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鄧力群同志，經受共產主義運動低潮歷史時代的嚴峻考驗——鄧力群同志追思會的感想

學習鄧力群同志，經受共產主義運動低潮歷史時代的嚴峻考驗!

——鄧力群同志追思會的感想

顧凌英

　　在鄧力群同志離開我們悲痛的日子里，在同志們悼念的文章中，在追思會上同志們的發言中，我更加感到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也經受著嚴峻歷史考驗的時候，鄧力群同志表現出了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的高大形象，成為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學習的榜樣。他雖然離我們而去，他的精神卻永遠鼓舞著我們前進!

　　自從1956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領導人赫魯曉夫“作了沒有一句真話”的反斯大林同志的秘密報告，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發展中出現了極大的曲折和困難之后。在這樣的國際共運的大曲折中，中國共產黨雖然在毛主席領導下，與之進行了“十年論戰”針鋒相對的斗爭，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世界共運的大環境下，不可避免地還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曲折和困難。在世界共運急劇變化的新形勢下，毛主席為正確認識新形勢下階級斗爭的新規律和新特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就是毛主席為世界共產主義的發展所做的第二件事。這件事雖然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結束，而它的開始其實應當從1956年算起才是科學的。

　　經過了建國以來至今65年的風雨，回顧那一段歷史，毛主席在1957年上半年，對新中國階級形勢分析的兩個報告《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對當時中國形勢的分析其實是無比正確的。他的報告根據新中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勝利之后形成的新的生產關系也即階級關系，提出了在分清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基礎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并且提出通過和風細雨的小民主，以黨內開門整風的形式來反對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集中解決中國共產黨內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誰戰勝誰的問題;并提出了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繁榮社會主義的文化和科學;提出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鼓勵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一起在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過程中，不斷進步，直到階級差別消滅的那一天。這些設想從當時中國黨內外的實際情況看是十分正確，而且它的實施對于當時的中國也是非常迫切的。

　　從1956年底到1957年的上半年，毛主席在作兩個報告的前前后后，曾在許多大小不同的各種場合，和許多黨內外同志和朋友耐心地，多次談了他的對社會主義新的階級關系的重要思想，不厭其煩，耐心地做了許多工作，希望更多的黨內同志和黨外朋友能夠理解和接受他的這些思想。

　　我們從《毛澤東年譜》中可以看到早在1956年12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日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引言中就有一大段是根據毛主席多次修改意見形成的文字，集中表達了他在國內外新情況下，對整個世界范圍內矛盾問題的理論思考，文字是這樣的：“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礎是敵對階級之間的利害沖突。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于階級利害的根本沖突，而是由于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于對敵斗爭的總的利益。人民內部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當然，實際生活的情況是復雜的。有時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敵人，利害根本沖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反之，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為對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這種現象，在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總之，，一個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決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敵我之間的矛盾等量齊觀，或者相互混淆，更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否認階級斗爭、不分敵我的人，決不是共產主義者。”

　　在1957年1月27日下午，毛主席在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的最后一次會議上講了七點意見。在講到第(五)點：鬧事問題時，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少數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建設時期，剩下一部分階級斗爭，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的矛盾。當前的少數人鬧事就反映了這種狀況。對于這個東西我們的經驗不足，這是一門科學，應該好好研究。”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題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各方面1800多人參加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系統地闡釋了他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階級分析，講話共分十二個問題。他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兩類矛盾問題。毛主席說：“敵我之間的矛盾，人民內部相互之間的矛盾，是兩個問題。但今天重點要談人民內部的矛盾。因為現在我們所碰到的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問題很多，占我們很多的時間。這兩類問題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叫做兩個口號：分清敵我，分清是非。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矛盾。專政就是解決敵我之間矛盾的。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人民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這是民主的問題。民主是有領導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來解決。用粗暴的方法來解決思想問題，解決精神世界的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1942年我們提出過這樣的口號，叫作團結——批評——團結，來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我們找到這么一個公式。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后來我們把這個公式逐步推廣到黨外。把這個方法推廣到整個人民內部，還可以推廣到解除武裝的敵人。”

　　1957年3月1日毛主席主持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的大會討論。在總結講話中講到第三個問題：關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問題時，毛主席說：“所謂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這是我們過去所做的。現在工作方法已經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實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沒有，橫直是官僚主義。這樣逼出一個大民主來了，于是乎罷工、罷課。我們不提倡罷工、罷課，提倡在人民范圍之內的問題使用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如果個別地方官僚主義十分嚴重，在這樣一種范圍內允許罷工、罷課。我們把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補充方法。”

　　1957年3月6——13日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與會者中有科學、教育、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界等的黨外文化人士約160人。

　　1957年3月8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文藝界座談會，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趙丹十三人等出席，彭真、陸定一、康生、胡喬木、周揚、錢俊瑞等參加。座談中，毛主席首先談了整風的問題。他說：“黨內提過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現在還沒有展開。中央委員會要開一次會，發一個指示。這也要有一個醞釀時期。決議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來。現在黨內還沒有統一思想，什么是官僚主義，如何批評，認識還不一致。整風開展起來，那時候就好批評了。現在剛批評一下，陳其通等就發表文章，無非是來阻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整風，整主觀主義、重心放在教條主義;整宗派主義，他們總是想一家獨霸;整官僚主義，多得很。好幾年沒有整風了。”

　　1957年3月9日在會見由總理西羅基率領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團時，毛主席說：“......。中國的群眾很好，就是很窮，經濟落后，文化落后，還要幾十年才能改變這種情況。政治情況較好，這就是說人民是團結的。在團結方面也還有些問題，人民內部不是沒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點，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也還存在，有些地方影響了黨和群眾的關系。這些缺點要整，我們準備在全黨整頓作風，準備在幾個月或更長一些時間，一面工作，一面學習、批評，把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整一整。我們的黨很大，掌握權力，做了許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產生了，官僚主義就出來了”

　　1957年3月10日下午，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新聞出版界座談會，鄧拓、金仲華、徐鑄成、趙超構14人等出席，康生、陸定一、胡喬木、周揚、錢俊瑞等參加。座談中，毛主席說：“你們說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低，在社會主義社會辦報心中無數。現在心中無數，慢慢就會有數。一切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心中無數的。現在我們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不像過去搞階級斗爭，當然也夾雜著一些階級斗爭，心中無數是很自然的。無數并不要緊，我們可以把問題好好研究一下。......。說到馬克思修養不足，這是普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好好地學。當然，學是要自愿的。在知識分子當中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學他十年八年，馬克思主義學得多了，就會把舊的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學習馬克思主義也要形成風氣，沒有風氣是不會學得好的。目前思想偏向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觀察問題和了解問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沒有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有關系。我們要用十年八年時間來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逐步拋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那樣，我們的思想面貌就會有很大的不同。”毛主席說：“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么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文章的好壞，要看效果，自古以來都是看效果作結論的。聽說你們那里有人提出通訊社的消息有沒有階級性的問題。在階級消滅之前，不管通訊社或報紙的新聞，都有階級性。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現在搞大民主不適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對別人總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學、新聞等方面，解決問題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上再加上一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對人民內部問題進行批評，鋒芒也可以尖銳。我也想替報紙寫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這個職務辭了才成。我可以在報上辟個專欄，當專欄作家。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

　　1957年3月12日下午，會議在連續三天晚上召開文藝界、新聞出版界、高等教育界座談會的基礎上，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共講了八個問題。

　　關于知識分子的情況，毛主席說：“在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都是愛國的，愿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國家服務。有少數知識分子對于社會主義制度是不那么歡迎、不那么高興的，但是在帝國主義面前，他們還是愛國的。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是極少數。......。”

　　關于整風，毛主席說：“現在共產黨中央作出決定，準備黨內在今年開始整風。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這一次整風，主要是批評幾種錯誤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在整風中間，一方面要嚴肅認真，對于錯誤和缺點，一定要進行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一定要糾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風細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對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辦法。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我們國家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信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但是僅僅靠我們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的奮斗。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我們所以要整風，把我們身上的錯誤的東西整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更好地和黨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1957年3月18日毛主席到達濟南。晚上在山東省級機關處以上黨員干部會議上發表講話。毛主席說：“為我們要爭取知識分子，爭取黨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風整頓一下。我們黨現在準備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整風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斗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經過整風重新振作起來。下點毛毛雨，吹點微微風，把我們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吹掉。我們是從保護同志出發，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適當的批評，達到新的團結。”

　　1957年3月20日上午，毛主席在南京軍區黨員干部會議上發表講話。毛主席說：“現在我們處在一個轉變的時期，就是過去的階級斗爭基本上結束了，這是我們幾十年斗爭的結果。拿共產黨的歷史來說有三十幾年，從鴉片戰爭反帝國主義算起有一百多年，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改變上層建筑和社會經濟制度，這僅僅是為建設、為發展生產、為由農業國到工業國開辟道路，為人民生活的提高開辟道路。現在是處在這么一個變革的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作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頭的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到文化革命。我們國家要建設，就要有技術，就要懂得科學，這是一個很大的革命。沒有這樣一個革命，單是政治改變了，社會制度改變了，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窮國，還是一個農業國，還是一個手工業、手工技術的國家。為了這個，我們就要進行一個文化革命。現在，似乎還有一些人不認識這么一種變化。現在，社會主義這種新的生產關系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產，我們才剛剛開始。沒有生產就沒有生活，沒有多的生產就沒有好的生活。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幾步來走：大概有十幾年會稍微好一點;有個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要向廣大人民，特別向青年進行教育，進行艱苦奮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們現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給我們的很少。讓我們跟全國人民一道，跟國家一道，跟青年們一道，干他個幾十年。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搞建設。”

　　毛主席說：“要分清兩類矛盾。對于第一類矛盾，敵我矛盾，現在存在的兩種觀點都不妥當。一種是右的觀點，認為世界上太平無事了，對于一些應該依法處理的反動分子和壞人不依法處理。這方面，現在各省都有發生，應該注意。另一種是夸大的觀點，“左”的觀點，說現在還有很多反革命。現在還有暗藏的反革命，這一點要肯定。但是過去肅反根本上是正確的，我們中國不會出匈牙利那樣的事情，其中有一條原因就是我們肅清了反革命。對人民鬧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對犯了法的人，應該按照法律程序處理。對于人民鬧事，，有主張用老辦法對付的，就有幾個地方叫警察抓人。這是國民黨的辦法。也有束手無策的，完全沒有辦法。對人民鬧事，很值得研究。要在黨內黨外展開討論，辦法就出來了。對于全國，我們的方針是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加強思想教育。這個方針可以說是戰略方針。中國這個國家，知識分子太少。對這幾百萬知識分子，我們如果看不起他們，如果以為可以不要他們，這種觀點是不妥當的。我們離不開他們。這幾百萬知識分子是有用之人，是國家的財產，是人民的教員。對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論，對他們的進步應該肯定。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是有理由的。......。中央的意見是應該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應該放而不是收。高壓政策不能解決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不能采取高壓政策。這么一放會不會天下大亂?會不會像匈牙利事件那樣把人民政府打倒?不會。中國的情形和匈牙利不同，共產黨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這是批評不倒的。不管刮多大的臺風，我看人民政府、共產黨、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為人民服務的，吹不倒;半心半意為人民服務的，那就要吹倒一半;一點心思都沒有，跟人民敵對的，那末就該吹倒。批評是可以的，但是批評的結果，批評的目的，就是要鞏固民主集中制，鞏固黨的領導，絕對不能像敵人所希望的那樣，造成無產階級隊伍的渙散和混亂。這是原則性，必須如此。”

　　“我們要發揮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們可以做一些我們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們講真心話。關系政策的事情不要用兩套，不要黨內一套、黨外一套。現在要提倡艱苦奮斗。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我們從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種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這種熱情，缺乏這種精神，停滯下來了。這種現象不好，應當對這些同志進行教育。全黨都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不要因為有了軍銜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級、官兵、軍民、軍隊同地方的密切關系受到損害，毫無疑義，上下級的關系應當密切，應當是一種同志的關系。我們的同志應當注意，不要靠官位，不要靠職位高，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要靠解決問題正確吃飯。”毛主席最后說：“全黨應當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我今天講的總題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問題。”

　　1957年3月20日下午毛主席到達上海，在上海市黨員干部會議上發表講話。毛主席說：“現在是一個轉變的時期，由革命到了建設。在我們面前的新任務就是建設，建設也是一種革命，這就是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團結整個社會的成員，向自然界作斗爭。當然，在建設過程中還是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斗爭，在目前的過渡時期中，人與人之間的斗爭還包括著階級斗爭。我們說階級斗爭基本完結，就是說還有些沒有完結，特別是在思想方面，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還要延長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這樣一種形勢，我們黨是看到了的。在黨的第八次大會上，劉少奇同志的報告和大會的決議都說到，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了。但是，至今還有許多同志對于這種形勢不很清楚，還有講清楚的必要。這個問題不能怪同志們。在過去的一個時期內，中央對于這個問題也沒有作詳細的說明，這是因為，這個變化還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了十條關系，其中有兩條，一條是敵我問題，一條是是非問題。在那個時候，還沒有說到階級斗爭基本上結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黨召開代表大會的時候，才可以肯定地講這一點。現在情況更明白了，就需要更詳細的告訴全黨：不要使用老的方法來對待新的問題，要分清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必須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我們今天應該公開講這個問題，不但在內部，在黨內，而且在報紙上講清楚這個問題，作出適當的結論。比如講群眾鬧事這樣的問題，是若干個別的現象，但是會不斷經常地有，因為官僚主義總是會存在的。凡是出官僚主義的地方，那個地方的群眾就可能鬧事。那么出事鬧事的事我們怎么看?應該看到這是正常現象，并且把處理鬧事作為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階級斗爭、革命搞了幾十年，革命僅僅是為建設開辟道路，建設時間長得多。建設是另外一場戰爭。過去我們是跟階級敵人作戰，現在是團結人民向自然作戰，這是一場新的戰爭。我們要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并且希望在不要很久的時間內，使我們的國家變得比現在要富，比現在要強。革命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建設比革命要艱苦，時間更長。我們采取上面所說的方針，我相信，我們的文化、科學、經濟、政治，我們的整個國家，一定可以繁榮發展起來，我們國家就會變成一個有近代農業的、工業化的國家，人民的生活會要好起來，人民的政治情緒，人民跟政府的關系，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系，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將是一種合理的、活潑的關系。我們希望的就是要造成這樣一個中國，把我們中國變成這樣一個活潑的國家，使人民敢于批評，敢于說話，有意見敢于說，不要使人不敢說。不論什么都可以說，使我們這些在臺上的同志有錯誤、缺點逼著改，不解決不行。按照這樣的方針，我們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實現。

　　1957年4月4——6日毛主席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開會議，聽取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四省一市關于思想動態的匯報。毛主席在插話中談了六個問題。關于第五個問題毛主席說：“八大決議關于先進生產關系與落后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說法，是犯了個錯誤，理論上是不正確的。.......這個錯誤如何糾正，請大家想辦法。”第六個問題，毛主席說：“我們的宣傳會議為什么不報道?黨內外人士都有，會議為什么不報道?對最高國務會議一聲不響，宣傳會議還不響。《人民日報》對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聲不響。陳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黨內大多數，所以我這個報告毫無“物質基礎”，與大多數同志的思想抵觸嘛。怕人家批評怎么能辦好報紙?人家提提意見有什么不好?......。”

　　1957年4月9日審閱《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關于在全黨進行整風運動的決定(草案)》，毛主席將題目改為《關于整風運動的決定(草案)》，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請商周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發出。此件以早發出為有利。“決定草案主要內容是：”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一次以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一九五七年進行準備工作，并在適當范圍內試行，一九五八年全面開展，大約在二到三年時間內完成。“這個決定草案和通知都沒有下發。

　　1957年4月10日下午，召集陳伯達、胡喬木、周揚、鄧拓、胡繼偉、王揖、林淡秋、黃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開會，對《人民日報》這一時期的工作提出批評。毛主席說：“看了今天的社論，雖然發得晚了一些，總算對陳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態。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一個多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陳其通四人的文章發表以后，《人民日報》長期以來也沒有批評。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有動于衷，還是無動于衷?我看是無動于衷。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及時宣傳。最高國務會議以后，《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黨報在非黨報紙面前丟臉。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目前還不能發表，但可以根據講話的意思寫文章。對黨的政策的宣傳，《人民日報》不是沒有抓緊，而是沒有抓。《光明日報》接連發表幾篇文章，都是討論當前重要政治情況的。這些情況，《人民日報》編輯部也應該討論。編委會應該談談費孝通的文章。這些文章提供了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動態。這些思想情況，你們沒有注意。《光明日報》有幾個副刊也還好。《文匯報》、《中國青年報》、《新民晚報》或者《大公報》、《光明日報》，最后是《人民日報》和各地黨報，這樣一個名次。《人民日報》標題就不吸引人，......。”

　　毛主席閱1957年4月13日《大公報》社論《在社會大變動的時期里》批示：”送喬木同志閱。可惜《人民日報》缺乏這樣一篇文章。“

　　1957年4月19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關于檢查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的指示》，指示全文如下：“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門和國家機關各黨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各地正在討論。請將黨內黨外贊成、反對兩方面的意見，你們自己的意見，你們對整個形勢的估計，地縣兩級態度如何，你們委員會和書記處或黨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討論了這個問題，第一書記和中央一級黨員部長或副部長(指黨外人士當部長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將這個極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認真抓起來了，還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過去那樣不大去動腦筋，第一書記和各書記和各黨員部長或副部長將報紙刊物和學校管起來沒有，看過報紙刊物上有關這類問題的文章沒有，重要社論在發表之前你們看過沒有，動筆修改過沒有，黨和黨外人士(主要是知識界)間的不正常的緊張氣氛是否有了一些緩和，你們對人民鬧事采取了什么態度，黨內某些人中存在的國民黨作風(即把人民當敵人，采取打擊壓迫方法，所謂人民民主，所謂群眾路線，所謂和群眾打成一片，所謂關心群眾疾苦，對于這些人說來，只是騙人的空話，即是說黨內有一部分人存在著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風)是否開始有所變化，你們向學校學生和工廠工人做過演講沒有，做過幾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項問題，請即寫成報告，在接此電報以后十五天內用電報發來。北京各部門的報告，用書面送來。”

　　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整風和黨政主要干部參加勞動的指示》指示指出：“黨的整風指示，日內即可發出，即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發揚正確的思想作風，糾正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思想作風。黨的另一通知日內也可發出，這個通知提倡縣區鄉三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凡能勞動的，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參加生產，從事一小部分體力勞動。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場、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哪怕是很少一點)。這樣一來，黨和群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為減少，面目一新。此外，請你們注意，分別在黨與(一)工人、(二)農民、(三)學生、(四)解放軍戰士、(五)知識分子、(六)民主黨派、(七)少數民族等七個方面之間所存在的各項具體矛盾，分別召集會議，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數，由盲目到自覺，以便有根據地說服干部和群眾。”

　　1957年4月28日毛主席審閱和修改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稿，作了加寫和改寫。

　　1957年4月30日上午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黨內外人士共44人出席。毛主席講話：“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許多人的事情，不搞運動，搞不起來。需要造成空氣，沒有一種空氣是不行的。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目，分析各個方面的矛盾。過去在工業、農業、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現在把矛盾排一個隊，算一個賬。整風總的題目是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明年二屆人大一定辭去國家主席，減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

　　1956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指示說：”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應當以毛澤東同志今年二月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和三月在中央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所做的兩個報告為思想的指導，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當前整風的主題。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斗爭大會。......。“

　　從以上毛主席在1956年——1957年上半年的工作中，在他對國內外形勢所作的調查研究所形成的他在1957年2、3月份所作的兩個重要報告《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作為他的第二件事——即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革命和建設的客觀規律的探索而提出來的。由于中國在1956年，對于農業、個體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中國社會主義新的階級關系——即生產關系的形成，中國社會基本上消滅了階級對抗的剝削制度，毛主席認為：“在我們國家里，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一般地屬于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他還特別提醒我們：“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采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么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1957年反右前的中國，雖然資產階級在黨內的領導力量還沒有完全形成，然而毛主席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關系的分析，無論對于黨外的資產階級，還是黨內的資產階級，都是十分正確的方針。尤其是通過黨的開門整風來解決黨內已經存在的黨內無產階級和黨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在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嚴峻的形勢下，我們黨在思想上、政治上進一步防止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腐蝕，達到使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黨的階級隊伍更加純潔的目的已是十分迫切的、十分必要的了。毛主席說：“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的，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被我們打倒的。而主觀主義的學風、宗派主義的黨風和黨八股的文風，毛主席說這是黨內的“三股歪風”。現在看來”整風“，雖然是”和風細雨“，但是對于當時已經謀到一定領導權的黨內資產階級來說，確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因此，這次整風的性質就與我黨1942年的整風在新的形勢下就有了一些變化，不能不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場真正嚴重的階級斗爭。但是對于它的嚴重性，我們大多數人在思想上是不明確的，這就是他們為什么能把整風轉向反右，并且使之擴大化的客觀條件。現在分析起來1957年的形勢，非常復雜。黨外資產階級企圖利用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向共產黨奪取一部分領導權，他們中的極少數人，并不真心接受黨對他們的改造;黨內資產階級已經謀到在黨內的一些領導權，在國際上有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為他們撐腰。即使是和風細雨的整風，他們也是不愿意接受的。而把整風變成反右擴大化，現在我們認識到，這就是黨內資產階級反對毛主席，對毛主席”整風“方針明目張膽的對抗。

　　反右擴大化的部分，就是有意的混肴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整的就是人民響應毛主席號召給黨提意見的人民群眾;這就在事實上歪曲、改變了反右斗爭的大方向，必然會在實際上產生消極的后果。事實已經證明通過反右擴大化，形成的對黨內外民主的壓制，就形成了對1958年大躍進中的浮夸風、共產風沒有人敢于抵制。它的實際效果是相當嚴重的，連毛主席親自糾正都這么困難。毛主席要求吳冷西“五不怕”頂住壓力使《人民日報》講真話，他也頂不住。毛主席開了七千人大會，有七千人之多，但在很長時間，卻沒有人敢把當時的情況對人民群眾講清楚。而從1958年大躍進中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大泛濫，就可以看到黨內抵制了毛主席提出的”整風“后果的嚴重性。這就必然使黨內資產階級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激化，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產生正是這種矛盾發展、激化的必然結果，不是毛主席主觀愿望所能決定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在黨內的極大泛濫，可以從反面看到黨內資產階級搞反右擴大化，抵制當年毛主席及時提出黨內”整風“方針的英明決策是多么的正確。

　　事實上正如毛主席所說，在1957年反右之前，我國由于抗美援朝的勝利、三大改造的勝利、蘇聯援建的工業的156個項工業建設的順利完成;加之我國在就業、醫療衛生、教育領域的改造和發展，使工農勞動者生活與舊中國相比，得到了極大改善;黨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使各民族人民形成了民族的大團結。黨和毛主席的威信一直非常高，正像毛主席所估計的：反對社會主義的是極少數。如果我們當時能按毛主席的設想，團結一致，搞好黨的那一次整風，使全黨思想更加統一，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得到極大提高，社會主義民主得到更大發揚。那么在貫徹社會主義總路線的1958年大躍進時就不會出現共產風和浮夸風，1959年如河南、山東、四川、安徽就不會在農村收取過頭糧，也就不會餓死人;就是三年困難時期的困難程度也不會這么嚴重! 我國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也就用不著從四清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來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也許早就實現了吧!

　　但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無情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并不會因為無產階級在一些國家的局部勝利而終結，它必然會因為自己的失敗而表現得更加尖銳和瘋狂，這種斗爭必然會反映到無產階級的司令部、反映到黨內的路線斗爭中來。資產階級為了奪取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焦點必然要集中到無產階級的司令部——共產黨內。毛主席從1956年以來從蘇聯黨內的斗爭和中國自己黨內斗爭的實踐中，揭示的這個真理在他離開我們將近50年的今天，得到了更加有力的證明。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無產階級革命在新的歷史階段所出現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新問題。

　　回顧建國以來的歷史，我們也許可以設想如果我們國家在1957年就搞文革，也許會比1966年的形勢困難少很多。至少全國不會有這么大規模的派性，更不可能產生武斗，因為那時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不久，我們黨內毛澤東思想還占著統治地位;加之蘇聯修正主義剛剛上臺，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在共產黨內的影響和滲透還沒有那么嚴重。但是實際上一個新問題的出現，人們的認識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毛主席在這個過程中是最先看清楚問題實質的，但是即使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大多數同志，包括黨內的高級干部的思想都還是跟不上來，可見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勢這還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啊!

　　分析起來資產階級要在共產黨內搞垮共產黨，從建國以來的歷史看，首先在組織上要通過拉幫結派，搞宗派主義的小山頭，“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來推行忽“左”、忽右的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為此，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學風上必須配合以教條主義，這樣才能使馬列主義教條為派性利益服務。

　　因為他們脫離了群眾，危害了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必然的他們最怕的就是群眾和群眾運動!也許只有在群眾運動中依靠最廣大的革命群眾，才能最有力地揭露修正主義小山頭對革命的危害吧!但是在文革初期走資派抵制文革，拼死一搏，通過工作組在群眾中打了大量反革命的時候，就造成了兩派在他們挑動下，不同利益群眾斗群眾，打派仗的壯觀局面，把派性發展到了極致，成為了社會主義繼續革命中最大的危害。

　　歷史的發展無可爭辯地告訴我們，由于當時黨內的資產階級沒有接受毛主席通過整風，以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通過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方針，來改造黨內資產階級以適應社會主義新形勢對黨的要求。反而以反右擴大化的實際行動來抵制和對抗黨的開門整風，并且通過反右擴大化在斗爭中進一步發展了黨內資產階級的力量。這一切都具體而無可辯駁地反映在1958、59年大躍進中嚴重的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共產風和浮夸風在全國的盛行和泛濫中。而這股主觀主義的“歪風”，本來恰恰是毛主席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所反對和要解決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黨風問題。

　　在新時代，為宗派利益還是真正為了人類的理想，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就成為了對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最大考驗。從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斗爭中，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是可以拿來為宗派主義的利益服務的。但是在這個嚴重的歷史考驗中，鄧力群同志卻勇敢地與之決裂了。他站在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立場上，亮起了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鮮明旗幟，他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我們每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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