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與《中國共產(chǎn)黨宣言》

　　袁振英是上海早期共產(chǎn)黨組織成員，也是廣州早期共產(chǎn)黨組織成員，還是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八個創(chuàng)始人之一。然而，在黨創(chuàng)立之初，他很快就脫離黨的關系，致力于學術研究了。他曾于1928年初，因“共產(chǎn)黨重要分子嫌疑”被當局監(jiān)禁。但“文革”期間，他又因現(xiàn)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直到去世后才得以平反。袁振英的經(jīng)歷相當復雜，很難用一個準確的概念去為他定義。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共黨史上，他的名字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袁振英的經(jīng)歷，也從某種程度上見證了中國共產(chǎn)黨輝煌奮斗史中的艱辛一頁。

　　在《新青年》雜志發(fā)表《易卜生傳》

　　1894年7月，袁振英出生在廣東省東莞縣溫塘鄉(xiāng)。11歲時，他跟隨父親前往香港，后進入香港著名的皇仁書院學習。在皇仁書院讀書期間，袁振英接觸到了無政府主義思潮。辛亥革命之后，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流傳甚廣，廣東為無政府主義活躍的省份，代表人物是劉師復。1912年夏，劉師復在廣東成立國內(nèi)最早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心社”。幾個月后，袁振英在香港皇仁書院與幾位同學組織了一個無政府主義團體“大同社”。從此，無政府主義成為影響袁振英一生的政治思想，也是造就他一生坎坷命運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5年，袁振英從皇仁書院畢業(yè)。懷揣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他，抱著滿腔熱情投考北京大學，希冀將來能用所學去改造不合理的中國社會。

　　袁振英就讀北大期間，正是無政府主義在北大迅速傳播之時。1917年，袁振英與同學趙太侔等人在北大發(fā)起組織無政府主義團體——實社，并創(chuàng)辦刊物《實社自由錄》。北大校內(nèi)的無政府主義活動，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實社被迫解散，《實社自由錄》也很快停辦。雖然僅出兩期就停辦了，但《實社自由錄》卻影響了一批人，曾經(jīng)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員的毛澤東就讀過這本刊物。毛澤東在延安期間，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談到自己早年接觸的社會政治思想，有過這樣的表述：“我讀了一些有關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當時有一個叫朱舜白的學生常來找我，我就經(jīng)常和他討論無政府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可能性。那時，我是同意他的很多主張的。”

　　1917年，陳獨秀被新任北大校長蔡元培聘為文科學長。陳獨秀到北大之后，以《新青年》《每周評論》為新文化運動的宣傳陣地，積極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反對封建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領導人之一。

　　在許多青年學子眼中，陳獨秀是地位崇高的人生導師，但袁振英卻并不盲目崇拜這位前輩。大學三年級時，他甚至因陳獨秀聘請了一位從日本高等師范畢業(yè)回來的留學生出任英文系畢業(yè)班的英文教師，而率眾反對陳獨秀。獎掖后進的陳獨秀不曾打壓袁振英，反而十分欣賞他，讓他成為《新青年》雜志的撰稿人。

　　袁振英在《新青年》上發(fā)表的最有分量的作品，是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六號刊登的《易卜生傳》。該期雜志是“易卜生專號”，還刊登有胡適的《易卜生主義》、羅家倫與胡適合譯的《娜拉》等一系列與易卜生相關的文章。“易卜生專號”的出版，引發(fā)了“易卜生熱”，并保持了持續(xù)的轟動。而24歲的袁振英，也成了思想文化界的一顆新星。

　　在上海協(xié)助陳獨秀編輯《新青年》

　　1918年7月，袁振英從北大畢業(yè)，返回廣東，進入國立廣東高等師范學校教書。不久，他辭職離開廣東，前往菲律賓謀生，并協(xié)助當?shù)氐囊粋€無政府主義組織“真社”組織華僑工黨，編輯機關刊物《平民日報》。

　　1920年初，袁振英離開菲律賓，在香港短期逗留，期間曾擔任國民黨機關報《湘江晨報》的編輯。離開香港以后，袁振英返回廣東，進入報社任職，并成為多家報紙的撰稿人，時常發(fā)表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文章。

　　1920年初夏，袁振英和廣東新聞界的一些同行發(fā)起組織了“廣東游東記者團”，前往日本、朝鮮以及與廣東一水之隔的臺灣，抗議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這年7月，“游東記者團”結(jié)束訪游宣傳活動，回到國內(nèi)。在經(jīng)過上海時，袁振英與已經(jīng)離開北大的老師陳獨秀相遇。袁振英回憶他們的此次碰面說：“我結(jié)束游東記者團活動回來，路經(jīng)上海，被陳獨秀聘請到《新青年》出版社，擔任‘蘇維埃俄羅斯研究’一部的主編工作”。

　　此時的陳獨秀，正在上海籌劃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這次相遇，使得原本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袁振英轉(zhuǎn)變?yōu)橹袊伯a(chǎn)主義運動最早的參與者，并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

　　實際上，袁振英自離開北大之后，已與陳獨秀有兩年未見。陳獨秀緣何想起來要請這位昔日的學生來幫自己編輯《新青年》，并參與組建中國共產(chǎn)黨?袁振英妻子黃式坤的外甥、三江學院高職院院長郭彬如此分析其中原因：

　　“其一，是袁振英不僅是他的學生，也是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陳獨秀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時候就已經(jīng)知道袁振英與無政府主義者的淵源。那時候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同屬于激進的社會主義者，都對俄羅斯的十月革命表示歡迎與支持。來自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維經(jīng)斯基等極力促成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合作，并要在上海成立社會主義者同盟。陳獨秀當時與無政府主義者是盟友，袁振英可充作他與無政府主義者的橋梁;其二，是陳獨秀要借助于袁振英的英文，因為陳獨秀當時與國際上的社會主義者來往頻繁，讓英文很好的袁振英做翻譯非常合適;其三，陳獨秀考慮將《新青年》從北京遷到上海出版，但雜志遭遇主題轉(zhuǎn)型與文章匱乏的問題，他需要既會寫文章、又熟悉社會主義理論的人協(xié)助他辦好《新青年》雜志，而袁振英正是合適的人選。”

　　譯介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參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

　　袁振英在建黨初期

　　1920年7月至年底，袁振英在上海一心協(xié)助陳獨秀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建黨工作。學者張世飛概括袁振英在翻譯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方面獨特而且重大的貢獻：“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翻譯列寧闡述民族問題的重要文獻《民族自決》，為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作出了努力;主編《新青年》‘俄羅斯研究專欄’，介紹了十月革命及其后的俄國國情;為《共產(chǎn)黨》等刊物撰寫相關文章，介紹世界范圍內(nèi)共產(chǎn)黨的概況。”

　　《民族自決》發(fā)表于《新青年》第八卷第三號(1920年11月1日出版)，原文是列寧在1919年3月19日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作的《關于黨綱的報告》的一部分。這個報告中，列寧針對布哈林反對民族自決權的錯誤觀點，明確提出“一切民族都有民族自決權”的觀點。由于是外刊轉(zhuǎn)譯，《民族自決》一文并沒有對列寧報告中有關民族問題的部分逐字逐句翻譯，卻基本上概括了列寧關于民族自決權的正確觀點，這對于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了解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尤其是列寧的民族自決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新青年》“俄羅斯研究專欄”功不可沒，袁振英正是這個專欄的主編。身為主編，袁振英的翻譯與編輯工作非常繁重，有黨史研究者做過統(tǒng)計，“‘俄羅斯研究’專欄共刊出介紹蘇俄的譯著38篇，其中譯文35篇，震瀛署名翻譯的就占了24篇。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的13篇文章全是袁振英一人翻譯。”這里的震瀛，正是袁振英的筆名。袁振英的這些工作，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促進了中國早期共產(chǎn)主義者思想理論水平的提高。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共產(chǎn)黨宣言》的譯者陳望道就曾指出“在《新青年》上開辟‘俄羅斯研究’專欄，就是帶有樹旗幟的作用。”

　　《共產(chǎn)黨》月刊創(chuàng)辦于1920年11月，是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創(chuàng)辦的第一個黨內(nèi)刊物，在這份刊物上，袁振英共發(fā)表了包括《共產(chǎn)黨第九次代表大會》《英國共產(chǎn)黨成立》《共產(chǎn)黨未來的責任》在內(nèi)的12篇重要作品。這些作品的內(nèi)容涉及列寧的相關著作及介紹、各國共產(chǎn)黨的建立情況及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發(fā)展情況、各國工人運動的情況等方面。

　　1920年11月《中國共產(chǎn)黨宣言》定稿。定稿之時，也正是袁振英在努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建黨工作之時，這份凝聚了集體智慧的宣言背后，亦有袁振英的一份心血。

　　在參與建黨的同時，袁振英也參與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chuàng)建。晚年的袁振英，稱自己是“共產(chǎn)主義馬前卒”，這是符合史實的。

　　1921年7月，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會議召開之時，袁振英與陳獨秀遠在廣東，都未能參加。

　　與陳獨秀決裂，考取庚款留學赴法深造

　　袁振英在法國

　　陳獨秀和袁振英于1920年底離開上海，來到廣東。袁振英此行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出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的校長，二是在廣東宣傳馬克思主義，繼續(xù)推動建黨工作。

　　在陳獨秀和袁振英到達廣東之前，早在1920年10月，廣東已經(jīng)有了共產(chǎn)黨組織，由共產(chǎn)國際代表米諾爾、別斯林與幾位無政府主義者組成。陳獨秀到廣東之后，與組織成員中的無政府主義者產(chǎn)生了矛盾，并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激烈論戰(zhàn)。在這場論戰(zhàn)中，袁振英采用了溫和的立場，勸二者要團結(jié)，不要分裂。然而，事與愿違，幾位無政府主義者最終退出了組織。

　　1921年春，陳獨秀與米諾爾、別斯林重組廣東共產(chǎn)黨，陳獨秀擔任書記，袁振英是成員之一。盡管如此，此時的袁振英，實際上與陳獨秀的關系已開始漸趨疏遠。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后，他考取了廣東庚款留學生，準備前往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留學。

　　1921年8月，袁振英和其他赴法留學生由吳稚暉帶隊，從上海和香港出發(fā)，坐船前往法國。以留學生身份與袁振英同行的，還有后來成為他終身伴侶的黃式坤。在中國近代史上，黃式坤也是一位奇女子，她的父親黃嵩齡是清朝舉人，曾參加過公車上書，是京師大學堂首批學員，后又在北洋政府任職，擔任過粵漢鐵路協(xié)理。黃嵩齡的教育理念十分先進，黃式坤從小就接受了現(xiàn)代化的教育，出國前已經(jīng)是一名醫(yī)生。在去往法國之前，袁振英與黃式坤已經(jīng)相識，但他們真正發(fā)展為情侶關系，則是到了法國以后。

　　袁振英到法國里昂之后，曾經(jīng)接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和陳喬年從巴黎寄來的信，希望他參加在法國組織共產(chǎn)黨的工作。袁振英謝絕了陳延年兄弟的邀請，他決心遠離政治和社會活動，專心致力于學問。按照學校的規(guī)定，本可以兩年就拿到博士學位，但袁振英對學位并沒有積極的興趣，到了第三年，仍舊在慢條斯理讀書寫論文。對學位沒有興趣，也是袁振英特立獨行的一個方面，早在北大求學期間，他就曾寫信給校長蔡元培，反對考試制度、分數(shù)制度、文憑制度、學位制度等，只贊成作論文。

　　遠在法國的袁振英，與陳獨秀的關系漸漸疏遠，與共產(chǎn)黨的距離也越來越遠。他做出這樣的選擇，并非僅僅是為了學問。

　　在1964年的一次回憶中，袁振英這樣解釋自己離開共產(chǎn)黨的原因，“但是，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因為我反對陳獨秀而退出了黨。”袁振英對陳獨秀的私德不滿，理論修養(yǎng)頗好且精通外語的他，還認為陳獨秀并不懂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與陳獨秀的決裂似乎在情理之中，至于兩人在廣東相處的那幾個月里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樣具體的隔閡和矛盾，在袁振英后來的回憶文章中，卻沒有只言片語。

　　無論如何，袁振英在法國過了三年安靜的書桌生活。1924年8月，他結(jié)束在法國的學業(yè)，和女友黃式坤一起回到了闊別三年的祖國。

　　晚年得到周恩來和葉劍英關懷

　　從法國回來以后，袁振英進入國立廣東大學(后改名中山大學)任教。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三個月后占領武昌。北伐軍占領武昌后不久，時任中央軍校辦公廳主任的包惠僧經(jīng)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批準，給袁振英發(fā)來電報，邀請他北上武漢，擔任中央軍校教官。與中山大學文科學長郭沫若屢生齟齬的袁振英，欣然接受邀請，攜家北上。

　　在中央軍校期間，袁振英擔任政治教官，講授帝國主義、群眾運動、群眾心理學等課程。袁振英在中央軍校任職期間，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一向推崇自由的袁振英，在這一時期，既沒有再次加入共產(chǎn)黨，也沒有加入國民黨。

　　袁振英在黃埔軍校

　　1927年夏，國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蔓延。身份曖昧的袁振英被迫帶領妻小躲進漢口的法租界，后又逃往上海避難，并于這年底最終回到家鄉(xiāng)廣東。回到廣東后不久，袁振英受第八路軍航空處處長邀請，擔任該處編譯處主任。

　　1928年8月，袁振英突遇變故，被時執(zhí)掌廣東軍務的陳濟棠下令拘捕。導致袁振英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出面保釋了一位售賣革命書籍的親戚，他本人更被認為是重要的共產(chǎn)黨人。袁振英入獄后，曾被押赴刑場，卻因為證據(jù)不足而沒有執(zhí)行。不久，袁振英被送往虎門要塞，關押長達半年之久。在時任廣東省主席陳銘樞、恩師蔡元培等人的保釋下，袁振英最終脫險出獄。

　　出獄之后的袁振英，先后服務于廣東空軍、山東大學、中央航空委員會。抗戰(zhàn)爆發(fā)后，袁振英攜家前往香港，后又回到廣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袁振英選擇留在了祖國。1951年1月，生活困窘的袁振英寫信給周恩來，希望能得到一份養(yǎng)家糊口的工作。這封信隨后被轉(zhuǎn)給葉劍英。在葉劍英的關懷下，廣東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安排袁振英進入廣東文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后又調(diào)入廣東省文史館工作。

　　擔任廣東省文史館館員期間，是袁振英一生中相對輕松愉快的日子。然而，1970年春，他因為歷史問題，被認為有“現(xiàn)行反革命罪”，隨后被逮捕并判處死刑。幸運的是，在被關押審查了將近五個月之后，袁振英被釋放了。

　　1979年1月，袁振英因摔跤引發(fā)腦溢血，經(jīng)搶救無效去世。他去世后七個月，廣東省文史館為袁振英平反。

袁振英及五個子女

　　袁振英研究現(xiàn)狀

　　袁振英去世后，有關他的研究少之又少。所幸的是，他生前的一些口述資料和文字資料已經(jīng)被整理保存下來了。1980 年 8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前后》第二卷收錄了袁振英在1964年2月到4月間的一些談話資料，成為袁振英研究可用的較早且權威的史料。20世紀90年代起，一些研究袁振英的論文相繼發(fā)表。

　　2009 年8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由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李繼鋒、郭彬、陳立平著的《袁振英傳》，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中共黨史學會、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主辦的“紀念袁振英誕辰115周年學術研討會”上首發(fā)，比較詳盡地梳理了袁振英一生的事跡，該書還收錄袁振英本人撰寫的《袁振英自傳》《袁振英的回憶》《發(fā)掘我的無治主義的共產(chǎn)主義的思想根源》《我的懺悔錄(思想上的自傳)》等四篇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2014 年7月，在中共江蘇省委黨校主辦的“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史暨袁振英誕辰 120 周年學術研討會”上，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纂的《袁振英研究史料》首發(fā)，并為袁振英研究再增添珍貴史料。

　　參考資料

　　[1]袁振英 《發(fā)掘我的無治主義的共產(chǎn)主義的思想底根源》，收錄在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袁振英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

　　[2]中國社會科學院現(xiàn)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張世飛 《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經(jīng)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4]高放《從<共產(chǎn)黨宣言>到<中國共產(chǎn)黨宣言>——兼考證《中國共產(chǎn)黨宣言》的作者和譯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5]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袁振英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

　　[6]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著《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

　　[7]埃德加·斯諾 著，李芳準、梁民譯：《紅星照耀中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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