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讀《毛澤東年譜》筆記之四

　　讀《毛澤東年譜》第六卷筆記

　　作者：石林      寫于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六日

　　這一卷記述的是從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為止，毛主席的事務活動記錄。我從六月九日開始，到七月十九日為止，共四十天讀完這656頁。也是逐字過目地粗讀了一遍。《年譜》第六卷跨越時間最長，有近十年之久(一至五卷分別為三年三個月、三年九個月、兩年六個月、兩年三個月、五年三個月)但篇幅卻大體相同。因此記載內容就相對少一些。前五卷有時在一天內記載有四五個條目，甚至更多，幾乎每天都有記載。連續幾天沒有一點記載的極少。在六卷中卻經常是幾天或十來天內沒有一點記載，如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日止，這十八天內就沒有一點記載(P420頁)。當時他在北京，也不是身體有病休假，不可能不管工作。另一方面六卷中記載他‘指示有關人員注釋和印制大字本’古籍中某幾個篇章和他閱讀古書的某些篇章的記載卻有很多條目，這種現象表明是《年譜》編撰工作中如何選擇和取舍所造成的。但不知取舍的標準是什么?舍掉的又是那些內容?因此我覺得這部《年譜》記載的資料是不完整的。由于這一卷記載的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對這一段歷史又記憶猶新，因此看得更仔細一點，偶有所感就隨手記下了一些情節提示和在書上的頁碼以備查閱的也比《五卷》記得更多了。讀后感很多，我知道這些年黨內外對這段歷史都有很多不同看法，我難以逐一地來表述我的觀點，故只能從《年譜》六卷記載的內容出發，尋找事實真相，就事論事，選擇幾個感觸較多的側面，寫一點我的感受。茲記述如下：

　　一是毛澤東對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思考的深度和廣度，超越了前人，至目前為止，還后無來者。它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理論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必然是從資本主義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探索和實踐，都具有開創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在延安窯洞與黃炎培談周期律問題時說，我們找到了解決方法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完成民主革命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長更艱苦’，要求全黨要保持‘兩個務必’;在進入北京城時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再到建國以后開展‘三反’、‘五反’運動，整風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都無不是共產黨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都無不是共產黨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都無不是共產黨要不要始終代表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僅要消滅剝削和壓迫制度、讓工農兵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翻身得解放，不再受二遍苦、遭二茬罪。而且要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培育社會主義新人，真正讓勞動者來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世界大同的問題。在經歷了與蘇共修正主義的大辯論以后，引發他更深層次的憂慮。特別是聯系到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在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出現的種種矛盾和斗爭，使他對在中國如何防止出現修正主義的問題有了更深層次的思考。除在《年譜》五卷中的記載外，在《年譜》六卷中又有更多的記載。如他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會見波蘭共產黨代表時說：“單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過去我們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斗爭去做。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P23頁)。”。同月二十六日，他在一次談話中說;“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斗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 這些代表人物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利用這個社會基礎，他們本人是黨內各級領導者。在黨內有影響。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P24-25頁)”。一九六七年元旦，《紅旗》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毛澤東的一段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P28頁)”。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紅旗》雜志發表的一篇評論員文章中又引用了毛澤東的一段話：“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是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P34頁)”。同月十七日在會見一個外國代表團時說;我們黨內有黨，這點你們過去不知道。在表面上是一團和氣，實際上是斗得很厲害。為人民服務，我們黨過去也講了許多。但我有懷疑，有的人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毫無辦法。講了多少年了，雖然我的名聲很大，但他們還是那么搞法。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們歡迎解放軍去接管。現在他們自己起來接管，他們接替了工廠、機關、學校。列寧說過：沒有干部，為什么不在革命當中訓練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P34頁)。同年二月三日，他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外賓時說;“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斗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七千人大會時，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不注意，不進行斗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過去五年來，我們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爭，在農村的斗爭，在工廠的斗爭，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法，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露我們的陰暗面。……解決這樣的問題，只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P46頁)”。同年五月十八日，他在審閱《紅旗》、《人民日報》編輯部為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而寫的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后加寫了一段話;“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然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志近幾年經常說，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了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P84-85頁)。同年五月，他在會見一個外國軍事代表團時說;”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就是這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必須作為主要對象打，因為他們的影響及流毒是深遠巨大的，所以也是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老干部遇到了新問題，今后老干部還會遇到更多的新問題。要想保證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在思想上來個無產階級革命化。斗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主要任務，絕不是目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搞掉修正主義根子問題(P89頁)”。同年十月二日，《人民日報》報導林彪在國慶十八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毛主席最近指示我們，要斗私，批修”(P128頁)。同年十月在會見剛果政府代表團時說;“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國家機器無非是軍隊、黨、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軍隊在內(P130頁)”。同年十月七日，中央在發出的《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中說;“關于上下級關系問題。毛主席說，有些干部為什么會受到群眾的批判斗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很狼狽。今后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系問題，搞好干部和群眾的關系(P132頁)”。同月十三日，他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外賓時談到文化大革命對干部的沖擊時說;“現在各級政府改組了，這對我們的干部是個很大的考驗。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門有汽車了，有了這四條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眾，也不接近下級干部，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們毫無辦法。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這不是劉少奇一個人的事，而是有一批人。(P132頁)”。

　　從以上這些言論可以看出，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著眼點，決不是只為打倒少數幾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罷了），這只是主要任務而不是目的，而是著眼于能不能防止整個資產階級對整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復辟，著眼于人類社會發展階段是向前進步還是向后倒退的問題；發動文化大革命不只是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政權爭奪，而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觸及人們的世界觀，涉及到每一個人的前途和命運，所以要斗私、批修，目的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挖掉產生修正主義的根子。要想保證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在思想上來個無產階級革命化；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手段，是充分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去奪回應該屬于自己的權力，讓人民群眾自己起來直接管理國家、管理政府、管理公共事務。而不是越俎代庖，給予恩賜：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要奪回被篡奪了的領導權，還要部分地改造國家機器，使它有利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然是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但不是一次就可以成功的，而是要看到誰勝誰負的問題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因此要有多次反復的思想準備；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在中國一個國家內的偉大變革，而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這也正是他把這場革命定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不是什么‘政治革命’、‘反資產階級復辟的革命’或‘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緣由。這些思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論著里沒有論述過，在當代共產主義運動的各國領導人中也沒有人論述過，其最終目標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共同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這一套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正是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發展和偉大貢獻，對如何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社會并逐步走向共產主義社會是一次偉大的探索和實踐。表達的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浩瀚心懷和遠大理想。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種非議，有的是站在帝國主義反動派或被打倒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立場的人，是他們階級本能的反映：有的是出于對個人和家庭成員在文革中受到沖擊而產生的恩恩怨怨，耿耿于懷而形成的對立和不滿：有的是由于意志消退、安于現狀、眼光短淺、急功近利的平庸之見，是燕雀安知鴻鵠志。他們與毛澤東的思想境界都不在同一個立場和水平線上。即使是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幾十年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如王震同志，也由于當時思想落后于形勢而一時不能理解毛澤東的初衷，直到一九九三年他臨終時才發出“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的感嘆!

　　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所犯‘打倒一切’的嚴重錯誤，是由于林彪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機會策劃、煽動、制造出來的。而不是由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央印發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掄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P641頁)”。我認為毛澤東這個結論是正確的，是說得過去的，也是符合當時人們的愿望的。因為文化大革命受到詬病最多的原因主要也就是這兩條錯誤，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內戰’。尤其是‘打倒一切’，最令人痛恨、嘆惜、不可思議和難以忘懷。但這個結論卻沒有指出造成這兩大錯誤的根源和罪魁禍首。這是歷史條件的局限性造成的。現在，我們從《年譜》的記載中卻可以看出，這兩條錯誤恰恰是林彪一伙拉攏、利用陳伯達掌握的中央文革小組，抓住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以打倒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籍口，制造‘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輿論，上綱上線，抓辮子，打棍子，栽贓污陷，排除異已，濫用權勢，目無法紀，制造出來的滔天大禍。毛澤東開始是聽一面之詞，偏聽偏信，后來發現他們是另有所圖，就采取勸止、反對、批評和努力制止、糾正的態度，并在短期內剎住了這股歪風，并逐步糾正并取得成效。如果沒有他的制止和糾正，任其發展下去的后果是難以想象的。因此毛主席不僅沒有過錯和責任，反而是糾錯有功的。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中就明確規定：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由于阻力比較大，斗爭會有反復’;‘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干部大致可以分為四種;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前兩種人是大多數’;‘抓革命，促生產，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的看法是不對的’等等(五卷P609-610頁)。如果認真按照十六條去做，文化大革命必然取得預期的成效，一、兩年內就會勝利結束。

　　但林彪一伙出于罪惡目的，有預謀、有步驟地抓住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機會，逐步實現他打倒一大批人以便篡黨奪權的目的。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林彪就派葉群到杭州向毛澤東誣告羅瑞卿，并帶去林彪十一月三十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和關于羅瑞卿的十份材料(五卷544頁)。十二月八至十五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等人羅織罪名，說羅瑞卿篡軍反黨、逼林彪退位等，會議撤銷了羅瑞卿的總參謀長職務(五卷P545-546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經林彪同意，請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后整理了一個《紀要》，說“十六年來，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的階級斗爭”，“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我們一定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五卷P554-555頁)”。這個文件導致了批判彭真、撤銷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匯報提綱》、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以及后來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錯誤批判，并停止或撤銷他們的職務(五卷P576-583頁)。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由第六位躍升為第二位。就在會議的最后兩天(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二日)葉群兩次找人寫誣告劉少奇的材料，十四日，林彪通過江青把這份誣告材料轉報毛澤東(五卷P611頁)。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毛澤東同賀龍談話，把林彪指使吳法憲等寫的誣告信交給賀龍，并說;你不要怕。我當你的保皇派。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于黨忠于人民，對敵斗爭狠，能聯系群眾(五卷P623頁)。九月九日晚，毛澤東針對賀龍受林彪等誣陷一事，讓機要秘書徐業夫給賀龍打電話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征求一下有關同志的意見。次日，賀龍即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林彪談話，明確表示：誰反對黨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對誰;誰擁護黨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誰!(五卷P626頁)。從以上這些事情，毛澤東看出了端倪，他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中說;“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是不行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五卷P597頁)。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陳伯達、葉劍英、江青等開會時說;你們這一攤子(指以陳伯達為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要接受批評，對陶鑄的問題，沒有經過我、林彪和總理同意，你們只用兩三個小時就把他解決了，是事后報告的。伯達對我有事也不商量，驕傲起來了。一切老干部都要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們早晚會被打倒。我從來都說要團結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頂，把見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當成政治問題來判斷。你們這攤子有錯誤。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國就叫中華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國務院了。今天上海要登報成立人民公社，要壓下來，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們通知搞的。以后登報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給我看看。你們代替了書記處。常務工作，由總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開一次會，我來主持(P47-48頁)。二月十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要求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在群眾中公開點名打倒陶鑄一事。并說：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干的。我看現在還跟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P50頁)。二月十二日，他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談話時說：小組成立以來，沒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開會。去年六月以來，小組代替了書記處，也是獨立王國。罵別人是獨立王國，自己獨斷獨行，否認政治局常委存在，目無政治局。目無常委。文化大革命，鬧一兩年，總要停頓。現在有打倒一切的風氣。干部統統打倒，怎么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有人提出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錯誤的(P51頁)。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局常委碰頭會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等對當時打倒一大批老干部表示強烈不滿并與張春橋等爭吵起來。散會后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整理了譚震林等人的發言記錄并于當晚十時向毛澤東口頭匯報，毛澤東僅在記錄稿上批示“退陳伯達同志”，沒有表態(P53-54頁)。二月十九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會議(葉群代林彪出席)，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并要他們‘請假檢討’。會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江青等人猛烈攻擊他們是‘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后稱二月逆流)。此后政治局停止了活動，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被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P56頁)。同日，毛澤東收閱林彪轉來譚震林寫給林彪的信(決不允許他們如此蠻干，決心與他們斗下去，拼下去等)，林彪在附信上寫道;“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澤東僅批示：“已閱，恩來同志閱，退林彪同志”，也沒有表態(P56頁)。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同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談話，提出要把陳毅、李先念、聶榮臻、葉劍英、劉伯承、徐向前等幾位副總理、元帥請來一起談。毛澤東說：群眾提打倒誰，不要怕，多數人是打而不倒。對很多人要考慮商量個辦法，特別是對那些犯了錯誤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數犯了錯誤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了錯誤的人大多數是可以改的(P161頁)。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主持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會時，毛澤東在談到‘二月逆流’時說：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說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有不同意見，要說嘛。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沒有什么秘密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允許的。對黨內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在全會后期，康生、江青、謝富治等人在分組會上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進行圍攻，林彪在全會的講話中稱‘二月逆流’是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全會結束后，康生提出要編‘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并已經收集了資料。毛澤東不同意編，這件事最后作罷(P210頁及注2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澤東在閱軍委辦事組報送的有關徐向前最近表現情況的材料時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系搞好(P225頁)”。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九大開幕，毛澤東說;經過八大到現在，對一些人的政治歷史搞得比較清楚，因此，我們希望這一次大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P239頁)。四月十一日，在秘書處和各大組召集人會上，毛澤東說：中央委員會的名單由下面提，我提議一些老同志要選進去，朱德、陳云、鄧子恢、張鼎丞、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陳毅。我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就是這個意思(P241頁)。九屆一中全會結束后，時劍英、劉伯承、朱德、李先念選入政治局，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選為軍委副主席(P246頁)。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接見成都軍區和四川省黨政負責人，談話開始時，葉劍英到會，毛澤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P417頁)。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完外交工作后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今后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談話結束后，葉劍英即趕往醫院向病危的陳毅同志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日，陳毅病逝(P422頁)。一月十日下午，毛澤東臨時決定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對陳毅家屬說：陳毅是個好同志。陳毅同志是執行中央路線的。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P423-424頁)。

　　與‘二月逆流’的老帥們一樣，黨內還有一大批老干部都受到林彪等掀起的‘打倒一切’的反動思潮的影響，被打成‘走資派’、‘叛徒’、‘軍內一小撮’等，毛澤東對此進行過嚴肅的批評和斗爭，在他的指揮下周總理盡心竭力保護、解救、重新安排了一大批老干部，避免了干部隊伍的更大損害。如：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講話中說;“文化大革命這把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只幾個月。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P11頁)。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接見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的高級將領時說：要支持造反派。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要做右派的工作，這樣可以挽救許多人，挽救許多干部。軍隊里對廖漢生、劉志堅、蘇振華搞‘噴氣式’，一斗就四、五個小時，污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噴氣式’干什么?決不能過分，過分了就不得人心。現在動不動就戴高帽子，、搞‘噴氣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你們那些軍事機關不能讓他們沖，你們要做工作。隨便抓人，省委書記也抓，軍隊干部也抓，到處抓人，怎么行?犯了錯誤就一棍了打死，都不用，那還得了?那個不犯錯誤?我也犯。張體學、江渭清這些人過去總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錯誤，要給他們改的時間。李大章、張平化、張體學、韋國清、江華、江渭清、譚啟龍、劉俊秀、李豐平、楊勇要保。廖漢生、蘇振華、劉志堅不能一點工作不讓做。陳老總過去反對過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P37-38頁)。二月一日，他致信周恩來，指出：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辦法不能達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的目的。請你轉告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P44頁)。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人自首叛變材料的通知》，但這個條目上并沒有寫經毛澤東審閱、批示或同意等字樣，說明是背著毛澤東發出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他召集林彪、周恩來和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說他要去湖北、湖南，并對周恩來說，到武漢去，保陳再道去。大多數與會者認為武漢的武斗嚴重，安全沒有保障，不贊成他去。毛澤東說：我不怕亂，讓楊成武跟我去，就這樣定了(P98頁)。到武漢后，他開會要武漢軍區做好三派群眾組織和支左部隊的工作，讓他們團結起來，都擁護軍區，不要打倒。七月二十日，武漢群眾組織‘百萬雄師’的部分代表和支持他們的部隊戰士，在不知道毛澤東住在那里的情況下，沖擊了東湖客舍，并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拉到武漢軍區大院進行質詢(因他公開壓制武漢軍區支持的‘百萬雄師’，并把它定為‘保守組織’)，毛澤東的安全受到威脅，立即轉到上海(P101-103頁)七月二十二日，林彪主持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會議把武漢‘七、二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要楊成武回北京對總理講，不要他們那么激烈(指林彪、江青等處理武漢‘七、二〇事件’)，當作犯錯誤處理。警惕有人做文章，告訴總理，把陳再道、鐘漢華、牛師長、蔡政委都接到京西賓館去。你轉告陳再道三句話：一是有錯誤就檢查，二是注意學習，三是注意安全(P104-105頁)。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提出“徹底砸爛總政閻王殿”，總政治部四名正副主任和二十名正副部長先后被拘押審查(P104頁)。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會議決定先在內部撤銷陳再道和鐘漢華的職務。林彪說：武漢不單是武漢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抓住大做文章，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抓軍內一小撮，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七月三十一日，對周恩來請示說林彪、江青等反對徐向前等老帥出席八一建軍節招待會，毛澤東明確表示：徐向前及其他受沖擊的老帥都要出席(P106頁)。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接見外交部造么派，支持他們沖擊外交部并奪外交部黨委的權，同日，謝富治在公安部大會上提出徹底砸爛‘公檢法’(P109頁)。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在專列上同二十軍政委南萍和空五軍政委陳勵耘談話時說：打倒許世友行嗎?對許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許世友，還有個韓先楚、還有個東北陳錫聯，都打倒了，誰指揮打仗啊?他們過去還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提出要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誰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賀龍這個人，將來恐怕還是要當中央委員，因為他是二方面軍的頭子(P120-124頁)。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江青合伙羅織罪名誣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將他們撤銷職務，并被關押(一九七四年七月，經毛澤東批準為他們平反，恢復名譽，重新安排了工作。P154頁)。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聶榮臻來信說明自己歷史上與楊成武的工作情況，并要求面談。毛澤東批示：“榮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養病，勿信謠言”。不久，又當面對聶榮臻說：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講楊成武的后臺，第一個就是我，第二個才輪到你(P159頁)。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澤東同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幾位老干部談話時說;聽說軍事科學院的‘紅造派’在造葉劍英的反，包括葉劍英、栗裕、王樹聲、鐘期光、宋時輪等，都打倒怎么行?楊勇這個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現在要安排工作。姚依林也打倒了?我看這個人很老實。現在黃鎮、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當大使就是了。我就不相信陳再道會要整我。陳再道當時并沒有害我之意。彭紹輝怎么也打倒了?只要不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都要用(P165-166頁)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審閱根據他的指示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于對敵斗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他加寫了“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起‘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子女，也不要稱他們為‘黑幫子女’，而要說他們是屬于多數或大多數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簡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個通知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發出。此后，一些文化大革命以來被打倒的干部陸續獲得解放(P222頁)。一九七〇年七月底，閱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關于王光美特務罪行的審查報告》，毛澤東批示：“暫時還不宜判刑。一切這類專案，對罪犯都宜調研從嚴，處理從寬，保護犯人，使他們感覺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證據，對將來有利。此事請中央一議(P316頁)。一九七二年十一月，針對張春橋、江青認為蕭勁光上了林彪賊船的說法，毛澤東提出：蕭勁光是個老同志，他上的什么賊船?蕭勁光還要當海軍司令，海軍司令不要換人。周恩來打電話將毛澤東的話告訴了蕭勁光(P455頁)。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談話時說：‘二月逆流’當時實在搞不清楚，光看現象不行。譚震林，要出來。那時他亂放炮，也不策略。次日，周恩來即致信紀登奎、汪東興：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勢所造成的)，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出來。二十七日，紀、汪報告周恩來：提出譚震林回北京安排工作(P458-459頁)。一九七三年二月，毛澤東與張春橋談話時說：我看賀龍沒有問題，策反的人(指1933年12月蔣介石派去策反賀龍的政客熊貢卿)賀把他殺了。我有缺點，聽一面之詞。并指示要為賀龍平反。毛澤東的指示，張春橋未向中央政治局傳達，也沒有著手為賀龍平反(P471頁)。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毛澤東在同鄧小平談到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時說;賀龍要恢復名譽，不要核對材料了。楊、傅、余也解放了嘛。一個宋任窮，一個王恩茂，叫他們振作一點，不要搞得太緊張了，何必搞得緊張呢?(P544頁)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發出《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對林彪等人給賀龍捏造的‘罪狀’予以否定：所謂‘通敵問題’，完全是顛倒歷史，蓄意陷害。所謂‘圖謀篡奪軍權’和支持軍隊一些單位的人‘篡奪軍權’的問題，經過調查，并無此事 。所謂‘二月兵變’的問題，純系訛傳(P548頁)。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宣布解放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李葆華、廖志高、江華、江渭清、王稼祥、秦基偉、李成芳、方強、陶魯笳、曾希圣等十三位老干部(P477-478頁)。一九七四年七月下旬，在武昌一次談話中指出;要把呂正操、楊成武等放出來，讓他們慶祝八一建軍節大會，名單見報。七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央軍委接見呂正操、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等，代表中央宣布為他們平反。周對楊說，你出來工作的事，我寫了三次報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發了脾氣才讓你出來(P541頁)。………，《年譜》六卷中記載的這類事例還有很多，不再一一列舉。通過以上事例說明，這一大批老干部，并不是毛澤東要打倒的;毛澤東為了解救這批干部，費了很多心機，做了很多工作，仍然困難重重，阻力不小。如果這些曾被‘打倒’過的人和他們的家屬把責任和怨恨都記在毛主席身上，那完全是一種不了解歷史真相的誤解。

　　毛澤東還通過閱批受迫害干部和他們的親屬來信的方式，幫助和解救了很多干部，使他們解除了苦難，得到了解放，恢復了名譽，重新參加了工作。如：六七年二月二日，閱王任重的妻子來信，說王任重病重垂危，現被揪斗，不知去向，朝不保夕，請求給予治療。毛澤東批示：“林、周閱后，交文革小組商處。我意應說服紅衛兵，讓他就醫。紅衛兵有事，視王病情許可，隨叫隨到”。三日中共中央即電告武漢軍區協助省委按此辦理(P44頁)。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閱陳云同志來信，請中央給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澤東批示：”印發，請中央商定。我看可以同意，請總理辦”。不久，陳云同志即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P440頁)。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六日，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來信摘要》，原統戰部副部長許滌新兒子來信說，許自六七年十二月被群眾專政，不準回家，失去自由。請求批準他回家治病。毛澤東批示：“紀(紀登奎)、汪(汪東興)酌處”。十二月，中組部業務組提出，許滌新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建議解除監督，恢復黨的生活，分配適當工作(P452頁)。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閱《信訪摘要》，馬列主義研究院原秘書長柴沫的妻子寫信給毛主席，說柴沫被陳伯達迫害，被迫自殺。已兩年多了，還沒有給柴沫作出正確結論。懇請主席責成有關部門為柴沫平反，恢復名譽，作出正確結論。毛澤東批示;“紀、汪酌處”。后又來信說，感謝主席的批示，軍代表已向她傳達了關于柴沫問題的結論，肯定他是受陳伯達迫害的。但柴沫系自殺，不夠黨員條件，應黨內除名。她認為柴沫是受迫害后自殺的，不應黨內除名。毛澤東十二月五日再次批示：“紀、汪處理。似不應除名(逼死了人，還要開除嗎?)”十二月六日，中組部業務組即決定：對柴沫同志仍按革命干部對待，‘黨內不應除名，也不給任何處分’(P453-454頁)。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閱原農業部代部長江一真來信說，今年八月，我已解除監護，病情逐日好轉，請求盡快給我作出政治結論，讓我回到黨組織中來。毛澤東批示：“紀、汪酌辦”。一九七三年四月，中組部正式提出恢復其黨的組織生活，由農林部負責安排(P455頁)。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中旬，閱王海容、唐聞生轉來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妻子來信，來信說，劉建章被拘留審查已五年，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專案組通知家屬到監獄探視，發現他體質很差，面黃肌瘦，連說話有時也咬字不清。監獄條件很差，每天飲水只有三杯的定量。每日放風也只有三十分鐘時間，信中請求改變審查方式，允許回家等待審查結論并治病。毛澤東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十二月十八日，周恩來即向公安部革委會主任李震等人作出三點指示：一，將劉建章送保外就醫，并通知家屬前去看望;二，將劉建章全案結論抽出送李先念、紀登奎批;三，對北京監獄待遇再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并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P459-460頁)。一九七三年五月初，閱譚政來信說;我年已六十有七，身體日見衰老，病情日見增加，希望對我的問題從寬處理，于近期內，把我解放出來。毛澤東批示：“紀、汪酌處，同時印發政治局各同志”。譚政是原總政副主任，軍委常委、國防部副部長，一九六零年受林彪陷害，文革中繼續受迫害。一九七五年八月出任軍委顧問，七九年三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于為‘譚政反黨宗派集團’冤案徹底平反的決定》(P477頁)。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閱葉飛來信說，最近中央兩次批準我住院治病，并批準家屬來京探望。十分感謝。現在我懇切請求中央批準我解除監護，批準閱讀黨內文件。毛澤東批示;“紀、汪酌處。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P484頁)。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閱羅瑞卿來信說，我現在渾身是病，兩腿傷殘。加上年齡條件，特別是我思想上、政治上的極端愁苦，懇請主席和黨解除對我的監禁，給我一定限度的自由。毛澤東批示：“似可釋放，請中央酌定。”不久，羅瑞卿被解除監禁，一九七五年六月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八月任中共中央軍委顧問(P507頁)。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閱陳丕顯來信說，自己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要求解除隔離審查，給一點可以做的工作。毛澤東批示：“洪文同志：此人如何處理，請在政治局一議，為盼!似可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一九七五年九月被任為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P546頁及注1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閱梁必業來信，囑工作人員轉告：給他印一下，發在京政治局委員。梁必業在信中提出繼續工作問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恢復其總政副主食職務。十二月二十一日，閱劉景范妻子來信說，我去看望劉景范，發現他身體不行，對他的問題還不能下結論，是否可以把他放出來一面治病，一面繼續審查。毛澤東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送汪主任酌辦”。劉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任全國政協常委、民政部副部長(P561頁及注1 、2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閱周恩來轉來賀龍之女賀捷生來信說，六月九日，接到通知，中央軍委等單位舉行賀龍骨灰安放儀式要求保密，不致悼詞，不獻花圈，不報導。認為這樣做不符合中央為賀龍恢復名譽的精神，請求補行葬儀。周恩來在附信中提出對賀龍骨灰安放儀式要設法補救。毛澤東批示：“按總理意見辦理”。當日，在周恩來安排下，重新確定了儀式規格，周恩來扶重病出席并親致悼詞。事后，毛澤東指示，要關心賀龍家屬(P590頁)。………《年譜》六卷上記載的毛澤東閱批的此類信件還有約二十多封。以上各例，充分說明，在廣大干部和他們的家屬心目中，毛澤東是他們賴以期待的唯一的保護神，毛澤東也確實給他們力所能及的保護，使他們永世難忘。羅瑞卿剛從監獄出來，第一件事就是叫女兒開車到天安門城樓，整理好軍裝，向毛主席像鞠躬敬禮。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三，從八屆十一中全會后，毛澤東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態度看，是既相同又有區別。相同的是都希望他們認識錯誤，治病救人。不同的是，對劉少奇是信心不足，對鄧小平則寄于厚望。劉少奇因病早逝，鄧小平卻言行不一，讓毛澤東大失所望。從《年譜》記載可以看到這些微妙之處。如;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劉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鄧小平由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在閉幕會上毛澤東講話中說;“對犯錯誤的同志總要給他出路，要準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五卷P611-612頁)。九月五日，召集林彪、周恩來、王任重等開會，毛澤東說：關于少奇同志的生活會，不要再開下去了。越開調子越高，一定要說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再講下去就是彭羅陸楊一幫了(五卷P623頁)。九月十二日，閱劉少奇的檢討提綱，毛澤東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后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會有收獲，然后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五卷P628頁)。十月二十二日，閱鄧小平的初步檢討稿中寫道：“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只是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一種表現方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信任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斗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是完全違背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方針的”。“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我這次犯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風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條是，長期以來，不但沒有高舉，簡直可以說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這次犯路線錯誤，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證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現在初步用鏡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引自鄧小平的檢討信)。毛澤東閱后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九頁第一行‘補過自新’之后，是否可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的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干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P5頁)。十月二十三日，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發言，就指導‘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錯誤承擔了主要責任(P5頁)。十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成員和各中央局負責人開會，他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要不準人家革命。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犯了路線錯誤要改。對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P6頁)。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毛澤東在談到路線錯誤時說;“你們過不了關，我也是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錯誤，有的人講是稀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過去中央第一線沒有領導好”。在這次會上，林彪發表了長篇講話，說革命的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多次點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說“他們搞了另外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P11頁)。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在天安門城樓第六次接見二百多萬紅衛兵，同劉少奇交談時，特意詢問王光美和孩子們的情況。劉少奇表示;現在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我也要到群眾中去鍛煉鍛煉。毛澤東說：你年紀大了，就不要去了(P12頁)。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閱劉少奇來信說北京建工學院要劉少奇去作公開檢查，毛澤東批示;“總理，此件請你酌處。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次日晨，周恩來接見學生代表，制止了他們的行動(P29頁)。一月十三日，毛澤東派人接劉少奇到人民大會堂談話，要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劉少奇提出：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辭去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著作編委會主任的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P33頁)。據查，這是毛、劉兩人最后一次見面。一月十七日，毛澤東會見一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在談到‘九大’選中央委員時說;“劉、鄧能不能選上，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P35頁)。三月十日，毛澤東復信章士釗：”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指劉少奇)情況復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章士釗的來信說;自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興旺發達，全部仰仗共產黨的英明領導，而毛、劉團結乃共產黨領導核心的堅強保證，假若劉少奇同志確實犯了錯誤，望毛、劉兩位領導能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劉可作檢討，但切不可打倒劉少奇(P63頁)”。五月四至七日，毛澤東三次審閱陳伯達送審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并作了修改。主要加了兩段話：“按作者的意見，共產主義社會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點黑暗也沒有，一點矛盾也沒有，一切都好了，沒有對立物了。……作者在這里宣揚了形而上學，拋棄了偉大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種對于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不是什么新的東西，是古已有之的。……都是這一路貨色(P77頁)”。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澤東派汪東興看望鄧小平，轉達他的三點意見，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鄧小平要求同毛面談，一天深夜，毛派機要秘書接鄧到住處談話。鄧小平向毛詳細匯報了他一九三一年七月離開紅七軍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的情況，并表示接受毛澤東對他和劉少奇派工作組錯誤的批評。毛說，有事可以找汪東興，也可以給他本人寫信(P89頁)。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在武漢同楊成武等人談召開九大問題時說;“選中央委員，劉少奇同鄧小平是不是有區別?我看是應該有區別。他(指鄧小平)打過仗。可不可以當中央委員?你們贊成不贊成?(P124頁)”。二十日晚在同曾思玉等人談召開九大問題時又說：鄧小平恐怕要保，第一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國民黨的人，第三他沒有《黑修養》。可不可以選他當中央委員?你們討論一下，九大誰可以當中央委員，鄧小平是一個標兵(P126頁)”。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在審閱陳伯達、江青關于選編《劉少奇言論》的請示報告時，把《出版說明》中‘他伙同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鄧小平’一句，改為‘他伙同黨內其他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刪去另一處同劉少奇名字并列的鄧小平的名字。并批示;“林彪、恩來同志閱后，退陳伯達同志辦理。《說明》中，不提鄧小平，是否妥當，請酌定”。后來書名改為《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言論集》，由人民出版社資料室出版內部發行(P132頁)。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說：“要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要一犯錯誤就不得了。人家犯錯誤就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錯誤?對鄧小平，我的觀點還是同以前一樣，有人說他與敵人有勾結，我就不相信。你們那樣怕鄧小平，可見這人厲害(P169頁)”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在同林彪等人談話時說;“老干部整得多了。有些干部今后可能工作的。錯誤是有，但做點小工作還是可以的。鄧小平可以做點工作(P204頁)。十月十三日，在主持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開幕會上說;”鄧小平這個人，我總是替他說一些話，就是鑒于他在抗日戰爭跟解放戰爭中間都是打了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他的別的歷史問題來(P205-206頁)”。十月二十六日，在審閱《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的決定》時，將草案中“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建黨路線”一句中的‘鄧小平’三字刪去(P209頁)。十月三十一日，主持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會，會議通過全會公報，通過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憑偽證寫成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并通過決議，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并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P210頁)。就在這次閉幕會的講話中，毛澤東還專門談到：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P212頁)。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在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討論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初稿時，毛澤東說;“我歷來不主張把鄧小平和劉少奇弄到一起”(P233頁)。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閱鄧小平來信說：九大開過了，不知是否已到對處理我的問題的時候，對此，我完全靜候黨的決定。毛澤東批示;“林、周及在京政治局各同志閱(P249頁)”。十月下旬，閱汪東興轉報鄧小平十月二十一日來信說，第二天就要離京去南昌，并匯報了自己到南昌后的打算(P273頁)。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在開封含冤去世，終年七十一歲(P237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斯諾問：你什么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說;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斯諾問：你是不是在那時感到必須進行一場革命的?毛澤東說：嗯(P357頁)”。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在同南萍等軍隊干部談批陳整風說歷史問題時說：鄧小平不同于劉少奇，要有區別。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P401頁)。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說：我個人沒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還為黨做點工作。毛澤東批示：“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P416頁)。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閱鄧小平八月三日來信，據查，其信中有幾段話：“前天(　8月1日　)，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于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于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復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反革命集團”。 “關于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〇、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于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后，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于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毛澤東閱后批示：“請總理閱后，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于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P445頁)”。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來寫信給紀登奎、汪東興轉發告毛澤東意見要讓譚需震林回來，信中還要紀、汪考慮一下鄧小平要求做點工作的問題，說主席也曾提過幾次。二十七日紀、汪報告周圍恩來：鄧小平仍任副總理。周閱后表示，鄧事待請示主席后定(P459頁)。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閱周恩來報來的《中共中央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稿，這個決定三月十日發出(P471-472頁)三月二十八日，周恩來、江青、李先念約見鄧小平。這是鄧小平恢復職務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談話。三月九日，毛澤東同周恩來、鄧小平談話，同鄧小平握手時說;“努力工作，保護身體”。毛澤東問起他這些年是怎樣過來的，鄧小平說：‘等待’。這是毛澤東與鄧小平分別六年后第一次會面(P473頁)。

　　從以上過程，就可以看出，六年多來，毛澤東對鄧小平一直是情有獨鐘，一直是真心誠意地原諒他、保護他、要他‘忍’，‘不要著急’，向他交底;‘劉鄧可分開’。雖然鄧小平是全國第二號走資派的頭面人物，但他卻從來沒有受到過群眾運動的直接沖擊，而且受到很好的保護。這在高層領導干部中是屈指可數、極為鮮見的。鄧小平退出領導崗位以后，毛澤東又不懼阻力重重，不惜千言萬語，只要有機會就為他說好話，直到林彪事件發生以后，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才終于有了讓鄧小平復出的機會。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鄧小平是恩重如山的。鄧小平復出以后，毛澤東又一再提攜他，重用他，說他‘人才難得’，周恩來重病以后，毛澤東把黨、政、軍大權全部交鄧小平掌管，對他寄予厚望。但他卻立馬違背了自己信誓旦旦的諾言，以‘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為由，拒絕了毛澤東要他主持總結文化大革命的工作(P625頁)，卻另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在實際工作中推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支持有些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P614、619頁)，因而引起黨內外的不滿并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鄧小平在政治局作第一次檢討說：檢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桃花園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認識問題。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鄧小平在政治局作第二次補充檢討，其中說：提出‘三項指示為綱’這樣重大的問題，既沒有請示主席，也沒有提到政治局和國務院討論(P634頁)。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提議：由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代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專管外事。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主持軍委工作，二月二日，經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P635-636頁)。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實際上這是黨內外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斗爭的激烈化，四月七日，毛澤東聽取了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意見后說：政治局作決議，登報。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好，性質變了。當天，政治局作出兩個決議：“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P646-647頁)。鄧小平復出后的這一段時間，違背自己的承諾，言行不一，終于讓毛澤東大失所望。

　　四，毛澤東對林彪是仁至義盡的，但林彪打著紅旗反紅旗，篡黨奪權，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在《年譜》六卷中，對林彪的活動記載得比較詳細，與林彪事件后公布的材料大體相同，沒有更多的新內容，所以沒有必要加以引述。從建國后的歷史看，林彪長期稱病，沒有工作。雖然表面上他一直在休養，但卻時刻在窺測政治動向，以求一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更是表演得淋漓至盡。一是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什么頂峰論、天才論，大樹特樹、三忠于、四無限、四個偉大、等等，受到毛澤東的反對和批評，另一方面又把毛澤東思想簡單化、庸俗化;二是大念‘政變經’，以種種籍口和理由打擊、迫害、排擠一大批與他派系不同的老干部，把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大革命變成了一場拉幫結派、爭權奪位的政治大博斗，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破壞者。毛澤東對他這些陰謀活動，早就洞若觀火，明察秋毫，幾年來采取了種種措施對他耐心勸導，批評教育、挽救保護，等待他回心轉意。但他卻恩將仇報，竟然急不可奈的掄班奪權，下達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企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在其妄圖策劃反革命政變、謀害毛澤東的陰謀敗露后，就侖惶出逃，叛國投敵，摔死于國外。林彪集團和暴露和覆滅，一個曾經的開國功臣轉變為叛國逆賊，證明了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和必要性，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完)

       鏈接：毛主席的反修戰略——讀《毛澤東年譜》筆記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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