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武器,導彈、原子彈搞得很快,2年零8個月出氫彈,我們的發
展速度超過了美國、英國、蘇聯、法國,現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導彈、
原子彈有很大的成績,這是赫魯曉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我們走自
己的路,要感謝赫魯曉夫呢,應該給他發個1噸重的大勛章。”
話說1967年5月30日,三軍院校的群眾組織分裂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和沖擊派,蕭華被林彪宣布為壞人。“5.13”事件,最終導致了蕭華的徹底垮臺,總政由此癱瘓了。
據吳法憲后來回憶說:“早在1967年1月劉志堅被揪出來后,總政機關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頭對準了蕭華。蕭華組織了一批人拼命地保他自己,同時破壞對劉志堅的批判。當時中央的矛頭是集中對準楊勇和廖漢生的,蕭華就利用這個機會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組織,打成‘反革命’,說成是保守派。這次演出,中央才下決心把他給揪了出來。”
自此以后,三總部里成立了以黃永勝、李作鵬和吳法憲等人為首的新的領導核心。
林彪在接見吳法憲的時候說:
“跟著我們走,將來可別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敗的準備。革命就是要有殺身成仁的思想考慮。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葉群說:上戰場想一想,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你們都是跟著我南征北戰過來的,都要有這樣的考慮。我可是不喜歡那類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
吳法憲說:
“請林副主席放心,我吳法憲是永遠忠于林總的。這一輩子我跟定了,認準了,粉身碎骨志不移。”
5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了《關于成立地專級、縣級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審批權限的規定。》
1967年6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把他們的現實問題和歷史問題結合起來審查。這個小組的總負責人是周恩來,江青是其中的重要成員。
據王力后來回憶說:“中央專案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對常委負責,實際上是對主席負責。”
6月6日,毛澤東會見錫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桑穆加塔桑。參加會見的有康生和劉寧一。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參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無產階級,甚至混進來一些壞人。但是主要的群眾是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總而言之,過去的領導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義的,脫離群眾的。”
6月9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參加亞非拉作家常設局舉行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的各國作家和朋友。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陪同接見。這次被接見的有來自32個國家和地區的80多位作家。
6月16日晚,毛澤東、林彪觀看由上海京劇院演出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謝富治等人陪同觀看。
1967年6月17日8點20分,中國726號轟-6飛機徐克江、孫福長機組攜帶的中國第1顆氫彈在西部地區上空預定的高度爆炸,實驗獲得完全成功,東方地平線上出現了兩個太陽,一個在下,是真太陽;一個在上,是假太陽。
聶榮臻在試驗現場立即向毛澤東、周恩來作了報告,他說:這第1顆氫彈的爆炸威力為330萬噸TNT當量。試驗場區內外人員均安全,試驗獲得圓滿成功。
幾天之后,毛澤東在接見一個會議的科學家代表時說:
“新式武器,導彈、原子彈搞得很快,2年零8個月出氫彈,我們的發展速度超過了美國、英國、蘇聯、法國,現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導彈、原子彈有很大的成績,這是赫魯曉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我們走自己的路,要感謝赫魯曉夫呢,應該給他發個1噸重的大勛章。”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爆炸,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而中國從炸響原子彈到突破氫彈技術,只用了2年零8個月時間,并且是趕在了法國的前面。而后來的法國則是用了8年零6個月的時間。
中國僅僅只用了3年的時間就踏出了一條由原子彈到氫彈的成功道路,終于打破了美、蘇等強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實現了毛澤東關于“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預言。自此,中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了,在國際事務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了。
6月21日,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訪問中國。
早在坦桑尼亞、贊比亞兩國獨立后,為了發展民族經濟,支持南部非洲地區人民反帝、反殖、爭取民族解放斗爭,迫切需要開辟一條新的運輸線——坦贊鐵路。坦贊鐵路全長1860公里,是橫跨非洲大陸的一條大動脈。坦、贊兩國開始尋求西方大國和蘇聯的幫助,均遭到拒絕。后來,美、英等國插手,一是想賺錢,二是想控制坦、贊兩國,三是想排擠中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識破西方國家的陰謀后,首先邀請中國幫助他們援建鐵路,而贊比亞卻還在猶豫著。
這次卡翁達來到中國,在周恩來積極主動和無私的說服下,卡翁達也極為樂意地接受了中國幫助他們援建鐵路的提議。
6月22日,李立三吞服50粒安眠藥自殺身亡。
李立三是在6月20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他又在22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絕命書。他在信中寫道:捏造他罪名的“決不是群眾的意見,而是華北局機關中少數幾個陰謀家和野心家(不是李雪峰同志)搞出來的把戲,來挑動群眾斗爭我。”
6月22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卡翁達就坐在毛澤東身邊,毛澤東手指間夾著香煙,滿面春風地問道:
“贊比亞有代表機構在這里嗎?”
毛澤東不經意的一句話,使周恩來從內心里感到佩服毛澤東善于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占據主動地位。毛澤東這一問就輕而易舉地把卡翁達置于被動地位。原來,中國和贊比亞在1964年建交后,中國方面馬上在盧薩卡開設了大使館,贊比亞方面卻一直沒有在北京開設使館,甚至連個代表也沒有。卡翁達自知理虧,趕緊說:
“我們很快就要派代辦來。主席先生為全世界各國人民做工作,身體這么健康,我感到很吃驚。我們贊比亞最尊敬的人有3種:長者、智者和勇者。這3種您都具備。中國人是最富于智慧和勇氣的,中國的工作使整個世界變得有希望了。對于這一點,我十分欣賞。”
毛澤東見好就收,問起了坦贊鐵路的情況,周恩來說:
“坦桑尼亞已經確定由我們幫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查完了,寫出了勘察報告,送給了尼雷爾總統。”
卡翁達有點不好意思地解釋說:
“我只不過順便提到鐵路問題,和總理先生詳談了這個問題。我回去和尼雷爾總統商談后,就馬上通知你們。”
毛澤東不介意的把手臂高揚了一下,說:
“這條鐵路不過1800多公里,投資也只有一億英鎊,沒有什么了不起。”
毛澤東恢宏的氣度,使卡翁達很是吃驚,他厚厚的嘴唇翕動了一下,說:
“我們只有通過幫助其它地區的自由戰士,使他們獲得獨立,才能報答你們的幫助。”
毛澤東搖搖頭,說道:
“這不需要什么報答。先獨立的國家有義務幫助后獨立的國家。”
卡翁達連忙說:
“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說的。我的說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這樣才能表達我們真正欣賞你們援助的心情。”
毛澤東說:
“你們獨立才兩年,還有很多困難。我們獨立已快18年了,更應該幫助那些尚未獨立的國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國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們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6月22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接見參加赴越南作戰部隊座談會的代表。這次座談會是由總參謀部為研究改進高炮裝備而召開的。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要狠抓一下雷達、光學儀器、指揮儀,要減輕重量,提高質量,增加數量。”
6月22日晚,毛澤東、林彪觀看由上海京劇院演出的現代京劇《海港》。觀看演出的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聶榮臻、江青等人。
6月25日,《人民日報》轉載了《文匯報》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社論中寫道:
“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人,特別是在掌權以后,他們的地位有了變化,如果忽視了自己世界觀的改造,就會停頓下來,不再前進。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甚至有可能發展到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而被階級敵人所利用。”
《人民日報》在轉載的編者按中用黑體字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必須善于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
6月27日,人民解放軍在“6.27”空戰中,由海軍副司令員吳瑞林親自指揮,一舉擊落美國最新的“鬼怪式”飛機1架,活捉了美機駕駛員,引起了全世界強烈的震驚。
1967年6月間,周世釗到北京開會,順便看望了毛澤東。
早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周世釗對運動不理解,曾經陳書毛澤東,訴說了紅衛兵到他家“抄家”的事情。毛澤東回信說:“不必來京,事情可以合理解決。”
這一次,毛澤東問起紅衛兵“抄家”的情況,周世釗說:
“我一身之外無長物,抄家者一無所獲,不過搞亂了我好些舊書,弄得殘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
毛澤東說:
“這對你不起,由我負責賠償,你那些舊書,我這里都應該有,任你挑選拿去做賠,只不得抄我的家。”
毛澤東還說:
“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還是要管的,當說的說,可管則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要負氣。”
周世釗說:
“我連個黨員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
毛澤東說:
“你愿入黨,我可作介紹,你是副省長嘛!即使造反,你也應管,再說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負責人,怎能袖手旁觀?”
周世釗說:
“今天這個局面,民主黨派還能起什么作用,連個廟都沒有了。”
毛澤東說:
“廟可以重修嘛!修廟是積德的事,我出點香火錢。”
周世釗談到了關于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毛澤東說:
“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它是一種思想體系,是一種正確的思想體系。既然它是一種思想體系,又為什么把它叫做毛澤東思想呢?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來作為這種思想體系的名稱,而不用別人的名字來代替這種思想體系的名稱呢?這是因為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確定我為中央的領導。1935年以后,中國革命就再也沒有走什么彎路了。”
6月間,江青身體不大好。繁忙的工作使她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許多,撲克也不打了,動物也不養了,有時只到健身房里活動活動。毛澤東勸她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時間,還說:
“不要以為離開你地球就不轉了。”
江青說:
“你看,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
工作人員也都勸她工作不要太緊張,要注意勞逸結合,注意休息。她卻反復說,她是一個政治化了的人。
1967年7月初,毛澤東在游泳池和楊成武談話。他穿著睡衣,吸著煙,說:
“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的處境,變化是越來越快了。我看要不了多久,再過500年到1000年,那時的人們再看我們這些人,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我們所作的這些事,一定會覺得很可笑吧?”
他隨手拿起簡報,瞅瞅說:
“四川動刀,湖南搶槍,贛州打一仗,死200人,傷者難以計數。江蘇、安徽天下大亂,全國各地差不多都有了兩派3派。”
他把簡報擱在茶幾上,問楊成武說:
“這樣亂下去,明年能收尾嗎?會不會失控?”
楊成武說:
“群眾起來了,派性大了,困難怕不少。有主席領導,工作做細,局勢一定會控制住的。”
毛澤東盯著楊成武,“嗯”了一聲,笑著說:
“好!天塌下來,有成武頂著。”
說罷起身踱出休息室,沿著游泳池漫步,嘴里念念有詞: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生命在于運動。生命在于平衡。”
毛澤東沿游泳池踱了一圈,楊成武問道:
“主席還有什么指示嗎?”
毛澤東好像沒有聽見楊成武的話似的,兀自“唔”了一聲,說:
“成武吶,歷史上冤枉的人,冤枉死的人,歷朝歷代都有,都不少。不過呢,共產黨比國民黨少一點罷了。現在有一些我們處分的同志,有的是3年4年翻案,有的10年8年翻了案,有的死了也沒翻案,沒人提了。哎,共產黨也不過是比國民黨少一點罷了。
《左傳》闊大,《聊齋》工細。但讀《聊齋》當以讀《左傳》之法讀之。名儒講學,老僧談禪。《聊齋》文筆獨有千古,更難得議論純正,準確酌情,佳處難以盡言。
人有不得不為之,不得已而為之;形也,勢也,形勢所迫也。《聊齋》卷12《車夫》篇:有車夫載重登坡,方報力時,有狼來嚙其臀;欲釋手,則貨敝身壓,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龁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為力之際,竊嘗之,亦黠而可笑也。”
毛澤東將手輕輕一拂,止住了議論,自言自語地說:
“天下的水只有武漢好喲!”
毛澤東這一句話,楊成武聽明白了,他是要去南巡了,要去武漢了,要去游泳了。
7月5日,毛澤東就各地籌劃建造大型的毛澤東塑像一事,作出了批示。此一時期,全國到處建造毛澤東塑像,而且是越造越大,競相攀比。他在給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信中寫道:
“此類事件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制止,勢必會刮起一股浮夸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討論一次,發出指示,加以制止。”
7月5日,周恩來親自主持了有中央其他領導人參加的河南省三方赴京匯報團匯報會,劉建勛、紀登奎參加了匯報會。
紀登奎是在5月中被“十大總部”批斗后,被“豫農紅總”負責人范念民指揮“豫農紅總”和“鄭大附中紅旗”的部分紅衛兵,冒險從其被關押處搶出來護送到北京的。
在此次匯報會上,河南二七公社、河造總、十大總部的代表經過協商,達成了停止武斗的6項協議。
7月7日,毛澤東指示說:
“凡屬兩派革命群眾組織互相對立很嚴重的,只要進行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至于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于反動組織,也要進行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7月7日下午,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葉劍英、楊成武等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接見了總參謀部和國防科委聯合召開的“入越作戰高炮部隊代表會議”全體代表,并合影留念。
接見結束后,粟裕傳達了毛澤東在接見代表們前與中央領導人的談話內容:毛主席指示說,現在的裝備很落后。因此,我交代,一要把雷達、指揮儀、光學儀器,狠狠抓一下。我們的雷達,要減輕重量,不要那些落后不行的,要能抗干擾的。二要提高質量。三要增加高射武器的數量。
7月9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催促下,向建工學院的革命造反派交出了一份《認罪書》。建工學院造反派看了這份《認罪書》,認為是“劉賊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認罪是假,反撲是真,他竟在檢查中公然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參謀部——中央文革,真乃是狗膽包天,罪該萬死!”
7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解決河南問題的(1967)216號文件。文件中明確表示:
1、河南省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2、河南省黨內走資派是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書記處書記趙文甫。3、劉建勛是革命領導干部,調回河南籌備河南省革委會。
7月13日上午,周恩來根據毛澤東7月5日的批示,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了《關于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指示中明確要求全國各地要堅決制止塑像風。
7月13日午后,毛澤東要去參加碰頭會,衛士們替他換衣,沉浸在思考中的毛澤東伸胳膊蹬腿,任憑衛士們“擺布”。他吩咐秘書說:
“給楊成武掛個電話,下午的碰頭會他要參加。”
下午3點,毛澤東來到人民大會堂。會議室里,林彪、周恩來、楊成武、蕭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以及汪東興都到齊了。毛澤東點燃一支煙,吸了一口,掃視了一眼在座者,說:
“文化大革命運動,1年開張,2年看眉目,定下基礎,3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
“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我和張春橋到武漢、長沙去看看。去武漢游水,那里的水好。”
他轉對汪東興說:
“通知鄭維山今天同車到保定、石家莊,談河北問題。”
周恩來說:
“主席,長沙、武漢都比較亂,我們已經商定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匯報,解決問題,不一定非去不可。”
毛澤東說:
“我不怕亂,我去。”
林彪說:
“北京現在事情很多,主席如果一走,只能由總理主持工作,有些事情不好定決心哪。”
中央文革小組的人,考慮到安全問題,也不主張毛澤東去南巡。毛澤東吸著煙不說話。周恩來又說:
“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嘛。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庫、十三陵水庫、懷柔水庫、官廳水庫都可以游,這些水都不錯。”
毛澤東一擺手,說:
“我哪里都不去,天下的水只有武漢好。非子龍不可行也,讓楊成武陪我去。就這樣定了。”
周恩來見毛澤東執意要去,就對楊成武說:
“成武同志,你的任務有兩個,一個任務,作為主席和我的聯絡員,傳達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報告,由你轉報主席。第二項任務,保證主席安全。過去你是掛先鋒印的,這次任務也不輕。無論陸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證主席的絕對安全。”
楊成武說:
“請總理放心。”
毛澤東朝著少言寡語的楊成武說:
“風流不在談鋒勝。長征過草地,我講過還得靠成武,只靠宣言不行。”
他又轉對大家說:
“南京街上鬧得很厲害,我越看越高興。鬧得3派那么多人,反對內戰,反對武斗,這很好嘛!亂是好事。從華北開始,山西還在亂?要給69軍和陳永貴打個招呼,劉格平他要鬧就讓他鬧,我毫無辦法,讓紅衛兵去搞,靠群眾。我們治不了,我們不去整他,讓紅衛兵去治。”
7月13日晚,周恩來給在重慶的謝富治打電話說,要他第二天趕到武漢,執行緊急任務。他沒有說也不可能在電話里說是去“負責毛主席的安全”一類的話。謝富治請示說,要王力、余立金和隨行的紅衛兵和他一起去。周恩來同意了。謝富治立即把周恩來的決定告訴了王力,王力說:
“我在西南的任務還沒完成呀,為什么改變計劃?”
謝富治說:
“不清楚。我們馬上趕去執行任務就是了,不要再多問了。”
王力馬上給北京的關鋒打電話,詢問原因。關鋒說:
“任務電話里不能講,你去就是了。”
7月14日凌晨3點,警衛毛澤東的一中隊80多名衛士,登上了毛澤東的專列。毛澤東在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的陪同下,乘專列離開了北京。這是他自1966年7月18日回京后第一次離開北京。
毛澤東一行出發后不久,周恩來也乘飛機出發了。他是為毛澤東到武漢打前站的。
毛澤東在凌晨出行途中,在同隨行的一位攝影記者談話時,了解到他的妻子在新華社工作,倆人參加了互相對立的群眾組織。隨著斗爭的升級,他倆的感情進一步惡化,先是不在一個鍋里吃飯,后來不在一個床上睡覺,斗爭發展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毛澤東笑著說: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你們也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啊!你們也要搞革命的大聯合喲!”
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來到與毛澤東一門之隔的楊成武的車廂內,對楊成武說:
“總長,請鄭司令員到主席那里談話。”
楊成武馬上叫人去請鄭維山,他端著茶杯先來到毛澤東車廂內,見毛澤東正在沉思,于是就不聲不響地坐在毛澤東的一側。另一側的不遠處坐著汪東興。
“報告主席!”
鄭維山在門口立正敬禮。毛澤東“噢”了一聲,示意他進來坐下,鄭維山就坐在毛澤東另一側靠近毛澤東的沙發上。毛澤東彈了彈手中的煙灰,問鄭維山說:
“你這個司令跟陳伯達一起轉了轉?”
“轉了幾個地方。”
“談談吧,是不是天下大亂?”
鄭維山把他和陳伯達了解到的河北的各派矛盾,向毛澤東一一作了匯報。毛澤東說:
“那個時候,黨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軍出來,擔負這個任務。”“軍隊介入后,因為情況不熟悉,調查研究不夠,錯誤是難免的。來了個‘八條’,抓人抓太多了,有些革命組織不應取締的取締了,起了壓的作用。這樣,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條’。‘十條’后,受壓的又起來了,又恢復了,來了個反復。”“反復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廬山、贛州,經過大武斗,形勢大好,陣線也分明了。”
“我看解放軍垮不了。垮了,還依靠什么?”
“干部多數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將來要來個大翻案。我過去支持劉子厚。劉子厚站出來了,閻達開就好辦了嘛。”
天快亮了,毛澤東才躺下來休息了一會兒。
7月14日早晨,武漢空軍政委劉豐打電話告訴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說:
“周總理已經到了武漢,要見你。”
陳再道一聽說周恩來已經到了武漢,自己竟然事先連一點消息也沒有得到,頓時火了,張口便罵:
“娘賣匹的吳法憲!也不給老子打個招呼!”
這陳再道罵吳法憲是因為中央要員出行的飛機,都是由空軍司令吳法憲安排的。火是火,罵是罵,周恩來還得見。陳再道急忙招呼政委鐘漢華,二人驅車匆匆來到東湖賓館“百花一號”。周恩來和海軍政委李作鵬正在用早餐,見陳再道和鐘漢華來了,就招呼他們一起用餐。二人也不推辭,坐下便吃。
陳再道匯報說,現在武漢的局面相當混亂,“工人總部”和“百萬雄師”兩大派群眾組織處于尖銳對立狀態,武斗事件頻頻發生。周恩來指示說,請你們立即親自通知軍區支左辦公室,發出通知,要求武漢地區兩大派武斗的群眾組織都離開據點,各自回本單位去,不許武斗。周恩來又問道:
“東湖那邊怎么樣?”
陳再道說:
“東湖賓館亂得很,服務員都分了兩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樣子了。”
周恩來說:
“那就把它打掃出來。”
陳再道說:
“打掃?都造反了,都癱瘓了。不是說這樣才好嗎?”
周恩來說:
“我去看看,你們吃過飯也去一下。”
周恩來到了東湖賓館,把服務員們召集到一起,他說:
“你們說,人一輩子跟誰拌嘴多?我看還是兩口子,因為是一家人么。可是如果來了客人,兩口子又會一起迎客,共同維護這個家。你們吵得厲害,說是兩派,我看首先因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頭,一家人就不要再說兩家話。不論哪一派,大家都趕快行動,把房間打掃出來。”
陳再道見這些瑣事也要由周恩來做,不好意思地對周恩來說:
“機關癱瘓,我們事先又沒有得到任何通知,吳法憲他娘……”
周恩來以手勢制止陳再道,低聲說:
“我是給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機了解一下武漢的情況。你們要盡快促進兩派大聯合,穩定武漢局勢,要為主席橫渡長江創造好條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漢的機會把問題解決好。”
陳再道說:
“我就是顧慮文革那邊……”
周恩來再次截住他的話頭,說:
“我們臨行前,主席對我說,‘走,到武漢去,保陳再道去’。你們放心吧,不要有顧慮。”
再說毛澤東的專車進入河南,毛澤東再次召見鄭維山,說:
“我們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數。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要采取教育的方針,不能不教而誅,當然也不是教而誅。相信大多數干部和群眾,這是最基本的一條。”
專列駛上黃河大鐵橋,毛澤東看看鄭維山,問道:
“河南有個‘二七公社’,知道吧?”
毛澤東所說的“二七公社”,是在2月7日由鄭大聯委、河醫東方紅、糧院聯委、豫農紅總、鄭大附中紅旗、國棉六廠工人赤衛隊、鄭州印染廠八.一、第二砂輪廠造聯、新鄉八.一八、洛陽八.一六等全省74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的左派群眾組織。
毛澤東又把目光轉向窗外,說:
“一個工廠都是工人階級,它本身沒有階級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沖突,為什么要分成兩派?我想不能,這是人為的。一個是走資派操縱,繼續搞挑撥離間,煽風點火,渾水摸魚。一個是少數壞人,即地富反壞、特務、反革命分子,鉆進了革命群眾組織里進行操縱破壞。再一個情況是群眾組織內部小資產階級的思潮,懷疑一切、無政府主義、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思潮的影響。”
專列進入鄭州市區,毛澤東指著窗外的標語說:
“你看,有二七公社!”
毛澤東在專列上會見了河南省黨政軍負責人,他聽了河南省黨政軍負責人的匯報,說道:
“二七公社就是好!”
毛澤東又吩咐楊成武說:
“你記。”
毛澤東看楊成武做好了記錄的準備,就接著說: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個工廠,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護自己,蒙蔽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群眾組織里頭,混進了壞人,這是極少數。有些群眾組織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是一個原因。有些人當了保守派,犯了錯誤,是認識問題。有人說是立場問題,立場問題也可以變的嘛。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極少數人的立場是難變的,大多數人是可以變的。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聯合。”
據紀登奎后來在1988年的自述中說:
“‘文革’開始不久,我被造反派關了起來,完全沒有自由,經常挨斗。”
紀登奎所說的是指省軍區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劉建勛、文敏生、紀登奎成了“走資派”,“河南二七公社”受到鎮壓,軍區支持的“河南造總”、“十大總部”喊出了“打倒劉、文、紀”的口號,文敏生稱病住院,紀登奎被“省委造總”軟禁起來,多次批斗,扭住胳膊架飛機。
紀登奎還說:
“1967年毛澤東主席路過河南,跟當時省軍區的負責人(應該是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筆者注)提出,要見我,說:‘我那個老朋友哪里去了?’。我連忙收拾一下,第二天即被帶去見毛澤東。他一見面就說:‘紀登奎,老朋友了。’”
毛澤東稱紀登奎是老朋友,據紀登奎說:
“五十年代初,那時我不到30歲,在河南許昌當地委書記。毛澤東主席到河南視察,同我談過一次話。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專列上談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前,毛澤東指定讓我在會上發言,還指示讓中宣部轉發了我們的經驗——《許昌地區的宣傳工作》……后來,我被調到了河南省委工作,這也是他老人家親自安排的。”
紀登奎還記述了毛澤東會見他時的情況:毛澤東問道:
“你說批判你一點好處都沒有嗎?”
紀登奎說:
“大有好處。”
毛澤東問:
“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噴氣式什么滋味?”
紀登奎說:
“挨斗不少,有幾百次,坐噴氣式沒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麥子差不多,彎著腰,還可以鍛煉身體呢。”
毛主席聽了,哈哈大笑,他還學著噴氣式的樣子,低頭,彎腰,并把兩手朝后高高舉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后來,毛澤東在許多場合講話時,都拿紀登奎作為例子說:
“紀登奎也遭受過批斗,但是他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正確地對待群眾,正確地對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為什么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不能象紀登奎同志那樣呢?”
紀登奎在回憶中還說:
“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說法也慢慢傳開去。后來,他老人家每巡視一地,常常給有關負責同志講我如何挨斗,坐噴氣式,說跟割麥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
欲知毛澤東在南巡途中還有什么重要指示?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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