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毛主席的老戰士繼續革命的帶頭人(再續)
——寫馬賓談其人隨其想
陶冶
到2006年4月8日，僅僅過半個月，馬老又寫了《關于“西山會議”致黨中央的信》，全文如下：
錦濤同志并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
三月上旬我就得悉高尚全要在西山開會，當然是針對中央幾個會議。
近來收到高尚全、賀衛方、張維迎等在西山會議上的講話和發言，才知道這次除了公開部分討論體制改革工作和學術會議，而是還有個不邀請“外人”“記者”參加的專門會議，在這個會議上發表了上面三位“親美反華”漢奸言論。
現在(一個月后)，這些漢奸、特務的面貌以及他們與美國的各方面關系，已經基本清楚。我意起碼在他們單位(北京大學)，直至全黨進行批判、揭露，全面、徹底反對美帝國主義在我們國家搞“顏色革命”的勾當。
警告美國布什、賴斯，不要(當然這是“對牛彈琴”)在中國搞特務活動，搞“顏色革命”，這有害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友好的形象。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是友好的，如果美國政府一邊與中國拉關系，一邊搞特務活動(如拉姆斯費爾德)，這對美國人民，這對中美關系不好，也是對自己臉上抹黑!中國人民對美國，如同對自己一樣，區別對待，我們站在全世界人民一邊，反對美帝國主義!
毛主席當年領導我們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搞反漢奸活動，對后來抗日戰爭勝利有特別意義，我們今天應該好好學習。
敬禮!
馬賓
2006年4月8日
為了說明問題，信后附上黎陽的《“改革攻堅”，還是顛覆政權?——看“精英”西山會議的典型發言》，約5500字，在此不錄全文，只摘說明問題的部分：
正因為是“內部會議”，所以發言毫無顧忌，所以才能聽到發言人的心里話，所以才能看到真相。只要把其中最典型、最露骨的話節選出來加以歸納，問題的實質便一目了然。
1.“改革”已經不再是經濟改革，而是政治改革。“改革攻堅”攻的是政治制度。
李曙光：
——“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結束了。這么多的經濟學家，包括維迎、樊綱，你們都在寫法制文章，說明改革超越了經濟領域，進入其他領域，因此，改革的定義要重新定。”
——“現在是治國者應該改變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
——“我個人認為現在改革應該說已經走到了新階段，對改革要重新定義。”
——“我覺得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一個專業層，就是不是學者治國，經濟學家不能治國，社會(學)家不能治國，但是一定是法律職業工作者、會計職業工作者，這些專業的階層，這樣的中間階層成為治國的指導。”
賀衛方：
——“黨和議會之間的關系，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了。”
——“經濟改革越來越和法制方面的東西關聯在一塊，這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趨勢，這樣的會議，大家攜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別的有必要。”
張曙光：
——“問題在于政府是不是能解決公平問題?”
——“確實對中國的問題恐怕要多一些更深層次的思考。我同意剛才衛方講的我們把這一套民主、自由、憲政、法制、市場已經在社會的現象的層面已經形成，確實是這樣。我們現在直接的可能是要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有一條，前面我們已經是單邊獨進了，后面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因為恐怕簡單的一個三權分立、簡單的新聞自由能不能保證這個社會，我看值得打個問號。”
2.共產黨“非法”。人代會“非法”。胡錦濤的職務“非法”。
賀衛方：
——“這樣的體制是什么樣的體制?嚴重違反了《憲章》說的，任何活動都是在憲法的基礎上活動，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團中央、中聯部，我們整個黨沒有注冊登記。一個民主的國家，最基本的要求，團體要有一個資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訴和起訴的權利資格，我們沒有。我們參加了這個組織，我在這個組織20多年，但是它沒有注冊登記，這是很麻煩的事情，那他行使的權利是什么權利?是法外權利。這是嚴重的違法。”
——“胡錦濤同志說，我們要嚴格糾正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都要嚴格的糾正各種違憲的行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機構，怎么違憲呢?無從談起。”
——“人大本身的反議會性質。它不是一個議會，我們的人大是每年一度的全世界最大的Patay，每年大家都來，說參政議政，剛才我接到一個短信，說這次人大時間短了，就開九天半，我認為一天不開都好。”
——“權利架構方面的嚴重的混亂，這不是法制的、憲政的模式。比方說黨和議會之間的關系，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了。剛才楊東平教授說教育的最大問題是什么?我認為在這。黨和教育的問題，大學里沒有必要成立黨組織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問題，整個權利架構的反憲政。”
3.分裂共產黨。剝奪共產黨的軍權。實行多黨制。大陸臺灣化。以“慢慢的形成小的群體”的方式組建政黨。
賀衛方：
——“我明確的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
——“希望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
——“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個人自由，整個國家的權利建立在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之上，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現在我們說不得。”
——“我贊成剛才維迎教授他們提出的有健全的理性的聲音，我想我們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體，這和改革的群體人有差距。”
——“嚴重的問題是憲法第35條規定的政治性的權利普遍得不到現實，比如說結社自由，比如說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幾個基本的權利實現不了。”
4.一定要推動土地私有化。
賀衛方：
——“民法上的基礎就是私有制，尤其是農村的土地問題，下一步一定要推動私有化，土地的真正私有，而不是集體制度的方式，否則農民最受損害。”
5.共產黨搞市場經濟是“通奸”。
張曙光：
——“剛才孫立平講是共產黨和市場結婚結合在一起，這里有個前提，不是市場的轉向，而是共產黨的轉向。我們可以看改革開放前，共產黨完全站在工人、農民一邊，是消滅資本家;現在共產黨又站在業主一邊，對付工人、農民。”
賀衛方：
——“所以，我說不能叫結婚，叫通奸，因為違背了原來的宗旨。”
6.對改革的反思爭論是反黨、“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來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胡錦濤宣布“不爭論”。
高尚全：
——“煽動性比較大，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來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這方面的壓力也是挺大的，而且否定黨的歷來的建議。比如關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
——“缺乏理性，以罵人為昭示，不是以平等的進行學術改革，而是斷章取義，聳人聽聞。”
——“一個人一封信就會耽誤好多事，一個人一句話就會耽誤很多事情。所以改革的合法性受到爭議，現在是改革的關鍵時期。能不能說現在到了改革決定中國命運這樣的關鍵時期?”
——“建議中央最高領導胡總書記出來講話，講什么?不要講很多，主要講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謀發展，不要爭論，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個不要’。”
7.黨內高層支持縱容了爭論。現在的改革領導人能力不強，沒有信心，不知道往哪里走。
張曙光：
——“這場爭論來源、根子在高層，是高層挑起的利益爭論。如沒有高層的某種支持、某種縱容的話，高層的趨向不是這樣的話，也不會這樣。”
張維迎：
——“我們現在討論究竟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結果，這和改革領導人有很大的關系。我在兩個公司擔任過獨立董事，我感覺這兩個公司最大的問題在于什么地方?一個公司感覺領導力很強，你始終知道掌管大權的人，他知道往哪走，你拼命的提意見，反對，沒有關系，他最后會權衡你的意見能不能采納。另一個你感覺缺少這個，缺少知道組織該往什么地方走的一個人，所以，提意見就特別的謹慎，因為可能提的越多，他越沒有信心，所以，打比方來講，我們現在其實改革已經到了非常重要的時期。我們討論這么多，我們知道人家往哪里走?不知道。如果知道的，我們就知道出什么問題，否則的話，我們就不知道表達自己，應該怎么討論這個問題。”
8.矛盾的性質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
賀衛方：
——“我們說圖窮匕首現，我們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圖。”
——“過去我說的第三種人，往往變成敵對集團，現在敵我矛盾非常強烈的存在，很多人說海外的敵對勢力和國內如何地結合起來。我們要和敵人剝離開來，我們不是敵人，是朋友，我們不是朋友，我們非常愛你，愛這個黨才有話直說，不愛才不說。”(注：魯迅說：“他得像熱烈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aeus)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賀衛方要分裂共產黨，要剝奪共產黨的兵權，已經宣布了共產黨非法，公開承認“敵我矛盾非常強烈的存在”，然后再說這一切都是為了“愛這個黨”。他的這種“愛”跟那“折斷肋骨的熱烈擁抱”有區別嗎?)
9.口是心非，將詐騙進行到底。
賀衛方：
——“而站在右邊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閃閃，甚至個別的時候畏畏縮縮，因為有些話亮不出來，我們說圖窮匕首現，我們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圖，把匕首包起來我們沒有力量，我們天機不可泄露，我們不敢說。到底往哪方面走?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個人自由，整個國家的權利建立在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之上，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現在我們說不得。”
——“我先不把話說透，不管喜不喜歡聽，但是我告訴你，我的幾篇演講在網上傳播的比較多，我明確的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我是建設性的態度，希望新聞自由。”
張維迎：
——“我發現今天講話容易出問題，是最后補充的時候。好在我們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沒有記者。”(注：記住張維迎在《理想思考中國改革》一文中的“名言”：“許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說，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燈向右轉’，甚至關掉燈摸著黑往前開。”)……
讀到這里，我真“佩服”鄧小平，張維迎才總結出來的經驗，原來“鄧總”早就這么干了。可是張維迎這位“勇士”仍然心有余悸戰戰兢兢地“思考”出來，可見他還“維護”“逢迎”得不力。“鄧總”若是地下有知的話，則有可能又將拂袖而去了!我也很奇怪，黎陽怎么能把這個嚴格防范的“內部會議”的討論發言搞了出來?真得好好謝謝他。否則馬老怎么能讓中央常委們在百忙之中閱他的信?至于各位常委是否看了馬老的信，看后是啥態度，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胡、溫二位肯定會往心里去的。因為他倆也是“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靠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起來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為了對“西山會議”進一步了解，我們再抄錄韓西雅的一篇文章：
一唱一和 里應外合
——從對比中看“西山會議”的背后
一讀“西山會議”，實令人叫絕：真是一篇絕妙的反面教材!對于有些善良的人們，著實可以振聾發聵。
原來有這么一小幫人，他們心里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鐵了心一定要走這條道路。但是，他們“天機不可泄露”，只好“遮遮掩掩，躲躲閃閃，畏畏縮縮”。他們實際是拿著匕首要殺人，因為理虧心虛，比那個荊軻還周到，不見一張地圖，而是用一大堆把匕首包得嚴嚴實實，弄得自己沒有力量，喪氣悲嘆。也實在難為他們，做那種暗渡陳倉，偷天換日，造假騙人的事，心情是舒暢不了的。
這回，他們有點變了，認為時機成熟，要與時俱進，“圖窮匕首現”了。
他們究竟憑什么認為時機成熟，可以放開膽子，公然跳出來，把匕首亮出來呢?
當然，他們中有些人自詡是“學富五車”的“精英”人物，頭戴桂冠，出入廟堂，對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有獨到看法的。不過事情還不是這樣簡單，有比較才有鑒別。下面讓我們把“西山會議”上“精英”們的那些信口雌黃同大洋彼岸美國高層政要們的一些言論做一對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精英”們的這番猖狂氣勢是大有來頭的。
一、“西山會議”上說：“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結束了”，“改革超越了經濟領域，進入其他領域，因此，改革的定義要重新定。”
美國那位分管中國的副國務卿羅伯特·佐里克說：“美國兩黨的七位總統注意到已出現的戰略轉移，努力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成為其中的正式成員。自1978年以來，美國還鼓勵中國通過市場改革實現經濟發展。”“我們的政策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巨龍出水，融入世界”。根據這個“成功”，佐里克也與時俱進，說：“今晚，我提出美國應采取建設性的行動。”佐里克要求中國同美國不僅有共同的利益，并且要具有共同的價值觀。美國還要“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國而努力。”
佐里克不是同“精英”們一樣認為中國的改革已經超越了經濟領域而應該進入其他領域了嗎?
二、佐里克要求中國同美國不僅有共同利益，并且要有共同的價值觀。要由美國來“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國而努力。”
“精英”們公開出來的那個不可告人的“目標”不是“……比如說多黨制，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真正民主、真正個人自由，整個國家的權利建立在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上。”“比如說結社自由，比如說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精英”們的這些“目標”不是貨真價實的美國價值嗎?
三、“精英”們把“多黨制”放在他們“目標”的首位。
佐里克說：“政治封閉不能永遠成為中國社會的特色。……隨著經濟繼續增長，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國人希望對自己的未來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增強。”“中國人認為，強調經濟增長和增強民族主義可以維持共產黨的一黨統治。這是危險的，也是錯誤的。”“中國需要和平的政治過渡。”
看吧，“精英”們同佐里克一致把攻擊矛頭指向了中國共產黨。
四、佐里克公然攻擊“共產黨的一黨統治”“是危險的，也是錯誤的。”
“精英”們就明目張膽地叫嚷：“權力架構方面的嚴重混亂，這不是法制的，憲政的模式，比如說：黨和議會之間的關系，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整個黨沒有注冊登記，……那它行使的權利是?是法外的權利。這是嚴重的違法。”“胡錦濤同志說，我們要嚴格地糾正各種違憲的行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機物。”“大學里沒有必要成立黨組。”“希望軍隊國家化。”“這是第一個問題，整個架構的反憲政。”
甚至還有人猖狂地聲稱“我明確地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
“精英”們真是按捺不住了，佐里克一點題，他們就全盤端出來了。“精英”們講慣了陰陽話，什么“權力架構的反憲政”，實際說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憲政。在“精英”們心目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方面，中國共產黨都無權領導，領導了就是“反憲政”。最荒唐的，竟說“胡錦濤同志”“本身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機物。”無法無天，至于極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可見“精英”們遵守的是哪國“憲政”?“精英”們又是哪國人?
五、佐里克說：“生為中國人并不意味著與民主相抵觸——不妨看看活躍的臺灣政壇。”
“精英”們也說“我們都有目標，……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
佐里克一指點，“精英”們就有了方向!
對臺灣，在佐里克演講之后，美國總統布什在去年訪華之前，也特意吹捧臺灣“是另一個隨著經濟自由化而從壓迫向民主轉型的社會。……當今的臺灣是自由、民主繁榮的臺灣。……一個自由和民主的華人社會。”
既然美國大總統要不遠千里專門到中國來進行教導，“精英”們當然要奉若神明了。
佐里克的這篇演講的內容還要多得多。美國高層政要們反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更是罄竹難書。“精英”們“西山會議”上和其他場合同美帝國主義唱一個調的反動謬論也還要多得多。但我們已經不必再引證對比。僅以上這幾點，已經足以使我們看到，原來“精英”們是在同美國高層政要唱一個調。美國高層政要是美帝國主義的政治代表，他們強橫霸道，軟硬兼施地干涉中國內政，是要強迫中國向資本主義演變，變中國為美帝的附庸。“精英”們跟著美帝的指揮棒唱和，實實在在地起了替美帝國主義當內應的作用。
現在，原來“精英”們是從美帝國主義那里得到了信息，才使他們認為形勢已經再不容許他們畏畏縮縮了，必須跳出來了，把匕首亮出來了。
“精英”們這些所言所行，理所當然地遭到廣大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揭發和批判。“精英”們對此懷恨在心，揚言“現在敵我矛盾非常強烈。”竟然說：“這場爭論來源、根子在高層，是高層挑起的利益爭論。”說是高層的某種支持，某種縱容才出現爭論的。“精英”們還認為他們的討論研究能得到什么結果，“這和改革的領導人有很大關系。”“精英”們竟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黨和國家的領導。
“精英”們宣稱：“現在是治國者應改變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有一個專業階層，……這樣的中間階層成為治國的指導。”“精英”們真不甘寂寞，迫不及待了，夢想要由他們取而代之，登壇掛帥了。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是由黨和國家的根本大法確立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在中國革命歷史中形成的，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是全中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指導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所不可或缺的。一句話：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
“精英”們竟然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配合美帝國主義，誣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非法，公然要求取消中國共產黨;公然攻擊“人大本身的反議會性質”，要求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政體。妄圖以臺灣為“模式”的“民主”來代替，實現佐里克所要求的“中國……和平的政治過渡”，改變中國的顏色。
“西山會議”的參加者基本都是公職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他們竟不顧《黨章》《憲法》，肆無忌憚地發起進攻，這是黨紀國法所決不容許的。他們公然同美帝國主義一唱一和，里應外合，他們同美國究竟是什么關系?這是必須查清楚的。有關的黨政領導機關應當加以管教，加以檢查，對之執行紀律。
全體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共產黨員、中國公民應當旗幟鮮明地同他們進行原則性的斗爭。
韓西雅
2006年4月8日
馬老他們這種旗幟鮮明的原則性斗爭早就開始了。下面看看他們2002年開始的四篇《告世界人民書》。首篇是2002年10月8日寫的，署名“任明”。開頭稱謂是：“全世界熱愛勞動渴望和平的男女老幼同胞們”，在此摘錄如下：
目前，國際修正主義者們還在恬不知恥地胡說什么“現在是世界和平與發展時期”。從1936年——1945年世界戰爭后的半個世紀以來，地球上從來沒有真正和平的一天。當然，戰爭的規模和形式往往是局部性的。殊不知，這正適合于美帝國主義所推行的各個擊破、逐步推進并最終“控制世界的戰略”。迄今為止，美國在歐洲駐軍10萬多人，在亞洲駐軍10萬多人，在海上(各大洲)游弋的海軍10萬多人。所謂美軍中央司令部就統率30萬快速反應部隊。請問，如果不是為了占領全球、獨霸世界，那他遠在海外長期派駐這么多軍隊干什么呢?我們呼吁，一切被美軍進駐的國家和地方的善良的人們，不要再接受美帝國主義“保護和平”的欺騙宣傳了!事實表明，美帝國主義在這些地方駐軍并不是保護這些國家，更不是為了反對什么外國侵略。過去世界上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蘇聯，美國還可以拿蘇聯來嚇唬接受美國駐軍的那些國家。那么，現在總應該撤軍了吧?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相反，它卻在加強。與此同時，還要這些被變相占領的國家出兵來幫助美國進行侵略戰爭。如在阿富汗、伊拉克所做的那樣。
眾所周知，“9·11事件”，本來完全是美國自己的事。9·11事件所炸的最重要目標是國防部(五角大樓)、白宮，其次才是世貿大樓。這完全是戰爭行為，但這是國內戰爭(Civil war)。請看：駕飛機撞樓的是美國人，所用飛機是美國制造，從美國國內機場出發，在美國領空，按美國航線飛行。可以說沒有一物、一人、一處不是“(Made)in U.S.A”。美國同胞們，你們怎么也不該相信布什所說的(“這是外國人干的”)鬼話。不錯，確實，椐調查資料顯示，多少也有阿拉伯民族的美籍阿人。如果這個時候，你歧視他們，說他們不是“貨真價實”的美國人，那么，那就找不到什么真正的美國人了。誰人不知，全世界哪個民族在美國幾乎都有很多很多的移民。如果從民族、從宗教、從財產、從黨派來劃分，那就把布什一伙狂人的數量變得越來越小了。這和美國建國的歷史基礎精神豈不大相徑庭了嗎?危矣哉!
毫無疑問，9·11事件是殘酷的，悲慘的。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這次悲慘殘酷事件是美帝國主義者特別是好戰分子一手造成的。只是因為：世界貿易大樓確實是非軍事組織機構所在地。從這一點看，確實很慘，很值得同情。那么在五角大樓被炸死的人，難道就不慘了?不也是人命關天嗎?但人們并未說慘。至于美國政府機關所在地白宮，若是被炸的話，恐怕也不會有人說慘。這是因為：“慘”字的發出是因為那是非政府、軍事機關所在地。當然，如果把這件慘案和美國近幾十年在世界各地(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科索沃戰爭)轟炸相比哪一個更慘呢?誠然，如果不戰而勝，那則善之善者也(起碼是不死人、少死人)。表面看起來美帝國主義似乎很珍惜人命的，它把所有被炸死的老百姓的名字(包括在五角大樓被炸死的軍人)，都給刻在碑上，表示一視同仁，都接受紀念。但明眼人都知道，上了紀念碑的人情況不一樣。其中一部分人是無辜而死，另一部分人則是死有應得。因為前者不是軍人，他們是值得紀念和同情的。
還是讓我們簡短地回憶一下歷史吧!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全世界進行的大大小小、各種形式的侵略戰爭一共60多次。美國帝國主義稱霸世界，欲一統天下是有全套戰略和綱領的。它從英國維多利亞的“無落日思想”中吸取了“營養”，真正做到了按羅馬帝國和希特勒帝國的模式來對世界進行軍事統治。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和“改造”人類，它計劃把(亞非拉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劣等人種”通過艾滋病等措施、通過貧困疾病、通過戰爭(現在叫“反恐”戰爭)來消滅殆盡。占人口1/3的這些國家，大約有70多個。這些國家的名單已握在布什手中。其中當前迫切要作為障礙加以掃除的國家共7個(中國、俄羅斯、朝鮮、伊拉克、伊朗、利比亞、敘利亞)。謝天謝地，中國成了“首犯”!事實表明，日本肯定也是后續的被打擊對象之一(不要以為日本當局如何依附美國就可以幸免)，南韓則更不在話下(這正是反美力量的后備軍和遲早要參加反美陣營的國家)。請注意，這不是我們的推測，這是布什自己不打自招所亮出的底牌!
……
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性和野蠻性的體現。我們當時的態度是：它炸侵略戰爭發動者日本的，但不主張使用原子彈。更反對美國傷害無辜百姓。再后來，中國也有了原子彈，這就打破了美蘇對核武器的壟斷。五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只允許自己擁有核武器，不讓別人擁有。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因為自己有卻不允許其他國家有，說到底，這也是不公平的。當時有人曾相信美帝國主義會限制核武力，看來他們是受騙了。要消滅核武器，應該所有國家都銷毀核武器!
美帝國主義不讓別人擁有核武器，更不讓別人發展核武器，但是自己卻加大、加速發展核武器。這是十足的帝國主義態度。不但在核武器問題上持這種態度，就是在生化武器問題上也是如此。它只是嚴格限制別人(各主權國家)，而自己卻放手大力研制與應用。它要聯合國控制別人，自己卻不受聯合國控制。它不參加各種國際限制武器公約，反對組織國際反戰法庭。它只準自己放火，不準其他國家點燈。它欺騙世界人民，采取各個擊破的辦法：先拉東家反對西家，后又聯合西家反對東家;甚至現在那些反美的阿拉伯國家，幾乎沒有一個當時不為美國所雇傭。最終的命運還是要被美國以威力消滅之。
當前，在盡量利用聯合國做有利于自己外交活動的同時，美國宣布：“在必要時，可以不根據任何國際法則，美國就進入別國來打擊它所認定的邪惡國家。”其實它早已鎖定了70多個“邪惡國家”。它要先下手消滅之而后快。當然，這一定會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對。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戰后50年中，它在海外駐了許多軍隊，它已經擁有全世界最多的武器彈藥。但它，還在不斷地增加軍費(年近4000億美元)。不僅如此，它還在進一步精益求精，多多益善地小型化、精導化。
可以預計，美帝國主義在侵略戰爭中將進一步暴露自己的豺狼本性。它將促使全世界廣大人民(包括美國人民)越來越增強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決心和信心。
2004年2月20日署名“任明”的《告世界人民書》之二開頭稱謂是：“全世界熱愛勞動、渴望和平的男女老幼同胞們”。在此抄錄全文如下：
美國金融、軍火、壟斷資本主義寡頭，為霸占阿拉伯兩河流域石油資源，不顧全世界人民反對，發動了占領伊拉克的野蠻戰爭。
伊拉克戰爭，盡管尚有英國，及其他少數附庸國家出兵，實際上是在美帝指使下為美帝國主義服務。
2003年3月20日美帝侵伊戰爭開始，至2004年2月9日美軍傷2809人，至2月18日美軍死541人;患精神病自殺者21名，需要檢查的“精神負傷”人員2000人(這是30年美軍在戰爭中傷亡最多的一次)。
伊拉克境內人權組織公布，2003年3月20日至2004年2月2日，有8100至9938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戰爭和戰后暴力事件。這一數字是美國領導的聯軍士兵和伊拉克警察死亡人數的20—30倍。
美國在新世紀一開始，犯下了非正義戰爭的滔天罪行。
(一)美國打伊拉克戰爭，是在“反對恐怖主義”名義下進行的。恐怖主義最重要的特征是采取暴力，令人恐怖的殺傷行動，即動用殺人手段，出其不意地或先發恐嚇信號，殘害對方生命的行動。其實戰爭就是典型的恐怖主義。
9·11事件后，美帝將中國列為恐怖主義國家，并威脅要發動戰爭消滅之。后因中國也喊打恐怖主義，美帝隨即將中國從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上抹掉。中國和世界大小國家必須端正認識，把恐怖主義從性質上區別開來：美帝國主義侵犯伊拉克戰爭是非正義的白色恐怖主義;世界人民采取各種行動，參加、支持伊拉克抗戰，是正義的反白色恐怖主義的行動。
戰爭分正義戰和非正義戰。美帝侵伊是白色恐怖主義的非正義戰爭;而伊拉克和全世界人民抗擊美帝，是反侵略反恐怖主義的正義戰爭。
(二)美帝國主義欺侮伊拉克，決心滅亡伊拉克，激起了亞非拉國家加強國防力量，甚至發展核武技術，全世界人民十分關心核戰備、核威脅、核競賽、核擴散。同時，專家指出，箭在弦上誰也沒有本領在緊急忙亂關頭，保證不開動機器;而且，只要一處撥動，必然引起連鎖反應。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用核武器消滅了幾十萬生命的國家。美國的統治集團一直在考慮用核武器作為低成本高效益的戰爭手段。為此，美國長期致力于發展戰術核武器，形成一個從戰術、戰役到戰略核武器的核武系統。但是，為了能夠用核武器打擊和威懾別國，必須首先解除其他國家的核武器。因此，促使核武器擴散的根本動力，就來自美國。愛好和平的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所以，我們倡議，世界各國人民聯合起來，揭露美國統治世界的野心，迫使美國首先銷毀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從根本上制止熱核戰爭!
世界人民勝利萬歲!
之后，轉載了俄羅斯弗拉基米爾·別洛烏斯發表在俄羅斯《獨立軍事評論》周報文章《意外核戰爭不能排除》;俄新社政治觀察基斯利亞科夫的《電腦失控引發核戰爭的可能性今天比昨天更現實》;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發表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的《救自我于自毀》等作為佐證。
馬老在2004年4月編寫的《論伊拉克戰爭》中，把自己在2001年10月寫的一篇《論恐怖主義》的觀點重提出來，為恐怖主義的定義和特征做了說明：“恐怖主義最主要的特征是;采取暴力的令人恐怖的殺傷行動即動用殺人手段，出其不意或先發恐嚇信號，殘害對方生命的行動。”他認為恐怖主義即是戰爭，戰爭分為革命的正義戰和反革命的非正義戰。正義戰就是紅色恐怖主義，非正義戰就是白色恐怖主義。他在第二個題目“恐怖主義即是戰爭”下寫道：
現在是一個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戰爭與革命就是恐怖主義。但是，恐怖主義分兩種，一個是白色的反革命的恐怖主義，一個是紅色的革命的恐怖主義。
我認為美帝國主義之所以把朝鮮、中國、俄羅斯……列為恐怖主義，就是因為他們是赤色恐怖主義。
對恐怖主義是要做政治分析的，有紅色的恐怖主義或傾向于紅色的恐怖主義;還有白色恐怖主義：專門反共，反社會主義，反紅色恐怖主義。美帝國主義的恐怖主義當然是反革命的恐怖主義了。……
美國打伊拉克，如同當年14個國家干涉蘇俄革命，八國聯軍掠奪北京。用多國聯軍名義進攻伊拉克，實際上這次卻完全是美國獨吞伊拉克。用反恐名義用誣告手段，說伊拉克有核武器、化學武器等殺傷性武器來誣告伊拉克，在誣告不能說服別人時，單獨出兵毫無顧忌地進攻伊拉克。這當然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犯了國際大法。然而，我國也只是不參加，卻不制止，并且在國際事務上伙同美國、英國反恐怖主義(雖然有敷衍美國性質，并不認真實行)，結果伊拉克卻被“出賣”了，反而使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國家和民族背上了黑鍋……
伊拉克戰爭，一方面在于美國的侵略性，一方面在于伊拉克的正義性。很明顯，全世界那么多人維護伊拉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有些國家領導人卻表現不關心、不干預、不堅持真理、不伸張正義!設想在抗日戰爭時期，某一個國家和人民，這樣對待我們，我們是什么想法、滋味?為時未晚，我們應該不畏強暴，表示對伊拉克人民的抗暴行為的尊敬。
在第三個題目“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時代”下面寫道：
1998年5月8日，美帝國主義以準確無誤的巡航導彈摧毀了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很顯然，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試探中國領導人的態度。中國在“韜光養晦”政策下以不表態(抗議)的表態，屈從了美帝國主義，這樣逆來順受，駐外大使館被遠程巡航導彈準確地、徹底地摧毀，漢奸的嘴臉完全的暴露，還說這是“韜光養晦”。
如果你要揭露，他們說，現在不是時候，現在還是和平與發展時代。多年受過八國聯軍侵略，受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遭受美帝援蔣反共破壞，直至目前，美國實際上還霸占臺灣做進攻大陸的永不沉沒的登陸巡洋艦。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還一口咬住我們所處的時代，還是和平與發展時代。南斯拉夫被瓜分滅亡了，伊拉克早就名存實亡了，而經過美帝這一打擊，總統被俘，國土被占，徹底被滅亡了。這是和平與發展時代嗎?實際全世界哪里也不和平，美國內部也不和平，雙子樓甚至國防部也被炸，是和平嗎?是發展嗎?我們中國，和平在哪里?什么在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并未進入和平，而是進入“冷戰”，既然叫“冷戰”，就不是和平，而是另一種形式的戰爭。我這里不是咬文嚼字，而關心的是人命關天、國家存亡的大事。
雖然沒有雙方各有若干國家聯合對壘作戰，也沒有多國參加的國際對壘的宣戰，但是全世界一個一個弱小的國家被一個大國滅亡。
此外，美國二戰以后，在歐洲，在亞洲派駐幾十萬軍隊，并在那里安營扎寨。
這不仍然是保持戰爭狀態?!
所以說，把這種形勢說成是和平與發展時代，是絕對錯誤的。當時，即使世界大戰也不會是在全世界每個角落，都是炮聲隆隆。第一次、第二次，除夏威夷珍珠港被日本偷襲外，美國國土就沒有落過一個炮彈。但是，現在美國幾乎在全世界除掉駐兵而外，都動用了他的戰爭手段，美國還落得一個好名聲，維護了世界和平。這能說是和平與發展嗎?
修正主義者特別強調現在是和平，就是要你閉眼不看世界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國家，鎮壓獨立民主解放斗爭;修正主義者特別強調和平，就是為了反對鬧革命，順從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
強調和平與發展，就是反對戰爭與革命，反對各種形式的階級斗爭和民族解放運動。
二戰后，美帝國主義要消滅亞洲的中國、朝鮮、越南等國的革命勢力，先后發動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戰爭的結果教育了上述國家人民千萬勿忘階級斗爭、勿忘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當然，同時也使美帝國主義受到了“教育”，強化了他們帝國主義們對這些國家的階級仇恨。
現在就各國具體情況而言，就全世界總的形勢而論，絕不是修正主義者欺騙的說法：和平與發展。而是一切革命人民所看到的：戰爭與革命。
美帝拼命武裝臺灣，先搞實質上是兩個中國，企圖日后借這塊永不沉沒的登陸艦帶著傀儡吞并大陸，實現美帝統治下的統一中國。為此，絕不允許中國動武。這也是維護和平?也是一種和平?
當今全世界在社會治安方面，事故死亡人數增加了，不是減少了。
各國在盜劫案件方面的傷亡人數，增加了，不是減少了。
軍備方面：品種、數量增多了，不是減少了。
經濟發展方面：擴軍備戰，是發展了，以美國帶頭，長期處于蕭條不景氣時期。中國，企業破產、工人失業，農地撂荒，農業同糧食靠大量進口，城市與農村失業工人和貧困農民不斷上訪鬧事。
現在絕不是和平與發展。既沒有和平，也沒有發展(如果說有發展，是外國資本的發展)。
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經濟恐慌與經濟蕭條，亞非拉落后國家貧困化。以中國為例，大量國有企業倒閉和私有化。農業耕地面積減少，糧食直到現在還趕不上多年前就規劃要達到的萬億噸，還要進口大量糧食。
中國治安，近五年或近十年有多少搶劫案件發生，原來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現在變成既裝上防盜門，又加上保安武警。
國內建立了武警，公安人員不斷增加。
因貪污、盜劫，每年處死多少干部?這里只附上近三個五年的統計數字。
這是和平與發展的形勢?相反，工人罷工、居民上訪，這是和平與發展形勢?
大量失學兒童流浪街頭。不只是中國如此，亞非拉如此，以至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
還有賭博嫖娼、吸毒販毒、艾滋病、吸毒犯，賭博風世界流行，這能是一個和平與發展的社會和國家?!
在第四個題目“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是毀滅人類的恐怖主義，要全面禁止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下面寫道：
禁止核武器不是全面徹底，而是常任理事國都可以例外，這就犯了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不是全面禁止保存、生產，而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允許百姓點燈式的五個常任理事國還合法的生產使用。于是這些國家就利用這個特權，不但武裝自己，還武裝他的同伙。事實上，全面擴散，及至擴散到已經不可收拾的地步，各常任理事國就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反而廣泛地在原子彈的生產上、保管上、使用上等諸多政治問題和技術問題上五國有權。原來只起威脅作用的原子彈威力太大了，既無用，又難保存。原子武器也是日新月異，如何更新換代，所費可觀。
……
聯合國憲章規定美國、蘇聯、中國、英國、法國五國有權生產、保存和使用核武器。
當時，因為這五個國家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從一開始就錯了。既然全世界禁止生產、保存、使用核武器，為什么你們五家常任理事國(第二次世界戰爭勝利國家)反而獨特有權研究生產使用核武器呢?當時中國曾提議全面銷毀和禁止生產核武器，由于其他核國家堅持保存和生產核武器，中國也就跟著犯了錯誤，還自以為合理。我們要堅持原則，必須全面禁止生產和使用核武器。為什么?如果這樣做，我們人類遲早將自取滅亡。因為，核武器即使不用，它自己不會消除其危害性，在長期不用，遲早會因管理失誤出禍……
由于核彈殺傷威力大，而現在有核彈的國家保存量也大，有人計算，僅美俄所存核彈，可以毀滅若干個或若干次地球。即使從現在開始拆除、銷毀，所費可觀，然而這是必須的。人類會犯錯誤，糾正這個錯誤所需代價雖大，還是亡羊補牢。
在第八個題目“全世界人民支援伊拉克抗擊美國恐怖帝國主義戰爭”中寫道：
當時，海灣戰爭是反對伊拉克侵占科威特的不義戰爭，應該反對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但是，也不應該同意美國打伊拉克。因為美國更是帝國主義侵略者。
現在“伊拉克戰爭”是美帝侵略伊拉克的戰爭，當然應該反美援伊。
……
美國急迫打伊拉克，既是反對伊拉克的恐怖主義，更是為爭奪石油資源。
美帝國主義急于假借聯合國名義，把侵略伊拉克戰爭變成為得到全世界支持的“鋤暴”戰爭。
這個聲稱是維護和平的全世界組織，共有200多會員國，除了美英和以色列外，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贊成戰爭，也根本等于沒有發言權而只有15個成員國組成的安理會來決議。安理會的成員中，只有5個具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有真正的發言權。中國本應以常任理事國反對(否決)侵阿戰爭，但卻背叛世界人民的期望，后來通過了1441號決議，完全服從美國意志，公然以聯合國的名義解除伊拉克的武裝。在國際的帝國侵略史中，全世界的國家服從一個國家的旨意，實行最殘酷的殺戮，是前所未有的。
……
中國人民，過去走的是反帝、反霸，自力更生的道路，在軍事上，同美、蘇兩個超級霸權都較量過;在經濟上，在封鎖包圍下，自己開辟了道路;在政治上是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大國。美帝侵略伊拉克引起全世界，全阿拉伯，全中國人民同情與支持下，那些因親美或畏美而表現不佳者，也在反思，今天如果不積極起來援伊抗美，明天反恐怖主義戰爭就會打到你的頭上。
2006年5月27日，署名“石杰任明”(把范圍擴大為“世界人民”)的《告世界人民書》之三開頭稱謂是，“全世界各民族各國家男女老幼同胞們!”。摘錄如下：
原來只允許美蘇英法中國有原子彈核武器，不允許其他國家有核武器，因為這五個國家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個決定是他們決定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美英帝國主義就限制了中國。中國反對世界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核武器不可能，只能根據馬克思主義戰爭原則以戰爭消滅戰爭原則，利用已有這個權利發展核武器。
此后，美國一方面反對新興社會主義國家掌握核武器，同時，協助親美國家，先后武裝了核武器，逼迫受美帝威脅的國家不能不也武裝了核武器。
但是，如朝鮮、伊朗等國，則被美國嚴格地扼制，不能發展核武器。而實際上全世界所有有能力，有條件的國家，都積極搞核武器。有的國家有美國直接公開或秘密協助，有的國家則是秘密引進發展核技術。直至現在，已經是無處不存在核危險核威脅。
在這種形勢下，或者繼續搞核競賽，而且越發公開，據理發展;或者只得攤牌，威脅發動戰爭。
美國忽而提出共同限制發展核武器條約，忽而提出退出限制發動核戰爭條約，都是一心想玩弄花招，在輿論上或在貿易上限制對方發展核武器，再加上借此發展核軍火商經濟，以成為軍火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反對核戰爭，消滅核武器，本來對于有些國家(現在也是)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對美帝國主義者是不可能有救藥的了。帝國主義垂死掙扎的特點，如同希特勒，其頭頭甚至準備好自殺。同時也逼得有些人民如同被商紂王逼得發誓“我與汝偕亡”。這一點要宣傳世界人民對此有所準備，要求全面徹底消滅核武器及一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不是要反動派帝國主義現良心發慈悲，而是動員一切可能被發動的人，徹底消滅核武器和一切殺傷性武器，同時也不是作為條件，或據理自己也發展核武器。
當然，這可能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在全世界人民壓力下，也可能有些作用，不過，這個動員作用也只能用在增強人民的反抗力量上，而不能把希望放在美帝國主義發慈悲身上。
因此，我們這次告世界人民書，是為發動全世界人民起來徹底反對核武器和一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這才是共產主義者的胸懷!一個還未徹底扔掉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共產黨人怎么能看帝國主義的臉色行事，甚至跟著跑呢?憑著一顆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赤子之心，馬老于2006年10月18日，又寫了《關于朝鮮核試驗問題致中央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胡錦濤同志并常委：
我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對最近有關朝鮮核試驗問題的發展態勢非常關心，心情也十分沉重!
我認為，圍繞朝鮮核問題出現的國際爭端，主要矛盾和主要責任在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而不在朝鮮。自朝鮮戰爭結束以來，美國一直沒有停止它滅亡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進而滅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圖謀和行動。
朝鮮發展核武器，猶如我國1964年發展核武器那樣，是不得已而為之。小布什上臺后，一再把朝鮮列為“邪惡軸心”、“無賴國家”，并在朝鮮周圍擺兵布陣，頻繁地進行軍事演習。在這種大軍壓境的嚴重形勢下，朝鮮吸取了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國被侵略的教訓，積極發展自己的核武器，目的是阻止美國入侵。
現在國內和西方世界輿論一面倒，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譴責朝鮮，攻擊朝鮮威脅了世界和平，影響了世界穩定。遺憾的是，我國外交部也跟著這樣說。這是錯誤的。真正威脅世界和平，影響世界穩定的是美帝國主義!怎么能把這個罪名扣在社會主義的朝鮮頭上呢?
許多老同志對我國在14日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朝鮮的1718號決議投了贊成票是有意見的。我也是不贊同的。因為這是個原則問題、立場問題;是一個反對誰、團結誰、依靠誰的大是大非問題。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怎么能視敵為友、視友為敵呢?
這就是我對朝鮮問題的基本態度與看法。
據說，美國國務卿賴斯近日訪華，要給中國施加壓力。要求我國同美、日、韓保持一致，共同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封鎖朝鮮，致朝鮮于死地。昨天，朝鮮政府已經就此發表聲明指出：這是對朝鮮的宣戰。這樣一來，有可能發生戰爭。真的打起來，對我國有什么好處呢?假如美國把社會主義朝鮮政權推翻了，南朝鮮統一了北朝鮮(如同西德吃掉了東德)，美國的軍隊就可以壓到我國的鴨綠江邊。古人云;唇亡齒寒。如果真出現這種局面，我國將四面受敵。我國的安全還有什么保證呢?我想，這個道理，中央領導同志應當比我更清楚的。
我不久前就高尚全主持的西山會議出現吹捧美國、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給中央寫信批評他們是漢奸，因為他們主張跟美國跑，出賣黨、國家和民族利益，不是漢奸是什么?在處理朝鮮問題上，也出現了許多漢奸言論，我希望中央領導同志要警惕這些漢奸。
現在朝鮮問題很嚴重，很緊迫，可謂劍拔弩張，一觸即發，后果不堪設想。因此我建議：
中央領導同志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冷靜處理。不能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左右。當前應當立即調整對朝和對美、日、韓的政策。我們千萬不能被美國當槍使，不能背叛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原則，不能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胡錦濤同志去年10月10日代表中共中央給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日同志的賀電寫的很好。中央應當繼續遵循《賀電》的精神，加強中朝兩黨、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團結，繼續發揚抗美援朝的傳統與精神，堅定地站在朝鮮黨和人民一邊，共同粉碎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陰謀。只要我們這樣做了，朝鮮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并且會向好的方向轉化，中國的國際威望也會得到提高。
以上看法和意見僅供參考。
馬賓
2006年10月18日
2006年11月1日，以“石杰 仁民”為署名發表了《告全世界人民書》之四，開頭便指出：
自從2002年10月8日發表告世界人民書以來，到現在將過了5年了，世界非但不和平，而且又有兩個國家(阿富汗、伊拉克)被美國滅亡，雙方死傷軍民超百萬。世界反對美帝國主義運動一浪高過一浪。……
今天是2006年11月1日，這應該是第四封信了，寫這封信是為了對于朝鮮核試驗的歡呼!慶祝!支持!
這才是中國人應有的態度，可是自稱“三個代表”和熱衷于此的少數人竟充耳不聞，卻由一位耄耋老翁替我們喊出來了，頗為痛快!我真感到奇怪，為什么同是中國人，竟然有的還跟美國的戰爭販子那樣，持否定態度呢?再往下看吧：
現在美帝國主義妄想動真格的在進行罪惡的世界戰爭了，但它還要欺騙本國人民。知道自己不先打第一槍就無借口開槍，而說，用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又怕先發制人于理不順，于是還在尋找戰端借口。美帝國主義用自己的愚蠢闖禍，而我們也有人指望“守株待兔”獲意外之財。對這些帝國主義還是要用血和肉拼得勝利的，不論是抗美援朝，或是抗美援越，我們都勝，美國都敗了，但是，犧牲卻是很大啊!我們希望那是最后一次，如果那不是最后的一次，也要是最后的前一次。
……
在朝鮮、伊朗核試成功或可能試成時，美帝國主義慌了，妄圖要求世界人民和同盟國家，起來制止，要求按國際條約和公約已有的可有，沒有的不能有。但是，世界情況、世界形勢變了，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帝國主義嘴臉變得更明顯了，勸導和制止美帝國主義不搞核戰爭不可能了。世界人民的力量再大，不準備用核戰爭消滅核戰爭是不可能了。因此，必須以牙還牙，允許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武裝力量用核武裝起來。朝鮮和伊朗兩國人民已公開宣稱，為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進犯，以核武裝起來反對核武裝進攻。
帝國主義和附和他們的奸細們，會大叫，這會引起世界戰爭來的，而打仗是要死人的，原子戰爭、化學戰爭，是會有重大死傷的。甚至能造成人類絕滅，可以說無人不說是滅絕人類的戰爭。反動派如希特勒、戈倍爾，自己發動戰爭，戰敗時，就同歸于盡(他們都準備好了自殺的手段，并事先有組織)。
何必呢?還是活下去的好，活著好，為什么非打核戰爭不可呢?世界人民要走列寧指出的一條道路：是蘇維埃+電氣化=共產主義，才是人類的必由之路。
我們應該有思想準備，在歡呼朝核試驗和伊核試驗時，必須引發我們歡呼列寧的口號：實現列寧的口號，把核能、化學能，用來發電，一下子解決亞非拉和全人類在資本主義下沒有出路的狀況!使世界人民特別是包括各國工人階級和第三世界人民實現信息產業革命、人類基因工程、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共產主義。
祝賀朝核成功，還要預祝伊核成功!它的偉大的世界革命歷史意義大得很呢!
沿著這個思路，當然也是看到了希望，到2006年11月26日，馬老便寫出了《和平利用舊能源，開發人類新能源!》，“祝賀最近(11月21日)在法政府正式簽署了聯合實現協定，全面啟動了全人類開發新能源的計劃!”并附：
新華社電(記者盧蘇燕)參加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反應堆計劃(簡稱國際熱核計劃，縮寫ITER)的歐盟、中國、美國、日本、韓國、俄羅斯和印度的7方代表21日在法國總統府正式簽署了聯合試驗協定及相關文件，全面啟動了世界矚目的人類開發新能源的宏偉計劃。
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反應堆的原理類似太陽發光發熱，即在上億攝氏度的超高溫的條件下，利用氫的同位素氘、氚的聚變反應釋放出核能。核聚變燃料氘和氚可以從海水中提取，核聚變反應不產生溫室氣體及核廢料。由于原料取之不盡，以及不會危害環境，核聚變能源成為未來人類新能源的希望所在。
法國總統希拉克以實驗反應堆堆址所在國總統身份親自主持了簽約儀式。希拉克說，如果不采取措施，人類未來200年里將耗盡地球在過去數億年蓄積的化石能源，并將給氣候帶來巨大的影響。為此，占世界人口一半左右的7個伙伴決定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偉大的科學團隊，為子孫后代尋找新的潔凈能源，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創舉。
代表中國政府簽署協議的中國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在發言中表示，今天是人類探索熱核聚變能源開發的一個歷史性時刻，是各國通過合作尋求解決人類面臨的能源和環境問題，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新的里程碑。
國際熱核計劃將歷時35年，總投資額為99億歐元，它是目前世界上僅次于國際空間站的大型國際科學工程計劃。
這可真是個大好消息!依我看，這要比什么“國際空間站”的現實意義和實用價值多得多(恕我是個科盲，只能從近利方面考慮了)。難怪馬老為之叫好!他比我恐怕還要“實際”一些!若美國也能而且真正與其他國家為伍，做一些對人類有貢獻的事情我們當然歡迎。對于這類有益于世界人民的好事，咱們政府能夠參與其中，人民群眾自然是贊成的。這比不分正義與否跟著“反恐”會大得人心的!
我把馬老給我的《鄉村記行》、《批判反毛澤東思想的“鄧小平理論”》、《紀念毛澤東》和《論伊拉克戰爭》四本書讀完了，震驚之余感覺心里敞亮一些，為咱們黨的隊伍中這些為數不多的老同志，能夠在有生之年不遺余力地盡職盡責而感到欣慰。他們早早參加革命，出生入死浴血奮戰，視死如歸前仆后繼，就是因為他們有著為共產主義而戰的信念，要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把勞苦大眾拯救出苦海，創造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不公平，沒有人欺負人，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進而按需分配，沒有窮人的美好社會。他們能夠幸存下來，趕上革命成功又投入新的長征，為新政權的鞏固，甘為國家主人做公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茍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姑且不談及他人，只就馬老來說吧，他17歲參加革命，兩次被國民黨逮捕，一次被本黨隔離審查(時達5年半)，就憑著崇高的共產主義信念，視監牢為學校，把囚室當課室，閱讀大量馬、列、毛的論著，武裝了頭腦，打下了豐厚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理論功底，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結合自己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使自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游刃有余、如魚得水，為祖國的振興、民族的自強和人民的幸福忘我工作。他不畏險阻，愈挫愈奮，不僅為黨和國家，更為人民立下了汗馬功勞，以革命家、政治理論家、思想家和經濟學家而著稱，可謂功成名就。但是直到今天年逾九旬，仍然奮斗在陣地前沿，調查訪問，閱讀資料，筆耕不輟，著書立說，向中央屢屢建言，不計得失不顧毀譽，只圖黨的前進方向的正確不失誤，永葆革命激情和旺盛的生命力，帶領全國人民沿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社會主義金光大道走到底，最終實現美好的共產主義，實現革命者當年的夙愿，告慰為這個遠大目標不惜拋灑熱血和頭顱而獻身的烈士們的亡靈。改革開放以來，他單獨或合著出版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蘇聯經濟體制改革》、《經濟計量學入門》、《國際共同語詞典(英德法俄)》、《論經濟系統學》、《企業改革與股份制》、《發展改革的兩個關鍵——高新技術產業化與反腐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等著作。馬老已經94歲了，可謂高壽了，早該頤養天年了，但仍時刻關注著黨的事業，生怕我們禁不起西方的利誘和欺騙而走偏方向。老人家只有一個女兒，但并不在身邊，就靠一位保姆照顧他飲食，給他當助手接電話、看電腦閱郵件什么的。他的一條腿傷了，走路得拄棍，現在耳又背了，但眼睛沒問題視力還好。更可貴的是心腦血管沒毛病，他的脈搏比我還有力，意識清醒得很，仍顯得很精明矍鑠，沒有遲鈍的跡象。他不僅自己要盡到老一輩的責任，也希望別人也能這樣。他對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寄予很高的期望，把自己的一切認為有價值的意見表達出去，采不采納不強求，人家有人家的主意，只要自己不袖手旁觀，落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明哲保身”，甚至“看笑話，賣呆兒不怕亂子大”的局外人的狀態，就心安了。否則，那可就成百分之百的廢人，一個活著的“死人”，一個活著等死的人了。他寧肯讓人家一時因不理解而不歡迎，也不能讓國家和人民永遠受損失。他雖然余生有限生年無多，但考慮的仍然是黨和國家的將來，注意的是中華民族、13億同胞的長遠利益。其中也不排除異國的勞動人民，而是整個世界、全人類的福禍和發展。從這個角度看，他確實是個夠格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位國際主義者，是一位真正的徹頭徹尾的共產主義戰士。正因為如此，他還語重心長地向一些老同志建議：“老同志表態的機會不多了，該說句真話了!”這樣簡短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句話讓你仔細玩味吧，其中有多少憤懣和無奈，又有多少希望和重托?!
這句話雖然是老人家對他們那代同事和戰友們說的，可是卻仿佛也在提醒我們這一代人。如果按馬老的說法“30年(而我原以為20年)為一代”，我正是他說的第二代人。誰能預期并指定能像他那樣高壽?對于我們這些即將進入古稀之年的“準老人”們，也不能不用馬老這句警人示語敲敲自己：“你還有多少表達的時日?如果你們這一代只為不惹事兒不沾是非，鬧個平安乃至善終，你們的下一代可就啥也不清楚了!”他們也許會認為毛主席真的錯了，甚至共產黨都不該建立，更何況發動文化大革命，搞什么反修防修?走資本主義搞私有化不也很好嗎!誰有能耐誰干嗎，把國有資產劃摟到自己兜里那是人家能耐!照現在這種干法，跟蔣介石爭啥高低?大地主劉文采也該披紅戴花評為勞模了。日本鬼子不給他們打回老家去豈不省事多了，所謂的“大和民族”不就合進中華民族大家庭里了嗎!其實，他這個民族就是咱們大漢民族的分支嗎!是的，我們的確無法堵這些人的嘴，事實已經擺在那兒，“三座大山”不又逐漸回來了嗎?請問，地下礦藏本是國家資源，國家有那么多勞動力咱們自己不搞開發，叫個人開采(我不清楚究竟有沒有外國投資商)，他們只顧眼前追求利益最大化搞急功近利的掠奪式甚至破壞性操作不太正常了!否則，那才怪哩!這就是礦難屢屢發生事故不斷的一大因素。別忘了，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是罪惡的根源!
中國人多資源豐富科學技術不發達，咱們自己認為是包袱，可外國人，尤其是資本主義者卻認為是塊肥肉，早就垂涎三尺了。帝國主義所以要武裝侵略你，目的就是經濟掠奪。你現在“改革無底，開放無邊”讓人家隨便進來，甚至歡迎人家請人家來(市縣兩級為引進外資不惜一切，僅說屢禁不止的色情服務吧，當初就是地方政府為創造適應外商夜生活的需要而暗示甚至慫恿興起的)，用你的人力開發你的資源，搞出來產品再賣給你消費，把豐厚的利潤拿走，把污染扔給你治理。人家經濟掠奪的目的已經實現，還用武裝進攻嗎?對于這樣的嚴酷現實，鄧、江二位卻感覺良好，說是很難得的“和平環境”應該抓緊時間搞建設。“落后就要挨打”(其實落后也不見得挨打，世界上好多落后的國家并未挨打，挨打的是資源豐富而政府腐敗無能的國家)，可得趕緊發展經濟了!于是提出“發展是硬道理”。我真頭一回聽到這個說法，道理還分軟硬。總算到胡錦濤同志接手時改成“發展是第一要務”，這畢竟還是一句好懂的中國話!
馬老說的多嚇人啊?連公開推行私有化的俄羅斯都未敢干的事情，咱們竟然干了，而且還說是搞社會主義，豈不掩耳盜鈴?
無論是國內的新興的企業主(避開“資本家”的稱謂)，還是海外的資本家，他們第一位追求的是用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產出。他們除了大力壓榨工人之外，就是千方百計避開一切非生產性支出。于是超時頂班，不講究勞動保護，不注重安全生產，不管工人的工傷治救;只注意怎么樣答對主管(批文、工商、稅務、稽查、安檢等等)部門，于是行賄成“規”，受賄成“習”，已成為人所共知，不以為然的社會現象。百姓無能為力，當局無計可施。俗話說“法不責眾”，現在的貪官污吏早已不是“劉青山、張子善”那個時期那種程度了。對于已經超過歷史頂峰的事實，有人卻在說“腐敗是國際現象”，意為難免、正常，并且要“高薪養廉”。難道貪官們是工資低生活差造成的嗎?這不是貪而有理了嗎?貪官現象也跟病菌一樣，他們都有抗藥性了。就是成立個專門對付貪官的“反貪局”又能怎么樣?媒體曝料某縣的紀檢書記不也是照樣貪嗎!為什么?你把滋生貪官的土壤打成溫床了，不出貪官才怪哩!那么啥是適應貪官孕育和生長的土壤和溫床?就是開始的“承包經營”，后來的“民營私營”。如果仍然是毛澤東時代那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有為主，兼有集體經濟，嚴格避免私有觀念，全黨為公、全民為公，只要做好本職工作就可按月得到報酬(工資)，雖然開始不高，但每4年調一次工資(文化大革命中停滯了)，可以熬年頭，逐級提升。雖然低工資，但是高福利，住房單位管，一時解決不了可以憑工齡、居住條件排號期待，總還是有希望的。得病有公費醫療，子女上學只收幾元錢的學雜費，家庭困難的還可申請蠲免。上中學有一部分困難生能享受到助學金(分一二三等)，上大學不花錢，免費提供食宿。國家實行的是低工資、高福利、多就業的原則，保證每個成年(有勞動能力)人有活干、有飯吃，能養家。家庭人口平均每人達不到8元錢的算是困難戶，換季或過年時單位都要給一定的困難補助。所以沒有討飯的。農村度過3年困難時期后，集體經濟搞好了，也能保證溫飽。個別不行的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也要采取補助辦法，尤其是鰥寡孤獨的都用“五保”形式包下來，使其和正常家庭一樣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盡管有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但干群差別不大。行業之間的差別也不大。工資標準基本相同。工人有工人的級別，干部有干部(稱行政級別)的級別。就是“一把手”(文革期間叫開的)也得按級別規定不能多拿。因此貧富相差無幾，上下關系和順，社會安寧。公安部門是專政工具，是對付階級敵人和少數危害社會的作案的案犯。一般的擾亂治安的壞人壞事靠群眾專政就解決了。一個公社就配備一個公安助理，基本上是個閑職，沒事時就隨其他公社干部一起包隊蹲點。至于法院也很少有什么案子可辦。偶有放火、殺人的、偷盜的也不多。至于搶劫、綁票、販毒吸毒、賣淫嫖娼乃至納妾(多是非公開被稱為“包二奶”)等案件、罪名和丑惡現象都是舊社會的事，成為歷史了。那時也沒有什么經濟糾紛，構成經濟糾紛案件的從來未聽說過。當時怎么會想到有一天還得設立個經濟庭專門處理經濟案子。更未想到會律師復興，而且發展成一支規模不小的專職從業隊伍。
隨著改革開放也發展了很多當年不怎么引人重視的行業，有的竟成了“香餑餑”。公社化期間，城里管工商的只幾個人，稱為工商管理所。只見他們到街道上查個賣雞蛋、賣黃菸等農副產品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社員，讓他們賣給供銷社。后來出現倒騰小買賣的不愿務農的“資本主義尾巴”，當然這也是他們的工作(禁止和打擊)對象。自然他們也都屬于無產階級群眾專政工具，可是也還是沒人愿意干。稅務所的也是如此，老百姓很少問津。有誰能想到新時期他們都成了氣候!還一個是郵電局，當年送信的郵差也令人刮目相看了。他們的工資超過了鐵路，郵電系統成了當地最好的單位。后來郵電分家了，郵政雖然不如電信(郵票多次漲價，寄平信由8分漲到160分)，但卻沒有停產、下崗之憂。我說這些好像離題了，其實我要說的是改革之后打破了“一盤棋”的統管統籌同酬，各個行業自己做主，自搞一套工資標準和漲級辦法，使行業之間也出現了差距。中央大撒手，市場大自由，什么商品都可以隨便什么人來賣。從一切可以擺在商店銷售的百貨、食品、醫藥、五金等日常用品到糧食、木材、煤炭、鋼鐵、建材等無所不可，硬是把國有商業企業頂垮了。我家鄉有6個省二級站，從業人員超過縣、社機關在職人員總數，每年利潤向縣財政上繳一大塊，成了縣財政的主要支柱，否定了計劃經濟后不久都垮了。至于供銷社系統則更慘，基層供銷社職工狀況都不如農民。所謂“下崗”，因為他的上班單位已經關門沒了上班的機會，哪來上崗，就是失業。勞動是人生的需要，他們的勞動權都保不住，生活還有什么保障，還談什“利益”呀?其實有的企業和單位完全可以支撐下去的，就是實行承包之后承包者大撈特撈，職工群眾管不了，上邊又不管，把好端端的企業造垮了。小企業是這樣，大企業也不例外。東北有個上萬員工的大企業建國初期的老糖廠，竟然走中央的后門獲準破產了。現在大興“買斷”之風，買和賣是對應的，可是買的是誰?賣的又是啥?賣主呢?工人情愿嗎?無人問津。結果工人被迫“下崗”失去勞動權。這就是改革給工人帶來的“好處”和“利益”?
還有令人堪憂的是直接創造社會價值的一線勞動階層不被重視了，而靠管理他們的寄生人群(單位乃至行業)越來越多。且看城里戴大沿帽穿制服的都分不清了。沒注意啥時候產生了個城管大隊?派出所可是早已有之，那是公安部門的派出單位，可是竟出現了文化派出所。真得費番思量：是公安部門派進文化單位的，還是文化部門派出去的單位?有一點是明確的好懂的，那就是寄生在文化行業的“管理”單位。真是到處可伸手，觸角下延，到處布網絡。都用一些外部力量來管理，那么本單位的領導干什么了呢?這么一搞，看來是加強管理了，其實誰也沒管到位，出了問題又誰都不負責任。就從這個小現象就能看出“鄧總”設計的成功與否?脫離中國實際，無視中國國情，盲目學習和效仿西方(回避實質，譽稱為“現代化管理制度”)資本主義模式，損害了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農民也逃不脫被剝削的可能。如果土地向種糧大戶集中的話(有人認為這是方向)，農民只好去給人打工(舊社會叫“扛活”，于是才有“雇農”成分)。失地農民進城了也多是給包工頭打工搞建筑。于是又出現個建筑商和包工頭黑心拖欠民工工資的社會問題，竟然勞煩國家總理幫助討要。
北京是首都，本應好一些的;可是我卻發現一個問題，客運公司不分管出租車，卻由個人搞個出租車公司來收取管理費(出租車司機稱作“分子錢”)，從出租車司機身上扒一層，成了“劉四爺”。在火車站，在公園，還有劇院、展覽館、故宮等一些國有單位的保潔員也不是這些單位直接雇傭并負責開資的，中間也搞了一個“扒皮層”。有的保潔員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被歸到一個什么保潔公司去了，成了那保潔公司大老板的雇員，屬于被派人員。這些人員大多是外地進京的農民，沒有北京戶口，年齡也過了招聘的年齡，體力又承受不了建筑工地的勞動強度，于是走上了衛生間(就是公共場所)的崗位，每天干10個多工時，卻拿不上1000元，為了糊口只好忍受老板的盤剝。這些保潔工沒有雙休日，沒有節假日，嫌給的少你就走人，反正找活干的人多的是。新《勞動法》出臺了，可是這與他們沾不著邊。
據說有個女老板承包的范圍可大極了，連西客站都一包在內，真可謂神通廣大!她究竟有什么實力成為女能人女強人?我想不是實力，恐怕是勢力。勢力又怎么獲得的?人們都明白了，官商結合是最佳途徑。于是又出現了“干股”和“灰色收入”等一些新名詞。也許我孤陋寡聞，實行承包時我聽說“投標”這個詞覺得新鮮，以為是新詞兒，結果一查詞典，上面還真有。改革開放真是“碩果”累累多得驚人，幾乎死掉的詞匯也獲得了新生，以往沒有的可以誕生。新生的行業更是雨后春筍，遍地皆是：什么洗頭房(當初發現時真不理解，洗頭還能開店?)、泡腳屋、洗浴中心(當地縣服務公司開的國有浴池都開不出資了，這行當能掙錢?)、歌廳、練歌房(我實在搞不明白是練歌，還是戀哥?)等，生意還真火。據說有的單位接待上級領導在飯店吃喝完畢多是要到這里“光臨指導”親自品嘗、體驗的消費享受，娛樂身心，以便振奮精神投入新一天的工作。
這個問題怎么形成的?根子在哪?就在“鄧總”那兒，是他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他說計劃經濟不好，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自由市場，放任經濟。你能把錢搞到自己手，怎么弄來的他不管。“抓住耗子就是好貓!”他處處默默跟毛主席對著干，“反其道而行之”：毛主席代表大多數;他代表少數人。毛主席搞“五湖四海”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他搞唯我獨尊老子天下第一，以我為核心，必須都圍著我轉聽我擺布。毛主席靠政治掛帥、精神鼓勵調動人的積極性;他就靠物質獎勵，靠私心調動人的積極性。毛主席號召“組織起來”，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實行大集體大生產，消滅小生產小農經濟;他則號召“學小崗”為自己想(“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搞單干解散人民公社恢復小農經濟。毛主席號召艱苦樸素、勤儉建國;他則鼓勵高消費講排場，大興樓堂館所(政府機關普遍建新樓，一個鄉鎮級政府機關建得如宮殿，結果上了“焦點訪談”)拉動內需。毛主席主張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希望外援但不依靠外援;他則不怕外債多鼓勵大量引進外資，出讓經營權和開發權，造成資源超前消耗環境嚴重污染。毛主席既注重國家和人民群眾的當前利益，又要兼顧長遠利益，決不以眼前利益犧牲長遠利益;他則只顧眼前不顧將來，結果是求得了當前利益，卻犧牲了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毛主席嚴厲限制“小買小賣”的個人商業行為，打擊長途販運投機倒把與民與國爭利;他則鼓勵人們“下海”經商當“肥佬”當“闊佬”坑國損民。毛主席鼓勵無私奉獻;他則啟發唯利是圖。毛主席反對干部特殊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他則拉大級差，扶植特權階層(企業領導搞承包，年收入是工人的好幾十倍，并且給房配車)。毛主席要縮小“三大差別”，主張財富均等;他則鼓勵共產黨員帶頭致富發展成農場主(避而稱之為“種糧大戶”)，國有企業頭頭化公為私當資本家(因避諱而稱“企業家”)。毛主席消滅地主和資本家，是解放農民和工人為人民大眾謀利益;他則培養扶植農場主和資本家，支持他們甚至跟他們一起來對付農民和工人。于是假冒偽劣到處可見，坑崩拐騙屢屢發生。社會分配不公，財富高度積聚，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從央視“小崔說事”節目得見：西南貧困山區的一家農戶從床上找出1角錢鋼蹦(兩會前張懷西訪貧實例)，公社時期說有的社員“困難得連郵封信的郵票錢都舍不得”，那時是8分錢，而現在是20個8分才夠買1張郵票啊!這家的1角錢只能買1張郵票的1/20，不到一個小角。而那些和張懷西先生一起座談的幾位企業家卻是身家百萬、幾百萬、上千萬。嚴重的兩極分化少數人大發橫財大多數人因單位效益不好停產倒閉而下崗，無資金無能力自謀生計，老實的守道德的就節衣縮食苦熬傻等，不甘現狀的就起了外心行竊，貴重物品且不說，就說自行車吧，誰未丟過?京城一位女人說她就丟了6輛。2006年全國就有400萬自行車被盜。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濟莊派出所的便衣警察宋瑞宏(培養并帶出一支隊伍)就抓了600個盜車賊，成了抓賊專家，被評為首都十大杰出青年。他的抓賊經驗被錄成教學節目，在北京公安系統推廣，成就了一番事業，也成就了功名。真是可喜又可悲!社會治安怎么到這種程度了?扒摟入戶破鎖撬門的盜行刺激了防盜門和開鎖(鑰匙忘在室內就得求助，開一次收費用達百元)業的興起。一般的政府機關和大單位還有生活小區普遍設門衛，金融和商場不僅配保安，而且還裝監控設備。于是誕生了保安公司和保安行業，全國的從業人員我不知道是以百萬計，還是千萬計，反正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那若都投入生產第一線該為國家創造多少價值?然而，盡管如此，盜竊案件還是屢屢發生，不僅發展成入戶行騙，而且發展成路邊搶劫，騎摩托搶包的“飛車賊”也屢見不鮮。用于這方面的防范人力無法估量。但也和反腐懲貪一樣，都是治標不治本，成本太高而收效甚微，解決不了問題。這些社會問題深入追究都是一個方向，一個著落點、集中點。不信那就睜開眼睛看看周圍現狀，閉上眼睛想想以往自身經歷，把心放正了，自然會得出個公正的結論。
我不強求別人接受我的觀點，更不想把自己的結論強加給別人接受。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兒女。因為他們沒經過毛澤東時代，今天就是不惑之年的人那時能知道些什么?
當然，兒子也問過我：“你說毛主席那時好，怎么還說‘的確良褲子苞米面肚子’呢?”
兒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階級隊伍期間我挨斗時生的，他能知道什么?我一兩句話是說不清楚的，我只能問他“你們現在一個孩子，為啥不再要一個?”他不吭聲了。因為我知道，他養這一個都感覺困難，孩子花錢的時候還在后頭呢。于是我跟他講：
我們那時候月工資30多塊錢，可是我們能養活你們4個。我們還得給你爺爺奶奶一些呢。我們除了自身，一個人至少還能養活倆人。你們現在兩口子養活一個孩子都感到困難，怎么回事兒?現在生活是普遍提高了，吃什么都不費勁，想買啥買啥，不用購貨票了，糧食也敞開吃了。的確物資豐富了，供求關系不緊張了。可是有一條你想到沒有?過去是5個人甚至是6個人的飯現在給你們3個人吃。過去一大家子少則5、6口多則7、8口人的日子，你們現在3口小家庭能相比嗎?是的，從社會整體看，生活現代化了，住樓房，看彩電，空調、電腦、電話、手機樣樣有，自行車、縫紉機、手表都不當事兒了。有的還有了私家車，沒有的放著自行車不騎出門就“打的”或坐公交車。可是應該知道，這是社會進步的結果，如果毛主席和周總理活到現在用他們的辦法治國，肯定比現在還好。毛澤東時代吃水要錢嗎?上廁所要錢嗎?開車過橋、上路要錢嗎?工廠排煙排污水要錢嗎?我不是說現在要的不對，我是說那時國家沒有這些收入。如果那時也這樣收費，告狀打官司都收費，超生收費，喪葬收費，天安門、大會堂都賣錢，國家肯定早就富起來了。我們不能把現在的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成果歸功那個人。如果不是他爭權篡權，誰干都比他強!不說華國鋒，就是所謂“四人幫”中的任何一個也不會背叛毛主席、背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都能按照毛主席的路線走，決不會大搞資本主義復辟，把毛澤東時代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上下一致共赴國艱，辛辛苦苦積累的全民財富和家底兒糟蹋了，讓工人失業讓農民扛活的。退一萬步講就是林彪上臺也不至于離開毛主席的路線走得這么遠，至少不會背道而馳的。
“鄧總”說計劃經濟不好，可是他是踏著計劃經濟的老底兒施展開的，他把計劃經濟積攢的老底兒禍害光了，就心滿意足壽終正寢了。造禍老手謝世歸西脫了干系，而造福的新人則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這才叫“積重難返”啊!現在社會上的一切丑陋現象的滋生都跟他有關。一切罪惡都可以歸結到他的頭上。他把毛主席好不容易歸弄到一起(通過一系列教育把民心都凝聚在自己的旗幟下)的人心弄散了，把人們的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改變了。這種后果越往后看得越明顯!
鄧總設計師和跟隨他的馬前卒們用“真理標準”大討論推翻了華國鋒。他剛搞完大討論，就提出“不爭論”。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為自己上臺結集力量，等他達到目的后就一個個踢開。“四五”期間他躲在北京飯店，有胡耀邦跑前跑后給他傳遞信息。“四人幫”說他是“鄧納吉”一點兒不冤枉他。胡耀邦給他找到了個突破口，組織了“真理標準”大討論。趙紫陽剛來北京，求胡耀邦領去拜見鄧，正趕上鄧用人招降納叛，于是胡趙聯手幫他把華國鋒搞掉而立了大功。于是他就也像華國鋒感謝葉劍英和汪東興一樣，安排一個總書記、一個總理。而胡耀邦也確實是個干事的人有主見有魄力，但他不內斂，口無遮攔，不識深淺，本是鄧自己說的要退下去，胡竟當成鄧的美行透露出去，于是惹怒了總設計師，被“設計”下去，由他的助手趙所取代。趙以為是好事，也忘了自己陪胡歡送華國鋒下臺的晚餐上，華警告他倆的話，結果弄得比華還慘。就因為“六四”期間他說了自己無能為力(意為實權不在自己手里)的真話，而落了個“分裂黨”的罪名，直到死也未能獲得平反，只是換個新提法——“犯了重要錯誤”(頭一天晚上新聞用語還是“嚴重錯誤”)。但是他已經聽不見了。遺憾!窩囊!
至于鄧的老戰友，盡管在策劃顛覆華政權時都賣了力，但當他們發現鄧搞復辟的真面目后，還未等他們表態呢，就一個接一個的被打發回家養老去了，失去了話語權。有位傳奇作家著書歌頌他，稱贊他有計謀，善于利用老關系組織力量變被動為主動，針對不同的形勢采取靈活的斗爭方式。他為了爭取多數的優勢，就成立個顧問委員會，等把權力搞到手后，就解散顧問委員會。他背著華國鋒和政治局，不顧黨的紀律私自走南闖北煽風點火，目的達成了就制定個《黨員行動準則》12條，不準任何人單獨接觸，弄得華國鋒接待汪東興等人時都戰戰兢兢。他要搞密謀躲不過華國鋒了，就鼓動華出訪朝鮮和另外幾個無關緊要的小國。等華回國后發現中央成立個書記處。這可是毛主席以“獨立王國”把自己架空的原因撤掉的機構，他又搞起來了。更有甚者，他召開中央軍委常委會議，竟然不通知軍委主席華國鋒參加，事后受到華的質問時還得由葉劍英出面解釋并攬過，為他開脫。
至于江“核心”也險遭廢黜，是楊氏兄弟(楊尚昆和楊白冰)成全了他。本來楊尚昆是鄧家常客，鄧任總書記時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鄧搞“獨立王國”架空毛主席時上靠劉少奇，下靠楊尚昆。倆人關系甚密。所以在李先念因年事已高退任國家主席職務時，比他還大一歲的楊尚昆竟然能接上班。正因為有如此密切的關系，掌握總政大權(軍委實權)的楊白冰敢于提出百人名單的晉級報告。其實報上來批不批在你江“核心”了。結果在曾慶紅的點子下，通過鄧樸方走了“后門”拜見“鄧總”，當面分析了晉升名單，得出個結論：楊氏兄弟要發展楊家將，取代鄧家軍。他當然不干了。本來通過女兒在上海物色了新人選要換馬，而且組成“皇甫平”發表文章向北京方面發難了，這時也不得不忍痛讓步暫緩執行重新“設計”了。這才使江氏幸免被廢，實現了第三代領導核心的夢想。從此恢復了前臺幕后的和順關系，一直保持到鄧開追悼會。全國人民也就都看到了江在致悼詞時的情景，聲淚俱下，如喪考妣，時長達一個半小時。也就從此，江徹底歸順，繼承并發展了鄧“理論”，把私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補充”地位改成“組成”部分，再后來盡然成為“主要”部分。于是也就從繼承人發展成忠實的代表。所以說江的“三個代表”其實就是一個代表——鄧小平理論和路線的代表。
回頭再說領導干部腐敗問題。頭些年“買官賣官”的事聽起來好像挺新鮮。有一個縣委書記年年春節前要調動局(即科級)級一把手(正局長)，于是局長們坐不住了。有的擔心自己的位子不牢，有的想往好的局挪動挪動，有的是農村的鄉、鎮長和書記，也想往縣城活動活動，還有的本是副職想扶正，于是都行動起來了。很快，書記的辦公室談話者絡繹不絕。這時有一位機關干部上心了，他經過悉心觀察，決定采取個斷然行動：剝奪“剝奪者”。于是，很快縣委大院里就暴出新聞：“×書記的辦公桌讓人撬了!”可是，這位書記并未報案。過了不久，有了傳言，說傳達室的一位老同志記清了那晚上是誰進了樓，是什么時間離去的。人們開始觀察了書記和這個準“嫌疑人”，但一切照常，根本看不出啥來。又過一段時間，這位書記被調到省里一個什么公司當頭頭去了。而那位準“嫌疑人”安然無恙。
據說這個縣吸取教訓現在采取機會均等的辦法了：在新一輪安排局級一把手時把候選人指標分到四大班子一把手那里，每人手里都掌握幾個指標。這樣利益均攤出了問題大家扛，責任就輕了。更可靠的是有大家“堵豁口”總比一人“堵槍眼”的好啊!有言說，正職至少得10萬，副職也得7、8萬。一個鄉鎮長和書記沒有5萬6萬也下不來。這些花錢買來的官兒，他們得到實權后，不也得把投入搞回來嗎?弄個平，他是不會滿足的，他必須有賺頭，否則費這么大勁，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了，圖希個啥?就這樣，腐敗滋生腐敗，惡性循環，而且后來者居上，滋生更大的腐敗!這不等于割韭菜一樣，割了這茬出下茬，而且一茬比一茬壯。若鏟除腐敗只有一條，鏟除腐敗的土壤，搗毀它的溫床，那就是消滅私有制，改造私營為集體，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克服私有觀念，克制私心發作，自覺地為國有經濟和公眾利益做貢獻。并且從自身做起，像馬老和鄭培民那樣不收禮、不送禮，不為私利討好上級。潔身自好，堅守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和標準，不向任何腐敗勢力和修正主義屈服。聽毛主席的話，向鄭培民學習，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關于鄭培民的“3.11”批示精神：要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做到“兩個務必”，嚴于律己、率先垂范，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才無愧于我們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才無愧于我們這個時代。
胡錦濤的《批示》是針對黃祖示的推薦信所做的。說起黃祖示六十年代前的人是熟悉的，他是毛主席為雷鋒題詞掀起“向雷鋒同志學習”活動后，部隊里涌現的三位(廖初江、豐福生、黃祖示)學習雷鋒的典型之一。黃祖示是湘潭人，在湘潭軍分區擔任政委期間進了鄭培民主持的湘潭市委常委會。等鄭培民擔任湖南省副省長、副書記期間他也升任省軍區副政委了。兩人自然比較熟悉。鄭培民病逝后黃祖示給當時主管干部的中央常委、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寫了推薦信。為了增強力度，他又找了當年進鄭培民主持的湘西州委常委會的吉首軍分區司令員、后來升任省軍區副司令員的彭楚政聯合署名。信文如下：
尊敬的胡副主席：
驚聞湖南省委副書記鄭培民同志3月11日因病在京逝世在工作崗位上的噩耗后，我們作為在湘潭、湘西自治州和長沙工作時的同事，作為一名黨的領導干部，作為一名黨員，感到有責任向組織如實反映鄭培民同志的先進事跡(材料附后)。我們認為，鄭培民同志是新時期焦裕祿、孔繁森式的優秀領導干部，是實踐“三個代表”的典范，領導干部的楷模。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勤政為民，無私奉獻，把自身形象視作群眾認識黨的窗口，幾十年以他實踐來證實共產黨人的高尚人格和良好名聲來影響和感染人民群眾。他嚴于律己，謹慎小心，“淡泊名利，寧靜致遠”，“身外之物，鐵石心腸”。他的舉止萬民稱頌，他的早逝傳開，數不清多少人淚如雨下。他的精神正是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不圖名，不圖利，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堪稱與時俱進的典范。為此，我們建議中央有關部門大力宣傳他的先進事跡，以省委書記的高大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弘揚正氣，引導教育各級領導干部自覺實踐“三個代表”，不斷強化公仆意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此致
敬禮!
湖南省軍區原副政委、湖南省八屆政協常委 黃祖示
湖南省軍區原司令員、全國九屆人大代表 彭楚政
二00二年月四月十五日
200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朱玉和人民日報記者董宏君采寫的報道《公仆本色》，鄭培民的事跡轟動了全國，人民群眾震驚了：共產黨還有這樣的領導干部?太少有了!一些老同志也欣慰了：高級領導干部隊伍中還有這樣的榜樣，咱們黨大有希望啊!馬老一次次地看電視報道，讀報上的文章，深為感動：以前出了個縣委書記的好榜樣，這回又出了個省委書記的好榜樣，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還是有人傳吶!
是的!一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形成在青年時期，也就是讀中學到大學階段。鄭培民和我屬于同齡人。我們的成長期的思想教育主要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口號就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努力學習，提高本領，做共產主義接班人。”“忠于黨，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干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在我們心里沒有賺錢發財的念頭，只有為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而奮斗的信念和甘當“螺絲釘”，一切聽從黨安排的組織觀念和思想準備。鄭培民就是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成長的，在黨的(他有幸遇到了有慧眼而又負責任的革命老前輩，包括大學的輔導員老師、部隊的首長和單位與上級的領導)培養下，逐步發展起來的。從他參加工作(我們那時候也叫參加革命)到病逝，沒有例外。所以說，黃、彭的推薦信也好，胡錦濤的批示也罷，都把“三個代表”塞進去實有牽強和附庸之感。現在只能理解為時髦性的時令表述，不必以為然之。可是到現在就覺得太沒必要了!
我很欣賞胡錦濤的“3.11”批示，文字不多，288個字，但意思表達準確恰當，嚴謹周密。如果要去掉“自覺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12個字就更好了。依我看，那“三個代表”純屬廢話。你看它到底有多少新意?我當時在一個很權威的理論雜志社當編輯(副編審)，頭疼死了。一些理論工作者(社科院、黨校和黨政部門的研究室)和省部級領導，紛紛撰稿“分析、論證”其“現實的、深遠的、戰略的、富有創造性和創新”意義，頗有發現新大陸之喜，甚至有人贊譽到“里程碑”的程度。對于這樣三句堆積、甚至疊加的并且有些蹩腳的話，竟然奉若經典和神明，實在可笑至極!
有的作者為了顯示忠心和水平，竟然互相爭論，甚至打“嘴架”，說“中國共產黨若代表先進生產力，那美國、日本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家生產力怎么那樣先進?是誰代表的?”我對這些理論家真是哭笑不得。江“核心”不甘于退出“核心”放“三權”(黨、政、軍)，讓身邊的謀士苦思冥想費盡腦汁鼓搗出這么三句文法不通的無聊話，強力推銷，一些御用文人竟然如獲至寶，大加品嘗。我真不明白國家花那么多人民的血汗錢(現在都說是納稅人的錢，納稅人的錢是哪來的?)養活他們干啥?我們的小編輯也編煩了，問我有什么感受、什么看法?我能說啥呀!我說這些專家們可能也學會了“指鹿為馬”、“鸚鵡學舌”，也許他們就是靠逢迎、拍馬上來的。理解吧，他們也不容易!小同事一直記不住“三個代表”的文字，問我能說上來不?我張口就答，一個字不差，他感到驚訝：我的年紀是他的二倍呀，我的記性還強于他?于是我開戒(我是教書匠出身，好為人師，改行后一直警誡自己，別犯病)直說了：
“別看它句子長，其實就是這么幾個詞語：一個‘要求’，一個‘方向’，一個‘利益’。其他都是附加語，用毛主席的話說都是‘副詞’(毛說的不是語法里的副詞)。就說頭一個‘代表’吧，‘要求’，誰的要求?不是你，也不是我，更不是他。一句話，不是指人說的，而是指“生產力”說的，是“生產力”發出的要求。什么要求?是‘發展’的要求。干嘛有‘要求’?它要發展到‘先進’的程度，成為‘先進生產力’，于是才有這個要求。如果它甘于現狀，那就不會有這個‘要求’了。‘生產力’不是生物，更不是人，它不會表達，怎么辦?由中國共產黨‘代表’它表達。這樣就弄清楚了吧，共產黨代表的不是‘先進生產力’，而是‘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而這個‘要求’實際了說就是‘欲望’，比如，人吃飽了就不想再吃了，為啥?他沒有吃的欲望了。反過來說，人餓肚子時就想吃，吃點兒啥都行，吃啥都是好的、香的。所以欲望來自需要，更來自這方面的虧空。肚子越空吃的欲望越強，要求也就越甚越急切。同理，生產力越是落后，它要求發展的欲望也就越強，它的發展要求也就越烈。”
小同事聽我這么一說明白了，自覺“茅塞頓開”，樂了，接著讓我說那兩個“代表”。滿足他的要求吧，他也有求教的欲望了，正好，我還無處宣泄呢，這也是需要。我又開講了：
“第二個‘代表’的是‘方向’，誰的方向?‘文化’的方向。因為‘文化’也感覺到自身的落后了，也不甘于現狀，要‘前進’，以期成為‘先進文化’，但是往哪兒進?朝哪個方向走?找中國共產黨啊，她領你走。這就出來個‘前進方向’的‘代表’。其實既然說是‘先進’了，那它對應的就是后進(實意就是落后)，這里的‘先進’和‘落后’是在同一個進程也就是一條道上，它只有向背和前后之分，而決定先后的是速度，不是方向的偏正。因此代表這個“方向”沒有實際意義，也說不通。只能看作個文字游戲罷了!第三個‘代表’就更好說了，毛主席早就有話：共產黨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在中國共產黨員心目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至高無上，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還用‘核心’者來總結、論斷、指出嗎?可嘆為其幫忙的謀士們也許和‘核心’者相同，是學理工科的，文科方面欠缺，使他們忘了或不知道漢語語法有規定;副詞前面不能再加副詞。‘廣大’就夠大了，再在前面加個‘最’字就不是話了。比如‘巨大’、‘龐大’、‘碩大’里的‘巨’、‘龐’、‘碩’都和‘廣’字一樣，已經不是原來意義的形容詞，而是表示程度的副詞了。其程度已到極限了，若再用副詞‘很’、‘最’來增加、加深、加強擴大程度就沒必要了。比如‘浩瀚’一詞，本身就大得無邊了，若在前面再加個‘最’字成‘最浩瀚’有必要嗎?‘廣’和‘大’的組合不同于‘美’和‘好’，前者有主副之分，以‘大’為主，后者是并列組合，倆字都是形容詞，所以在‘美好’前加什么副詞都可以，不僅可以加表示程度的副詞，也可以加表示否定的副詞。否定副詞給‘巨大’、‘龐大’、‘碩大’加上倒是可以，但那就沒有‘大’的意思了。因此，副詞不能濫用。文革中出現了‘最最最’的附加，就被后來否掉了。當然現在仍有一些小青年還這么用，那也因為沒人給他們糾正，他們就習慣了。作為民間口語也無大礙，可若是官方用語，不僅大會上說，而且寫進文件甚至《黨章》里，那可就有傷大雅貽笑大方了：偌大個中國共產黨的堂堂《黨章》里竟然這么不講究?起碼不夠嚴肅啊!咳!咱就別深究了，人家大權在握，咱們小小老百姓又奈何?咱們只管編(編稿)吧，別‘咸吃蘿卜淡操心’了!”
我們的對話結束了。“三個代表”初始稱“三個代表”要求，可能有人發覺其中就頭一個是“要求”無法成“三”，于是又稱“三個代表”思想;后來為了表示重視，又稱“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我真無法接受，難道比毛澤東思想還重要?就這么三句話就可以與毛澤東平稱、并稱為“思想”?太不自量了!何況三句之中就這最末個一句具有實意，可惜還是從老話扒來的，何談‘創新’呢?‘繼承’也勉強。
直到“核心”者離開核心后，總算看明白了;人家在“廣大”前加個“最”字不無用意，毛主席說的“廣大人民”是指中國人(即全民)的百分之九十五，而人家“核心”者是指所有的中國人。就他本人來說確實是“發展”了，發展什么?發展了對資本家的認識。有一年為迎接五一國際勞動節，我們編那期5月號稿件，我記得針對民營企業主能否當勞模的專題討論，特查閱了“核心”者講話，上面他明確說不行。時過幾年，不僅可當勞模，還可入黨了。其理由就來源于江“核心”的新發展——“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說，從為國家做貢獻(能納稅)的角度看，當然要吸收到黨內。于是我想起蘇修赫魯曉夫推行的“全民黨”和“生產黨”。若與后來的戈爾巴喬夫比，人家管怎么還沒把蘇共解散，只是擴大了發展范圍，總比消亡了好啊!可是，中國共產黨如果這樣下去，那還算是無產階級政黨了嗎?那只能如馬老說的，改稱“社會民主黨”或者把“共”字改成“生”字。在改革之初我在原單位舉辦的工會積極分子培訓班上講“四項基本原則”時，為消除有些人的疑慮，我頗有信心地說：“無論怎么改革，改革到哪步，咱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不會變，決不能變成‘生產黨’或‘富民黨’。”現在看來人家的擔心不無道理，而是有先見之意!
還回到胡錦濤的“3.11”批示上來吧，且看，還真有扭轉乾坤的味道：
鄭培民同志是新時期領導干部的優秀代表。他身居領導崗位，心系人民群眾，始終把“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廉潔從政，艱苦奮斗，盡職盡責，鞠躬盡瘁，真心誠意地為人民謀利益，以自己的模范行為和崇高品德，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贊譽，集中體現了當代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
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要向鄭培民同志學習。要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做到“兩個務必”，自覺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嚴以律己、率先垂范，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真正當好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帶頭人，當好為民造福、為民解難的貼心人，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努力奮斗。
這288個字的批語是在鄭培民逝世一周年的2003年3月11日，也就是出任總書記也一年的胡錦濤在學習鄭培民的活動已經興起后，為推進成學習高潮，就黃、彭的推薦信而做的。但是《人民日報》4月1日發表不到10天，就爆發了“非典”，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就帶領全國人民投入抗“非典”的戰斗中。雖然“學鄭”高潮未達到預期的程度，但卻以這個批語檢閱了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當然，批示人自身也是言行一致身體力行，總書記和總理都獲得了人民群眾的好評，威信大增。可是也有人在問，這是“三個代表”起的作用嗎?答案是：非也!那是廣大人民群眾從胡錦濤總書記帶領中央新班子去西柏坡學習時，重新強調毛主席的“兩個務必”，看到“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又要回歸了。但作為接班人在一段時期內，是不能不沿用習慣的表述“自覺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人民群眾能夠理解，權當“口頭禪”吧，其實之前的表述已經夠了!現在仔細看看，沒提“鄧理論”不也很好嗎?若能把涉及江“代表”那12個字拿下去再讀一遍試試，毫無影響。去掉“三個代表”，就能突出“兩個務必”。在強調“兩個始終”后提出“兩個真正”，多么自然，多么好啊!含金量多足啊!何必讓它給稀釋了?
在馬老的書《紀念毛澤東》這本書里，我還閱讀了鄧小平1972年8月3日委托江青遞交給毛主席的檢討信，看了他三次檢討中自我批評的話，還讀了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他向中央寫的3萬言《我的自述》。覺得他當時的態度確實可以，可是對照他上臺后的一系列作為，把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給暈化了，把文化大革命丑化了，把黨的成份雜化了，把無產階級專政虛化了，把社會主義道路色(特色)化了，把國家西化了，把領導干部腐化了，把階級隊伍分化了，把人民群眾奴化了。充分表明毛主席對他的批評是對的，“四人幫”對他看法是準的。他確實是“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現在已經證明王張江姚預料的：他若上臺就會全面復辟，歷史就要大倒退，千百萬人頭落地，人民就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從而證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確性。他就是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他反毛主席，也反黨，更反社會主義。他對內搞宗派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他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式人物。馬老提出要為“四人幫”平反是驚人的，也是有道理的，至少不能定罪。馬老完全出于公心，他不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他沒有傾向性。他的黨齡超過我的年齡。他自始至終參與了這場大革命。他的觀察是客觀的，審視是理性的，我相信他的判斷也是正確的。我也相信與他有同樣看法和想法的老同志肯定不在少數，問題是能像馬老這樣直言不諱、旗幟鮮明地表達出來的，實在不多。難能可貴的是在自己暫短而珍貴的余生之年敢于并情愿把真話留給后人，著實不易，彌足珍貴!
下面再看鄧小平給華國鋒的兩封信：
東興同志轉呈國鋒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擁護中央關于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斗爭，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后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這是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的勝利，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勝利。
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斗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
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鄧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再看下一封：
華主席葉副主席并黨中央：
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
我七五年的工作雖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
我感謝黨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幫”沒有關系這件事，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人民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么，什么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我曾向中央用書面表達我內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把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斷、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的偉大勝利的時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國鋒同志和中央用書面表達我的真誠擁護和歡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認為恰當，我建議把我這封信連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發黨內，究應如何處理，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決定。
順致誠摯的敬禮!
鄧小平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這兩封尤其后一封信是多么真誠、懇切并富有感情啊!讀時就為之心動，讀罷令人感動，多么好的革命老前輩呀!怎么能不啟用讓他復出呢?他相信自己這兩封信會在黨內上下引起同情，這對他十分有利。中國人是頗有憐憫之心的，大多同情弱者。人家雖然有錯誤，但畢竟認識了，并且做了自我批評。那慚悔的真切心情，那自責的深刻程度，那請求工作的合理要求，肯定能在全黨通過。善良的中國人啊，太純真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上當受騙了!他復職后就逐漸露出本來面目，把他給服了迷魂湯的“最合適的毛主席的接班人”、“英明領袖”推翻了，把偉大領袖和導師否了，來個大翻個兒。把劉少奇想干的而沒干的全干了，把劉少奇都未想到的也干了。他說華國鋒的年齡“可以使無產階級的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久”;而實際上連十五個月也未能容忍。他利用老戰友、老部下的關系在黨中結派，把“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像剝蒜頭似的一個個扒掉，最后就剩個蒜桿，毫不可惜地甩了。然后把為自己搞“宮廷政變”的有功者按功勞大小排了座次一股腦塞進圈子里。自己站在圈子外，像幼兒園的阿姨看著小孩兒丟手絹那樣嚴密注視嚴加防范，看誰不按他定的游戲規則行動又不聽擺布立刻拿下，毫不留情決不姑息，翻臉不認人，干凈利索，不留一絲后患。不僅華國鋒，就是由他自己點將安排的也未幸免，結果把他預期穩定的“十五年或二十年”折騰個稀糊糟，一波接一波、一撥接一撥，朝不保夕，人心惶惶。直到不得不做個姿態把職務全退了變成普通黨員了，還讓女兒陪著到東南沿海“劃了個圈兒”，把他看好的江“核心”搞得暈頭轉向，膽戰心驚，不得不“俯首稱臣”才勉強保住位子。他歡呼的“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原來是哄小孩兒的。他說了那么多好聽的，哪一句算數了?人善良大發勁兒了就有點兒蠢了。當人們看到他信誓旦旦的信言“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推向前進”的時候，怎么能想到他在這里留了后手?原來是暗藏殺機。后來他的一些追隨者就是利用他這里的“準確的完整的”定語，否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應用，得逞后大加稱頌他的精明。怎么理解他的“準確”和“完整”?什么是“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恐怕他自己也說不清楚。他的表述很講究很有分寸，沒用“正確”用“準確”。因為“正確”對應“錯誤”，他還沒有明說毛澤東思想中有錯誤的成分，但“準確”之外就是“不準確”，“完整”之外就是“不完整”，是零碎的、支離的。用他定的標準來選擇毛澤東思想肯定選擇不出來的，那只能扔在一邊，自己來吧!于是，他就可隨心所欲，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想說啥就說啥，框框沒了。說啥都得給我干，干對了是我“設計”的好，干糟了是你們沒干對。反正我是“總設計師”(實為“太上皇”)，死活都不能怪罪我，我只是“設計”。何況我有言在先，“摸著石頭過河”，早就留了余地，什么都可以試嗎，當不了從頭再來。再說社會主義沒有定軌，共產主義是啥樣誰也沒看見。就這樣一些互相矛盾不知所云的言論竟被追隨者捧成“理論”，居然取代了毛澤東思想。看似“順理成章”，只可惜呀，他的“設計”和所謂“理論”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嗎?檢驗的標準不是過程，而是結果。如今30年過去了，結果如何?現在已經是禿頭上的虱子，明擺著呢。如果今天搞批鄧，任何一頂帽子都適合他這顆腦袋。以往給所有錯誤路線頭子定的罪名都可以給他用。他比林彪的騙術高明，他比劉少奇的操作巧妙，他比赫魯曉夫手段成功。他真可謂“集大成者”!現在要寫批鄧材料隨便拿出一件事都可做例子當靶子。所差的是讓他弄的人們的精神頭都用在賺錢上了，不再是毛主席強調的那樣“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了。這是個難點，麻痹了，不屑一顧了，“把自己事情辦好”結了!這樣再過30年，我們這茬人也不在了，就沒人提這個了。
因此，我非常贊成馬老的那句話：“老同志表態的機會不多了，該說句真話了!”趁著我們還在黨，趁著咱們黨的現在領導集體還沒有變，趕緊吧，盡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吧!咱這屆領導人是很民主的很能聽得意見的。不要有任何顧慮!我們就這么一個可信賴可依靠的黨，我們不同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沒有選擇的機會和權利。爸爸可以另找，而母親只有一個!就算母親有缺點有失誤，甚至犯過錯誤，也還是我們的母親，因為她是咱們的親媽。咱可不能因為怕挨打不敢吭聲。因為咱們不再是小孩子了，已經長大了，我們不能光指望母親的教導，我們也該幫著母親看看道兒出點兒主意了。兒女對母親的親情和孝心不只表現在順從、說好聽話哄她，讓她感覺舒服，更重要的是在她有毛病感到不舒服的時候，趁輕救治，使她盡快恢復健康。也可能她覺得吃藥苦扎針疼，可她心里明白，咱們是關心她為她好。做兒女的心是真的，假不了。母親心里也是清楚的。她不會冤枉兒女的好心，她也可能表面不高興，但是內心是愉悅的。咱們要有個思想準備，也許當著別人責怪幾句，實際是顯示她有一幫好兒女，兒女們有孝心負責任，在兒女們的精心照料扶持下她會健康長壽的。
六 難得的附件
本想行文至此就該擱筆了，但是想到歷史資料的珍貴，我還想把從馬老《紀念毛澤東》一書中的《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紀念鄧小平100周年誕辰》的附件錄于下面：
附一 鄧小平的檢討和認識
鄧小平說過，“現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徹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斗爭……，而在這場文化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范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個人。”(1966年10月26日的“檢討”)
鄧小平說過，“1952年我到北京以后，特別是‘八大’選為總書記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黨內的最大的走資派之一。”(1968年“我的自述”)
鄧小平說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我對中央保證，永不翻案”。(1972年8月2日給毛主席的信)
這里還可附上鄧小平給江青轉毛主席的信，鄧小平給華國鋒同志的信。他只有一再認錯和做深刻的檢討才多次被打倒又得以被起用。
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時，都是贊頌毛澤東在摧毀三座大山和發動文化大革命兩大斗爭，從而堅定地高高豎起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但是，你不把企圖砍倒毛澤東思想旗幟的“鄧小平理論”批倒，你能穩固地豎起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旗幟嗎?
附二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于林彪反黨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于陳伯達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察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及大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復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于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于他們的歷史我一無所知，只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于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個長處。在歷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歷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毛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政策，并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然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后，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志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評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會也說過)，對我這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志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只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系很壞。至于對賀龍的關系，大家是知道的。
對于羅瑞卿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系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彪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并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了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對于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強調老三篇，多次說只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于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點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志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贊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于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的作用的。
對于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面的作用。過去我只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的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只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只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于陳伯達，他的歷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伯達的印象是，這個人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他贊揚別人寫的東西。對于能寫的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和文件。如果他提出過什么不正確的意見，而后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哪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只知道他在工業方面提出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制。搞托拉斯，我們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于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會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制(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后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答。不知他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只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只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么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桿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只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后，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么樣子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樣，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大勝利!
關于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寫“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期間，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后，犯下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0、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毛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于我本人也是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里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后，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到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的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
附三 “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愿做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編者按：這里選編了鄧小平三次檢討中自我批評的幾段話，也選編了他自己或他主持否定這些作為批評的幾段話。這些話是前后相伐的。每個人都用自己的言行寫自己的歷史。一個人全面否定了自己的保證，也就肯定了自己絕不愿做的預言。請問：“鄧小平理論”的宣揚者，你們以為然否?歷史常常捉弄人。
（一）關于階級斗爭問題
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穿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斗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的錯誤路線的斗爭。而在這場文化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錯誤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范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個人。
在對待階級斗爭問題上，在對待黨內斗爭問題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轟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所說的一九六四年的右傾錯誤，我是有份的，對于一九六二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我雖然有些不同的意見，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方面的。
(196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發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一九六一年我參與制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膽敢風的時候，我贊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干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參與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1967年6月30日至7月5日鄧小平《我的自述》)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到北京以后，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后，犯了一系列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過去常說十次路線斗爭，現在應該怎么看?彭德懷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志這一次也不能算了。一九六一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七十條，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志對工業七十條很滿意，很贊成。他說，我們終于搞出一些章法來了。
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斗爭，提得更高了……但是，十中全會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階級斗爭，搞“四清”了，然后就是兩個文藝批示，江青那一套陸續出來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討論“四清”，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
(鄧小平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3頁、295頁至296頁)
一九五六年九月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得很成功。……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編者按：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說：“劉(少奇)、鄧(小平)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征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這一錯誤提法，“八大”二次會議做了糾正。]
(《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15條)
（二）關于獨立王國問題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所犯的錯誤的性質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錯誤中，由于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制左派、打擊右派，壓制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學生斗學生，群眾斗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導到邪路上去。
(196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為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只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后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聯的，結果我自己最后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分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里，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斗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鄧小平《我的自述》)
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0、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技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毛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二十條)
（三）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
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196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對于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鄧小平《我的自述》)
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于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實際上，現在這次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性質的分析，超過了過去所謂路線錯誤的概念。
(鄧小平《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308頁)
（四）關于犯錯誤的根源
這次犯路線錯誤，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證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現在初步用鏡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
(196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里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后，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到六年了，我總想有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五）關于保證永不翻案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于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面鏡子來認識我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么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愿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鄧小平《我的自述》)
關于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
(《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22條)
附四 鄧小平：我的自述(摘錄)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鄧小平同志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全文約三萬言。他在這個材料中，比較全面地敘述了他的政治歷史和工作經歷，檢查了他的錯誤。現將他檢查其重要錯誤的部分和敘述他受王明“左傾”路線整他的簡單過程，摘錄如下：
紅七軍工作期間
一九二九年夏，蔣桂戰爭之后，俞作伯任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廣西督辦公署主任。俞極力表示進步，要求我黨派干部去他部隊工作，黨中央即派我作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寧過了一個月左右，情況發生了突然變化，我們決定舉行南寧起義，報告了中央并得到批準。九月的一天，我們帶領第四、第五兩個大隊和教導團的一部分舉行了革命兵變。第四大隊由張云逸率領開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隊一道走的。第五大隊由俞作豫同志率領開往龍州，李明瑞是隨五大隊行動的。后以四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七軍，以五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八軍。廣西右江地區，是一個比較有群眾基礎的地區，這里有韋拔群同志那樣的優秀的、很有威信的農民群眾的領袖，東蘭、鳳山地區是韋拔群同志長期工作的地區，是很好的革命根據地，這給紅七軍的建立與活動以極大的便利。我們一到百色，準備打紅旗，決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義。起義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電報，要我去報告工作。我在同張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龍州，到龍州后，對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開了黨員干部會，大家同意打起紅旗，成立紅八軍。我在布置之后，即由龍州動身，于一九三O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批準了我們的行動，令我回廣西任七軍政委和前委書記兼八軍政委。一九三O年三月間，回到龍州紅八軍，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傳達了中央指示。當時左江形勢日益困難，我同他們商定，不能立足時，可向七軍靠攏。紅八軍成立不久，被敵襲擊，損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了。紅八軍剩下幾百人(約半個團)由袁振武等同志帶到了右江，合并到七軍里面了。紅七軍回到右江，大約是七、八月間，我同張云逸等同志匯合了。
大約在一九三O年十月中旬，突然來了中央代表鄧剛(又名鄧拔奇[?])，向我們傳達了立三路線，大講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指令紅七軍立即出動，其具體任務是三句口號，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全軍聽了都很興奮，于是在十一月初誓師，留韋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裝堅持右江根據地(韋英勇地堅持了多年，后被叛徒殺害，光榮犧牲)，主力約七千多人就向東出發了。這時我的思想情況是，聽到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確很興奮，但同時感覺依靠這幾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廣西恢復了統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沒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堅決執行。鄧剛還傳達了中央的批評，說我們在右江的土地政策(這是中央時從紅四軍報告中學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執行右傾的富農路線，我對此也感到不快。對于立山路線，聽了中央代表的傳達，確實是興奮的，并未覺得有什么不對，只是從以七軍本身力量來執行那樣大的三個口號的任務，是困難的，又只是從打柳州這樣的具體問題上提出了意見，那時根本沒有什么路線問題的認識和覺悟。經過一番爭論，我終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線，結果使紅七軍脫離了右江的根據地，又錯誤地決定了打武岡，進行梅花戰斗，使部隊受到很大損失，我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紅七軍在立三路線的影響下，連打了幾仗，部隊損失很大。過樂昌河時，部隊被敵人截斷了。張云逸同志率領的軍直和一個團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同李明瑞、許卓等同志帶領的一個先頭團，擺脫了敵人，繼續前進，大約在一九三O一年底到了江西崇義。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臺，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志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并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只有許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許、李的同意，并商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后，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后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報了到。關于我離開紅七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王明路線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面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后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系的兩部分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在中央蘇區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間，我們到瑞金，這時正值紅軍主力反對敵人三次“圍剿”時期。瑞金是中央蘇區的后方，但當時被反革命社會民主黨分子篡奪了縣的黨政領導，殺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眾，弄得全縣群眾不滿，干部情緒低落，全縣面貌是死氣沉沉的。這時在紅軍工作的謝維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來的余澤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議推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其實與上級沒有聯系)，謝余等都幫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們迅速地懲辦了反革命分子，為被冤屈了的干部平了反，開了蘇維埃代表大會，干部(幾乎全是本地農民干部)群眾積極起來了，全縣局面大為改觀(關鍵在于有了大批與群眾有聯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圍剿”粉碎后，開了幾萬人的祝捷大會，熱情是很高的。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一年多，大約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志)調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鄔、安遠三縣的工作。三縣都是中央蘇區的邊區，赤白對立很厲害，我們自己的武裝，每縣只有百幾十人的獨立營，人民武裝(赤衛軍)的槍支很少，由于“左”的經濟政策，商店大都關了門的，財政經濟也很困難。我在會昌工作半年多一點時間，未能打開局面。在博古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大約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間，我被調離了這個工作到江西省委當了一兩個月的宣傳部長，隨即由臨時中央開展了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羅明路線”。斗爭后，撤銷了我的省委宣傳部長職務，給了我以最后嚴重警告處分，派到樂安縣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我到樂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據說樂安是邊區，怕出問題)，不久，即調到總政治部當秘書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賀昌。我當了兩三個月秘書長后，要求另調工作，于是分配我為總政治部宣傳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傳工作，還主編總政機關報“紅星”(小報)。這個工作我一直擔任到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時期
一九四O年前后，我們碰到兩個問題，一是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斗爭，一是百團大戰。當時彭德懷奉行王明路線，叫我們在反摩擦斗爭中，要盡可能避免摩擦專家張蔭梧、石友三等向蔣介石告狀。我有很短一段時間受了所謂“避免告狀”的影響，未能放手進行反摩擦的斗爭，這雖未更多地影響我們的反頑斗爭和抗日斗爭，但不能說不是受到彭德懷所奉行的王明路線的影響。關于百團大戰，我當時不知道未經中央軍委、主席同意，也未過問，而是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命令的，執行了錯誤路線(當時不了解這是路線錯誤)。隨后我曾在寫文章中贊揚過百團大戰，也是很錯誤的。大約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開的一次干部會議上，彭德懷到了，講了很多謬論，就是他那一套所謂平等、自由、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觀點，口氣也是訓人的，對這對那都批評，引起到會其他人特別是薄一波的批駁，雙方爭論很激烈。但是我對彭德懷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對薄一波等人的觀點也有不少是不贊成的。我作為分局書記，在作結論時，完全采取了調和立場，避免觸及雙方的爭論，只正面說了根據地建黨、建政、群眾工作、對敵斗爭等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回想起來(過去不是這樣認識的)，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性的錯誤。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間我到延安后，向主席報告了這次會議的情況，并把我在這次會議的結論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期間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么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想法是有的。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贊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于黨和人民，對于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后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這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人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贊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O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于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以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顯的原則的。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話。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很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斗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后來的長期中，我在處理階級斗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方面，或者在黨內斗爭(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一九六一年我參與制定了工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一九六二年刮單干風的時候，我贊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干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對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只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后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聯的，結果我自己最后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分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里，我過分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斗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產階級道路方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后，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面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
我的批評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群眾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面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于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我入黨四十多年，由于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面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面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于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愿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一個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附五 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后的表態性講話
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重申了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因此，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葉劍英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也重申了毛澤東的這個理論和路線。
鄧小平在閉幕詞中說：“我們這次代表大會，在英明領袖華國鋒同志主持下，在以華主席為首的大會主席團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全體代表的共同努力……圓滿地完成了我們的莊重任務。
“我們這次大會，是堅持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大會，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團結、堅持光明正大的大會。”
1978年7月17日《鄧小平同英國朋友詹金森的談話》中說：“中國人民永遠懷念毛主席。我們所取得的成功是與他的領導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是肯定的，我們在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這樣性質的大革命今后還要搞，當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過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對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確的評價。他說，文化大革命有缺點，但基本上是正確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我們中國人民對七分成績是感覺到的。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鑒于蘇聯變修的經驗……當時黨內就有劉少奇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毛主席糾正了多次，沒有糾正過來。”
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用唯物主義觀點和對立統一方法，預見并總結了中國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作出的理論判斷。這個判斷又為毛澤東去世以后，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社會解體，資本主義復辟，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包括腦力勞動)者重受二茬罪的歷史教訓所證明。
當鄧小平向毛澤東和全黨檢討他講過“黃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是不管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只要能恢復農業生產就行，要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的時候，當他向英國朋友詹金森聲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鑒于蘇聯變修，黨內有劉少奇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毛主席糾正了多次，沒有糾正過來，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時候，他是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他用自己的言行證明，檢討是欺人之談，對英國朋友的談話是欺人之談。以后，又以他為核心，把他承認的錯誤改為正確，把劉少奇的機會主義路線改稱正確路線，把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改稱“左”傾，寫的毛澤東的錯誤比路線錯誤還重的時候，他不但表演了川劇“變臉”，也暴露了他從1956年“八大”以后思想上的修正主義真實面目。
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好像他還堅持馬克思主義，其實，這是他慣用的欺人伎倆。歷史實踐證明：“四項基本原則”是口頭上的，實際上是假的，實用主義的。停止使用“階級斗爭為綱”，就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十二大到十五大經濟體制改革不斷變化提法。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十二屆三中全會和十三大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定為指導思想，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要“抓大放小”“以資本(請注意這兩個字!)為紐帶，通過市場形成具有較強競爭的……跨所有制……大企業集團。采取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開搞活國有小企業的步伐。”
1992年，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中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作了闡述。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與前述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闡述相較，第一，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講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向哪個階級專政?當然是向資產階級專政。鄧小平主張無限制地發展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然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
(見崔蒙《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對立統一》81頁)
1972年林彪叛黨叛國，自取滅亡以后，鄧小平做了檢討，表示要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取得了毛澤東的信任。當毛澤東發現鄧小平擅自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拒不主持政治局會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缺點和成績是“三七開”的時候，毛澤東和黨中央不得不再次把他打倒。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期間，鄧小平在十一大《閉幕詞》中曾經肯定十一大路線，肯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缺點和成績是“三七開”，我們前面已經敘述。可是，當他在中央一占多數，就把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翻了個底朝天。
(見崔蒙《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對立統一》86頁)
附六 鄧小平1976.10.10經由汪東興轉華國鋒的信
(信文前面已經引用，故不再抄錄)
附七 鄧小平1979.4.10給華國鋒、葉劍英的信
(此信文亦因前面已經引用，故不再抄錄)
鄧小平這些文字是不會全被他的吹捧者、追隨者和繼承人編入《鄧小平文選》里面的。那么該不該納入“鄧小平理論”中去呢?為了全面而真實地認識鄧小平及其“理論”，還是把它們羅列在這里吧!我們應該忠于歷史，對歷史負責;我們應當對得起逝去的人，對得起今人和后人!因為我們共產黨人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同時也是普通人。無論是口頭上還是從心里講究乃至提倡“實事求是”，應該是本分。作為一個大寫的人，一個真正的人，就不該昧著良心言不由衷，反復無常，前后不一，甚至存心說假話，陽奉陰違，背信棄義，嘴不對心，自食其言，言行相伐。如果他不屑一顧的話仍然照此辦理，不僅失信于民，而且貽笑于世。作為現在還活著的人都還有一顆仍在跳動的心。我們不能熟視無睹，不該指鹿為馬人云亦云，更不該迫于權勢顧及利害得失而違心順隨潮流，并以“識時務”自我安慰心存理然。中華民族是最講究最崇尚“誠”與“信”的。大丈夫應當威武不屈富貴不淫。對于大搞淫威的“大人物”無論是誰，在哪個時期都必將其看作“小人”。鄧小平向毛主席、向全黨發誓“永不翻案”，毛主席說他“永不翻案靠不住”。他用這個誓言在華國鋒“粉碎”一舉成功后，他韜光養晦委曲求全屢表忠心，蒙混復出得手后就露出本來面目把華政權推翻了。但是，他并未就此罷手，而是大做審判“四人幫”文章，借以審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審查了毛澤東。進而力排眾議獨斷專行主持制定了歷史《決議》，對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開也不開”徹底否定，不只是翻了案，而且是翻了盤，反了把。翻案是“推倒不實之詞”把錯誤的結論改正過來。而此人卻遠遠超出了“翻案”的本意，把是非顛倒了，黑白模糊了，結果自己全對了，而對方卻是大錯特錯。30年過去了，鐵一般的事實擺在全國人民面前。人們在無奈的情況下常說“歷史自有公論”，“時間老人是公正的”，依我看那是自我安慰。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可是書寫歷史的卻是主觀的人啊!歷史真不真實那就看由誰來寫了?司馬遷寫《史記》若是受制于當朝的統治者能是這個樣子嗎?我們今人也都將成為古人。為了歷史的真實，我們在有生之年應當向馬賓老人學習，像馬老那樣，把心擱正了，拋開個人利害和恩怨，不以個人得失為標準論曲直、辨黑白、判是非、定取舍，客觀地說句實話、真話，說句公道話!這就是我認識馬賓，接觸馬賓，讀其文、識其人、求其理、隨其想的心得，也是我不厭其煩地將馬文抄錄并公諸于世的動機。至于是對是錯，是功是過我全然不顧了，因為那不是我主觀力所能及的，也不是我本人所顧及得了的。我今生做出了的，是香是臭，由別人去品嘗吧，只要為歷史盡了責任，無論后果如何，我不后悔，我都會坦然面對的。
勞煩了各位!我，并代馬老謝謝諸位!
陶 冶
2008年7月7日于通州—8月15日于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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