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來意：誰人識得毛澤東

　　“強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

　　這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求學時的恩師楊昌濟在毛澤東所在的教室親筆書寫的一幅對聯。楊昌濟對毛澤東非凡的才華和遠大的志向贊許有加，以“大木”相期喻。他曾在1915年4月的日記中這樣記述他的學生毛澤東：

　　“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于致富，富則往湘鄉買田。風俗純樸，煙賭甚稀。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才，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務農二年，民國反正時又曾當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歷也。”

　　毛澤東才華橫溢，志向高遠，見識卓絕，他表現出來的異質和魄力具有令人無法抗拒的感染，象楊昌濟一樣，許許多多與毛澤東有過交集的人都對毛澤東的不同凡響有著深刻的洞識和評析。

　　1906年，毛澤東在井灣就讀私塾，先生為堂兄毛宇居。毛宇居是韶山沖屈指可數的秀才之一，他非常贊賞毛澤東的讀書天份，認為他會有“大的出息。”毛澤東在私塾學習了十個月，與毛宇居結下了深厚友誼。1938年秋，毛宇居在韶山沖上屋場毛澤東的家門口張貼了一幅大紅對聯：“澤沛蒼生，東來紫氣”，用以歌頌毛澤東為人民謀福利，拯救民族危亡的功績。1941年，毛宇居與毛國翹等編成《韶山毛氏四修族譜》，對毛澤東三兄弟頗多褒揚，在毛澤東的條目下，他寫了“閎中肆外國爾忘家”八個字，稱贊毛澤東公而忘私為國效勞的高貴品行。

　　1910年秋，毛澤東到湘鄉縣東山小學讀書，結識了老師李元甫。李元甫對毛澤東非常賞識，他對學生訓示道：“毛生澤東，雖來自湘潭，出身農家，然吾觀其詩文，戛戛獨造，言為心聲，非修養有素不克臻此，實乃我校一奇才!”毛澤東的國文尤佳，他寫的作文如《言志》、《宋襄公論》、《救國圖存論》等都被老師批贊為“視似君身有仙骨，寰觀氣宇，似黃河之水，一瀉千里。”半年后，毛澤東在李元甫的推薦下到省城深造并考取湘鄉駐省中學，不久李元甫也來到該校擔任學監，他常常向師生夸獎毛澤東：“是珍奇瑰異之才，為三代以下僅見之選。”言語之中盡器重。

　　1912年，毛澤東就讀湖南省第一高等中學，深受國文教師柳潛器重。在一次作文比賽中，毛澤東以《商鞅徙木立信論》奪得第一名。在作文中，毛澤東寫道：“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柳潛對這篇文章的評語不吝筆墨大加贊賞：“有法律知識，具哲理思想，借題發揮，純以唱嘆之筆出之，是為壓題法，至推論商君之法為從來未有之大政策，言之鑿鑿，絕無浮煙漲墨繞其筆端，是有功于社會文字。……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1920年5月，民主人士黃炎培在上海主持歡迎杜威博士的會議，毛澤東當時是他的聽眾。1945年7月，黃炎培與章伯鈞、左舜生、褚輔成、傅斯年、冷遹等六位國民參議員到延安考察。黃炎培說：“想不到在當年的一群聽眾之中，竟有這樣一個蓋世的英雄豪杰。”延安短暫的經歷給黃炎培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獲，他在日記中說：“我們的第二個目的是想去看看延安。就我們看到的，沒有一寸土是荒蕪的，也沒有一個人好像在閑蕩。有一位朋友告訴我，政府于每個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都是負責的……”黃炎培在延安有一段歷史周期率的對話至今常被人提起，黃炎培說“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傊疀]有能跳出這周期率。”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對毛澤東的回答非常滿意。回到重慶不久，黃炎培寫成《延安歸來》一書，在大后方轟動一時。黃炎培是個非常有骨氣的知識分子，袁世凱曾在他的名下批注“與官不做，遇事生風。”蔣介石也曾多次邀其參加政府而被拒。新中國建立后，黃炎培一改自己曾經不做官的誓言，積極參與國家建設。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黃炎培應邀參加。他還即度作詩四首，題為《東方紅已遍環瀛》，其一為：“天安國慶逢佳節，萬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夢，《東方紅》已遍環瀛。”1965年12月21日，黃炎培逝世。

　　著名詩人柳亞子與毛澤東詩詞唱和，留下許多佳話。兩人在1926年5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相識，結下友誼。柳亞子對毛澤東非常推崇，1929年，毛澤東在黨內受到左傾機會主義的排擠，而遠在上海的柳亞子卻寫了《存歿口號五首》，其中一首寫道：“神烈峰頭墓草青，湘南赤幟正縱橫。人間毀譽原休問，并世支那兩列寧。”柳亞子在詩后自注說：“列寧是指孫中山先生、毛澤東同志。”1932年，中央蘇區正遭受蔣介石的瘋狂圍剿，柳亞子寫下了《懷人四截》一詩，開頭一截寫道：“平原門下亦尋常，脫穎如何空處囊。十萬大軍憑誰握，登壇旗鼓看毛郎。”抗戰勝利后，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與柳亞子久別重逢。故人相見，喜不自禁，柳亞子當即賦詩一首《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渝州曾家巖呈毛主席》，詩云：“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戰尚休。”之后，毛澤東又邀請柳亞子等民主人士談話，交流對國內形勢的看法。柳亞子又寫下了《毛主席招談于紅巖嘴辦事處，歸后有作，兼簡恩來，若飛》一詩：“得坐風光霽月中，矜平躁釋百憂空。與君一席肺腑言，勝我十年螢雪功。”1945年9月6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王若飛到重慶沙坪壩南開學校津南村拜訪柳亞子，柳亞子非常感動，即席賦詩一首：“蘭玉庭階第一枝，英雄當拜復何疑。已看三杰留鴻爪，更遣髯翁補小詩。”在重慶期間，柳亞子還和了一首毛澤東轟動一時的《沁園春·雪》，全詞為：“廿載重逢，一闋新詞，意共云飄。嘆青梅酒滯，余懷惘惘;黃河流濁，舉世滔滔。鄰笛山陽，伯仁與我，拔劍難平塊壘高。才華信美多嬌?？辞Ч旁~人共折腰。算黃州太守，猶輸氣概;稼軒居士，只解牢騷。更笑胡兒，納蘭容若，艷想濃情著意雕。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10月3日，柳亞子為毛澤東畫像題詩：“恩馬堂堂斯列健，人間又見此頭顱。龍翔鳳翥君堪喜，驥附驂隨我敢吁?岳峙淵渟真磊落，天心民意要同符。雙江會合巴渝地，聽取歡虞萬眾呼。”1948年，柳亞子贈毛澤東的一首七律：“瑜亮同時君與我，幾時煮酒論英雄?陸游陳亮寧卑視，卡爾中山愿略同。已見人民昌陜北，何當子弟起江東。冠裳玉帛葵丘會，驥尾追隨倘許從。”1949年，毛澤東邀請柳亞子北上共商建國大業。3月25日，毛澤東在在頤和園益壽堂宴請柳亞子等民主人士。柳亞子賦詩數首，其中一首敘寫毛澤東：“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換到今茲。珠江粵海驚初見，巴縣渝州別一時。延水鏖兵吾有淚，燕都定鼎汝休辭。推翻歷史三千載，自鑄雄奇瑰麗詞。”1950年國慶期間，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盛大歌舞晚會，邀請部分民主人士觀看，柳亞子填詞《浣溪沙》：“火樹銀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躚。歌聲唱徹月兒圓。不是一人能領導，那容百族共駢闐?良宵盛會喜空前。”1958年6月27日，柳亞子因病去世。

　　1935年2月5日，中央紅軍長征至云南雞鳴三省之地，周恩來曾與博古徹夜長談：“自從我領導南昌起義失敗后，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面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1949年5月7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學習毛澤東》的報告，他說：“三十年的革命運動史的事實證明我們中國人民有了我們自己的領袖，就是毛澤東。今天我們全國青年代表大會的口號也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毛主席的旗幟，就是我們最好的號召，號召全國青年，跟著這個旗子走。毛澤東是在中國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巨大的人物。我們的領袖是從人民當中生長出來的領袖，他是跟中國人民血肉相關的，是和中國的大地、土壤密切相關的。……黨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眾也好，常常自己弄錯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是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教訓、近百年的革命運動、近三十年來的直接奮斗中生長出來的人民領袖。毛主席在中國革命的四個階段都是正確的，都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正確方向的。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國人民正確的方向。他不斷地指出真理，堅持真理。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運用到中國，同中國的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成為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是這樣指出真理的人，堅持真理的人，發揮真理的人。在中國革命三十年中的許多歷史關鍵時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確的。……所以我們的口號是‘全國青年團結起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

　　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作為第一個打破國民黨對中共紅區十年新聞封鎖的西方記者，進入陜北，完成了對毛澤東的采訪。1937年7月開始，斯諾的采訪筆錄《毛澤東自傳》在美國ASIA(亞細亞)月刊連載發表。斯諾在陜北采訪寫成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西行漫記》)，也成為震撼世界的不朽名著。他在“毛澤東印象記”一節中記述了當時對毛澤東的認識和預判：“不可以否認，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并不是什么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么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于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于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如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么，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是我并不想宣布歷史的判決。”

　　1936年11月，女作家丁玲從上海來到陜北保安。旋即換上戎裝，奔赴隴東前線。丁玲在炮火中寫下了第一篇記述紅軍戰斗的文章《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毛澤東欣然寫下了一首詞《臨江仙·給丁玲同志》：“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延安的文藝創作熱潮開展起來，文藝家們紛紛深入工作、生活、戰斗第一線，創作鮮活的文藝作品。丁玲與作家歐陽山深入邊區，與最普通的陜北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創作出了報告文學《田保霖》和《活在新社會里》，受到了毛澤東的稱贊，并寫信勉勵。丁玲說：“這封信給我很大幫助，我的新寫作作風開始了。什么是新的寫作作風呢?就是寫工農兵。”1948年，丁玲創作完成描寫土改工作的作品《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部作品1951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在一段時期內，丁玲蒙受多次不白之冤，經歷坎坷，當有人問起她的心愿時，她說：“我的終身遺憾，就是沒有在毛主席生前，能聽他說那么一句話：‘丁玲改造過來了!’”當外國記者問她對毛澤東的看法時，她說：“毛主席是偉大的。”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她留下了300萬字的著作。

　　1938年1月，對中國抗戰前途頗為悲觀的文化名人梁漱溟來到延安，想聽一聽中國共產黨人的高見。毛澤東跟他進行了徹夜長談，說：“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梁漱溟后來在回憶錄中說：“時隔近半個世紀，毛澤東在談話的一開頭語氣這樣肯定，神態這樣堅決，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梢赃@樣說，幾年來對于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樣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這次談話給梁漱溟產生了極大的震動，他沒有想到共產黨里竟有這樣高瞻遠矚的人。梁漱溟是個敢于直言犯上的人，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因對國家的經濟政策存在不同意見，他與毛澤東進行了比較激烈的爭執，在會上他要求給予自已充分說話的時間把問題說清楚，要“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還說“若您(毛主席)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結果梁漱溟被憤怒的人們轟下了臺。之后，梁漱溟堅持在家讀書學習，再沒有在政治舞臺上露過面。毛澤東逝世后，梁漱溟談起53年那段“公案”，心里頗多后悔：“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寂寞……”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逝世，他臨終時說：“我需要休息，我需要安靜。”

　　1940年5月底，愛國華僑陳嘉庚于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首次到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考察，對延安的新氣象耳目一新，他深有感觸地說：“耳聞目睹各事實，見其勤勞誠樸，忠勇奉公，務以利國福民為前提，并實行民主化，在收復區諸鄉村推廣實施，與民眾辛苦協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余觀感之余，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前此憂慮建國未有其人，茲始覺悟其人乃素蒙惡名共產黨人物。”從延安回去后，他對好友馬來西亞愛國僑領莊明理說：“我未訪延安前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已做了許多大事，此人現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自此，陳嘉庚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對毛澤東尤其崇敬有加。新中國成立后，陳嘉庚應邀回國到各地考察，他由衷地說：“以我國土地之大，人民之眾，民氣之烈，若有良好政府領導，定可與列強并駕。就毛主席而言，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不但為我國歷史所未有，亦為世界所僅見。將來新中國建設成功，其光榮芬芳，前古后今，殆無出其右。”曾任陳嘉庚秘書十年、后任廈門市委統戰部長、副市長的張其華，對陳嘉庚有深入的了解，他曾說：“嘉庚先生對毛主席、周總理非常崇敬，有著深厚感情。他經常對我說，毛主席在政治上、軍事上、文學上都有非凡的才能，是真正的‘天命’”。

　　朱德與毛澤東于1928年4月井岡山會師后，“朱毛”紅軍成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的代表性稱謂。“朱毛不分家”成為紅軍堅守的一條底線。長征途中，朱德面對張國燾的威脅時說:“就是把我一刀劈成兩半，我也不會反對毛澤東。”朱德與毛澤東曾有過分歧，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目標和理想始終如一，朱德曾說:“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毛主席的決定總是讓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很多人反對,但事情過后,實踐證明他總是對的。”“我們要支持老毛，老毛讀了很多書，很有知識，很有智慧，相信他一定有辦法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朱德在一次講課時動情地說：我一生中有兩個老師，一個是蔡鍔，一個是毛澤東。參加共產黨以前，我的老師是蔡鍔，他是我黑暗時代的指路明燈;參加共產黨以后，我的老師是毛澤東，他是我現在的指路明燈。

　　國民黨張治中將軍與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相識，當時張治中是重慶方面的談判代表，1945年8月27日，張治中偕同美國特使赫爾利從重慶到延安迎接毛澤東。在此之前，張治中對毛澤東并過多的認識，他說：“1945年以前，我對毛澤東沒有什么印象。相反，由于國民黨的欺騙宣傳，使我對他有過懷疑，懷疑他究竟具備了什么條件能夠做共產黨的領袖。”重慶談判結束后，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張治中親自陪同毛澤東返回延安。后來張治中在回憶錄中說：“從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與毛會面之后，他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觸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層。”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直逼南京，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總統，表示愿與中共和平談判。張治中再次成為和談代表之一，赴北平與中共進行談判，后達成《國內和平協定》。蔣介石接協定電文后拍桌大罵：“文白無能，喪權辱國”。4月21日，因國民黨拒絕簽字，和談破裂，毛澤東、朱德向人民解放軍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直抵南京。張治中發表聲明，留在了北平。1958年，張治中隨毛澤東南巡，他沿途將所見所聞的言行寫成日記，整理成冊，送毛澤東審閱，要求公開發表。毛澤東說：“你的日記我是不看的，盡在吹我。”張治中辯解道：“我寫的都是親身的見聞，是實事求是的，有一句說一句，沒有一點夸大。你看了之后能不能發表再說，如果既不看又不讓發表，那我不服。”毛澤東最后妥協了，他說：“我再考慮考慮，但是你只能說服，不能壓服。”毛澤東與張治中保持了長期的友誼，1969年4月6日，張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病重期間，毛澤東派人送來了東北最好的人參，他忘不了這位“和平將軍。”

　　1946年8月6日，已經61歲的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楊家嶺采訪毛澤東。在談話中，毛澤東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進行了解答，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點。斯特朗的這次延安之行，毛澤東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后來評價說：“毛澤東通過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深入分析和對中國人民的悠久歷史進行研究的方法獲得了一種關于中國人民的知識，并把它帶進了這樣的聯合政府。他還帶來了對中國人民的信念，這種信念不是唯心主義的，而是對中國人民的能力、毅力和可以啟發的革命覺悟具有一種永不動搖的信念。他帶來了指引航向的能力，分清輕重緩急的能力和估計什么矛盾占了首位的能力。他總是把他的黨放在中國和世界的范圍之內進行考察。我從未做到使他說出中國共產黨將贏得勝利的話。他們總是說中國人民將贏得勝利，只要依靠人民，中國共產黨將獲得成功。”在延安8個月的時間里，斯特朗做出了一生的選擇，她說：“當我離開延安時，我知道，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的中國是我有生之年向往的地方。”1958年，她沖破重重阻力來到中國，定居北京，時年72歲，直至1970年3月29日因心臟病在北京逝世。

　　1946年9月，美國人李敦白，(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來到延安，之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國的革命工作。被毛澤東稱為“國際共產主義戰士”。李敦白多次入獄，但他對毛澤東的認識始終沒有改變，他說：“毛主席做了別人做不到的好事。他解放了中國，建設了統一的國家。這個國家進行了宏大的社會改革，農民分到了土地，知識分子也變得更有地位。人民當家做了主人，中國人的腰桿直了起來。……毛澤東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對于中國來說是筆巨大的財富。而且，這筆財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1980年3月，李敦白回到美國，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毛澤東哲學。近年來，他又在華盛頓太平洋路德大學教學。他很有感觸地說：“學生讀《實踐論》、《矛盾論》和《論持久戰》的節選，他們的興趣大極了。這些東西很有價值，應該學，中國人如果自己不學，就太沒道理了。”李敦白認為：“中國和中國以外的歷史學家將在未來幾百年里繼續研究毛澤東。像他這樣一個有多方面才能的偉大人物，是不大可能被中國人民遺忘的。”

　　1946年10月，傅作義部隊占領張家口后，傅作義說：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中共不可能在中國取得勝利。如果中共在中國真的能夠取得勝利，我甘愿給毛澤東當個小小的秘書。然而，到了1948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東北兩大野戰軍打響了平津戰役，對北平進行了戰略包圍。在這種形勢下，傅作義選擇了順應歷史和民族大義，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隨后進行爭取綏遠和平解決工作，他在寫給毛澤東的有關綏遠問題的報告中說：“研讀毛主席七一《論人民民主專政》，使我的觀念更明確，認識更堅定。這篇論文，應仔細研讀。因為這篇論文，如此透辟的指示出國際趨勢和國家前途應該走、且必然走的最正確的發展方向。……眼前的一切事實告訴我們，必須徹底堅決地站到人民方面來，才能符合我們抗日的歷史，才能符合我們的生活和行動，也不辜負毛主席成全綏遠軍政干部的厚意。……毛主席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決，特意成全綏遠的干部，這是別人求之不得的，你們有此機會是無上幸運，能參加人民解放事業更是無上光榮。”9月19日，綏遠和平解放。毛澤東說：“傅作義是立了大功的人，應該獎給他一枚比天壇還要大的勛章。”解放后，傅作義擔任水利電力部長達23年之久。1972年2月21日，傅作義出席了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國宴。傅作義說：“我別的什么黨派也不再加入了，我將全心全意地追隨毛主席和共產黨，努力工作學習。如果我能有進步，工作做得好，我愿意爭取加入共產黨，這是我后半生的心愿。”1974年4月19日，傅作義逝世。

　　1948年10月19日，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在長春突圍不成后繳械投降。在被安排去哈爾濱參觀途中，鄭洞國得到了一本早年東北版的《毛澤東選集》，逐漸被這本書吸引住了，毛澤東對時局的分析給他帶來很大的震動，他認識到國民黨失敗的根本原因是違背了全中國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他多次概嘆：中國共產黨人怎么會有這等大學問?國民黨內怎么就空無一人呢?1954年，毛澤東在中南海宴請鄭洞國等國民黨起義將領，鄭洞國問了毛澤東這樣一個問題：“您的馬列主義為什么學得這樣好?”毛澤東回答：“我也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會學習、向群眾學習的過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個人的思想總是發展的，立場是可以轉變的。只有立場轉變了，自覺地放下架子，拜人民為師，這就靈了，學馬列主義也就容易學了。”

　　1949年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潛與陳明仁將軍通電起義，湖南免遭戰火摧殘。9月7日，二人應邀赴京參加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毛澤東親自到火車站迎接。1952年秋，毛澤東接程潛到中南海敘談，又親自搖漿劃船，陪程潛游玩。1954年，臺灣傳來“程潛是一個向隅而泣的可憐蟲”的報道。程潛笑著說：“我是為國家前途講話。我已是年過七旬的人，我既無欲求，哭臉做什么呢?至于說‘可憐蟲’，那就太可笑了。1949年毛澤東親自到北京火車站接我，毛澤東會迎接一個可憐蟲嗎?”1963年12月，毛澤東70壽誕，程潛寫下12首七律詩祝賀，其中有“我本多年邀默契，喜從中夜挹明光”之句，表達了對毛澤東的景仰之情。程潛晚年說過一句名言：“共產黨不過河拆橋，我也不過河拆橋。”

　　1960年，肯尼迪入主白宮，成為美國第35任總統。肯尼迪總統的辦公桌上擺著一部《毛澤東選集》，他把毛澤東思想概括為兩句話：調查不夠不決策，條件不備不行動。

　　1962年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林彪對過去經濟工作中發生的困難指出：“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1965年7月20日，國民黨前代總統李宗仁及夫人郭德潔從海外回歸大陸，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當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李宗仁夫婦的詳細情況時，毛澤東說：“回來了就好。如果蔣介石現在能回來，我一定到機場去迎接他。”7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李宗仁夫婦及秘書程思遠先生。在談話中，毛澤東說：“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來，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我們都以禮相待。”事后，李宗仁對程思遠說：“毛澤東的偉大，就在于他胸懷寬廣，能容萬物，不像蔣介石，就知道擴充他的實力，排斥異己，結果丟了大陸的萬里河山，只能是跑到臺灣去偏安一隅。”1969年，李宗仁在臨終前說：“事實證明，我們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

　　1971年7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為尼克松訪華作準備?；粮裨谥忻纼蓢P系的正常發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先后5次與毛澤東進行了會見。他在《白宮歲月》一書中寫道：“毛澤東就站在那里邊，周圍都是書，他在中國人當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著注視來客，眼光銳利而微帶嘲諷，他的整個神態似乎在發出警告說，他是識透人的弱點和虛偽的專家，想要欺騙他未免是徒勞的?；蛟S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象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個女護士協助他站穩，他成了凌駕整個房間的中心，而這不是靠大多數國家里那種用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的辦法，而是因為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得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有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卻的確發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

　　1972年2月21日，美國第37屆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成為美國第一個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統。尼克松對中國大陸的7天訪問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尼克松在北京與中共主席毛澤東會面，并在杭州西湖邊與中共總理周恩來草簽了轟動世界的《中美聯合公報》，為實現中美關系正?；~出了實質性的一步。尼克松在《領袖們》一書中寫下了他對毛澤東的評價：“作為中國的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毛澤東以其高超的戰略洞察力、靈活的戰術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歷史上留上了不可磨滅的痕跡。……毛澤東的領導才能來自于他的堅強意志。我感到他們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動的詩歌是在長征途中或長征以后寫成的，他在描寫使人振奮的斗爭場面，特別是殘酷的斗爭場面時，運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談起來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這些品質，他才有可能激勵他的同志們去完成長征這樣的史詩般的業績，使他的同志們成為一支幾乎是不可戰勝的隊伍。……許多歷史人物對他們所處的時代的各鐘框框都提出了挑戰，雖然歷史中充滿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記載，但歷史畢竟還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時代的機緣進行革新的人譜寫的，毛澤東就屬于后面這種，這正是蔣介石的不幸所在。……假如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就會缺乏一種神秘感——它不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國的、狂熱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億萬人民。”

　　毛澤東出身草根，最終成就一代領袖。他的經歷波瀾起伏，人們對他的認識也是錯綜曲折。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時說：“黨內出右派的時候，我就是左派。黨內出‘左’傾機會主義時，我就被稱為右傾機會主義。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我說，有一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來，在長征中間，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叫遵義會議，我這個臭的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后來，又花了十年時間。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們又用整風的辦法，我們叫做‘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的路線，說服那些犯錯誤的同志。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七次黨代會上，終于將黨的思想統一起來了。所以我們才能夠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發動進攻時，用四年的工夫把他們打敗。”中國人民終于是識得毛澤東了，戰爭年代，“毛委員和我們在一起，天天打勝仗”;和平時期，毛澤東領導人民翻身做主人。然而，歷史是曲折的，是復雜的，毛澤東逝世以后，“非毛”、“去毛”、淡化毛澤東思想的風氣愈演愈烈，逐漸成為一股邪風、黑風、妖風、狂風，時至今日，仍然橫行肆虐，流毒八方。黃克誠曾在《關于對毛主席的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中說：“現在有些人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這樣做是危險的，是要吃虧的，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王震晚年也說：“丟了毛澤東思想，丟了公有制，馬克思主義者受難的時候到了。”這些，或是一種遲來的覺醒，但也是彌足珍貴的。

　　《毛澤東傳》的作者特里爾說：“事情總是這么奇怪，五十、六十年代詆毀他最多的政府，1976年卻對他的贊辭最多。有些領導人說他是人類歷史上一千年才會出現一個的天才。美國《新聞周刊》當天發表的社論標題是《歷史上最后一位巨人》。” 沒有任何崇拜者會比他生前的對手和敵人，更知道毛澤東存在的意義和份量。而在產生這樣一位巨人的國度里，還在上演著一幕幕背離毛澤東的狂歡，把毛澤東這尊菩薩，毫不珍惜地扔到茅坑里去。有人說，“毛澤東代表未來”，而在如此漠視毛澤東存在的意義和份量的時代，吾不知其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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