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盡管“長袖善舞”，卻依然是兩袖清風。他們是真正富有的人。他們堅定的黨性使他們超越了自己，做到了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
肖林(1916——2003)，重慶江津人。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受周恩來同志指示，開始秘密從事為黨籌集工作經費的工作。
1948年4月，重慶地下黨機關報《挺進報》被特務破獲!由于出現叛徒，大量地下黨員遭到逮捕!為避免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地下黨采取緊急措施通知各地的相關人員立即隱蔽撤退。6月，叛徒劉國定向國民黨行轅二處處長徐遠舉交代：重慶地下黨組織由上海局領導，負責人是錢瑛。并且表示可以親自帶人到上海抓人!
劉國定之所以愿意到上海，除了想要抓到錢瑛外，他還有一個惡毒的計劃：就是想要通過抓到上海和成銀行的吳震，找到當年與南方局單線聯系的黨員肖林、王敏卿夫婦，以給他的“新主子”一個驚喜!
肖林，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縣人。1937年加入地下黨。
1939年，南方局周恩來為了解決活動經費問題，決定建立黨的“第三戰線”，也就是經濟戰線。國民黨對共產黨搞經濟封鎖，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需供應和辦事處的經費十分困難;再加上物價上漲，開支不斷增加，為了適應持久戰的需要，加大開展地下經濟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當時，南方局要求川東地下黨物色、挑選具有經濟才能、黨性強的同志下海經商，為黨籌措經費。
1941年3月，奉中共川東特委書記廖志高的指示，肖林來到了紅巖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辦事處處長錢之光同志接待了他，并要求他住在紅巖，等待第二天周恩來有重要的工作任務向他交代。當天晚上，肖林在紅巖反復思索：又會有什么新的任務呢?是不是要自己離開民生公司，有新的崗位?或是自己秘密辦的《人力周刊》要進一步擴大發行?又或是批準自己去延安?在種種的猜測中，肖琳憑直覺隱約感到這項“新的任務”一定比較重要。一直到第二天晚上，肖林終于在錢之光的臥室里見到了周恩來同志。
周恩來在聽取了錢之光對肖林情況的介紹后說：“黨的活動，無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都要有一定的經費開支。經費來源不能光依賴撥款和支援，還得自己去開辟新路。當然，我們這里不能用延安的辦法開荒種地，也不能自己動手紡紗織布，而是要根據國民黨統治區的條件，開展我們所需要的經濟活動。”
周恩來向肖林宣布了南方局黨委的決定：肖林從現在開始從事經商活動，組織關系從現在開始歸錢之光單線聯系。他交代肖林說：“這種經濟活動，有公開的一面，同一般工商業者一樣，合理合法，正當經營;又有秘密的一面，資金來源和資金用途，是不公開的。做生意就是要賺錢，不要怕別人說你唯利是圖。你賺的錢不是為個人私利，而是為了黨的事業。”
周恩來的一席話完全出乎肖林的意料之外——組織上竟然是要自己去當資本家!想到自己在《人力周刊》上寫的揭露資本家剝削行徑的文章，想到自己對資本家唯利是圖的抨擊，居然自己也要去做自己猛烈批判過的“剝削者”!肖林簡直就想大笑，他覺得命運跟自己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但是，一看到周恩來同志嚴肅認真的表情，他還是忍住了，他意識到這是組織上交給他的一項艱巨任務。
最后，周恩來叮囑肖林：“黨在哪些地方要用錢，事先很難預料。所以只能定個原則：什么時候要，就什么時候給;要多少，就給多少。即使不夠，也要想方設法湊足，決不能誤事。此項秘密工作，黨內由錢之光負責指揮，社會上由你和妻子王敏卿專職經營。”
艱巨而復雜的新任務并沒有讓肖林退縮，他向周恩來同志說了一句簡單而又有分量的話表明自己的態度：“這是對我黨性的考驗，我堅決完成任務!”
1941年4月，一家經營土紗、食糖、植物油等土特商品的“恒源字號”商行在江津縣城隆重開張，肖林出任經理;不久“恒源字號”重慶分號設立，隨后“恒源字號”又在宜昌附近的三斗坪設辦事處，收購土特產品。到了抗戰后期的1944年，恒源字號商行擴大發展為“大生公司”，經營業務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藥等種類。
1942年，為掩護肖林便于開展經濟工作，組織派中共秘密黨員王敏卿與肖林以“夫妻”名義開店(后結為夫妻)，并在錢之光的直接領導下從事黨的經濟工作。
從1941年4月到1946年5月，整整五年多的時間，1800多個日日夜夜，為了實現從“恒源字號”到“大生公司”的逐漸發展壯大，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兩位由紅巖直接領導的“地下黨員資本家”每天起早貪黑，辛苦經營。他們和當時陪都的眾多中小商人一樣，細心地操持著每一筆生意和買賣，“唯利是圖”、“見錢就賺”;他們甚至有時候還鉆國民黨政府的空子，囤積居奇，買空賣空，打打“擦邊球”，盡最大可能地為黨組織賺錢。他們利用兩地差價，快速地組織貨源，迅速地出手轉賣;他們組織市場調查，隨時了解市場行情，絕不放棄任何賺錢的機會;他們聯絡培養各種關系為我所用，拼命地找錢、掙錢!五年中，只要南方局錢之光下達指令，需要提錢，他們總是絕對地保證滿足!在肖林、王敏卿夫婦的腦海里，牢牢地烙記著周恩來給他們定下的原則——“什么時候要，就什么時候給;要多少，就給多少。即使不夠，也要想方設法湊足，決不能誤事。”
抗戰勝利后，肖林奉命到了南京梅園新村，錢之光向肖林傳達了周恩來同志的新指示：“形勢雖有變化，但地下經濟工作的原則不變，一定要賺錢，仍然隨時需要隨時支付。”錢之光告訴肖林：“立即將公司全部業務轉到上海，擴大業務范圍。”錢之光還告訴肖林：“公司轉移到上海后，要重新打開局面，需要的開支和經費可能會增加，但是黨現在不可能增加投資，只能把重慶原有的資金轉移過去，穩妥地推進發展，你自己要想辦法解決一切困難。”
1946年5月初，根據周恩來和錢之光同志的指示，肖林開始把自己的業務逐步向上海轉移。8月，肖林到了上海后，將原來在重慶的大生公司改頭換面，新成立了“華益貿易公司”。按照上級指示，他迅速地擴展貿易業務，在青島、徐州、蚌埠等地設立了公司的分支機構;同時利用自己對重慶市場的熟悉，在上海華益公司剛開張之際，便迅速從上海采購大批日用品，如“414”毛巾、名牌牙膏、香皂、羊毛衫、被單、絲襪等，由民生公司的輪船運往重慶，批發給當地的百貨商店，不求賺多賺少，只求資金回籠迅速。肖林利用他在運輸界的關系，捷足先登，獲利頗多;后來他又靠駐守青島的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李彌，開辦了一家“中興”公司。李彌將他在青島接收日偽財產時撈的“外快”投入到中興公司。當時棉紗價格不斷上漲，肖林利用軍長李彌的關系，用很低的官價從中紡公司購進棉紗，然后通過“華益”在上海按市價出售，一進一出的差價至少有30～40%的利潤，“華益”和中興雙方按投資比例分成，肖林將賺的錢又為黨組織購買了大量的物資運送回解放區。
肖林的華益公司還同山東解放區在上海的經濟實體聯合，大量從山東運進花生油、粉絲、水果等批發給十六鋪地貨行出售，然后買回解放區需要的布匹、藥品等物資運到解放區。當時，山東解放區繳獲到手了大量黃金、美鈔和法幣，而法幣在解放區完全就是廢紙。在膠東主持經濟工作的薛暮橋同志則認為，此地或為棄物，彼地即成寶物，要是將這些黃金、美鈔和法幣運到上海可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啊!于是，一項暗運黃金、美鈔和法幣的計行動開始了!
肖林親自出馬，將黃金、美鈔和法幣裝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內，秘密運到上海。美鈔作為華益公司開展業務活動使用，法幣由肖林轉交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而黃金則由肖林將刻有“煙臺”字樣一兩一個的小光寶，全部改鑄成上海通行的十兩金條，交給了中共駐上海辦事處。1947年3月中共代表團從上海撤退時，三千多兩黃金由身兼財務委員會書記的董必武和辦事處成員每人套上馬甲或腰袋，內裝金條若干，隨身帶走。
在中共駐上海代表團沒有撤離前，錢之光經常從肖林的華益公司取錢，肖林的華益公司被稱為“地下黨的秘密金庫”!這些錢，有的用于烈士的家屬安撫，有的用于生活困難的黨員家庭補助;有的用于處境窘迫的知名人士的照顧，更多的是交給了黨組織。
1947年3月，內戰愈打愈烈。為了安全起見，肖林又把“中興”遷到上海與“華益”在同一處辦公。
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棉紡織廠工人罷工，抗議廠方無故開除工人及克扣年終獎金。2月2日，國民黨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進行鎮壓，打死3名女工，重傷40多人，造成了震驚全市的“申九二•二慘案”。各界民眾迅速掀起聲援浪潮。為了開展活動需要，上海地下黨的負責人劉曉一次從肖林處取走3億元法幣的支票。在上海，肖林和王敏卿堅決按照中央的指示，保證了上海地下黨的經費需要，從未因為提款取現出過任何問題。
1948年6月，劉國定帶領保密局的特務出現在上海，對肖林、王敏卿的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危險迫在眉睫!但我們的黨組織也在第一時間內采取了緊急措施，避免了事態的急劇惡化。
當重慶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出現叛徒后，武漢和成銀行的地下黨員趙忍安便接到了來自重慶的報警電話，要他趕快通知上海和成銀行的吳震：“情況危急，迅速轉移!”吳震立即把情況報告給負責國統區地下黨工作的上海局錢瑛同志，錢英聞訊后感到非常的震驚!重慶地下黨領導人劉國定、冉益智先后叛變，這是怎么回事?像劉國定這樣的地下黨高級干部在錢瑛的印象中還是相當不錯的，也是經過長期的考驗的，怎么一下就叛變了?想到劉國定一年前還與她在上海見過面，決定恢復上海局與重慶地下黨的組織聯系，所以，上海地下黨組織情況劉國定也有一定的了解，錢瑛感覺到事態的危險!她做出上海局全部轉移香港的決定!錢瑛親自指揮，安排組織轉移，她要求迅速切斷與重慶方面的聯系、將凡是與劉國定和冉益智有過工作接觸的人員立即轉移或隱蔽，然后她帶著機密文件和幾個骨干第二天就離開了上海去了香港。當劉國定帶領著保密局的特務到達上海后，立即去上海局妄圖抓錢瑛，但是人去樓空!
沒有抓到錢瑛，劉國定感覺情況不妙，他立即指揮特務撲到上海和成銀行，他要想抓到在和成銀行的地下黨員吳震，并且通過吳震把肖琳抓到，以此來提高自己在保密局的地位。但是，當他到達和成銀行后，發現吳震在幾天前已經離開了銀行!像瀉了氣的皮球一樣，劉國定癱坐在地上，隨行的保密局的特務冷眼看著劉國定氣不打一處來，胡亂指責、甚至對他是出言不遜!突然，劉國定站了起來，叫特務立即跟他上車走，經過一個通宵的折騰，劉國定終于在上海的幾個據點將尚未來得及轉移的地下黨員華德芳、陸自誠、劉寒松、傅羅、李家楨、張友鳩、陳麗金7人逮捕。
由于早在一年多以前中共駐滬公開機關“周公館”被軍警封鎖并將全部人員押往南京，遣返延安，肖林暫時與黨失掉聯系。但他嚴格遵照錢之光同志以前對他的指示行事，即：在失去關系的時候必須立即隱蔽待命!再加上劉國定在上海和成銀行沒有抓到吳震，因此他更無法找到肖林、王敏卿夫婦的下落。
但劉國定還不甘心，他又與保密局上海組緊急研究，分析情況，試圖從各個渠道尋找吳震和肖林的行蹤!而就在這個時候，劉國定卻突然接到了一個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要在南京親自接見他，并且還要給他頒獎!叛徒劉國定的注意力一下子全部轉移到要去南京獲獎上去了，他再也沒有心思去研究如何抓人。他立即到商店去買西裝，到理發店去整理發型，他希望自己出現在毛局長面前的時候，能夠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在劉國定要離開上海去南京的時候，肖林通過自己的社會關系秘密將吳震送去了香港。吳震到了香港后，轉入到地下黨在香港的經濟機構——聯和公司工作。解放后，肖林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好險哪!那次要是讓劉國定找到了我們，我和敏卿就要進渣滓洞了。個人犧牲還是小事，特務們順著‘華益’這條線索查下去，我們黨的地下經濟網絡可要遭受大損失了!”
1948年，聯和公司更名為華潤公司。據說這個潤字暗寓“毛潤之”其名，是錢之光親自提議的。上海的“華益”與香港的“華潤”之間，除了公開的業務，兩地農產品及日用工業品的運銷業務外，最大的秘密的業務就是開設地下銀行買賣黃金、美鈔和股票以及套匯。
叛徒劉國定離開上海后，肖林依然實行隱蔽。因為按照組織紀律，在沒有得到上級新的指令前，他是不能活動的。就在他焦急萬分等待的時候，上海市地下黨負責人劉曉突然來到他的住所，經過接頭暗號，劉曉將他帶到一個秘密電臺處。在那里，肖林得到指令：立即去香港找劉恕。
劉恕原是中共中央南京局財政委員會秘書長，公開身份則是周公館的會計。在1948年8月，肖林到達香港后，劉恕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繼續利用在上海的市場為黨開展經濟工作。為了能夠利用上海、香港兩地不同的環境和情況擴大賺錢的機會，劉恕和肖林設計了一套可以通過郵局傳發的聯絡暗語的密碼，以及時溝通上海、香港兩地的情況，大做套匯生意。
1948年，中共中央開始籌建新中國，大量知名進步人士從上海啟程，轉道香港，秘密前往大連，最后抵達解放了的北平。一次一次地從香港、延安、西柏坡發出的指令，提走了一筆又一筆的路費、生活費;甚至有時電報指令讓肖林按照指定地點，將錢款或支票如數送去。秘密的地下“金庫”為黨的事業提供了堅強的物質基礎。肖林的妻子王敏卿解放后回憶說：“我們是身著華麗衣飾的神秘送款人，身后跟著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公司會計王鳳祥。送款人和接款人都心照不宜，誰也不能打聽對方的情況。”
為了防備意外，華益公司設置了兩套賬目。公開的一套，存放在辦公室，單據齊全，完全合法，隨時可供查賬;秘密的一套，藏在寓所內，除了肖林夫婦之外，公司其他職員并不知曉。有一次，國民黨上海稅務局派人來查帳，說是華益公司有“逃稅”嫌疑。結果查來查去，什么把柄也抓不到，只好不了了之。
1949年，肖林的“華益公司”在上海除留下少量供日常開支的經費外，所有流動資金全都調往香港，與華潤合并。5月27日，上海解放，肖林留在上海負責經濟工作。
肖林等肩負特殊使命的“老板”，共為黨籌措了多少經費，并沒有明確統計。我們現在只知道，當“華益”等地下經濟機構宣告結束時，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資金約合黃金12萬兩，其他固定資產折價1000多萬美元。
當勝利到來時，肖林向人民政府交上巨款，自己卻只留下三塊銀圓作紀念。上世紀八十年代，肖林將見證自己從事黨的地下經濟工作的三塊銀圓捐贈給了重慶市博物館。
肖林、王敏卿常說：“我們什么樣的錢沒見過?那時候，常把裝著金條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但那都是黨的財產，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雖說都是在經商，我們跟中興公司那些人不一樣。我們是在為黨掙錢。”與金錢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肖林、王敏卿夫婦，最后還將自己留作紀念的三塊銀元也捐給了重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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