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被列寧譽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1]。中國共產黨一直高度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應用、創新與發展，并為之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探索。目前學術界關于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歷程和理論貢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但關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歷程和理論貢獻的研究則相對比較薄弱，甚至還存在一些有意回避、刻意貶低的錯誤觀點。實際上，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僅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了積極探索，而且取得了一些難能可貴的理論成果，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終形成具有奠基之功。
認真梳理其探索歷程、總結其理論貢獻，對于我們排除錯誤觀點的干擾，堅持和發展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重要意義。
一、提出通過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構想，并圍繞這一構想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政策舉措，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保障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工作任務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但這并沒有影響黨對經濟工作的重視。
上世紀30年代初，還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針對“以為革命戰爭的環境不應該進行經濟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根據地必須圍繞革命戰爭進行必要的和可能的經濟建設，我們不但應該會辦政治、辦軍事，也應該會辦經濟。[2]“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3]實際上，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至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年間，雖然面臨著繁重的軍事斗爭任務，但我們黨始終注意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不斷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斷探索經濟建設的內在規律，創造性地形成了通過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推動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思想。
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國家怎樣實現革命勝利，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經過長期實踐和思考總結，提出了中國革命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構想：即“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4]。這一構想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通過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逐步推動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
圍繞這一思想，我們黨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的經濟政策，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新民主主義社會實行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和發展民族工商業;
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形態，總起來說包括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個體經濟、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等幾類經濟形態，其中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數量上一開始會較少，但它是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是起決定作用的;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根本任務和目的，是消滅封建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給發展工業生產，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任務奠定基礎[5];
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6];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7];
要發展和利用資本主義，歡迎外國投資，發展對外貿易，主張由封建經濟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民粹主義是錯誤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只有經過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發展現代工業，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才能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在領導全國人民比較快地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和鞏固新生政權任務的基礎上，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經濟建設中去。經過醞釀，1952年底黨中央正式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求達到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
這一總路線的主要內容常被人們稱為“一體兩翼”：一體指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為主體，兩翼指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兩翼”為“一體”服務。
總路線明確指出工業化的主體地位，這凸顯了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表明了中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不是“空過渡”也不是“窮過渡”，而且隨著1953 年國民經濟“一五計劃”的執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際進程真正開啟了。同時，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根本變化，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占據統治地位。這標志著我國幾千年以來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階級制度已經基本上被消滅，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了起來。
雖然我國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比較短促，在實踐中也沒有充分展開，黨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的一系列思想也沒能得到充分實踐，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一定范圍內出現了急躁冒進的情況，但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國家，通過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提出并踐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綱領，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繼而在國家經濟建設問題上，沒有仿效蘇聯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做法，而是根據中國國情，走自己的路，通過新民主主義社會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完成了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使命，同時避免了劇烈的社會震蕩，這的確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和壯舉。
所有這些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歷程的有機組成部分，更是此后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二、根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獨立地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有關問題并取得初步成果
1956年以后，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的基礎上，黨及時把工作重心向建設社會主義上轉移，但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后、各地發展失衡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對我們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重大課題，沒有現成的答案，只有在實踐中邊探索邊前進。
為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中國的國情，并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明確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8]的論斷，對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而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同我國的具體經濟建設實際有機結合起來，則是實現第二次結合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過程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和應用，認為“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9]，多次集中學習和研討《蘇聯社會主義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理論觀點，并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觀點。歸納起來，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和社會矛盾。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和基本矛盾的判斷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課題。這一時期黨在這一問題上進行探索的主要理論成果有：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經濟發展上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相當復雜的發展過程，社會主義又分為不發達的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
社會主義社會仍存在矛盾，矛盾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調整“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也“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10];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得到解決，要區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必須用專政的、強制的方法解決，而人民內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應該用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應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題;
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但“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11];
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12]。】
這些認識不僅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階段的理論進一步具體化了，強調了發展生產力對社會主義的重要作用，觸及到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問題，同時也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回答了社會主義社會是否還存在矛盾、其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別是什么以及怎樣處理這些矛盾等一系列問題，特別是指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得到解決，這就從理論上回答了社會主義的一個根本優越性，為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
其二，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和原則。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具體應該遵循什么樣的基本方針和原則呢?經過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探索，中國共產黨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認識，擇其要者有：
【正確處理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沿海與內地，經濟與國防，國家與集體、個人，中央與地方，漢族與少數民族，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革命與反革命，是與非，中國與外國等十大關系，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從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的實際出發，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增產節約，勤儉建國;
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既要善于總結自己的經驗，又要學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為我所用，但是學習外國經驗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能照抄照搬;
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應該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與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在國民經濟的布局中，工業是主導，農業是基礎，農業支援工業，工業反哺農業;
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波浪式前進的，要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要有計劃按比例發展，不能操之過急、失衡畸形;
處理好積累與消費、生產與生活的關系，重點必須放在發展生產上，但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必須兼顧，“福利不可不謀，不可多謀，不謀不行”，發展成果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
“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13]鼓勵開展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
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目標，是“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14];】
不能簡單地用行政辦法管理企業，“管理問題是所有制問題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對企業“黨和政府不是不管”，而“是怎樣管的問題。管計劃、平衡、仲裁、監督、思想政治工作。生產由公司、工廠去經營”;[15]
經濟體制方面，應該堅持“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即：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16]
這些認識有的至今仍然為我們所沿用，有的雖然存在歷史局限，但卻為后來的改革開放作了重要的理論儲備。
其三，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商品、商品生產、商品經濟本身有無階級屬性?它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是否存在、是否發揮作用?該怎樣認識和對待它們?針對這些問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進行了積極探索并形成了難能可貴的認識成果，主要包括：
【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擴大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能過早廢除，“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17];
不能把商品生產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商品生產同樣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要看它同什么經濟形式相聯系，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相聯系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相聯系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
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不只限于生活資料，有些生產資料也屬于商品;
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水平有密切關系，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
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這樣兩個原則，是在建設社會主義階段內人們決不能不嚴格地遵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兩個基本原則”[18]，在分配問題上要“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19];
要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我們的國家逐步富強起來，“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20]。】
這些認識成果中，有的還存在比較明顯的時代印記和認識局限，還只是把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僅僅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可以暫時利用的工具來看，對其本質屬性還沒有看清楚，但是這些認識相比于《蘇聯社會主義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觀點，已經有了不少創新和突破，而這些創新和突破也成為之后我們黨開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認識基礎;還有一些認識成果，如分配問題上反對平均主義和過分懸殊，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等，一直為我們黨所沿用并不斷深化，成為黨始終堅持的重要政策取向，為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提出、共享發展理念的形成等提供了基本思想遵循。
三、正確認識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歷程及其貢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深刻總結并正確認識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歷程及其貢獻，對于反駁那些認為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不懂經濟的錯誤觀點，全面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提出過程，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我們黨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歷程的前后相繼的辯證統一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歷程及其取得的理論和實踐成果表明，他們不僅在政治、軍事上有一套，而且在經濟上也有一套，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雖然歷經艱辛，但最終取得了從理論層面到實踐層面的累累碩果。
從創造性地提出通過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推動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理論構想并付諸實踐，到新中國成立后通過贖買政策和平地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再到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并就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商品經濟與價值規律等問題形成一些新的認識，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所有這些探索和貢獻，對那些認為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不懂經濟的錯誤觀點都是最有力的駁斥。當然，這其間的探索也有過曲折和錯誤，但每一步都凝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心血和汗水，態度是夙夜在公的，腳步是扎實向前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其探索歷程和重大貢獻將永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史冊。
第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歷程及其取得的理論和實踐成果，為改革開放后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探索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礎和經驗借鑒。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相結合，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并經過長期探索，最終提出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書寫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這一成就的取得，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不懈努力、接續探索的結果，其中尤其不能忘記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奠基之功。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地提出了通過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推動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構想并付諸實踐，保障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成為新中國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毛澤東和黨中央一直在努力尋找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在認識和處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基礎上，已經觸及到社會主義的本質、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通過改革和調整生產關系及上層建筑來推動生產力及經濟基礎的發展和鞏固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關鍵問題，也已經初步認識到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存在“把框子劃死了”[21]的弊端和缺點，并進而取得了可貴的認識成果，但由于主客觀各方面的原因，并未能完全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沒能形成系統深刻的穩定認識，而是在正確探索與錯誤探索間交互更替，曾一度違背經濟發展規律搞“大躍進”，違反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的規律，搞“一大二公”、刮“共產風”，錯誤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忽視生產力的發展，搞以階級斗爭為綱等，這些錯誤沒能得到系統糾正等等。
即便如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不懈探索是不能抹煞的，無論是正確的探索及其經驗，還是錯誤的探索及其教訓，都需要加以總結，都是黨的寶貴財富。正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深刻指出的：“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22]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正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探索的基礎上，總結和借鑒其正反兩方面經驗，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并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第三，正確認識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歷程及其取得的成果，對于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我們黨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歷程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我們黨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歷程這二者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正確看待這二者的關系，科學回答這一問題，是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后這兩個歷史時期之間的關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關于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習近平提出了“兩個不能否定”的論斷：這兩個歷史時期是既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既不能以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否定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也不能以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否定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他特別強調，這“不只是一個歷史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23]
因此，在看待改革開放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與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之間的關系問題上，我們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歷史地、辯證地、聯系地、發展地而不是抽象地、機械地、割裂地、靜止地看問題，既要看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探索的不同點，充分肯定改革開放以來的探索取得的光輝成就，坦率承認改革開放前的探索所走的彎路和認識局限，也要看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探索的共同點，看到二者前后相續、因果相連的辯證統一關系，看到改革開放前的探索所起到的基礎性奠基性的作用。
關于改革開放前后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的共同點和相互聯系，不再贅述，但有兩個關鍵點是特別需要指出的：
其一，無論是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本質上都是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有機結合，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課題，并將認識成果運用于具體實踐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實際問題的過程。實踐是理論的源泉，理論的生命在于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是理論之學，更是實踐之學。通過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推動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理論，通過贖買政策和平地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等創舉，都是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進行有機結合的產物。實踐證明，每當二者結合得好，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就會進展順利，反之，則進程受阻甚至遭受挫折。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實際有機結合起來是一篇大文章，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推進，肯定還會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我們繼續做好這篇大文章，與時俱進，及時總結，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其二，無論是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都始終注意既研究生產、價格、消費、市場、商品、貨幣、金融等西方經濟學也普遍關注的一般的經濟問題，同時也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始終注意研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基本矛盾運動，分析產生各種經濟現象的制度因素，堅持和發展勞動價值論。而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相比于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根本區別。經濟學雖然是研究經濟問題，但不能脫離社會政治，純而又純。
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過程中，面對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發展經濟的“藥方”，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根本，并不斷根據實踐進展，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簡言之，我們應該堅持的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條重要的成功經驗，必須牢記和堅守。
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相融的，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24]。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提出和形成，在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征程上，我們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和輝煌成就，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推向了新境界新高度，但越是在這樣的時候，越有必要回望來時的路，回顧和銘記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確立和發展作出的重要歷史貢獻，認真總結從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始直到今天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持續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艱辛歷程。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行穩而致遠。
注 釋：
[1]《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8頁。
[2]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頁。
[3]《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頁。
[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頁。
[5]《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頁。
[6]《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56頁。
[7]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8—679頁。
[8]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頁。
[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1998年內部編印，第26頁。
[1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11]《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4頁。
[12]《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人民日報》1956年9月28日。
[1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頁。
[14]《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頁。
[15]劉少奇：《用行政辦法管理企業不行》，《黨的文獻》1993年第2期。
[16]參見《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頁。
[17]《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35頁。
[1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頁。
[19]《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30頁。
[20]《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頁。
[21]《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70頁。
[2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頁。
[23]《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113—114頁。
[2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695頁。
【高長武，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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