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4歲的賀敬之從家鄉流亡出來，于1940年到達延安。2015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 際，91歲的賀敬之，這位《白毛女》《南泥灣》《雷鋒之歌》《回延安》等經典作品的作者，接受記者采訪，談起抗戰時期的經歷，他仍然記憶猶新。
從臺兒莊走出的少年
賀敬之的家鄉在山東棗莊，他是一個貧苦的農家子弟。1935年，11歲的賀敬之由親友資助到離家20里路的一家私立的完小插班，讀書。在此期間 來了兩位新老師，對他做了民族意識的啟蒙，在此之前，他聽家里人講過日本鬼子占了東三省，但是并不了解詳情，這兩位老師在課堂上選的教材和講解的內容，都 是從“九一八”事變講起，一直講到1935年日本鬼子繼續侵占我們的關內，簽訂塘沽協定，搞華北五省自治，這啟發了賀敬之的民族意識。現在賀敬之還記得當 時老師選用的教材中有林覺民的《與妻書》，還可以背誦“意映卿卿如晤”，還有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課》。老師還給他們閱讀魯迅、巴金等人的作品，在私底 下給賀敬之與另外幾個同學，講紅軍北上抗日、西安事變。那時候賀敬之雖然年幼，但都能聽到心里頭去。這兩位老師，后來也沒有再聯系，賀敬之也不知道他們是 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受他們的啟蒙，對日本侵略者充滿仇恨，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很不滿，對共產黨、紅軍則心向往之。
1938年，臺兒莊戰役在賀敬之的家鄉打響。在此之前，賀敬之在兗州鄉村師范讀一年級，后來，學校遷往南方，他因為年齡太小，沒有帶他一起走，他回到了鄉村老家。
賀敬之家所在的村子離臺兒莊只有八公里，他親眼看到了日軍的殘暴、逃難民眾的悲慘，以及當時國民黨愛國軍人抗戰的高昂士氣，他和村里的青少年一 起爬到村東的山上，看到北面震天的炮火、硝煙與滾動的坦克車。臺兒莊鎮中心慘烈的爭奪戰，使不到14周歲的賀敬之受到極大震動，戰前和戰役中村里多次駐過 開赴前線的川軍和桂軍，他們迎敵而上的急促步伐使他感動。早先小學老師曾說過的八路軍抗日故事，以及后來學會唱的歌頌淞滬抗戰“八百壯士”的歌曲“中國不 會亡——你看那英雄謝團長(謝晉元)”，使他思緒交集，恍惚間似乎望見兩支軍隊并肩前進……
臺兒莊大捷之后，賀敬之與四個同學一路輾轉，追尋已內遷的學校。那時另一個鄉師的同學得知山東的流亡學校遷往河南，就來找他，告訴這個信息，問 他愿不愿意一起去追學校，賀敬之征求父親、母親、奶奶的意見，“他們舍不得我，又覺得走還是一個好事，所以我走前一天，我父親和我母親一夜都沒睡著，在我 小棉襖里面縫上20塊還是10塊法幣，還帶了一幅地圖給我，這樣就跟他們一起走了。”他們先到了徐州，從紅十字會在徐州設的難民收容所領了一布袋的花卷， 這種花卷是玉米面和高粱面和在一起的，是黃黑相間的。他們冒著日本的飛機轟炸經過鄭州，爬上了南去的難民火車，在火車上，他們同學中間有一個人還遭到搶 劫，被推下火車，差點摔死。
經過這些曲折，他們到了武漢，尋找難民收容所沒有找到，后來就找了一個小店住下，這個小店是兩層，中間是用木板搭起來的，從下面可以看到上層， 他們在下面住了一晚。上面一夜折騰，那是國民黨的軍官在嫖妓，他們對國民黨的印象被大大破壞了。后來他們坐著漢水的船到湖北的西北部尋找學校，這時候學校 改名叫國立湖北中學，校總部在鄖陽，他們所在的分校在均縣，現在已經在丹江口水底下了。在路上，他們在一個小店里，還差一點讓店主送進監獄，他舉報他們是 從前線下來的逃兵，因為看他們穿的衣服有點近似軍裝，其實那是他們在學校里面軍訓的時候穿的，后來才搞清楚，虛驚一場。到了均縣以后，他們分在不同的班， 實際上那時他們也沒有正規地上課，主要是搞一些救亡宣傳活動，唱歌、演戲，有時候到街頭去講演。
在均縣，賀敬之看到了進步書籍，比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還有蘇聯小說《鐵流》等，他也開始熟悉中國作家的作品， 已經知道了艾青、臧克家、田間，而且他居然也能看到介紹延安、介紹紅軍的書籍，當然是半公開的，有《紅軍長征記》等。有一本《活躍的膚施》讓賀敬之印象很 深，膚施就是延安的古稱，其中講到延安很活躍，有多少青年人投奔延安去了，延安是一個歌唱的城等等，也知道了黃克功案件。這個時候，賀敬之還見到了詩人臧 克家，那時李宗仁第五戰區有一個文化公眾團，臧克家是團長，他帶了幾個作家到均縣，就到了他們學校，在那里做過幾次講演，賀敬之擠不上去，臧克家的山東諸 城方言他也聽不懂，只聽到他激昂慷慨的聲音，手在那里一揚一揚的，而且臧克家還在他們校門貼了一個小字報，賀敬之現在還記得比較清楚，“在異鄉我聽見親切 的鄉音，我在這里遇見了一群年輕人”，等等。
在“保衛大武漢”失敗之后，學校又遷往四川，總校在綿陽，在那里改稱國立第六中學，第一分校在綿陽北邊的梓潼。他們跟隨學校一路走，一路尋找著 救國之道。賀敬之看到山河破碎、滿目瘡痍，也看到了國民黨軍隊消極抗戰的一些弊端，比如他親眼看到過國民黨軍隊“抓壯丁”，用繩子捆成一串串送走，這讓他 對抗戰的前途充滿憂慮。不過，那時他雖然對國民黨有不好的印象，但還是寄以希望。臺兒莊大捷之后，他們在往四川走的路上，不知道從哪里流傳來一個謎語，賀 敬之對這個謎語很欣賞，謎語的謎面是：“是一個人也是兩個人，是古人又是今人，是武人又是文人”——打一個人名。這說的就是李白——李宗仁、白崇禧。這時 他們心里對李宗仁、白崇禧是頗有好感的。到了四川以后，川軍領袖之一鄧錫侯在民眾教育館講演，他當時表達出的抗日熱情也是受到聽者肯定的。
到延安去
在一路隨遷的學校中，賀敬之參加了抗日救亡的宣傳，他與同學們演唱救亡歌曲，他說那個時候抗戰歌曲真是深入人心，不僅小孩唱，大人也唱。說到這 里，賀敬之講起進北京之后，他與夫人柯巖有一次去看望老作家張天翼，那一個晚上沒說別的，就一起唱救亡歌曲，比如《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黃河》大 合唱等，一直唱了一個晚上。他說，那時在川北，唱這些歌曲時很能引起同感：“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歌中唱的是“松花江上”，而他的家就在運河邊上， 激起的是一樣的心情，唱的是抗戰的決心，是思想深處的情緒、感情的表現。那時賀敬之還參加抗日演劇，也對學校與社會上的腐敗現象進行批判。那時賀敬之年齡 較小，他在劇中便被安排飾演一個孩子，沒有臺詞，只是哭，表現日軍所到之處對百姓的騷擾與侵害。賀敬之說，演小孩子很好演，“光哭就行了”，但宣傳效果很 好。在梓潼，賀敬之還發起并和四個同學創辦了墻報《武丁》，以李白詩歌中的“地崩山摧壯士死”的五壯士相比，彰顯了為抗日救國粉身碎骨的意志和追求壯烈的 情懷。
賀敬之還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上發表過抗日的短篇小說《失地上的烽煙》，表現日軍的殘暴，以及村民參加游擊隊的故事。小說中的張大媽相信人性本 善，當別人告訴她丈夫被日軍殺害時，她還不相信日本鬼子會這么壞，也阻止兒子田青參加游擊隊。但是日本鬼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殺了她的女兒，刺傷了她，殺害 了她的鄰居鄉親，村里的漢子們開始奮力抗爭，拿起鋤頭與日軍搏斗，激戰中，田青帶領游擊隊歸來了，消滅了日本鬼子。張大媽終于覺悟了，田青帶領村里更多的 好漢參加了游擊隊。這篇小說寫于1939年7月，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少年賀敬之的愛國情懷。
賀敬之的思想在1939年發生了變化，這個時候他從報紙上看到，也從一些同學那里聽說，發生了平江慘案與確山慘案，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辦事處被國 民黨特務搗毀，而且殺了人。這也讓他想起了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時答應國共第二次合作，結果他把張學良帶到南京后馬上送到軍事法庭審判，判了終身監禁，使他感 到蔣介石沒有政治道德。同時學校里突然空氣緊張，三青團建立了，監視拘捕同學，在高年級班里頭還發生了流血事件，進步的同學被人用刀子捅了。后來他才知道 這時國民黨的五中全會已經正式決定要限共，要大搞摩擦，用主要力量對付共產黨。在這種形勢下，學校的訓育主任主持成立了三青團，他是賀敬之的老鄉，他找賀 敬之談話，說你這個小孩，我想問問你，咱們國家現在分兩邊，一邊人多，一邊人少，一邊吃飯有大鍋、米多菜多，一邊人少，只有一個小鍋，你究竟要到哪邊去? 然后警告他說，你不要跟著那些人胡鬧!
在這種情況下，賀敬之就決心與另外三位同學毅然踏上了北上延安的道路。一起同去延安的李方立也是寫詩的，他經常看賀敬之辦的壁報，與賀敬之的讀 書會也有來往。這時候他在成都，跟賀敬之通信，談到“咱們該走了，到那邊去”。賀敬之說，“走啊，你們三個快來呀”。他們三個很快聚齊，和賀敬之一起在一 個秘密的小旅館里住下，仔細看胡風主編的一期《七月》雜志，那期雜志上有延安魯藝的招生簡章，賀敬之看了如獲至寶，他們就決定第二天秘密離開梓潼，踏上徒 步跋涉奔向延安的征途。他們一直走了一個多月，沿著川陜公路，穿過偏僻的小道，一路遇到不少艱難險阻，甚至還迷了路，最后到達西安。當時西安的形勢很緊 張，第一次反共高潮已經來了。他們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駐地七賢莊，一進辦事處的門，抬頭一看，有毛主席的畫像，而且墻上貼著標語：“堅持抗戰，反對妥 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他們感到一步進入了另一個天地，四個人激動得不約而同地大聲唱起了《黃河》大合唱，正如后來賀敬之在一首 詩中所寫的，“死生一決投八路，陰陽兩分七賢莊”。
住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期間，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不時要躲防空洞。就在那個時候，他們恰好碰到《黃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黨組織決定派他到 蘇聯去，他從延安到西安來，再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辦手續。這時的冼星海已是一代青年的偶像，能親眼見到他，他們都很興奮，他們跟他一塊 跑防空洞，聽他講音樂，冼星海還教他們唱他創作的兩首歌，還講他那首廣為流傳的《救國軍歌》是怎么寫出來的。“槍口對外，齊步前進……”，這是塞克作的 詞。冼星海說，當時在上海，游行隊伍就要出發了，就等著他，他拿到詞以后，不到半小時就寫出來了，寫出來游行隊伍就唱，從此就唱開了。
賀敬之后來才知道，這個時候沒有讓他們直接去延安，還有一個原因是要核實他們的關系，要等到成都來的一個黨員同志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來證明。在 這期間，有一天突然來了兩個青年，跟他們住在同一個房間，一個是廣西的，一個是江蘇的。過了一段時間，辦事處的同志告訴他們，不能接待他們，請他們離開。 這兩個青年就痛哭起來了，其中那個廣西青年還激動地拿起一塊破磚頭，砸了自己的腦袋，流著血表示是真心要到延安，要參加革命。當時賀敬之心里很同情他們， 又沒有辦法。當時西安的形勢特別緊張，后來他們只好走了。到“文革”后，他們兩個人給賀敬之來了一封信，說他們從西安離開以后就到了新四軍在南方的一個辦 事處，參加了新四軍。這就說明那個時期，有那么多的青年都要到延安去，延安對于青年人是這樣有吸引力。
不久，賀敬之他們的關系也到了，他們就乘軍車到延安去，進了延安的邊界，再往前走就看到了寶塔山。賀敬之說他當時激動的心情，可以將他15年后所寫的《回延安》改一個字來形容：“幾回回夢里到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
《南泥灣》與《白毛女》
1941年6月22日，在蘇德戰爭爆發的這一天，賀敬之參加入黨儀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是賀敬之永遠銘記的一天。抗日戰爭對賀敬之而言極為 重要，正是在抗日時期，他到了延安，成為了一個革命者、一個共產黨員。在去延安之前，賀敬之只是一個仇恨日本帝國主義的少年，他關心國家的命運，想要打垮 日本鬼子，但是并不能找到抗日救亡的道路，正是抗戰時期的殘酷現實教育了他，讓他走上了革命之路。在延安，賀敬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與人生 觀，從一個愛國者成為了一個革命者，成為了“中國革命文藝發展新階段的一個小兵”。
在延安，賀敬之進入魯藝，與丁毅執筆創作了《白毛女》，也創作了《南泥灣》等經典歌曲的歌詞。賀敬之的詩風與文風在延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到 達延安之前，他的詩歌表現出的是知識分子式的憂郁和憧憬，比如在去延安的路上所寫的《躍進》組詩中：“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霧;獵人躍進在深處。/獵槍像 憤怒的大蛇，吐著爆炸的火舌。/而我們四個喘息著，/摸索向遠方……”這首詩意象奇崛，外部世界的險惡與“我們四個”構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我們四個”仍 摸索著向遠方，顯示了一代青年的探索，詩風也充滿了知識分子的氣息。而到達延安之后，賀敬之的作品則更加質樸、明朗，充滿了青年的朝氣以及融入民眾的欣 喜，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歌曲《南泥灣》：“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唱一呀唱/來到了南泥灣/南泥灣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來好風光/好地方來好風光 /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賀敬之的歌詞簡潔質樸，充滿了歡快的氛圍，積極的情緒，這首歌雖然是抗戰時期為359旅開墾南泥灣而創作的，但卻超越了具體時 空，成為傳唱至今的經典。
在延安，賀敬之還主動請求到前線去，但沒有被批準。那時，歐陽山尊在賀龍120師政治部，他給毛主席寫信，希望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到前線去。毛主 席也給他回了信。歐陽山尊這時候到延安來，通過《八路軍進行曲》的詞作者公木找到了賀敬之，由歐陽山尊聯系好，他們一起到朱德總司令那里提出請求。那時八 路軍后方總部在離清涼山不遠的柳林，朱德總司令親自接見了他們，聽他們講述志向，但是沒有同意，他鼓勵他們：“你們的思想是很好的，是應該表揚的，但是延 安后方也需要人。”那個時候正是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閻錫山要進攻延安，朱老總，說你們去前線，現在也不合適，等等再說吧。
今年是新歌劇《白毛女》首演70周年，賀敬之是《白毛女》劇本的主要執筆者。“白毛女”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在世界上也有廣泛的影響。《白毛 女》最初流傳在民間的，只是一個“白毛仙姑”的傳說，延安魯藝集體將之改編為新歌劇，由馬可、張魯等作曲。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 會在延安開幕，歌劇《白毛女》在會議期間上演，反響極為熱烈。演出結束之后，創作組根據黨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以及來自群眾的大量意見，對劇本進行了修 改。從此《白毛女》成為一個經典劇目，伴隨著解放戰爭的步伐，從延安演到了張家口、哈爾濱、北京，演遍了全中國。賀敬之談到，當時延安魯藝的這個創作集體 很團結，氛圍很熱烈，同志們之間充滿了溫暖友愛。比如就在創作《白毛女》期間，丁毅除參與劇本的部分執筆外，主要負責油印劇本，工作很繁忙，但他還抽空給 賀敬之做了一條褲子，從這個細節我們也可以看出創作集體之間的互相關心與幫助。
歌劇《白毛女》可以說是“人民文藝”的一座高峰，至今依然散發出歷久彌新的藝術魅力。一部作品何以有如此長久的生命力，何以有如此深遠的影響 力?其成功經驗及生命力、影響力的根源，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歌劇《白毛女》的成功，來自于“白毛仙姑”故事的傳奇性，更來自于魯藝創作集體的藝術提煉與成 功改編，賀敬之等創作者賦予了這一故事以新的主題與新的藝術形式，使之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才創造出了《白毛女》這一經典之作。從早期詩歌創作到《白毛 女》《南泥灣》，我們也可以看到賀敬之融入人民大眾的過程，他的作品不再表現“小我”的情緒，而與民族、與時代融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時代的最強音。
日本投降那一天，延安全城狂歡，賀敬之和同學們喝了一夜酒，吃一位朝鮮族同志贈送的熟牛肉，但他一直沒有喝醉。多年之后，他在《長白山天池短 歌》中寫到，“半生常飲未深醉，縱有千喜與萬悲，為籌環球大同宴，來傾天池試醉歸”。在詩中，我們可以看到賀敬之的豪情、詩情與激情，這讓人想到杜甫的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千載而下，中國詩人對民族、國家的憂患與熱忱沉淀在心中，發而為詩篇。抗戰勝利，是中國人民艱苦奮斗終于實現的夢 想，也是所有中國人終生難忘的。
歷史不容虛無
1942年5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賀敬之當時只是一名不滿18歲的小學員，還沒有資格參加。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他幾乎每天都能聽到參 加會議的何其芳、周立波老師及時的傳達，并隨之滿腔熱情地投入對講話精神的學習和實踐活動。這期間有一段他日后經常談起的記憶，就是座談會結束一周之后， 毛主席親自到魯藝來講演。演講地點在籃球場上，全院的師生和工作人員都集合在這里，賀敬之因為年齡小、個子小，排在第一排，離毛主席最近，對他的聲音、相 貌記得很清楚。毛主席用不難聽懂的湖南話、幽默通俗的語言和豐富生動的表情講出的深刻內容，和他灰軍裝上的補丁，都使賀敬之至今記憶猶新。毛主席所講的內 容有二：一是以柳宗元的著名散文《黔之驢》為喻，告誡知識分子不要看不起工農群眾，外來干部不要看不起本地干部;二是提出了“小魯藝與大魯藝”這個人民文 藝美學的重要命題，指出在魯藝學校學習雖然是必要的，但這畢竟是個“小魯藝”，還必須到“大魯藝”去，“大魯藝”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和廣闊的社會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后，實踐毛主席《講話》和講演精神的魯藝大批師生，走向了新的“大魯藝”。就在此時，賀敬之參加了以艾青為團長的華北文工團，東渡黃河，走向了廣大的華北解放區……
70年后，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時，再次回顧往事，賀敬之說，最使他心潮難平和深思無已的不是平凡的個人經歷，而是身心所系的偉大時代，那個時代的當時、后來和未來。
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億萬中國人民和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寫在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上的光輝篇章，是黨成熟壯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創 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是黨最早舉起抗日大旗，提出并通過艱苦斗爭實施了正確的抗戰總戰 略，包括軍事戰略和政治戰略，以及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民抗戰和人民戰爭，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和團結，抗日根據地的民主建設和國 統區民主運動，以及黨自身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這一系列成就的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流砥柱這一毋庸置疑的歷史結論。
賀敬之認為，我們弘揚抗戰精神，要弘揚包括國民黨進步力量在內的全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要弘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抗日和為新民主主義國家奮斗的革命精神。以毛澤東思想為靈魂的延安精神是抗戰精神的核心內容。可以說，是延安精神鑄就了抗戰的中流砥柱。
不僅如此，隨后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新中國建立后各個歷史階段新的巨大成就，都是與不斷豐富發展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分不開的。鄧小平同志和 黨中央始終肯定，包括“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內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實行改革開放、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提和基礎。賀敬之從青少年到 耄耋之年，漫長歲月中的親歷親見，所聞、所學與所思，使他對歷史發展的這一正道堅信不移。
盡管多年來“去革命化”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涌起，以至近年來變本加厲，例如有人竟公然在正式書刊上發文徹底否定毛澤東領導的延安整風和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這場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和開創人民文藝新時代的偉大綱領徹底否定，旨在從根本上改寫“五四”以后中 國歷史的正道：當時、后來和將來。但是，真實的歷史是不容任性篡改的。不管出自何種動機的妄言和謬說，在真理面前終歸是難以立足于世的。
當然，歷史前進的道路上還會有可以預測和難以預測的曲折，忠誠的革命戰士和覺悟的人民群眾，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改變理想信念的。正如在蘇東巨變、世界共運陷入低潮之時，身處頑疾威脅之下的賀敬之在其詩作中所表達的：“一滴敢報江海信，百折再看高潮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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