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和周恩來打過交道的人，無不為他的博學多智、能言善辯、富有幽默感的語言魅力所折服。尤其是在長期的對外交往中，周恩來以超人的智慧和靈活的外交手段，以精辟、準確、詼諧而又富有思辨性和戰(zhàn)斗力的語言，在談笑間使復雜的問題得到解決，深受人們欽佩。他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原則，贏得國際社會的一致贊許。正如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評價周恩來時說：“沒有什么比外交談判更能真正考驗他的本領。”而美國杜魯門時代的國務卿艾奇遜更贊揚周恩來“是當今世界上最能干的外交家”。
周恩來在南京靈谷寺接見美國《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李勃曼。左起：吳展、李勃曼、章文晉、周恩來、吳青
點化成語，簡潔點評
抗戰(zhàn)時期，國民黨對共產黨倡導的“擁護革命的三民主義”這句口號不滿，指責說：“三民主義就是三民主義，為什么要加上‘革命的’這個形容詞？”
周恩來當場予以反駁：“你們自稱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你們沒有讀過《建國方略》這部書嗎？孫中山在這部書中開頭就說：余所著之三民主義乃革命之三民主義。我們只是把‘之’字改成了‘的’字，有什么不對？”
周恩來的反駁看似咬文嚼字，其實暗示了國民黨打著“三民主義”的旗號，卻是干著違背“三民主義”、禍國殃民的勾當，他們實行的是假“三民主義”，而不是孫中山所倡導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同時，也嘲笑了那些自稱是孫先生信徒的人，連孫中山的原話都不知道，反證了共產黨實行的才是真正的三民主義。
1946年，在國共兩黨重慶談判之后，周恩來又受黨中央和毛澤東重托，率領中共代表團到南京與國民黨再次進行談判。周恩來在談判桌上的雄辯才能，使得對手深為折服。
有一次，周恩來同國民黨政府談判。談判進行還沒幾個回合，周恩來就把對方的謬論駁得體無完膚。在我方義正詞嚴面前，對方不但不接受，反而惱羞成怒聲嘶力竭地叫嚷同共產黨談判簡直就是“對牛彈琴”！
周恩來聽后，不急不躁，不動聲色，只是輕蔑地一笑，慢條斯理地巧妙回敬了對方：“對！牛彈琴！”
周恩來精當地妙用標點符號進行字詞的斷句重組，使其語義幡然更新，針鋒相對地將對方的叫囂比作“牛彈琴”，既形象生動又極具殺傷力，從而既擺脫了自我困境，又迫使對方陷入無言以對、無地自容的窘地。
1960年4月28日，周恩來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舉行記者招待會。
在場的美國記者故意拿著中尼兩國分別出版的地圖，指出兩國邊境在珠穆朗瑪峰這一段的畫法不一致，并借此提問：“關于埃佛勃朗峰（即珠穆朗瑪峰）的問題，在這次會談中是否已作出了決定？您剛才的話，是否意味著由中尼兩國來平分這座山峰？尼泊爾是否同意？”
周恩來立即回答：“無所謂平分。當然，我們還要進行友好的協商。這座山峰把我們兩國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不是你們所說的把我們兩國分開！”
邊界問題很敏感，美國記者的提問既是挑釁又是圈套，簡單回答“是”或“不是”都會掉進陷阱。周總理識破其險惡用心，改“平分”為“聯結”，表明了我國解決同鄰國邊界問題的基本方針，強調了睦鄰友好政策，所言無隙可擊，令美國記者大為失望。周恩來那泱泱大國總理的機敏思維和友好風度給尼泊爾留下深刻印象。
這年，周恩來親自審查了一批出國節(jié)目。京劇《霸王別姬》是其中的一個。
演到這出戲時，周恩來對每個重要場景都下了評語。這些評語下得簡潔奇巧，幾乎都是“一”字打頭的成語。
演到項羽不顧形勢，不聽勸阻，執(zhí)意出戰(zhàn)時，周恩來評道：“一言堂。”項羽回宮后，虞姬規(guī)勸再三，千萬不可發(fā)兵，以免中劉邦之奸計。項羽不容分說，回拒說：“孤意已決，明日發(fā)兵！”周恩來評道：“一家之長。”項羽孤軍深入，落進了劉邦的埋伏圈。周恩來又評道：“一意孤行。”項羽被困垓下，周恩來一針見血地評道：“一籌莫展。”戲演到虞姬備酒，項羽吟唱：“力拔山兮氣蓋世”時，周恩來再評道：“一曲挽歌。”項羽四面楚歌，漢兵將至，虞姬自刎。周恩來指出：“一敗涂地。”
周恩來的“一字”評語語言精當，言簡意賅，給劇情以精辟的評論，讓人感到風趣幽默，富有高超的語言藝術魅力。
“文化大革命”期間，江蘇省射陽縣的一群紅衛(wèi)兵代表到北京上訪，周恩來接待了他們。
紅衛(wèi)兵代表要求把射陽縣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陽”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紅太陽。
周恩來聽他們講明來意后哈哈大笑起來。他們不理解周總理為什么發(fā)笑，周恩來說：“射陽兩個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們這些小將看問題，為什么不從積極方面去看，而從消極方面去看呢？我說‘射陽’兩字很好，因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紅太陽，而是紅太陽光芒四射。”
周恩來深怕他們聽不清楚，又解釋一遍說：“射陽就是紅太陽光芒四射，你們說對不對？”說罷，又哈哈大笑起來。
聽了周恩來的這一番妙解，紅衛(wèi)兵代表也都笑了，因為他們對周總理的講話感到心服口服，表示還是叫射陽縣好。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fā)生以后，蘇聯大使找到周恩來，陰陽怪氣地問道：“總理同志，聽說最近中國發(fā)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周恩來平靜地回答：“也沒什么大事，只不過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樹;一棵樹上落下一片葉子而已。”
蘇聯大使故作關心地說：“據權威人士推測，此事對中國的影響極為不利呀！”
周恩來答道：“恰恰相反，一顆毒瘤在肌體上自動消失，有百利而無一害。”
蘇聯大使有些惱怒：“總理同志，有句話我早就想說了，你們在國際上口口聲聲罵我們是社會帝國主義，把我們說得比廁所還臭。既是這樣，那么請問：你們的林副統帥在國內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為什么偏要投奔我們蘇聯呢？”
周恩來冷笑道：“正因為廁所臭，蒼蠅才喜歡那個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這個道理，又何必多此一問？”
蘇聯大使被說得啞口無言，陷入十分狼狽的境地。
避實就虛，妙用數字
在外交場合中，當對方提出難以回答的問題或遇到突發(fā)尷尬的事情與場面時，周恩來總是善于運用變通性較強、委婉幽默的語言，避開對方提出的實質性問題，既使自己擺脫困境，又保持和諧氣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數字看起來十分抽象、枯燥和單調，可是在周恩來口中，卻變得生動活潑無比，顯示出異樣的光彩。
在一次外交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周恩來介紹了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及對外方針后，回答記者提問。富裕的歐洲人，輕視我們國家資源少、底子薄、人民窮，于是一位西方記者帶有譏諷意味提問周恩來：“總理先生，中國人民銀行有多少資金？請問中國有多少錢，才能保證每個人吃上飯、吃上肉、穿上衣呢？”
面對此種惡意，周恩來正色“回敬”對方：“我們新中國用的是人民幣，國家的銀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全場愕然，鴉雀無聲，記者們靜聽周恩來作進一步的解釋。
緊接著，周恩來以風趣的語調解釋說：“中國人民銀行發(fā)行面額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的10種主輔幣人民幣，合計為18元8角8分。”
周恩來稍停頓一下，接著嚴肅地說：“中國人民銀行是由全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金融機構，有全國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實力雄厚，它所發(fā)行的貨幣，是世界上最有信譽的貨幣之一，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周恩來一語驚四座，大廳內頓時響起了熱烈持久的掌聲。他經典幽默的回答令提問者汗顏。
有一次，一個英國記者對周恩來說：“一個國家向外擴張是由于人口過多。”
周恩來反駁道：“我不同意這種說法。英國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是4500萬，不算太多。但是，英國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曾經是如日不落的殖民帝國。美國的面積略小于中國，而美國的人口還不及中國的1/3，但是美國的軍事基地遍布全球，海外駐軍150萬。中國人口雖多，但沒有一兵一卒駐在外國的領土上，更沒有在外國建立軍事基地。可見一個國家是否向外擴張，并不決定于它的人口，而是決定于它的社會制度。”
擊中要害，言之有理。周恩來列舉確鑿的數據，從正反兩方面有力地反駁了對方的錯誤觀點，也用鐵的事實支撐自己的論點，堅定有力。通過對比，突出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從不對外擴張的嚴正立場。
一次，一個外國嘉賓問周恩來：“總理先生，你見過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嗎？”周恩來說：“見過！”對方問：“是誰？在哪里？”周恩來說：“是我夫人，在我家里。”對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恩來說：“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則我也不會娶她。”
一次，周恩來盛宴招待尼赫魯。這位在英國劍橋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的印度總理，對周圍的人用中國話交談有點不耐煩，便在祝酒時拉住周總理的手臂：“總理先生，講一點英語好嗎？”周總理微笑著舉起酒杯回應說：“Ah，yes，How do you do？”（即“你好”），周恩來說完這句后照樣講他的中國話。尼赫魯對此忍俊不禁。
外國總理要求周總理講一點英語，他就“遵命”講了一句，然后照樣講中國話，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領導人對自己母語的尊重。
1961年，周恩來前往機場歡送陳毅外長赴日內瓦參加和平解決老撾問題的擴大的日內瓦會議。有一位外國使節(jié)問他：“閣下可能再去日內瓦嗎？”
對這個確實不是一兩句話就能夠說清楚的問題，周恩來避重就輕用英語答道：“Sorry，I am not the Foreign Minister any more！（可惜我不再是外長了）”
就這么簡單的一句話，使周圍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著名美國女記者和作家，她曾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兩次來華，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和英勇抗戰(zhàn)的事跡。1965年11月1日在上海為她舉行的80歲生日宴會上，周恩來的祝壽辭十分詼諧。
周恩來微笑著致賀詞說：“今天我們?yōu)槲覀兊暮门笥眩绹骷野材?middot;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慶賀40‘公歲’誕辰。”在座的聽到“ 40公歲”這個新詞，都有點奇怪。
周恩來解釋說： “在中國，‘公’字是緊跟它的量詞的兩倍，40公斤等于80市斤。因此，40公歲，就等于80歲。”聽完他的解釋，大家開懷大笑，斯特朗聽了更是笑得開心。他又接著說：“40公歲，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斯特朗女士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寫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還很年輕。我們祝賀斯特朗女士繼續(xù)為人民寫出大量的文章，祝賀她永遠年輕！”至此，把宴會的歡樂氣氛推向了高潮。
周恩來幽默風趣的賀詞，深深地感動了斯特朗女士。她在答詞中，滿懷深情地說：“周恩來說我只有40公歲，還很年輕，我聽了很高興。我保證要繼續(xù)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寫出大量的著作來。”斯特朗晚年，也好像真的回到了壯年，她勤奮筆耕，每半個月寫一篇《中國書簡》，宣傳中國，借以表達她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
1972年2月，周恩來陪美國總統尼克松參觀我國自行設計和施工的南京長江大橋。當踏上引橋時，尼克松突然問：“總理閣下，請問南京長江大橋每天有多少人經過？”“總統閣下，南京長江大橋每天有5個人經過。”看到對方發(fā)怔的樣子，周恩來又從容不迫、自豪地解釋說：“每天經過南京長江大橋的人是工、農、兵、學、商，不是5個人嗎？”尼克松聽后，“啊”了一聲，隨即連連點頭贊嘆。
1973年8月28日，中共十大在京召開之時，出席會議的毛澤東已因患上腿疾而不能輕松站起。
會議結束后，為了不讓與會代表看出破綻為他的身體擔心，毛澤東就一直坐在座位上，想讓代表們先退場。但毛主席不退場，代表豈肯先退場。
還是細心的周恩來看出了毛主席的心思，打破了僵局，機智地說：“毛主席是要目送大家離開會場后，他才肯走。”毛澤東則故意執(zhí)拗地說：“你們不走，我也不走。”就這樣，代表們一步一回頭，依依不舍地揮手與毛主席道別。
周恩來突遭棘手問題或場面時能夠避實就虛、靈活應急處理的睿智，由此略見一斑。
一語雙關，意在言外
1945年9月，國共雙方重慶談判期間的一天中午，在會議休息時，蔣介石突然約周恩來對弈。蔣介石原以為周恩來不敢應戰(zhàn)。沒想到，他的電話剛一放下，周恩來就與王若飛等人過來了。蔣介石見面一驚：“你答應了？”
周恩來風趣地說：“豈有不來之理？桌面上兩黨談判，棋盤上楚漢相爭，多么有趣！蔣先生您說是嗎？”
蔣介石微微一笑：“那是，那是。”
在蔣介石的會客室中，兩人隔著“楚河漢界”擺開了陣勢。蔣介石問：“周先生是要藍子還是要用紅子。”周恩來手中早抓住了一個紅“帥”，說：“我就用這個吧！”蔣介石若有所思地應了一聲，隨即排兵布陣，大有猛虎下山之勢。周恩來見蔣介石果然棋局不凡，便巧布迷陣。無疑，蔣介石不諳對方看似平常的陣勢，加上求勝心切，想先發(fā)制人。于是使出他常用的突襲之術，首先來個當頭炮，直逼紅帥大本營。接著又是沉底炮，雙炮齊上的火炮攻勢，使周恩來的“帥”幾乎無路可逃。蔣介石雙眉一挑，對周說：“這一著，周先生大概還未想到吧！”
周恩來卻是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態(tài)，將早已備好的“車”“卒”，緊密配合，齊頭并進，很快，就在對手不經意間化險為夷了。蔣介石這才意識到，對方戰(zhàn)術非同一般。在場的兩方“觀戰(zhàn)”人，無不佩服周恩來高超的棋藝。蔣介石邊走子邊問：“周先生你從小跟過名師？”周恩來笑道：“下棋不過是一個小玩意兒，哪從什么師哦。”其實蔣介石哪里知道，周恩來5歲就開始下棋，到9歲時已是十里八村的象棋高手了。他的特點是后發(fā)制人，一旦看準戰(zhàn)機，既敢拼殺，又善誘敵，臨危不亂，處險不驚，獲勝不驕，往往以少勝多，以劣勢而轉危為安，直到最后勝利。第一盤蔣介石輸了。
第二盤，蔣介石又是老招出手，到中局時便節(jié)節(jié)敗退，多次進攻都被對方化解，不免有些緊張起來。人們發(fā)現他的額頭上已滲出一些汗珠。勝利在握的周恩來穩(wěn)扎穩(wěn)打，妙用“卒”“車”“馬”“炮”的技能，步步逼近藍棋之“將”。蔣介石一時亂了陣腳，來了個傾巢出動。可是戰(zhàn)局已定，他無法挽回危局，只得丟卒保車，最后到拋車護將。周恩來問：“蔣先生，你看怎么辦？”蔣介石有些不高興地說：“我看還是和了吧！”一旁觀戰(zhàn)的王若飛趁機插話說：“不，我看藍棋輸定了，紅棋必勝，豈能以和了之。”蔣介石自己心中有底，只好無可奈何地一聲長嘆：“周先生棋藝果然名不虛傳，臨陣不亂，棋高一籌，棋高一籌啊……我蔣某算是領教了。”
周恩來則笑言：“蔣先生的火炮攻勢還是很有威力、功力不小的，可惜只是太輕視我的這些過河卒子了，以致鑄成敗局。失誤在于輕視我的這些小米加步槍。”
周恩來一語雙關，很巧妙地借下棋而說明：蔣介石只看見自己的飛機大炮，而沒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因此，他在反人民的內戰(zhàn)中也將像在棋盤上一樣注定要失敗。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里，由于大批“白專道路”，一度在“紅”與“專”的問題上出現了極大的混亂。
針對這種情況，為了澄清和統一大家的思想認識， 1961年6月19日，在一次文藝工作會議上，周恩來形象具體地打比方說：“有一個人專心致志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兩年把導彈搞出來了，對國家很有貢獻;而另外一個人，天天談政治，搞了5年也沒有把導彈搞出來。你投票贊成哪一個人？我投票贊成第一個人。第二個人只好讓他去當政治教員，他不能在導彈部門工作，他只能在導彈部門搗蛋。”
周恩來利用淺顯易懂的語言，簡明扼要地闡明了他對當時一些人政治認識上所存誤區(qū)的明確態(tài)度，給大家指明了方向，博得了大家的一陣笑聲和掌聲。
尼克松率美國代表團訪華時，曾有一名官員當著周恩來的面問道：“為什么中國人很喜歡低著頭走路，而我們美國人卻總是抬著頭走路？”此語一出，四座皆驚。
周恩來馬上洞悉到這名美國官員的惡意用心，不慌不忙微笑著說：“這并不奇怪。那是中國人民正在努力攀登上高峰，因為我們喜歡走上坡路嘛，而可惜我們的美國朋友在下山！看來你們喜歡走下坡路喲。”
周恩來的巧妙回答，讓美國人領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帶剛、綿里藏針，最終尷尬、窘迫的是美國人自己。
還有一次，一位外國記者不懷好意地問周恩來：“在你們中國，明明是人走的路為什么卻要叫‘馬路’呢？”
周恩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道路，簡稱馬路。”
有一次，周恩來出國訪問時，對方的宴會上有一道湯，從上面看不到熱氣上升，周恩來沒有留意其中的成分，舀一勺到嘴邊被燙了一下，原來這湯上面是滾熱的油。熱油是看不到熱氣的，但溫度非常高，如果沒有接觸，很難辨認出溫度。這個國家的領導居然想出這么絕的手段。
過一段時間，這位國家領導人訪華時，周恩來親自出馬，為他做了一道“熱呼呼”的點心——油炸“冰棒”。想順便以牙還牙教訓一下對方。
周恩來當著這位外國領導的面命人拿來“熱氣上升”的冰棒，來到一鍋滾熱的油邊，他在冰棒外面涂上一層厚厚的面粉，再往油鍋里一放立即撈起，這時候面粉剛好被炸成干面皮包著冰棒，冰棒既不融化又可以看到“熱呼呼”的樣子。
周恩來把這“熱呼呼”的冰棒遞給這位外國領導，這位外國領導因為曾經用熱湯燙過周總理，這回又看到是剛從油鍋里撈上來，接過手后不敢立即吃，先拿到嘴邊慢慢吹氣，不管他怎么吹，“熱氣”依然不減。過了一會他才大膽的放進嘴里咬了一口，結果被凍得打了一個哆嗦！
就這樣，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在猝不及防的詰難下，在別有用心的挑釁前，面臨難以預料的突發(fā)事件時，難以數計地以其淵博的知識，豐富的經驗，清晰的思路，敏捷的反應，準確的言詞，自如地應對了各種意外情況，維護了祖國的尊嚴。
在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與中國代表團在住地商談。
借題發(fā)揮，拉近距離
周恩來特別善于借題發(fā)揮，消除對方的緊張心理，拉近與對方的距離，并收到幽默風趣的效果。
1933年初，為了慶祝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進一步鼓舞部隊的士氣，紅軍總政治部召開了全軍青年工作會議。這天上午，會議在宜黃縣總部駐地召開，到會的首長有總司令朱德、政委周恩來、總政主任王稼祥等。
當周恩來剛剛講到要提高警惕時，突然有6架敵機出現在駐地上空，低空盤旋，尋找目標。當時擔任總政青年部部長的蕭華才18歲，和在場的許多青年人一樣，缺乏防空經驗，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場面，嚇得急忙往外跑。周恩來盯著當空墜下的炸彈，猛地一把將蕭華按倒在身邊，用身軀掩護著他。好幾顆炸彈在門口幾步遠的地方爆炸，掀起和震落的塵土厚厚地蓋了人們一身。敵機走了，王稼祥的腰部被炸傷了。只見周恩來拍打著身上的塵土，用手帕揩了揩臉，凝視著準備繼續(xù)開會的同志們，詼諧地說：“蔣介石知道我們在這里開會，派飛機給我們放炮慶祝來了。”
一句話逗得大家大笑起來，驚魂未定的情緒頓時緩和了下來。
1954年，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會議期間，周恩來發(fā)現不少外國人對中國的民族音樂歌舞十分感興趣，便抓住這個宣傳中國的極好機會，馬上通知工作人員，建議給與會者放一部中國的經典大作《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彩色越劇片看看。熊向暉很納悶地問：“外國人能看懂嗎？”
周恩來說：“那得看你怎么來做了，動動腦子吧。”
于是，工作人員為了使外國人能看懂中國的戲劇片，寫了15頁的說明書呈給周恩來審閱。
周恩來批評工作人員：“不看對象，對牛彈琴。”
工作人員不服氣地說：“給洋人看這種電影，那才是對牛彈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個彈法了，”接著，周恩來風趣而信心十足地說，“你要用十幾頁的說明書去彈，那是亂彈，我給你換個彈法吧。”略作停頓后便說：“你只要在請柬上寫一句話：‘請您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就行了。”
看見對方一臉的疑惑，周恩來自信地笑著給他吃個定心丸：“你試試，我保證你不會失敗。”
按照周恩來的點子放映電影后，果然引起外國友人的極大興趣，觀眾們看得如癡如醉，不時爆發(fā)出陣陣掌聲。
一次，國務院宴請前清皇族成員。末代皇帝溥儀入席時神態(tài)有些拘謹，他見周恩來也在場，便不肯坐上首座。周恩來當即笑著說：“您是‘陛下’嘛，是應當坐首位的。您不入座，大家就不好坐了。”這樣一講，宴會的氣氛立刻活躍起來。溥儀也放松了許多，彼此間的相處就自然多了。
1961年5月初，周恩來在河北省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
在一次社員座談會上，為了引導大家暢所欲言，周恩來回身指指后墻上掛的畫像，說道：“我叫周恩來，就是墻上那個人，你們看像不像？”
周恩來平易近人中不失幽默的一句話，逗得大伙兒笑成了一片。于是，拉近了國家總理與普通百姓之間的距離，隨即一些社員自然而然地傾吐出了自己對農村現狀的真實看法。
1963年12月，周恩來和陳毅訪問摩洛哥王國。哈桑國王在接待周恩來時，破例地舉辦了極為豐盛的“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傳統名菜國宴。
在宴會上，國王陪著大家圍在一張矮腳長方桌席地上盤膝而坐。直徑長達八九十厘米的瓷盤中，盛放著一只烤好的羊。席間，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選了一塊最好的肉放在周恩來的盤里。每上一道菜都是如此，以示對客人的尊重。周恩來也照樣回敬。
宴后，哈桑邀請周恩來、陳毅到會客室飲茶。賓主邊飲邊談，無拘無束，十分融洽。
驀然，哈桑國王提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問題。他笑著說：“當今世界上像我們這樣的國王、皇帝已為數不多了，不知以后會怎么樣？”
周恩來和陳毅聽后都笑了起來。周恩來風趣地說：“你們可以組織一個委員會，開個會商量商量嘛！”陳毅接著說：“亞洲有個西哈努克親王，我們是好朋友，可邀請他參加。”
周恩來又說：“陛下可以擔任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長嘛！”
說畢，三人皆哈哈大笑。
哈桑的問題提得十分巧妙，而周恩來與陳毅回答得也十分巧妙。
1971年，美國的基辛格博士奉總統尼克松之命為恢復中美外交關系而秘密訪華。基辛格一一將自己的隨員介紹給周恩來。當他向周恩來介紹隨行官員彼爾德世奇時，周恩來握住對方的手微笑著說：“我知道。你不僅會講北京話，還會說廣東話。廣東話連我都講不好。你在香港學的吧？”當基辛格介紹理查德·斯邁澤時，周恩來握著斯邁澤的手說：“我讀過你在《外交季刊》上發(fā)表的關于日本的論文，希望你也寫一篇關于中國的。”洛德沒等周恩來開口就自己報姓名：“溫斯頓·洛德。”周恩來握著洛德的手搖晃：“小伙子，好年輕。我們該是半個親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國人，在寫小說。我愿意讀到她的書，歡迎她回來訪問。”其間，周恩來還與美國特工人員雷迪和麥克勞德開玩笑說：“你們可要小心喲，我們的茅臺酒會醉人的。你們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處分呢？”
1971 年7月9日至11 日，周恩來會見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
周恩來與他們如同親朋好友聊家常，這使得基辛格一行緊張拘束的心理很快消失，會談自然就會在比較友好輕松的氣氛中進行了。
在一次正式談判尚未開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來提出一個要求：“尊敬的總理閣下，貴國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發(fā)掘成果震驚世界，那具女尸確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寶啊！本人受我國科學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種地球上沒有的物質來換取一些女尸周圍的木炭，不知貴國愿意否？”原來，當時有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引起世界轟動：長沙馬王堆漢墓發(fā)現不腐女尸。
周總理聽后，隨口問道：“國務卿閣下，不知貴國政府將用什么來交換？”
基辛格說：“月土，就是我國宇宙飛船從月球上帶回的泥土，這應算是地球上沒有的東西吧！”
周總理聽后哈哈一笑說：“我道是什么，原來是我們祖宗腳下的東西。”
基辛格聽后一驚，疑惑地問道：“怎么？你們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時候？為什么不公布？”
周總理笑了笑，用手指著茶幾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認真地對基辛格說：“我們怎么沒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們就有一位嫦娥飛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廣寒宮住下了，不信，我們還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這些我國婦孺皆知的事情，你這個中國通還不知道？”周總理機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讓博學多識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在這次會見中，周恩來不但熟記了每個美國代表的名字，而且對每個代表作了適度贊揚，并通過一些得體的詼諧幽默話語，使美國人的緊張心情很快放松下來，使交談能夠順利進行。美國代表無不深深為周恩來的魅力所傾倒。
睿智解釋，巧妙應辯
在對外事務和國內政務活動中，當遇到難以預料的突發(fā)事件時，周恩來總能冷靜沉著，機智應變。尤其是在對方猝不及防地提出挑釁性的問題時，周恩來總能針鋒相對地用幽默的語言痛擊對方，既不失體面，又反駁有力。
20世紀50年代的抗美援朝時期，有些外國記者敵視中國，利用采訪機會發(fā)泄對中國的仇視態(tài)度。有一次，周恩來和一位美國記者談話時，記者看到周總理辦公室里剛批閱完文件順手放在桌上的一支美國產的派克鋼筆，便帶著幾分諷刺，得意地發(fā)問：“請問總理閣下，你們堂堂大國，為什么要用我們美國生產的鋼筆呢？你們也迷信我國的鋼筆嗎？”
周恩來聽了風趣地笑著答道：“提起這支筆啊，那可說來話長。這不是一支普通的筆，它是一位朝鮮朋友抗美的戰(zhàn)利品，作為禮物送給我的。我無功不受祿，就想謝絕，哪知那位朋友對我說：‘這是美軍在板門店投降簽字儀式上用過的，你留下作個紀念吧！’我覺得這支鋼筆的來歷很有意義，就留下了貴國的這支鋼筆。”那個記者聽后啞口無言。
外國記者的話是在諷刺周恩來：你們不是一直批評美帝國主義嗎，為什么還用美國生產的鋼筆？周恩來立即反唇相譏。周恩來的論點是：這支鋼筆為美國貨不假，但并非我們有意購買，而是抗美戰(zhàn)爭中繳獲的戰(zhàn)利品，這支鋼筆見證了美帝國主義對朝鮮的侵略。這樣的反駁不露聲色地揭露了美國的侵略行徑。既維護了國家的形象，又向世界展示了他那文雅坦蕩的領袖風范。
1950年1月，周恩來到莫斯科談判簽訂中蘇友好條約。在一次涉及我國東北問題的會談中，斯大林提出不準第三國公民進入和居留東北地區(qū)，并且要求我國承擔義務。
周恩來反問道：“東北住有很多朝鮮居民，他們算不算‘第三國公民’？更不用說蒙古人了。”
周恩來的回答，既表達了中國的立場，又讓斯大林難以再就這一問題說下去，巧妙地將話題引開了。
1954年日內瓦會議之后，英國的對華態(tài)度有所改變，在臺灣問題上明顯站在美蔣一方，反對中國解放自己的領土臺灣和沿海島嶼。為了解決雙方的矛盾，周恩來同英國駐北京代辦杜威廉進行了三次長時間的談話。其中一次杜威廉表示，英國建議中美雙方克制，英國認為中國把美蔣條約說成是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是錯誤的”，英國“絕對相信”這個條約的目的是要起制約作用，所以英國表示歡迎。
周恩來馬上進行了反駁。他說：“如果一個人打了另一個人一拳，第三人出來勸架，他不勸第一人放下拳頭。卻要求第二人不還手，甚至責罵被打的人，這如何能說要求雙方克制？如果一個強盜跑到你家里，霸占樓下的屋子，竟然說可以用條約容許他占據樓下的屋子，只是不讓霸占者上樓去，試問，你住在樓上會感到安全嗎？一個外國武裝霸占了我們的領土，這怎么能說是制約？英國承認美國的侵略，這對中英關系是不利的。承認‘慕尼黑’就是承認既成事實。英國現在連慕尼黑的教訓都拒絕接受了！”
周恩來寥寥數語，道出了問題的實質，使對方無言以對。
1957年9月，周恩來接見來訪的美國青年代表團，一名成員問：聽說現在中國領導人對于國內的政策意見很不一致，特別是關于“百花齊放”的政策。這種說法是否正確？……你是否認為現在有個人爭奪權力的問題？
周恩來毫不遲疑地回答說：“很遺憾，我都不曉得，你倒曉得了？中國政府的總理都不知道的事情，一個外國青年都能‘知道’，顯然是有人別有用心造謠中傷。”
周恩來接著聲明：“這完全是沒有根據的流言或挑撥，如果有人希望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間發(fā)生他們所希望的這種事情，那他會落空的。”
有一次，周恩來應邀訪問蘇聯。周恩來在同赫魯曉夫會晤時，兩人談話十分不投機，周恩來毫不留情地批評了赫魯曉夫在全面推行修正主義政策。
惱羞成怒的赫魯曉夫卻不正面回答，而是就當時敏感的階級出身問題對周恩來進行刺激，沖著周恩來喊道：“你不能這樣跟我說話。你批評的很好，但是你應該同意，無論如何，出身于工人階級的是我，而你卻是出身于資產階級。”言外之意是指周恩來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說話。
周恩來只是停了一會兒，然后平靜地回敬道：“是的，赫魯曉夫同志，但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
周恩來出其不意地將赫魯曉夫射出的毒箭掉轉方向，朝赫魯曉夫本人射去。短短一句話，一針見血，赫魯曉夫再也不敢無端找事。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產黨國家傳為美談。
另一次，周恩來從日內瓦開會回來順道訪問莫斯科。在為他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他用英語向蘇聯人祝酒。
這時，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抱怨道：“周，你為什么不說俄語？你的俄語很好嘛！”這句話顯然是很不友好的。
周恩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語回答說：“米高揚，該是你學習漢語的時候了。”以促米高揚說出不學漢語的原因。米高揚果然上鉤，抱怨說：“漢語太難學了。”
周恩來馬上輕快地接過話茬說：“沒關系，下回到我們使館來，我們將非常高興地教你。”
周恩來這一句話一下子將米高揚置于一種學生的地位。
20世紀50年代初，有一次周恩來在中南海勤政殿設宴招待外賓。這次國宴上，客人們對中國菜的花樣之繁多、風味之獨特和味道之鮮美，都贊不絕口。
這時，上來一道湯菜，湯里的冬筍、蘑菇、紅菜、荸薺等都雕刻成各種圖案，色、香、味俱佳。
然而，這道菜上席后，有人用筷子夾翻了一轉，由于冬筍片是按照民族圖案刻的，在湯里一翻身恰巧變成了一個醒目的法西斯的標志———竟是一個“卍”形圖案，活脫脫地呈現在貴客眼前。原來二戰(zhàn)期間，“卍”形圖案成了法西斯的象征。
來賓們見此刺眼的圖案，不禁大驚失色，嚇了一跳，面面相覷，不知此時出現這種“卍”形圖案是什么道理、何種用意？連忙向周總理請教：“為什么這道湯里有法西斯標志？”一時間，宴會的氣氛變得凝固緊張起來。
對于這個問題，周恩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隨即泰然自若地將湯中那片圖案翻過來，一邊勸酒一邊解釋道：“這不是法西斯的標志！這是我們中國傳統中的一種圖案，念‘萬’，象征‘萬事如意’‘福壽綿長’，是對遠方客人的最良好的祝愿！”
話音剛落，整個宴會的氣氛又活躍起來。接著，周恩來又風趣地說：“就算是法西斯標志，也沒有關系嘛！來，讓我們大家一起動手消滅法西斯，把它吃掉就是了！”話音剛落，便逗得賓主都哈哈大笑起來，氣氛更加熱烈。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齊指向這道菜，來了個“全面進攻”，很快，這幅“法西斯圖案”就被全部消滅了。最后連這道湯也被客人們喝得精光。
周恩來冷靜沉著，機智處理，運用妙語解釋，風趣幽默地讓突發(fā)性事故煙消云散，且增添了友好熱烈氣氛，充分顯示出高超的語言藝術。可見，周恩來應對和解決突發(fā)性事件的能力有多強！
1961年9月18日，周恩來參觀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他看得非常認真仔細，在一條毛主席語錄面前，他站住了。原來，這條語錄最后的署名用的是簡化字，不過“毛澤東”的“澤”字的右半部分被寫成了“尺”。
以細致入微、火眼金睛著稱于世的周恩來一下子發(fā)現問題后，對周圍的人開玩笑說：“我們國務院公布的簡化字可不是這樣寫的呀，主席也沒有說改成這樣吧。”
這個錯別字連當時的館內人員都沒有發(fā)現，卻被周恩來發(fā)現了，大家既尷尬又佩服。在一次招待會上，一位西方女記者對著話筒匆匆問道：“周恩來先生，可不可以問您一個私人問題？”
“可以的。”周恩來微笑著回答。
“您已經60多歲了，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記憶非凡，顯得這樣年輕、英俊？”場內頓時響起了友善的笑聲和議論聲。
這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問題。
周恩來溫和地笑了笑，待場內安靜下來，才聲音洪亮地坦然回答：“因為我是按照東方人的生活習慣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
待翻譯立即流利地譯出周恩來的話之后，整個大廳里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和喝彩聲，各國記者無不為周恩來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綜上所述，周恩來語言的睿智幽默藝術，可以歸結為如下4個顯著特點：一是繼承和發(fā)揚了“委婉含蓄”的中國式幽默文化傳統，并且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二是格調高雅，不落俗套，語意含蓄，情趣盎然，引人回味。三是在不同場合，針對不同的對象，有分寸地巧妙運用幽默語言。四是自然、切題，不是生硬的逗笑。而是清淡中寄深刻，雋爽中寓嚴肅，微笑中含諷刺，含蓄中孕真諦，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受用不盡的寶貴遺產。我們要認真學習、繼承，并在實踐中加以運用，讓幽默發(fā)揮出應有的藝術魅力和社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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