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很好，阻力很大。現在還看不清楚反對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
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
話說1966年9月15日下午，毛澤東出席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的群眾大會，第3次接見百萬師生和紅衛兵小將。林彪代表毛澤東、黨中央講了話，他說：
“紅衛兵戰士們，革命的同學們，你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廣大工農兵群眾也堅決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余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斗中，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9月16日，康生看了劉少奇所寫的《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干部會議上檢討提綱(草案)》及毛澤東的批示，立即就劉少奇揭發他和中央曾經同意在北京監獄中那些被關押者履行手續出獄的問題，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絕密的信件，他寫道：
“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有些人本來就已經或企圖叛黨保命，少奇的決定，就使這些人的反共叛黨合法化了。”
這就叫：借石打鳥，鳥飛蛋打;見招拆招，一劍封喉。
再說9月19日，毛澤東召見了賀龍，就吳法憲揭發他那封信一事，告訴賀龍說：
“問題解決了，沒事了。”
可是沒多久，林彪一伙又煽動人到處張貼“打倒賀龍”的標語和大字報，還抄了賀龍的家。
有一次，林彪當面對賀龍說：
“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
賀龍根本不買林彪的帳，回敬道：
“我干的是共產黨，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清楚?誰反對毛主席，我就反對誰!”
周恩來為保護賀龍，把他轉移到京西山區一個秘密地方居住，讓賀龍在這里學習馬列和毛澤東著作。
1966年9月25日，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說：
“最近時期，我們黨內還有一個值得慶賀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選定了他自己第一個接班人，主席選了幾十年，究竟誰來接呢?選來選去，驗來驗去，經過近40年的革命考驗，證明了林彪同志最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有高度的領導藝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選定林彪同志這樣一個最親密戰友為接班人，肯定地說，不但我們文化革命能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對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革命取得勝利，完全是樂觀的。林彪同志跟著毛主席領導二三十年是沒有問題的。有了毛主席，有了林彪同志這樣英明偉大的領袖，有了他們兩個人，剛好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兩個，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兩個，我們的革命就無往而不勝，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
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第4次接見了首都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張治中、李宗仁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
前文已經說過，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為了防止李宗仁受到沖擊，毛澤東、周恩來指示將李宗仁保護起來，送到解放軍一家醫院療養。
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斗爭還在繼續。那些堅持錯誤路線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們脫離人民，反對人民，反對毛澤東思想，這就決定了他們一定要失敗。”
林彪講話結束后，毛澤東開始檢紅衛兵隊伍。
張治中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毛澤東，他們倆人已經相當長時間沒有見面了。毛澤東問張治中說：
“紅衛兵到你家去了沒有?”
張治中說：
“去了。”
原來，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張治中剛從北戴河回到家不到兩小時，一群紅衛兵就到了他家里，樓上樓下翻箱倒柜地不知搜尋什么。張治中質問領頭的紅衛兵：
“你們憑什么來抄家?”
那紅衛兵頭目氣勢洶洶地反問道：
“你是什么人?敢來阻攔?”
張治中也沒好氣地回答：
“我是什么人，你們去問毛主席去好了。”
那人一聽此話，一時也摸不著頭腦，只好說：
“你等著瞧。”
馬上帶著人撤走了，一連好久再沒見什么動靜。后來，張治中才知道，是毛澤東讓周恩來采取了保護民主人士的措施;周恩來還讓民主人士家里的工作人員，也帶上紅衛兵袖章，以防來人滋事。
毛澤東聽了張治中的敘述，驚訝地對張治中說道：
“啊!你既不是當權派，更不是黨內的當權派，他們到你家去干嗎?”
張治中聽了毛澤東的話，心里很高興。回到家里，他把這次談話津津樂道地講給大家聽。
再說在天安門城樓上，阿沛.阿旺晉美沒有想到毛澤東要見他。阿沛.阿旺晉美是由周恩來于9月29日派飛機接回北京參加國慶觀禮的。毛澤東問他說：
“你的身體怎么樣?”
阿沛.阿旺晉美身邊沒有帶翻譯，他還聽不大懂漢語。所以，就未能和毛澤東過多交談。
爾后，毛澤東挽著李宗仁走進天安門城樓休息室，按著他的肩膀坐在沙發的上位，李宗仁推辭說：
“主席在這里，我怎么好坐上位呢!”
毛澤東說：
“你比我年歲大，是老大哥，應該坐上位。”
他點燃了一支煙，一邊喝茶，一邊談起了文化大革命，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今后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還需要加強。”
毛澤東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繼續檢閱紅衛兵隊伍。幾位記者走了上來，毛澤東緊緊握著李宗仁的手，讓攝影師拍照留念。他對李宗仁說：
“請你多保重身體，共產黨是不會忘記你的。”
是日晚，天安門前舉行了焰火晚會。毛澤東指著廣場上的學生，對在他身邊的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希爾說：
“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就是怕這些學生，我們有些干部也是怕他們。你不要以為我們的環境那么好。我們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員也有，政治局委員也有，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有。他們就是怕。他們要調動軍隊來對付這些學生。解放軍他們是調動不了的，他們就調動工人、農民來跟學生做對。”
天已經很晚了，在天安門上的大部分人都走了，只剩下毛澤東、周恩來和文革小組成員們。毛澤東對大家說：
“形勢很好，阻力很大。現在還看不清楚反對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
毛澤東最后一句話，使大家吃了一驚。毛澤東提議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10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紅旗》雜志1966年第13期社論。社論中寫道：
“兩條路線的斗爭并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斗爭還是很尖銳，很復雜的。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采取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如果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重復壓制群眾的錯誤，繼續挑動學生斗爭學生，不解放過去受打擊的革命群眾，等等，那就是對抗和破壞十六條。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夠正確地進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斗批改的關鍵。在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義。”
這篇社論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在回憶社論中第一次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概念的背景和過程時說：
“(那時)主席天天看紅衛兵小報，江青又不斷送材料給他，他就形成了一種認識：在相當長的時間內(1966年8月到9月)，整個運動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嚴肅性、堅定性和徹底性。主席的這個認識要在國慶節的林彪講話和《紅旗》社論中表達出來。林彪講話主要起草人是陳伯達和張春橋，他們使用了‘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主席原來已同意定稿，后來陶鑄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門也講了。當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集合準備乘車看焰火時，張春橋向主席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從語法上講不通’，建議還是改回來。主席說：‘不要改回來了，以后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紅旗》社論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語錄’把‘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為毛主席這一天發表的指示，是有根據的。毛主席在定這個口徑時，總理不在他身邊，不知道。”
10月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于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個指示根據林彪的意見，規定“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
中央在轉發的批語中寫道：“這個文件很重要，對于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工原原本本地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10月5日這一天，葉劍英在全軍軍事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中央最近決定，讓林彪同志作為我們的副統帥，這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可慶幸的大事。還應該指出的是，毛主席從1928年起經過38年的觀察(林彪同志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上井岡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邊)，他在向毛主席學習軍事、指揮、理論等各方面是最好的。在黨的領導中，特別是在軍隊領導干部中，是全面掌握毛澤東思想，而且年歲最輕，身體也最健康。今年才59歲，是領導中最年輕的。而且身體經多年檢查，從頭腦到內臟沒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經受傷，不會影響思考和健康。目前，他是最優秀、最年輕、最有能力領導我們的。我們不僅要宣傳毛澤東思想，而且要向全國、全世界宣傳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這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
10月7日，毛澤東的二姑家表侄賀鳳生再次來到北京，要見毛澤東。賀鳳生已經擔任了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毛澤東接見賀鳳生時，賀鳳生氣鼓鼓地頭一句話就問：
“主席，聽說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您親自點燃的?”
“怎么啦?”
毛澤東驚奇地問道。
“下面又在罵娘呢。過去是土豪劣紳戴高帽子，如今我這個叫花子出身的貧雇農，也搞了頂高帽子戴到腦殼上了。”
賀鳳生一口氣說完，端起茶杯，一仰脖子喝了個精光。毛澤東見他這個樣子，笑了，說：
“你賀鳳生還是那樣可愛。”
賀鳳生說：
“如今硬是亂套了，縣委書記看蘆葦，吊兒郎當的當司令，你曉得不?”
賀鳳生把農村都在背語錄、做寶書臺、買毛澤東石膏像、大量文物被破壞的情況，一一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的臉色越來越凝重，他說：
“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會議通過的，原來只想沖一下少數干部的官氣，想不到影響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黨政，任何個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錯誤，中央也一樣，也可能犯錯誤，犯了錯誤就應該改正。你們那里動不動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
毛澤東嘆了口氣，又感慨地說：
“這些情況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周總理下去，不碰上你賀鳳生，怕沒有敢向我提供這么真實的情況。你賀鳳生比60年那次來又進步多了。”
賀鳳生說：
“我回去以后該干什么呢?”
毛澤東說：
“你要多學習，要多讀書，多為黨的事業擔重擔。”
賀鳳生說：
“我一定要多學習，多讀毛主席的書。”
“你也學會了拍馬屁。不是多讀我的書，要多讀馬列的書。”毛澤東風趣地說：“我看，你還要當幾年支部書記。”
10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大區負責人、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和中央黨政軍各部委負責人。會議的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后來，這次會議一直開到28日才結束。
10月13日，毛澤東對下一次如何接見外地來京串聯的革命師生問題，作了批示，他寫道：
“下次接見，采取閱兵式的辦法，不管多少人，解放軍要統統包下來。由軍隊負責將外地來京的師生，按解放軍的編制，編組成班、排、連、營、團、師，編好后進行訓練。學習政治，學習解放軍，學習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學習編隊隊形，學習隊列基本動作，學習步法，每個人都要學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師生有秩序地接受檢閱。經過訓練，把解放軍的光榮傳統，三八作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帶到全國去。”
10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指示，要求農村的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條”、“前十條”和“二十三條”進行。
10月18日，是毛澤東第5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日子。這一次接見，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安排的與往常不同。周恩來的安排是，毛澤東不上天安門城樓，而是乘坐敞篷車，從八王墳到公主墳，沿北城行車10公里，再到天安門廣場，一路上與紅衛兵們直接見面。
早在17日夜里12點開始，人們就紛紛涌上街頭，涌向天安門廣場，準備迎接幸福時刻的到來。
4點多鐘的和平里，人群已經匯集成海洋。被接見者的隊伍，按計劃走進各自地段坐下，在解放軍戰士的帶領下，學習《毛主席語錄》，高唱革命歌曲。
18日下午1點，廣播里報告說：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已經到了大北窯，已經到了東直門……”
“毛主席來了!”“是毛主席來了!”
人群中不斷地發出歡呼聲。
1點20分，毛澤東乘著敞篷車來到了人們眼前。只見他紅光滿面，神采奕奕，站立在敞篷車上，頻頻向群眾招收致意。道路兩旁的群眾，頓時語錄揮舞，呼聲震天。人們的秩序好極了。紅衛兵和很多群眾都熱淚盈眶。毛澤東的車子已經過去了，人們還是不愿意離去。
直到晚上，那些被毛澤東接見過的人們在返回途中，還都相互招手致意，他們紛紛高呼：“戰友們再見!”
夜幕降臨了，一些外地的紅衛兵還匯集在天安門前，對著毛澤東的巨幅畫像凝望。有的人臨走時還幸福地喊著：“毛主席再見!”
10月22日，毛澤東在鄧小平的檢查稿上批示道：
小平同志：
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9頁第1行‘補過自新’之后，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干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澤東
10月23日，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先后作了檢查。劉少奇在檢查中說：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導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志的責任，例如在京的其他領導同志，國務院某些部委的領導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領導同志，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志，某些地方的領導同志等等，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時間里，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這些匯報會議上做出了一些錯誤的決定，批準或者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在北京許多學校進行所謂‘排除干擾’的斗爭。由此，就在許多學校工作組的領導下發生了學生斗學生的現象，發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做法，圍攻了革命派，壓制了不同意見，甚至將一些學生定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這樣，就在不少學校造成了一種恐怖氣氛，這種恐怖氣氛是反動的、白色的恐怖氣氛。我過問過的、王光美同志參加過的清華大學前一段文化革命運動中所犯的錯誤，是這一錯誤路線的典型例子。我曾聯系過的師大一附中，也進行過‘排除干擾’的斗爭。”
鄧小平在檢討中說：
“在對待階級斗爭問題上，在對待黨內斗爭問題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轟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所說的1964年的右傾錯誤，我是有份的。對于1962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我雖然有些不同的意見，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方面的。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所犯錯誤的性質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是一點也不冤枉的。在50多天的錯誤中，由于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制左派、壓制不同意見的作用，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學生斗學生、群眾斗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導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后，還難以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之后，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范圍內繼續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后果很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么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徹著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范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個人。這次犯路線錯誤，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證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現在初步用鏡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在10月份，曾任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的王光美也寫出了書面檢討，她寫道：
“我們對蒯大富同志進行的4次全校性的大會批判時，由于造成強大的政治壓力，而發生了3起自殺事件，對死者教師史明遠的親屬致以親切的慰問，并向他們請罪，對傷者學生朱德義賠禮道歉，并向他請罪。你們有權力控訴我，是我所犯的嚴重錯誤，使你們受到了傷害。”
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會議情況的匯報，在東北負責人講到他們檢查自己的錯誤仍不能得到通過時，毛澤東插話說：
“你們萬萬不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承認了還能工作嗎?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讓他們學生來接班，行嗎?不知工農業，只讀一點書，行嗎?”
他問劉瀾濤說：
“你回去打算怎么辦?”
劉瀾濤回答說：
“回去看看再說。”
毛澤東說：
“你說話總是那么吞吞吐吐。”
他又問李井泉：
“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筆者注)怎么樣?”
李井泉回答說：
“開始不大通，會后一般較好。”
毛澤東說：
“什么一貫正確，你自己就溜了，嚇得魂不附體，跑到軍區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允許人家革命，允許改嘛!讓紅衛兵看看《阿Q正傳》。”
“這次會議是我提議要召集的。時間這么短，是否講得通?可能比上次好。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誰也沒有料到，連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呼哀哉。學生也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我們這些老爺們犯了錯誤。”
他轉向李先念，問道：
“你們今天開得怎么樣?”
李先念回答說：
“財經學院說他們要開聲討會，我要檢討，他們不讓我說話。”
毛澤東說：
“你明天還去檢討，不然人家說你溜了。”
李先念說：
“明天我要出國。”
毛澤東說：
“你也告訴他們一下。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有點精神不足。”
“他們不聽你們檢討，你們就偏檢討，他們聲討，你們就承認錯誤。亂子是中央鬧起來的，責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責任。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么分一二線呢?一是身體不好，而是蘇聯的教訓。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沒有當權，每一次會議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沒有想到反面。”
陶鑄插話說：
“大權旁落。”
毛澤東說：
“這是我故意大權旁落，現在倒鬧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與我商量。如土地會議、天津講話、山西合作社、大捧王光美，本來應經中央討論做個決定就好了。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62年忽然4個副總理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馬上答應，4個又去了，可鄧小平就不來。武昌會議我不滿，高指標弄得我毫無辦法。到北京開會，你們開6天，我要開一天還不行。完不成任務不要緊，不要如喪考妣。”
“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與彭真不同。”
“要準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你們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誰會打倒你們?”
10月24日晚，毛澤東對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總結講話稿作了批示，他寫道：
即送陳伯達同志，該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是否在什么地方加進去，請考慮。印成小冊子，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最少有1本。
毛澤東
10月24日23時
10月25日，毛澤東在《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中寫道：
“英雄的人民的阿爾巴尼亞，成為歐州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南斯拉夫鐵托集團，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賊集團，比起你們來，他們都不過是一抔黃土，而你們是聳入云霄的高山。他們是跪倒在帝國主義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們是敢于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戰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敵戰斗的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我們是你們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們也是我們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們和你們都不是那種口蜜腹劍的假朋友，不是那種兩面派。我們之間的革命的戰斗的友誼，經過急風暴雨的考驗。”
10月25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講幾句話，兩件事。17年來，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來的意思是考慮到國家的安全，鑒于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我在二線，別的同志在一線，現在看來不那么好。”
“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么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么好。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但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
“我也有責任。為什么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里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于信任別人。”
“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線中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就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這是在去年9、10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為什么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呢?北京沒人干這事，就在上海發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發表的。搞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正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改變。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上解決了。
我要說的再一件事，就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有，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
“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一張大字報——北大聶無梓等人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給紅衛兵的那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紅衛兵都動起來了。6、7、8、9、10， 5個月不到，時間很短，只幾個月，來勢兇猛，我也沒有料到。跟28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較起來，這個文化革命還不到半年。紅衛兵一沖，就把你們沖了個不亦樂乎。難怪同志們還不那么理解，這個文化革命只有5個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們現在就那么理解了。不那么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以前幾個月，去年11月，12月，今年1月、2月、3月、4月、5月，雖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間，3月16又發了一個‘通知’，可是，并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還是大字報、紅衛兵一沖，你們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們的話來講，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那么，趕快總結經驗吧。”
“為什么兩個月以后，現在又來開這次工作會議呢?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
“你們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級、地一級、縣一級，至少這4級要開一個十幾天的會，真正把問題講清楚。也不要企圖所有的干部統統弄清楚，不可能，總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很多同志，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設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現在學生不是沖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沖，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沖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諒解。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犯錯誤也有原因。”
“總而言之，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那個時候還會有新的經驗，還要總結。”
林彪也在會議上講了話，他說：
“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是兩頭的勁很大，中間就有一點勁頭不足，中間甚至還有一點頂牛，局勢一度有些緊張。毛主席看到這個形勢以后，提議把大家找來談談。”
林彪還說：
“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盡管群眾中有個別的部分、個別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的，總是合理的。”
10月25日晚上，華燈高照，長安街上行駛著幾輛紅旗轎車。周恩來、聶榮臻、葉劍英驅車趕到釣魚臺，向毛澤東匯報有關兩彈結合試驗的準備情況。
毛澤東在他們的匯報中，不時提出一些問題。他對靶場一切準備工作已經就緒感到十分滿意，說道：
“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啊!”
他又問聶榮臻：
“還是你去現場主持發射嗎?”
聶榮臻說：
“我已經安排好了，明天就坐飛機去。”
“好，你是一貫打勝仗的，常勝將軍嘛。”毛澤東說著笑了起來，他又說：“不過，這次試驗可能打勝仗，也可能打敗仗，這次讓你去要準備打敗仗。打了敗仗也不要緊，搞試驗嘛，哪有不冒風險的。”
10月2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經過毛澤東審閱的題目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長篇講話。他說：
“我們有些同志，是少數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當官做老爺，甚至把自己的革命歷史忘記得一干二凈。毛主席多年來批評的‘官、暮、驕、嬌’，他們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不讓群眾去觸動。”
“黨內路線的斗爭是社會階級斗爭的反映。劉、鄧的錯誤路線有它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市場，因為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相當一批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陳伯達在講話中傳達了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
10月27日9時10秒，中國用導彈發射原子彈的試驗獲得了成功。9分鐘后，羅布泊彈著區發回報告說：“核彈頭在靶心上空預定高度爆炸成功。”
到這一年為止，中國一共爆炸了5顆原子彈。
10月28日，中央工作會議順利結束。此后，社會上立即開始張貼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公開喊出了打倒“劉鄧路線”、打倒“劉鄧司令部”的口號。
陶鑄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后，到處說他是在毛澤東的司令部里工作的，還說他自己基本上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有人將這個話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聽了，連聲說：
“他講這些話也不害臊!他算什么無產階級革命家!”
欲知陶鑄后來的情況如何?請諸君慢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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