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Ian Buruma(伊恩·布魯馬)是美國紐約州巴德大學民主、人權與新聞學教授。
英文原題：Back to Socialism
對科爾賓(Jeremy Corbyn)來說，值得注意的不是人們指責他缺少愛國主義。這位強硬左派的非圈內人士成為工黨領袖，震驚英國政壇。他是否愿意在公眾場合高唱《天佑女王》并不重要。他的左派思想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修正主義的程度。
科爾賓是個老派社會主義者，支持對富人課以重稅，并把交通和公用設施重新收歸國有。他的階級斗爭論顯示他與主流社會民主派完全分道揚鑣。
戰后歐洲的社會民主派一直是與資本主義妥協的產物。左翼意識形態，尤其是在英國，更多是源于一些基督教道德傳統(“循道宗教義多過馬克思主義”)而非任何政治教條。工黨領袖，如二戰后首位首相克艾德禮(Clement Attlee)并不反對市場經濟;他們只是希望管制市場，使其更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
冷戰期間，社會民主派是西歐用于替代共產主義的平等主義。艾德禮本人就是死硬反共產主義者。
在工黨的會議上，對社會主義的舊象征只是口惠而實不至的應酬話。工黨領袖熱淚盈眶地高唱《國際歌》。黨章第四條一直承諾“生產資料公有化”和產業的“公共控制”，直到1995年才給布萊爾廢除了(科爾賓可能會試圖重新將它寫入黨章)。但只要一成為政府，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很快就會搖身一變，成為更加務實的操作者。
當布萊爾效仿他的朋友美國總統克林頓，通過承諾“第三條路”成為英國首相時，社會主義似乎已經壽終正寢了。克林頓和布萊爾掌權后——繼另一奇怪的盎格魯-美利堅組合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便開始撕裂社會民主派的結構——做出艾德禮想都不敢想的妥協。
克林頓和布萊爾的天才之處，是將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和對華爾街、倫敦金融城和其他更加見不得人之處的權勢人物的卑躬屈膝相結合。布萊爾與意大利富豪總理貝盧斯科尼一起度假。克林頓用總統特赦權讓富豪友人逍遙法外。而在卸任后，兩人又都利用自身聲譽賺到盆滿缽滿。
你也許可以說，第三條路領導人對資本主義做出太多妥協，甚至把自己也妥協掉了。這也是在科爾賓領導下，強硬左派逆襲并最終從妥協派手中奪回權力的原因之一。特別是對許多年輕人來說，科爾賓是他們企盼已久的信念堅定的人，是人民“真正”的聲音。溫和左傾的社會民主派，從一開始就沒有多少意識形態。面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最終說不出什么東西來。
尋求代表民主黨參加明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希拉莉·克林頓，會受到類似的懲罰嗎?她所代表的中間左翼，可能失去對民主黨的控制嗎?
最新民調顯示，她的主要對手、驕傲地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與她的差距越來越小——在一些州甚至已經領先。與科爾賓一樣，桑德斯讓人有一種真實的感覺——他是一名坦誠說出自己看法的政治人物，與照本宣科的主流華盛頓職業政客不一樣。
但包括桑德斯在內的民主黨左派，都無法與科爾賓陣營比硬。與科爾賓相比，桑德斯十分溫和。更重要的是，發生在工黨的事并沒有發生在民主黨，倒是在共和黨上演。事實上，共和黨內的反叛分子，看來比科爾賓還要極端。
共和黨有被狂熱分子掌控的危險，他們把政府的妥協看成邪惡的背叛。迫使軟弱的極端保守派博納(John Boehner)辭去眾議院議長職位，是共和黨人對自身政黨的戰爭。野心最大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不但極端，也比科爾賓更加修正主義。
他們最愛的口號——“奪回我們的國家”或“讓美國再次偉大”——號召回到羅斯福新政和民權的擴張之前，正直白人基督徒寧靜生活不受影響的時代。這些強硬右派共和黨也贊賞“真實性”——事實上，這是他們最看重的品質(這正是特朗普吸引人的地方)。他們憤怒地與黨領袖決裂，認為后者為了執政而妥協自己。
預測誰會贏得共和黨提名還為時尚早。科魯茲(Ted Cruz)等強硬派，或神經外科醫生卡爾森(Ben Carson)等有著深刻宗教信念的“業余”角色，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成為共和黨領袖。但奪得一個政黨的領導權比當選美國總統容易。同樣的，很少人認為科爾賓能贏得英國國家大選。因此，他的政黨相當地絕望。
盡管希拉莉·克林頓目前選戰不利，也普遍被認為不真實甚至非常狡詐，但她大概還是可以依靠其政黨，并最終獲得險勝。她勝出不是因為她的觀點比工黨中左翼職業政客更加令人信服，而是因為她的對手比她糟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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