方一看你特別會鬧，就說你這個人很有頭腦很有前途啊，你學點技術吧，想收買你特別容易。他到了管理層，他一方面是從工人出來的，懂得怎么對付工人，另一方面他也會覺得，管理也挺不容易的，資方也不容易呀。
80年代開始全球化，工廠到全球各地開廠，資方就要挾我們，你們如果工資要求高了，我們工廠就遷到其他地方去。我到美國底特律，英國，拉丁美洲，全球好多地方，看他們的工作情況，和當地的工人取得聯系，結果鬧了半天又跑到了中國。70年代向往中國的領袖毛澤東，現在又來到中國來，是資本主義把我們又帶到中國來，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的雇員比歐洲還多，通用有十幾個不同的品牌，有六個在中國生產。
在工廠基層里，如果工人對管理層有意見，可以直接找職工代表或者工會小組長。工會小組長不能直接和廠方聯系，要通過職工代表聯系廠方，工會小組長更希望通過在工會名單里的職工代表和廠方打交道(我被工會開除了，因此只是職工代表不是工會會員)，但是有的時候，工人會點名讓我和廠方聯系。
工會小組長是工人選出來的，小組長找哪個職工代表和廠方聯系由他自己決定，工人也可以直接找職工代表。職工代表不能煽動工人鬧事。如果煽動，就要被解雇，但被解雇必須征得職工代表大多數的同意。職工代表是脫產的，按照工廠工人人數決定職工代表人數，21000多個人的工廠有41個職工代表，約0.2%，約500人里面有一個職工代表，但這個比率遞減的，小一點的廠可能100人也有一個職工代表。職工代表也有組織結構，也有自己的頭，也分廠區，但不固定。工會小組長是每15到20人有一個小組長，這是工會的基層組織，上千個小組長可以評價討論職工代表的好壞，每年至少開兩次會。他們可以推薦工會里要參加職工代表的候選人名單，而且候選人名單里的排位是由小組長們決定的。管理層只和職工代表打交道，拒絕和工會打交道。法律規定資方想讓工人加班，要向職工委員會提出申請，職工委員會批準才可以加班，不批準不可以加班。職工委員會中，41個人分為幾個小組，其中有個加班小組，只有幾個人，由他們來決定是否批準加班。職工代表可以直接決定，無需和工人討論。而我們強調要聽取基層工人的意見。
有一年夏天，天氣特別熱，汽車銷售也特別好，廠方向職工委員會申請，今后的四個周末，禮拜六上午要加班。車間里面的技術工人覺得很好，可以多掙點錢，但流水線的工人都覺得，天氣這么熱，不想干。職工委員會就和廠方說，抱歉，我們不干。
當時廠方把職工委員會告到法院去了，講了加班對他們很重要，不加班的話要損失多少多少錢，法官經過協商，最后達成一個妥協的方案，90%的工人要加班，可以有10%的工人不加班，而且加班再多給些額外獎勵。但很多工人還是很不滿，他們找工廠的管理人員說，說“我是那10%，我不加班”，但是最后大多數人還是去加班了。
全球化時代的抗爭
八九十年代確實是很艱難，那時候流行零庫存的瘦身的生產方式，廠方讓一個國家的廠和另一個國家的廠競爭，比較誰的工資更低。1984年德國五金工會在德國南部組織了一場罷工，要求把工作時間減少到一周35個小時。南方罷工后，其他地方的工廠也停工了，停工5周，這些停工的工廠里，政府給工人發放75%的失業救濟。南方罷工的工廠，工會給他們錢。五金工會的企業同意用11年逐步使勞動時間減少到每周35小時，同時還加了一個條款，廠方可以讓工人連續工作，即晚上和周末可以要求工人工作。到了1995年，我們獲得了一周35小時的工作時間。
當時其他地方停工的原因，可能是廠方想用其他工人失業給南方罷工的工人施加壓力，你看你們搞事情搞得別人都失業了。所以從1984年到90年代，五金工會做了一件好事，就是縮短了工作時間。
關于罷工條款，法律是這樣規定的。集體合同到期，如果談判達不成，肯定就要罷工了。但合同到期之后的6周內不能罷工，還要繼續商談，如果6周以后還達不成協議就可以罷工了。勞動時間和工資問題主要通過工會談判來達成。
全球化以后，工廠宣傳欄就給工人宣傳灌輸：咱們這工資如果算100%，同樣的工作，英國工人掙84%，意大利工人更低一些，墨西哥工人只掙12%，所以你這工資多高啊，你們就別鬧了。資本家已經在全球組織起來了，所以我們工人也要在全球組織起來。我們五金工會是國際工會聯盟(ITUC)的一個組成部分。國際工會聯盟有一億多工人，但沒有多大意義，只是工會的頭目們在全球到處聯系，但工人并不了解情況。全總(中華全國總工會)到我們那去了，和五金工會的頭目談，說想加入國際工會聯盟，但人家不要全總，說你們不是民主選舉出來的，不符合條件。但是會后他們私下說，我們這才一億多人，全總那三億多，他們要加入的話誰當總書記呀?他們不關心全球工人的聯合問題，他們擔心的其實是誰當頭的問題。我們工會的頭，一個月拿27000歐元的工資。
因為全球化，工會越來越把權力下放到工廠一級，變成工廠和工廠之間的競爭了，工人們都不敢和資方斗，職工代表也偏重于能讓工廠繼續存在下去，所以斗爭少多了。現在德國的企業在中國有將近6000個，我們現在正努力把同一企業里德國工廠和中國工廠的工人結合到一起，比如去年我們一批德國工人到中國來，德國亞馬遜的工人到蘇州，想和亞馬遜在蘇州的工人接觸。現在有很多中國企業家到德國去收購德國的工廠，帶一批中國的管理者過去，我們也關注中國管理者怎么對待當地的工人。
資本主義逼著我們把視野變成全球的視野，逼著我們不同國家的工人必須聯合起來。現在青年人都會用拼音在手機上寫漢字，好多小孩也要學英文，這都有利于我們工人的交流。在亦莊南部有個奔馳的工廠，有11000多名工人，德國那邊也有奔馳廠的工人，他們做著同樣的工作，生產著同樣的車。有一次我到那個工廠的門口了，想進去聯系這個廠的工會交流一下，找到保安，人家問預約了沒有，我說沒預約，就是今天過來想談談。對方回答說工會領導現在在開會，那就等吧，等了一小時。一小時后我說等不了更長時間了，問他們，你們不感興趣嗎?我是德國工會的，我在里面工作了很多年，我們有很多經驗可以交流。他們說，我們不感興趣。我想見一些工人，交流一下，但很多人都是開車進廠，他們應該就是底層管理人員，車也不是奔馳的，是普通車。其實我們有很多問題可以交流，比如派遣工問題，工資水平問題，工人權益問題。在德國，派遣工曾經罷過工，做同樣的工作，工資不一樣。
德國有一些非常激進的年輕人，他們不跟工人接觸，不去了解他們情況，總想著在工廠門口喊口號就能管用。這不管用，你得知道工廠里面工人到底有什么問題，他們的訴求，他們的工作條件，職工代表的情況，工會的情況，你要做大量的調查研究，才能真正了解工人的情況。
2004年歐寶廠大罷工
1992年我們有19000工人，到2004年，只剩下11000人，廠方說還要再砍4000人。工廠工人非常擔心，既不信任本廠職工代表，也不信任全國職工代表。廠里每兩周有工會小組長會議，這是工廠自己的規定，不是法律規定的。有一天，工會小組長讓所有工人都去開會，就相當于罷工了，工廠里面的職工代表選舉出參加通用汽車公司的全國職工代表，還有全歐洲的。工會小組長在一起知道要裁員要裁那么多，不依靠工廠的職工代表，也不能等全國職工代表，更不能等全歐的職工代表，他們只會搞兩小時的游行示威，管理層只會覺得可笑罷了。怎么辦呢?兩個廠互相用手機通話，你們廠都去開會去了，我們也開會，兩邊協調，就都不干活了，這都不是職工代表組織的，就是工會小組長組織的。他們直接把工廠大門關了，封鎖了，貨進不去也出不來。工人罷工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是非法罷工，工會不給錢，政府也不給失業救濟，所以一罷工就沒有收入了。工人情緒很急躁，兩邊一起罷了工以后，晚班工人來了，問怎么回事啊，他們就說要裁4000工人，所以罷工，野貓式罷工。
這些基層工會小組長知道工會反對他們這么做，他們說不讓我們罷工，但我們自己要罷工。好多運材料的車排著長隊進不來，廠里面的貨也不能出去，下午記者來了，拍照拍視頻，第二天學生們都到工廠門口聲援工人。罷工的工人堵著廠門，要求直接和工廠經理對話，經理不敢對話，說要聽底特律的。
我們每天都擔心下一班工人進來以后要不要繼續罷工。政府官員在電視上說，我理解這些工人，但是他們是非法的。當地老百姓，有兩萬五千人到廠門口示威，支持罷工工人。
非法罷工把整個歐洲通用汽車的生產停頓了，來自政府的壓力和工會的壓力很大。工會也組織聲援團，他們本來是反對罷工的，為什么會聲援罷工?目的是為了獲得罷工的領導權。罷工一開始，廠方要求政府派警察，當時是社會民主黨執政，他們覺得派警察去，就跟工人打起來了，那不行。德國長期沒有這種情況了，不能這么干，政府問工會怎么辦?工會組織聲援團，組織了講臺和大喇叭，派人去演講，講話的人是由工會控制的，一般工人無法發言，他們通過這個方法獲得了罷工的領導權。最后我們堅持不下去，就是因為其他工廠沒有參與，只有這兩個工廠。
當時罷工以后，廠方提出一個方案，按照工齡和工種，分別給予補償。老工人比較高興，他們一算，雖然我罷工七天，一分錢沒拿，但現在給我十萬歐元，我能熬到退休。年輕工人覺得不行。除了給補償以外，還有離開工廠以后，一年內拿原來工資的65%，再下一年政府也會給些救濟，合在一起，大家覺得也挺合適，就復工了，4000個人離開了工廠。這個補償是空前的，之前沒有這么高的補償。
按法律來講，職工代表和廠方制定一些協議不需要經過工人，經過這次罷工以后，我們開始強調職工代表是有特權的，裁員不影響他們，他們同意裁員就有悖工人的利益，從這次罷工以后就開始規定，職工代表要和廠方達成任何協議必須征求工人意見。
很多工人覺得，我們選舉了你們做職工代表，你們是專家，你們做決定就行。我們不能這么干，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讓他們參與討論，他們才能幫我們做決定。所以有些時候我們(職工代表)會做些妥協，工人覺得你們(職工代表)現在做了妥協，以后可別說妥協不好，要是那樣，現在就別做妥協，別到時候反悔。實際上工人很多時候有這個毛病，覺得應該有個領袖和權威保護他們的利益，不懂得要自己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好多工人很消極，覺得將來社會改變不了什么。我就說，當然我一個人改變不了，必須咱們一起才能改變。還有人覺得自己命不好。所以組織工人一定要提高工人的自信，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他們總覺得自己無能為力，自己單個人干不了什么事，總希望有一個救星出現。
歐寶廠2014年關閉的，2014年資方說如果我們廠再裁掉900到1000人，我們廠就還能延續兩年，工人不干。當時的妥協條件也是有補償，第一年有補償，第二年政府給些救濟，但這根本比不上2004年那一次的補償，很多左派覺得妥協不合理，但是大多數還是認同了。所以我們給工人講，你們沒有罷工，所以你的補償就比不上2004年那一次。
后記
理想和旗幟總是讓人激動的，年輕時代的激情與活力進也是讓人向往的。眼前的沃爾夫岡平和、純樸，沒有多少豪言壯語，早不是當年紅五月中的激進青年。但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在各種曲折復雜甚至日益沉悶的環境下堅持工作，奮斗不息，僅此一點他就超越了當年絕大多數紅色青年。面對這樣的沃爾夫岡，我們腦海里浮現的是魯迅先生一句話：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斗。向“深沉的韌性的戰斗者”沃爾夫岡同志致敬!
相關知識：德國的職工委員會與工會
英美國家都只有工會而沒有企業內部的職工委員會制度，德國的企業職工委員會與工會并存則有100多年的歷史傳統了。
企業職工委員會四年一屆，由全體雇員選舉產生，具體人數根據企業人員規模決定。20人以下的小企業，可以由1人組成;21人到50人的企業，由3人組成;51人到100人的企業，由5人組成;101人到200人的企業，由7人組成。以此類推，企業雇傭人數越多，企業職工委員會的人數就要越多。
企業職工委員會的成員為了履行職責，可以脫產而不減薪酬。大企業的職工委員會成員可以完全脫產，并且企業越大，可以脫產的職工委員會成員就越多。雇主必須向企業職工委員會及時而全面地通報其履行職責所必需的各種信息，還要對企業職工委員會成員進行履職必需的培訓。在企業職工委員會不同意的情況下，其成員(職工代表)不得被解雇，雇主即便向勞動法院申請解雇職工代表，程序通常需要兩年時間。
工人向企業職工委員會形成意見的最重要形式是每個季度一次的企業職工大會。平時，如果工人的意見得到了5%以上的支持，職工委員會則必須在兩個月之內將此列入議事日程。雇主與企業職工委員會至少每月舉行一次會議，以就一些爭議的問題達成共識。
企業職工委員會是直接關系到企業全體職工切身利益的機構，它不但在工資、工時、休假、補貼、住房、解雇等問題上有參與決定權，而且在企業的基建、投資、勞動組織、職工培訓等問題上有咨詢權和建議權。它可以代表職工就本企業職工的一切權益問題同企業行政進行談判，簽訂協議。
但是，企業職工委員會不能組織罷工，不能進行相互攻擊的勞資斗爭。這是工會的權利。
德國最大的工會組織——德國工會聯合會(DGB)，簡稱德工聯本身是一個協調性機構，它的主要職責是制定工會社會經濟方面的有關政策，對各產業工會的政策進行協調，應邀出面調解工會內部出現的爭端，開展國際工會工作。各產業工會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與資方簽訂集體合同。產業工會在企業中，不是建立工會基層組織，而是建立“信任人”工作團體。
德國的工會信任人是企業工會工作的重要環節。在德國，工會會員可以在企業里活動，但是不能在企業中建立工會。工會在企業中發揮作用主要是依靠工會信任人這一環節。他們就是“工會在企業中的代言人”。一個企業中的工會信任人組成信任人工作團體，領導信任人的工作。工會信任人的重要作用還表現在他們對企業職工委員會的影響上。工會信任人實際上是工會聯系企業職工委員會的橋梁。
工會也可參與監督董事會一級的決策(德國的監督董事會或有簡單譯作監事會的，實際就是英美公司中的董事會)。監督董事會由勞資雙方代表共同組成，監事會職工代表候選人由職工委員會和工會協商后提名，工會代表候選人由工會提出，兩者均由企業職工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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