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是屬于人民內部
矛盾問題,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
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
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話說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在北京召開,討論1962年糧食上調方案。陶鑄建議說,為了打通思想,把全國的地委書記叫到北京來,開一個地委書記會議。劉少奇、鄧小平當即表示贊成。
11月12日晚,毛澤東聽取了關于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情況的匯報,提出要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的意見。
11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
全國人大決定不開了,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時間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后。一個縣來兩個人,地委來3個人,省市來4個人,中央局也來4個人。要把這次會議當作小整風。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錯誤,要講。全局觀念、紀律、先整體后局部后個人,要講?,F在小天地太多,一個縣也是小天地。中央的帳要講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我要在會上講話,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講一講。各省只講自己的錯,不講中央的錯,要用這次會講清楚。不要怕鬼?,F在氣不壯,很沉悶。收購不到東西,糧食狀況不好,要兩三年轉過來。廬山會議說兩三年轉,明年要改觀?,F在不是沒有東西,豬是少,但其它有,就是收不上來。要鼓氣,總結經驗、鼓足干勁8個字??偨Y經驗就是講清道理,好壞經驗都找。
11月16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fā)出了《關于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通知中所說的這次會議,就是后來在北京召開的著名的“七千人大會”。
11月17日,毛澤東看到了郭沫若錄呈給他的一首詩。
原來,郭沫若于1961年10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看了浙江省紹興劇團演出的《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劇團請他提意見。他于25日賦七律詩一首,送給了他們。全詩是這樣寫的:
《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咒念金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圣毛。教育及時堪贊賞,豬猶智慧勝愚曹。
毛澤東看了這首詩,認為郭沫若把唐僧當作敵人,說是“千刀當剮”,是不恰當的。于是,他寫出了一首很有深意耐人尋味的“和詩”: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1961年11月17日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
11月23日,毛澤東把鄧子恢11月9日的調查報告批轉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
鄧子恢是在10月28日到福建龍巖進行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試點情況調查的。他在報告中反映: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各級干部和群眾的大多數一致?lián)碜o。但有少數大隊干部感到權力受到限制,有抵觸情緒;在生產隊干部和群眾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張維持現狀。
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語中寫道:
“鄧子恢同志這個報告很好,發(fā)給你們參考。因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試點,此件可發(fā)至地、縣、社3級黨委參考。認真調查研究,對具體問題做出具體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建議在12月20日以前,各省委第一書記帶若干工作組,采取鄧子恢同志的方法,下鄉(xiāng)去,做10天左右的調查研究工作。”
11月30日晚,毛澤東離開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
此一時期(據郭沫若說是在11月間——筆者注),毛澤東重讀了陸游的《卜算子.詠梅》: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毛澤東讀罷,深有感觸,掩卷沉思,聯(lián)系到國內的經濟困難和黨內的矛盾情況;國際上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的大肆攻擊;蘇聯(lián)領導人因同中國共產黨在原則上的嚴重分歧,對中國施加的種種壓力。他將萬千感慨凝聚于筆端,寫下了一首后人久唱不衰的著名詩篇:
卜算子.詠梅
讀陸游詠梅詞,反其意而用之。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毛澤東的這首詞,后來定稿于12月初,在內部傳閱時,他說過這樣幾句話:
“陸游的北伐主張失敗后,投降派打擊他,他消極頹廢,無可奈何,因而作此詞。而我們對待困難的態(tài)度,卻與陸游相反。”
1961年12月中旬,毛澤東發(fā)出保持臺灣海峽局勢穩(wěn)定、不主動打擊金門國民黨軍的指示。于是,福建前線部隊主動停止了實彈炮擊。此后所打的炮彈里只裝宣傳品。金門方面也照此辦理。于是,雙方似乎達成了一種默契,打炮演變?yōu)橄笳餍缘能娛滦袆?,炮擊與其說是一種對抗,不如說更是一種紐帶,一種對話的渠道。
海峽兩岸的這一場炮戰(zhàn),從1958年“8.23”開始,打打停停,半打半停,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直到演變成此時的宣傳炮戰(zhàn),后來一直延續(xù)到1979年元旦才終于停止。雙方整整打了20年,可謂是古今中外戰(zhàn)爭史上的奇觀。
12月13日下午,毛澤東來到江蘇太湖之濱的無錫。
12月14日上午,毛澤東聽取江蘇省委的工作匯報。他本來打算聽完匯報就走,沒想到江蘇省的情況吸引了他,就住下不走了。
12月15日,毛澤東聽取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匯報。
這一天,毛澤東給主持財貿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寫了一封信,要他們也來聽聽江蘇省委的經驗匯報,他說:
“江蘇有一些好經驗,工業(yè)、農業(yè)、和財貿幾方面的,很值得聽一聽。”
毛澤東在聽取匯報中間講了一些重要意見。關于形勢,他說:
“對形勢要從積極方面去看,有困難要想辦法去戰(zhàn)勝它。缺點可以有幾千條,但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潛力是很大的,有困難,有方法,有希望。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
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問題,他說:
“貫徹要快一點,一傳達下去可以調動積極性。有人認為這是倒退。這不是倒退,是前進。不是講底子薄嗎?主要是生產隊底子薄,要使生產隊變薄為厚,就要發(fā)展生產力,就要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要肥料就要養(yǎng)豬,要把豬養(yǎng)好,把牛養(yǎng)好,也是生產隊來管。要明確大隊干什么,生產隊干什么,不弄清楚,生產隊的積極性起不來。”
毛澤東還特別強調說:
“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干。”
關于1962年的工作,毛澤東說:
“明年工、農、商、學、兵、政、黨要全面走上軌道。黨是領導一切的。要搞個幾十條,大家遵守。明年要開會,開個大動員的會議。明年1月開中央工作會議,無論如何要抓好工作,爭取主動。要識大體,顧大局,要加強紀律性。”
12月16日傍晚,毛澤東離開無錫。
12月17日,毛澤東路過濟南時,聽取了山東省委負責人譚啟龍、裴孟飛、白如冰、蘇毅然等人的匯報。毛澤東說:
“權力下放,實行大包干后,生產隊30戶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幾戶。山區(qū)里3戶5戶的怎么辦?20戶規(guī)模就是大的。”
譚啟龍匯報說山東的牲口已經停止死亡。毛澤東說:
“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牲口就不會死亡,農具破壞也不會那么嚴重。大平均主義6年沒有解決,現在解決了。有人說,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會主義?這不是退步,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還有積累,還有征糧,有了前途。這是整個人民的利益。”
12月19日,毛澤東路過天津,聽取了河北省委負責人劉子厚、閻達開和天津市委負責人萬曉塘等人的匯報。毛澤東說:
“今年比去年好,形勢已經在向好的方面轉。農村在向好的轉。工業(yè)有了七十條,也在向好的轉。商業(yè)也搞出了一百條。困難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1年就過去了,還是大有希望。要弄清總的形勢,開會時要講講形勢,恐怕需要。”
此后,毛澤東回到了北京。
12月2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qū)的負責人,還有中央各部委的負責人。這次會議一直開到1962年1月10日。
12月20日這天晚上,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鄧小平報告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國際形勢、國內形勢、1962年年度計劃和長遠計劃、商業(yè)和改變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及黨的工作6個問題,還報告了會議的開法。毛澤東說:
“這樣好。有形勢,才有氣。會議不要開得太緊,上午休息,下午開會,晚上看戲。白天出氣,晚上看戲。”
在周恩來說到需要集中統(tǒng)一時,毛澤東說:
“我起初是主持地方的,后來我看不對頭,現在要支持集中了。過去民主革命,證明集中統(tǒng)一才能打勝仗。現在的毛病是‘五風’、‘五多’。”
周恩來對形勢的估計是:“形勢好,成績大,困難多,任務重”。毛澤東說:
“形勢是好的,錯誤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農業(yè)有了六十條,工業(yè)有了七十條,教育有了六十條,商業(yè)也將要有幾十條或者一百條,這就有辦法。”
“對于過去走彎路的看法,應該首先由中央負責,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縣委。我到下邊一看,省委說錯誤主要由他們負責,也說到中央,但總是說中央是正確的英明領導,這不符合事實嘛。這就不能真正得到經驗教訓。這幾年的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高分配和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yǎng)豬場等,都是中央的。雖然材料是由你們來的,但是誰叫你相信呢?誰叫你購買呢?我們頭腦這個加工廠,沒有了解實情。四高,幾個大辦,供給制,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做了有損于人民利益的事,為人民服了不好的務。
服務服得不好,這是一方面。還要看到,有了這些錯誤,這是我們的寶貴財產。人的認識總有個過程的。問題是認識得慢了一點,時間長了一點。比如,‘三包一獎’,今年我才看到耿長鎖的信、山東的材料、廣東大荔公社一個大隊的材料,開始懷疑這個辦法,找胡喬木、廖魯言談。他們都說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這是中國的創(chuàng)造,蘇聯(lián)沒有的。胡喬木還給我舉了韶山的例子。那時,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廣州都講了他們的主張。但是經過了大半年,我們才了解。人們對于事物的認識,就是這樣子奇怪。有了這樣錯誤的經驗,我們就可以不再犯了。
這12年,恐怕還是做對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錯誤占第二位。我們12年,已經有了兩方面的經驗,這就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
劉少奇說到了他這段時間因為身體不好而休息的情況,他還說:
“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紅樓夢》?!都t樓夢》已經看完啦,它講到很細致的封建社會的情況,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國初年也還是那樣。這個材料很好,書也寫得好。”
劉少奇關于《紅樓夢》的話,馬上轉移了毛澤東的思路,他以極大的興趣接著劉少奇的話題說道:
“《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他寫的是很精細的社會歷史。他的書中寫了幾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33人是統(tǒng)治階級,約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壓迫的,犧牲的死的很多,如鴛鴦、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釧、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個丫環(huán)。秦可卿實際上是自殺的,書上看不出來。賈寶玉對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國小說寫社會歷史的只有3部:《紅樓夢》、《聊齋志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都看一看。這部書寫了宋朝的真正社會歷史。暴露了封建統(tǒng)治,暴露統(tǒng)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寫得很細致?!督鹌棵贰肥恰都t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紅樓夢》、《聊齋志異》是尊重的。”
12月21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長篇講話,并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
12月26日,毛澤東給周世釗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世釗同志:
惠書收到,遲復為歉。很贊成你的意見。你努力奮斗吧。我甚好,無病,堪以告慰。“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氣來衡岳,日夜江聲下洞庭”。同志,你處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豈不妙哉!
毛澤東
12月2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廖沫沙以“繁星”為筆名撰寫的一篇題目為《一朵鮮艷的紅梅》的文章,文章中說,1961年夏秋之間公演的昆劇《李慧娘》這個戲改編得很好。他在文章中還批評了那種把“鬼戲”看做迷信的思想,提出了“有鬼無害論”的觀點。
不久,《人民日報》社文藝部收到了一篇批評“繁星”那篇“有鬼無害論”的文章,吳冷西認為沒有必要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就把文章轉給《文藝報》處理了。
1962年1月3日,毛澤東會見日本客人安井郁,他在談話中就世界的劃分提出了“中間地帶”的觀點,他說:
“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也各不相同:英、法、比、荷這些國家有殖民地;有些國家被剝奪了殖民地但仍有強大的壟斷資本,如德國、日本;有些是取得了真正獨立的國家,如幾內亞、阿聯(lián)、馬里、加納;還有一些取得了名義上的獨立,實際上仍是附屬國的國家,如法屬非洲和英屬非洲的一些國家,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名義上獨立,實際上是美國的附屬國。”
毛澤東還提出了“間接同盟軍”的思想,他說:
“英國和法國是帝國主義,但是,是大帝國主義美國想吃掉的中等帝國主義國家,它們也很難混,可以作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軍,因為它們同美國也有矛盾。日本的松村謙三、石橋湛三、高崎達之助等人,他們不大高興美國,同池田有區(qū)別,可以作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者。”
“可以利用的一點是,英法在亞洲和非洲有殖民地和附屬國,或者有些國家形式上獨立了,但英法在那里還有強大的投資,美國想把英法從這些地方擠出去,用新殖民主義代替舊殖民主義。”
1月8日,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工作會議期間親自主持為“七千人大會”起草的報告稿,才印出了前兩部分:關于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關于集中統(tǒng)一,發(fā)給各小組討論。
1月9日,毛澤東給小女兒李訥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李訥:
賀片收到,高興。你為什么不寫封信給我呢?為什么那樣吝嗇呢?你不愛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愛我的,只因我對你幫助太少,缺乏長談,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給我來封信吧。
祝你上進!
父親
1月9日這一天,“七千人大會”的報告稿終于改出了第3部分:關于黨的問題。
1月10日上午,毛澤東看了“七千人大會”報告稿的前兩部分,寫了一個批語給田家英并告劉少奇、鄧小平等,他寫道:
“覺得好,但還沒有細想,提不出不同意見。須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3部分還沒有看。”
過了一會兒,毛澤東又召見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提出要改變會議的開法。
原來,按照政治局的決定,七千人大會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和修改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向大會所做的書面報告,而這個報告在會前是要經過政治局討論的。可是,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才剛剛搞出來,還沒有最后定稿,眼看明天就要開會了,毛澤東也沒有看完,更不用說提交中央政治局充分討論了。為此,毛澤東提議說:為了使與會者有更多的說話機會,使會議開得更加民主,改變過去中央先做報告爾后討論的開會方法,將書面報告印發(fā)給7000多名與會者,由劉少奇做一個說明,然后分組討論3天,征求意見,允許各種意見的發(fā)表。在與會者提出意見后,再組織起草委員會寫出報告的第二稿。他說,這樣的開會方法,可以使會議民主氣氛更濃,使報告寫得更好,使與會者感到作用更大。
毛澤東的這一安排,完全打亂了劉少奇的計劃。
1月11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緊接著剛結束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yè)和部隊的負責干部7000多人,因此,這次會議又稱為“七千人大會”。
這一天,按照毛澤東的建議,會議印發(fā)了書面報告,劉少奇作了簡單的說明,爾后分組進行討論。
1月12日,毛澤東給郭沫若復了一封信。
原來,郭沫若在讀了毛澤東與他的和詩后,似有所悟。便步其原韻,又和了一首詩。前有小序云:毛主席的和詩是1961年11月17日作的,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廣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給我,讀了,我受到了很大的啟發(fā)。我當天曾經用毛主席的原韻,又和了一首:
賴有晴空霹靂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霧,八十一番彌大災。
僧受折磨知悔恨,豬期振奮報涓埃。金睛火眼無容赦,那怕妖精幾度來。
毛澤東在這封復信中寫道:
“和詩好,不要‘千刀當剮唐僧肉’了,對中間派采取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這就好了。”
毛澤東還把自己的近作《詠梅》寄給郭沫若看。
1月13日上午,毛澤東根據各組討論的情況,提議延長“七千人大會”的會期,對劉少奇的報告稿進行充分討論。
在討論中,各組在反對分散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意見分歧。據楊尚昆1月15日日記記載:“各小組的簡報,可以看出:實際上有一種不同意反對分散主義的意見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級干部中間。他們的意見是:工業(yè)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無分散主義來討論,而任重的發(fā)言是否定的!”
1月16日,劉少奇、鄧小平決定向毛澤東匯報。
這天晚上,毛澤東在釣魚臺12號樓召集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人開會,他在聽取了匯報后,對討論中的不同意見沒有表態(tài),還是鼓勵要大家把不同意見充分發(fā)表出來。毛澤東還決定:成立一個報告起草委員會,吸收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先談主要矛盾是什么,統(tǒng)一思想之后,再寫稿子。
1月17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報告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
1月24日,報告起草委員會經過幾易其稿,終于拿出了一個報告修改稿。劉少奇、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后,決定在25日下午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修改稿;并決定大會在本月底結束。
1月25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報告修改稿。
1月26日下午,毛澤東在釣魚臺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大會的安排問題,決定在27日下午召開全體大會。因為與會者對報告稿已經基本上熟悉了,再照本宣科念一遍沒有什么意義,所以毛澤東提議由劉少奇在大會上對報告稿中涉及的問題,另外作一個口頭報告。會議還討論了劉少奇口頭報告的提綱。
1月27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大會全體會議,劉少奇作了口頭報告。
關于大躍進問題,劉少奇說:
“實事求是地說,國內的經濟形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表現在吃的不夠,穿的不夠,用的也不那么夠。因為1959年以來這3年農業(yè)生產上有相當大的減產,工業(yè)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減產40%還多。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yè)和工業(yè)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的。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墒?,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倒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xù)3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yè)和工業(yè)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yè)和工業(yè)減產,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有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我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里也發(fā)生了很大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于什么原因?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劉少奇還說,現在國內的形勢“好像一個人害了一場大病”,“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
劉少奇公開否定了毛澤東曾經以9個指頭和1個指頭做比喻評價成績和缺點錯誤的說法。他說:
“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書面報告里沒有這樣講,那里只說成績是第一位傾箱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于1個指頭和9個指頭的關系?,F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qū)還可以這樣講??墒?,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系,就不能說是1個指頭和9個指頭的關系,恐怕是3個指頭和7個指頭的關系。還有些地區(qū),缺點和錯誤不止是3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3個指頭,成績還有7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jié)節(jié)、吞吞吐吐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傾箱倒篋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yōu)楹檬隆_@樣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來,當然也不能繼續(xù)前進了。”
他還說,在他報告里提出的4條缺點錯誤“寫得還不夠,再加一兩條也可以。”
關于工作中為什么會發(fā)生缺點和錯誤以及為什么長期得不到糾正,劉少奇作了進一步的分析。他說:
“除了我們的經驗不夠,還有別的原因。比如,我們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如果能認真傾聽群眾的意見,特別是傾聽不同意見,很多錯誤是有可能不犯的。”
關于人民公社,劉少奇說:
“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許可能好些,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
他還公開說:
“三面紅旗還看得不那么清楚,待以后再來作結論。”
關于彭德懷問題,劉少奇說:
“這里要附帶說明一個問題。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斗爭。書面報告中說到,這場斗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展開這場斗爭是不是只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有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 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里。廬山會議之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斗爭,是由于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余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是高饒聯(lián)盟呢,還是彭高聯(lián)盟呢?恐怕應該是彭高聯(lián)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其它的背后活動。他在黨內背著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
有些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同志講過的差不多的話,例如什么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啦,什么食堂不好,供給制不好啦,人民公社辦早啦,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同志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彭德懷同志帶領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后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所有和彭德懷意見一致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國的,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
劉少奇的口頭報告結束后,毛澤東對后邊幾天的會議程序作了安排,他說:
“明天(星期日——筆者注)不放假,因為我們準備這次會議在這個月底搞完。明天是28號,我們爭取30號搞完。還留有余地,留了一個31號。如果30號搞不完,那么我們加一個31號。總而言之,31號無論如何要搞完,31號晚上就可以離開北京。”
1月2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全體會議,林彪在大會上講了話,他一反劉少奇1月27日的觀點,說道:
“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優(yōu)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yōu)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當時和事后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墒俏覀冇行┩?,不能夠很好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右’偏。”“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接下來詳細地闡述了黨的軍事方針。
毛澤東本來對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很不滿意,他聽了林彪的講話后,說道:
“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于黨的路線,關于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還有少奇同志的口頭報告,口說無憑,也請他整理一下。他已經答應了。”
毛澤東鑒于小組討論中一些地、縣兩級負責人對省委領導有意見而不敢講,不能暢所欲言的情況,又宣布說:
“大家出氣,暢所欲言,把話說完,趁熱打鐵,延長會期。”
他的話贏得了全場極為熱烈的掌聲。毛澤東接著說:
“這次用這么個方式,在北京開這么個會,要解決問題?,F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么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準備的,而且有的做檢討做了幾年了。有好幾個省從1959年就做自我批評,不止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志在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
不過這樣有個問題,你們都急于回去過春節(jié),這是個矛盾。還有幾個同志準備講話,恩來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講幾句話。(熱烈鼓掌)我們可以一面開小會,一面開大會,每天大會不超過3個鐘頭。這可能違反大多數同志的意愿。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們家里過春節(jié)才算舒服?(場內笑聲)為什么我們在北京7000人一道過一個春節(jié)不好?(全場熱烈鼓掌)我看,春節(jié)不關大局,不關什么工、農、商、學、兵、政、黨。我主張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jié),有什么不好啊?(全場熱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全場活躍,鼓掌)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tǒng)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么能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了。我們幾個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么氣出什么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不掛帳,不打擊,不報復。你罵了我,我整你一下,這是不許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講了幾十年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內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沒有很好建立起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腦筋里面沒有產生,沒有民主。”
“這次會議沒有你們,這個報告制定不出來。第1章、第2章全靠同志們。常委、政治局、書記處都沒有開會。我只看了一下,也沒有看完,提出干脆統(tǒng)統(tǒng)發(fā)下去,讓大家去討論。后來組織21人的起草委員會,整整搞了8天,每天開一個下午的會,有時6個鐘頭,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來。從群眾中來嘛!不從群眾中來,這個報告就搞不出來。全靠大家的幫助,集體的智慧,共同創(chuàng)造了這個文件。至于這個文件是不是有缺點錯誤,過一兩年總可以看得出來,到時候再修改。橫直是有錯誤就要改,誰的錯誤誰就該。是我的錯誤我要改。中央的錯誤,有些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你當主席嘛,誰叫你當主席?你怎么官僚主義?搞了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個命令,直到這次少奇同志報告搞出來我才知道??梢娢业墓倭胖髁x相當可觀了??傊鉀Q上下通氣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現在開的是5級干部會議:縣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們贊成,就按照這個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說的辦法。(鼓掌)如果你們不贊成,一定要明天結束,我也可以接受,我們明天就可以散會。如果你們想解決上下通氣這個問題,就趁此機會,就在這里解決,舒舒服服回去。(熱烈鼓掌)如果你們贊成,就這樣做。(熱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個同志講話,上午討論,開出氣大會。”
1月30日下午,毛澤東按他在昨天會議上說的,自己首先在全體會上講了話,他說:
“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7000多人,在這次會議開始的時候,劉少奇同志和別的幾位同志,準備了一個報告稿子。這個稿子,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我就向他們建議,不要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發(fā)給參加大會的同志們,請大家評論提意見。”“先民主,后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
“看起來,我們有些同志,對于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還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么式的,總之已經作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了,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們的態(tài)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的工作中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那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
“我們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于黨的事業(yè),不利于人民的事業(yè)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志們的意見,并且自己作檢討。”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不依靠群眾,不發(fā)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
“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
“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這是之指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后的日常工作。”“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里有一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另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有個知識分子名叫酈食其,去見劉邦。初一報,說是讀書人,孔夫子這一派的。劉邦回答說,現在是軍事時期,不見儒生。這個酈食其就發(fā)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房門的人進去照樣報告了一遍。劉邦說,好,請。請了進去,劉邦正在洗腳,連忙起來歡迎。酈食其因為劉邦不見儒生的事,心中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為什么輕視長者!這時候,酈食其已經60多歲了,劉邦比他年輕,所以他自稱長者。劉邦一聽,連忙向他道歉,立即采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我們現在有一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臺的。”
“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開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里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平素養(yǎng)成了這樣一種風氣,當著你的面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有了錯誤,一定要做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家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tài)度的人,10個就有10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關于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毛澤東說:
“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guī)律這一段歷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志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guī)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fā),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guī)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yè)、商業(yè),我就不太懂。對于農業(yè),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
“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至于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guī)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
“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干部,并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tǒng)一的認識和統(tǒng)一的行動,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yè)和建設事業(yè)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最后說:
“要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須發(fā)揚民主,讓人講話。有了錯誤,一定要做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在黨內是這樣,在黨外也是這樣,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縣委的同志,你們回去,一定要讓人講話。在座的同志們要這樣做,不在座的同志們也要這樣做。一切黨的領導人員都要發(fā)揚黨內民主,讓人講話。”
“我在這個講話里批評了一些現象,批評了一些同志,但是沒有指名道姓,沒有指出張三、李四來,你們自己心里有數。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1筆帳,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2筆帳,是省委、市委、自治區(qū)黨委的。第3筆帳,是地委一級的。第4筆帳,是縣委一級的。第5筆帳,就算到企業(yè)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人有各人的帳。”
“應當爭取主動,首先要做自我批評。有什么錯誤就檢查什么,一個鐘頭,頂多兩個鐘頭,傾箱倒篋而出,無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認為不夠,請他提出來,如果說得對,我就接受。讓人講話,是采取主動好,還是被動好?當然是主動好。已經處在被動地位了怎么辦?要爭取主動。過去不民主,現在陷于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這個時候,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誠誠懇懇地作一篇檢討,這不就好了嗎?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家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
1月31日上午,就在新春佳節(jié)即將到來的時刻,毛澤東邀請溥儀、章士釗、程潛、王季范和仇鰲到中南海做客。
溥儀,筆名植蓮,1906年出生于北京。1908年入嗣為中國清朝皇帝,翌年改號宣統(tǒng),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1932年被日本帝國主義扶持為滿州國執(zhí)政、皇帝。1945年8月被蘇聯(lián)紅軍俘虜,1950年由蘇聯(lián)移交中國,入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12月被特赦,回到北京,在北京植物園工作。1961年任全國政協(xié)專員。
毛澤東為自己沒有見過溥儀而感到遺憾,他要彌補這個缺憾。他對先期到達的章士釗等人說:
“今天請鄉(xiāng)親們來,要陪一位客人。”
章士釗問道:
“客人是誰呢?”
毛澤東故做神秘地說:
“你們都認識他,來了就知道了。我也可以先透一點風,他是你們的頂頭上司呢!”
說話間,一位高個子清瘦的男人,由工作人員引導,進入頤年堂寬敞的客廳。此人約摸50多歲,舉止落落大方。他既不是人們熟悉的國家領導人,也不是報章上常有照片登載的著名人士。毛澤東顯然也是頭一次見到這個人,但他卻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前去握手。
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溥儀握住毛澤東的手,激動地說:
“我萬沒想到能見到您。”
賓主之間寒暄已畢,毛澤東環(huán)視各位客人,帶著濃重的鄉(xiāng)音微笑著說:
“他是宣統(tǒng)皇帝嘛,我們都曾經是他的臣民,難道不是頂頭上司?”
毛澤東又指著4位老人一一給溥儀介紹。溥儀很謙恭,無論毛澤東介紹到誰,他都鞠躬致意。毛澤東說:
“你不必客氣,他們都是我的老朋友,常來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毛澤東最后指著王季范介紹說:
“這位是我的九哥——嫡姨表兄。”
眾人只知道王季范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的老師,卻不知道他們還有這么一層親密關系。仇鰲說:
“王季范先生平時從不向人亮自己的家底,所以我們都不太清楚他是主席的親戚。”
其他幾位老人也說:
“不借主席的威望支撐自己,真是令人欽敬。”
王季范則謙虛地說:
“我沾主席的光太多了,心里有愧。”
毛澤東揮揮手,說:
“哪里,哪里。”
毛澤東親切地拉著溥儀在自己身邊坐下,問他的近況如何。溥儀回答后,又檢討了他過去的罪惡。毛澤東說:
“有的事,你要負責,而有些事不是你一個人所做的。到了政協(xié),應該好好總結一下經驗教訓。”
“你寫的《我的前半生》未定稿,我看過了,你不要把自己說得太壞了。好像一切責任都是你的。寫前半生,要客觀、真實地反映歷史,不能成為檢討書,反映歷史要細些。”
毛澤東請的這5位客人,除溥儀外,都是他的湖南老鄉(xiāng),因此,他特意交代廚師做了幾樣家鄉(xiāng)菜招待大家,所以,桌面上也只有幾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
吃午飯時,毛澤東拉著溥儀的手,讓他坐在自己身邊。他笑著對溥儀說:
“你是我的頂頭上司喲,我做過你的臣民百姓哩!”
在座的幾位老人都被毛澤東的風趣逗笑了。溥儀誠惶誠恐地站起來說:
“豈敢,我是罪人,我有罪啊!”
王季范解釋說:
“主席是光緒十九年出生的,溥儀先生當皇帝時,他已經16歲了。”
毛澤東拉著溥儀坐下,他說:
“那時,我還不知道有個宣統(tǒng)皇帝哩,是后來才知道的。”
毛澤東用筷子指著桌上的小菜說:
“湖南人最喜歡吃辣椒,叫做‘沒有辣椒不吃飯’,所以每個湖南人身上都有辣味哩。”
他說著夾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放進溥儀的盤內,說:
“嘗嘗我們湖南的苦瓜吧!”
溥儀道聲“謝謝”,恭敬地夾起一塊炒苦瓜吃著。毛澤東看著溥儀很自然地吃了苦瓜,高興地問道:
“味道怎么樣?還不錯吧?”
溥儀連聲說:
“好吃,好吃。”
王季范對溥儀說:
“這是我們家鄉(xiāng)菜,一般只能夏天才能吃到。在北京卻四季都能吃到。”
毛澤東說:
“這是從南方采購來的。工作人員知道我喜歡吃苦瓜,采購回來后便作了儲藏處理。”
毛澤東見溥儀的鼻尖上已沁出汗珠。就笑著說:
“看來你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
他又指了指仇鰲和程潛,對溥儀說:
“他們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當你的良民,起來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鬧,就把你這個皇帝老子攆下來了!”
毛澤東妙語連珠,在座諸位無不捧腹,溥儀笑得最開心。毛澤東轉換了話題,關心地問溥儀:
“你還沒有結婚吧?”
溥儀說:
“還沒有呢。”
毛澤東建議道:
“還可以結婚嘛!不過,你的婚姻問題要慎重考慮,不能馬馬虎虎。要考慮一個合適的,因為這關系你后半生的大問題,要成立一個溫暖的家庭,還讓你有一個好的歸宿。”
這頓飯吃得很愉快,大家有說有笑。飯后,毛澤東和5位客人合影留念。毛澤東又把溥儀拉到自己的右側,說:
“我們兩個可得照一張相喲!”
于是,新華社記者為毛澤東和溥儀單獨照了一張合影像。
過了兩天,溥儀接到從中南海寄來的照片后,他在照片下面襯的白紙上題寫道:
“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他把這張照片視為珍寶,一會兒壓在桌子的玻璃下面,一會兒掛在屋子正中的墻上,一會兒又放在床頭幾上。
后來,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懷下,在眾多親友、同事的幫助下,溥儀在1962年4月30日,與李淑賢結婚,組成了幸福的家庭。
1962年2月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采納鄧小平和彭真的建議,“七千人大會”出氣會告一段落。
2月4日,這一天是中國人很看重的農歷大年三十。這天晚上,毛澤東和全體與會者一起在人民大會堂觀看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
2月5日早晨7點15分,孔從洲驅車來到中南海,等候毛澤東接見。
原來早在1959年12月31日,中央軍委會議決定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工程學院。1960年2月下旬,孔從洲接到中央軍委命令,由他負責籌建炮兵工程學院。6月下旬,孔從洲被正式任命為炮兵工程學院院長。學院院址臨時設在武昌,“邊籌建,邊教學”。1962年2月初,中央軍委決定將炮兵工程學院遷到南京市??讖闹拊趶哪暇┤ド蜿柛呒壟诒鴮W校辦完事回程路過北京時,突然接到通知說,毛澤東要在5日上午見見他。
這天上午8時整,毛澤東在南海岸邊游泳池旁迎候孔從洲,孔從洲身軀筆挺,舉手行禮。毛澤東笑容可掬,親切地拉著親家的手說:
“上次見面已經很久了,早想見你,一直沒有時間,今天隨便談談。”
孔從洲說:
“我很想見主席,但你很忙,不便占你的時間。”
“今天不就有時間了嘛。”毛澤東說著,拉孔從洲一同落座。他先從家庭、子女及其教育談起,接著談到了炮兵工程學院的建設,他說:“炮兵工程學院辦校宗旨應當是什么呢?我看應當是培養(yǎng)具有現代化知識的炮兵科技人才。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科學技術天天在進步。我們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類屬于進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發(fā)展。由于射箭誤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機,經諸葛亮改進,一次可連發(fā)10支箭。準確性提高了。他征孟獲時使用了這個先進武器??墒敲汐@也有辦法,他的3000藤甲軍就使諸葛亮的弩機失去了作用。諸葛亮經過調查研究,發(fā)現藤甲是用油浸過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軍給燒了。后來又有人制成了拋石機,依靠機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幾斤重的石頭拋出50步以外,成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戰(zhàn)的重要武器。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藥發(fā)明以后,才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
毛澤東點燃了一支煙,吸了一口,繼續(xù)說:
“我們的祖宗發(fā)明了火藥,可是后來落后了。在南宋時有一個叫陳規(guī)的,他把火藥裝在一個竹管內,裝上彈丸,點著火藥,噴出火焰燒傷敵人。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因為竹子容易被火藥燒毀,后來有人改用金屬制作,就是火銃,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槍。13世紀,火藥傳到阿拉伯國家,14世紀又傳到歐州。15世紀,歐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吶,要35匹馬才能拉得動它。到了17世紀,牛頓和歐勒研究了炮彈的飛行、空氣的阻力,制成了線膛炮。18世紀,德國開始使用后裝火炮。從此,線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1907年,法國制成世界上第一門155毫米半自動式炮閂的加農炮。從那時起,火炮就日新月異地向前發(fā)展了?,F在出現了核導彈,將來還會有更新的武器。解放戰(zhàn)爭中,我們靠繳獲國民黨的火炮裝備自己。由于國民黨的火炮大都是買的外國的,所以我們那時裝備的火炮品種繁雜,規(guī)格不一,有德國的、美國的,還有日本的。全國解放后,我們靠買蘇聯(lián)的。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靠買別國的武器是不行的,要自己研制。你們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的?”
孔從洲說:
“現在是仿制。”
“總仿制嗎?”
孔從洲立即回答說:
“不!我們已開始根據作戰(zhàn)對象和我國地形、交通、氣候等條件,在研制我們自己的火炮了。”
毛澤東微笑著點點頭,說:
“這就對了。我們是一個大國,必須強調自力更生。外國好的東西,要實行‘拿來主義’,但不是‘拿來’就算了,而是要在他們的基礎上,研制出自己的東西來。研制自己的火炮,就要有自己的專家、教授。你們的學院學制幾年?有多少學生?分幾個部?”
孔從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澤東又問:
“師資力量怎樣?辦學校第一是選教員,有了好教員,才能教好學生。過去有句話叫‘師高弟子強’。沒有教員能以己之昏昏得使學生昭昭的。”
孔從洲說:
“學院的師資力量基本上能滿足教學的要求,教員中一部分是老軍工、老教授,他們都有較豐富的教學經驗;一部分是我們自己培養(yǎng)出來的教員。”
“要重視知識分子。我過去說過,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們黨一貫重視知識,重視人才。建國初期,我們就采取了興辦速成中學、業(yè)余大學,還派遣干部進高等學府或出國深造等各種措施,加速干部的知識化、專業(yè)化。”毛澤東說到這里,停頓了下來,他點燃了一支煙,又說道:“設想一下,如果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有許多工程師、科學家,那將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速度怎樣呢?老知識分子年齡大了,又多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要特別關心他們政治上的進步,尊重他們的意見,做他們的知心朋友;住的環(huán)境要舒適一點,生活待遇要比較好一點,給他們創(chuàng)造研究學問的條件。他們中有些人要求入黨,這些人的問題得到解決了嗎?”
孔從洲說:
“知識分子問題確實是個重要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熱愛黨的。他們工作積極,為社會主義建設不惜犧牲一切。我們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好知識分子的工作。”
“教員的工作、學習時間有保證嗎?資料和器材能滿足要求嗎?有無圖書館?教書人的時間是很寶貴的,不要隨便占用,要讓他們有看資料、搞研究的時間。想迎頭趕上先進國家,就要多看先進資料。”
“教員的時間是有保證的。有一個圖書館,藏書尚能滿足使用。”
“這很好。教員講課用什么方法?”
“注入式的教學法不多見了。”
“教學法很重要,有了教員,教學法不當,還是學不好。我給學生講課,從來就反對一個人講大家聽。我讓學生提問題,有時干脆就讓學生回答課堂上提出的問題。這樣,就使課堂成為討論學術的園地,學生理解得深,記得牢。教員是樹人的,要抓好對學生的教育,早出人才。”
毛澤東說罷,又提出了不少問題:現在的學生從哪里來?工農子弟多嗎?有復習時間嗎?燈光好不好?近視眼多嗎?身體健康狀況怎樣?實驗室夠用嗎?孔從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澤東強調說:
“學生要有個實習的地方和實習的時間,到部隊和工廠去實習,這就叫理論聯(lián)系實際。對學生的考試不宜過多,如果使學生的腦子經常處于緊張狀態(tài),學習質量就不會高。”
他又問道:
“學生畢業(yè)后工作的情況怎樣?”
孔從洲回答說:
“基本上能滿足工作需要,但在校期間學理論多,接觸實際少的問題還未完全解決。”
“要多實習。學校要和部隊使用結合起來,才能制定好教學大綱。教材是老本還是新編的?”
“老教材還是多一點。”
“開始可以用老的,在使用過程中加以充實,逐漸寫出自己的。學院要搞科研,教學與科研是相輔相成的,要運用科研成果充實教材,豐富授課內容,提高教學質量。學院要把教學、科研和使用聯(lián)系起來。當院長的要把眼光放遠一點。你過去不是辦過學校嗎?”
“是的。上次見面時我在高級炮校,那是一所指揮院校。”
“光會指揮不懂火炮原理,不能算一個完全的指揮員。現在有了炮兵工程學院,你要注意學習,要學點自然科學。”
“上次見面我就說過,我的水平低,數學基礎不行,怕?lián)摬涣嗽洪L這個重任。”
“不會可以學嘛!你的先人孔夫子不是早就定下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嗎?要學孔夫子不恥下問,向老教授學習,拜他們?yōu)閹?。不學習和他們就沒有共同語言。多學多問不會影響威信,相反,內行話多了,就不致鬧笑話。”
“過去有為難情緒,沒學好,回去后一定加倍努力,使自己盡快變成內行,決不辜負主席的期望。”
毛澤東又詢問了一些問題。當孔從洲匯報到指揮儀問題時,毛澤東插話說:
“人無眼不行,火炮沒有鏡子也不行。望遠鏡、瞄準鏡受地形地物的限制看不遠。”
孔從洲說:
“雷達可以補救,它是全天候的。”
毛澤東擺了擺手說:
“不能把雷達說成萬能的,有矛就有盾,比如人家干擾怎么辦?前幾年我就告訴中央廣播電臺,要防干擾,不知道他們辦了沒有。”
孔從洲立即表示說:
“主席這個任務我一定完成。”
話題再次回到指揮儀的問題上,毛澤東聽說一些部隊的老85高炮還使用“三不變”的指揮儀,他忽地從座位上站起來,用手指點著桌子,嚴肅地說:
“這種落后的東西怎么還能在部隊使用?敵人的飛機能停在那里不動等你打嗎?要加強研究,盡快把它淘汰掉。你看,哪件事不需要人才呀!”
孔從洲匯報說:
“我們現在已研制出新的指揮儀,精度比較高。”
毛澤東這才又高興起來,說道:
“很好,要抓緊生產。”
兩個多小時的會見結束了,孔從洲在回去的路上一直琢磨著毛澤東的那些話。他在后來的回憶中說:“毛主席的知識十分淵博,學貫古今中外,無論涉及什么問題,都能發(fā)表精辟的論斷,而且深入淺出,風趣幽默,引人入勝,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和藹的態(tài)度,風趣的語言,使我來時的緊張心情,一下子輕松下來了。”
2月5日下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七千人大會的團拜會,和全體與會者共度春節(jié)。
2月6日,鄧小平在大會上講黨的建設問題;朱德講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問題。
2月7日是大年初三,周恩來在大會上講國民經濟存在的困難和克服的辦法。會議通過了關于劉少奇書面報告的決議。
毛澤東宣布大會閉幕。
毛澤東對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的表現很不滿意。他在會后對周恩來說:
“此人我絕望了!”
欲知毛澤東后來如何處理他和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前后的矛盾,且待以后慢慢敘述。
東方翁曰:如果讀者諸君細細品味,就不難發(fā)現七千人大會與1959年的廬山會議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不同的是,其結果毛澤東對劉少奇采取了暫且寬容和忍耐的態(tài)度。
應該說,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口頭報告是一箭雙雕:一是他的觀點很顯然涉及了“三面紅旗”本身,涉及到對“三面紅旗”的根本態(tài)度問題,更有不少話是針對毛澤東個人而發(fā)的。二是他否定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和中共中央的決議,并且對彭德懷落井下石。彭德懷果然被激怒了,這就是他在會后花了很多功夫給黨中央寫信要翻案的原因。
毛澤東在對待三面紅旗的認識問題上,始終認為“三面紅旗”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一個壯舉,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fā)展。他在一封信中曾經說過,為捍衛(wèi)“三面紅旗”,準備同全世界作戰(zhàn)。毛澤東也承認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中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但他是在肯定“三面紅旗”的前提下糾正這些錯誤的,而且他在那些缺點錯誤發(fā)生僅僅3個月后,就開始了一步步地解決糾正,沒想到被廬山會議打亂了部署。此后在經過了一段反對彭德懷等人的右傾后,又連續(xù)不斷地開始糾“左”了,一直到目前還在糾正。而此時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則是著重于旁敲側擊地強調出現經濟困難的某些個人的因素和責任,其目的是要將這一議題變?yōu)槠咔舜髸闹黝}。由此,毛澤東和劉少奇自西柏坡進北平后,長期以來在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問題上的思想、路線、方針方面的分歧,終于逐漸演變成為這一重大的政治原則上的對抗矛盾。難怪像周恩來在文化革命時期對紅衛(wèi)兵說的那樣,七千人大會后毛主席曾經向他表示說:“此人我絕望了!”就這樣,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在毛澤東心目中動搖了。毛澤東在進入六十年代后所寫的那么多詩詞,可以說是他思想發(fā)生這一變化過程的很好的注腳。后來他在和外賓談話中,說到產生拿掉劉少奇接班人的想法,是從七千人大會以后就產生了,又是一個更好的佐證。至此,黨內剛剛平靜不久,新的一番爭斗又要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
還需要說明的是,據2012年7月號《東方紅文萃》署名可伍的文章《從公開檔案看五風》一文中說,在非毛化時代出版的《劉少奇選集》(下卷)中,在關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的文章,而且從1958年5月30日至1961年5月7日,整整3年竟不可思議地出現了文獻空白!”《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中在關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的文章,而且從1958年4月7日至1960年3月25日,竟然不可思議地出現了近2年的空白!從1960年3月25日,又出現了1年零7個月的空白!”筆者要說是,說不可思議也可思議,非毛反毛者要掩蓋歷史、歪曲歷史、篡改歷史,自然是要為其“尊者”諱的,如果把歷史的真實全部兜露出來,豈不是要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嗎?!
再版《毛澤東大傳》實體書,一套全5冊共十卷,417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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