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主席同周恩來總理等商議籌備建立國家文史研究館。文史館館員待遇好，又享有很高社會地位，很多人自然心向往之。
李淑一是革命先驅柳直荀烈士的遺孀，也是毛澤東和楊開慧的摯友，毛澤東曾經寫下《蝶戀花·答李淑一》的詞章，寄托他對楊開慧和柳直荀的哀思。聽說建立了文史 館，在長沙任教的李淑一便托人找到毛澤東，也想到北京當文史館館員。毛澤東得知后，專門寫了一封信給秘書田家英，信中寫道：“李淑一女士……教書為業，年 長課繁，難乎為繼。有人求我將她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擬以我的稿費若干為助，解決這個問題。”
揆情度理，以毛澤東與先烈的深厚友誼和他所處的地位，寫信向一個部門推薦一位先烈遺孀又何妨?再則，李淑一能詩善文，把這樣一位有功有才之人舉薦到文史館工 作可謂“才盡其用”，并不違反原則。可是毛澤東卻因曾薦未納而選擇“未便再薦”，認為被文史館拒絕是正常的事情，不以為意，而是把原因歸結為“文史館資格 頗嚴”，細細品味，不由使人對開國領袖寬廣博大的胸襟，以身作則、嚴格自律的優良作風頓生敬意。
毛澤東之所以能做到“未便再薦”，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牢記并恪守一個原則，那就是共產黨干部的權力為民所賦，不能濫用。盡管以他的威望和地位向下級部門薦人不 是難事，然而恰恰由于這一點，他才對自己格外嚴格要求。因為他深知如果以權壓人，會給黨的用人風氣帶來怎樣的影響。能不能把握好這一點，是對黨員干部權力 觀的一個有力檢驗。時下有的領導干部卻忽視了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內心深處認為權力是上級領導給的，是自己奮斗得來的。一朝權在握，便自我意識膨脹，想方設 法利用手中權力和職位影響力編織關系網，把與自己親近的人往相關部門推薦。名為推薦，實則“硬塞”，絲毫不考慮徇私用權會給黨風政風和用人風氣帶來多大的 消極影響。黨員干部權力觀問題解決不好，就勢必要在用權上出問題，甚至栽跟頭。只有像毛澤東那樣以敬畏之心對待權力，以嚴格自律保證審慎用權，才能把人民 賦予的權力用好，贏得群眾的贊成和支持。
毛澤東能做到“未便再薦”，還在于他難能可貴的換位思考。他站在文史館領導的角度考慮問題，以“未便再薦”的自我約束，讓文史館按照制度規定公正解決人事問 題。如果說為事業考慮推薦人才是對下級工作的一種支持，那么不“遞條子”、不強制“推薦”給下級出難題，同樣是對下級的一種工作支持。領導干部應該有容納 反對意見的雅量，盡自己所能為下級部門秉公辦事創造寬松良好環境。如果能讓下級部門在處理事情時，都像文史館那樣按原則秉公辦事，認規矩不認人，合規矩的 事不管遇到多少阻力都力爭辦好，不合規矩的事不管哪級領導打招呼都不能辦，又何愁風氣建設搞不好呢?以身作則、以上率下最有說服力和帶動力，這個道理無論 什么時候都管用。
毛澤東“未便再薦”的往事，形象生動地告訴領導干部什么叫公正處事，該如何秉公用權、公心對人。共產黨人就應該這樣，公事是公事，私誼歸私誼，感情歸感情， 原則是原則，絕對不能因為私誼而誤公事、棄原則。黨員干部都應拿毛澤東的“未便再薦”當鏡子來照，使自己常懷敬畏之心，時時處處自律，才能保證自己在用權 中出形象、不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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