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曾親筆撰寫了一篇文章深切懷念呂玉蘭。文章最后一段寫道：“‘高風昭日月，亮節啟后人;痛心傷永逝，揮淚憶深情。’玉蘭同志雖然離開了我們，但她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她的品德和風范將永遠激勵我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努力奮斗。”

　　呂玉蘭(右)熱心做家庭婦女的工作，動員她們跟男人一樣下地勞動。本報資料片

　　呂玉蘭 本報資料片

　　原標題：永不凋謝的“玉蘭”

　　——追記呂玉蘭

　　本報記者霍曉麗 別志雷

　　8月11日至16日那幾天，邢臺市臨西縣東留善固村的晚上，比往常寂靜許多。

　　因為晚飯一過，村里的家家戶戶、老老少少，都不約而同地坐在電視機前，等待六集紀錄片《呂玉蘭》在中央電視臺第七套節目播出。

　　呂玉蘭曾是全國著名的勞動模范，東留善固是她的故鄉，她曾擔任該村黨支部書記多年。雖然已經離世21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言行舉止，依然深深鐫刻在東留善固村干部群眾的記憶中。

　　玉蘭路、玉蘭學校、玉蘭小區、玉蘭公園……在東留善固村，呂玉蘭的影子幾乎無處不在。村里上點歲數的人都說，呂玉蘭當年的故事，就像秋天豐收的葡萄——“一嘟嚕一嘟嚕的，數不盡、講不完。”

　　從東留善固村出發，呂玉蘭還先后在臨西縣委、河北省委、正定縣委、省農業廳工作過。期間，不管在什么崗位，不管在哪里工作，她始終不改質樸本色、赤子情懷，一如她曾經寫在筆記本上的那幾句話：“參加勞動不能忘，艱苦樸素最高尚，全心全意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樁。”提起呂玉蘭來，和她共過事的黨員干部，曾經與她接觸過的普通百姓，都念念不忘，稱贊有加。

　　習近平同志曾親筆撰寫了一篇文章深切懷念呂玉蘭。文章最后一段寫道：“‘高風昭日月，亮節啟后人;痛心傷永逝，揮淚憶深情。’玉蘭同志雖然離開了我們，但她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她的品德和風范將永遠激勵我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努力奮斗。”

　　一個名字，能夠沉淀于人們的記憶之河，必然有其厚重的理由。一種精神，能夠穿越時空歷久彌新，必然有其璀璨的價值。曾經激勵過許多人的“鐵姑娘”，究竟是怎樣煉成的?為什么呂玉蘭過世多年之后，玉蘭精神仍不凋謝?撥開歷史的云煙，呂玉蘭留給今天的是什么?帶著這一個個問號，近日，記者走進東留善固村，走進她曾經生活工作過的地方，去追訪、去感受玉蘭精神。

　　“說一千，道一萬，不如帶頭干”

　　初秋時節，東留善固村村北的一大片樹林，蓊蓊郁郁。

　　“原來這里叫‘三八林’，‘老書記’走了以后，根據全村人的心愿，我們把它更名為‘呂玉蘭紀念林’。”東留善固村黨委書記呂廷祥告訴記者。

　　這片林子，見證了當年“鐵姑娘”帶領全村人戰天斗地改善環境的壯舉豪情，半個多世紀之后，東留善固村民依然對呂玉蘭念念不忘。

　　東留善固村地處清涼江沙河古道，曾是遠近聞名的“窮沙窩”。舊謠云：“沙河地，不養家。不怕種，光怕刮。神仙不下界，累死也白搭。”

　　1956年初春，16歲的呂玉蘭被推選為東留善固村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婦女社長。看著村北那片白茫茫的沙荒地依舊肆虐，老百姓依舊靠國家救濟過日子，她下定決心：植樹造林，改變環境!

　　在數千畝沙荒地上植樹造林，困難重重，第一道坎就是沒錢買樹苗，怎么辦?

　　她找老黨員商量，得到一個“采樹種、育樹苗”的辦法。很快，她說服了七八個大姑娘小媳婦，和她一起登梯子、攀墻頭，上樹采榆錢。衣服掛破了，一腳蹬空摔下來，她全不在乎。

　　這時，有人在一旁“吹冷風”：“叫俺媳婦去爬墻上樹，你不嫌丟人，俺還嫌丟人呢!”

　　呂玉蘭就對同伴們說：“植樹造林，是為大伙兒造福，這不是丟人，是光榮!”

　　一個春天下來，她們采了滿滿一大囤榆錢。隨后，果真育出了樹苗。

　　轉眼到了冬天，呂玉蘭組織40多個姑娘媳婦兒，成立了“婦女造林隊”，開始冬季造林。每天，她們清早起來，帶上兩個窩窩頭，背上樹苗，頂著寒風，到幾里地外的沙灘上造林，一氣干到天黑才回家。餓了，就著咸菜啃幾口窩窩頭;渴了，喝口涼水。寒風裹著飛沙，把她們打得透心涼，可她們誰也不肯休息一天。

　　“有陣子，一連10多天，玉蘭睡覺天天不脫鞋。玉蘭母親也就是俺嬸兒說，‘看俺妮忙的，睡覺連鞋都顧不得脫。’”村民孫素華回憶起當年那一幕，仿佛就在眼前。

　　正是造林的緊張時刻，為抓住封凍前的大好時機，呂玉蘭好幾天顧不上梳頭，顧不上洗臉。凜冽的北風無情地刮著，她的眼被打紅了，手凍裂了。有人叫她“紅眼老馬猴”，有人叫她“土地奶奶”。她聽了嘿嘿一笑：“不管是個啥，只要能把樹栽起來就行。”

　　一天、兩天，時間一長，她腳上生了凍瘡，流出了黃水，沾上了襪子，襪子又和鞋粘在了一起，一動彈就疼得鉆心。于是，她干脆睡覺就不脫鞋了。

　　“后來，俺嬸兒發現了這個秘密，就攔著她，不讓她再下地。玉蘭卻說，‘娘，腳凍了不要緊，過幾天還可以治;地凍了，栽不了樹，就得等下一年了。’”孫素華回憶說。

　　就是憑著這股干勁兒，到1959年，呂玉蘭和同伴們一共栽下11萬棵樹。這些樹像一道綠色屏障，擋住了風沙，實現了東留善固村幾代人的綠化夢。

　　治住風沙，呂玉蘭又把目光轉向農田基本建設，決心變旱地為水地，變薄地為肥田。

　　她這樣鼓舞大伙兒：“咱們做夢都想著早點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新農村在哪兒?就在咱們手中!不靠天，不靠地，只能靠咱們自個兒，靠咱們自個兒的雙手。”

　　那時候干活兒苦，可呂玉蘭仿佛總有使不完的勁兒，時時處處干在前面。

　　寒冬臘月，村里組織打井，呂玉蘭站在泥水里，貓著腰，又是挖泥，又是裝土，一會兒累出一身汗，上來凍得直打哆嗦。

　　三夏大忙，為了搶收麥子，呂玉蘭吃住在打麥場，幾天幾夜顧不得洗臉梳頭，頭上竟長出了麥苗——掉在她頭發里的麥粒，在汗水的浸泡下發了芽。

　　一個姑娘家，何苦這樣拼命?呂玉蘭在筆記本上吐露了心思：“做領導工作，實干省很多勁，實干是最省力的領導。說一千，道一萬，不如帶頭干。”

　　她是這樣想的，更是這樣做的。

　　1961年初春的一天，冰雪還沒融化。正在忙著積肥的呂玉蘭，突然聽到從村東傳來一陣喊聲：“決口了!決口了!”已經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她急忙拿起鐵锨循聲趕去。

　　原來，村東的水渠決口了，渠水帶著薄冰，直往麥田里灌。如果決口堵不上，這一大片麥田恐怕就完啦!

　　見幾個村民正站在渠堤上不知所措，呂玉蘭二話沒說，“撲通”一聲就跳進冰水里，堵起決口來。這下子，在場的20多名村民，也紛紛跳進了冰水。

　　到天黑時，大伙兒終于把干渠的決口堵住了。呂玉蘭在冰水里足足堅持了兩個多小時，愣是咬牙沒喊一聲冷。

　　當年這一幕，不少東留善固村的老人記憶猶新，說起來仍嘖嘖稱贊：“大老爺們都凍得渾身打顫呢，玉蘭一個姑娘家，愣是扛得住，真厲害!”

　　男女老少一齊上，起早貪黑連軸轉，打井、平地、積肥……經過呂玉蘭和全村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東留善固漸漸由一個“窮沙窩”變成了“花果園”、富村子，每年向國家貢獻的糧食和棉花，抵得上其他幾十個村。

　　“要不是玉蘭舍得吃苦，哪有今天的好日子過?”老人們感慨。

　　而無論工作崗位怎樣變化，呂玉蘭艱苦創業的勁頭始終不減。

　　臨西縣原副縣長張延福至今難忘——1974年4月，事關臨西80%地區用上運河水的重點水利工程——臨館渠和衛西干渠開始動工興建，時任縣委書記的呂玉蘭決定徒步沿工地全程察看一遍。那天，他們從早晨走到晚上，一口氣走了上百里路。“玉蘭當時工作很忙，整天休息不好，我們都不叫她這么走，可她非要去，最后大家累得東倒西歪。她也累慘了，回到辦公室往桌上一趴就睡著了，別人推也推不醒。玉蘭對臨西的水利事業，可真是出了大力，流了大汗!”

　　正定縣原縣長程寶懷至今難忘——呂玉蘭到正定縣任縣委副書記后，幾個月里，幾乎跑遍了全縣的所有公社以及幾十個村莊。那時，縣委只有兩輛吉普車，其中一輛還經常出毛病，呂玉蘭為了照顧老同志，外出辦事或下鄉，總是騎上自行車。她還主動請纓，不顧身體疾病，帶隊走南闖北，到外地學習取經。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條。玉蘭最贊賞的信條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8月20日下午，呂玉蘭的丈夫、已退休的新華社高級記者江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講了一件往事。

　　1981年9月1日晚，呂玉蘭即將到北京參加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她對我說，這次去北京，準備向上反映一下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后，農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問題。我勸她，現在國家正在推行生產責任制，從上到下都是對生產責任制的贊揚聲，你這時候去談一些問題，合適嗎?”

　　“俺不管那些，該說的就說!”江山回憶，當時呂玉蘭習慣性地把袖子一挽，挺起身子說：“俺是人大代表、共產黨員，如果責任制有毛病誰也不敢講，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還是農民!”

　　呂玉蘭到北京后，果然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她的發言，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重視。在這次會議的第7號簡報上，呂玉蘭提的“農村實行責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應是更多了”的意見，被放在了第一條。

　　“玉蘭為人處世的最大特點，就是敢說真話、敢說實話。”熟悉呂玉蘭的人都如是說。

　　1981年9月，按照組織安排，呂玉蘭從河北省委調任正定縣委副書記。面對職務的變動，她毫無怨言，服從組織安排，很快同縣委一班人打成一片。

　　“玉蘭來正定的當天，就借了別人一輛自行車騎著下鄉去了。”程寶懷回憶說，當時，由于糧食征購任務重，造成了正定農業結構比例失調，種植結構單一，農民收入水平低，形成了典型的“高產窮縣”現象。縣委一班人很快達成共識：高征購必須及時糾正。是坐等中央調整政策，還是主動向上反映問題，大家卻有不同意見。

　　“當時剛到正定工作不久的習近平同志和呂玉蘭同志都主張如實向上級反映正定的現狀，說實事求是是我們黨一貫倡導的，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是對黨的事業負責。”程寶懷說，習近平同志和呂玉蘭同志不畏困難，多次向上級反映。經過努力，正定縣糧食征購任務減少了2000多萬斤，給正定人民贏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

　　愈是求真務實，愈能眼光放遠、開拓創新。

　　提起正定榮國府，許多人耳熟能詳。今天，榮國府就好比正定旅游業的“聚寶盆”。而榮國府能夠順利建成，也包含著呂玉蘭的“一言之功”。

　　作為我國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正定開始醞釀發展旅游業。恰逢中央電視臺籌拍大型電視連續劇《紅樓夢》，需要建造一個“榮國府”，正定縣把這個項目拉了過來。原計劃用幾十萬元置起假景，拍完也就了事了。后來，習近平同志考慮到不如著眼長遠，借此機會建成實景，為正定縣留下一處永久性的旅游景點，推動旅游業發展。但這需要增加投資300多萬元，不少干部因為思想不夠解放，擔心投資難以收回，對此心存疑慮。

　　這時，恰逢呂玉蘭從河北農業大學學習回來，習近平同志便和程寶懷同志去征求她的意見。呂玉蘭說，縣委抓得及時、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時她還利用回來的短暫時間，積極說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在呂玉蘭的支持下，縣委很快作出了興建“榮國府”和常山公園的決定，為正定縣旅游事業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使正定縣的旅游業進入了黃金時期。

　　看準了就大干，看不準搞試驗——這是呂玉蘭多年的工作準則。

　　1970年，她在東留善固村建立試驗農場，光小麥品種就種了20多種。通過對比試驗后在大田推廣，逐步把全村農作物改換成了優良品種。任臨西縣委書記時，她提出“層層搭梯子，生產步步高”。縣委抓住44個在自然條件和生產發展上各有特點的先進單位作為“梯子”，很快出現了“一面紅旗帶一片，多面紅旗帶全縣”的生動局面。

　　正定縣原副縣長何玉記得，當年，正定縣委決定把發展農業、工業和多種經營作為正定經濟騰飛的突破口。呂玉蘭主動提出由自己負責多種經營工作。“玉蘭在城關公社西北街大隊開展庭院經濟試點，指導農民利用房前屋后養花、養魚，搞手工加工項目，并召開現場會，讓大家受到啟發：就在人們眼皮子底下的正定城關，農民照樣能夠依靠多種經營發家致富。”

　　“凡是為群眾服務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頭”

　　在東留善固村南，有一座呂玉蘭紀念館。東留善固村黨委副書記馮占臣說，紀念館是應村民的強烈要求而建，“這是‘老書記’永遠活在東留善固群眾心中的一種象征。”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要做個好當家人，讓大伙兒一直記在心底，那可不容易啊!”曾擔任村干部、和呂玉蘭共事15年的楊建文告訴記者，別看呂玉蘭干事業潑潑辣辣、風風火火，但心細著呢。她總是說，“凡是為群眾服務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頭。”

　　當年，村里有位叫孫文禮的孤寡老人，平時不洗臉，不疊被子，不刷鍋碗，兩間房里積滿了灰塵也從不打掃，總感覺生活沒啥意思。

　　為了讓老人感到溫暖，逢年過節，呂玉蘭都要帶著全體干部去他家打掃衛生。

　　有一年的春節前，呂玉蘭和村干部們幫孫文禮家大掃除后，他說什么也要留大家吃飯。

　　其他人都走了，唯獨呂玉蘭留了下來。她幫老人點火做飯，飯做好后，喝了一碗粥——她以為是紅薯面的，可老人說是玉米面的。原來，因為他家的面缸常年不蓋，里面落滿了灰塵，熬的粥成了黑紅色。

　　事后，好多人不相信，孫文禮家的飯呂玉蘭也吃得下。呂玉蘭說：“群眾的飯我一般不吃，可孫大爺家的飯我得留下來吃，而且我吃得很香，因為這是連心飯。”

　　“玉蘭真看得起我這個糟老頭子啊!”這之后，孫文禮重新燃起了對生活的熱情，改變了很多。為了讓老人生活有著落，呂玉蘭和村干部們商量后，安排他到林場看門、喂雞。老人最終度過了幸福的晚年。他多次對人講：“多虧了玉蘭這好閨女呀!”

　　聯系群眾魚得水，脫離群眾樹斷根。不管在哪個工作崗位，呂玉蘭總是喜歡到群眾中去，到基層去，了解情況，聽取意見、要求和建議。

　　擔任臨西縣委書記期間，她提出“農業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縣委常委們帶領縣直機關的大部分干部，深入到農業生產一線，分別蹲點在170多個生產大隊，同基層干部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針對少數干部“身子在點心不在點”的情況，她要求干部，“不做浮在水面上的葫蘆，要做沉到水底的秤砣”，使扎扎實實下基層成為臨西縣干部的一種風氣。

　　在正定工作期間，她提出“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也就是面向全縣，胸懷全局，不論哪方面的情況、哪方面的反映都要聽、都要看，回來以后再分門別類加以分析研究，而后將有關情況向其他同志反映，分頭解決、落實。

　　“有一回，玉蘭同我討論如何對待分工以外的事。原來，她下基層時，并不完全按照工作分工去了解情況，而是什么都問、什么都記，甚至外部門的事，她也要管。”江山對記者講述了一件呂玉蘭任省農業廳副廳長時“管得寬”的事。

　　那是呂玉蘭在邯鄲調研時，聽說不少榆樹生了榆葉甲蟲，大片榆葉被吃光，致使樹木死亡，就掏出筆記本，詳細記錄了這一情況。跟隨她調研的省農業廳同志提醒說：“樹木蟲害歸林業部門管，咱們就別再問了。”呂玉蘭說：“如果不抓緊治理，林業受了害，農業也會受影響。咱們管不了，可以向林業廳反映嘛!”

　　“玉蘭曾向我談到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她說，領導就是服務，就是要聯系群眾。到了下邊，見農民有困難，工作有問題，因為分工就繞著走，不去管，她不忍心!”江山告訴記者，一些接觸過呂玉蘭的縣鄉干部跟他說，他們不論反映基層哪一方面的困難，呂玉蘭都耐心聽，而且總是力所能及地幫助解決。

　　臨西縣原縣長宗振榮，至今對呂玉蘭“吃飯時調研工作”的事記憶猶新。

　　“在機關吃飯的時候，她每次都端著碗串門，宣傳部、組織部，她挨著串，這頓在這里，下頓就去那邊了，邊吃邊聊。就這樣，獲得了許多平時根本了解不到的情況。”宗振榮說，那時呂玉蘭還不讓機關的人喊她“呂書記”，而是直接喊她“玉蘭”，就連村干部也都這樣稱呼她。“群眾說她當官不像官，她就這樣和群眾打成一片。”

　　1971年，呂玉蘭到省委工作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還兼任東留善固村黨支部書記。當時的省委工作人員冀平說：“她跟我講，她不是認為兼著支部書記，東留善固會發展得多么好，也不是對后來的人不放心。她是覺得自己到了省領導這么一個位子上，還在村里兼個職，會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脫離群眾，要時刻想著群眾。一到田間地頭，一到群眾中間，我就能看到自己那種幸福、那種輕松、那種熱愛、那種自如。”

　　“凡是集體的東西，咱一點也不能沾”

　　走在東留善固村，規劃整齊、干凈整潔的街道和房屋，給記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條主大街寬18米，四條東西街各寬10米，還有22條胡同也都8米寬，這都是我們‘老書記’上世紀七十年代找人規劃設計的。”呂廷祥告訴記者。

　　說起當年建新農村的事兒，村里的老干部孫文德有一肚子話要說。他介紹道，1976年，村里開始搞新農村建設，每年冬天，由生產隊組織男女老少，拆舊房蓋新房。拆房、蓋房都記工分，年終分配時，再扣除蓋房用的工分和檁條等物占款。呂玉蘭家的房子是最后蓋的，需25根檁條，除舊房的檁條全部用上外，還缺15根。這時有人說，樹都是玉蘭操持栽的，現在都成材了，都是玉蘭的功勞，應該讓玉蘭挑最好的用，別使拆下來的舊檁條了，直接給25根新的。“玉蘭姐聽說后堅決不同意，說不能搞特殊，多占集體便宜。1980年年終分配時，她的拆蓋房用工、檁條等物占款全部從分配中扣回集體。”

　　采訪中，一些老黨員、老干部告訴記者，當年村里也曾有人反對過玉蘭。

　　“為啥他們反對玉蘭?因為他們圖的是個人自家的利益，要搞多吃多占。玉蘭想的是國家、集體和大伙兒的利益，大公無私，廉潔奉公。而且，她是個旗幟鮮明的人，不但自己不貪不占，還堅決反對別人這樣干。”

　　1963年9月，大水剛過，由國家調撥的大批救災物資不斷運下鄉來。一天，隊干部們拆開大包，這個拿件單的，那個揀件棉的。他們一邊揀，一邊還不忘上身試試。這個說：“這件俺穿著正合體。”那個說：“這件像給俺做的。”救災衣物東一件、西一件，攤得滿地都是。

　　呂玉蘭從外邊走進院里，望著這情景，還以為他們是往下分配呢，就說：“還沒研究哩，怎么就分開啦?”

　　話音沒落，一個隊干部沖著她說：“玉蘭，你穿鞋子費，特意給你留了兩雙皮鞋，可好哩!就在那個紙盒子里，你試試。”

　　呂玉蘭這才明白，他們都是為自己挑的。她看都沒看那個紙盒，立即大聲說：“多好的皮鞋，俺也不要。救災物資，應該先分給最需要的群眾。當干部的，誰也不許先挑先揀。挑了衣裳的，趕快放回去，重新分配!”

　　聽她這一說，盡管有人不大樂意，大家還是把已經挑到手的衣物都放了回去。

　　呂玉蘭不但嚴格自律、嚴格要求班子成員，而且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友。

　　村里的老人告訴記者，有一回，玉蘭的父親見樹林里落葉很多，就摟了一大筐，用自行車馱回家，準備用來燒火做飯。玉蘭回家看到樹葉，問明了情況，非讓父親把樹葉給隊里送回去。

　　父親說：“樹林里葉子那么多，摟筐葉子算個啥?”

　　呂玉蘭堅決地說：“不管是一筐還是一片，凡是集體的東西，咱一點也不能沾!”

　　不光不沾，還要倒貼。幾十年間，呂玉蘭當干部，出差貼路費，上級來人在家吃飯貼飯菜，賣掉家里的豬仔貼給村小學買桌板……于是，人們送給呂玉蘭一個外號——“賠本干部”。

　　“我當大隊會計那些年，所經手的賬上，玉蘭姐沒有借支過一分錢，也沒有報銷過一分錢。”孫文德說，東留善固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可以說是呂玉蘭用甘于吃苦、吃虧、吃屈的“三吃”精神換來的。

　　一塵不染、廉潔奉公，不論在村里、縣上，還是在省委和省農業廳工作期間，呂玉蘭都做到了這一點。

　　在呂玉蘭的遺物中，有一張中捷農場服裝加工廠開具的150元錢的收費單。原來，呂玉蘭1988年出訪法國時，在中捷農場做了兩件衣服。她問：“多少錢啊?”農場領導說：“玉蘭，你給我們農場辦了那么多事情，出國做兩件衣服，還能要你的錢啊!”呂玉蘭拒絕道：“如果不要錢，俺就不在你這兒做了。咱們領導干部都要嚴格要求自己，不但俺在這兒做衣服要交錢，就是別的領導，包括你們農場領導在這兒做衣服，也要交錢。”

　　正定縣委辦公室原工作人員賈俊華回憶說，呂玉蘭在正定工作時，出門回來晚了偶爾在縣招待所就餐，或者上級來人她陪餐時，都讓記上賬。“她到河北農大學習后，也就是1982年10月份，我把工資交給她，她又立即退給我30元錢及一些糧票，讓我抽空到縣招待所把吃飯欠的賬給還了。我說縣領導整天忙忙碌碌，為縣里辦事，吃幾頓飯，還算什么賬?她馬上嚴肅地說，這是規定，不能馬虎。”看呂玉蘭如此認真，賈俊華不敢再說什么，乖乖地拿著錢和糧票去了。當她把交款單和剩余的錢還給呂玉蘭時，呂玉蘭瞅著她笑了，說：“這就對了。”

　　呂玉蘭為什么對自己這樣嚴苛呢?首先發表于1966年6月14日的河北日報，而后被多家媒體轉載的呂玉蘭的文章《十個為什么?》給出了答案。文中寫道——

　　有的說：“咳!當干部沒落頭。”我不理解這話。我們天天說為人民服務，是真的還是假的呢?真為人民服務還找什么“落頭”呢?其實當干部賠本的思想，說穿了，就是因為有找“落頭”的思想作怪。

　　這樸實的話語，今天讀來，依然振聾發聵，蕩滌靈魂，讓人感覺那樣珍貴。

　　1993年3月31日，53歲的呂玉蘭因腦血栓等病復發，搶救無效，不幸離世。她走了，但她又何曾離開過這個世界呢?

　　在東留善固村，弘揚玉蘭精神，把村莊建設得更美好，是村“兩委”班子堅持不懈的追求。昔日聞名遐邇的東留善固，今天更像一顆鑲嵌在冀南平原上的明珠，熠熠生輝。

　　多年來，臨西縣大力傳承弘揚玉蘭精神，引導全縣黨員干部立足本職，干事創業為民。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該縣持續開展了“遠學焦裕祿，近學呂玉蘭”、“爭做玉蘭式好黨員、好干部”等主題活動，圍繞招商引資、城鎮建設、高效農業等重點工作，“學玉蘭、比玉蘭、做玉蘭”。

　　在省圖書館原黨組書記李福生老人的書桌上，擺放著一張呂玉蘭的照片。當年，他曾隨省創作組在東留善固駐村3年，耳聞目睹了呂玉蘭的高風亮節、公仆風范，被玉蘭精神深深感動。他回省城后，雖然變換了4個單位，可不管調到哪里，都把這張呂玉蘭的照片擺在案頭激勵自己，并經常向同事介紹呂玉蘭的感人事跡。他本人曾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勞動模范稱號，被省直工委評為省直十佳優秀人民公仆。

　　東留善固村呂玉蘭紀念館，吸引著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參觀者。8月16日，記者在這里遇到了67歲的張桂芳老人。他們一大家子、十多口人，剛剛參觀完紀念館展廳，在紀念館門前的呂玉蘭雕像旁照了合影。“我年輕時沒少受‘鐵姑娘’的激勵，所以這次特意帶著家人來這里看一看，感覺很受教育。我覺得呂玉蘭的精神今天沒有過時，明天也不會過時。實現中國夢，依然需要弘揚玉蘭精神啊!”

　　其時，一陣風吹過，院中蒼翠的玉蘭樹颯颯作響，仿佛在深情地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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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共產黨人呂玉蘭紀錄片、文章及電子版下載

　　2014年8月18日 來源：烏有之鄉

　　目錄

　　文獻紀錄片《呂玉蘭》

　　習近平：高風亮節 一代楷模——深切懷念呂玉蘭同志

　　《十個為什么》編者按及網盤禮包

　　老田推薦：呂玉蘭《十個為什么》

　　呂玉蘭是全國著名勞動模范，文獻紀錄片《呂玉蘭》共分《火紅的青春》、《希望的田野》、《永遠的人民》、《探索的腳步》、《質樸的本色》、《精神的力量》六集。該片以豐富的真人影像、人物日記、采訪口述，向觀眾講述了一位平凡而偉大的女性呂玉蘭，再現了呂玉蘭從冀南平原普通農村姑娘逐步成長為全國著名勞模的傳奇經歷，努力于時代背景、故事與細節處，探尋人物內心的情感和行動的源泉，在現實的觀照下催人深思與奮進。

　　呂玉蘭是毛澤東時代和陳永貴齊名的勞動模范，15歲便成為新中國最年輕的農業合作社社長，29歲就成為新中國最年輕的中央委員，從農業合作社社長，到大隊支部書記，到縣委書記，到37歲出任省委書記，雖然職務越來越高，但呂玉蘭始終保持了一個普通農民的本色，始終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本色。呂玉蘭靠著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靠著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熱忱，靠著幾十年如一日的苦干、實干和巧干，成就了火紅年代一段最經典最動人的傳奇，成為了一代婦女的楷模、一代農民的楷模、一代勞動者的楷模。就像劇中另一位勞動模范葉穎芬說的：“時代造就了我們，那些個人們就是跟著共產黨走，聽毛主席的話，沒有私心。”是啊，只有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才能造就呂玉蘭這樣的好干部，只有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共產黨員才會這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從1970年開始，呂玉蘭擔任臨西縣委書記，短短幾年就改變了臨西的面貌，該縣糧食連年增產，經濟獲得了飛速發展，紀錄片不僅真實地再現了這一段歷史，還告訴我們一個樸素的道理：只有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中國的農村才能獲得真正的發展，中國的農民才能真正過上好日子。

　　呂玉蘭和那個時代的英雄陳永貴、吳桂賢、郭鳳蓮有著一樣的命運，在二代核心聽政之后，在工農地位急劇下降的“歷史轉折時期”，她便由省委書記降至正定縣擔任縣委副書記，還做過正定縣委書記習近平的副手。據馬大哥告訴我，習總對呂玉蘭非常敬重，呂玉蘭病重期間，習總還攜夫人從福建專程去河北看望。這個歌頌毛澤東時代勞動模范的紀錄片能夠順利播出，或許與習總的支持有關。

文獻紀錄片《呂玉蘭》

《呂玉蘭》 第一集 火紅的青春

《呂玉蘭》 第二集 希望的田野

 《呂玉蘭》 第三集 永遠的人民

《呂玉蘭》 第四集 質樸的本色

《呂玉蘭》 第五集 探索的腳步

《呂玉蘭》 第六集 精神的力量

　　高風亮節 一代楷模——深切懷念呂玉蘭同志

　　習近平

　　知道玉蘭同志病魔纏身，去年春天我因公到石家莊，趕忙去看望她。見她雖未康復，但精神尚好，也就放心了許多。誰知病魔無情，當我從北方回到福州不久，就傳來了她病逝的噩耗。我為玉蘭同志英年早逝，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玉蘭同志就是全國著名的勞動模范，她的事跡傳遍了大江南北，激勵了當時的一代青年人。1982年春，我從北京調到河北省正定縣工作，有幸和她一起共事，耳聞目睹了她的高風亮節、公仆風范，對她更加敬佩和尊重了。

　　玉蘭同志曾在中央和省委任過要職。1981年9月，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的安排，調任中共正定縣委副書記。面對職務的變動，玉蘭同志毫無怨言，服從組織安排，并很快同縣委“一班人”打成一片。當時，縣委分工玉蘭同志抓多種經營工作。正定縣是我國北方糧食單產最早上綱要、過黃河、跨長江的縣。但長期以來，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擾，只看重糧食生產，而忽視了多種經營，經濟并不富裕，是有名的“高產窮縣”。全縣每年上交糧食征購 7100萬斤，每畝平均負擔200多斤。為了保征購，不得不壓縮經濟作物，致使種植結構單一，林、牧、副、漁不能平衡發展，增產不增收。玉蘭同志了解到征購過重的情況后，就主張縣委如實向上級反映，經過努力，終于使糧食征購任務核減到5100萬斤，減去了2000萬斤，給正定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玉蘭同志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她提出了“農民要想富，必須上工副”的口號，建議成立縣多種經營辦公室，把發展農業、工業和多種經營作為正定經濟騰飛的突破口。她還主動請纓，不顧身體有病，親自帶隊走南闖北，學習取經，為干部群眾的思想解放和全縣經濟的飛快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農業生產實行“大包干” 時，縣委“一班人”中認識不盡一致，玉蘭同志根據四川、安徽等地全面推行農業“大包干”很快使農業生產躍上新臺階的事例，大力宣傳“大包干”的好處，并提出可以先搞試點，然后逐步推開。由于縣委“一班人”解放思想，形成共識，從而為正定縣全面推行“大包干”奠定了思想基礎。

　　玉蘭同志有句口頭禪，叫做“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意思是說領導干部不要只浮在上面，要深入基層，廣泛接觸干部群眾和工作實際，不論哪方面的情況、哪方面的反映，都要聽、都要看，回來以后再分門別類加以分析研究，分頭解決、落實，這是玉蘭同志的經驗之談。玉蘭同志總是喜歡到群眾中去，到基層去，了解情況，聽取意見、要求和建議。她還非常注意抓典型，凡是涉及全局的重要舉措，她總是強調一定要先搞好試點，取得經驗，然后再全面推開。當時正定縣在推行農業 “大包干”，發展多種經營，調整農業種植結構等方面，都涌現出了一批先進典型。這些典型所在的地方，都有玉蘭同志留下的足跡。

　　玉蘭同志15歲參加革命工作，既任過基層農村黨支部書記，后來也當過省委書記，閱歷和經驗都很豐富，但她并不知足。1982年后，她提出要到大學去深造。當時考慮到她的身體不太好，年齡又偏大，我和一些同志都勸她不要去了，但她決心已定，說社會在不斷發展，不斷進步，我們沒有科學文化知識，怎么能干好工作呢?我們拗不過她，只好同意了。她用三年的時間學完了四年的大學課程，以堅強的意志、刻苦的精神，取得了良好的學習成績。

　　玉蘭同志深知知識的重要，所以她愛惜人才。她看到在發展多種經營、大上工副業，實現正定經濟新飛躍的過程中存在人才不足的問題，就提出可以借鑒當時江蘇的經驗，即充分利用本地的能人，又從外地廣納人才。1983年4月，正定縣制定出“招賢納士”的九條規定。年內，我們就引進各類技術人員46人。這些人才到正定后，充分發揮了他們的聰明才智，找資金、上項目、建工廠，使全縣經濟建設出現蓬勃發展之勢，當年就新上項目58個，工業產值增加9000萬元。這些都和玉蘭同志的積極參與分不開的。

　　玉蘭同志總是那樣樸實無華，任勞任怨，嚴以律己，處處表現出勞動模范的崇高鳳范，時時記住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實踐著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她從不搞特殊化。住的是一般機關平房，又暗又潮濕，很多同志提出要給她換房子，都被她婉言謝絕。平時吃飯，她總是和機關干部一樣，到大食堂排隊買飯。有時開會或下鄉回來晚了，也不讓師傅另做，吃涼飯是常事。但誰有了什么煩心事，她就親切地安慰勸解。誰有了什么困難，她就千方百計幫助解決。在她的心目中，群眾的事，就是她的事;群眾的難事，就是她的大事。有一個叫李志安的縣文化館干部，畢業于天津美術專科學校，是當地小有名氣的畫家、書法家，但多年以來一家4口人一直擠在兩間由庫房改造的居室里。玉蘭同志知道后，親自找有關部門協調，為其安排了一套兩室一廳的住房。離休老干部王世恭同志，當時已70 多歲，體弱多病，玉蘭同志就常去王老家里看望，并幫助調理飯菜。對于群眾生活中的小事，玉蘭同志總是體貼入微、情到意到。

　　玉蘭同志逝世已經一年多了，但我的腦海里，時常還浮現著她的音容笑貌。我在正定與玉蘭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誼。特別是我當縣委書記時，她對于我的鼓勵、支持和幫助，至今我想起來還心頭熱呼呼的。那時，雖然她在100多公里以外的河北農業大學學習，還時常在節假日回正定來了解縣里的工作，給我當參謀、出主意、想辦法。有時學習緊張顧不得回來，就給我寫信。正定縣是我國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我們開始醞釀發展旅游業，恰逢中央電視臺籌拍大型電視連續劇《紅樓夢》，需要建造一個“榮國府”，我們設法把它拉到了正定縣。原計劃用57萬元置起假景，拍完也就了事。后來，我們又考慮不如借此機會建成實景，為正定縣留下一處永久性的旅游景點。但這需要增加投資300多萬元，因而出現了較大的意見分歧。這時恰逢玉蘭同志從保定回來，我便和縣長程寶懷同志征求她的意見。她說，隨著經濟的增長和人們文化生活的需要，旅游業肯定會有一個大的發展，這個機會不能錯過，縣委抓得及時、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時她還利用回來的短暫時間，積極說服持反對意見的同志。在玉蘭同志的支持下，我們很快做出了興建“榮國府”和常山公園的決定，為正定縣旅游事業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榮國府”和常山公園的建立，使正定縣的旅游業進入了黃金時期，近幾年來，全縣旅游點的門票總收人每年都達1000多萬元，旅游業已成為正定縣一個很有特色的產業。

　　玉蘭同志在生活上對我的關心和幫助，也使我永遠難忘。她像一位大姐一樣，惦記著我的飲食起居，常從家里拿來雞蛋、掛面、點心給我，勸我按時進餐。我到石家莊出差開會，還常在她家里吃飯。她常勸我，要經常活動活動，加強體質鍛煉，不要累壞了身體，不要吃年輕的本錢。

　　“高風昭日月，亮節啟后人;痛心傷永逝，揮淚憶深情。”玉蘭同志雖然離開了我們，但她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她的品德和風范，將永遠激勵我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努力奮斗!

　　（本文寫于呂玉蘭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際的1994年春天，作者時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兼任福州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

　　《十個為什么》編者按

　　河北省臨西縣張三寨公社東留善固大隊黨支部書記呂玉蘭同志《十個為什么》這篇文章是她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跟階級敵人作斗爭的一篇很好的經驗總結，也是她同舊思想、舊傳統、舊習慣徹底決裂的一篇很好的經驗總結。它充滿了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精神和唯物辯證法，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強烈的戰斗性。那些資產階級“權威”們污蔑工農兵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是什么“簡單化”、“庸俗化”、“實用主義”。呂玉蘭同志這篇文章再一次給了他們一個有力的回擊!

　　毛主席教導我們：“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作最后的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后，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我們務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呂玉蘭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懂得了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是回避不了的。十年來，她不斷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發揚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當地的階級敵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你死我活的斗爭。她說：“干革命是我的終身大事”，“干革命就不能怕‘事兒’”，“干革命就要進攻”，“他們越斗我，我干得越歡。”這是多么豪邁的英雄氣概!正因為她具有這種不怕任何困難和犧牲的革命精神，緊緊依靠貧下中農，打退了階級敵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進攻，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呂玉蘭是黨的好兒女，是階級斗爭的堅強戰士，我們廣大青年應該很好地向她學習。

　　呂玉蘭著. 十個為什么?. 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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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推薦：呂玉蘭《十個為什么》

　　呂玉蘭：十個為什么?——讀毛澤東的書的一些體會

　　【老田按：1966年6月，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呂玉蘭，結合自己的合作社管理經驗，介紹了自己學習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怎樣對待人生的體會，由報社記者幫助整理成文章《十個為什么?》，發表在《河北日報》上。不久，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和香港《文匯報》等海內外多家報刊雜志陸續轉載，在當時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這篇文章今天讀起來還很有意義，體現一個從16歲就走上合作社管理崗位的小學畢業生，在十多年的集體農業管理崗位上的感悟，她把自己所碰到的管理難題結合對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體會，做出了一份的思考。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在中國的傳人林毅夫博士說，集體農業不可能有效率，關鍵就在于農村干部總是選擇一個較低的監督水平同時社員選擇一個較低的投入水平，洋博士顯然認為社員干多少活完全是干部監督和控制的結果，這個關鍵性的假設到底對不對，我們來看看只有小學文化的呂玉蘭是怎么說的，比較一下洋博士的規范學術論文和小學生的長期管理體驗，不是沒有意義的。】

　　一、為什么有人說我“傻”，怎么看待“精”和“傻”?

　　立場不同，對精傻的看法不同

　　人有說我是“傻玉蘭”，認為我頭腦簡單，不懂得“幸福”，不會“生活”，只知道傻干。

　　我傻不傻呢?我不會損公肥私，不會投機取巧，不會打自己的小算盤，要說這就是“傻”，我就算“傻”。

　　可是，我對黨、對國家、對集體，是費腦子的，一個心眼拼著干，要說這是傻，我不答應。傻不傻，那看你算的什么賬!

　　“你這個人沒頭腦。”我說得看是什么樣的頭腦。

　　滿腦子只一個“我”字，是一個人主義的頭腦。

　　腦子里“公”字掛帥，就是共產主義頭腦。

　　人的立足點不同，算法不一樣，想的不是一個理，怎么會互相理解?你說我太傻，我覺得我有自己的聰明。

　　毛主席說：“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著。”為什么活著，為誰活著，這是條總根兒，總根不一樣，開不出一樣的花。

　　立場不同，看法不同，依我看，私心眼的人最沒見識，最愚蠢，一個人有私就有偏見，無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時代不同，精傻的標準不同

　　以精傻論是非，作為衡量人的標準，這個“傻”是有階級性的。老貧農常對我說：舊社會，統治階級糊弄人，說窮人傻，該窮，富人精，該富。那時候窮人被人看不起，說話不占地方，不呆也呆，不傻也傻。

　　在舊社會，一個人只為統治階級賣力，那才是奴才、傻瓜。

　　社會制度變了，時代變了，精傻的標準也變了。

　　有的人，土地、牧畜歸集體，思想沒歸集體，身子坐在社會主義大車上，腦子里還是“我”當家。你說“為人民服務”，他不信;你真為人民服務，他說你傻。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公”字當頭，“私”字退位，“小精人”越來越少，“大傻子”越來越多，我們的社會就變成“人不為公，天誅地滅”了，變得“私”字和“偷”字一樣臭。

　　傻于集體，傻于人民，傻于社會主義。

　　公而忘私的人，被那些損公肥私的人諷刺為傻子。

　　“你說我‘傻’，我就‘傻’!”

　　前后兩個“傻”字，意義完全不同。

　　“我傻于集體，傻于人民，傻于社會主義”，就是后面那個“傻”字。

　　“寧當一輩子的大傻子，不當一天小精人。”我們領導群眾開展了精傻的大討論，批判了“小精人”，表揚了“大傻子”，“精”臭了，“傻”香了，人人爭當革命的“傻子”。

　　有人評不上“傻子”急得要哭;有人聽到叫他“小精人”，他覺得比罵他還厲害。

　　二、為什么我把革命當作終身大事?

　　眼要看到共產主義，心要裝下整個世界。

　　高小畢業后，回家鄉參加農業生產，當了農業社長，入了黨，受到黨的教育，這才知道：一個人活在世上，跟世界是個什么關系。解放全人類，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一生是最光輝的一生，干革命才是我的終身大事。

　　沒有人民的大天下，就沒有勞動人民的解放!現在有人好說：“掙工吃飯，憑的是力氣!”忘了掙的誰的工，吃的是誰的飯?社會主義江山不保，哪來的按勞分配原則?土地在地主手里，你有力氣頂啥用?

　　我把個人婚姻和國家五年計劃聯系起來，我是想，今天我們每個人能有幸福，是因為有我們自己的國家，有國才有家，個人的事是和國家的聯系在一起的，好比大盆套小盆，小圈套在大圈里。

　　我們要往遠處看，圈要往大里劃，眼要看到共產主義，心要裝下整個世界……

　　大多數人的利益是大事，個人利益是小事……個人幸福是小事，革命是大事。我常想雷鋒說的這句話：我活著就是為了讓多數人活得更美好。這話對，讓絕大多數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眼光遠大和鼠目寸光。

　　……小局要服從大局，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把黃金時代獻給革命比過早的纏在家庭、孩子身上意義大，因此，我才把終身大事，從個人婚姻移到“革命”二字上來。

　　三、為什么越挨斗我干得越歡

　　1960年冬整風……有的同志問我：有的人受了批評躺倒不干，你為什么能頂住風，壓住浪，越斗干的越歡呢?你當時是怎么想的?我想：整風不是整的我，是我身上的缺點、錯誤。

　　整風開始，大家提了工作上的缺點，爹娘埋怨我當干部費力不討好，不讓我干啦。我帶著這個問題學習了《整頓黨的作風》這篇文章。

　　錯誤、缺點就像我身上的瘡，不治就要化膿，越爛越大。

　　治的時候，疼，以后就好了。人不能不犯錯誤，知錯認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我把日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看作是小洗臉，整風運動就是大洗澡，澡洗過了，渾身輕快。

　　我們有成績、有優點，黨都看見了。黨來整風，不是對我們為難，是愛護，是培養，是怕我們變壞了。黨來整風，就像大人教育小孩，不護短。

　　要在整風中挺得住，先要對整風有個正確認識，把正確態度，把成績和缺點他開來，一分為二看自己，不能一好遮百丑，有了成績，就不愿讓人說“不是”。

　　“眾人是桿秤，斤兩稱分明”不要光信自己全對，聽不得群眾的批評。

　　他們斗的不是我，是我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整風運動中，幾個人對我惡毒攻擊。他們上告我在1948年混入黨內，多笑話!那時我還不到十歲。我看清了他們的鬼把戲，他們斗的不是我，是我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們想斗懵了我，躺倒不干，我不中他們的奸計。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他們反對我，證明我做對了。他們反對得越厲害，越證明我對，我就更堅決干下去。

　　我想，你反對我頂個屁用，你們反對我，貧下中農可支持我呢!夜里有幾個老貧農在房上、院里暗暗保護我，安慰我，有這些人給做主，怕什么?該干什么還干什么。

　　臨散會了，我說：“大家不要走，有工作要布置，整風要整出干勁來……”這樣一來，他們也就無計可施了。

　　小困難小考驗，大困難大考驗

　　斗我的那幾天夜里，覺我是睡不著，就學起毛主席著作來，想起了過去的英雄。我想起了英雄劉胡蘭在敵人鍘刀面前英勇不屈，我能在歪理前面嚇倒?“烈火煉真金”，這是黨對我的嚴重考驗。平常里說得挺堅決，來到節骨眼上，看我能不能頂住風浪，堅持真理，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一把“我”字丟開，一想到考驗，不怕“鬼”的愣勁就上來了。

　　現在我一遇上風險，就想到是對我最好的考驗。小困難是小考驗，大困難是大考驗。一次困難一次磨煉，越磨越快，越煉越純。常走百里路，十里八里就不當回事了。“礦石越煉越精，混水越澄越清。”沒有斗爭，我哪來的斗爭經驗呢?

　　黨和群眾從正面教育了我，階級敵人從反面教育了我，現在就有人……說：“你們越跟玉蘭作對，她越堅強，她這個人就是你們把她鍛煉出來的。”

　　四、為什么我當干部不覺得“賠本”?

　　當干部先弄清哪是本?哪是家?

　　過去，俺爹好說：“家里事你也不管，自留地你也不望，哪是你的家?”說我是“賠本干部”。

　　我想：干部是大家的管家人，黨把全村交給我們了，我們就要把擔子擔起來，革命是我的本，集體是我的家，我吃飯在家，人是公共的。

　　俺村生產隊長呂世周，以集體為家，從來把隊上的事情比自己的看得還重要，把“私”和“公”的位置調換了個過。換得好，當干部就得把心放在“公”字上，不能把職務看成是特權，“一個人當干部，全家沾光”。干革命是不能講賠本賺錢的，革命需要的時候，連生命也可以貢獻。要不，白求恩到中國來犧牲了生命這筆帳怎么算?

　　當干部究竟為誰?

　　有的說：“咳!當干部沒落頭。”我不理解這話，我們天天說為人民服務，是真的還是假的呢?為人民服務還有什么“落頭”呢?其實當干部賠本的思想，說穿了，就是因為有找“落頭”的思想作怪。

　　干革命是自覺的，不能有雇傭觀點。革命不是做買賣。有人說當基層干部不如脫產干部拿工資，我是這樣想：干革命的人不在領不領工資，不革命的人領多少工資也干不好，革命都不拿工資也一樣干得好。過去老一輩革命者，流血犧牲，可誰為了工資干的?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的最大的“落頭”。

　　有人覺得冤屈，說：“不給他干”。給誰干呢?給上級干的嗎?上級給誰干的呢?我們不是一個村的共產黨員，是中國的共產黨員，是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的，不是給哪個人干的，任何時候也不能賭氣。

　　當干部是否吃虧?

　　有人說當干部吃虧，是否真吃虧?

　　要是當干部不為集體想，光想自己多弄點，生產搞不好，自己挨點子罵，個人也多收不了。

　　尤其是貧下中農當干部，是掌階級的印把子，為自己辦事，我們不抓印把子，讓人家抓到手里，自己就沾光啦?!

　　當干部不覺得賠本是最明白的帳，喊“賠本”、找“落頭”是最糊涂的賬。

　　五、為什么越怕出事越出事?

　　干革命就不能怕“事兒”

　　過去怕“事兒”，老覺得自己村里人落后，“事兒”多，自己難得哭過，給區婦聯寫信要求不干了。

　　去省里開會，聽到講《矛盾論》，才知道客觀事物都是矛盾著的，矛盾是沒完的，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出現。

　　有了毛主席《矛盾論》的思想武裝，以后遇上“事兒”，就往矛盾上想，想“工作就是斗爭”，思想上沒有怕“事兒”的包袱了，出了“事兒”不愁也不怕。

　　矛盾不是怕掉的，是斗掉的。我常想：越怕出“事兒”越出“事兒”，敢于斗爭就是勝利。“掉下樹葉來怕砸著腦袋”，“走路怕踩死螞蟻”，那樣的人還能干革命?

　　十多年來斗爭生活過慣了，斗爭成了我一種最大的精神愉快。一沒“事兒”壓住頭，就悶得慌，沒精打采，沒意思。干起工作來，幾天幾夜不睡也不困。

　　遇上“事兒”要豁上干

　　1963年鬧洪水，有的人說：“完了。”我說：“干哪!”我越遇上“事兒”吃得越多，豁上干，不能豁上不干，那年抗住了洪水。

　　舊社會里“認命”，“認倒霉”，那是迷信，是舊的處世哲學，不能聽那一套。

　　危急的時候，直是豁上不干，“事兒”就越大，也就徹底完了;越是豁上干，“不怕死了還怕什么?”有一分力氣拼一分力氣，就能轉危為安，至少也少損失。

　　膽子大，泰山也不怕，膽子小，一塊磚頭也嚇倒。“膽大漂洋過海，膽小寸步難行”，干革命就要有膽量，只能壓住困難，不能叫困難嚇住。

　　六、為什么我不怕得罪人?

　　要說村里當干部得罪人，得看得罪什么人……對于自己人，盡量不傷害感情，少得罪人，怎么樣才能少得罪人呢?我的體會是：

　　越怕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

　　辦事就要顧一頭，一邊倒。顧社會主義這一頭，往貧農下中農這邊倒。為人民干革命，不會人人都叫好，月亮那么明，做賊的還反對呢!怕得罪人，說什么“為一個人多一條路，得罪一個人多一堵墻”，“出頭的椽子先爛”，是個人主義思想，我是為公得罪人，不是為私得罪人，所以我不怕。

　　在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的時候，向黨向國家說實話，就得罪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人;不得罪他們，就害黨害國家，得罪了人民;在集體里，對損害集體利益的事不管，就會得罪廣大貧農下中農。

　　越管得不堅決，得罪的人越多

　　我對違犯制度、侵犯集體利益的人，管早、管小、管嚴。一個人開了個壞頭，就會有十個八個的跟上來。管早了，把壞事兒的苗子管住，成不了事。管嚴了，不給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鉆空子，得罪人反而少。

　　越管得不公，得罪的人越多

　　身教重于言教，幾百雙眼睛看著咱，辦事不公，眾心不服，就得罪大多數人;管早管好，一步一個腳印，處理一個問題就是一個樣板，榜樣最有說服力。

　　每次發放賑濟，那些“小精人”，在會上研究了賑濟款。呂玉蘭不同意……，這種慣于耍手腕的人，自以為掌握了群眾，其實，不過像毛主席說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很聰明，其實都是愚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他們拿著國家救濟款去買“好”，這樣的“好”是不長久的，回過頭來人家就會想：“你跟我有私，就跟別人有弊，不能相信你。”

　　七、為什么我團結人不怕“吃碰”?

　　沒把階級兄弟團結好，是自己第一個不對

　　倪修禮是貧農，十幾歲參軍抗日，為革命流血奮斗，過去我們不團結，第一是對他照顧不夠;第二，他是復員軍人，我向他學習不夠，沒有好好依靠他。

　　看到自己不對，感到很痛心，虛心檢查自己，就有團結的誠意了。我想：“團結他，就是克服我身上的缺點，改正我身上的毛病，過去我不對了，今后不能再不對。”

　　怕“吃碰”放棄團結，自己愛面子也是不對

　　我還想，就不能團結同志，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能不能團結群眾大多數的問題，是能否接好革命班的大事情。團結的任務艱巨，越能鍛煉我，我把團結當作“大山”，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行了。

　　多團結一個同志，革命就增加一分力量……我為革命團結人，不怕“吃碰”。

　　說話他不聽，是自己幫助人的方法不對頭

　　有幾次跟他談話，談不成，就想，他居功驕傲，看不起我，聽不進別人的話去，不跟他談了。

　　又一想：“求進步的人好檢討自己，不求進步的人好埋怨別人。”應該首先檢討自己，我說話，為什么他不聽?是我的責任。不是他不明白道理，是工作還沒做到家，是我沒把道理說透，是我的方法不對頭。像搞試驗一樣，把團結人當成一項嚴肅的工作來做，失敗一次就找一次教訓，吃一次“碰”就檢討一次。

　　從生活上關心他，用階級感情感動他。先感情交融，再思想交流。等對方腦子不“崩簧”的時候，再思想見面，開展批評，他就聽得進去了，團結的愿望就實現了。

　　八、我為什么帶頭實干?

　　沒有身教就很難言教

　　當干部要宣傳教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每天要說很多話，人家聽不聽話?關鍵在于身體力行。人就是這樣，說的不誠，聽的就不信。那年東風渠開口子，天寒水冷，我用嘴招呼，沒人下水，我帶頭跳下水去，大家也隨著下去了。

　　做領導工作，實干省很多勁，實干是最省力的領導。“說一千，道一萬，不如帶頭干。”

　　沒有實干就很難實現領導

　　去年抗旱打井，打不成，下井的人說：“咱這地皮不行，打不出井來。”我和黨支部副書記下井了，挖成了。接著就干起來了，一連挖出好幾眼井，抗旱當中起作用不小。

　　我就想，當領導，自己不實際干，不接觸實際，就沒有真知，只能人家說啥是啥，這不是領導人，而是被領導。別看發號施令不少，實際是個傳聲筒。

　　不敢闖，就很難得到經驗

　　我15歲當上干部，哪里來的經驗，就靠一個“闖”字。“小卒子過河永遠走直道。”有的人自己不干，專挑別人的毛病。這種人不知道：干，最多是幾個指頭的毛病，不干是十個指頭的毛病，不干就是最大的錯誤。

　　“一回生，兩回熟，事不過三。”不學不懂，不干不會。你會我不會，距離就在“學”上，差距就在干上。

　　黨要我們當革命的促進派，鼓勵我們去闖，只要按照毛主席指的方向走，該闖就闖。在省里開會，省委領導同志囑咐我說：“要有這股闖勁，干革命就要闖”。我記住這話，回家來又學了一遍毛主席的《實踐論》。今年生產堅決不當小腳女人，堅決把糧食產量搞上去，闖出一條高產的路子來。“天大的事由地大的人去干”，不邁大步闖，就老是不能大大改變面貌。

　　九、為什么我不講“人情”?

　　要公對公，不要私對私

　　舊說法：“人熟是一寶”、“人熟不講理”。我們不能鬧那一套。不能打著“公”的招牌利用職權，憑人情辦事。必須按原則辦事，按規定辦事。不能把公事辦成私事，我們做一切事情都要往公事上想，我們身上只有公，沒有私--才算大公無私。

　　我病了，有的同志對我照顧好，我認為他這是一種階級感情，是對我做政治工作，我感謝他，不一定在私人方面回敬他，在工作上努力，把工作做好，以工作成績來報答他，不能“得人一牛，還人一馬”，要公對公，不要私對私。

　　對我好也可能對我歹

　　有人對你好，不一定就真好，得用階級分析。1962年，一個人給我送燒餅、送掛面，這是“好事”吧，實際是讓我犯錯誤，是讓我給他辦事。我說：“你越給我送東西越不好辦，要我不按政策辦事，送個金山也不行。”

　　“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軟”。在村里仗憑職權受人家的禮物，送來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場送掉了，禮沒有白送的，送禮的人想的是送一個，得十個，受禮的人是沒有不上當的。階級敵人慣愛來這一套，我們要加倍警惕。

　　我在聽話的時候，心里在有個底，好話、壞話，要看他的目的，好不能光看對我好，要以對集體、對社會主義好為標準。

　　不能用私人感情理解階級感情

　　我娘病了，稍一好我就去開會，有人說我對娘不孝。

　　這些年，我工作中遇上困難，資本主義勢力斗爭我，心里多難過在父娘面前沒掉過淚，可是見了上級黨委，眼淚簌簌地掉，有人對我這種感情不理解。我對他們也不理解，我覺得爹親娘親不如黨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

　　日常里，有的人就用私情來理解公情：

　　比如說：“我這工作好啊!”什么好?是有名有利好，是清閑不累好，還是指的對革命貢獻大好?我看，什么工作也好，都是為革命而干，就看做好做不好。我們干一行愛一行，不是因為個人的興趣，是因為它是革命工作。再比如：“你工作干得好，行行出狀元”。干工作往好上干，是對革命貢獻大，不是為當狀元，立志不能立個人的名利志，發奮不能發個人的名利奮，要立革命的大志，發革命的大奮。

　　十、為什么我一個心眼的突出政治?

　　抓人抓思想最實際，抓虛不虛，光抓實際不實際

　　沒有強調突出政治以前，我也是習慣于抓實不抓虛，一研究工作就是積多少肥，打多少井、增多少產、植多少樹，搞什么副業、不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參加省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聽解放軍“紅九連”的報告，人家解放軍做什么工作先想到人“辦事先管人，管人先管心，管心先知心”，我回來決心照著辦以后，很有成效。

　　什么事都是人干的，人是根本，人的思想是根本。

　　如何做思想工作?如何個別談話?

　　個別談話，不要光說人，也叫人家說自己，要有來有往，互相交心。提高了人家，也提高了自己，這有什么不好的呢?

　　“話不投機半句多”，說話先掛鉤，啟發自覺，促使個人思想打架，內因起作用。“一筆畫不成龍，一锨挖不成井”。什么病用什么藥，急于求成反倒壞事。

　　抓自己的學習，才能領導群眾學習

　　毛主席在《實踐論》里教導，要虛心體察情況，這個“體”字，我的領會是反反正正的想。干部常想：“假如我是社員”。下級常想：“假如我是領導”。這樣互相體察，上下左右的事就好辦了。

　　我領導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首先自己抓緊學，一個是起帶頭作用，一個是體會如何帶著階級感情學，如何帶著問題學，讀了哪些話在思想上起作用大，然后再研究群眾的學習情況。

　　思想改造是看不到的，不虛心體察是發現不了的。自己抓緊跟“我”斗，才能想出教育別人跟“我”斗的點子。

　　附注：這篇文章的成文經過，根據呂玉蘭的丈夫江山介紹如下：

　　1966年3月，《河北日報》編輯部又專門派出記者，前去東留善固采訪，為玉蘭整理出了反映她的人生體會的文章《十個為什么?》

　　當時，玉蘭作為年輕的村黨支部書記，激動地向來訪者回顧自己15歲辦“鐵球合作社”以來艱苦奮斗的事跡。有時她自己落淚，記者們也跟著落淚。不僅事跡生動，口語也十分生動。當時，邢臺地震余震未消。《河北日報》領導聽說這一情況后，特地派楊殿通等人，到東留善固采訪，讓玉蘭系統地口述自己的事跡，特別是要求原原本本地記載她的思想口語，挖掘她的內心世界。

　　楊殿通在介紹整理和發表《十個為什么?》一文的過程時，這樣回顧道：“我們在村里住了20來天，天天聽呂玉蘭念叨自然而然的思想口語。那時，她很忙，既要抓村里的工作，地里的生產，又要去外地開會，還要接待記者采訪。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她仍然不忘奉獻，把自己節余下來的錢，買成文具，寄給邢臺地震重災區，很叫我感動。我們邊看邊問邊聽邊整理，整理成3萬字，題目是《十個為什么?》集中反映了呂玉蘭的崇高精神境界。因為字數太多，報紙上不好登，我們又從3萬字精選出9000多字，打印交給報社領導。領導看到摘文，就稍作修改，馬上在《河北日報》上發出去了。”

　　我手頭保存著一本《邢臺日報》社于1966年7月1日贈送給玉蘭的剪報本，上面剪貼著全國報紙刊載《十個為什么》的各種報樣。這篇文章，最先由1966年6月14日《河北日報》用頭版的整版篇幅予以發表。6月16日，新華社全文播發。接著，《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大公報》、《光明日報》、《健康報》等中央報刊，以及《南方日報》、《山西日報》、《陜西農民報》等眾多的省、地、市報紙，和香港的《大公報》，分別予以轉載。不久，人民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還專門出版了《十個為什么?》單行本的小冊子，有的還一版再版，十分暢銷。一時，《十個為什么?》這篇文章廣為流傳。

　　“全國各地的來信多極了!”有一次，玉蘭在向我談起《十個為什么?》發表后廣大讀者雪片般的來信，興奮地說，“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收到的信裝了兩麻袋。有的隨信寄來了毛主席像章，有的表示向我學習，有的在信中提問題讓我解答，有的要上我們村插隊落戶，還有的向我求愛，等等。有的不用回信，有的需要回信，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和要求。我忙不過來，組織上專門派了兩個人，負責辦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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