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壓學生難道沒有錯?把那么多學生打成‘反革命’難道是
正確的?你們還追問學生們的后臺是誰，后臺就是我!什么人
鎮壓學生運動?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軍閥，后來是
國民黨，現在又輪到你們，還說沒有錯?”
話說1966年7月2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政治局成員外，還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各大區書記。
毛澤東在會議上聽取了有關工作組問題的匯報。
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說：
“從今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高等學校選拔新生，必須堅持政治第一的原則。”
7月24日下午，毛澤東在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中說：
“不要搞工作組，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不要發號施令。整風，關門整風才不行哩!過去《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里，中宣部不在我們手里，文化部不在我們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們手里，這些東西都不在我們手里，不發表聶元梓那樣的大字報，那才不行哩!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害怕群眾，共產黨員害怕群眾那還了得?你們都要下去，下去搞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頭腦就清醒一點。”
“把工作組一撤，把黑幫停職反省就完了，這樣可以快點。有這么一段，運動冷冷清清。根本撤出來，另外派幾個人去當觀察員。”“由學生、老師的左派組成革命委員會，自己來搞。”“現在搞文化革命斗爭，一斗二改。斗什么?斗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些是你們清楚一些，還是學生清楚一些?還有斗爭學術權威，對翦伯贊這些人誰了解些?”
“這不只是一個北大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國的問題，如果按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來的。”
7月25日，《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都發表了有關毛澤東7月16日橫渡長江的報道和大幅照片，在全國人民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映。在人們的心目中，毛澤東不像是一位73歲高齡的老人，而像是一位超乎于年輕人的奇人。
7月25日下午，毛澤東在釣魚臺12樓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及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他說：
“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誰才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毛澤東在講話中連續兩次點名批評李雪峰，他說：
“你李雪峰說工作組要像救火一樣地派下去，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部撲滅了，你要干什么?你們決定學生放假搞革命，群眾起來了你又往下壓，你安的是什么心?”
李雪峰說：
“北大進行了4次大辯論，‘六一八’是否反革命?有的說是，有的說不是。”
毛澤東說：
“你就是想把群眾壓下去嘛，什么叫反革命?無非殺人、放火、放毒，學校里出現這些了嗎?除了這些人要捕，其余都不捕!寫反動標語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你們嚇成了那個樣子!”
劉少奇為李雪峰等人承擔了責任，他說：
“如果這個時期北京各大專院校布置運動中有什么錯誤的話，主要由我來負責。其他同志是沒有責任的。”
毛澤東說：
“我到北京一個星期，前4天傾向于保張承先，后來不贊成了。各單位、各機關的工作組是起阻礙作用。張承先工作組，清華工作組，都起阻撓作用。”“問題不在于工作組，而在于工作組執行了錯誤的路線，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
“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阻礙革命勢力，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他坐山觀虎斗，學生跟學生斗，擁護工作組的一派，反對工作組的一派。群眾對工作組有意見不讓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電話，打不得電報，寫信也寫不得，西安交大就是這樣。西安交大的工作組不讓人家打電話，不讓人家打電報，也不讓人家派人到中央，為什么怕人到中央?
今天各大區的書記和文革小組的成員都到了，會議的任務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文件要寫上，可以打電話，打電報，也可以派人來，讓他們來包圍國務院。那樣怕行嗎?所以，西安、南京的報館被圍3天，嚇得魂不附體，就那么怕?你們這些人呀，你不革命，總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頭上來。有些地方不準圍報館，不準圍省委，不準到國務院，為什么這么怕?到了國務院，接待的人又是無名小卒，說不清問題，為什么這樣?你們不出面，我就出面。說來說去，怕字當頭，怕反革命，怕動刀槍，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主要是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不那么革命的中間狀態的人也參加一部分。誰是壞人?壞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得。他們到了那里，不搞革命。由學校革命師生組成文化革命小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學校的事只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學校里的問題，一個叫斗，或者叫批判，一個叫改。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起壞作用，阻礙運動。翦伯贊寫了那么多書，你還沒有讀，怎么斗怎么改?學校的事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要依靠學校內部的力量，工作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單位，不能靠工作組。”
毛澤東話頭一轉，又說道：
“這幾天，康生、陳伯達、江青都下去了，到學校看大字報，沒有感性知識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務，停了日常事務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識。南京做得好，沒有阻擋學生到中央。
開會期間，到會的同志要去北大、廣播學院去看大字報，要到出問題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們看大字報時，就說是來學習的，來支持你們鬧革命的。去那里點火支持革命師生，不是聽反革命、右派的話的。搞了兩個月，一點感性知識也沒有，官僚主義。”
“‘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種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打個稀巴爛，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7月25日這一天，毛澤東還在陶鑄送審的新華社電訊稿上批示道：
“以后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撤銷派往各大專院校的工作組。
7月26日這一天，中央文革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大學開會。他準時到達后，發現康生、江青等人早已到了。李雪峰悄聲問康生：
“今天的會是什么內容的會?”
康生說：
“我也不清楚。”
江青主持了這次會議，會議主要內容是由學校的兩大派別辯論工作組的錯誤，讓一些學生控訴工作組的罪行。
康生也在會議上講了話，他說：
“張承先最大的錯誤有兩個：1、50天來，他們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不進行階級教育，這一點是很大的錯誤。這就是不相信群眾的問題，是不依靠群眾的問題，是不走群眾路線的問題。2、北大50天來，連一個全校委員會都沒有，系里有，可選得不好，是工作組包辦代替的，他不是放手發動群眾。因此，他在路線上、組織上都犯了錯誤。國際歌中是怎樣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嗎?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了呢?毛主席的路線要在實踐中證明，張承先講的是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同志們，我們講依靠你們，依靠文革委員會，有人說是不是不要黨的領導了呢?張承先走了就沒有黨的領導了嗎?北大是執行新市委的領導，還是執行毛主席的領導?黨的領導就看他執行不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如果執行就是黨的領導，如果不執行，他就不是黨的領導。請問：你們對北大的情況了解，還是工作組張承先了解?陸平、彭佩云黑幫是張承先了解，還是你們了解?斗爭陸平不是靠幾個秘書整理材料，而是靠你們來斗的!下一步要斗翦伯贊、李世雄、馮定，開展和他們斗爭是你們了解，還是張承先了解?你們看翦伯贊的書多，還是張承先看他的書多?你們說靠誰斗?靠你們!你們一定能夠取得勝利!”
江青接著也發表了一篇傾向性十分鮮明的講話。最后她提議說：
“歡迎新市委書記李雪峰同志講話!”
李雪峰面對群眾熱烈的掌聲，毫無準備，不知該講些什么，他站起來說：
“工作組是黨中央派來的!”
江青馬上插話說：
“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有派!”
李雪峰說：
“你們對工作組有意見可以提，但應該是抱著善意的、同志式的方法來提，因為工作組畢竟不是黑幫嘛。你們不要工作組，工作組可以撤離，也可以留在學校，你們什么時候要揪去批判，我們隨時到場”
7月28日，北京市委發出《關于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李雪峰主持了大會。宣布撤銷所有的工作組，并作了幾句檢討。
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大會上講了話。劉少奇說：
“工作組這個方式現在看來不適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所以中央決定撤銷。文化大革命要靠你們來搞。靠我們不行。至于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么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現在看來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周恩來、鄧小平也在講話中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
會議即將結束時，毛澤東與出席大會的代表們見了面。爾后他告訴劉少奇等人說：
“你們都要到前線去看大字報。不然，沒有資格領導運動。”
會后，中央將這次會議的錄音發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陸續撤銷了工作組。
1966年7月底，劉少奇開始寫他的檢查，題目叫：《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干部會議上檢討提綱(草案)》。在這份檢討提綱草案中，關于他的履歷部分寫有這樣一段話：
“1936年3月，我作為黨中央的代表到達天津(當時黨的北方局所在地)。當時北方局的組織部長柯慶施同志向我提出一個問題，說北京監獄中有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經坐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柯問我是否可以履行一個手續，我當時反問柯：‘你的意見如何?’柯說，可以讓獄中同志履行一個手續。我即將此種情況寫信報告陜北黨中央，請中央決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復，交由柯慶施同志辦理。”
正是：劍走偏鋒，一石激起千層浪;招出奇險，城門失火殃池魚?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參加會議的除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外，還有不少列席人員。這些列席人員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還有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師生代表。
鄧小平宣布會議的主要議程是：1、討論制定《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2、討論和批準十中全會以來中央關于國內國際問題的重大決策和重大措施。3、補行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人事變動的手續。4、通過會議公報。
劉少奇在開幕式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工作的報告，他對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他說：
“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來，發現派工作組的方式不好，責任主要在我。”“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毛澤東插話說：
“怎么會中斷呢?”
陳伯達在劉少奇的報告結束后，作了發言，他說：
“派工作組是想把那些朝氣勃勃的學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積極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們很多同志當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聽別人的意見，他的話不能侵犯。”“如果這一點不解決，我們就要發生修正主義的。”
毛澤東插話說：
“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別人還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陳伯達接著說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毛澤東插話說：
“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間的。誰知道聶元梓出那張大字報，一廣播，亂子就出來了。就是一個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眾高明。事實上我們沒有什么高明，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比我們高明。只有依靠他們。我們什么都不知道。”
8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們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在7月31日，他收到了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于7月28日要江青轉呈的6月24日所寫的《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7月4日所寫的《再論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萬歲》兩張大字報，以及他們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毛澤東看后認為寫得很好。他在回信中這樣寫道：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同志們：
你們在7月28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交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斗小組所說的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和彭小蒙同志7月25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他們紅旗戰斗小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地支持。在這里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的態度，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于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后，也要給予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僅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
毛澤東的這封信沒有直接寄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們，而是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印發了。這樣，消息很快便傳遍了全中國。于是，紅衛兵運動在各地更加猛烈地發展起來。同時，這封信一經公布，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待紅衛兵的根本對立的態度，也就清楚地擺在了全國人們面前。在紅衛兵心目中，毛澤東的形象更加高大，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崇拜更加強烈起來。
更明顯的一個重大變化是，自此以后，凡是與工作組和“老文革”對立的反對派“新文革”，都自稱為造反派，而把“老文革”稱之為“保皇派”。后來，“老文革”和“新文革”兩派之間又發展到互相攻訐，都標榜自己是造反派，以至于擴展到社會上，人人都以能夠獲得造反派的頭銜而引以為榮耀。于是，兩大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深化了。
8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
“中央決定陶鑄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特此通知。”
陶鑄在文化革命小組中排名在康生之前。后來，中央又在文化革命小組中補充了代表華北局的郭影秋、東北局的鄭季翹、西北局的楊植霖、西南局的劉文珍。這樣，中央文革小組一共由18人組成。不過，郭影秋4人仍在原單位工作，只是到京參與了中央文革的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并未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領導工作。所以，中共文革小組成立后實際起主要作用的只是14個人。
8月2日和3日上午，李雪峰陪著劉少奇、陶鑄陪著鄧小平去到一些學校看大字報。
據李雪峰后來回憶說：“我陪劉少奇到北京建筑工程學院搞調查看大字報的時候，劉少奇還在為工作組辯護，他說：‘工作組還是有成績的嘛，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你們可以繼續辯論。歷史和實踐將會繼續地檢驗這個問題。’ 當時我一聽就為他著急：到現在這個時候，你講這個話，傳到毛主席的耳朵里還不是繼續在堅持錯誤嗎?我曾經勸劉少奇先別談什么工作組的功過問題，但劉少奇似乎聽不進去。他還說：‘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派工作組是黨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來了。有不同意見可以討論嘛，有錯誤改正錯誤，對的就堅持，錯了就改。希望你們要團結。’ 3日到學校的時候，他和兩派都談了話，也是要求他們講究政策，等等。其實這時他的一切活動都顯得多余了。到這個月初，他的兒子劉允斌回家來，向劉少奇匯報工廠的情況，他竟然問道：‘你們廠沒派工作組，為什么也鎮壓了群眾?把一些群眾組織定為反革命，有沒有死人呀?’實際上，他從心里是不承認自己的錯誤的，但是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壓得他不能公開說話，只好悶悶不樂。在那種氣氛下，他在清華大學的女兒劉濤，只好在賀龍的兒子賀鵬飛等人的一張批評工作隊的大字報上也簽了名，劉少奇氣壞了。他激動地從客廳的這頭走到那頭，一個勁地說：‘你們出賣了我，你們出賣了我!’王光美哭了一天。第二天劉少奇開會的時候，把我叫到休息廳，悄悄地說：‘在工作組問題上，我看你們都檢查吧，能夠認識到多少錯誤就檢查多少錯誤，不要違心地說什么，但是也不要公開地頂他們。連我的女兒都要和我劃清界限，何況你們呢?等黨內的這場風波平息下來以后，也可能我們會重新認識這個問題的。’我對他說：‘我只認識新市委主持工作時的錯誤，我不會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的。這點，請少奇同志放心。’”
8月2日、3日下午，全會繼續討論工作組問題。許多部門和省市的負責人，因為運動開始后沒有分清路線是非，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犯了錯誤，他們在大會上紛紛作了檢討。
8月4日上午，劉少奇在中南組參加討論，他在發言時說：
“主席不在家的這一段，是由我主持工作的，我絕對不逃避責任。我的錯誤的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中央常委的同志，書記處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運動轟轟烈烈的一來，我們就同意派工作組去。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毛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擠下壓，看你是否支持群眾。我們這些人，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們自己的命可以不可以呀?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臺。我們這些人可以下臺，你決心讓他革，反而可以不下臺，你不讓人家革，非讓你下臺不可。犯了錯誤也沒有什么可怕的，無非下臺，我不怕下臺，我有5個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撤職更不怕;老婆離婚也不怕。大家都要有這個思想準備。”
8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問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說：
“想通了沒有?”
劉瀾濤說：
“我至今認識不到錯在什么地方?”
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他說：
“鎮壓學生難道沒有錯?把那么多學生打成‘反革命’難道是正確的?你們還追問學生們的后臺是誰，后臺就是我!”
毛澤東轉向與會者們說：
“什么人鎮壓學生運動?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軍閥，后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又輪到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還說沒有錯?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什么區別!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去;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人家起來了又加以鎮壓。什么群眾路線，什么相信群眾，什么馬克思主義，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么不能反對?看你站在哪個階級方面，向那個階級作斗爭。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往來，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
北大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讓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它地方有什么要緊。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允許群眾請愿、示威游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寫在憲法上的。從這次鎮壓學生群眾文化大革命的行動來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劉少奇插話說：
“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說：
“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么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樣怕?”
劉少奇說：
“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有5條不怕。”
葉劍英插話說：
“我們有幾百萬軍隊，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澤東說：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此時會議空氣十分緊張。毛澤東宣布說：
“今天大會不開了，開小組會好了。把這里講的傳達給大家，你們分別去參加。”
8月5日，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6月2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時，毛澤東在文中“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句后面，加了一條批注，他寫道：
“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干部對于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
中共中央還下發文件宣布：
“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發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
8月5日這一天，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報》轉載《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邊角上，寫出了一大段文字。
后來，秘書徐業夫在兩頁信紙上用毛筆將這一大段文字謄清后，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又親筆改動了幾個字，并加上了一個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他還在后面注明了時間：1966年8月7日晨3時。
8月7日上午，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印發給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與會者們，同時還印發了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毛澤東在他的大字報中寫道：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
毛澤東所說的“在五十多天里”的情況，據不完全統計：自“6.18事件”以后，在全國各地學校中有數以百萬計的干部、群眾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野心家”，被批斗，被開除黨籍、團籍，被投進監獄。毛澤東的這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一發出，便使劉少奇更加孤立了。
8月8日，毛澤東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全文抄錄如次：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舉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著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沖垮。由于阻力比較大，斗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復。這種反復，沒有什么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特別是年青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目前黨的各級組織，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存在著四種情況。
(一)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于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所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澤東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種正確領導就是由于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由于毛澤東思想領先。
(二)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于這場偉大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他們是“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規，不求進取。對于群眾的革命新秩序，他們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后于形勢，落后于群眾。
(三)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他們更是“怕”字當頭，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實際上，他們只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批評，是會被黨和群眾諒解的。不這樣做，就會繼續犯錯誤，以致成為群眾運動的絆腳石。
(四)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借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采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邪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
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于軟弱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參加戰斗，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里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四、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澤東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斗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干，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五、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黨的領導要善于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后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在辯論中，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辦法。對于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準采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里。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辯論中，每個革命者都要善于獨立思考，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爭群眾，挑動學生斗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后期酌情處理。
八、干部問題。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種：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涌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系的最好的橋梁。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無產階級同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斗爭，需要經歷很長很長的時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于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于工礦企業、街道、農村。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后，進行選舉。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在學校中，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革命學生為主體，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教師職工的代表參加。
十、教學改革。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育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在各類學校中，必須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斗爭。
十一、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在進行文化革命群眾運動的時候，必須把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傳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同對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結合起來。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準。
十二、關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對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里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于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文化大革命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部署。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它，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給群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這樣做，如果那里黨委認為合適，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十五、部隊。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十六、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干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復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澤東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復學習毛澤東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各級黨委，要遵守毛澤東主席歷來的指示，貫徹執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先做學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繁瑣哲學。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林彪在通過《十六條》的這一天，接見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他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會夭折，就會中斷，資產階級就會占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
8月10日，毛澤東來到中央接待站，接見了前來慶賀中共中央頒布《十六條》的群眾，他說：
“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改組了中共中央領導機構。
會議補選了6名政治局委員，他們是：
陶鑄 陳伯達 康生 徐向前 聶榮臻 葉劍英
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7人擴大為11人，他們是：
毛澤東 林彪 周恩來 陶鑄 陳伯達 鄧小平 康生 劉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陳云
其中新增加的是：
陶鑄 陳伯達 康生 李富春
劉少奇雖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常委中名次排列上，由原來的第2位降到了第8位。林彪因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支持，由第6位上升到第2位。
林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始前，正在大連養病，他曾經給毛澤東打電報請假。毛澤東在會議中途又通知林彪，要他來京參加會議。林彪便在8月6日到會了。這次會議是林彪最開心、最滿意的一次會議，他私下對人說：
“這下我由小六變成老二了。”
八屆十一中全會沒有重新選舉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從此以后，對外只有林彪被稱為中央副主席，而其他的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都基本上不再提及他們的這個職務了。
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閉幕式，通過了全會的公報。公報重申并完全同意毛澤東自1963年迄今4年以來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方針。公報強調說，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發展。
毛澤東在閉幕式上發表了總結性講話，他說：
“關于黨的九大，恐怕要準備一下。什么時候開，要討論。黨的八屆一次會議到現在已有10年了，現在需要開黨的九大。大概是在明年一個適當時候開，現在要準備。建議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來籌備這件事好不好?
至于這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要看以后的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個決定就是關于文化大革命，廣大的學生和革命教師是支持我們的，而過去那些方針，廣大的革命學生跟革命教師是抵抗的，我們是根據這些抵抗來制定這個決定的。但是，究竟這個決定能不能執行，還是要靠我們在座的與不在座的各級領導去做。比如講依靠群眾吧，群眾路線，還是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依靠，一種是不依靠;一種是實行群眾路線，一種是不實行群眾路線。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志就都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實行。可能比過去好一些，因為過去沒有這樣公開的決定，并且這次有組織的保證。這回組織有些改變，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常委的調整，就保證了中央這個決定以及公報的實行。
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準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我們這個黨是不是黨外有黨?我看是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就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我們過去批評國民黨，國民黨說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也正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它就是有，比如說，對群眾運動就有兩派，不過是占多占少的問題。如果不開這次全會，再搞幾個月，我看事情就要壞得多。所以，我看這次會議是開得好的，是有結果的。”
接著，林彪也發表了講話，他說：
“這次會議解決了重大的問題。在這次規模偉大的文化革命進行的過程中間，發生了嚴重的路線錯誤，幾乎扼殺這一革命，使之停頓下來，中斷下來，倒退下來。在這種危險的時候，主席出來扭轉了這種局面，使這次文化革命能夠重整旗鼓，繼續進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立‘四新’，使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除了物質的發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發展。今天又把組織機構解決了，保證了我們今后的工作能夠更加落實。”
會議結束后，劉少奇第一次向鄧小平表明了心跡，他說：
“我覺得，他頑強不屈、足智多謀而又殘酷無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權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員們都像傀儡一樣亦步亦趨。我們只能退卻，隱蔽下來，等待東山再起。”
王光美插話說：
“就是這樣。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襲擊，我們的選擇就不會告吹。”
鄧小平顯得比較輕松，他說：
“怕什么?大不了混戰一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還不知道鹿死誰手呢!”
欲知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后又有什么驚人之舉?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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