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
話說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暫緩外出串聯的緊急通知》。
1966年11月3日，是毛澤東第6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日子。
此前，河南省南陽地區的紅衛兵代表團1000多人，分乘幾十輛插滿紅旗的大卡車，一路笑聲一路歌，奔赴許昌火車站，在那里上了火車，向著北京飛馳，到了豐臺火車站又換乘大卡車，不久便歡天喜地地進入了首都北京。當他們路過長安大街首次望見巍峨的天安門城樓時，東方天際已經呈現出了一抹紅霞。煤炭科學研究院招待所熱情地接待了毛澤東的這一批客人，這些出身于農村和小城鎮的紅衛兵小將們，感到了無比的榮幸和溫暖。
11月3日一大早，河南省代表團的紅衛兵們拿著分發的面包和水果，排著整齊的隊伍，向天安門廣場出發了。他們一到東長安街事先劃定的位置上，就被廣場上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感染了，大家無比興奮地放開喉嚨，唱起了那最熟悉的旋律——東方紅，太陽升!
下午1時許，高音喇叭里突然傳來了一個女播音員那清脆激越的聲音：
“毛主席來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天安門廣場上立刻響起了一陣陣此起彼伏的歡呼聲：
“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林彪代表毛澤東主席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
“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很好!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轟轟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指引下，我國廣大革命群眾，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大民主的新經驗。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這種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新形式，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
毛澤東檢閱紅衛兵的時刻終于到了，河南代表團的紅衛兵們有幸作為第一縱隊，歡呼著由東向西挺進，來到金水橋邊，仰視著站在城樓上的毛澤東主席。只見他老人家身著綠軍裝，神采奕奕，滿面紅光，微笑著向廣場上的人們揮手致意。林彪站在他的身邊，手舉《毛主席語錄》，來回舞動著。周恩來站在毛澤東的另一邊，滿面笑容。江青在城樓上不停地走動，她從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從那一端走到這一端，顯得非常興奮。劉少奇則面無表情地站在后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中間。
看著親切而又慈祥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人們不由得停下了腳步，誰也不想再往前走了，跳著，歡呼著，淚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淌。突然，毛澤東將右手一揮，高喊了一聲：“人民萬歲!”老人家的呼聲，像一道召集令，前邊已經走過去的隊伍又折轉了回來，后邊的隊伍也擁了上去。
“人民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領袖的聲音和百萬紅衛兵的歡呼聲交織在一起，這一首震撼人心的交響樂，在天安門廣場上空久久地回響著，回想著……
11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以黎筍為團長的越南勞動黨代表團，參加會見有林彪和周恩來。黎筍在談話中說，感謝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對越南抗美救國戰爭所給予的巨大援助。毛澤東重申，中國將繼續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勝利。
11月9日，是毛澤東第7次接見紅衛兵的前一天，不少人對周恩來安排的場面有些擔心，葉劍英也提出了安全問題。他說，要給毛澤東搞一套防彈服穿上。汪東興表示反對。葉劍英還是堅持弄來了一套防彈服。汪東興只好把它送到毛澤東的住地游泳池，他說：
“主席，我受葉劍英的委托，給你送這個防彈服。”
毛澤東擺擺手，意思是趕快拿走。他說：
“如果說你們怕群眾，你們拿去穿，我毛澤東不穿。人民群眾不會搞我的，壞人想搞我也搞不了。”
11月1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上近距離地檢閱了百萬紅衛兵。
毛澤東在檢閱臺上對一些負責人說：
“你們要政治掛帥，到群眾里面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檢閱開始了，這位73歲的老人，站在敞篷汽車上，面對著紅衛兵小將們，緊緊地抓著麥克風，喊道：
“同志們萬歲!”
11月12日，劉少奇出席了首都群眾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他和一些朋友交談的時候，還開了個玩笑，他說：
“將來我當個孫中山總可以了吧?”
有人馬上將這話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哼”了一聲說：
“我們這些人哪個能比上孫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勞要比現在一些共產黨人大得多。他是一個千秋永在的偉大人物。有些人呢，連根草都不如。”
這一段時間，劉少奇還多次對人說：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后，我不參加中央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決不過問了，怎么還會出現那么多問題呀?”
王光美也曾經對人說：
“毛主席對少奇同志的檢查還是很滿意的，是經過了主席批準和審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卻犯了錯誤。毛主席那時經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來決定。”
王光美還對一些工作人員說：
“就算我們過去有錯誤，現在也輪不到這樣來對待我們呀。這樣對待我們，還不是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嗎?”
11月13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要求來京人員迅速回原單位工作、學習、參加文化大革命。陳毅在講話中說：
“人民解放軍不能亂，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陳老總在體育場給你們潑冷水。潑冷水有什么不好，有時熱過了頭，潑冷水擦一擦有好處。”
“我1927年參軍，當解放軍39年了，還沒有見過解放軍打解放軍。”“在斗爭中，我不贊成逐步升級。不是口號提得越高越好。”“作為路線斗爭，要有限制，有多大錯誤，做多大估計，不要一味擴大。”
徐向前在講話中說：
“我們解放軍，海軍、陸軍、空軍，隨時保持戰斗狀態，一聲令下，就要開得動。”
葉劍英在講話中說：
“真理就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變成了謬誤。”
“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當圣經念。”
“允許人家犯錯誤，更要允許人家改正錯誤。有少數人，有的干部心臟病都發了，還要抓人家斗。對這件事我很憤恨!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感情，不是無產階級的軍人。”
11月14日下午，毛澤東在釣魚臺召開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會議，討論在上海發生的“安亭事件”問題。
原來在11月6日，以上海國棉十七廠王洪文為首的上海11個工廠的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在首都紅衛兵駐上海聯絡站籌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大會在文化廣場召開，大約有10余萬工人參加了大會。此后，上海市委對“工總司”不予承認。“工總司”認為這是上海市委故意“壓制革命造反”。于是，王洪文等人在10月10日凌晨率領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登上火車，赴京請愿。列車行至安亭車站后被鐵路局下令停下。這天下午，請愿工人們在被困的卸貨場上臥軌攔車，致使滬寧交通中斷了近31個小時。這就是著名的上海“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發生后，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要陳伯達電告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不要向“工總司”妥協讓步，同時做好解勸工作;又派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前往上海處理這件事。
張春橋到上海后，在文化廣場同工人代表們進行了座談，他了解了工人們的要求和上海工人們在一個布店里“借”了一批紅布做造反隊袖章的情況，馬上表態說：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國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最后，張春橋還在“工總司”的要求上簽了字。就這樣，“安亭事件”順利解決了。
張春橋的這一舉動，立刻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
張春橋回到北京后，在14日下午的會議上，向毛澤東匯報了處理安亭事件的情況。陶鑄說：
“怎么可以先斬后奏?”
毛澤東聽張春橋說上海工人在一個布店里“借”了一批紅布做造反隊袖章，他已經被感染了，笑著說：
“他們也是沒有辦法，是官逼民反嘛!春橋同志的處理是正確的。可以先斬后奏。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
毛澤東又指示陳伯達負責起草一個關于工礦企業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文件。
1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針對紅衛兵串聯由徒步發展到乘車乘船的情況，發出通知，要求全國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聯。
11月22日，周恩來、李富春就陳伯達起草的《關于工礦企業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文件稿，向毛澤東進行匯報。毛澤東提出了3點意見，他說：
“1、工礦企業還是要分期分批進行文革。2、八小時生產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業余時間鬧革命。3、文件提出后，讓谷牧帶個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陽聽取各派工人意見，繼續進行修改，爭取12月份發出。”
11月24日，中共中央復電中共西北局關于紅衛兵追查劉瀾濤出獄問題的請示報告，電文中寫道：
“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斗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
1966年11月25日至26日，毛澤東連續兩天第8次接見紅衛兵。斯特朗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毛澤東接見200多萬紅衛兵的宏大場面。
毛澤東乘著敞篷車檢閱了紅衛兵隊伍。汪東興坐在司機旁邊，楊成武和謝富治站在毛澤東身后兩側。
斯特朗在天安門城樓上俯視著狂熱的紅衛兵們向毛澤東、林彪揮舞紅色《毛主席語錄》。她一邊看一邊數著把受傷者運走的救護車，當數到第18輛時，她說：
“我累了，走吧。”
晚上，斯特朗再次來到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她見到了毛澤東，請毛澤東在她的《毛主席語錄》本上簽名，還關心地問毛澤東說：
“你一定很累了吧?”
毛澤東說：
“不，我不累。”
說罷，他又很快地消失在人群之中。
11月28日，首都文藝界2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慶祝大會。與會者把大會堂擠了個水泄不通，歌聲此起彼伏。人群中揮舞著紅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語錄》，像一片紅色的海洋。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領導人，在萬眾歡呼聲中登上了主席臺。
江青穿著一身草綠色的軍裝，腳上是黑色布鞋。她那白皙的臉上泛著紅暈，烏黑的眼睛戴著一副近視鏡，滿頭青絲閃著亮光，完全不像一個50多歲的婦女。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講話中，首先贊揚了文藝革命所取得的輝煌成功，他還說：
“在堅持文藝革命的方針，同反動派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屈不撓地進行斗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貢獻的。”
周恩來在講話中說：
“上面所說的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都是同文藝界的革命左派的堅持和合作分不開的。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貫穿在文藝界的一條修正主義黑線進行堅決斗爭的結果。江青同志親自參加了斗爭實踐和藝術實踐。雖然艱苦的斗爭損害了江青同志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
江青在講話中說：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于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到，為什么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臺上，又有鬼戲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濁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只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力，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江青還說：
“牢牢掌握斗爭的大方向，掌握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反對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斗爭中逐步壯大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幫助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動手打人，武斗只能觸及皮膚，文斗才能觸及靈魂。”
江青說她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她說：
“我用了一個來月的時間，觀察形勢，分析形勢。”“主席是那樣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是那樣相信群眾，是那樣愛護群眾，我覺得自己學習很不夠。”“我就叫做緊跟一頭，那就是毛澤東思想。緊追另一頭，那就是革命小將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經常能夠合拍的，是時而追上時而落后于形勢。因此，我有什么缺點錯誤，希望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批評我，寫信也可以，寫大字報也可以。凡是我錯的，我都改。凡是我對的，那我當然要堅持。”
11月29日，陳毅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群眾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憑主觀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錯誤。我的講話，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講偉大，偉大，這有什么好處?這不好。現在的斗爭，我非常擔心，每個部隊都在斗他們的首長，抓住一句話就斗，就批，我很擔心。這樣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講黑幫，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幫。一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有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打擊面太寬，太大。以前我們就犯過這樣的錯誤。”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發出通知說，全國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聯。
12月5日，北京以高干子弟為核心的“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即“聯動”宣告成立。他們試圖把全國干部子弟自上而下組織起來，形成一種自我保護的力量，與矛頭指向走資派的造反派紅衛兵相抗衡。他們懷著對父輩遭受“批斗”的仇恨，反對中央文革，喊出了“打倒三司”、“油炸江青”等口號。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工交企業如果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他當著劉少奇的面說：
“你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決不僅僅是什么50天的問題，而是10年、20年來始終沒有好好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問題。工交戰線上長期以來就是在受你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影響，整個問題要大得多，錯誤也嚴重得多。你不檢討，叫誰來檢討?”
12月9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規定中寫道：
“8小時工作以外的時間，除了每周一次討論生產問題以外，都由群眾自己商量安排，進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可以在業余時間，在本市革命串聯，交流文化革命經驗。”“學生可以有計劃地到廠礦，在工人業余時間進行革命串聯。”“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學校進行革命串聯。”
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革命造反派和紅衛兵在工人體育場舉行“誓死保衛毛主席，斗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誓師大會”。吳德在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首先，我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戰斗的敬禮!今天，大家懷著萬分憤怒的心情聲討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這個有重大意義的革命大會，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團結廣大革命群眾向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猛烈開火的英雄行為。我們決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斗爭進行到底，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這一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是黨的敗類，國家的敗類，人民的敗類。他們勾結在一起，陰謀篡黨、篡軍、篡政，實行反革命政變，復辟資本主義。我們同他們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把這一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揪出來，把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一件大好事，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示中寫道：
“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農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實行大民主。在隊與隊之間，社與社之間，可以利用生產的空余時間，進行串聯。還可以組織一批革命學生下鄉串聯。”
12月15日，在1966年9月間成立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在北京首次喊出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
12月18日，張春橋在中南海約見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頭頭蒯大富，他說：
“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于是，“首都紅衛兵第3司令部”便到處張貼大字報，呼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
幾乎是與此同時，江青找到在清華大學的劉濤和她的弟弟劉允真姐弟倆，為了讓他們揭發劉少奇，就叫著他們的小名問道：
“濤濤，丁丁，你們知道你們的生母是誰嗎?”
原來，劉濤和弟弟劉允真是劉少奇和他的第3任妻子王前所生，他們是劉少奇的第4、第5個孩子。江青說明了原委，叫他們去見生母王前。果然，劉濤和弟弟去見到了自己的生母王前。
此后，劉濤就寫出了長篇大字報揭發劉少奇，其中說到劉少奇在和王前結婚時“瞞了10歲”，還說他“截留黨費，買了金鞋拔、金帶子”。這張女兒揭發父親的大字報，一時震動了清華大學，震動了北京，震動了全國。
后來，劉少奇就此事解釋說：
“我雖然結過5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結婚的。迄今為止，我沒有淫亂的男女關系。另外，我也根本沒有對王前隱瞞年齡。把黨費留下來買金帶子是根據黨的規定做的。當時，黨有一個規定，黨在白區工作的重要領導人，必須在身邊保留某種值錢的東西，以便在突發事件出現后，賄賂敵人。金帶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則是毫無根據的捏造。至于吃小虧占大便宜的說法，那是隨便地把片言只語拼湊起來的東西，牽強附會，根本不符合原意。”
12月21日，毛澤東會見了波蘭共產黨臨時中央的揚力。他在和揚力的談話中說：
“一大群人掛著馬列主義的招牌，現在成為資產階級分子，在中國也是這樣。有一群人，我們看到了，他們是國內的修正主義。單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然的話，再過多少年，中國的顏色就要變了，到那時候就晚了。過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斗爭去做。
先從學校的學生和機關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廠、農村中去，把工人、農民組織起來。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有些人不很理解，說我們太過分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不贊成。我們就高興。他們只贊成我們反對的資產階級分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在中國的希望就是他們。并且他們還在黨內，早就鉆進來了，有老黨員，也有新黨員。我們的黨員80%是1948年以后入黨的，有些是資產階級分子。領導機關對他們毫無辦法，他們就怕紅衛兵。在工廠要組織紅衛兵，在農村也要組織紅衛兵，看看誰勝誰負。勝負還未定哩!”
12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上說：
“全國只有劉建勛寫了大字報，支持少數派，這是好的。”
毛澤東所說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的大字報，是指劉建勛于8月19日在鄭州大學宣讀的致鄭州大學全體革命師生員工的《我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明確地表明了他支持鄭州大學黨言川等學生少數派的革命行動的態度。
12月26日，中國第1顆地對地中程導彈發射試驗，獲得了完全的成功。
12月26日這一天，是毛澤東73周歲生日。
是日晚，毛澤東把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約到中南海游泳池談話。他說：
“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斗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這種較量從奪取政權開始就存在。”
“我這次搞了個文件——五一六通知，廣播了一張大字報，搞了個紅衛兵大串聯，大串聯使全國革命連成一片。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干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這些代表人物頑強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利用這個社會基礎，他們本人是黨的各級領導者，在黨內有影響。”
“現在，對這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要叫他懸崖勒馬，如果再搞兩面派，他們就是同走資派同流合污，或者他們就是走資派。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
“最近時期出現的新局面，廣大工農兵起來了，沖破了各種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組織，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學生起了變化，發展壯大了，提高了。革命學生到工人農民中去，同工農相結合。還有一個特點，黨和國家機關的革命干部起來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沒有學生和工人的結合也不行，沒有機關干部也不行。中國現代史上的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與眾人共進晚餐，按照慣例是4菜一湯，還有烤白薯、煮玉米。唯一破例的是每人面前又上了一小碗面條。毛澤東見飯菜上齊了，就舉起酒杯，對大家說：
“祝全國的全面的階級斗爭取得勝利!”
這才是：帷幄運籌，壯懷激烈，易水悲歌豈能比?
為黨為民，藐視敵手，豪氣干云似舊時。
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布了《關于對大中學校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決定從部隊抽調大批干部，到大中學校進行軍訓工作，計劃用半年時間，分期分批對大中學校學生實行軍訓。毛澤東說：
“派軍隊干部訓練革命師生的方法很好。訓練一下和不訓練大不一樣。這樣做，可以向解放軍學政治，學軍事，學四個第一，學三八作風，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加強組織性、紀律性。”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毛澤東審定的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元旦社論，社論的基本精神來自于毛澤東1966年12月26日與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等人的談話內容。社論中寫道：
“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1967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1967年，將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
1月初，北京市公安部門抓捕了“聯動”組織的頭頭賀鵬飛、劉濤、李明清、李黎風等人，他們都是高干子弟。
原來，以這些高干子弟為首的“聯動”組織，在1966年底提出了“毛澤東老人家讓位”的口號。還有北航的“八一縱隊”、“霹靂兵團”、“梅花”、“四野”等幾個組織也寫出了“四問、四致中央文革”的傳單和大字報。另外，在“聯動”的指使下，“四野”于1966年12月16日，廣播了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傳單：“一論向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1月3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及首都各大報刊登了姚文元撰寫的題目為《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文章。這篇文章在元旦前后寫出后，姚文元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反復審讀這篇文章時，作了部分修改，并加寫了一段重要的文字。
姚文元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不點名地批判了劉少奇，他寫道：
“鼓吹《清宮秘史》的‘大人物’當中，就包括有在當前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保護剝削階級、仇恨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本質，早在建國初期吹捧《清宮秘史》時就表現出來了。”
毛澤東在文章中加寫了一段文字，是這樣寫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當前是一片大好形勢，但斗爭的道路是曲折的。會有反復，會有起伏，會出現各種假象，會遇到反動勢力的反撲和軟化，要準備再打若干個回合。”
據曹軼歐回憶說：“我親自聽康生對我說過：‘江青這個人太驕傲，但是毛主席對她很信任，是想培養她的。毛主席有意識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樹立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關鍵時刻，都讓姚文元發表一篇經他修改的署名文章。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黨中央聲音的東西。這就是讓他們在全黨范圍造成影響。你別小看了這些人呀。’”
欲知毛澤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未來發展趨勢的預言是否準確，請諸君慢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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