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
認為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
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后再走社
會主義道路。走什么道路的問題，解放初期有這個問題，現在仍
然有這個問題，蘇聯搞了50多年，仍是這個問題。”
話說1967年1月26日，毛澤東在林彪報送的軍委7條規定草稿上批示道：
“再加上一條關于管教干部子女的問題。”
林彪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在軍委7條規定上加了一個第8條：要求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澤東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
林彪將8條規定再送毛澤東審改。
1月27日，全國各地已經連續幾天舉行了集會和示威游行，抗議蘇聯當局對中國留學生的迫害。
這一天，北京各界群眾到蘇聯大使館門前，把勃日列涅夫、柯西金、蘇斯洛夫等人的模擬像處死，燒毀。蘇聯駐華使館內的全體工人也進行了罷工。一個青年學生在集會上發表演講說：
“陰云終將被革命的風云卷去，蘇聯人民終有一天要起來造蘇修頭目的反，罷他們的官，奪他們的權，勝利的旗幟必將高高飄揚在十月革命故鄉的上空!”
來自世界五大洲60多個國家的近200名外國人，也在北京城里舉行了游行。他們佩戴“白求恩——延安造反隊”的袖章，手舉《毛主席語錄》，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打倒劉少奇!”“打倒蘇修!”等口號。中央文革小組的有關人員接見了他們。
1月27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地質礦業學院以及一些工礦、企業等200多個單位，發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他們發出緊急倡議說：
“我們應當迅速召開北京市工農兵學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會，從走資派及一小撮頑固推行反動路線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奪回北京市的領導權。”
1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8條規定草稿上將第5條內容改為：
“對于沖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沖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沖擊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則一律不許沖擊。”
他又在中央軍委8條規定上批示道：
“所定8條很好，照發。”
這一天，軍委8條規定作為《中央軍委命令》正式發布。
后來陳再道在回憶中說：“這就是葉劍英和徐向前所說的：我們有了尚方寶劍了。對那些搗亂的王八蛋可以動用武力了。”
1月30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組29日給上海紅革會的特急電報《五點指示》傳到了上海，對炮打張春橋的活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指示中寫道：
“你們再這樣下去，就有可能犯更大的錯誤。”
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關鍵在于大聯合》的社論，社論中寫道：
“青島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取得這次重大勝利的經驗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條就是：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的大聯合。”
《人民日報》同時還刊登了1月22日山東省青島市23個造反組織在原青島副市長王效禹帶領下，成立“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正式接管青島市委、市人委領導權的《第一號通告》。
1月30日9點10分，王力傳達了毛澤東對廣播系統的指示。毛澤東說：
“中央電臺的革命同志奪了權，很好。聽說現在又要分裂，內部吵。還有廣播學院革命派奪了權，又分化。要勸他們團結，以大局為重。要搞大團體主義，不要搞小團體主義。管他反對不反對自己，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們團結。反對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贊成。”
1月31日，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召開大會，宣布全省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誕生，一切權力應歸革命委員會掌握。
1月間，毛澤東接到了曾志的一封信，只見曾志寫道：
“我怎么辦呀?我是請假來治病的，組織關系，工資和供給關系都在廣東，現在陶鑄倒了，我若回廣州，像我這樣的身體，體重才67斤，能經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審查批斗嗎?但我在這里，什么關系也沒有，中南海的造反組織要趕我走又怎么辦呢?”
毛澤東馬上提筆在信中作了批示，他寫道：
曾志同志：
你是來養病的，就住在北京，幫助陶鑄同志做檢查。你的黨組織關系，去找東興同志(中直黨委書記)辦理。
毛澤東
1967年初，葉劍英對林彪說：
“林副主席呀，如果連你都不敢在中央文革小組面前說一句逆耳的話，我們就更不敢了。現在我們都是聽你的，看你的，只有你才是我們的真正旗幟。”
1967年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目為《西南的春雷》的社論，歡呼造反派奪權風暴在貴州省的偉大勝利!同時發表了1月25日的《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的通告》。
2月1日晚，毛澤東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最近以來，許多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認為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做法起不了教育人的作用。這里我順便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才能達到教育人的目的。應當分析武斗的大多數是黨內的一小撮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黨的政策，降低黨的威信。凡動手打人應依法處置，請你轉告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東北的新署光》，歡呼黑龍江的新生!同時轉載了1月31日《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第一號通告》。還發表了原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原黑龍江省第一書記潘復生及黑龍江軍區司令汪家道在黑龍江省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停止全國大串聯。
2月3日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的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紅旗》雜志也在當天轉載了這一篇社論。社論總結了一月風暴的5點基本經驗：
1、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這是斗爭的大方向。2、堅決貫徹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大聯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取得奪權勝利的重要條件。 3、必須足夠重視革命領導干部在奪權斗爭中的作用，包括犯了錯誤的干部的作用。4、在奪權斗爭中，必須充分發揮廣大群眾的智慧，徹底打碎資產階級的專政機構，創造更適合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嶄新的政權組織形式。5、在奪權斗爭中，必須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嚴厲鎮壓一切反革命。
毛澤東在審閱修改這篇社論的時候，親筆加上了這樣一段文字：
“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屢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是黨的傳統政策。只有這樣才能使犯錯誤的本人心悅誠服，也才能使無產階級革命派取得大多數人的衷心擁護，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否則是很危險的。”
后來陳再道在回憶中說：“這篇社論，我讓秘書給我念了好幾遍，越學越覺得我們在武漢就是需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我親自打電話問徐向前，他對我說：‘這篇社論是百分之百的毛主席的聲音，現在中央政治局實際上已經沒有了，就剩中央文革小組和毛主席、林彪和周總理這幾個人，我們內部已經叫無產階級司令部了。各省的領導班子已經不存在，控制全國形勢和傳達毛主席聲音及貫徹落實的任務，完全落到解放軍身上了。你們要拿出力挽狂瀾的主沉浮的氣概，一定要把握好武漢的局勢，絕對不能讓領導權落到一些別有用心的壞人手里。’于是，我們根據形勢自行決定了我們對武漢文化大革命的對策。這就是當時的真實情況。”
2月3日，《人民日報》還發表了題為《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勝利的保證》的社論，對山東省的奪權斗爭給予肯定和支持。
原來，在青島市成功奪權的王效禹帶領山東省革命造反派到濟南，粉碎了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派”假奪權的陰謀，奪回了山東省委、省人委的黨、政、財、文大權。省軍區在奪權斗爭中支持了造反派。
2月3日下午，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等人，他在談話中說：
“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斗爭沒有公開化。比如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7000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干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斗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話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后還要看一看，里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
“1962、63、64、65、66，5 年的時間，為什么說我們有不少工作沒有做好?不是跟你們講客氣的，是跟你們講真話，就是過去我們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此外，還搞了一些文化界的斗爭，在農村的斗爭，在工廠的斗爭，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些情況你們也知道。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發我們的黑暗面。而文化大革命運動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種最好的形式。”
“這場斗爭也準備了一個時期。前年11月，對一個歷史學家吳晗發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文章發表以后，各省都轉載，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后頭我說印小冊子。各省都答應發行，就是北京的發行機關不答應，因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市委。”
“我們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基本問題是在奪取政權以后，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后再走社會主義道路。走什么道路的問題，解放初期有這個問題，現在仍然有這個問題，蘇聯搞了50多年，仍是這個問題。”
“現在，兩方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2、3、4這3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于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還要長。”“只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他不聽。”“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不過，整個潮流看來，斗來斗去，那些錯誤的人總是最后站不住腳。”
“文化大革命現在正處在決戰階時期，誰勝誰負還不能做結論，到明年這個時候，可能差不多了。”
毛澤東又說：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須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絕不可喪失警惕。”
毛澤東還詼諧地說：
“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么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么辦法!他們到處這樣搞。”
毛澤東又說：
“‘九大’劉、鄧是不是能選上中央委員，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
2月4日，《人民日報》轉載了《紅旗》雜志評論員的文章《論無產階級的革命紀律和革命權威》，提出了必須打倒資產階級派性問題。
2月4日，在譚震林的支持下，“農大紅旗”砸了被稱為反動組織的“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和“農大東方紅”廣播站，開始抓“政治扒手”和“黑手”。譚震林說：
“他們搞我們的白色恐怖，我們就搞他們的紅色恐怖。”
于是，他下令解散了“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和“農大東方紅”，把那些頭頭們打成了“反革命”。
這時，陳正人也貼出了《我的立場》的大字報，反擊“農大東方紅”和“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等組織。
農業部副部長朱榮，經過部黨組研究，在大會上控訴了“農科院紅旗”等組織對他“實行的法西斯暴行”。部領導江一真提出“必須加強領導，實行革命的三結合，來打退反革命勢力的進攻!”
戚本禹針對農口出現的問題，在接見農口的群眾組織時說：
“我還是要保一下農大東方紅，他們很有戰斗力。”
消息傳出，農口再次掀起軒然大波。
2月5日清晨，戚本禹來到北京國棉一廠，他在群眾辯論會上說：
“不準武斗，不準無命令抓人，不準擅自離開生產崗位。要警惕地富反壞右和暗藏敵人的破壞活動。”
2月5日，上海市已經奪得政權的工總司等造反派在張春橋的支持下，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大會。大會發表的《宣言》中稱：“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地平線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
江青和陳伯達找北京市委的吳德等人談話，江青說：
“上海市的工人階級奪了走資派的黨政財文大權，毛主席給了高度評價，張春橋受毛主席對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書’的影響，將新成立的權力機構定名為上海人民公社。這個提法不一定好，將來可以改。但是意義是具有普遍性的，你也要考慮和李雪峰劃清界限，站出來革命呀!”
陳伯達說：
“吳德同志在新市委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新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能讓吳德同志負主要責任，責任是應該由李雪峰來負的。”
2月5日，謝富治接見首都紅衛兵3個司令部的工作人員，表示支持成立“首都紅代會”。他還說：
“提出目前的學生組織互相吞并是不對的，應該聯合起來。大聯合是大趨勢，勢在必行。”
于是，3個司令部的人員多次開會，討論了大聯合的問題。
這天下午，陳伯達第3次到師大附中參加會議，他接見了學生代表，他說：
“中學的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很嚴重，很令人不安。有的學校，一個人就是一派，一個人就是一組。大學生中也有這樣的現象。這次文化大革命也要革腦子里的個人主義的命，不然也要成為修正主義。你們現在喜歡談什么紅5類，這個詞沒有階級分析。毛主席從來是講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你們不要上聯動的當。聯動組織是反動組織，他們的錯誤是搞了一個新的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機構，專門搞打砸搶。你們一定要和他們劃清界限。”
2月5日晚，毛澤東就其它單位人員進入《工人日報》社進行辯論一事，作了批示：
“工人日報的問題，外單位不要在那里辯論。那里的事由報社內部革命同志自己來解決。”
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作出決定，規定：
“中央各部委、各報社、廣播電臺、軍委、計委、建委、外單位不得接管。”
2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嚴厲地批評了江青和陳伯達。毛澤東說：
“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老干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干部群眾商量。”
2月7日，蒯大富就陳伯達的批評承認了錯誤，并做了幾次檢查。
原來， 清華大學《井岡山報》連續發表了7篇《論無產階級大聯合、大奪權》的評論，評論中提出了“反托派”的口號。陳伯達在接見他們的時候，對他們提出的“反托派”的口號提出了批評，他說：
“你們知道托派是什么嗎?托派是很厲害的反革命匪幫。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口號，我勸你們不要隨便地提出這個口號。”
2月8日，戚本禹在清華附中與中學造反派代表座談時說：
“你們紅衛兵要準備經受嚴重的考驗，保持造反派的氣節，徹底革命。”
吳德對他的秘書指示說：
“凡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和紅衛兵小報上刊登的有關他們的內容，統統給我找來，我要認真地學習。”
于是，他仔細地推敲了戚本禹的這個講話。
這天，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批準的“八條命令”精神，作出了兩條規定：
1、海軍和空軍的飛行航校和軍以下單位，一律不搞“四大”，進行正面教育。2、海軍艦隊，領導機關和軍區領導機關暫不開展“四大”。吳德聽到了這個消息，脫口說道：
“這個決定是經過林彪同志批準的。我要是能到了軍隊，那可就謝天謝地了。”
2月8日，山西省16個革命造反派組織向全國發出了節約鬧革命的緊急倡議，倡議中說：
“至今在一些革命組織和個人中還存在著講排場擺闊氣、揮霍浪費國家財產的現象。為了徹底清除反革命經濟主義的余毒，徹底擊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永保紅色江山不變色，要堅決抵制一切不符合節約鬧革除的做法。”
這個倡議書立刻受到了鐵道工人內部的好評。
2月9日，北京市新華書店出售橫排本《毛澤東選集》20套，吳德在售書儀式上講了話，他說：
“這是全國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們一定要把這件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搞好。”
會議結束后，吳德和謝富治一起出席了北京市部分群眾組織的代表會議，謝富治在講話中說：
“北京市大聯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的，農民搞農民的，學生搞學生的，不準搞跨行業的聯合，也不要成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毛主席強調奪權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否則中央一概不承認。”
吳德聽到這些，已經預感到北京市成立三結合的領導機構是以謝富治為核心的。他回到家里，從秘書送來的材料中，又研究了戚本禹在這一天的一次講話，戚本禹說的是：
“劉鄧陶的影響根深蒂固，劉鄧至今沒有認罪，我們始終不要忘記，不要放棄同劉鄧陶的斗爭。”
2月9日晚，毛澤東在對《關于軍隊在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斗爭中不準任意開槍的規定》稿件修改中，加上了兩條：
“5、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組織，大多數群眾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爭取的，壞人只是少數個別分子。6、要沉著應戰，即使有幾萬人向我軍示威、包圍、沖擊、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緊。若不沉著，怕字當頭，就是大錯。”
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黑龍江紅色造反者奪權斗爭的基本經驗》一文，同時發表了《人民日報》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斗爭的一個好范例》。這兩篇文章中都強調了一個基本的經驗是：
“革命造反派必須團結省委內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主要負責人和人民解放軍的主要負責人，三位一體，聯合奪權。”
吳德認真地學習了這篇文章。此時，周恩來已經給他打了招呼，周恩來說：
“你要有思想準備，和廣大紅衛兵及革命造反派一起，組織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
吳德心中有數了，他感覺到，自己不會因為李雪峰的錯誤而倒下去，這大半原因在于自己始終擔任的是副職，畢竟要比正職領導干部要超脫一些，不在斗爭的第一線，所以不會先中彈。
2月10日下午，毛澤東召集了一個有林彪、周恩來、康生、李富春、葉劍英參加的會議，當面批評江青、陳伯達。毛澤東面對陳伯達說：
“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
他又對江青說：
“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干的。”
毛澤東轉向大家，說道：
“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
他最后囑咐眾人：
“陳伯達、江青的問題，只準在這個地方說，在文革小組批評，在別的地方一概不準講。”
會議結束后，葉劍英不顧毛澤東的提醒，馬上向幾個老帥捅了出去。李富春也同副總理們講了這一番話。頓時在一些老帥、一些副總理心中燃起了一把大火。
2月11日，譚震林領著周恩來接見了“農紅總”組織所屬的5個奪權組織的代表。事后，譚震林說：
“這就意味著我們的奪權得到了黨中央的肯定。”
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要掀起一個反修高潮，這個高潮要壓倒一切工作。”
首都革命造反派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萬人大會，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反修戰士，并抗議蘇聯當局對他們采取的法西斯暴行。這是連日來近200萬群眾在蘇聯大使館門前游行抗議的最高潮。
2月12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關于黨員黨籍問題的處理通知》。通知中寫道：
“群眾組織無權對黨員實行黨紀處分，黨員的黨籍問題要等到運動后期集中處理。”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公布了《關于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知》，通知中寫道：
“這些組織都不是在自下而上的全國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聯合的基礎上產生的，而是少數人臨時湊合成的，有的帶有行會色彩，還有的是少數地富反壞右分子搞的，所以要堅決取締。”
2月12日下午，毛澤東召見了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他在談話中首先批評了中央文革小組，他說：
“小組成立以來，沒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開會。去年6月以來，代替了書記處，也是獨立王國。罵別人獨立王國，自己獨斷專行，否認政治局常委存在。”
毛澤東又說：
“文化大革命，鬧一二年，總要停頓。現在有打倒一切的風氣。干部統統打倒，怎么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把工人、學生提上來，掌握了權，沒有經驗，幾個月就變了，很不穩定。”
關于奪權后的新政權名稱，毛澤東說：
“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但考慮到國家體制改變的問題很復雜，國家體制的改變，又牽扯到外國是否承認的問題。”“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否叫中華人民公社主任或者社長?”“如果叫公社，黨怎么辦呢?黨放在那里?”“上海公社如果一發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因此，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一些。”
毛澤東又說：
“奪權一定要搞三結合，福建的問題不大，貴州、內蒙的問題也不大，亂就亂一些。現在山西省奪權的機構里53%是革命群眾，27%是部隊，20%是機關干部。你們上海應該向他們學習。一月革命勝利了，2、3、4月更關鍵，更重要。你們要往下傳達：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是反動的。陶鑄鼓吹這個口號，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文元要寫文章批判他。”
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還說：劉少奇看來九大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
吳德得到毛澤東和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戚本禹談話的消息后，馬上和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說：
“毛主席的話是針對上海的局勢講的，我們北京到底怎么辦?還要聽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如果奪權，是奪李雪峰的權還是奪我的權?我還沒有吃透這個精神。”
2月12日，吳德看到了首都政法兵團貼出的揭發、批判謝富治的大字報和各種傳單，他立刻批示說：
“這是在全國奪權斗爭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敵人把斗爭的矛頭指向了公安部隊的司令員，完全是有預謀的，建議查清。”
下午，吳德陪同陳伯達、江青、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50多位中學革命師生的代表，桌子上擺滿了聯動組織破壞的東西。江青指著那些東西，氣憤地說：
“你們看看，這叫革命嗎?可以辦一個展覽，讓他們看看。”
2月14日凌晨，北京衛戍區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梁膺庸，他的罪名是“叛徒”和“特務”。
2月14日，李富春在中央會議上說：
“胡耀邦必須徹底批判，17年來，他實際上是反對毛主席的。”
話分兩頭，中央文革小組根據毛澤東10日下午的指示，在2月14日這一天，開會批評了陳伯達。江青沒有參加會議。
這件事，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先念很快就知道了。他們對毛澤東10日下午嚴厲批評陳伯達和江青、12 日下午批評中央文革小組這兩件事，感到極大的興奮。這就是兩天后所發生的一件大事的重要因素之一。究竟發生了什么大事?待后細述。
2月14日晚上，《光明日報》社的群眾組織再次斗爭了穆欣。
2月14日晚，毛澤東在《對王明昆關于“西安地區革命造反委員會”等情況匯報的批語》中寫道：
“排斥交通大學一派，支持極左派的主張，值得研究。應當繼續做調查研究工作，不必急于公開表態。破壞工廠，極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是不主張破壞工廠。”
毛澤東還在這份材料里提到的“李世英同學”后面，深情地加上了一個批注，他寫道：
“交通大學學生領袖，曾經被打成反革命，并幾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
李世英是西安交通大學工程系學生，1966年6月5日，年僅21歲的班團支部書記、預備黨員李世英帶領全班同學寫了工作組的大字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管制起來。此后在7、8、9三天，他身上被刷上漿糊，貼滿標語，頭戴高帽子，架著“噴氣式”在學校游斗。9日中午，李世英服安眠藥自殺，幸被同學發現救活。而在這一天，與李世英相同遭遇的交大學生會勞動生活部長王永婷同學卻跳樓自殺身亡。
《西安交通大學校史》記載：“據校文革總會后來統計，工作組接管的50多天里，全校有1000余人被批斗。在66名處級干部中，有63人靠邊站，29人被打成‘黑幫干將’、‘黑幫骨干’、‘黑幫分子’，占處級以上干部總數的44%。全校912名學生干部中，有680人被‘查上當、放包袱’，占學生干部總數的75%。”
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發動政治攻勢，瓦解反動組織——黑龍江省軍區部隊鎮壓反革命的幾點經驗》的文章。
2月16日，周恩來在接見內蒙古軍區和內蒙古三司的代表時說：
“不要把矛頭對準解放軍。沒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揮的人民解放軍，能有今天嗎?帝修反只是罵罵而已，不敢動手，就是因為有了解放軍。”
這天下午，周恩來在接見財貿戰線的造反派時說：
“中央信得過李先念同志，他在最困難的時候，協助我把財政上的外債還完了，把內債也還剩下很少一點了。67年、68年就還完了。財政系統有陳云的思想，但并沒有占統治地位，只有一兩個月就被我們反對了，毛主席路線就又勝利了。”
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3位副總理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有軍委的4位元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另有蕭華、楊成武、余秋里，還有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力。
開會前，譚震林攔著進會場的張春橋，質問他說：
“陳丕顯為什么不讓來北京?”
張春橋怔了一下，回答說：
“群眾不答應啊!他來不來北京，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
譚震林厲聲說：
“什么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么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他指著張春橋說
“你們批什么‘反動血統論’，結果高干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干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的血統論是什么?這不是形而上學嗎?你們所謂的群眾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東西?就是一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丑化我們黨，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統統打倒!”
他憤憤地指著張春橋的鼻子說：
“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們把老干部一個一個打光，把老干部都搞掉!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斗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譚震林越說越激動，又手指著陳毅、李先念、余秋里說：
“40年的革命，落得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他最后說：
“我跟毛主席跟了40年，到41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該參加革命，二不該加入共產黨，三不該跟著毛主席干革命。讓你們這些人跟著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我也要和你們斗爭到底!我就是和你們斗，我還有3000御林軍。”
說罷提起皮包，就要離席而去。周恩來叫他回來。陳毅也說：
“譚老板，不要走，要留在里邊跟他們斗爭!這些家伙上臺，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
陳毅臉色發青，哆嗦著嘴唇又說：
“我看不僅這次是錯誤的，而且，延安整風也是錯誤的。有些人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后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林彪同志1966年國慶講話也有問題，什么叫‘反對革命的路線’，這就把矛頭指向了廣大干部。”
李先念說：
“就是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斗爭。”
周恩來說：
“《紅旗》13期社論沒有送給我看。”
李先念接著說：
“還有什么大串聯，老干部統統打掉了。現在可以說全國范圍內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們挨整，連他們的子女也挨整。把‘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打成反革命就是證明。‘聯動’怎么是反動組織?”
葉劍英則指著陳伯達說：
“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干什么?我搞了這么多年革命，從來沒見過什么大串聯，我根本不贊成。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名稱，又是想干什么?”
他又對陳伯達說：
“你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徐向前拍著桌子說：
“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中央文革關于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條指示也不正確。”“連國民黨都沒達到的目的，他們達到了。”
康生一看徐向前這樣，也發火了，他說：
“軍隊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周恩來見會議已經無法再開了，只好宣布休會。
陳毅見其他人正在退場，就小聲對葉劍英說：
“劍公，你真勇敢!”
葉劍英說：
“各地都有一幫右派在造反，他們哄搶檔案，查抄文件，沖擊軍事機關。”“對那些敢于向無產階級專政宣戰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決不手軟。”
徐向前也說：
“這回我們派上用場了。大奪權以來，全國到處混亂得一塌糊涂。連大軍區、小軍區都受到沖擊，軍隊不表態的確不行了。”
譚震林對陳毅說：
“陳老總，咱們可不能只是發發牢騷就算了，底下的群眾斗不贏他們，我們上頭得斗垮他們呀。不然，他們更是無法無天了。”
李先念說：
“中央文革小組不倫不類，本身就是一個奇奇怪怪的組織，再不給他們點措施，中國就徹底亂套了。”
陳毅說：
“懷仁堂這邊我和譚老板打沖鋒，軍委會議那邊有葉帥、徐帥。你們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時機。現在，沖鋒號已經吹響了，我們不上陣沖殺這還行嗎?”
這就是多少年后人們常說的“二月抗爭”，時稱“二月逆流”。
后來陳再道在回憶中說：“那時中央的斗爭確實也夠復雜的了，各種政治代表人物都想在中央大亂的時候撈一把，都以為毛主席已經沒有了力量，都企圖取而代之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地位。也就是這個時候，葉劍英、徐向前、譚震林、陳毅等人都站出來，和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這些人發生了尖銳的沖突。這就是被林彪等人所稱的‘二月逆流’。”
欲知毛澤東如何處理中央文革和三總四帥之間的矛盾?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第一次廬山會議毛澤東與彭德懷、六十年代毛澤東與劉少奇、七十年代初毛澤東與林彪這3次斗爭，至今還沒有人認真地對比過。且不說林彪的問題，就前兩次斗爭的情形而言，不妨設想一下：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7月23日會后與彭德懷在路上相遇，毛澤東說要與他談談，彭德懷不但罵罵咧咧，而且還拂袖而去。假設彭德懷趁此機會和毛澤東心平氣和地談談，那后果將會如何?如果沒有7月23日會議以后周小舟、周惠、李銳、田家英哪些活動和言論，還會有接下來的八屆八中全會那樣的結果嗎?假設毛澤東在1967年1月13日晚與劉少奇談話時，劉少奇具有鄧小平那樣的“靈活性”，那結果將會如何?如果沒有三總四帥2月16日的大鬧懷仁堂，還會有接下來劉少奇被開除黨籍的后果嗎?歷史上幫倒忙的事比比皆是，可惜至今還沒有人出版一本關于幫倒忙的故事書。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也沒有那么多如果，它就是那么無情地不可逆轉地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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