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之超：紀念鄧力群同志

 為表達對鄧力群同志的無限緬懷，弘揚鄧力群同志的崇高精神，特別是頌揚鄧力群同志晚年在國史研究、傳播毛澤東思想方面的卓越貢獻，繼承鄧力群同志的遺志，為完成他未竟的事業繼續奮斗，烏有之鄉網站于2015年3月27日在北京組織了鄧力群同志追思會。以下是盧之超同志的發言：

　　紀念鄧力群同志

　　鄧力群同志享年一百歲，整整一個世紀。一生經歷豐富多彩，勞苦功高，革命過程中，建設過程中，事業、思想、理論，多方面建樹，已有定評，不須我來多說。他的建樹和影響，遠遠超過他所擔任過的中宣部長、書記處書記等職務。而且已經和必將載入歷史，載入當代中國史和中國革命史的史冊。這是比他擔任差不多職務甚至更高職務的人所不具備的。

　　長期以來，許多人以為鄧力群“左”，甚至說他是“左王”。這種攻擊，恰恰說明他的正確和堅定。因為在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作為文革極“左”思潮的反彈和由于經濟私有化的泛濫，很長時期內自由主義的、“自由化”的右傾思潮猖獗。對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鄧力群來說，被攻擊和被誣蔑，一點也不奇怪。當然，鄧也有他的缺點，就是比較僵硬而缺乏靈活性。后來我在李先念身邊工作的時候，他知道我長期在鄧領導下，就對我說，“鄧力群全是骨頭，沒有肉”。比較形象和恰當地說出了他的性格。

　　有人說，鄧力群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這正說明他是歷史人物，因為只有歷史人物才會長久廣泛地引起爭議。秦始皇、王安石至今還有爭議。有人雖然一時十分風光，官位不低名氣也不小，時間一過就會被人們忘記得干干凈凈，還有什么爭議。

　　長壽也有它的缺點：同時代的朋友、同志，大都年老了甚至不在了，中年以下的許多人們都不知道他了，以至像是生活在古代，認識他像是讀歷史。因而紀念文章只能由像我這樣八十多的人來寫。

　　以下說些具體的。

　　鄧力群是我的老領導。1961年夏秋之交，我從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調到紅旗雜志學術組，(后來改為哲學組)，那時紅旗的總編輯是陳伯達，副總編輯是胡繩和鄧力群;鄧兼管理機關行政，好像是秘書長。所以像我們這些新來的干部就由他負責談話和安排工作、生活等。

　　一個小編輯和他這樣的大領導，距離當然很遠，談不到具體接觸。只能從具體事務中逐步了解他的思想和作風。

　　首先是調查研究的作風和嚴謹的學風。

　　當然不是到基層和社會上去調查研究，一開始不可能這樣做，而是說編輯工作中處處都要調查研究，無論寫文章還是改稿子，每個字每句話都要言之有據，引用的都要查到出處。那時候每期雜志出版以后，有個編后會，一般半天時間，由編輯這一期的當班編委和負責每篇文章的編輯人員匯報文章編輯過程，檢討編輯的得失和經驗教訓等，非常認真，包括校對中間的錯誤，錯一個字都要認真檢討，找出責任人并檢討原因。這種做法已經形成一種制度。它使我得益匪淺。一直到今天，只要寫文章以至日常寫些東西，都習慣地檢查其中根據，防止差錯。

　　那是大躍進以后的困難和調整整頓時期，鄧力群經常參加中央或有關部門的文件起草工作，如糧食、商業、金融等方面的文件，回來后就向機關干部傳達這些方面的調查研究和討論的過程，遇到的問題和發生過的爭論。這是從實際中教育我們如何學習調查研究和培養嚴謹的學風。

　　開始我只是做些日常瑣事，漸漸地讓我參加老編輯們的改稿，先是作為見習生，然后幫助老編輯做些具體修改校對等工作。當時編輯部一項重要編輯任務就是幫助修改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讓我參加“見習”，偶爾也提些修改意見。這樣作為雜志編輯，漸漸成熟起來。

　　隨著形勢逐步好轉，開始搞“四清”，這是轉移視線，整基層干部和群眾的運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當時紅旗雜志一多半干部到北京郊區通縣翟里大隊去參加四清，鄧力群帶隊。這里不談當時大家都有的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認識。只談一個關于他的超常記憶力的印象。大隊有六個小隊，我們這些工作隊由一位編委或組長(局級干部)領導，每天晚上大家匯報一天的工作。鄧輪流參加各個小隊的匯報會。他今天參加這個小隊的匯報會，能把他昨天在另一個小隊聽到的情況和討論、爭論的情況，如數家珍地復述出來，包括數字、姓名等等，而且不帶筆記本甚至不帶一張紙。令我這個記憶不好的人感到十分驚異和欽佩。這是一種天賦，也是他成功的條件之一。

　　接著他也被派到廣西參加四清去了，不知是出于正常自愿還是被排擠。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他是被作為批斗對象被揪回來的。這里須要先談談陳伯達這位大人物。

　　陳伯達是有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論家，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是毛主席點名當紅旗總編輯的。他思想敏銳，能夠及時地察覺到國內國際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生活、科學技術將要發生的變化，只是有一個“缺點”，缺乏原則性，善于見風使舵，生活也不檢點，就是說比較“缺德”。這方面與鄧力群形成鮮明的對比。文革前夕，山雨欲來，他很快嗅到氣候，一躍成為文革領導小組的組長。這時這位總編輯開始不斷講話放出空氣，說以前紅旗許多錯誤都是鄧力群“背著”他(瞞著他或者違背他的指示)搞的，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比如《論共產黨員修養》當時被批為“黑修養”，他說他沒管這件事，是鄧力群搞的。鄧力群承認修改并且說出事實經過，這就得罪了陳。他們這些矛盾，我們一般干部不知道。當然相信陳的說法。所以鄧力群被揪回來以后，就受到我們的猛批猛斗，聲色俱厲，掛牌彎腰，只是沒動手打人。他的態度是該承認的承認，讓說明就說明，剩下就不作聲，絕不說假話也不與群眾對抗。與陳伯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絕不上推下卸，把錯誤推給別人，不管是當時的“好人”還是“壞人”。

　　文革開始批斗一陣以后，大部分干部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地址在河北省石家莊滹沱河邊上。鄧在延安時就參加勞動，還會做木匠活，所以干活得心應手，皮膚曬得黝黑，以前大腹便便的肚子也癟下去了。在那里還特別注意讀書，有的年輕干部覺得到農村勞動，沒有前途，很悲觀，他就勸他們抽空讀書研究問題。我和其他一些人因為不滿意陳伯達的許多做法而被打成“反革命”(陳進入中央領導，已經是“四號人物”)，他心中有數，非常同情我們這些人，雖然不說話，勞動中漸漸成為朋友。因為在干校大家地位都平等了，他和許多普通干部特別是受陳伯達打擊的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誼。干校回來以后還長久地保持這種友誼。

　　鄧力群非常重視人才，注意培養和使用干部。在《紅旗》雜志工作中，在干校，他都注意掌握和團結一批中青年干部。文革結束以后的許多年里，他陸續把這批干部推薦給有關部門，并幫助他們選擇適合的工作。

　　文革后期，他被“解放”出來，恢復組織生活。接著從干校回北京，奉調到剛剛成立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作為負責人之一。于是就把原來紅旗的幾位同志調進來，我當時還因為反對陳伯達的問題還沒“解放”，沒有調去。他們在研究室編“毛選”五卷、幫許多知識分子送材料給鄧小平，等等，但不久就在“四人幫”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被停止工作。

　　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幫”以后，他被調到國務院財貿小組當副組長，在里面成立了一個理論組，就把我和幾位原《紅旗》的干部調到那里。在他領導下，重視恢復關于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宣傳。一是起草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文件，同時給李先念、華國鋒等領導人起草有關才貿工作的講話，一是組織我們與他一起編寫有關商品生產的材料和寫文章。曾經寫了《駁斥"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反動謬論》等比較有影響的文章。關于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宣傳，在中國由完全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過程中，是開風氣之先的。有些后來爭奪市場經濟的發明權，說他保守的人，當時還反對這樣做呢。

　　由于掌握我們這些一直跟著他工作的比較熟悉的干部，一方面他能比較順利地開展工作，另一方面也使我們不斷得到鍛煉和提高。

　　后來他被調到社會科學院當副院長，1979年又出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主任。這時又是他讓我去參加當時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接著我有一年多的時間參加葉劍英代表中央所作的《慶祝建國30周年的講話》和其后《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組的具體工作，也是他把我從財貿小組調過去的。兩個文件都是胡喬木主持，但組織協調等工作都靠鄧力群。前一個文件起草班子的經常工作由他直接主持，后一個文件起草小組的組織、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聯系、交流，也由他負責。總之他非常注意對我的使用和安排。當然還包括對原來跟著他的其他干部的使用和安排，而且都會根據這些人的不同特點，量才使用。

　　“決議”起草過程中間，1982年，他接任中宣部部長;起草工作結束后，1983年，我又被他調到中宣部理論局任局長，直接在他領導之下。

　　在中宣部大體兩個階段。開始一段，大家很歡迎，上下一致。這時鄧力群主要根據十二大精神，抓共產主義思想教育。認為我們現在是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而且現在還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但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共產主義。而且作為運動，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過程;作為指導思想，我們黨更是一直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總之是要把現在的建設同共產主義掛上鉤。更是要求大家有共產主義精神。根據這個思想，編了一個《關于共產主義的教育提綱》的文件，并且以這個題目組織寫文章，出了一本書。這些道理都很對，但是對于群眾和一般干部來說，不太實際。因此漸漸遭到一些人反對。說現在應該主要宣傳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等。上面有些分歧，可能主要是鄧力群和胡耀邦認識上的分歧;理論局這個地方的干部，政治上都很敏感，有些在文革中是造反派，他們上面夠不著鄧力群，于是紛紛起來反對我，包括兩位副局長也轉而反對我。因此后一段我在理論局日子不大好過。

　　當時理論局還有指導講師團組織各部門和各地方的理論學習，對局處級以上干部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知識的教育的工作。當時，胡喬木和他開始組織各部門各地方編寫《當代中國》。要理論局做些開會、聯系等具體工作。

　　不過我在理論局內部的工作并沒做多少，很多時間是在外面做專項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對精神污染”。事情從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請周揚做報告開始，他講了一通人道主義和異化，引起很大爭論，主要是胡喬木和周揚之間在爭論，后來弄到鄧小平那里，發展成為“反對精神污染”。這一年9月六日他通知并帶著我和龔育之、鄭惠一起到鄧小平家，鄧小平講了一大通話，從批評周揚的“異化”觀點到批評思想領域的各種消極現象，說要在即將召開的二中全會上講這個問題。于是由胡喬木主持起草，鄧力群主要做找人編材料、寫文章等組織領導工作。這件事花了很多時間，鄧小平講話以后引起很大震動和爭論。同時社會上也發生了一些過左的影響群眾生活習慣的做法。

　　這個過程中，胡喬木、鄧力群和胡耀邦發生很大矛盾和爭論，持續時間也很久。看來，胡耀邦是不大同意鄧小平這個講話的，就把意見發泄到胡喬木和鄧力群身上。以后這種矛盾越來越多，直到胡耀邦下臺。

　　事情發展到1986年，當時中央做了一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其中沒有關于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鄧力群不同意，要求加上，沒有被采納，鄧力群堅持，于是和鄧小平有一番爭論。鄧力群毫不退讓。接著就是1987年十三大落選中央委員和后來的中顧委常委。其中趙紫陽在下面做了手腳。堅持原則的政治家和資產階級政客，在短期較量中常常會失敗的。但歷史終究會說明問題，時間不長，現在問題已經比較清楚了。經過1989年的風波，趙的面目不是暴露無遺了嗎。

　　對于鄧小平來說，較長時間左右平衡的兩手政策似乎不需要了，可以打下左派，大干資本主義了。鄧力群退出政治舞臺，是不是標志著在一段時間里左右斗爭的結束呢。不過歷史上結束不了的。現在不是又開始反復了嗎?

　　鄧力群下臺以后，并沒有停止工作。一方面繼續在力所能及范圍內繼續參與各種政治活動，一方面著手做自己以前沒能做的事情，比如以前就開始編輯《當代中國》叢書，現在進一步繼續編輯，為此成立并主持了“當代中國研究所”。在里面除了指導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還主持編寫和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編寫過程中開了很多次會，找“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人員和所外一些人參加，我也去過幾次，他就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一個時期一個時期、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開講，主要他講，也請大家提意見。后來匯編成多卷本的《國史講談錄》。這些講話和研究，最后形成三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正式出版。

　　這些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的開創者之作。他曾經想成立一個國史館，因為沒有納入編制，沒有搞成。現在編入社科院成為一個研究所。以前都有“交付國史館立傳”的說法，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晚會建立國史館這樣的機構。

　　他的工作和興趣是多方面的，退出領導職務以后，還做了多方面的工作。這里不去多說。他給人們的印象是，得意的時候和失意的時候，交給的任務很多、很忙的時候，沒有任務、清閑的時候，都能找到自己的事情，都能積極高興地去做。他生活得非常充實。

　　業余生活也很充實。他愛好治印，閑暇時刻了不少印章。還收集編輯出版了多卷本的畫冊，收入許多世界名畫。他不是畫家，但是鑒賞家和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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