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里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
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
究工作，并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這半個月希望得
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準給你們寫回信。”
話說在八屆九中全會結束的時候，毛澤東重新看到了他30年前寫的一篇名為《調查工作》的文章，即《反對本本主義》。
這篇發黃的石印小冊子是由福建省上杭縣茶地鄉大燮村的農民賴茂基珍藏的，他在1957年2月獻給了龍巖地委黨史辦公室，后來在1959年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借閱到這本小冊子，田家英知道后，立即轉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十分高興。
1961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給秘書田家英的信中寫道：
田家英同志：
1、《調查工作》這篇文章，請你分送陳伯達、胡喬木各一份，注上我請他們修改的話(文字上，內容上)。2、已告陳、胡，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3個組，每組組員6人，連組長共7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后3天組成。每個人都要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每人發《調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討論一下。3、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去搞農村。6個組員分成兩個小組，一人為組長，2人為組員。陳、胡、田為大組長。1個小組(3人)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另一個小組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隊。中間隊不要搞。時間10天至15天。然后去廣東，3組同去，與我會合，向我作報告。然后，轉入廣州市作調查，調查工業又要有1個月，連前共兩個月。都到廣東過春節。
毛澤東
1月20日下午4時
此信給三組21個人看并加討論，至要至要!!!毛澤東又及。
1月間，毛遠新已經在清華大學學習了1個學期，他放寒假回到菊香書屋，對伯伯說：
“我的許多同學都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我也喜歡那里。我想轉到那里學習，行嗎?”
毛澤東同意了毛遠新的轉學請求。此后，毛遠新在新一學期轉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他每逢到了寒暑假，就回到毛澤東身邊。
1月24日，毛澤東在同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的談話中說：
“最近同美國有關系的菲律賓、臺灣、南朝鮮、南越舉行‘外長會談’，日本政府因為害怕日本人民，沒有去參加。由此可見，日本人民去年的斗爭使日本政府很害怕，偉大的日本人民斗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現在看來，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正處在第一個高峰之后和第二個高峰之前，斗爭是波浪式前進的，暫時處于低潮，是在醞釀第二個高潮。你們知道中國幾十年的斗爭，就是波浪式的發展，而不是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直線發展的。所以你們所領導的人民運動，是大有希望的。”“像日本這樣偉大的民族應該有獨立和主權。”
1月26日到1月29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經天津、濟南到南京，一路上在專列上先后聽取了河北、山東、江蘇3省黨委負責人關于貫徹中央工作會議、八屆九中全會精神的匯報。他在聽匯報中曾先后插話說：
“今年這一年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沒有調查研究是相當危險的。”
“水是混的，有沒有魚不知道。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把浮夸、官僚主義、不摸底這些東西徹底克服掉。過去幾年不大講調查研究了，是損失。不根據調查研究來制定方針，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險。心中也無數，數字也許知道，實際情況并不知道。”
“成績、缺點要兩面聽，兩點論嘛。成績、缺點，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經認識了的世界和未被認識的世界等等，一萬年也是這樣。”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是為人民服務，否則是國民黨作風。對群眾沒有感情，對貧農下中農沒有感情，不顧群眾死活，不了解情況，不聽群眾的話，也不聽上邊的話，這種人不能做領導工作。”
1961年2月上旬的一個早上，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女機要員小李，給毛澤東送文件，小李正要離去，毛澤東問她說：
“小李同志，你有沒有參加民兵組織?”
小李說：
“參加了。”
說罷，從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里，拿出一張她參加民兵訓練時持槍而立的照片，讓毛澤東欣賞。在這張照片上，李機要員身穿藏藍色西褲，白色棉布襯衣掖在長褲里面，齊耳短發，右手持步槍，昂首站在一株樹旁，背景是明凈的藍天和巍巍的遠山。
毛澤東稱贊照片照得很好，他沉思了一會兒，順手拿過一本他讀過了的介紹地質常識的小冊子，翻到有半頁空白的地方，用鉛筆龍飛鳳舞地寫下了一首詩，題目為《為女民兵題照》：
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
毛澤東寫完了，就把這首詩送給了小李。他還說：
“你們年輕人就是要有志氣，不要學林黛玉，要學花木蘭、穆桂英噢!”
毛澤東到杭州時，浙江調查組已經作了一個星期的調查，田家英向他作了匯報。田家英說：他帶領的小組在浙江嘉善縣農村，通過對比調查，發現有一個生產隊沒有天災，而是“五風”造成生產下降和人民生活困難。田家英還說，他發現農民對食堂強烈不滿。
2月6日，毛澤東在駐地汪莊聽取了浙江省委負責人江華、霍士廉、林乎加、李豐平的匯報。毛澤東在聽匯報時插話說：
“生產隊的規模也大了。我們中央有幾個調查組，在你們浙江就有一個，讓他們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隊和一個最壞的生產隊，不要只鉆到一頭，好就好得不得了，壞就壞得不成話，應該有好有壞，這樣才能全面。關于生產隊規模問題，他們反映，生產隊管的小隊太多。田家英同志調查的那個隊就管11個小隊，有幾十里寬。這里的農民不知道那里的農民搞些什么事情，這怎么行呢?我看一個生產隊管不了這么多，太大了。在一個基本核算單位里，有富的、中的、貧的，這就有問題，群眾就不滿意。小隊就是過去的初級社。我看把小隊改成生產隊，把生產隊改成大隊，明升暗降。原來的小隊變成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
關于食堂問題，毛澤東說：
“食堂劃小為好，幾戶人家辦一個，大了恐怕對生產不利。要多樣化，有長期食堂，有農忙食堂，也有自己燒飯。辦食堂一定要適合群眾的要求。總而言之，不論辦什么事一定要適合情況，適合情況了就能增產，適合情況了群眾就高興。”
2月8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了法國參議員、民主社會抵抗聯盟主席密特朗。密特朗在談話中提到中法之間被一堵墻隔開了。毛澤東說：
“墻有各種不同的墻，有意識形態的墻，有社會制度的墻，有外交關系的墻，有經濟關系的墻，這是暫時的現象，人民終究是要把墻拆掉的。意識形態的墻和社會關系的墻只要在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下，是可以拆掉的。中法雖然沒有外交關系，人民往來和貿易關系還是可以進行的。”
這一天，毛澤東召見江華、林乎加、薛駒談話，田家英也在座。他劈頭就問：
“有沒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風’，能不能達到你們的指標?”
毛澤東所說的指標，是指江華原來匯報的1961年浙江產糧160億斤。他不等江華等人回答，又接著說：
“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災，是人禍?嘉興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產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風’瞎指揮，要去掉這些因素，恢復大概要兩三年。”
毛澤東把話題轉到退賠上，他問：
“退賠，有沒有決心?”
林乎加說：
“決心退賠，破產退賠，哪一級決定的，哪一級負責。”
毛澤東說：
“這個辦法好，誰決定的，誰負責賠。問題是中央、省、地、縣4級有沒有決心。單是中央和省有決心還不行，地、縣沒有決心就搞不好。地、縣有了決心，即使有些公社、生產隊沒有搞好，也是時間問題。要使他們真正懂得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區別，等價交換，不能剝奪農民。我們只講過剝奪地主，哪里講過剝奪農民。”
江華說：
“剝奪農民的思想是反動的。”
毛澤東說：
“是的，是最反動的，不是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破壞社會主義。”
林乎加說，瞎指揮有些是從省里下去的。毛澤東說：
“也有從北京下去的。1959年10月開了一次農業書記會議，搞了一套文件，沒有批準就發了。我對譚震林同志說，3年不要開農業書記會議。春耕生產指示，一年一個，形式主義，誰人去看，農民要餓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種。”
最后，毛澤東把話題轉向歷史引申到理論，系統地論證了很多人對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沒有精神準備的問題，他說：
“從中國歷史來看，孫中山領導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沒有成功。當時是立憲還是共和，是改良還是革命，有6年的爭論。因為那時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不徹底，跟著就失敗了。以后國民黨在蘇聯的幫助下，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組織了北伐。北伐一半，蔣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臉，以后就失敗了。我們搞了10年國內革命戰爭，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又來了3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南方根據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徹底，還不會認識那么深刻。1927年的失敗和南方根據地的丟失，經過這兩次失敗，總結了經驗，使抗日戰爭的路線比較正確。1942年，1943年，1944年，還有1945年半年，我們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風，后開七大，這才為團結、統一和以后的勝利創造了條件。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我們領導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輿論準備。”“民主革命經過了長期艱苦的道路，從鴉片戰爭算起，到1949年，有109年，中間犯了許多錯誤，到七大才一致起來。
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很多人沒有精神準備，很多人不是為社會主義而參加我們隊伍的。有些人為了個人目的，為了發財，分土地，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產主義者。總是要變的，現在正在變化，到了一定時期又要變化。像細胞分裂一樣，不斷變化。要抓緊干部的教育，使他們懂得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這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自留地是個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險。不懂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些道理，就會死人的。今年、明年兩年，要搞好一點，事情就好辦了。”
2月10日，毛澤東從杭州前往江西，在江西向塘鐵路支線的專列上，聽取了江西省委負責人楊尚奎、邵式平、方志純、劉俊秀的匯報。毛澤東在談話中再次說到了公社和生產隊規模太大的問題;關于食堂問題，他說：
“辦食堂要滿足三種人的要求，比如沒有結婚的單身漢，或者結了婚沒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農忙時愿意吃食堂，農閑時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飯吃，就辦農忙食堂;還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那就滿足他，可以不參加食堂。”
2月11日，毛澤東到了湖南。
此前，胡喬木帶領的小組在湖南長沙縣、湘潭韶山和湘鄉白田、大坪等公社，已經進行了調查。
2月11日這一天，毛澤東在長沙附近鐵路支線的專列上，與湖南省委負責人張平化、胡繼宗、周禮及調查組的胡喬木談話。毛澤東說：
“我看，你們這個社也大了，隊也大了。大體上1個社劃成3個社比較恰當，就是以鄉為單位。”
胡喬木插話說：
“開始提的是以鄉為單位，后來不斷加碼，撤區并鄉，小鄉并大鄉，幾鄉一社。”
關于基本核算單位放在哪一級好?毛澤東說：
“究竟是隊為基礎好，還是下放到小隊為基礎好，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現在隊底下管的小隊多，而小隊就是過去的初級社。有3種方案：一種方案就是現在的這種方案，隊為基礎，比較大的隊平均三四百戶。這種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適宜還值得研究，這么大，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隊里邊又分3種情況，比較富的，比較自保的，比較窮的，統一分配，結果就是吃飯拉平，工分拉平。第二個方案，就是把現在這個隊劃成3個隊，使經濟水平大體相同的小隊組成一個基本核算單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實上是搞平均主義，吃飯平均主義，工分平均主義。第三個方案，山區還要小，只要幾十戶，二三十戶，三四十戶一個生產隊。”
毛澤東又問：
“你們有多少生產隊?”
胡繼宗回答說：
“1萬5千個。高級社時是5萬個社，公社化后劃成1萬6千個生產隊。”
毛澤東說：
“你們大體上還是恢復到高級社的范圍，5萬個。”
胡喬木說：
“如果這樣，對群眾才說得上民主，大隊干部才說得上領導管理，不然經營不了。”
毛澤東說：
“而且勢必實行平均主義，吃飯平均，工分平均。”
胡喬木匯報說：
“我去了一個好的生產隊，在長沙縣，叫天華生產隊，那個生產隊年年增產，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始終保持高級社的規模。”
毛澤東說：
“我看興起來也快。恢復原狀，就是過去的高級社，由若干高級社組成一個公社。”
2月12日晚，毛澤東在專列上與張平化、胡喬木單獨談話。張平化說：
“昨天談了以后，我們回去商量了一下，認為對體制調整決心下得不夠。如果基本核算單位就相當于原來的高級社，全省可能有5萬多個大隊;現在的1100個公社可能變成3000公社或者多一點。春耕之前，先解決基本核算單位劃小的問題，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毛澤東說：
“我看是群眾的要求。你們既然叫大隊，底下就不要叫小隊，就叫隊。因為一講小隊，這個‘小’字就有個缺點，它職權小。其實這個小隊有很多工作，有人計算有15項工作。就叫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上面叫生產大隊，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隊、隊，不要這個‘小’字。”
張平化說：
“好，原來沒有承認它是一級，現在承認它是一級，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級。”
毛澤東說：
“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級。所以，有人懷疑，基本核算單位究竟是小隊，還是隊?所謂隊為基礎，哪個是基礎?”
胡喬木建議說：
“可以考慮把現在的公社變成區聯社，恢復區委，大隊變公社。”
毛澤東說：
“那么小隊變成生產隊?”
胡喬木說：
“叫小隊也可以，叫生產隊也可以。”
毛澤東立即糾正說：
“不要叫小隊，叫生產隊。”
正是：三省奔波好作風，群策群力勝孔明。單位要小不要大，毛公胸中已成型。
公社大隊生產隊，體制最重是基層。生產小隊不要“小”，因為它是最基層。
再說張平化、胡喬木接下來匯報食堂問題，毛澤東提醒他們說：
“吃食堂不能勉強，你們這里是不是還勉強?”
胡喬木說：
“我們原來很留神研究這個問題。長沙縣的情況很特別，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連到一起去了，一個食堂就是一個屋場，所謂屋場就是一個小隊。”
毛澤東問道：
“為什么弄成這個樣子?”
“這是因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經搞到這一步，再返回就沒有必要了，群眾現在習慣了，他覺得這樣有好處。我們問了一些貧農、下中農，他們對食堂都還是滿意的。他主要是覺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閑事了，這個群眾還是高興的。”
“這是并了的，沒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遠的路去吃飯，誰人來吃呀?”
張平化回答說：
“有這個問題。這次我專門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區里頭。他們那個生產隊原來有5個食堂，以后并成3個。這一次整社，群眾要求再分成5個，還有個別較遠的單家獨戶，允許他單獨開伙。”
“你們有沒有農忙食堂?”
“沒有。我們有個規定，冬天的時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頓，因為要烤火。”
“烤火問題要解決。”
“食堂辦得好不好，柴火關系很大。”
毛澤東想到在浙江的調查，就說：
“浙江同志講，食堂實際上是一個造飯工廠，它不做菜的，社員把飯打回去吃，回去涼了，又要熱一頓，結果柴火兩頭分散，家庭要燒柴火，食堂又要燒柴火。”
張平化說：
“我們也有這種情況，因為居住分散，回家他還得煮一次。”
“那何必呢?”
胡喬木插話說：
“我在一個小隊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樣子，他們那個大隊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們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飯。吃飯還是有保證，糧食、菜、油、鹽這些都有保證，所以社員對這一點還是滿意的。”
張平化接著說：
“食堂辦得好，它是受社員歡迎的。辦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戶的特點都照顧到了。”
毛澤東又問：
“既然社、隊有一、二、三類，難道食堂就沒有三類的?”
張平化說：
“去年我們排了一下，辦得比較好的占10%，辦得差一點的占20%。總的來說，垮食堂還沒有成風。”
胡喬木補充說：
“它遇到災難的時候，還起到很大的作用。”
毛澤東聽到的湖南對食堂的這種基本肯定，與在浙江的調查正好相反。
這天晚上，毛澤東離開長沙，前往廣州。
2月15日，是中國農歷正月初一，毛澤東在廣州過了春節。春節一過，他就通知3個調查組組長各帶一名助手來廣州。
2月19日，陳伯達將《廣東農村人民公社幾個生產隊調查紀要》報送給毛澤東。這是他在得知毛澤東此前的一系列談話內容后，為廣東調查小組起草的一份材料。《調查紀要》中寫道：
“我們同意主席的意見，把現在所稱的‘生產小隊’，一律改稱生產隊。現在的基本核算單位，有的地方叫做生產大隊，有的地方叫做生產隊，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區，以后也一律改稱生產大隊。”
“現在有的生產大隊把富村和窮村勉強地合在一起，作為一個基本核算單位，原來收入較多的社員意見很多，可以根據不同的經濟條件、自然條件和群眾意見，劃分為不同的基本核算單位。”
“公社各級的關系，在解決了自上而下的刮‘共產風’問題以后，似乎應當注意更適當地解決隊與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在分配問題上的某些平均主義。”
正是：伯達應叫陳百達，心有靈犀一點通。
毛澤東非常重視廣東調查小組的意見，而且從中還受到了啟發，不久便明確而完整地提出了兩個平均主義的問題。
2月22日，毛澤東與在廣東、湖南、浙江的3個調查組部分成員在廣州會合。
2月25日，毛澤東在廣州雞頸坑召集陶鑄、陳伯達、廖魯言、胡喬木、田家英、趙紫陽開會，討論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問題。廖魯言說：
“有的省委聽到要調整人民公社體制，便召開黨委擴大會議進行討論，有的主張改，有的主張不要改。討論的結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好處。”
還有人發言說：“大”還是個方向。
毛澤東聽了大家的意見，就重申了自己的主張，并完整地提出了兩個平均主義的問題，他說：
“如果社、隊劃小以后，大隊與大隊之間的平均主義解決了，還存在兩種平均主義沒有解決，一個是小隊與小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一個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平均主義。”
毛澤東指定，以陶鑄為組長，陳伯達為副組長，由廖魯言、田家英執筆，負責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鄧力群、許立群、王力、王魯、逄先知也參加起草工作。要求他們在3月10日寫出初稿。
與毛澤東南巡調查的同時，劉少奇在八屆九中全會后，也回湖南老家寧鄉縣搞調研，他接觸了農村的真實情況后說：
“這次回來看到鄉親們很苦，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
“有人說是天氣不好，去年遭到旱災，恐怕旱有一點影響，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錯誤，工作搞得不好。根子還在中央。”
劉少奇還說，有人對錯誤“死而不改”。“這次教訓很深刻，要子子孫孫傳下去，以后再也不要犯這個錯誤。”
而此時的鄧小平，也乘著專列到了京郊順義，他對隊干部說：
“為什么農民拾邊地的麥子比生產隊的麥子長得好?你們要把生產隊的耕地，當作社員拾邊地一樣來耕種。”
鄧小平在專列上，把吳晗從城里叫來，陪著他打橋牌。然后，他讓工作人員從村子里搜集一些材料，寫成調查報告，發回北京，再用電報發給正在南方做調查的毛澤東。
再說1961年3月5日，毛澤東在廣東省委3號樓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胡喬木、陶鑄。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在廬山會議之前，我們對情況的了解還是比較清楚的，但在廬山會議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為廬山會議之后一反右，有人講真話，講困難，講存在的問題，講客觀實際情況等等，都被認為是右的東西。結果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相反就產生了另外一種情緒，不講實際了，例如河南本來糧食產量只有240億斤，他們說有400多億斤，這都是反右反出來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對我們工作就不利。廬山會議是要反右的，但是接著就在群眾中反右，這就壞了。鄭州會議的召開，是為了反‘左’。凡是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比較徹底的省，工作就比較實一些。從3月到6月只反了4個月的‘左’，如果繼續反下去，那就好了。誰知道彭德懷在中間插了一手，我們就反右。右是應該反的，反右是正確的。但是帶來一個高估產、高征購、高分配。這個教訓值得我們吸取，這件事也教育了我們，反‘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在群眾中間一反，結果就反出一個浮夸風。廬山會議反右這股風把我們原來的反‘左’割斷了。”
“看來十二條下去以后，現在我們比較摸底了，糧食產量也落實了。去年北戴河會議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時就提出低標準、瓜菜代的方針。可是有些省就抓遲了，如安徽就抓遲了，山東就抓遲了，河南就抓遲了，甘肅就更抓得遲了，結果問題就多。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對自己本省的問題估計不足。”
毛澤東講完后，轉向周恩來問道：
“今年的鋼產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來就匯報了鋼、煤的生產情況和市場供應問題。毛澤東接著說道：
“我這次出來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談了一下，和山東的同志談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談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所反映的問題和你們了解的情況差不多。他們普遍感到社、隊大了，要求劃小一點。我們搞了3個調查組，目前他們正在這里起草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初稿已經寫出來了，準備讓幾個省來幾個同志參加討論修改。修改后再廣泛征求意見，然后提交中央工作會議。”
有的人對劃小社、隊規模提出了一些顧慮：怕公社搞小了，對各方面有影響;現在變動，影響春耕生產;還有國際影響問題。毛澤東說：
“我的家鄉湘潭，以前分成上七都、下七都，都還嫌大，后來是21個都。如果一個都一個公社，也要21個公社，但現在只有13個公社。你們看，河南只有1200個公社，湖北只有600個公社，都太大了。總而言之，要適合群眾的要求，要反映群眾合情合理的要求。
食堂也是一樣。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調查了一個生產大隊，200多戶。這個大隊領導了11個生產小隊，這11個生產小隊里面有富隊，有中等隊，也有窮隊，在分配的時候統統拉平，這么一來就發生問題了。現在他們建議將這個生產大隊分成3個大隊，把經濟基礎差不多的小隊分在一起。這樣，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經濟情況都差不多。這是隊與隊之間的拉平問題。還有一個隊里面人與人之間的拉平問題，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了，就可以調動起群眾的積極性。
過去我們老是要數字，什么東西種了多少，產了多少，今天積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統計，天天上報，統計也統計不及。橫直就是這樣，你瞎指揮，我就亂報，結果就浮夸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包括我們中央發的文件在內，也是那樣。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適當壓縮。不要想在一個文件里什么問題都講。為了全面，什么問題都講，結果就是不解決問題。不要批文件過多，過去我也是熱心家，也批了許多文件。我就批了貴州關于食堂問題的那個文件，結果對各省影響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時，中央就要發指示，國務院就要發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說這都是多余的。”
最后，毛澤東再次強調社、隊要劃小，他說：
“這個原則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劃小，明年得劃小，明年不劃小，后年一定得劃小，橫直是要劃小就是了。”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起草小組又吸收了幾個省的負責人參加討論和修改，湖北省參加的是王任重。
3月7日，毛澤東在雞頸坑單獨和王任重談話，他首先問道：
“你們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沒有?”
王任重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毛澤東說：
“看來，一個自留地，一個退賠，一個指揮權，這是3個重要問題。”
毛澤東又談起食堂問題，他說：
“參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農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讓他在家里吃。”
王任重說：
“食堂不辦不行，肯定還是要辦，因為婦女要參加勞動，還有一部分貧農確實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農也確實不愿意吃食堂，因為不如家里吃得好。”
毛澤東說：
“城市里頭吃食堂的人才占40%，農村有20%的人吃食堂就行了。”
王任重說：
“河南他們還是肯定吃食堂，現在就是一個燒柴的問題。好多人去拾柴供應食堂，結果沒有多少勞動力去搞生產。有的拆房子燒，有的拆橋燒，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閘拆了當柴燒。”
毛澤東說：
“那就非得改變不可!”
毛澤東又問道：
“你看有什么辦法保證不瞎指揮?”
王任重說：
“瞎指揮主要是公社和縣這兩級，來源是省、地兩級。有的是屬于錯誤的指揮，有的屬于一般是對的、但對個別地方是不對的，到了縣、社就分不清了，結果就瞎指揮了。比如我們旱地改水地，總的說是對的，但執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統一布置任務，就瞎指揮起來。”
毛澤東說：
“你們省、地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們吃了旱地改水田的虧，浙江吃了連作稻的虧，心是好心，想多打糧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揮，結果減產就很厲害。”
3月11日，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有中南、西南、華東3個地區的中央局和省市區負責人參加的“三南”會議。
這一天，劉少奇根據毛澤東對意見，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有東北、華北、西北3個地區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的“三北”會議。
毛澤東在“三南”會議上把他的小冊子《調查工作》的標題改為《關于調查工作》，印發給與會者，并寫了一個說明：
“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季，已經30年不見了。1961年1月，忽然從中央革命博物館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從福建龍巖地委找到的。看來還有些用處，印發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
3月13日清晨，毛澤東給在北京召開“三北”會議的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及其他與會者們寫了一封信。他在這封信中寫道：
劉、周、陳、鄧、彭5同志，以及北京會議各同志：
今天派陶鑄同志到你們那里來，向你們做報告，并向到北三區會議的同志們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參考。
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希望在北京會議上討論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導各級第一書記認真切實調查一下。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后抽出一點時間(例如10天左右)，去密云、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大隊級、公社級、縣級分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做指導工作。
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做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觀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你們為什么那樣忙呢?開3天會太少了，至少5天至7天才行。為什么南方三區反倒不忙，開7天，北方三區倒那樣忙呢?因此，派陶鑄同志到你們處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魯言同志于幾天后回北京，去做北方的調查工作。我的那篇《關于調查工作》的文章也請同志們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問題是做系統的親自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因此建議同志們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澤東
1961年3月13日上午8時，廣州
北京方面的劉少奇等人接到毛澤東的信后，立即進行了討論。周恩來和鄧小平認為，兩地開會，口徑不一，建議南北兩會合在一處開為好。劉少奇將這一建議電告給毛澤東，毛澤東同意了，決定兩會在廣州合開。
這一天，毛澤東在“三南”會議上宣讀了他寫給“三北”會議的這封信。爾后他在講話中說：
“這次會議要解決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是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一是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好，就沒有可能充分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
毛澤東再一次強調了主要領導干部親自搞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說：
“第一書記要親自動手，第一書記不動手，第二書記就動不起手來。只要省、地、縣、社黨委的第一書記都親自動手作調查研究，那就好辦了。”
關于30年的那篇《調查工作》，他說：
“我對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歡，這一篇我是喜歡的。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斗爭以后寫出來的，是在紅4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后，1930年寫的。過去到處找，找不到，像丟了小孩子一樣。”“文章的主題是，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
“過去這幾年我們犯錯誤，首先是因為情況不明。”“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報告。”“我們要接受教訓。報表有一點也可以，統計部門搞統計需要報表，可是我們了解情況主要不靠報表，也不能靠逐級的報告，要親自了解基層的情況。”
最后，毛澤東又講到了食堂問題，他說：
“有些食堂難以為繼。廣東有個大隊總支書記說，辦食堂有4大壞處：一是破壞山林，二是浪費勞力，三是沒有肉吃(因為家庭不能養豬)，四是不利于生產。前3條都是講的不利于生產，第4條是個總結。這個同志提出的問題值得注意。這些問題不解決，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強辦下去，辦10年也還得散伙。沒有柴燒把橋都拆了，還扒房子、砍樹，這樣的食堂是反社會主義的。”
3月14日，“三北”會議的4位中央常委和其他與會人員分乘兩架飛機，抵達廣州。
晚上，毛澤東在廣東省委小島餐廳召開了有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關于為什么要搞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隊里邊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從開始搞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搞集體化，搞公社化以來，就沒有解決。現在這個條例，就是要解決平均主義問題。”
“窮富隊拉平的問題，現在已經證明，對富隊不好，對窮隊也不好。必須對生產大隊下面的生產小隊，區別對待。小隊里頭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也就是勞動力多的與勞動力少的社員戶之間的矛盾。因為實行糧食供給制，勞動力少的戶跟勞動力多的戶吃糧都一樣，他橫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積極。而勞動力多的戶，他們想，反正吃糧都一樣，我干也是白費了，所以他也不積極了。”
毛澤東確定這次廣州會議討論3個問題：公社體制問題、條例問題、糧食問題。周恩來又補充了一個商業和對外貿易問題。
3月15日，南北兩會合一，重新編組，討論公社體制問題、食堂問題和供給制問題。
毛澤東印發了幾個材料，有一個是“三北”會議印發過的河北省委主張將生產隊改為大隊、生產小隊改為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毛澤東在這份材料的標題下特別注明“主張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還有一個材料是陜西省委關于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利弊分析報告。
大家討論的結果是，都不贊成;在食堂、供給制問題上，意見也很不一致。
3月15日、16日，曾希圣向毛澤東匯報安徽省有些地方實行“責任田”的問題，毛澤東聽了以后，說道：
“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
會議尚未結束，毛澤東要柯慶施轉告曾希圣說：可以在小范圍內試驗。
3月16日，毛澤東決定將已經寫出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第2稿印發給各小組討論。他還將陶鑄3月15日報送的關于南海縣大瀝公社瀝西大隊試行生產隊包干上調任務的情況調查材料，批發給會議討論。這個調查材料說，瀝西大隊為了解決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實行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礎上，定死各生產隊對大隊的包干上調任務。在完成上調任務后，超產部分全部歸生產隊自行處理。這個辦法施行后，各生產隊干部和社員的生產積極性被進一步調動起來。
毛澤東在這個材料上批示道：
“印發各同志。請各組討論，這個辦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廣。”
結果，毛澤東的這一提議沒有被會議通過，以至于在半年之后的9月29日，他不得不重提此事。
且說在3月16日這一天，陳賡大將在上海病逝。
陳賡在上海從3月份開始，帶病撰寫他的軍事著作《作戰經驗總結》，原計劃準備寫序言、作戰準備、進攻、防御、追擊、轉移，共6章。那知他剛剛寫完序言，心臟病就復發了，經搶救無效，不幸辭世，年僅58歲。他是10大將中最早辭世、壽命最短的一位大將。
陳賡在建國后，曾先后擔任了中國人民志愿軍代司令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等重要職務。
3月19日，廣州會議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第2稿開始修改，每個大區選派1至3人為代表，參加修改工作。
這天中午，毛澤東同陳伯達、胡喬木、廖魯言、田家英談話說：
“這個條例怎么樣?沒有危險嗎?農業問題抓得晚了一些。這次一定決心解決問題。第二次鄭州會議，問題解決得不徹底，只開了3天會，而且是一批一批地開，開會的方法也有問題。廬山會議本應繼續解決鄭州會議沒有解決的問題，中間來了一個插曲，反右，其實應該反‘左’。1960年上海會議對農業問題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討論國際問題。北戴河會議也主要是解決國際問題。‘十二條’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決了‘調’的問題，沒有解決‘平’的問題。12月中央工作會議，只零碎地解決了一些問題。農村問題，在1959年即已發生，廬山會議反右，使問題加重，1960年更嚴重。餓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0日，曾希圣給毛澤東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柯慶施寫信，分析了實行“責任田”的好處和壞處，他認為好處大于壞處。毛澤東對此沒有表態。
3月21日，毛澤東將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第3稿印發會議。
3月22日，廣州會議經過廣泛討論，基本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這個條例共有60個條文，故稱《農業六十條》。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的體制，條例明確規定：從《六十條》下發起，原來被叫做管理區或生產大隊的生產隊，統一叫生產大隊;過去的生產小隊，去掉“小”字，一律改叫生產隊。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給全黨同志的信》。信中提出了5個迫切需要討論解決的問題：一是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在分配上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平均主義現象;二是公社的規模在許多地方偏大;三是公社對生產大隊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產大隊對生產隊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四是公社各級的民主制度不夠健全;五是黨委包辦公社各級行政的現象相當嚴重。
這才是：好事從來都多磨，毛公到此奈他何?眾說紛紜多異議，少數歷屬服從者。
雖然去小已如愿，規模核算從眾說。致信全黨求賢議，一以貫之不折磨。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問羅光祿說：
“羅秘書，你看這次會議開得怎么樣?是不是真正解決問題啦?”
羅光祿說：
“從總的看是基本解決問題，但我看還有少數同志不完全理解，只是組織上服從，思想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我的看法不知道對不對?”
毛澤東略有所思，點點頭說：
“你說得對。代表們走了沒有?”
羅光祿說：
“代表們到機場去了。”
毛澤東問：
“叫回來可不可以?”
羅光祿說：
“可以打電話問問飛機起飛了沒有。”
毛澤東說：
“你趕緊辦吧!”
羅光祿立即打電話詢問代表們的行動情況，對方回答說：代表們剛剛到機場。羅光祿說：通知他們不要走了，留下來繼續開會。就這樣，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又繼續進行。
3月23日，廣州中央工作會議終于要結束了，代表們經過兩天的充分討論，大家都說思想通了。這下，毛澤東高興了。
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中共中央《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這封信對近一個時期工作中所發生的缺點錯誤的原因及其教訓，作了初步的分析。信中寫道：
“這些缺點錯誤之所以發生，根本上是由于許多領導人員，放松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進行得很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工作，而是只滿足于看紙上的報告，聽口頭的匯報。下去的時候，也是走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時間內，根據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做出一些判斷和決定。在這段時間內，夸夸其談，以感想代政策的惡劣作風，又有了抬頭。這是一個主要的教訓，全黨各級領導同志，決不可忽略和忘記這個付出了代價的教訓。”
信中還寫道：
“毛主席提倡哲學要走出課堂，走出書齋。毛主席講，真理在誰手里，我們就跟誰走，挑大糞的人有真理，我們就跟挑大糞的人走。”“中央要求從現在起，縣級以上黨委的領導人員，首先是第一書記，認真學習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層(包括農村和城市)，蹲下去，親身進行有系統的典型調查，每年一定要有幾次，當作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風氣。調查工作所以是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是因為一切工作都必須從實際出發，調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做出的判斷和決定。”“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干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
會議決定將毛澤東的《調查工作》這篇文章印發給全黨高級和中級干部學習，要求縣以上各級領導機關，聯系最近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行深入的討論。
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就《關于調查工作》一文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這篇文章是1930年春寫的，總結那個時期的經驗。這篇文章之前，還有一篇短文，題目叫反對本本主義，現在找不到了。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來的。別的文章丟了，我不傷心，也不記得了，這兩篇文章我總是記得的。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樣。忽然找出一篇來了，我是高興的。”“這里頭包含一個破除迷信的問題。那個時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級的東西就認為是好的。比如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那個東西你拿來如何實現呢?你如果不搞些具體措施，是很難實現的。不要說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有部分的原則性錯誤，即使都是正確的，沒有具體措施，沒有調查研究，也不可能實現。現在我們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沒有具體措施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
“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在第2次反‘圍剿’時候，兵少覺得很不好辦，開頭不了解情況，每天憂愁。我跟彭德懷兩個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對彭德懷說，紅1軍團4軍、3軍打正面，打兩路，你的紅3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這篇文章還提出這么一個觀點，就是說，正確的策略只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只能來源于調查研究。”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則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如果沒有倫敦圖書館，馬克思就寫不出《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現在印出來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這本書不知厚多少倍。列寧的哲學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他用好幾年時間研究哲學史才寫出來的。”
“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5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里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因為要寫這本書，倒是逼著我研究了一下資產階級的軍事學。有人講我的兵法靠兩本書，一本是《三國演義》，一本是《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孫子兵法》當時我就沒有看過。”“那時打仗，形勢那么緊張，誰還管得什么孫子兵法，什么戰斗條令，統統都忘記了的。打仗的時候要估計敵我形勢，很快做出決策，哪個還去記那些書呢?你們有些人不是學過四大教程嗎?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嗎?如果那樣就完全是教條主義嘛!我不是反對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非有不可，我這篇文章里頭也講了的。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么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
廣州會議后，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包括毛澤東領導的3個調查組，帶著《六十條》草案，深入基層，征求意見，開展更大規模、更加深入的調查研究。
3月28日，陶鑄、陳伯達從番禺大石公社回到廣州，他們向毛澤東匯報了群眾對《六十條》的一些意見。
3月29日，毛澤東離開廣州，乘專列北上。他在車上細心觀察鐵道兩旁廣東農民插秧的情況，發現插秧還是太密，便派工作人員下去詢問。農民們反映說，他們還是贊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毛澤東說：
“瞎指揮有許多出自領導生產的部門。瞎指揮是由于沒有生產知識，既沒有實際生產經驗，也沒有現代農業科學知識。”
3月31日，毛澤東在停在長沙附近的專列上，聽取張平化匯報。張平化說，群眾在討論《六十條》時，最關心、議論最多的是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還有“三包一獎”問題，對獎勵糧食很感興趣。毛澤東說：
“糧食是群眾生產的，還叫什么獎呢?群眾多生產的就可以多歸他們，還能拿自己的東西獎自己?可以不叫獎。”
他又問道：
“群眾肯說真話嗎?他們肯不肯說話?”
張平化說：
“群眾還是肯講真話。”
毛澤東說：
“《六十條》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這個教材經過群眾和干部的討論，對他們的教育就更深刻。將來在5月會議期間，按各省征求群眾的意見把條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眾中試行。修改后也還不能作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眾中廣泛征求意見。”
談話結束時已經是下午4點多了，毛澤東說他要立即趕赴武漢，要在武昌會見古巴青年代表團。還說要在湖北停幾天，接見幾個客人就回來。并囑咐張平化要“以下鄉為主”。
1961年4月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見了外國客人。
4月3日，毛澤東與王任重談食堂問題和供給制問題。
4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談1961年的經濟計劃問題。
4月8日下午，毛澤東離開武漢，又轉回長沙。
此時，王淑蘭聽說毛澤東回來了，就帶著寧利、寧科、寧娜3個小孩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在省委蓉園一號接見、招待了弟媳和侄兒一家。
毛華初和母親分坐在毛澤東兩邊。毛澤東問毛華初：
“你現在做什么工作?”
“我現在搞檔案工作。”
“你年紀輕輕的，怎么搞檔案工作?”
王淑蘭聽出了三哥的弦外之音，連忙夸兒子怎么怎么行，要搞其它工作才好。毛澤東說：
“革命工作都一樣，行行有出息。不過，現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多搞點調查研究工作。”
毛華初說：
“我雖然管檔案工作，但省委盡量安排我下農村，多搞調查研究。”
“好!”毛澤東又囑咐道：“你還是多搞點調查研究好，檔案讓那些老頭子去搞。”
毛澤東問了幾個孩子的名字，毛華初一一作了介紹。毛澤東指著他的大女兒說：
“為什么叫寧利?”
毛華初說：
“她是1949年2月生的，新中國即將成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這就是‘寧利’的意思。”
毛澤東笑著說：
“這些名字取得還很有意思。”
毛澤東送走了王淑蘭一家人，立即和省委打招呼，要毛華初去韶山參加胡喬木領導的調查組，參加調查工作。
后來，毛澤東又與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打了招呼，說省委要成立一個政策研究機構，派幾個人去搞調查研究。省委隨即成立了專門機構，調毛華初任調研組長。省委政策研究室成立后，毛華初又擔任了副主任，兼任省農林水辦公室副主任。
王淑蘭晚年很少去北京，但逢有人去北京，她總要捎話問候三哥好。1964年6月，王淑蘭因病在長沙逝世，終年69歲。此是后話。
再說4月9日晚7時半，毛澤東在專列上與剛從鄉下調查回來的張平化談話。張平化匯報說：在討論《六十條》時，生產隊對于糧食定購，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繳大隊的、國家的數量都定下來，其余都是生產隊的，這樣就有個奔頭。關于食堂問題，他說：
“講食堂好的，講得很多;講食堂壞的，也講得很多。我聽了以后，覺得原來自己對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歡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農。”
毛澤東說：
“才不是哩!”
張平化說：
“現在看來不見得。”
毛澤東肯定地說：
“不是。愿意參加食堂的是少數人。食堂的確存在這幾個問題，所說用工太多，浪費勞動力嘛!浪費柴火，破壞森林嘛!還有浪費糧食，再一個就是社員不能養豬。得兩頭搞，一頭是搞食堂，一頭是家里開伙。”
匯報到供給制問題，張平化說：
“現在初步地可以說，供給部分超過30%，肯定不必要，過去搞那么多是錯了。估計10%左右基本上就解決問題了。”
毛澤東說：
“如果只包五保戶，補助困難戶，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決問題。30%是多了，這不是真正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基本原則是兩條：一個是各盡所能，按勞付酬;一個是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將來所謂公，靠什么呢?靠積累，現在就困難了，現在公社就不要搞積累，恐怕兩年、三年之內，新的公社就不要積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現在劃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衡，這個你們要議一下，萬萬不能再平調。如果認為沒有家底又去平調，那可不得了啦!
供給制，是多勞多得，還是多勞不能多得?平均主義問題嘛!食堂也是平均主義問題嘛!就是要恢復1957年那個時候的評工記分、多勞多得，要恢復那一套。”
正是：平均主義層層查，食堂也是大問題。上下求索非易事，調查研究出真知。
此時，胡喬木從韶山回來了，他向毛澤東匯報說：
“看起來群眾最關心的有3個問題：第一、超產獎勵問題;第二、分配制度問題;第三、食堂問題。食堂問題在目前特別突出。干部很敏感，群眾也很敏感，一談就是食堂問題。原來我在長沙看到的情況，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時也有這么個原因，就是過去省委一貫強調這個東西，干部不敢議論這個問題，群眾也不敢議論，所以就沒有發現懷疑的言論了。這回《六十條》這么一說，好些大隊反映，說念這一條的時候，群眾最欣賞的是末了一句：‘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難的地方，也可以不辦食堂’。我們在韶山大隊為著先試探一下，找3個小隊長和這3個小隊的一部分社員，一起座談《六十條》里面的主要問題。座談會一開始，就對食堂問題展開了非常尖銳的爭論，雙方都舉出理由，針鋒相對。”
毛澤東問：
“你參加了?”
“我參加了。我們原來都沒有這個思想準備。我原來對于食堂還是比較熱心的，經過幾次辯論以后，覺得他們提出不辦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對的，應該考慮。”
胡喬木列舉出一些理由，肥料減少了，山林破壞了。毛澤東說：
“還有，浪費勞動力，不能養豬，就是廣東提的那幾條。還有一條，是不是浪費糧食問題。”
“他們也講到這個問題。家里吃飯，多一點少一點，他就是量體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額，反正要吃掉，吃掉了還覺得不夠，吃得不好。”
毛澤東說：
“還有一條，在食堂吃飯沒有家里搞得好吃。現在馬上解散行不行呢?”
胡喬木說：
“根據韶山公社5個大隊的統計，89個食堂，已經散掉50個，討論《六十條》以后，估計還要繼續散。有些還要維持。”
“他要維持干什么呢?”
“因為省委宣傳部宣傳得比較久，都說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
毛澤東說：
“河北也是這么宣傳的嘛，什么社會主義食堂萬歲。”
胡喬木說：
“《人民日報》寫過社論，也說公共食堂萬歲。我覺得，第一現在解散有利;第二，現在可以解散。”
毛澤東說：
“要看現在有沒有鍋灶，有沒有糧食，有沒有柴火，有沒有房子。”
胡喬木說：
“雖然有些困難，分過了之后，群眾還是會陸續自己去解決的。”
毛澤東再次提出他十分關心的問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胡喬木說：
“現在由生產隊分配，恐怕還有點困難。因為大隊可以超越生產隊范圍組織一些生產，組織一些收入，這一部分收入是為生產隊服務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隊這方面的收入來補充生產隊。”
毛澤東問道：
“比如講，韶山大隊11個生產隊，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時候拉平這個問題怎么辦呢?”
胡喬木說：
“這個問題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眾反映不多，實際上各生產隊之間生活水平相差很多。”
談話結束時，已經是半夜里11點20分了。
4月11日，毛澤東致信汪東興，要他打電話給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請他們到湖南住三五天，參加湖南三級干部會議，幫助湖南解決一些問題：
“1、對十二條政策沒有認真堅決去做，有些縣群眾沒有真正發動，無蓬蓬勃勃之氣，有不敢講話之風。2、去冬10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風’沒有普整，相當多的地區，政權還沒有從敵人手上奪過來。見事遲，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臨近，在許多地區黨還沒有取得主動權。”
4月11日這一天，劉少奇從寧鄉、長沙縣蹲點回到長沙市，毛澤東到劉少奇在蓉園的住處，就湖南農村調查中的一系列問題，和他交換意見，直到凌晨2時。
4月14日，胡喬木根據毛澤東的談話意見，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并附有4份材料，其中有毛華初寫的一份關于東茅塘的食堂問題、養豬問題及山林管理問題的調查報告。他讓毛華初送給在長沙的毛澤東批閱。毛華初到長沙后，將胡喬木的信和附件交給省委書記張平化，請他轉呈毛澤東。這是毛澤東收到的第一個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他立即約見了毛華初。他說：
“聽了平化同志的報告，又看了喬木同志送來的這些材料，知道你也參加了調查組。這很好。現在，你再給我說說鄉里的情況，要具體一點。”
毛華初匯報說：
“我陪喬木等同志在韶山作了大量調查，并且在韶山公社確定了以橋頭灣和卯山沖兩個情況不同的生產隊作為調查點，掌握具體數據。還到了湘潭縣委和湘鄉縣委聽取匯報。每到一處，群眾都圍上來，向我們訴說他們的意見。當前，農村水腫病確實很嚴重，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不斷增加。”
毛澤東問道：
“唐家圫的情況怎么樣?”
毛華初說：
“唐家圫一個屋場基本上是一個生產隊，絕大部分人姓文，都是自家兄弟叔侄，加上他們歷來有勤勞致富的傳統，因此現在雖然生產和生活情況都很一般，但還算勉強過得去。”
毛澤東一邊抽著煙，一邊思考問題，有時還用鉛筆在紙上劃著。護士幾次過來催他休息，他都示意毛華初不要起身，繼續匯報。他聽了毛華初的匯報后心情十分沉重，說：
“你剛才談了這么多，看來調查工作很認真，很扎實。你是說了真話的。當干部，匯報情況就要講真話。現在有些人不是這樣，向上面匯報，光撿好聽的說，報喜不報憂，夸夸其談，結果是害人不淺啊。早在今年1月舉行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我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們黨一些實事求是的原則和傳統已經不太靈了，對下面的情況也都不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所以，全國發生了這么嚴重的情況，我是有直接責任的。”
毛華初說：
“我看農村辦公共食堂的條件還很不成熟，有很多弊病。吃公共食堂，社員不種蔬菜，每人每天不到1斤糧食，怎么能夠吃飽。俗話說：‘蔬菜半年糧’，盡吃飯，每人每天1斤半糧，還不夠哩。”
毛澤東說：
“你們省里有位書記，過去可是喊‘公共食堂萬歲’的人呀!你們主張解散食堂，不是和你們的書記唱對臺戲嗎?”
毛華初說：
“那也許是歷史條件下的認識。”
毛澤東吩咐說：
“你回去后告訴胡喬木同志，看來公共食堂不能萬歲。我同意你們的意見。不過，關于全國整頓食堂的問題，我一個人不能決定，須經中央討論決定后，再正式行文。解散食堂，韶山可以先搞試點。散了食堂后，要搞好生產。你回去轉告當地政府，不僅韶山的生產要搞好，而且大坪那邊的生產也要搞好。”
毛澤東和毛華初的這次談話，大約持續了50分鐘左右。毛華初回到韶山后，馬上將毛澤東的指示傳達給胡喬木等人。
4月15日上午，毛澤東將胡喬木的湖南調查組在韶山調查的報告，批給張平化，他在批示中寫道：
“我看可以印發給你們3級干部會議各同志，予以討論。并請打印若干份，給中央辦公廳13份，給少奇同志1份，給我12份。全國解散食堂的問題，等我回京后，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再做決定。”
后來在湖南三級干部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決定，調王延春到湖南工作，擔任分管農業的省委常委、書記。
4月16日晚，毛澤東召集劉少奇、陶鑄、王任重、胡喬木開會，討論食堂問題。
4月18日，毛澤東離開長沙，去了南昌。
4月19日，毛澤東在南昌會見了古巴文化代表團。
爾后，毛澤東到達杭州，住在劉莊。浙江調查組成員也搬到劉莊，同毛澤東住在一起。
4月25日，毛澤東寫信給鄧小平，他在信中寫道：
小平同志：
請你起草一個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負責同志于5月15日到達北京，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們(列舉名單，照廣州原樣)則于5月9日到達北京。此次會議的任務是繼續廣州會議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農民和干部的意見，修改工作條例六十條和繼續整“五風”，不討論工業和城市整風問題，或者只在會議末尾略為討論一下，這個問題留待7月會議上去討論。為此，到會各同志，應利用目前這一段時間，對農村中的若干關鍵問題(食堂問題、糧食問題、供給制問題、自留山問題、山林分級管理問題，耕牛、農具歸大隊有好還是歸隊有好問題，一二類縣、社、隊全面整風和堅決退賠問題，反對恩賜觀點、堅決走群眾路線問題，向群眾請教、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問題，恢復手工業問題，恢復供銷合作社問題)進行重點調查。下10天至15天苦工夫，向群眾尋求真理，以便5月會議能比較徹底地完成上述任務。
此通知，請你找田家英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們談好，明天用電報發出，是為至盼!
毛澤東
4月25日上午9時
4月26日，鄧小平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將湖南調查組關于食堂問題的報告，批轉給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4月28日，毛澤東在接見亞洲、非洲外賓時的談話中說道：
“在對帝國主義進行斗爭當中，采取正確的路線，依靠工人、農民，團結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一切愛國反帝力量，緊緊地聯系群眾，就有可能取得勝利。”“革命政黨的力量，在開始時都是處于少數地位，但是有前途的就是他們。”
五一節前夕，毛澤東從杭州到了上海。
此時，宋慶齡得知毛澤東已經連續7個多月沒有吃一口肉了，經常以青菜粗糧充饑，她深為日理萬機的毛澤東的身體擔憂，就特意給毛澤東帶來了一網兜螃蟹，要他補養一下身體。宋慶齡哪里知道，毛澤東豈止是以青菜粗糧充饑，他在青黃不接的時節，竟然一連20多天沒吃一粒糧食，只以菠菜和馬齒菜等等野菜，維持著他那偉岸的身軀。
宋慶齡的深情厚誼使毛澤東大為感動，可他卻說：
“謝謝你，我不能收。我跟工作人員講了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
宋慶齡堅持說：
“螃蟹不是肉，也不是蛋，螃蟹就是螃蟹，你非收下不可。”
毛澤東對宋慶齡始終保持著特殊的尊敬，不便再推辭，只好收下了。可等宋慶齡一走，他就把螃蟹送給了警衛戰士，誰也無法改變他不吃肉的決定。
有一天，衛士長李銀橋幫助毛澤東做按摩，他發現毛澤東的腳脖子小腿骨那里，一按一個坑，很長時間起不來。這明顯是由于缺乏營養出現的浮腫。李銀橋說：
“主席，你看，這是缺營養……”
毛澤東還未等他說完，就說：
“看什么，腳脖子都長胖了，你還說我缺營養。我看是營養過剩了。”
周恩來知道了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就過來動員他說：
“主席，吃口肉吧。為了全黨全國人民吃一口吧!”
毛澤東用他那少有的低沉的聲音說道：
“有多少人民群眾連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心去吃豬肉呢?我咽不下去呀!你不是也不吃嗎?我們都不吃，共度難關。”
正是：心系人民律自身，宋周深情亦感人。古來可有如斯者?至今讀來淚沾襟。
1961年5月1日，毛澤東在上海市與各界人士共慶佳節。談家楨最后一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一見談家楨就問他說：
“你對遺傳學問題還有什么顧慮嗎?”
談家楨說：
“沒有什么顧慮了。”
上海市委一位負責科技工作的領導人，匯報了支持談家楨工作的計劃，他說：
“我們大力支持談先生在上海把遺傳學大搞特搞起來。”
毛澤東聽了很高興，頻頻點頭，他說：
“這樣才好啊!要大膽地把我國的遺傳學搞上去!”
這天晚上，曹荻秋陪同毛澤東在錦江飯店接見了周谷城等各界的知名人士，參加聚會的還有陳望道、沈體蘭、沈克非、周信芳、金仲華。
眾人與毛澤東圍坐在小圓桌旁，毛澤東詢問周信芳的年齡，又問沈體蘭的年齡。大家無拘無束，自由閑談，興致都很高。
晚上10點，周谷城在家里已經睡下，他忽然接到了《解放日報》編輯部記者的電話，說希望他寫一首詩或一首詞，在第二天報上發表，以表示歡迎毛澤東。周谷城婉言推辭說，自己寫不出來。記者說：
“不要緊，要求不高，寫一首好了。”
周谷城說：
“毛主席是內行，要求不能不高。”
結果，周谷城推辭不了，只好連夜填詞一首，發表在5月2日的《解放日報》上。
五一節晉見毛主席，調寄《獻忠心》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風。蠲舊染，若新生。又這回傾聽，指點重重：為學術，凡有理，要爭鳴。
情未已，興偏濃，夜闌猶在誨諄諄。況正逢佳節，大地歡騰：人意泰，都奮進，莫因循。
毛澤東從報上看到周谷城的詞后，讓工作人員立即打電話給周谷城，請他到毛澤東的下榻處。
5月3日下午3點，周谷城來到毛澤東下榻處，毛澤東正在看報，他見周谷城來了，放下報紙，開口就說：
“詞一首，見到了，怕不只一首吧!”
周谷城回答說：
“只有一首，我從來沒有在報上發表過詩詞，這確實是第一首。”
“總怕不止一首。”
毛澤東喃喃自語，意思是說周谷城像個常常寫這些東西的人。周谷城便說：
“我對記者就說：主席是內行，要求不能不高。”
毛澤東笑著說：
“主席也只有那么內行。”
周谷城說：
“平時，我也偶然寫幾句。那是附庸風雅。”
毛澤東接口道：
“附庸風雅有什么壞處?”
周谷城說：
“附庸風雅的人，無非是發發牢騷而已。”
毛澤東緊接著說：
“發牢騷有什么不好?有牢騷不發，過得嗎?”
周谷城轉換了話題，他說：
“據說，屈原的《離騷》就是牢騷，說是‘離’、‘牢’同聲。”
毛澤東說：
“可能是這樣，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興致正濃，又發揮道：
“離騷可能就是牢騷，牢騷可能就是啰唆。牢羅同聲，騷、唆也是同聲。念啰唆，可能就是發牢騷。”
對周谷城這個并無一定來由的見解，毛澤東并沒有表現出詫異，他臉上浮著微笑，覺得蠻有風趣。周谷城又說：
“主席教我們說話要風趣，真該好好注意。”
毛澤東說：
“是啊!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
周谷城說：
“我近來替‘風趣’找出了一種解釋：智慧超過需要時，可能有風趣;智慧趕不上需要時，不僅不能有風趣，可能還要丟丑。”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毛澤東的自言自語，似乎為這個話題劃上了句號。周谷城又偶然提及了鄧演達，毛澤東問：
“你認識鄧演達?”
本傳在第二卷中已經敘述過了，周谷城認識鄧演達，還是由毛澤東在1927年春把他介紹給鄧演達的，鄧演達對周谷城的文章很欣賞。大概是毛澤東忘記了，故而有此一問。
周谷城見毛澤東如此問，便說：我認識。毛澤東感嘆道：
“鄧演達先生這個人很好，我很喜歡這個人。”
晚上，毛澤東留周谷城在一個小方桌上共進晚餐。周谷城告辭回家時，毛澤東一直把他送到汽車旁。
5月6日，毛澤東就陳正人從四川簡陽給他寫來信一事，給李井泉、陳正人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并轉簡陽平泉公社陳正人同志：
陳正人同志5月1日給我的信收到，很高興。再去簡陽做一星期、最好是兩星期的調查，極為有益。井泉同志，你為什么不給我寫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調查了沒有?中央列舉了一批調查題目，是4月25日通知你們的。5月4日又發了一個通知，將會期推遲到5月20號，以便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時間，將那批問題搞深搞透，到北京會議時，比起廣州會以來，能夠大進一步。我在這里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這半個月希望得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準給你們寫回信。
此信并告中央。
毛澤東
1961年5月6日于上海
你們來信，用保密電話直達我的住地及火車上，勿誤為要。
5月7日，毛澤東接到了周恩來從河北邯鄲打來的電話。周恩來匯報了4個問題：1、絕大多數甚至全體社員，都愿意回家做飯。2、社員不贊成供給制，只贊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3、社員迫切要求恢復評工記分。4、邯鄲旱災嚴重，有的甚至顆粒無收。
毛澤東立即將周恩來的電話匯報記錄轉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
5月8日，毛澤東收到了胡喬木這一天發來的信，信中報告說：韶山公社食堂由原來的112個，減為6個，其中5個不久都將不再辦了。另外還匯報了農村商業問題、手工業問題、城市居民食堂問題、國營工廠企業參加和領導城市人民公社問題和城市工商業及城市整風問題。
5月9日凌晨3時，毛澤東將胡喬木的來信轉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
這天下午4時半，毛澤東復信給胡喬木，他寫道：
“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發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參考。你繼續在湘鄂兩省就那幾個問題進行調查，很有必要。5月15日返京的計劃，還可以改為5月20日到京。”
5月11日，毛澤東專門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宋慶齡的寓所看望她，贈送給宋慶齡一條繡有梅花圖案的高級紅地毯，鋪在她上下樓的樓梯上。
5月14日，毛澤東在給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復信中寫道：
張平化同志：
你的這封信可發湖南全省各地、市、縣、社黨委研究，仿照辦理。都要堅決走群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然后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行。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
毛澤東
1961年5月14日于天津
此后不久，毛澤東回到了北京。
欲知毛澤東倡導的調查研究工作結果如何，待以后慢慢敘述。
再版《毛澤東大傳》實體書，一套全5冊共十卷，417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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