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
想要理解一個不同時代的人是困難的，想要理解一個不同時代的偉人，就更為困難了。我有些懷疑，在今天，真的還有人能夠理解一百多年前的那個人嗎?
真的還有人能明白，一個高高在上的北大教授，為什么，會為了“愚蠢的”、“不努力奮斗的”、“不夠聰明的”、“低賤的”，農民、工人、黃包車夫、流浪漢，獻出自己的工資，再獻出自己的時間，最后徹底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呢?
要想理解一個人，首先要在精神上變成那個人。可是在今天，即使在精神上，好像也已經看不到能變成他的人了。
1933年，他44歲，作為一個教授，正值壯年。可惜他已經死去6年了。五十多歲的魯迅編撰他的文集，魯迅先生說他的理論未必精當，但是魯迅先生又說：“他的遺文都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魯迅先生編的這本《守常文集》，是這個思想者的第一本書。
這個時候，他和他的同志們一起創立的共產黨，12歲的共產黨，已經在江西瑞金建立了政權，這個政權的憲法上寫著“全部政權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
這是他的夢。
1927年4月27日，他38歲。他的尸體躺在棺材里，北大的師生和他的好友抬著他，準備安葬。師生們唱著國際歌，有人在大哭，有人在小哭，有的男生也哭，一邊哭一邊唱：“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公葬隊伍行至西四，遭遇政府槍擊。師生友人們仍然將他的尸體送至香山附近的萬安公墓，和一塊刻有鐮刀斧頭的墓碑一同下葬。鐮刀，是農民的符號;斧頭，是工人的符號。用工人和農民的符號來給一個知識分子蓋棺定論，這是怎樣的一種嘉獎呵?
我只知道，在中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
1926年，他培養的學生們，大批地去到農村、工廠，共產黨員快速地增加起來。奉系軍閥開始對共產黨員下手，他感受到密探常常跟隨著他。他的表姑問他：“你們老搞這事，也不怕么?人家那樣厲害，兵權在手，今日趕，明日捉，把你們從這兒趕到那兒，你們不是自討苦吃么 ?”
他說：“怕什么!早晚我們是要勝利的。我們的主義，就像莊稼人的種子一樣， 到處都撒遍了， 他們是破壞不了的。他們破壞了這兒， 還有那兒長出來， 沒有關系 !”
他的學生受他派遣，開始南下了。
1923年，他帶著鄧中夏，去北京蒙藏學校，給青年學生講授馬克思主義。這些學生，成為了后來內蒙古解放的重要力量。其中一個在教室里聽他講課的人，叫烏蘭夫。他和學生們共同建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團。
這一年，他參與籌備京漢鐵路總工會，吳佩孚政府迫害工會骨干。他組織工人舉行了浩大的“二七罷工”。吳佩孚下令對漢口、長辛店等地罷工工人實行屠殺。史稱“二七慘案”。全國50多個工會被封閉，工會領袖被通緝。工人運動遭受打擊。北大的一個學生，在打完網球回來的路上，對周圍的同學說，“工人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已經被證實不可能取得成功。”他從這個學生旁邊走過，他也想，工人運動，會從此一蹶不振嗎?
但是他見過工人，他熟悉工人。他還見過工人的血，工人的力量。他用了《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一文來回答那個學生。文章說：“革命的道路， 歷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 。”他號召：“拿出雄健的精神， 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 !”
這一年，他還領導建立了“工人同志會 ”，將工人組織起來。一些進步的工人，由于他的工作，從無產者變成了無產階級的一份子。兩年后，“工人同志會 ”改組，成立北京總工會。這是中國工人最早的政治組織之一。
1922年五月一日，他在五一紀念會上演講。他揮動著自己的手臂，對身邊的工人和學生說：“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為八小時工作運動奮斗而得勝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擴張團結精進奮戰的日子，不是工人歡欣鼓舞點綴升平的日子。”
這一年，他的同志黃愛、龐人銓領導湖南第一紗場罷工。湖南軍閥逮捕了他們，立即槍決。黃愛活到了25歲，龐人銓也活到了25歲。他說：“(黃愛、龐人銓)是我們勞動階級的先驅， 先驅遇驗， 我們后隊里的朋友們，仍然要奮勇上前，繼續犧牲者愿作而未成的事業!”
這一年，他成為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但他的屋子，和以往一樣，那些“骯臟的”的工人依舊自由地進進出出。
1919年春天，他去唐山，他去哪里結識煤礦工人，和工人一起鏟煤。他帶著一身煤灰，拿起手中的筆，寫下工人的境況，他說，這里需要一個工人組織。
這一年，他指導許多雜志創刊和運行，《國民》、《新潮》、《晨報副刊》、《每周評論》，他忙得不可開交。這一年，他還參加了一個被稱為“五四”的運動。他到處呼吁：“青年學生和社會團體中的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到工人、農民和勞動婦女中去開展工作。”“須知今后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
1914年，他被日本早稻田大學勸退。一個原因是長期參加政治活動，缺乏時間學習。國家處在貧窮困頓之中，底層人民普遍遭受著饑荒、疾病和戰亂的煎熬。他沒有心思搞學術研究。在抗議日本政府的集會上，總有他的身影。
1907年，他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遇到史地教師白亞雨。3年后，領導灤州起義的白亞雨被捕，殺白亞雨時，白亞雨不愿下跪，他說“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被殺的革命黨，不過是社會的loser。但是他尊重白亞雨，而且決心要比白亞雨做得更壯烈。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反思國家的前途何處，寫下《大哀篇》，“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袁世凱之流)此輩肥而吾民瘠矣”。“以致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煢焉，不得安其居。…… “
1900年，他問他的老師，“為什么窮人沒飯吃，沒飯吃?”
這一年，他11歲。
他是一個另類。
和北大教授們一起聚餐，恐怕其他人是要嘲笑他的。他每個月一百四十塊大洋，那時候北京黃包車夫每個月平均能掙六塊大洋，但是家里卻粗茶淡飯，“為了省油，家人吃的餅里很少放油和蔥花”。單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他每月就拿出八十大洋。
和北大教授們一起聚餐，恐怕他是要嘲笑他們的。老百姓受苦，被剝削壓迫，教授們卻長衫綢緞，和各色官員混得熟透，處處可以分一杯羹。這樣的人格，他是看不起的。
多年之后，他所教導的一個人，在延安成為了工農領袖，依舊是粗茶淡飯，補丁泥腿。
我時常想起他們那一群人。
在他們這些人的故事里，無論是故事本身的戲劇性，個人生命力的爆發程度，還是這些故事留給后人的價值，都要勝過古希臘的悲劇，荷馬的史詩，甚至是莎士比亞的鴻篇巨著。
文學、哲學或是歷史學，都不足以描述這些生命所展現出的絢麗與斑斕。
這種絢麗和斑斕的生命花，綻放于鮮血淋漓的北京城，綻放于黑暗而窮困的舊中國。綻放在一次次工人罷工，學生游行之中，綻放在一天天伏案閱讀、一次次登臺演講，一次次工廠做工的教授生涯里。
他是一個有靈魂的人。
他的靈魂對于這個階級來說，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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