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大侵略中國的沉重歷史腳步聲中成長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從懂事時起就立下了救國之志。這個“志”也就是他所說的反帝、反封建。反帝，在當時最要緊的就是要反對對中國侵略和壓迫最深的日本帝國主義。毛澤東是一位詩人，青少年時代就展露了了不起的詩才。詩言志，毛澤東青年時期寫的一些言志的詩都與反抗日本侵略、救國救民的志向有關。
“孩兒立志出鄉關”
毛澤東17歲那年，改寫了他認為是日本志士西鄉隆盛的詩贈父親：“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很明顯，這首詩表達了少年毛澤東的志向。那么，這位西鄉隆盛何許人也?署名西鄉隆盛的詩是怎樣寫的，是何人寫的?毛澤東是怎樣知曉這首詩的，又是在怎樣的背景下改寫這首詩的?
西鄉隆盛出生于鹿兒島下級武士的家庭，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西鄉隆盛率領的薩摩藩軍隊和木戶孝允率領的長州藩軍隊，是討伐乃至推倒封建幕府的兩支主力。署名西鄉隆盛的詩是這樣寫的：“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死不還。埋骨豈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這首署名西鄉隆盛的詩，其實是幕府末年僧人月性所作。之所以被誤傳為西鄉隆盛的詩，是因為西鄉隆盛特別喜歡這首詩，并將其一直隨身帶著。而他自己也有一首詩同月性詩一起作為勵志詩被日本人廣為傳頌：“幾歷辛酸志始堅，丈夫玉碎恥瓦全。一家遺事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
毛澤東是什么時候讀到日本志士的這首詩并改寫后送給父親的?當時毛澤東家里的經濟狀況相當于富裕農民的水平。毛澤東有了一些文化之后，父親希望他不再上學，在家里幫忙記賬、干活。毛澤東不同意父親的安排，希望出去求學，干一番大事業。那首改寫日本志士的詩作，就是他這一時期夾在賬本里送給父親的。
《毛澤東年譜》編者查對當時的出版物，那首署名西鄉隆盛的詩1916年曾載于《青年》雜志第5號。但毛澤東肯定不是在《青年》雜志上讀到這首詩的。因為他送詩給父親的時間比《青年》雜志上登載這首詩的時間要早得多。
毛澤東讀到日本志士的這首詩并改寫后送給父親的時間，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1910年秋上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之前。在韶山，毛澤東常去聽從外地回來的維新人士李漱清老師講各地見聞，特別是維新變法的故事;他在秀才毛麓鐘家讀書時，“讀了許多當代的文章和幾本新書”。1936年10月，毛澤東對斯諾說：“也就在這個時期，我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特別是在我讀了一本關于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后。甚至現在我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它敘述了日本占領臺灣的經過，朝鮮、越南、緬甸等國被外國侵占的情況。我讀了以后，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我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也許就在這期間，毛澤東了解到日本明治維新的情況和這首詩，在上新學校之前改寫了這首詩送給父親。
第二種可能是：上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之后。毛澤東在這所新式學校里認識了一位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教員，從這位教員嘴里了解了很多日本的事情。毛澤東對斯諾回憶道：“在這所新式學校里我能夠學到自然科學和新的西方學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師中有一個日本留學生，他戴著假辮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辮子是假的。”“許多學生因為假辮子而討厭那個‘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歡聽他談日本的情況。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是日本歌，叫作《黃海之戰》……我當時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從這首歌頌日本戰勝俄國的歌曲里感覺到一點她的驕傲和強大。”(《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6頁)“立志出鄉關”的詩也許是這時聽到的并改寫后送給父親的。
比較這兩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性更大一些。因為這位教員對日本的了解和所談的日本的事情，肯定比毛澤東在毛麓鐘老師那里聽到的和在書上看到的要多得多。署名西鄉隆盛的詩和毛澤東改寫的詩有共同點，都是要“立志出鄉關”，干一番大事業。但具體內容是不同的，西鄉隆盛之志在通過維新強大日本;青年毛澤東此時之志已表露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救國心跡，要解決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與欺侮問題，尤其要解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與欺侮問題。毛澤東通過《黃海之戰》這首日本歌，既感受到日本是一個美麗的國家，也感受到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傲慢和野心膨脹的國家，更嚴重的是野心膨脹的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還在步步加深。
“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1911年春，毛澤東開始到省城長沙讀書。1914年春，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遇到了對他影響最深的老師楊昌濟。后來，毛澤東對斯諾談起在長沙讀書的情景時說：“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是楊昌濟，他是一位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我后來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毛澤東自述》，第26頁)毛澤東與楊昌濟的“密切的關系”，包括受楊昌濟思想的影響，被楊昌濟推薦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娶楊開慧為妻等等，其中也包括與楊昌濟的交往加深了他對日本的認識。
楊昌濟去英國留學之前曾在日本留學了5年。1903年春，楊昌濟同陳天華等從上海乘船去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1906年，楊昌濟升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1908年春，楊昌濟離開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進入蘇格蘭北淀大學文科學習。楊昌濟同陳天華一樣，也是救國心切的海外學子。回國任教后，他不僅向毛澤東講湖南人曾國藩、譚嗣同，也自然要講他的湖南同學陳天華。毛澤東認為陳天華是湖南人的驕傲，對陳天華以蹈海警醒國人一事，他曾在《湘江評論》第4號評價陳天華“感憤國家的危亡，蹈海而死”，這是湖南“驚天動地可紀的一樁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5頁)1921年農歷端午節，毛澤東的好友易白沙，只身赴京刺殺北洋政府首腦沒有成功，然后南下組織軍隊北伐也沒有成功，于是他選在屈原投江的日子跳海自殺，以喚起民眾。毛澤東為易白沙寫了挽聯：“無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憤死，我為民國前途哭;去年追悼陳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長沙后進何。”(蕭永義編《毛澤東詩詞對聯輯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頁)。
楊昌濟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教修身課的老師。他主張從實際出發，從特殊性出發，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可以說影響了毛澤東的一生。毛澤東除了聽楊昌濟的課之外，課余時間還經常與同學好友到楊老師家請教、談心。楊昌濟非常喜歡這個學生，曾在《達化齋日記》中記載了毛澤東自述的家世、個人簡歷，并贊賞他“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他還寫道：“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乃至在去世前，楊昌濟還致函好友章士釗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5頁)
救國，自1894年以來最急迫的課題，就是要抵御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步步加深的侵略。楊昌濟自然會經常向毛澤東談論這個問題。他對日本帝國主義1894年侵略中國、朝鮮以及辛亥革命后與袁世凱的勾結，始終抱有警惕。在講課時經常聯系現實，以王船山的民族主義教育學生，這些教誨在青年毛澤東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毛澤東遇到恩師楊昌濟的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乘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先后卷入戰爭，無力東顧之機，加緊擴大侵略中國。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旨在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為換取日本對其恢復帝制的支持，9日答復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只表示第五部分中有幾條“容日后協商”。這一“亡國條約”激起強烈的反對，也激起湖南一師師生們的憤慨，他們編印了揭露日本侵華和袁世凱賣國罪行的《明恥篇》一書。這件事更給毛澤東以極大的刺激，他在《明恥篇》一書的封面上寫下：“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抒發抵抗日本、救國圖存之志。
這期間，毛澤東同班同學易昌陶病逝。毛澤東送了一副挽聯：“胡虜多反復，千里度龍山，腥滯待湔，獨令我來何濟世;生死安足論，百年會有歿，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時。”毛澤東還寫了一首長詩來悼念易昌陶，其中一段如下：“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子期競早亡，牙琴從此絕。”悼詩和挽聯，既有對易昌陶的懷念和英年早逝的惋惜，更有對日本和沙皇俄國侵略中國的憂心如焚。悼詩和挽聯同“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之語是相呼應的。
“磨礪以待日本”
袁世凱死后，中國出現軍閥割據和混戰的局面，日本對中國之患日益加深，卻未引起國人的普遍警覺。1916年7月25日，毛澤東在致蕭子升信中寫道：“日人誠我國勁敵!感以縱橫萬里而屈于三島，民數號四萬萬而對此三千萬者為之奴，滿蒙去而北邊動，胡馬骎骎入中原，況山東已失，開濟之路已為攫去，則入河南矣。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吾之內情，彼盡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內狀，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書報，注意東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1-52頁)
這封信反映了青年毛澤東對中日關系深遠的洞察力。
第一，毛澤東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正在步步深入，其目的是要吞并全中國，稱霸亞洲。有鑒于此，對日本的退讓，只能助長其侵略的氣焰。雖然當時還沒有出現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但毛澤東預測“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
第二，為什么中國的國土遠大于日本，人數遠多于日本，卻屢受日本欺負呢?毛澤東認為關鍵是大多數中國人處在酣睡而不清醒的狀態，國大而無組織力，人多而無凝聚力;日本則圖吞并中國之心久矣，謀侵犯中國之術細矣。“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吾之內情，彼盡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內狀，吾人寡有知者焉”。
第三，怎么辦?毛澤東提出“要注意東事”，“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就是要觀察日本，研究日本，要改變毫無防范的被動挨打的狀態，要清醒地拿起手中劍，把它磨成鋒利之劍，只要中國拿出敢戰的精神，日本侵略者就不會得逞。
必須指出，青年毛澤東立下“磨礪以待日本”的救國之志，卻鮮明地將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日本侵略者與日本進步勢力區別開來。他欣賞西鄉隆盛是一個例子。還有一個例子，毛澤東對支持中國民主革命，與孫中山、黃興結下深厚情誼的日本友人白浪庵滔天(即宮崎寅藏)先生，給予極高評價。1917年春，白浪庵滔天來長沙參加黃興葬禮。期間，毛澤東和蕭三致信白浪庵滔天，信中寫道：“先生之于黃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淚吊之，今將葬矣，波濤萬里，又復臨穴送棺。高誼貫于日月，精誠動乎鬼神，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毛澤東早期文稿》，第641頁)近代中國學習西方文化，許多是通過日本傳播過來的，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就是從日文譯過來的。1918年春，毛澤東發起成立新民學會時，也曾計劃去日本求學。這之后，毛澤東一度熱心日本的新村主義，曾草擬了一個頗為詳細的“新村”建設計劃，但是他很快認識到整個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之前，“新村”建設是難以實現的。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指引下的俄國十月革命作為新的學習榜樣。
(作者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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