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中國專稿：今日八寶山，送別陳映真
今天上午10點，陳映真先生送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大禮堂舉行。
現在的很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陳映真了，甚至有不少人根本就沒聽到過這個名字。
在官方的介紹中，他是臺灣中國統一聯盟創盟主席，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是一位“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臺灣同胞的杰出代表，著名文學家，臺灣愛國統一陣營的杰出領袖和理論家”(國臺辦)。
在學術界的定位里，他是臺灣鄉土文學的代表人物，是臺灣嚴肅文學的重要旗手，也有人稱其為“臺灣的魯迅”。
在臺灣當局的政治檔案中，他是終身背負“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的文學政治犯。
在臺獨陣營的矛頭所指下，他是“死不悔改的統一派”。
在大陸左翼知識分子中間，他是一位批判資本主義，宣揚社會主義，并從29歲開始走向左翼實踐之路、始終以關懷底層工農命運為己任的理想主義者。
1937年10月6日，陳映真出生于臺北縣鶯歌鎮中港。他原名陳永善，“陳映真”其實是他早逝的孿生哥哥的名字，被他后來當作自己的筆名用了一生。
1949至1950年間，陳映真在“快升(小學)六年級的那一年”，偶然從父親留下的舊書中，得到了一本魯迅的《吶喊》。從此，“魯迅給了我一個祖國”，“魯迅給我的影響是命運性的”。
他回憶說：這本破舊的小說集，終于成了我最親切、最深刻的教師。我于是才知道中國的貧窮，的愚昧，的落后，而這中國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應該全心地去愛這樣的中國——苦難的母親，而當每一個中國的兒女都能起而為中國的自由和新生獻上自己，中國就充滿了無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1957年，陳映真從成功高中畢業后考取淡江文理學院(即今淡江大學)外文系。1958年，他在臺北市牯嶺街舊書攤上尋找中國三十年代文學作品之余，極其偶然地接觸了三十年代的社會科學書籍，《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教程》、《聯共黨史》、《馬列選集》(莫斯科外語出版社，第一卷)、《中國的紅星》(即《西行漫記》日文本)，抗戰期間出版的毛澤東論文小冊子(如《論持久戰》、《論人民民主專政》)乃至六十年代初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日譯本)等等，完全改變了他對于人、對于生活、對于歷史的視野。1959年，還是大學學生的陳映真便以第一篇小說《面攤》出道文壇。此后，相繼發表《我的弟弟康雄》等代表作。從他早期作品中分明可以感覺到，他直接的模仿對象，就是魯迅。
大學畢業后，陳映真于1963年秋進入強恕中學教英文，認識了年長六歲的李作成，經由李的介紹認識了陳述孔等“半地下的”臺大知識精英圈。也就是那一年，“中蘇共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理論論爭，而中共竟把這理論斗爭訴諸于大陸全民：將針鋒相對、往返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的、嚴肅而絕不易讀的論文，一日數次透過電臺廣播。而在臺灣的我，則必一日數次躲在悶熱的被窩里偷偷地、仔細地收聽這些把中蘇共理論龜裂公諸于世的、于我為驚天動地的論爭。”(陳映真自述)
據陳映真回憶：
1964年夏，陳映真結識日本實習外交官淺井基文，從淺井基文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毛澤東選集》(日文版)，并開始“狂熱地閱讀”。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陳映真的作品由小資的絕望、荒無的基調開始轉向追求解放。
陳映真與志同道合者密集地共讀左翼書籍和思想交流，最后導致了1968年7月的“民主臺灣聯盟”案。在這個當年驚動海內外的、臺灣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白色恐怖案里，臺灣當局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逮捕包括陳映真、李作成、吳耀忠、丘延亮、陳述禮等“民主臺灣聯盟”成員共36人，民盟成員各被判十年刑期不等，陳映真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綠島。陳映真被捕時亦為《文季季刊》的編輯委員，季刊相關文人黃春明、尉天聰也遭到牽連，因而這次事件又被稱為“文季事件”。
在臺灣監獄里，陳映真曾遇到一名同監房的獄友，來自福建沿海漁村，出海遇到了臺風，漁船吹到島邊，被拘捕。這名獄友讓陳映真坐牢后頭一回開懷大笑，因和監獄看守起了沖突，便發牢騷：國民黨的干部作風真壞!陳映真跟這位獄友學會了一首大陸的歌曲：“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監獄生活沒有磨滅陳映真的理想，反而因為與上個世紀50年代被捕的臺灣政*治*犯同監，結識了那些為了理想而舍生忘死的人，“讓我知道曾經有一代人抱著高潔的靈魂，為了理想志業而家破人亡的故事”。陳映真“對自己走過的道路進行了認真的反省，對社會現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開始由一個市鎮小知識分子走向一個憂國憂民的、愛國的知識分子”。
1975年7月，陳映真因蔣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三年出獄。
他出獄后雖生活困頓仍不改其志。他入獄前深愛的女友裴深言幫助他進入溫莎藥廠工作，使他得以繼續秉持理念寫作。他的作品此時轉趨現實主義，1978年3月，他同時發表了《賀大哥》與“華盛頓大樓”之一《夜行貨車》等對資本主義充滿批判的作品，震動臺灣文藝界與出版界。并且在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中發表《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鄉土文學的盲點》等文反擊余光中等人的攻擊;陳映真曾在后來《關于“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中透露：余光中當時將陳映真文章中引述的馬克思之處一一標出，加上批注，寄給了當時“國防部”總作戰部主任王升將軍，告密陳映真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在當時戒嚴的臺灣島上是“必死之罪”，但陳映真僥幸躲過了這場災禍。
1979年鄉土文學運動方殷時再度被捕，但36小時后奇跡般獲釋。1980年代陳映真繼續參與《文季》、《夏潮論壇》等雜志的編務，并且在“中國結”與“臺灣結”論戰中再度與本土派交鋒。1985年11月，陳映真抵押了房子創辦《人間》雜志。這本以關懷被遺忘的弱勢者為主題的雜志，創刊號的封面故事便是“在內湖垃圾山上討生活的人們”。鏡頭下那些底層小人物的悲歡離合、社會邊緣人的辛酸故事，震撼和影響了臺灣整個世代。盡管僅僅存活4年、發行47期就因不堪虧損停刊，但它“在臺灣雜志史的地位宛如圣典”。此后，他成立“人間出版社”并擔任出版發行人，繼續實踐自己認定的理念。
1988年，李登輝上臺之后臺灣政局發生巨大變化。海外“臺獨”組織紛紛回臺，“統獨之爭”已呈風詭云譎之態，陳映真成立“中國統一聯盟”并擔任首屆主席。由此走到反對“臺獨”的第一線，被臺獨陣營作為“死不悔改的統一派”批判至今。也因此使他在臺灣的處境愈發微妙。以陳映真的文學成就，1997年后曾有兩次呼聲甚高的臺灣“國家文藝獎”推薦。但都因他的政治意識而遭評審委員反對。
1997年7月，陳映真受邀參加香港回歸大典。
1999年10月，他受邀去北京參加建國五十年大典;12月，受邀參加澳門回歸大典。
2003年，陳映真以《忠孝公園》獲得馬來西亞第二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
2006年，中國人民大學邀請陳映真做長期講座教授，遂攜妻遠走北京，從此再沒有回到臺灣。
2006年到京之初，陳映真曾參與一些公開活動，走訪過河南紅旗渠等地，也與北京部分左翼知識分子有過接觸。但不久就因中風第一次入住朝陽醫院，后病情雖有改善卻一直久居病榻。2009年9月，全國臺聯和中國作協曾聯合主辦“陳映真先生創作50年學術研討會”，就是由他的夫人陳麗娜代表他出席。陳映真在1977年與陳麗娜結婚，在京病居10年，一直由她悉心照料。而在陳映真1968年入獄前就深愛著他，曾經探監7年，并在陳映真出獄后仍愿意為他付出很多的裴深言女士，卻最終未能與陳映真走到一起。裴深言至今仍牽掛遠在北京的陳映真與陳麗娜夫婦二人，說到這些年辛勞陪護陳映真的陳麗娜時，她感嘆：“我們都是為了同一個男人。”
2016年11月22日，陳映真在北京朝陽醫院病逝。享年79歲。
陳映真曾自言，自己是在1968年，在臺灣懷著文革的激動被捕，接受拷訊、走進了黑牢。但屬于他私人生活歷程中的文革，并沒有宣布結束。
1996年，他在《我在臺灣所體驗的文革》中曾經留下這樣一段文字：
文革結束之后不久，大陸主流的文革論是對文革的全面否定。然而，文革結束后二十年的今日，據說在海外年輕一代大陸留學生中正在發展新的文革研究，對“全盤否定”的主流論說，提出深刻的質疑。如果歷史把文革的實體之研究交給文革結束前幾年才出生的一代，那么，即使不曾直接經歷過文革的臺灣的年輕一代，大可不必因沒有直接、間接的文革體驗而謙讓研究和建構文革論的大義名份吧。
文革是一段復雜的、萬端的歷史。三十年后的今天，要否定文革，勢必和搞全盤肯定文革一樣，不能不失于輕薄。例如在“開放改革”中沒有得到好處的廣大的人們，今日重讀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主張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持續性存在；反對官僚主義和封建主義；黨里面存在著“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舊社會的文化、思想、習慣正在復活……這些言論，仍然會激起很深的共鳴。
……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民族、階級和人民的真實的自由與解放運動，被全面謔畫化，受盡誹謗和嘲笑。而作為這民族解放運動史中重要環節的、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更難于不受盡謗瀆和嘲謔了。
……
今天，我們民族積累的運動，看來在海峽兩岸正積累著不少復雜而嚴重的問題。官僚主義；官商資產階級的興起；直接生產者的政治和社會權力遭到侵奪；外來資本和勢力的邏輯左右著我們發展的形式與目標；腐朽的思想、文化、習慣和行為，深刻侵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領域……。在這樣的歷史時代，對文革進行科學的再思，對祖國兩岸，應該都有很重要的意義吧。
陳映真先生去世后，多家左翼媒體發文悼念。今日上午亦有多個在京民間左翼團體的代表自發前往八寶山，最后送別這位生在臺灣，終老大陸的理想主義者。
理想主義者死了，
理想主義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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