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美國崛起，中國復興，實質是空間革命：向兩洋轉動的大陸空間在世界舞臺上依次升起——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的美國大陸，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中國大陸。其思想精華與戰略靈魂是“新大地法則”：將海洋的邏輯和法則內在于大地，陸地通過自身裂變和消融，重新劃分出陸地與海洋秩序。而今的美洲大陸正被海洋資本主義嚴重侵蝕，華爾街的海盜們掏空了美國的空間力量。
前言：尊重精神的異端和思想上的敵人
在自由放任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將取得世界范圍內勝利的前夜，1867年的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話鋒一轉，寫下：“我們想起來了，當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靜止的時候，中國和桌子開始跳起舞來，以激勵別人。”
為什么馬克思加入這樣一句突兀的警句呢?多年之后，歷史本身解開了這句話的謎團。1949年中國革命出人意料的勝利，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終結人類歷史的時代，打破了現代歷史終結論。“歐洲形而上學的邏輯崩潰的場所，就是歷史意志顯現的地方”。1949年，“形而上學邏輯的鐵律和鎖鏈”在東方突然崩斷，迫使“新大陸”許多智慧的頭腦開始重新思考我們所身處的現代世界，重新思考建立在歐洲形而上學基礎上的歷史邏輯的大廈。
也就是從那個時代開始，一個嶄新而有巨大創造力的學科——現代中國歷史與“毛澤東的思想研究”——在美國學院誕生。而此前，在西方世界眼里，現代中國事務只不過是歷史邏輯之外的軼事和花邊新聞，還不具備歷史和思想研究的意義。
作為開創者之一，美國歷史學會主席魏斐德，成為第一個將“毛澤東的思想”描述為“歷史意志”的呈現的理論家。之所以要定名為“歷史意志”，一方面在于指出：現代人類歷史有其“自身的意志”，這種“歷史意志”還遠遠未被西方的啟蒙理性所認識和了解，從而也不可能為資本主義制度的邏輯結構所終結;另一方面，這代表著西方認識中國態度的轉變：正如古代中國被當作一種精神、一種文明一樣，在此后的西方世界，現代中國也開始被作為一種精神、一種意志、一種文明來對待了。
繼中國革命勝利之后，發生在1960年代的中蘇分裂和中國對于蘇聯式社會主義道路的反思，又再一次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表明：歷史也不會以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以斯大林的邏輯在世界范圍內的勝利而終結。——“當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靜止的時候”，有學者揭示出：所謂“現代性的危機”，并不是簡單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危機或者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危機，而是“現代國家合法性的危機”。當然，在西方，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的危機，在東方，則是蘇聯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危機——這就是現代西方“形而上學”危機的新的表現形式。而毛澤東1960年代以批判國家形態的現代官僚制度為特征的“繼續革命”思想，就是對這種現代國家合法性危機的正視，并力圖從這樣的角度去“邁步從頭躍”，展望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更新和更高的階段。
美國的中國現代史和毛澤東思想研究有著巨大而深厚的傳統，這一博大精深的研究不是產生于歐洲“東方學”式的獵奇，對日益陷入平靜的西方世界來說，看起來也并不是比“桌子突然自己翩翩起舞起來”還要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神奇事變。恰恰相反，這是因為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史最終凝結為一種思想：它使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歷史上升為精神的存在，而從這種“世界精神自我運動”的高度去觀察，漫長的中國革命既不能被理解為盲目的造反和動亂，也不能僅僅被理解為“尋求富強”的現代化物質沖動。而這種思想，這個作為“精神的存在”的現代中國，在美國的語境中，當然就是指毛澤東的思想。這就是為什么：盡管在近一個世紀里中美兩國互為敵人和競爭對手，但毛澤東的中國和毛本人，卻一直被美國人民當作值得尊重的精神、思想異端和偉大的競爭對手來嚴肅地對待。
正是這一點足以讓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學術界感到慚愧，不僅是面對美國學術界這些燦若星辰的豐碩學術成果，更是面對一種在思想、學術，即在精神層面“尊重敵人和對手”的君子風度和辯證法的智慧。眾所周知，在1980年代以來的“后革命時代的中國”，毛澤東無疑有許多的敵人和謾罵者(正如他曾經擁有大量盲目的狂熱崇拜者一樣)，但是，毛卻沒有一個值得尊重的思想上、知識上——精神層面的敵人和對手。今天看來，這些咒罵者之所以一點也不懂得辯證法，恰恰就在于他們首先就不懂得尊重精神的異端和思想上的敵人，——甚至他們根本不懂得尊重自己的敵人和異端，盡管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如此偉大的“敵人”和異端。毛澤東是現代中國的“立法者”，他并非僅僅為某一屆政府、某一項具體的經濟政策立法，而是為現代中國社會立法，為中國現代價值觀奠基。因此，要了解和認識今天大多數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所秉持的信仰和基本價值觀念，除了到毛那里去尋找答案之外，恐怕別無它途。
今天，以毛所倡導的“調查研究、深入人民群眾”的方法去了解現實中的中國人民所經歷的一切，或許還特別意味著：如何在個人主義的，或者自由市場競爭的邏輯把我們的經濟拋入災難的世界里，重新發現集體的意識或者集體的意志，如何在這個全球經濟危機時刻去重建一種久經挫折的共同的價值觀念。
一、“百代都行秦法政”——毛時代“治國理政”的當下意義
毛曾感慨：“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枇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這首詩中所涉中國歷史典故眾多，但任何一位對于中國歷史和現實有所了解的人，都會對中國近代以來的軍閥割據給中國社會所造成的苦難事實痛心疾首，從而就會認識到：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尾大不掉和周期崛起，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真正的“封建主義”傳統，是困擾中國幾千年的痼疾，也是困擾中國走向現代的瓶頸。而只要認識到這一點，其實也就基本上可以理解毛澤東這首詩的用意所在，也就理解了毛澤東對于秦始皇形象背后的歷史意志的洞察。
克林頓講述過一次到咸陽的經歷，他把這次造訪描述為從歷史進入現實中國的“精神之旅”的開端。許多美國民眾正是通過克林頓的那次訪問才知道了那個在中國被罵了幾千年的秦始皇。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郡縣制反對封建制的偉大政治家，秦始皇結束了諸侯割據的戰國時代，統一了中國的行政、貨幣、稅收和財經，結束了封建制，建立了郡縣制。因此無論“儒法斗爭”這一說法是否太過簡單化，作為一種對漫長的中國歷史所內涵的問題性的提示，它表現了一種透視歷史的洞見，表現了將當前問題“歷史化”的理論能力。如果不是將其完全庸俗化地運用，就應該承認：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統一和分裂、自由放任還是宏觀調控、放任特權利益階層還是積極打擊地方豪強，這一組貫串中國歷史的矛盾與斗爭，完全可以采用郡縣還是封建、儒家還是法家這樣的矛盾框架來表述和解釋。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真正的“封建傳統”勢力，當然是指各種分裂勢力、各種地方割據、特權利益階層的定期壯大和崛起。而這也至少表明：當代中國許多打著“反封建”、“反專制”旗幟的斗士們，實際上對于究竟什么是真實的封建專制主義缺乏了解。因此，如果今天還有人竟然說嚴格統一國家財政稅收就是“專制主義”的話，那么，美國，恐怕就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專制主義國家了。
郡縣與封建、統一與分裂、自由放任與宏觀調控、鼓勵利益集團與打擊地方豪強，這種歷史辯證法不僅屬于歷史，不僅屬于秦始皇或者毛澤東，而且也屬于當代的中國與世界。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天也被他的對立面攻擊為“國家主義者”乃至“社會主義者”，如果放在今天中國的語境里，這其實也就是指斥他是“當代美國的秦始皇”。實際上，在美國這樣一個長期由金融資本主宰、放任華爾街長期騎在社會頭上的體制中，一個政治家如果被指斥為“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那他就等于站在了華爾街的對立面，從而聽任別人將自己視為專制主義政策的同情者而置于“自由”的對立面，這正如中國歷史上一直將“秦政”置于“仁政”的對立面是一樣的。但是，這些攻擊者們忘了：使得今天巨大的經濟危機之下國家干預政策成為不可避免的，恰恰是長期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這正如1950年代以降風靡世界的凱恩斯主義并非橫空出世，它恰恰是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危機本身所呼喚出來，并醫治其痼疾的藥方。當年，以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為標志，隨著長達20多年的持續經濟增長，隨著社會福利制度的確立，對壟斷資本進行節制的大政府和強式國家，一度成為全世界最時髦、最正確的體制，起碼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根本沒有人懷疑和指斥這是什么“國家專制主義”。
同樣，美國的媒體長期以來給中國打上“專制主義國家”的標簽，從而造成當代中國在美國公眾心目中一種曖昧的形象——中國究竟是我們的朋友還是敵人?中國究竟是美國的合作伙伴還是競爭對手?在當今美國學術界，中國一方面被視為持續高速發展的經濟體而贊美，一方面又被當作國家干預市場的專制主義政權而指斥。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無論在當今的美國還是中國，卻幾乎沒有人指出這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聯系。實際上，恰恰正是由于中國政府對于市場的干預和治理，才避免了自由放任的市場所必然導致的經濟危機，才避免了大大小小的華爾街騎在國家和社會頭上的不幸局面，從而才保證了中國經濟持續20多年高速增長的奇跡。如果說這就是國家專制主義，那么我不得不指出：我們的專制主義不僅是秦始皇的遺產，而且與羅斯福節制壟斷資本的“新政”沒有什么不同。
舉個例子，1992年的中國，仿佛是一夜之間，從中國的東南沿海開始，突然間掀起了洶涌澎湃的、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熱潮，由于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嚴格的銀行監控系統，所以各省的金融部門和開發銀行迅速卷入地方利益中，加之中國人民銀行在地方的分支機構與地方當局具有盤根錯節的關系，使得當年的銀行投資比上一年度一舉增加了45%。從1992年下旬到1993年，中國經歷了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通貨膨脹，1993年7月，通貨膨脹率高達21%以上，而不斷攀升的通貨膨脹迫使儲戶爭先恐后從銀行取出存款，銀行貸款利率隨之攀升。但是，針對這種情況，為利益所驅使的地方當局和利益集團，甚至以直接扣除職工工資的方式強行集資、發債和強制儲蓄，這就是所謂的地方集資、企業集資。通貨膨脹和收入減少，使得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從而進一步引發了大規模的社會不穩定。
毫無疑問，1993年的中國處于一場嚴峻的金融危機、社會危機和國家財政危機的邊緣。也就是這一年，****主席訪問了毛主席的誕生地韶山，敏感的美國學術界注意到此重要的事件，認為在改革開放進行了15年之后，****訪問韶山并鮮有地講到了毛的遺產和“治國理政”經驗，這與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從1993年開始，頂著國內外嚴峻的壓力，****和他率領的領導集體通過以下三個有力措施與中國的金融、財政和社會危機作戰：1，加大國家稅收抑止經濟和投資過熱和過快增長;2，加強銀行監管，收回地方政府對于銀行分支的管理權;3，嚴厲打擊地方集資并禁止軍隊經商，通過誓言反對腐敗，調整地方領導班子。到1994年底，新實行的統一的國家增值稅代替了名目繁多、雜亂的地方附加稅;到1995年，中央財政連續15年下滑的局面被制止了，以自由放任和市場競爭為名興起的利益集團和地方勢力，被“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所壓制，混亂的稅收、中央財政的枯竭、多頭管理的銀行系統終于在1995年得到了逆轉。事實證明：1993年到1994年期間的中共領導集體，通過抑止地方大規模投資和集資、加強銀行監管、統一國家稅收的宏觀調控政策，極大地增加了中國國家的能力和中央財政能力。它一方面將處于危機中的國家從崩潰的邊緣拯救出來，另一方面則形成了新的國家財政的增長方式、新的稅收體制、新的市場秩序、新的金融管理規則，從而在這個意義上將中國社會的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并為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奠定了新的基礎。
這次大刀闊斧的宏觀調控政策，其實就是毛澤東時代“治國理政”經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成功運用——“百代都行秦法政”。
二、“橫空出世莽昆侖”——世界空間革命與毛澤東“新大地法”的誕生
在西方，現代性的發生從空間角度也被理解為“海洋資本主義時代”的降臨。卡爾·施密特曾分別從空間革命、國際法、戰爭模式變遷這三個角度，論述了所謂“西方現代性”理論，指出了其空間基礎——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觀”。
在《國家主權與自由的海洋》一文，施密特指出海洋世界觀的“空間革命”意義：“16世紀時所謂的‘現代性’，正是源于這種(航海與地理大發現)的空間革命，而并非源于所謂的‘文藝復興’對于那種19、20世紀大行其道的個體觀念的倡導，”而海洋時代的降臨及其所導致的空間革命，及帶來的西方“主權”概念和國際法的變遷，仿佛意味著無邊自由的海洋淹沒了陸地上的有限界限。在《陸地與海洋》中，施密特指出：“在此之前，從空間秩序的視角看，主權國家的概念乃是一個陸地的觀念，即它是一個大陸國家的概念，國家是以領土劃界，國家間的戰爭也是為了爭奪領土。——而只有從海洋這個方面出發，那種國家的、封閉的、有疆界的空間觀念的對立面才顯現出來。那種自由的、也就是擺脫了國家空間秩序的束縛、國家疆界無法穿越的海洋，才成為了權威的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的空間觀念”。
隨著主權概念和海洋國際法而發生的，乃是現代戰爭理論的變化。荷蘭、英國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間為爭奪海權而進行的戰爭，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爭奪領土的戰爭，而是在宗教戰爭(基督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面紗下進行的“爭奪世界市場”和貿易主動權的戰爭。而現代海洋戰爭不同于傳統意義陸地戰爭的根本核心是，現代海戰具有典型的“游擊戰爭”特點：依托環境(海洋)，采用先發制人、封鎖、騷擾、制裁和突襲式的海盜方式，以小型的、民間的武裝采取行動，目標不是奪取敵方的領土，而是奪取敵方的實際財富和市場利益、封鎖和壟斷貿易商道。這一戰爭形式在英國崛起的過程中表現的最為明顯，與同時代的歐洲國家不同，英國甚至沒有一支國家常備軍，而只有一個軍商合一的全民動員體制。但也正是憑借著這種海洋戰爭體制，英國在19世紀崛起為世界霸權。
英國所采用的具有現代游擊戰爭特征的海戰的上述有效性，在掀開中國近代歷史第一頁的鴉片戰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歷史學家胡繩在分析鴉片戰爭英國的戰略戰術時，不是把清帝國的戰敗歸結為英國的船堅炮利，而是歸結為英國所采用的新型的、現代海洋游擊戰爭的方式。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胡繩指出：“英國向南京進軍的兵力不足七千人，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從英國本土航行到中國，至少要四個月。從印度到中國，至少要整一個月。以少數的兵力，以小擊大，侵入一個遙遠的大國，這本來是一種海盜式的劫掠行為。所以，他們雖然可以在漫長的中國海岸線上任意選取一點來進攻，但決不永久地占領，不敢分散兵力，不敢過于深入，實際上，只能采取突襲取勝，心理戰術進行訛詐。所以侵略軍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陸深入，而重新回到廣州;占領了廈門、寧波和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棄;最后它進入長江，但并不占領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訛詐目的達到之后，即退出長江。”
這種對戰爭的戰略戰術的分析是使得歷史研究變得真正有力量的關鍵因素，但往往卻是一般的歷史學家所不擅長的。施密特研究的出發點同樣是戰爭、特別是毛澤東關于革命戰爭的理論，正是以此為基礎，才形成了他對于現代西方海洋世界觀的反思。在著名的《游擊戰爭理論》中，施密特驚訝地發現——實際上，最終擊潰包括英國在內的帝國主義列強，并把他們從中國、隨后是越南驅逐出去的，恰恰就是英國為代表的那種海洋戰爭模式在大陸上的創造性運用——而這不過印證了古斯塔夫·拉岑霍夫一句偉大的格言：“一個不尊重其他國家在海上財產的海洋國家，其領土和公民的財產一旦意外著陸，也將同樣無法得到尊重。”
在這個意義上，英國實際上正是被另外一種海洋所淹沒，這就是陸地上“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毛澤東的戰爭理論，就是現代海洋戰爭理論和海洋法被擴展到陸地、并被應用于大陸的典范：其穿插于無邊界的戰場的空間運用，聲東擊西的運動戰、心理戰技巧，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奪取一城一池為攻擊目的的戰爭手段——這些其實都屬于現代海洋戰爭的邏輯。而惟一的、但也是根本的不同是，曾經作為帝國主義戰爭屏障和支撐的“無邊海洋”，現在變成了人民基于反抗而形成的廣泛參與、同仇敵愾——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毛澤東的革命戰爭理論，就是這種“陸地上的海洋觀”的集大成者。
由于《游擊戰爭理論》的研究，施密特真正觸及到了什么叫“毛澤東式的空間視野”，從而成為通過上述“空間革命”的角度，對毛的思想做出最具爆炸性理解的西方學者。在他看來，如果說西方關于現代世界的構想，是1500年以降從“海洋”這個特定空間的發現與開拓中產生的話，那么，正是海洋看起來是一個整一的、不變的、中立的或者中性的空間的這一特點決定了，現代世界既被看作一個1500年以降西方各民族走向海洋的過程，同時也被視為各民族、各區域在歷史中合并為“同一個世界”空間的過程。
但是，與上述“海洋世界觀”完全不同，施密特認為，毛所代表的是既不同于單純的“海洋法則”又不同于孤立的“大地法則”的新的空間法則，施密特因而把毛的空間思想稱為一種“新的大地法”。因為在毛澤東看來：現代人類現代歷史并不是一個“陸地被海洋所戰勝和覆蓋”的過程，而是陸地——即毛所說的偉大的“昆侖”——通過自身的裂變和消融，重新劃分出陸地與海洋秩序的過程。
在一首題為“昆侖”的詞里，毛澤東先是表達了“夏日消融”的時間運動下，大地——“昆侖”解體，一個“海洋時代”、或者近代資本主義世界到來的洪荒景象：“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融，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在這里，人們看到的并不是海洋的運動最終覆蓋了陸地，而是大地昆侖自身的運動(夏日消融)，重新劃分了海洋和陸地、陸權與海權。或者說，與整一的海洋不同，大地的運動總是升起為陸地和下沉為海洋，并把世界分割為不同的地形地貌。正如河流和山脈把土地聯系起來又分隔開來。因而，所謂大地的法則，描述的乃是這些不同區域、不同空間之間的互相矛盾、依賴、滲透和聯系，描述的是由此所建立起來的結構的互動關系。詞的下闕這樣寫到：“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將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施密特認為，在這里“倚天抽寶劍”的，就是一種“新的大地法”——與海洋時代相比，它既是真實的現代世界邏輯，也是中國革命的邏輯，更是一切現代革命戰爭背后所依賴的空間觀念。而這種新的大地法的核心在于：“將海洋的邏輯內在于大地”，“將海洋法則內在于大地”，這里的前提就是將“大地”理解為在不斷消融、凝聚中變化著的雪山“昆侖”。
正是這一嶄新的“大地法”瓦解了海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普遍進程，把一個普適主義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世界，改造為一個矛盾運動的結構空間。因為正是從“新大地法”的視野去看海洋和海洋資本主義世界，西方和現代世界就成為一個正在生成和不斷瓦解的多重空間，而絕不是一個整體。正如毛的如下論斷：西方內部存在著資產階級與勞動者之間的矛盾，存在著白人殖民者與其他人種殖民者(如日本)之間的矛盾，也存在著同一種族的帝國主義之間的利益矛盾，正是這種多重的、彼此矛盾、聯系、互動的空間關系，構成了毛澤東“矛盾論的世界觀”。
在1937年的《矛盾論》中，毛澤東解釋說：先進的歐美與落后的中國作為矛盾的雙方，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對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正如海洋對于大地的根深蒂固的依附)，這是由于歐美向世界擴張的過程，同時也就是一個歐美越來越依賴殖民地的過程。毛進一步說，這種矛盾又是互相轉化的，歷史不是啟蒙主義者所理解的時間的直線進步，而是在不同階段、不同空間的矛盾互動中的彼此轉化，在多重世界空間之間的矛盾、依賴和互動中，正像1500年以降的中國逐步由先進變為落后，歐洲則由落后變為先進一樣，20世紀以降，先進的歐美也完全有可能逐漸轉化為落后，而落后的中國當然也有可能轉化為先進。
現代世界的運動正是這樣，如夏日消融的昆侖——舊秩序解體了，新的歷史階段和新的矛盾、聯系、秩序卻因而形成了。毛澤東說：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解放出來并宣布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任何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于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疇，而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中華民族的現代復興是通過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而完成的，這包括推翻美國長期支持的國民黨官僚軍閥政權，驅逐日本軍國主義出中國的革命戰爭，以及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戰爭。這些斗爭，使得毛澤東成為當今世界無可爭議的“倚天抽寶劍”的戰爭理論家。
今天，類似西點軍校這樣的機構，一直把毛的著作作為高級教材，不僅僅是西點，正如施密特所說，“毛澤東是當代革命戰爭最偉大的實踐者，同時也是當代最著名的戰爭理論家，他的作品是當今西方所有重要軍事學校的必讀教材”。
一位叫高亨的中國古文字學大師，曾用“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來描述毛的“氣魄”，但是“氣魄”是個太難于翻譯為英文的中國詞匯，因此，更為準確和理論化的描述則是施密特關于“新的大地法”的論斷。按照這種劃時代的描述，毛澤東的革命戰爭理論實際上是上述空間革命理論的最集中體現。中國革命的邏輯不能被簡單地視為：大地對海洋的斗爭，中國對西方的斗爭，因為它所遵循的既不是單純的大陸法則，也不是單純的海洋法則，而是將海洋法則應用于大陸法則。所謂“將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應用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就現代戰爭理論而言——就是指將肇始于海洋的游擊戰，運用于大陸上的革命戰爭，它導致了現代戰爭理論的重大革命，翻轉了由海洋帝國主義支配的現代世界的強弱對比，將漫長的19世紀引入了我們的20世紀和21世紀。
今天，我們特別需要從政治哲學的高度去理解現代人類歷史運動，并從政治哲學的高度去理解毛的思想。這種政治哲學告訴我們：現代歷史的運動所依據的，不是單純的陸地法則或者海洋法則，也不是陸地法則與海洋法則的永無休止的對立，而是將海洋的法則內在于陸地的法則，作為這種空間革命的哲學基礎，作為一種新的“大地法”，它就是毛澤東思想所指引的世界空間革命。而下面將要說明：這個偉大的空間思想為什么立足于、也必然指向一塊“面向四海轉動”的遼闊大陸——這就是毛所謂“小小寰球”的題中之意。
在這種世界歷史的現代運動——或者說政治哲學意義上的“世界革命”的視野中，舊有的邊界消失了，但是，在舊的國家、貿易、文化邊界消失地方，將會產生新的邊界、新的聯合。正如一塊大陸在海洋中消失了，意味著另外一塊大陸的升起，這個過程循環往復，永遠不會停止。因此，所謂的“海洋時代”只不過是“夏日消融的大陸”自我運動的表現形式，而海洋時代的意義，也不僅僅在于消失一切邊界，相反，它只是消除舊有的邊界，從而為新的邊界、新的陸權和海權的興起準備條件。現代世界不是一個在自由競爭、自我解構、自我危機中不斷消失無意義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重組的歷史結構。在這種結構運動中，消除邊界是為了形成新的邊界——而這就是作為“最終的善”的歷史的意志之體現的“新的大地法”——以它磅礴的力量阻止著“人或為魚鱉”的世界末日的到來。
三、“小小寰球”——大陸法則角逐海洋資本主義
美國崛起，中國復興，這是20世紀以來世界發生的兩大最根本性的事件。尼采曾提醒我們：不是世界內在于空間，而是空間內在于世界。若從空間構造的角度去觀察世界史，從而能夠把美國的崛起和中國的復興理解為一種“空間構造”的必然，理解為一場影響更為深遠的空間革命：一種“向兩洋轉動的大陸空間形式”在世界大舞臺上的升起，——而這就是指處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的美國大陸，以及處于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中國大陸。
毛澤東曾經說，“中國要對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而中美兩國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為人類現代史承擔更大的責任，從根本上是由于中美兩國具有重要的空間相似性：如果從海洋法的角度看，中美兩國實際上可以被看作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島國”，這就是為什么中美兩國會成為當今海洋和世界貿易的主要吞吐地;而從大陸法的角度看，中美兩國則又是巨大的陸地國家，因而具有龐大的內需和生產能力、消費能力，兩國都把農業和糧食生產作為立國之本。此外，中美兩國都具有來自外層空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打擊能力，因而從根本上對世界的安全負有責任。
美國人馬漢在1900年的《亞洲的問題：陸權與海權的沖突》和1910年的《美國的利益》中，預示了同時兼有海洋和大陸國家優勢的美國興起的必然。比他更早，中國人魏源則在1847年的《海國圖志》中，首次將中國描述為一個大陸伸向海洋的“海國”：“中國山川，其維首在隴蜀，其尾沒于碣渤”。——今天看來，他們當年天才的預見正是建立在一種十分相似而嶄新的空間視野之上，他們先后預見了即將到來的世界空間的變遷與革命。
20世紀的歷史表明，惟一能夠把世界從全球動亂的“漫長19世紀”引向相對穩定的，正是這樣的空間力量：第一，它是連接海洋與陸地的地理空間;第二，它是向四海轉動的陸地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所謂“中國”的意思，當然就不是被19世紀歐洲漢學們所妖魔化的“自詡的中央帝國”，而是意味這樣一個地理和空間范疇：“居四海之內曰中國”——而這就是毛澤東所謂“夏日消融”的“昆侖”構想，就是將海洋的原則內在于大陸的“大地法”。
無論近代中國如何在海洋資本主義的背景下被敘述為閉關自守、貧窮落后，而世界史的真實卻是：在500年漫長的人類近代史上，第一個在世界上出現的類似的空間，就是亞洲的中國。在1500-1830年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正是中國把世界的陸地和海洋聯系起來——以它龐大的物質生產能力、朝貢貿易體系和對逐漸成為世界貨幣的白銀的大規模吸收能力。在這個漫長的“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的創生、成長時期，正是中國(明清兩朝)通過給予“最惠國待遇”的政策，將包括日本、琉球、朝鮮、安南、暹羅、馬六甲、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內的這些海洋國家納入了以中國為中心、不斷擴大的朝貢貿易體系;也正是當時的中國，通過巨大的白銀需求，將亞洲、歐洲和“新發現的”美洲的經濟聯系起來，從而推動了現代世界經濟貿易體系的創生。
換句話說，在現代世界體系成長時代，中國在世界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就類似于20世紀的美國在今天的世界所扮演的角色。這一點，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世界史研究所證實。
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揭開了動蕩的世界史的新篇章，也就是從那個時期開始，歐洲的歷史學家紛紛斷言：中華帝國的崩潰意味著在“陸地與海洋的決戰”中，“大陸法則”的最終崩潰，同時它也意味著一個全面的海洋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然而，今天看來，這種看法卻只不過意味著全球動亂的漫長19世紀的開始。當然，近代中國的崩潰確實表明，19世紀的中國的生產和技術能力，已經不足以再繼續承擔世界上惟一的生產和消費大國的重任;同時，它也不足以繼續支持歐洲工業革命之后所產生的日益擴大的貿易需求;特別是，中國軍事技術的落伍既不能保證自身的安全，更不能保證一個充滿競爭的世界體系是安全的。但是，曾經作為世界經濟發動機的中華帝國在八個海盜國家的打擊下分崩離析，中華民族一百多年的衰落和中國人民陷入的深重苦難，既表現了世界經濟突破它傳統秩序外殼這一漫長過程的殘忍程度，但同時更表現了偉大的“昆侖”在工業革命“夏日消融”的解體和轉化中，最終所能煥發、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因為“夏日消融”的“昆侖”在創造了海洋時代的同時，也創造了新的結構、新的秩序、新的大陸、新的海洋貿易道路。海洋無情地淹沒了一塊大陸，是為了新的空間結構、新的海權和陸權的興起和上升。最終，它也預示著毛所謂：“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的新的“太平世界”的遠景。
以1609年荷蘭人格勞修斯匿名發表《海洋自由論》為標志，“自由的海洋”時代的降臨，其實就是充滿競爭、風險和掠奪精神的海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世界的開始。這個以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為宗旨的海洋資本主義世界，正如拉岑霍夫在1881年所預示的那樣，是一個“無根的世界”：一方面，在沒有邊界、從而也沒有秩序的自由的海洋上，為了利益而互相攻擊、互相競爭的海盜倫理，支配著一種彼此無休止攻擊的海洋國際法，它其中必然包含著一種“自我毀滅”的邏輯;另一方面，突破了其近代外殼的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因喪失了其最終的生產基地、消費市場和吸納貨幣的蓄水池，從而進入無政府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競爭時代，這使得馬克思意義上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不可避免。而前者預示著“戰爭的世界化”，后者則預示著競爭的無政府。兩次世界大戰的最大啟示，就在于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印證了海洋資本主義時代的終結。——這種終結，部分地是以二戰后美國在海洋資本主義的灰燼中崛起為標志的。
眾所周知，盡管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卻從來就不是英國那樣的海洋資本主義國家。關于這一點，在美國國父們為這個國家所制定的藍圖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美國憲法的根基是羅馬法這一最典型的大陸法則。從地緣政治的視野看，美國其實更類似于一個羅馬或者漢唐式的大帝國，正是二戰后的美帝國，以其龐大的國內生產能力，領先的技術優勢和世界債主的地位，以其凱恩斯主義的國內政策和馬歇爾的歐洲重建計劃，包括以宣揚和推廣美國價值觀普世性的軟力量，重新打造了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連接陸地與海洋的20世紀的“新朝貢體系”。美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特別還由于美國擁有的空前的武力：掌握著融陸戰和海戰為一體的戰爭技術，特別是控制太空的技術。正是由于美國的超強武力，當年令那些主要的海洋資本主義國家施展其野心的遼闊的海洋，在二戰之后就早已經不再如格勞修斯所描繪的那樣——是“自由”的了。
二戰之后崛起在兩洋之間的美洲大陸，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也許最能體會已經在這個世界上失落了百年的“中國”感受。作為崛起于四海兩洋之間的新大陸，美國的崛起表明了：一個帝國自身的生產能力和需求能力有多大，決定了它實際上能夠向外走多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說：在人類的20世紀，“居四海之內者曰美國”，實際上，二戰以來，恰恰是以美國這個新“帝國”為對象的現代世界“朝貢體系”，既保持了世界經濟、特別是主要海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穩定，也確立了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應該承認，美國在二戰后所扮演的角色，正與1500-1830年之間中國所扮演的類似。按照荷蘭人麥迪遜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的統計，大清帝國在康乾盛世的生產總量占當時全球生產總量的三分之一，甚至還超過了今天美國居世界經濟總量25%的規模。
而今天美國不斷向西亞的擴張，也使得它越來越像當年的中華大清帝國——長期軍事占領不是美國的最終目的，今天的美國實際上力圖把阿富汗和伊拉克變成它的能源朝貢國，如同當年中亞好戰的蒙古游牧部落和惟利是圖的海上強國琉球之于當年的中華帝國——今天的以色列和日本也不過就是美利堅帝國朝貢體系中的模范成員而已。但是，正是在此意義上，我也不得不說，今天的美國所陷入的危機，與18世紀末康乾盛世末期的中國所面臨的危機也同樣具有類似性：即今天的美國越來越難以承受世界主要生產國和消費國的重擔，越來越難以承受世界主要貿易對象國所帶來的龐大赤字，越來越難以為它的主要朝貢國支付軍事保護費。——當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再次突破其秩序外殼時，美國的有識之士紛紛認識到，當今世界的穩定需要兩個、甚至三個“美國”之間的合作才能達成。這意味著：美國如果要度過當前的危機，它起碼必須為自己尋求一個穩定世界金融、貿易和戰略的伙伴。或許，在今天的許多美國政要看來，這個真正有力的伙伴可能就是在整個19世紀歷經劫難，又在20世紀實現了復興的中國。
于是，今天馬克思的話可能會再次魔力重現：“我們想起來了，當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靜止的時候，中國和桌子開始跳起舞來，以激勵別人。”
然而，我要指出的恰恰是：這個精妙的打算絕不是一個好主意。正如今天美國的金融海嘯，不能通過靠上中國這樣一塊同樣被新自由主義政策搞得千瘡百孔的“新大陸”所能解決一樣。這么說是因為，今天許多當事的政要可能正在盤算著通過一種可謂“屢教不改”的錯誤策略，來應付當今世界的空前危機，這個錯誤的政策說穿了就是：通過美國繼續發債、中國繼續大規模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或者用一句不太光彩的說法，以“中美聯合坐莊或者作局”的方式，以繼續操縱虛擬的美國符號——“美國債券”的方式來煽動世界經濟。但是，這種長期的錯誤政策卻只能把中美兩國——進而把全世界更深入地推向災難和深淵。
實際上，美國今天的危機是從美元不得不與黃金脫鉤的1970年代初就開始鑄成了，從那時起，美國的戰爭販子和華爾街上四處流竄的金融騙子，聯手瓦解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大陸經濟體的美國，掏空了美國的，是一種力圖取消一切空間的“虛擬經濟”邏輯，而這個反羅馬法的邏輯就導源于災難性的19世紀，這個“反大地”的幽靈渾身散發著死亡的19世紀海盜氣息，是全球動亂的19世紀邏輯的死灰復燃和借尸還魂。美國之所以崛起、之所以能夠取代英國成為真正的超級大國，就是由于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海洋國家，但是，今天的美國卻越來越像一個島國——正在成為一個由華爾街上的海盜所支配的國家，由他們所支配的、力圖取消一切空間的虛擬經濟淹沒了北美大陸：美國的根本危機就在于它今天越來越不再是一個可靠的、“真實的空間”。
美國已經不再是世界上最龐大的生產基地，也不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消費市場。總之，作為一個偉大的陸地國家的美國正不復存在，作為堅實空間的美國大地正在從世界腳下消失。需要強調的是：這一切就是因為一種海洋和海盜的性格主宰了美國，它特別地體現為華爾街上四處流竄的金融騙子對于美國的長期統治，所以說，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一種力量，正是他們瓦解了美國的實體經濟，肆無忌憚地掏空了美國和全世界的財富，他們的法則、倫理特別是空間意識與當年那些四處流竄的英國鴉片販子沒有什么不同——后者也曾經幻想將英國掏空后，把英國的首都遷到印度新大陸或者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去。
當美國陷入只有靠上一塊新大陸才能穩定自己，當美國陷入只有依靠剝削全世界才能茍延殘喘的活下去的窘境時，美國的國父們地下有知，他們將為之感到深深地羞恥，因為這就意味美國大陸的塌陷，意味著美國作為一個空間力量的解體。
在美國作家瑪格麗特·米歇爾的著名小說“Gone With the Wind”(《飄》)中，告別了海盜先生的斯嘉麗手捧泥土，哭著哭著，卻又笑了，她這樣說：算了吧，明天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是的，——只要腳下的大陸還在，其余的一切就讓它隨風而去。——而今天，當散發著泥土芳香的美洲大陸，正在為垃圾債券所掩埋的時候，讓我們再次重溫斯嘉麗那句曾經家喻戶曉的格言，然后，用智慧和雙手，在虛擬經濟崩潰的廢墟上，去重建一個更加真實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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