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趙一曼

　　▲偽滿洲哈爾濱警務廳臨時關押趙一曼的牢房。

　　?趙一曼和寧兒的合影。

　　▲趙一曼用過的粗瓷大腕，這個故事被寫進了小學課本。

　　▼趙一曼在病床上，這是她留在人間的最后影像。

　　趙一曼

　　▲趙一曼之子陳掖賢手抄的母親的遺書。

　　電影《趙一曼》海報。

　　戰爭讓女人走開，因為在戰爭中，女人一直被當作弱者。

　　但是在硝煙彌漫、血肉橫飛的抗日戰場上，有這樣一批中國女性沒有走開。她們離家別子，奔赴沙場，用鮮血和生命，展示著女性的堅強和勇敢。

　　血沃白山黑水的趙一曼，就是這樣一位中國女性——一個被譽為“青春換得江山壯，碧血染將天地紅”的女英雄。

　　“趙一曼”這個名字大多數人都很熟悉。但很少有人知道，“趙一曼”只是使用時間不長的多個化名之一，她原名李坤泰，曾經是黃埔軍校的女學生;留學過蘇聯;在哈爾濱領導過工人罷工;英勇就義時，她除了是一名抗日英雄，還是一個八歲男孩的母親……

　　甚至在上世紀50年代初《趙一曼》這部電影感動全中國人之后的很多年里，都沒有人知道“趙一曼”究竟是誰。

　　沿著“尋找英雄”的足跡，我們試著還原這位抗日女英雄真實的人生軌跡。

　　“取大義，舍小我”，對于英雄來說，不是一時一刻的行為，而是貫穿終生的信條。

　　趙一曼，便是如此的一個真英雄。

　　“趙一曼”是誰

　　1951年，電影《趙一曼》公映。這部新中國最早拍攝的電影之一，轟動全國。

　　那時《趙一曼》的觀眾，剛經歷過抗日戰爭的苦難歲月。銀幕上的趙一曼，凝聚著民族的苦難和不屈，讓每個人為之感動落淚。

　　趙一曼以藝術形象被人們知曉，而她的真實經歷，在電影上映數年后才逐漸被還原出來。

　　《趙一曼》這部影片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拍攝的。抗日戰爭結束后，共產黨人在東北接收了日本人的“滿洲映畫株式會社”，建立了新中國第一個電影基地——東北電影制片廠。它是長春電影制片廠的前身，原址位于黑龍江省鶴崗市。

　　東北抗聯著名將領、時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馮仲云，向建立不久的東影廠建議，應該拍拍東北抗日聯軍：“冰天雪地里的英雄，值得用電影來表現啊!”他為東影廠講述了趙一曼的故事。

　　劇作家于敏被指定寫《趙一曼》劇本。可是于敏連趙一曼的照片也沒見過，就是馮仲云也僅見過趙一曼一面，甚至描繪不出她的相貌。于敏只好尋求“第三手材料”，而最大的收獲，來自抗聯女戰士、后來擔任過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的李敏。她向于敏憶述抗聯戰士怎樣行軍，怎樣宿營，怎樣在山里染布縫軍衣，怎樣在冰天雪地中找食物、吃烏拉草皮，這構成了于敏筆下趙一曼的戰斗場景。

　　短短5個月，于敏“硬憋出來一個劇本”，電影隨即開始拍攝，導演是沙蒙，趙一曼的扮演者是1932年就投身中央蘇區瑞金、在戰斗中成為紅色明星的石聯星。

　　影片刻畫的英雄形象相當成功，這部影片還為新中國捧回了第一個國際電影表演獎：在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第5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上，石聯星獲得優秀表演獎。

　　在英雄的形象出現在銀幕之后，人們都迫切地想知道真實的趙一曼的情況。但是《趙一曼》的編劇于敏，更大程度上是“塑造”了這個人物，并不了解自己筆下人物的身世。

　　這部取材于真實人物的電影，終于讓劇中的趙一曼和真實世界中的親人產生了聯系。

　　1951年，在四川省瀘州市工作的李坤杰第一次在電影院觀看了電影《趙一曼》。“趙一曼”這個陌生的名字，卻讓她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自己失蹤了二十多年的妹妹和“趙一曼”十分相像。

　　李坤杰的妹妹叫李坤泰。

　　對于妹妹離家后的情況，李坤杰知之甚少。1926年，21歲的李坤泰在老家四川宜賓加入黨組織，經黨組織推薦，考上了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后來又到蘇聯學習，和一位姓陳的同志結婚，回國后到東北工作，從此便和家里失去了聯系。

　　據李坤杰回憶，看過電影《趙一曼》，她曾經大膽設想過，趙一曼會不會就是妹妹李坤泰?但是這個念頭僅僅一閃而過，畢竟趙一曼烈士是周總理親自題字的抗日英雄，而李坤杰的內心深處，仍然希望自己的妹妹尚在人間。

　　當時正值新中國剛剛成立，很多報紙上都開辟了尋人啟事的專欄。人們在歡慶勝利之余，最大的愿望就是尋找自己在戰亂中失去聯系的親人和朋友。李坤杰一見到解放軍，只要是外省來川的，她就要提到尋找妹妹的事情，請求他們幫忙尋找。而她除了提供妹妹上學時的學名李淑寧和一些粗略的革命經歷外，甚至連一張妹妹的照片都沒有。

　　李坤杰尋找妹妹沒有任何頭緒，倒是妹妹的一張照片，輾轉二十多年終于出現在她的面前。

　　1952年，李坤杰由瀘州回到家鄉宜賓，在市婦聯工作。一天，妹妹在宜賓女子中學的同學、好朋友鄭雙璧拿著一張兩寸大的黑白照片，敲響了李坤杰家的大門。

　　鄭雙璧對李坤杰說，這張照片是二十多年前李坤泰在上海拍的，送給她的妹妹鄭易楠。當時，李坤泰囑咐一定要將照片設法轉交給李坤杰。

　　照片上，一個面容清秀的年輕女子，抱著一個可愛的小男孩坐在一張藤椅上，淡淡地笑著。

　　李坤杰拿過照片，頓時淚如雨下。照片中人，正是她失散了20多年、日思夜想的妹妹。那個小男孩，是李坤泰剛滿周歲的兒子，自己的外甥。

　　妹妹是否還在人間?那個小男孩又在哪里?線索到這里又中斷了。

　　幸而，在李坤杰之外，還有人在尋找著趙一曼，那張照片最終把趙一曼和李坤泰聯結在一起。

　　李坤泰、李一超

　　姐姐李坤杰在尋找著她，她的名字叫李坤泰;丈夫陳達邦也在尋找著她，她的名字叫李一超;在東北抗日的戰友們也在尋找著她，她叫趙一曼……

　　從不同方向上尋找趙一曼的人們互不知情，更不知道他們要找的就是同一個人。

　　1954年1月，尋找趙一曼的不同線索終于有了一個交集。

　　當時，四川省監察委員江子能要到北京開會，他和李坤杰是同鄉，非常熟識。李坤杰托付江子能，在北京開會期間向與會者打聽李坤泰的下落。

　　就在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晚上，在中央國家機關工作的老友何成湘來看望江子能。何成湘也是宜賓人，是江子能的老鄉和入黨介紹人，二人已經有20多年沒有見面了。

　　老友重逢，自然有說不完的話題，而這兩個人熱情寒暄之后，卻不約而同地向對方打聽起人來。

　　因為抗日期間何成湘曾在東北從事地下工作，江子能提起了李坤杰找妹妹李坤泰的事，問他在東北時知不知道李坤泰。何成湘笑了，對江子能說：“巧了，我也正想告訴你，電影《趙一曼》里面的主人公，就是姓李，也是四川人。我這次找你來，也是想請你回去查一查，四川是否有趙一曼這個人。”

　　正所謂“無巧不成書”，何成湘已經查找趙一曼的身世多年了。

　　“九一八”之后，何成湘受黨組織委派赴東北從事抗日工作，曾任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省委代理書記，是趙一曼的上級領導，有過共同工作經歷。趙一曼的英勇犧牲一直讓他深切懷念，特別是電影《趙一曼》上映后，何成湘更有了還原趙一曼原型的念頭。

　　1952年，何成湘曾專門到四川調查趙一曼的身世。只是，他對趙一曼赴東北前的經歷所知不多，在四川的調查沒有什么收獲。

　　江子能口中的李坤泰，倒是與何成湘記憶中的趙一曼有不少共同點。

　　何成湘記得趙一曼是四川人，曾用過“李潔”的化名，真名從未透露，只知道本姓李。“趙一曼”是加入抗聯到前線參戰之后的化名，因為作戰機智英勇，頗有大將之風，有人說她是赫赫有名的抗聯名將趙尚志的妹妹。趙一曼將錯就錯，干脆就姓了趙。

　　四川人、姓李、在東北從事抗日工作，李坤泰和趙一曼留存下來的信息有很多重合之處。特別是江子能說到李坤泰曾經在武漢黃埔軍校女生隊的經歷時，何成湘眼前一亮，當年自己在與趙一曼的談話中，她曾提到自己在武漢軍校學習，有從軍的經歷。

　　如此多的“巧合”，讓苦尋趙一曼多年未果的何成湘興奮不已，李坤泰很可能就是趙一曼。他詢問江子能是否有李坤泰的照片， 江子能說：“聽說她姐姐有一張，我回去后就給你寄來。”

　　江子能回到宜賓后，立刻把得到的情況告訴了李坤杰。李坤杰一邊聽一邊掉淚：“趙一曼?我的幺妹會是抗日女英雄趙一曼?”她立刻把那張照片給何成湘寄去。

　　李坤杰這邊也沒有放棄打聽和尋找。她一邊等著何成湘的回信，一邊寫信向鄭雙璧的妹妹鄭易楠打聽李坤泰的消息。這時，鄭易楠已經在西安工作了。不久，鄭易楠回了信：

　　在上海的時候，我和淑寧(李坤泰，字淑寧)經常見面，幫助她解決過不少生活上的困難。我們一邊抱著孩子玩兒，一邊擺龍門陣。她經常提到周恩來的名字，總是“恩來”長、“恩來”短。有一次，有半個多月不見她來了，我們正擔心她出了什么事，她突然抱著孩子闖進屋來了。只見她滿頭大汗。神色慌張，把孩子往我懷里一塞說：“我患虎烈拉了(暗語，暴露了身份，被敵人追捕)，要馬上住醫院。”說完她轉身就走了。后來，黨中央派她去南昌江西省委機關工作，以后就失去了聯系。

　　從信中的口氣看，李坤泰似乎和周恩來很熟悉。李坤杰順著這點信息，干脆給周總理寫了封信。

　　信確實送到了周總理的案頭，但是他對這個叫李坤泰的女同志沒有印象。不過，這位黨的隱蔽戰線的締造者，對地下黨員親屬的尋人來信非常重視，他把信轉給了時任全國婦聯主席的蔡暢，請她幫助查詢，仍然沒有下落。

　　另一方面，李坤杰也在尋找著李坤泰的丈夫和兒子。這方面的信息她所知更少，甚至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通過鄭易楠等妹妹的同學、戰友，她也只知道妹夫的名字叫陳達邦。茫茫人海中，找到陳達邦的希望十分渺茫。

　　李坤杰沒有找到陳達邦，她從有限的信息里一點點拼湊，倒是先找到了陳達邦的妹妹——陳琮英。陳琮英是任弼時的夫人，自然比陳達邦的公開信息要多得多。

　　只是，這些線索并不牢靠，陳琮英究竟是不是李坤泰的小姑子，李坤杰并不能確認，但她還是借著到北京出差的機會，通過朋友聯系直接登門拜訪。

　　這一次，李坤杰沒有找錯人。

　　陳琮英也在尋找著趙一曼，不過，她找的人叫“李一超”——趙一曼參加革命后使用的化名。這個名字留下的信息更少。

　　1942年，趙一曼的丈夫陳達邦從莫斯科回國，在重慶找到了已經14歲的兒子。兒子名叫陳掖賢，趙一曼在湖北宜昌生下了他不久之后，陳琮英和趙一曼一起，將陳掖賢托付給陳達邦的堂兄撫養。

　　父子二人四處打聽李一超的下落，但是沒有任何消息。新中國成立后，在陳琮英的協調下，黨組織也曾向宜昌做過李一超的調查，仍是沒有結果。他們都認為李一超早已犧牲。陳琮英向黨中央打報告，安排陳掖賢作為烈士遺孤到人民大學學習。

　　找到了陳琮英，自然也就找到了陳達邦父子。不過，此時陳達邦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正外派蘇聯。李坤杰出差匆忙，也沒能見到陳掖賢，但妹妹留在人間的骨肉有了音信。一家人割不斷的血緣重新連接上了。

　　只是，無論陳琮英還是陳達邦，對李一超赴東北之后的情況都一無所知，他們把李坤泰和李一超合并在了一起，但都無法證實她就是趙一曼的猜測。

　　“‘瘦李’就是趙一曼”

　　趙一曼留在世間的另一張照片，最終揭開了她的身世謎底。

　　何成湘收到了李坤杰寄來的照片后，馬上認出照片中人正是曾經在哈爾濱共同戰斗的“李潔”，也就是他一直在尋找的趙一曼。不過，“趙一曼”這個名字使用時，名字的主人是在抗聯的部隊中，與何成湘已經沒有直接聯系。所以，他雖然確信李坤泰就是趙一曼無疑，但并沒有馬上給出結論，而是展開了進一步的查證。

　　恰在此時，《工人日報》記者何家棟準備寫趙一曼的報道，何成湘就把李坤泰的照片交給他，委托他帶著照片到趙一曼曾經戰斗過的地方去核實。

　　在哈爾濱以東的珠河地區，當年和趙一曼朝夕相處的游擊隊員和鄉親們，看了照片都驚喜地喊道：“瘦李，她就是瘦李，就是趙一曼!”他們還向何家棟敘述了趙一曼如何精明能干，說話有時露出四川口音，能文能武，槍打得很準;說話聲音很大，還說她如何不怕困難，不怕敵人;說她走時鄉親們如何舍不得她。

　　何家棟找到了當年趙一曼從醫院里出逃時用馬車送她的車主魏玉恒。魏玉恒一眼就認出了當年那個滿身是傷的女共產黨員，就是照片中的清秀女子，他立刻大聲說：“是她，沒錯!”

　　除了這些曾經見過趙一曼真容的人證，更重要的物證也被找到了。何成湘將他搜集到的趙一曼身世情況匯報給黨組織，黨組織隨即進行了更周密的調查。

　　在黑龍江省檔案館，一個個日偽檔案卷袋被仔細核對，最終整理出趙一曼被捕后的全部情況記載。

　　一份又一份的審訊記錄，清晰而真實，記述了趙一曼與日寇進行不屈不撓斗爭的事跡。一張泛黃的照片附在一份審訊記錄之后，那是趙一曼躺在病床上不能動彈的時候，被日本鬼子拍照留下來的——肉體的創傷使她顯得有些痛苦，然而她又十分安詳。那緊閉的嘴唇，那閃亮的眼睛，還和抱著孩子時照的相片一模一樣，面部表情還是那樣透著一股堅毅的力量。那是鋼、是鐵，是敵人永遠無法摧垮的力量。

　　她，就是趙一曼，就是“瘦李”，是四川宜賓出生的李坤泰，是李坤杰的幺妹!

　　李坤杰、陳達邦、何成湘、鄭易楠、陳琮英……許多在趙一曼生前曾經親近和熟識的人們，這才得以把自己記憶里的不同階段的“趙一曼”拼湊在一起，還原了她完整而真實的一生。

　　趙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賓縣白花鎮白楊嘴(現一曼村)。趙一曼有五個姐姐、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與二姐李坤杰感情最好。在李坤杰的記憶里，趙一曼天生就有一股追求自由的“擰勁兒”。

　　趙一曼10歲的時候，按照家鄉的規矩，該裹腳了。

　　那時，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國統治近兩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長期禁錮和統治人們的封建意識、封建陋習還沒有革除。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中，裹腳仍是很多女孩子必須經歷的一個人生歷程。

　　母親給趙一曼裹腳，卻被趙一曼幾剪子剪掉了裹腳布，還當著客人的面在堂屋里洗腳，以示抗議。趙一曼的父親李鴻緒曾說她“端女兒乃剛烈之女也。”

　　趙一曼13歲時，李鴻緒病逝，大哥大嫂成了一家之主，他們管束不了趙一曼，就準備給她找個婆家嫁出去。誰知媒婆剛上門，趙一曼割了一把渾身利刺的藿麻，指著媒婆說：“如果再來管我的事，我就用藿麻收拾你們!”

　　13歲的女孩，已經流露出了性子里的倔強和剛烈。

　　趙一曼的大姐夫鄭佑之是中共四川省委川南黨組織的創建人，也是趙一曼的革命領路人。她自小在鄭佑之主持的新式學堂里上學。1924年，19歲的趙一曼加入共青團，二姐李坤杰也成了她發展的團員。

　　次年，在鄭佑之和李坤杰的協助下，趙一曼從自己的封建家庭里逃了出來，到宜賓縣城的女子中學插班讀書。21歲時，趙一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不過，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還相當缺乏斗爭經驗，因為學生運動中張揚激進，她很快就被宜賓女中除名了。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趙一曼離開了滿是柔弱之氣的女子中學，轉而進了更符合她性格特質的學校——黃埔軍校。

　　1926年10月，北伐軍光復武漢，國民革命的浪潮從珠江流域席卷到長江流域。黃埔軍校政治科遷移至武昌，成立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也就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

　　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趙一曼經過黨組織的推薦，進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子隊。同年入學的學生共1000多人，被稱為“黃埔六期”。

　　當時的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和本校一樣，有大量的共產黨員。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惲代英是校務委員，羅瑞卿是和趙一曼同期的黃埔學員。

　　女子隊共有195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軍事院校女學員。趙一曼的軍校同學黃靜汶回憶，女生進校后統一剪短發，換男裝，和男學員一樣接受訓練。

　　在軍校中的趙一曼并沒有留下多少記載，那時的同學也只對她留下了“對自己要求嚴格，學習刻苦”這樣的泛泛回憶。

　　當時的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招收女學員，很難說是真的要培養能上陣殺敵的女戰士、女將軍，戰爭的血腥殘酷就注定了男性是其中主要角色。但是，趙一曼后來能在白山黑水間帶領隊伍與日寇殊死搏殺，戰績卓著，這一段軍校生涯應該有不小作用。

　　黃埔軍校的學制只有兩年，有很大的“速成班”色彩，而趙一曼的軍校生涯還不到半年。

　　1927年，先是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繼而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政變，大肆逮捕、屠殺中共黨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革命形勢急劇惡化。武漢的黨組織遭到殘酷破壞。趙一曼不得不結束軍校的學習，化裝成逃難農婦到達上海。

　　上海同樣籠罩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風之中。為保存力量，黨中央選派年輕黨員前往蘇聯留學。

　　李坤杰對趙一曼的記憶基本上就止于她進入黃埔軍校。在這之后，趙一曼遇到了她的愛人陳達邦。

　　趙一曼的一生很短，只有31年;她與愛人共度的時光更短，僅僅一年。

　　愛情、親情與革命

　　1927年9月，在上海吳淞口碼頭，趙一曼和40多名青年黨員一同登上了一艘蘇聯商船。

　　黨員們每10人編成一個小組，統一行動。趙一曼所在小組的組長是陳達邦。

　　陳達邦1900年生于湖南長沙一書香門第，與任弼時是同學，他的妹妹陳琮英后來成為了任弼時的夫人。

　　陳達邦是黃埔五期學員，算是趙一曼的“學長”，但此前并不相識。兩人的愛情就是從這艘船上開始的。

　　船從上海航行到蘇聯要一個多月。趙一曼一路飽受暈船之苦，也一路得到陳達邦的悉心照顧。

　　兩人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趙一曼的俄文名字叫“科斯瑪秋娃”，學生證號為807。他們的課業繁重，有中國革命問題、政治經濟學、游擊戰爭，當然首先要過語言關。趙一曼從沒接觸過俄語，也是陳達邦從旁指導。

　　兩顆年輕的心碰撞出愛情的火花，兩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走到了一起。1928年4月，趙一曼和陳達邦結為夫妻。

　　陳掖賢在回憶母親的文章中寫道，父親回憶起和母親在莫斯科時的生活，曾經感慨地說，“那的確是很踏實、很幸福的一段時光”。結婚那年的暑期，兩人一同到克里米亞海濱休假，度過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不久，趙一曼懷孕了，他們愛的果實即將降生，但莫斯科寒冷的天氣，令本來就身體欠佳的趙一曼肺病加重。她感到自己無法再繼續學業，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也會影響陳達邦的學業，便主動向旅莫支部書記提出：中斷學業，回到中國去做一些實際工作。

　　幸福的時光如此短暫，分別來得實在太快。

　　趙一曼回國后，曾短暫借住在好友、地下黨員鄭易楠的家里。據鄭易楠回憶，趙一曼曾說起，陳達邦也想回國，她不同意，陳達邦想要送她回國，她也不同意，就讓陳達邦在蘇聯好好學習，以后有機會再回國。陳達邦拗不過她，只能把身上最值錢的一塊懷表和一枚金戒指給了趙一曼，讓她遇到難處時應急。

　　1928年11月，懷有身孕的趙一曼告別了陳達邦，與五位同志一起踏上了回國的艱難旅程。對于這段經歷，趙一曼曾對鄭易楠回憶，為了避開敵人的嚴密盤查，雖有火車，但不能坐，他們扮成被驅逐出蘇聯的華僑，還用繩子捆起來推出國境線。他們徒步穿過冰天雪地的國境線奔回祖國，她的腳也凍了，手也凍了，要爬著走，又懷著小孩，反應也很大，這孩子命大，居然在肚子里安然無恙。

　　趙一曼回國后，先在黨中央工作，后來中共中央派她到湖北宜昌建立聯絡站，接應和安排西南各地往返于上海之間的同志。

　　在宜昌，趙一曼早產生下了一個兒子，也就是陳掖賢。不過，陳掖賢的名字是后來堂伯給起的，趙一曼只給孩子起了個乳名叫“寧兒”，取自她本名李坤泰時的字“淑寧”。直至犧牲，趙一曼都沒來得及給自己孩子起個大名，在最后的遺書中，仍稱兒子為“寧兒”。

　　不久，趙一曼帶著剛出生的孩子到上海，開始了隱蔽的工作。她那時用的名字是李一超。“一超”是她在宜賓女中時給自己起的名字，放棄“李坤泰”的原名，表示與舊家庭決裂。當時，李一氓在上海負責黨中央的保衛工作，趙一曼扮作他的妹妹，“李一超”和李一氓正好也像兄妹排序，這個名字就沿用了下來。

　　1929年秋天，趙一曼受黨中央委派到中共江西省委機關工作，趙一曼化名姓高，與扮作教師的江西省委秘書王宏組成了一個家庭掩護機關工作。結果，剛到南昌不久，江西省委機關及其下屬部分組織遭到國民黨破壞，三百多名黨員、團員、革命群眾被殺害，趙一曼在王宏的掩護下僥幸脫險。

　　為向黨組織匯報情況，趙一曼只能懷抱幼兒返回上海。而此時的她身無分文，只能用陳達邦送的懷表換了一張船票。

　　幾次險象環生的經歷，讓趙一曼不得不考慮兒子的安置問題。帶著孩子，對地下工作是一個負擔，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工作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任何一個母親也不愿這種危險降臨到孩子身上。

　　孩子和革命，趙一曼只能選擇一個。她選擇了后者。

　　1930年，趙一曼抱著兒子，在上海拍攝了一張合影，然后，她找到陳琮英，和她一起把兒子送到了武漢陳達邦的堂兄家里，由他們代為撫養。

　　骨肉分離時，寧兒才一歲零三個月，從此，母子倆生死兩茫茫。

　　紅妝白馬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不到4個月，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全部淪陷。為了更好地領導人民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中國共產黨派出大批優秀干部奔赴東北，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都是在這個時候走上抗日前線的。

　　和迅速成為抗聯著名領導的楊靖宇、趙尚志不同，趙一曼最初并不在抗聯的隊伍之中。她終歸是個女性，并不適合在血雨腥風的戰場上與敵人搏殺。趙一曼從事的是城市中的地下工作。

　　1932年秋天，地下黨員、《國際協報》社副刊編輯方未艾在哈爾濱新城大街(現尚志街)東側的公園里，第一次見到了化名“李潔”的趙一曼。

　　方未艾在《與趙一曼相處的日子》一文中，回憶了他第一次見到趙一曼的情景：

　　只見假山坡下的一把長椅上，坐著一位青年女子，穿一身古銅色毛織的上衣和裙子，腳上是雙絳色高跟皮鞋。她正打開一個褐色的小手提包，望著里面的鏡子，用手輕攏鬢邊的短發。多年后我才知道，這位被稱為李潔的大姐，就是在1937年7月壯烈犧牲的趙一曼同志。

　　此時的趙一曼，是一副貴婦人的打扮。實際上，進入東北后，她的掩護身份也多有變化。最初，她在沈陽大英煙草公司和紗廠做女工。1932年秋，趙一曼被派到哈爾濱做工會工作，她與化名老曹的滿洲總工會負責人黃維新假扮夫妻以掩護工作。

　　他們租住在哈爾濱南崗區一間白俄的房子里，這里既是住所，也是滿洲總工會機關。在這間屋子里，趙一曼經常徹夜刻印宣傳品，第二天再分發出去。趙一曼和老曹還一起領導了哈爾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電車工人大罷工。在罷工中，趙一曼展現了突出的組織能力，很快被任命為滿洲總工會組織部長，兼任哈爾濱總工會代理書記。

　　1934年3月，中共哈爾濱地方黨組織遭到破壞，老曹不幸被捕犧牲。趙一曼身份暴露，處境一下子變得危險起來。

　　這時，趙一曼又面臨抉擇。留在哈爾濱繼續工作，風險不言而喻;撤離東北，可保安全，但在東北的工作也就終止了。

　　這兩條路，趙一曼都沒有選。她找到黨組織，要求到哈東游擊區去。這位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肄業生，主動請戰，要到戰場上去。

　　行前，趙一曼到做地下工作時的親密戰友方未艾家告別。

　　方未艾想和“李潔”大姐喝杯酒餞行，趙一曼卻說：“我不想喝你這時秘密的送別酒，你如不離開這里，等我帶著隊伍解放了哈爾濱，那時我再喝你公開的歡迎酒吧。”

　　分別前，趙一曼寫下一首《贈友留念》送給方未艾：

　　世上多風云，人生有聚散。今朝苦別離，他日喜相見。友情和愛情，男女都看重。言行不自由，兩者將何用?理論與實踐，紛紛說短長。一心為社會，萬古可流芳!

　　只是，那杯“公開的歡迎酒”，方未艾再也沒有機會和“李潔”大姐喝了。

　　趙一曼被派往哈東地區的珠河縣，任縣委特派員。

　　珠河縣現在改稱尚志市，以紀念抗聯名將趙尚志。趙尚志任抗聯第三軍軍長時，哈東地區是主要的游擊區。那時的趙尚志是抗聯部隊最著名的將領之一，與楊靖宇并稱“南楊北趙”。敵人對趙尚志恨之入骨，懸賞中開出了“一兩肉一兩銀，一兩骨一兩金”。

　　值得一提的是，趙尚志和趙一曼一樣，也是黃埔軍校的肄業生，他是黃埔五期，上了一年軍校后國共合作破裂，他被派往東北開展游擊斗爭。

　　趙一曼進入抗聯的隊伍，很快展現出了不凡的軍事素養，被任命為抗聯第三軍第二團政委。

　　當年的抗聯戰友韓光曾回憶，敵人掃蕩得厲害了，抗聯戰士就躲在深山密林的地窖里。大家只談如何打日本人，也不拉家常，不提真名實姓。趙一曼最喜歡和他談歷史上的女中豪杰，她曾說，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

　　趙一曼那時的化名仍是李潔，因為身材消瘦，戰友和當地群眾就給她起了個外號叫“瘦李”。

　　抗聯中的女戰士不多，像趙一曼這樣能文能武、能指揮打仗的女性就更少了。她在抗聯部隊中的名聲很響，于是就有了一個誤傳，說她是趙尚志的妹妹。趙一曼也不分辯，干脆給自己起了個新的化名“趙一曼”，這個名字很快傳開了。

　　在哈東游擊區，趙一曼甚至有了和趙尚志并列的合稱“哈東二趙”。“哈東二趙”被敵人視為最大的威脅。當時日偽報紙曾刊登《女共黨趙一曼紅妝白馬馳騁哈東攻城略地危害治安》的文章。她被捕后，一份全日文的報紙更是以頭版頭條濃墨重彩刊登此事，標題為《匪徒密林中潰走，趙一曼、王惠堂被俘》。

　　敵人或許無法想象，他們眼中的彪悍“赤匪”趙一曼，只是一名患有肺病、身形瘦削的四川女子。

　　1935年秋，由于敵人瘋狂掃蕩，珠河根據地遭到嚴重破壞，第三軍主力遠征，開辟新的游擊區。主力部隊遠征后，趙一曼繼續留在珠河鐵道南北，領導游擊戰爭。

　　11月15日，趙一曼所在的部隊五十余人被三百多名日偽軍包圍。

　　在僵持了6個多小時后，趙一曼決定突圍，她左腕負傷，滾下了山崖。

　　醒來后，趙一曼發現自己被戰友轉移到了山溝的一間窩棚。幾天后，日偽軍搜山隊發現了他們，再次發起攻擊。

　　一顆子彈穿過了趙一曼的左大腿骨，她被捕了。

　　甘將熱血沃中華

　　從被捕到犧牲，趙一曼挨過了七個月。七個月中，她拖著殘體，忍受著敵人的酷刑，堅貞不屈地與敵人斗爭著，沒有吐露半點黨的秘密。

　　這七個月，是趙一曼短暫一生中最絢爛的篇章，在后世書寫趙一曼的文藝作品中，都有重點描摹，讓人們看到敵人的殘忍與趙一曼的堅強。但是，近年來的一些文藝作品，甚至是某些以紀實、揭秘為名的作品，卻時常出現另類視角，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手法，通過演繹、戲說制造駭人聽聞的細節，以博關注。

　　2009年，一本趙一曼傳記的作者被趙一曼的孫女陳紅告上法庭。在這本書中，作者用大篇幅描寫了趙一曼的受刑過程。作者的著眼點讓人瞠目，各種酷刑極為細致，其中有大量暴露女性身體的文字，還有在酷刑中的各種生理表現及受刑后的傷情狀態，滿紙鮮血淋漓。

　　法院最終判決陳紅勝訴。作者承認，那些描寫所依據的并非真實史料，而是在以往文藝作品的基礎上加工而成。

　　歷史的真實情況究竟怎樣?

　　曾審訊拷打趙一曼的日本戰犯大野泰治，在1955年的筆供復印件，留下了趙一曼苦難經歷的一個片段。

　　日本侵略中國期間，大野泰治曾擔任偽滿濱江省公署警務廳特務科外事股長等職。趙一曼被捕時，他正好在珠河縣督辦追查抗聯，成了刑訊、槍殺趙一曼的頭號劊子手。

　　日軍擊中趙一曼的是三八式步槍，即通稱的“三八大蓋”。這種步槍是日本陸軍的主要武器，精度高，射程遠。與同時代的步槍相比，其殺傷力并不算大，但是其細長的子彈極易造成貫穿傷害。

　　趙一曼腿部的傷口很大，流血過多，隨時有生命危險。大野泰治怕趙一曼未及審訊就死掉，當即就開始了刑訊。

　　根據大野泰治的交待，趙一曼當時穿著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著，臉伏在車臺上，頭發散亂，大腿的褲管都被血灌滿了，不斷地往外滲，碎骨頭散亂在肉里，共有24塊。

　　即便是傷成這樣，趙一曼的身上仍有一種令敵人膽寒的力量。大野泰治見到趙一曼的第一眼，就被嚇住了：“她從容地抬起頭看著我，看見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兩三步。”

　　大野泰治問趙一曼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等情況時，她編造些假話對付敵人，回答得坦然、明快。問到部隊的事，趙一曼都說不知道。問她是不是共產黨員、在黨內地位，趙一曼回答說和共產黨沒關系。當大野問她為什么抗日時，趙一曼說：“你們不用多問，我的主義就是抗日，正如你們的職責是以破壞抗日、逮捕我們的目的一樣。我有我的目的，進行反滿抗日并宣傳其主義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義，我的信念。”

　　接連幾天的審問，大野泰治毫無所得，他像一頭發了瘋的野獸，用馬鞭子抽打趙一曼左腕的傷口，用鞭桿狠戳趙一曼腿部傷處……趙一曼幾度昏死過去，但始終堅貞不屈。

　　大野泰治撬不開趙一曼的嘴，轉而加緊刑訊其他被關押的人，初步了解到趙一曼是縣委領導，認定她是“一個以珠河為中心，把三萬多農民堅固地組織起來的中心指導者”。大野泰治自然更不會放過這個重要人物了，他把趙一曼押到哈爾濱，一邊治療，一邊審問。

　　趙一曼被押到哈爾濱后，關進偽濱江省警務廳地下室看守所。她腿部傷口潰爛化膿，生命垂危。敵人為了得到口供，把她送進哈爾濱市立醫院，監視治療。

　　在醫院的三個月，趙一曼成功爭取了看守她的偽警察董憲勛和護士韓勇義。兩個人在1936年6月28日晚上的一場大雨中，成功把趙一曼從醫院背了出來。三人先是乘著雇來的小汽車，然后又把傷重不能行走的趙一曼轉入轎子，最后輪流背著她，一路逃向抗聯的游擊區。

　　惜乎，在距離日偽最后封鎖線只有20公里的時候，他們被敵人追上了，功敗垂成。

　　趙一曼把越獄的所有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只說是自己重金賄賂了董憲勛和韓勇義。其實她怎么可能有“重金”，逃跑過程中雇車、雇轎子的錢，是韓勇義變賣了自己的嫁妝。最終，董憲勛在獄中被折磨致死，韓勇義雖然被釋放，但也被酷刑摧垮了身體，幾年后病逝，年僅29歲。

　　趙一曼則遭到了敵人更瘋狂、殘忍的刑訊。至今，哈爾濱公安局還保留著當年日軍審訊趙一曼的兩冊塵封檔案，里面記載了趙一曼被日寇殺害的全部過程。烙鐵燙、灌汽油、施以電刑……

　　檔案記載顯示，直到犧牲，日寇也沒弄清趙一曼的真實情況，僅記錄趙一曼自稱“湄州人”。日本人不會明白，趙一曼的這個自稱是對他們的戲謔藐視。在四川宜賓，小孩遇到倒霉事，會自嘲“走湄州”了。

　　日寇最終意識到，他們對趙一曼施加的種種酷刑都是徒勞，他們決定不再白費力氣了。1936年8月2日凌晨，趙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車。

　　預感到即將犧牲，趙一曼從容鎮定。這個世上，兒子是她最后的牽掛。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來紙筆，寫下給孩子寧兒的遺書。

　　遺書的原件已經找不到了。趙一曼的審訊檔案材料全部以日文書寫，在檔案材料的最后，附了這封遺書的日文譯本。趙一曼遺書的內容得以留存至今：

　　寧兒!母親對于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親趙一曼于車中。

　　在珠河縣的小北門，趙一曼英勇就義，時年31歲。

　　20年后，當年的寧兒、已經28歲的陳掖賢，終于知道了自己的母親就是抗日英雄趙一曼。在東北烈士紀念館里，他痛哭著抄下了母親的那份遺書。

　　回到家后，陳掖賢用鋼針蘸著藍墨水在自己手臂上刺下三個字“趙一曼”。沒有機會體會的母愛，伴著“趙一曼”三個字陪伴了他的終生。

　　為了革命，為了抗日，趙一曼離別了愛人，離別了襁褓中的兒子，放棄了作為女性最珍視的情感。因為她的人生，有超越情感的主題。

　　這個主題，她抒發在了一首慷慨激昂的《濱江抒懷》之中：“誓志為人不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兒豈是全都好，女子緣何分外差。未惜頭顱新故國，甘將熱血沃中華。白山黑水除敵寇，笑看旌旗紅似花。”

　　這個主題，她用生命去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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