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筆記
作者：石 林 寫于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二日
這一卷記述的是從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為止，毛主席的事務活動記錄。我從五月九日開始，到六月六日為止，共二十八天讀完這632頁。也是逐字過目地粗讀了一遍，沒有細想，但對‘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有關內容看得仔細一點，偶有所感就隨手記下了一些情節提示和在書上的頁碼以備查閱的也比前幾卷記得多了一倍以上。讀后感很多，要像第四卷那樣摘引《年譜》中的某些文字再談感受，會寫得很長很長，難以收筆。故對這一卷的讀后感只能概括起來寫幾個方面的感受，茲記述如下：
從這一卷的五年三個月時間的記載中看，其中第一年(六一年七月至六二年六月)毛澤東關注的重點是國內經濟和人民生活如何從困境中走出來，包括制訂《人民公社六十條》和《工業七十條》，并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經驗教訓統一思想認識等。從六二年七月至六五年底，這三年多時間毛澤東關注的重點轉向國外，從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到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斗爭，再到美國侵略越南戰爭爆發，國內搞備戰和三線建設，以應付嚴峻的戰爭威脅。同時兼顧了國內的農村四清運動和城市的五反運動。他過了七十歲生日后已經產生了告老之意，但國內外種種跡象使他很是不安，憂愁焦慮，從六五年起就逐漸把重點轉向國內，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后，更是身不由已、萬不得已地重新走上了黨中央領導核心的第一線。
一，六十年代初，黨內高層對國內形勢的看法存在嚴重分歧。由于毛澤東的堅韌不撥和耐心說服教育，曾經危害達三年之久的共產風、平調風、高指標、高征購、瞎指揮等‘五風’錯誤，終于得到了遏制和，糾正，再加上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條》等規章制度，國內十分嚴峻的經濟形勢在短期內就出現了轉機。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編印的《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材料中說;“各地反映，‘六十條’初步貫徹以來，農村形勢已明顯好轉，主要表現在十個方面：初步調整了社隊規模;退賠已經部分兌現;進一步確立了以生產大隊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給社員分配和補充了自留地，發展了家庭副業;普遍恢復了‘三包一獎’和定額管理、評工記分等制度;‘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領導地解散了;普遍實行了糧食分到戶的辦法，農民的生活問題一般比去年緩和;多數地區對今年夏收比較重視;高級社時期一系列有效的經營管理制度大部分得到恢復和發展;各地對于恢復和發展生產，有了更大的信心。但存在的問題也有十個方面，主要是相當一部分干部和農民對集體生產喪失信心，變相單干的現象帶有普遍性等(P16頁)”。胡耀邦于十月二日報送了一個農村考察報告《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報告說;“我帶了三名工作人員，從九月四號到二十九號，在黃河、淮河平原跑了一趟。一路上，我們注意觀察了生長的莊稼以及群眾的勞動、體質和氣色，有時候仃下車來找群眾作了一些訪問。形勢確實比去年好，群眾生產情緒相當高。他們說，不平調了，不瞎指揮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勞多得，生產、生活都有了奔頭。報告認為過去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五風’傷了元氣，現在好轉的原因，在于認真而具體地貫徹了‘農業六十條’，強調調動生產隊小集體積極性的關鍵是實行分配大包干。報告認為，安徽實行的分田到戶或包產到戶，是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報告還就農村集市貿易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亂，以及水利建設和如何恢復農業生產力等問題提出建議。(P37頁)毛澤東從他親自的調查考察所得和這兩個報告及其他一些材料中看到了走出困境的曙光，因此對形勢的看法是有希望、有信心的。
但黨內卻有人仍然把形勢看得很悲觀，對克服暫時困難沒有信心。為此中央于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至六二年一月十日先后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和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安排一九六二年工作。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上說;“過去走了彎路，應該首先由中央負責。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縣委。我到下邊一看，省委說錯誤主要由他們負責，也說到中央，但總是說中央總是正確的英明領導，這不符合事實嘛!這就不能真正得到經驗教訓。這幾年的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高分配、和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場等，都是中央的。雖然材料是由你們來的，但是誰叫你相信呢?我們頭腦這個加工廠，沒有了解實情。四高、幾個大辦，供給制、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做了有損于人民利益的事，為人民服了不好的務，服務服得不好，這是一方面。還要看到，有了這些錯誤，這是我們的寶貴財富”。這實際上是他代表中央承擔了責任，沒有把責任推給下級。他又說：“有了這樣的錯誤經驗，我們就可以不再犯了。這十二年，恐怕還是做對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錯誤占第二位。我們十二年，已經有了兩方面的經驗，這就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P62頁)”一月十日，毛澤東在審閱劉少奇代表中央準備在即將開幕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俗稱的七千人大會)所作的書面報告初稿一、二部分時說：“不要怕講缺點，要有信心，報告中，你們把我看成圣人了”，他沒有看完全稿，建議立即將初稿印發大會請大家評論，提意見，根據大家意見作修改后再提交政治局通過后正式作報告(P69頁)。劉少奇一月二十七日在七千人大會上作口頭報告(對書面報告作說明和補充)時說;“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系，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恐怕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區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P74頁)。”在劉少奇講話中間，毛澤東多次插話，從插話的內容和語氣看，是加以支持和肯定的，并沒有公開表示反對劉少奇的觀點。在三十日召開的大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共講了六個個問題。中心是講民主集中制問題，突出強調在黨內黨外發揚民主的重要性。對幾年來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毛澤東說;“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P78頁)”。“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P79頁)”。“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云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這段話在正式印發毛的講話稿時經毛同意刪去了。P79頁注1)。由于毛澤東嚴于律已，又大包大攬，把中央領導層在組織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產生缺點錯誤的責任，自己一個人全部承擔了下來，無意中變成了黨中央的錯誤就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錯誤。而當時在第一線直接領導、指揮工作的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缺點錯誤就沒有人過問了，也不見他們自己主動作自我批評，承擔責任，反過來他們卻成了‘一貫正確’的代表人物。毛澤東的高風亮節，變成了后來被顛倒的歷史中的‘千古罪人’，受到違背事實真相的‘批判’、污陷和謾罵。造成了幾十年來顛倒歷史的悲劇!好在還有一個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有個講話，他說：“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這兩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面發生了一些困難。但我們取得了經驗，付出了一點學費是值得的。……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思想不愛干擾的時候。反之，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出毛病。(P75頁)”林彪這個講話當時在會上有點振聾發聵，所講的觀點是完全符合《毛澤東年譜》記述的歷史事實過程的，是非常正確的反映了客觀實際的。但卻孤掌難鳴，在會上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支持，更沒有人去追究到底是那些人不尊重和干擾了毛主席的思想?當然也就不可能讓這些人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和責任。這不能不說是這次會議的一大缺陷。
正是由于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以后在黨內高層又出現了很多矛盾和分歧。六二年七月六日，毛澤東應田家英要求聽他陳述要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的意見，他說現在自發地搞已達百分之三十，而且還在繼續發展，不如有領導地搞，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毛主席聽完后問他：“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田家英說，這是我個人的意見。(P110-111頁)同日下午一時，又收到陳云來信要求面談恢復農業生產問題，下午四時，陳云向毛澤東闡述了分田到戶的意見，毛澤東聽后當時沒有表態。陳云后來回憶說：談話以后毛澤東同志很生氣。而據姚依林回憶，一九六二年五月，陳云找他和陳國棟談話，認為包產到戶還不徹底，與其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可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姚依林擔心地說，這個問題毛主席怕不會接受。陳云說，毛主席是實事求是的，我去講，先搞分田到戶，這更徹底一些，集體化以后再搞(P111頁)。七月八日，毛澤東即找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人開會，介紹了河南、山東兩省夏收情況，說形勢并不那么壞，建議劉少奇等找河南、山東、江西的同志談談，了解一下農村的形勢。并明確表示不贊成包產到戶。周恩來后來也證實了他隨后到河南、山東了解后，知道‘生產形勢開始好轉，包產到戶應當批判。所以在北戴河會議上就把對形勢的看法扭轉過來了。主席講的形勢、政策等就由此而來。’(P111-112頁及注1 )。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召集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說;”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主張搞包產到戶，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范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有人說恢復農業生產要八年時間，如果實行了包產到戶，有四年就夠了。你們看怎么樣?難道說恢復就那么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下面的同志說還是有希望的。目前的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P116-117頁)”八月五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中央農業口和華東、中南大區的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時說;“允許百分之幾到百分之十幾鬧單干是可以的，還有百分之八、九十是集體嘛!如果全部鬧單干或大部鬧單干我是不贊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馬克思主義承認事物的復雜性千差萬別，我們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議一議，看有什么意見。首先要承認階級、階層是存在的，有階級存在就有階級矛盾。……看來在農村現在主要是階層之間的矛盾，即貧農和富裕中農之間的矛盾。我是五年計劃就要見馬克思去了，但階級斗爭要貫串整個歷史時期(P126頁)。”八月六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時說;第一，究竟有沒有階級?階級還存不存在?‘全民的黨’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是不是也適用?第二，形勢問題。有些人把過去幾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現在有一部分人，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這兩種看法，究竟是那一種對?第三，有些什么矛盾?第一類是敵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有一種矛盾它的本質是敵對的，不過我們處理的方式是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這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這個矛盾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年、幾十年的問題，我想甚至是幾百年。現在這個時期，這個問題比較突出。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農村合作社還要不要?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現在這股鬧單干的風，越到上層風越大(P128-129頁)。八月九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說;“搞單干，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就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農民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群眾的立場上?問題就是這樣擺在我們面前(P130頁)。”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組會上劉少奇發言談到對形勢的估計時，毛澤東說：“這一段我們講困難太多了，過分了一點。整個說來，今年夏季是增產了，山東就增產八億斤，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國如此。這說明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江西省委一位同志對我說，現在是產量報得少，災情報得重，人口報得多，土地報得少，困難報得重，要我注意。這位同志的話是對的嘛!”在鄧小平發言談到知識分子時，毛澤東說：人可以變嘛 ，壞的可以變好，好的可以變壞。普列漢諾夫原來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后來不是也變了，考茨基也是變了。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沒有派別，在黨內沒有反映，這是不可能的(P132頁)。
九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主持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毛澤東說：這次全會可以說不是今天開始，已經開了兩個月了，在北戴河開了一個月，在北京又開了一個月。實際的問題，在那兩個月各小組都討論清楚了。現在是開大會，就不需要多少時間了。他在講話中再一次講階級、形勢和矛盾問題。他說：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沒有階級、有沒有階級斗爭呢?應當肯定，還是有的，還是存在的。在歐洲，封建階級被資產階級推翻以后，有幾次復辟。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辟的情況，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認識這個問題，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我們可以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黨代表大會就講，全黨提高警惕。使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關于形勢問題，國際形勢是很好的，國內形勢過去幾年是不好的，在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們就開始改變了，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國內形勢是一天比一天好的。關于矛盾問題。他著重講了同修正主義的矛盾。他說：在我們中國人民也有同國內修正主義的矛盾。國內的修正主義，我們過去叫它右傾機會主義，現在看恐怕要改一個名字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我現在只講一講怎樣對待國內和黨內的修正主義問題，我說，還是照我們歷來的方針，不要改變。即;不管犯了什么錯誤的同志，只要認真改變，我們就歡迎，還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風運動的那個路線，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我們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的。一看二幫嘛 。只要你改正錯誤，你改好了，就好了嘛。還有一點，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問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同志們回去傳達的時候，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階級斗爭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我們不要受干擾，不要讓階級斗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大量的時間要做工作，但是要有專人對付這個階級斗爭(P151 –153頁)。二十六日上午，劉少奇、鄧小平在十中全會大會上講話，劉少奇說;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遇到的困難面前，有三種態度;第一種，堅持克服困難，堅持毛主席、中央的革命路線，繼續勝利前進;第二種，在困難面前被嚇倒，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向后倒退、單干;第三種，利用我們暫的困難，向黨發起進攻，企圖推翻黨的領導。第二種態度是動搖，不堅定，喪失信心，不懂得馬列主義;第三種是敵對階級的態度。鄧小平在大會上說;現在看來，政治掛帥很重要，什么是政治掛帥，就是要把形勢、方針、辦法向群眾交底，交清楚。幾是講清楚了的，就很好，工廠、農村、軍隊都是如此。周恩來、柯慶施、劉瀾濤、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人都在大會上講話或作報告，全黨統一了對階級、形勢和矛盾的認識，因此，毛澤東在審閱十中全會公報(草稿)時，在‘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這段話中第一個‘存在著’前面加寫了“在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毛澤東在這段話后面還加寫了一段話：“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于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P158頁)。十中全會通過《全會公報》后于二十七日閉幕。
我認為。毛主席加的這段話，算是找到了革命勝利后中國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總是不能一帆風順、總是波折不斷的根源所在，是對中國革命已經取得勝利、敵對階級已經被打倒的情況下新的階級斗爭情況的分析和總結。事實證明;社會上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不忘階級斗爭，就能緩和、化解階級矛盾;忘記了階級斗爭，就會滋生、加劇階級矛盾。這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革命勝利后得到的寶貴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以上這些就是六十年代初期黨內對形勢的看法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的情況，是非曲直應該是黑白分明的。毛主席的觀點和思想，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得到了全黨的確認和贊同，是來之不易的。其意義是深遠的。在五十二年后的今天，對我們觀察和探尋當前中國的各種社會現象的根源，同樣是適用的。
二是在毛主席主導下，中國的外交政策從‘一邊倒’轉向全方位。特別是轉向對世界各國人民反帝、反殖、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斗爭的支持，轉向促成反帝、反霸的統一戰線，秉持公道，主持正義，對抗強權，扶助窮弱，使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一九六二年九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會見南非共產黨代表團時說：有人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行了，更有人說完全不行了，我不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實踐中得到了證明。他還說，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外國的同志、朋友談談(P162頁)。從《年譜》的記載可以看到，從一九六二年起，到一九六五年底以前，毛主席的外事活動明顯增加。幾乎每個月都要會見幾批、十幾批外賓，如遇國慶節、黨代會期間，則要會見幾十批外賓。主要是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黨政代表團和其他各方面的代表團，亞非拉各國的政府首腦、政黨領袖和各方面的代表團，也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領袖、軍政名流、退職官員及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學者、報刊編輯、記者等，毛主席很重視民間外交，會見了很多各國的民間人士。毛主席一般都先要了解客人的國家自然環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及社會狀況等，稱贊他們取得的成就和他們國家的長處。毛主席對客人的談話內容則各不相同。主要的有;揭露帝國主義的霸權本質，如說：“帝國主義的手伸得太長了，什么地方都想抓，第一是歐洲，第二是亞洲，第三是非洲，第四是拉丁美洲，十個指頭按十個跳蚤，結果一個也抓不到”;說明在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有兩個中間地帶，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西歐、日本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對這些國家的外賓說，美帝國主義是我們共同的敵人;表示堅定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和人民的民族獨立斗爭，說殖民主義的歷史要結束了;強調‘對弱小國家的朋友要特別尊重，不允許犯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國家不論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各國的事情要由各國自己管’;說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的道理;說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不是為了臨時應付的。這五項原則是適合我國的情況的，我國需要長期的和平環境：介紹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就是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依靠人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中國的經驗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對中國不能只看好的，不看差的;學習外國的經驗，不能照抄照搬，一定要結合本國的實際;當外賓感謝中國的支持和幫助時，毛主席總是說支持和幫助是互相的，也要感謝兄弟國家和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支持;說中國還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目前只能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對方急需的幫助，但我們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中國還要奮斗幾十年，才有可能對世界作出更多的貢獻;他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于戰斗，不怕困難，前赴后繼，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等等。特別讓外賓感動的是，毛主席不僅在會見時口頭上支持他們，而且向全世界公開發表聲明支持他們的斗爭。在《年譜五卷》上記載的就有;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發表《呼吁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的聲明》(P248頁);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發表《反對美國——吳庭艷集團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殺越南南方人民的聲明》(P254頁)：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對《人民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表示中國人民堅決站在巴拿馬人民一邊，完全支持他們反對美國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馬運河區主權的正義行動(P304頁);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表《關于支持剛果(利)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二十九日出席了在天安門召開的支持剛果人民群眾大會(P440頁);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出席首都一百五十萬人群眾大會，聲討美國對越南的侵略戰爭，表達中國政府和人民絕對不會置之不理(P477頁);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發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侵略的聲明》(P493頁);等等。毛主席這些做法在世界各國領導人中是獨樹一幟的。這對正在艱難條件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國家和人民是極大的鼓舞和支持，使他們有革命理想、有奮斗目標，有理論指導，有精神支柱，有道義聲援，有物資援助。因此，毛主席成了世界各國革命人民心中的偉大導師 ，中國成了世界各國革命人民向往的‘圣地’，世界各國各方面的人士都要到中國來參觀、考察、學習，從中國尋求真理，學習經驗，獲得支持，取得援助。中國的朋友遍天下，中國的聲望越來越高。一條全世界范圍的以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為目標的統一戰線越來越強大，在亞、非、拉涌現了一大批民族獨立的新興國家，殖民主義者退出了歷史舞臺，帝國主義面臨四面楚歌，世界革命出現了新的高潮，也正是在這種新的世界格局下，眾多的亞非拉國家打破帝國主義的長期控制把中國抬進了聯合國，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和常任理事國身份，才使中國在世界上有了發言權和表決權，而且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的支持和擁護。
回讀這段歷史，使我感到心潮澎湃，對照近幾十年世界形勢的發展和亞非拉一些國家的曲折變化，以及我國當前外交工作面臨的一些被動和困境，深深感到毛主席當年的外交政策和策略的光輝思想和遠見卓識，是多么英明偉大，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永遠敬仰和永遠繼承的。
三是毛主席領導了一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最為壯觀、最震驚世界的大辯論，對當代修正主義進行了堅決徹底的斗爭，維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發展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自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以來，毛主席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判形勢，認識到這是一場嚴峻的斗爭。先后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一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和觀點，不點名地對蘇共的修正主義行徑提出了規勸和批評。為了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毛澤東親自出席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以后蘇共每次黨代會或各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都派代表團參加，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都曾擔任過代表團團長，每次都和蘇共進行了艱難的談判，但雙方分歧沒有消除，反而擴大到國家關系撤退專家、撕毀合同，煽動中國新疆邊民外逃等。在蘇共和其他兄弟黨(意大利共產黨帶頭)會議上則公開攻擊中共是‘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教條主義’、‘民族主義’(P176頁注1 )等，在報刊上先后發表三千多篇文章攻擊中國共產黨。在此情況下中央決定組織有關人員撰寫了幾篇文章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發表的《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P179頁)，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發表的《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P186頁)、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至四日發表的《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P190頁)等，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蘇共中央來信要求仃止公開論戰，召開國際會議，先舉行中蘇兩黨會談。二十三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后立即會見蘇聯大使，并對他說;我們歡迎這封信。有一點不滿意的，就是赫魯曉夫同志在東德黨代會上提出仃止論戰，同時又自己論戰，公開批評中國共產黨。現在有四十三個黨公開罵我們，當然所有批評，我們都得回答。最近一連五個黨的代表大會攻擊中國共產黨。我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是在你們四十三個國共產黨的手里。我們準備在回答法共攻擊我們的文章之后，再回答意共和美共的文章，然后就暫時不發表文章了。關于兩黨會談的時間、地點、方式，都可以。總而言之，最好要達成協議(P195-196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二十八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說;“這次會議平行作業，鄧小平、陳伯達、康生、還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國際問題去了，我也卷到這里面去了。國內問題這一次我沒有管，少奇同志是兩面都管”。 “現在形勢的確是好。我們還沒有回答，只是把赫魯曉夫他們的東西登出來‘游行示眾’，一連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號派人來的，摸不到底，不曉得我們要怎么搞。我們現在有個十萬字的東西，要從明天起開始登。還有答復美國共產黨的一篇(P198-200頁)。三月九日，中共中央正式答復蘇共來信，表示贊同仃止公開論戰，從即日起暫仃發表文章公開答辯，贊成召開兄弟黨會議和中蘇會談(P202頁)。三月三十日蘇共中央來信，要求以蘇共的路線為基礎進行兩黨談判，四月三日蘇方在《真理報》上率先公開發表，將中蘇兩黨的矛盾公開于全世界。同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決定，先在《人民日報》公布蘇共來信，并由鄧小平負責組織復信的起草工作。(P205-206頁)。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九日、六月四日，毛澤東分別會見新西蘭、朝鮮、越南黨的領導人威爾科克斯、金日成、黎筍，征求他們對中共中央的復信草稿的意見(P228-230頁)。六月十二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給蘇共中央的復信，標題定為《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復信》，日期署為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中國駐蘇大使將復信面交蘇共中央領導人，我黨也在十七日《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鄧小平在會上說;這個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來最費力的一篇東西。所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一直搞到現在，接近七十天。主席、少奇同志、總理，常委很多同志都親自參加，幾乎每天一稿，每天都不同，原來二十一條，現在變二十五條，今天會上發的是六月十日的稿子，最后送到主席那里，他認為可以定搞了(P231-232頁)。六月二十八至三十日，中央一連三天開會研究決定，由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赴蘇談判。方針是準備他們一破、二拖，但我方不主動破裂，仍要堅持原則、堅持團結的一貫立場。(P234-235頁)。兩黨會談從七月六日開始，二十日結束。雙方各作了兩次發言后，七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我們要團結，不要分裂》的社論，呼吁蘇共要以中蘇團結的大局為重;蘇方卻于七月十四日在會談期間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就中蘇兩黨關系和國際共產主義問題全面攻擊中國共產黨。表明蘇共決心進行公開論戰。為了回答蘇共的攻擊，中共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開始，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止，以《人民日報》、《紅旗》編輯部署名共發表了九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 蘇共領導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P238、259-260、269、281、288、311、327、370頁)。
以上過程，就是歷時將近十年、彪炳史冊的中蘇大論戰。這場大論戰后不到十五年，蘇共、蘇聯就土崩瓦解，亡黨亡國、被中國共產黨預見言中了。如果沒有這場大論戰，從蘇共的蛻變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中國也許早就步其后塵、沒有今天的社會主義國家了。當年大論戰這些文章的寫作班子，開始是毛主席直接指揮，后來由鄧小平、康生先后負責，這些文章都是經過若干次討論修改后的初稿，才送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再多次反復修改，特別是毛澤東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最后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后才發表的。如《七評》就經過了十八次修改稿后才通過的(P311頁)。這些文章的思想觀點，絕不是那一個人或那幾個人‘寫’出來的‘空話’，而是中國共產黨全黨對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信仰和道路選擇，是全黨堅持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立場觀點的宣示，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與各種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思潮劃清了界限，是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在當代社會發展時期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捍衛和發展。因而在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上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史上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當年以上這些文章發表時，筆者就曾經讀過報紙，聽過廣播，深感義正詞嚴，大氣磅礴，震撼全球，回腸蕩氣。現在通過閱讀《年譜》回首這段歷程，得悉當年內幕，更感到毛主席等中央老一輩領導人洞察深邃，遠見卓識，膽識超人，斗爭藝術高超。雖然是一場沒有炮火硝煙的‘筆墨官司’，當年以上這些文章發表時，筆者就曾經讀過報紙，聽過廣播，深感義正詞嚴，大氣磅礴，震撼全球，卻打得震驚環宇，翻天覆地。即使從五十年后的今天來看，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是當年那一股氣吞山河、威武不屈的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那種不信邪、不怕鬼、不怕打、不怕壓、不怕孤立、敢于斗爭的精神，大長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志氣。今天我們面臨美國、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大小國家的欺侮和挑釁，面對炸我使館、撞我飛機、侵占我島礁、抓捕我漁民，干擾我鉆探，而且變本加歷，公然侵占我領土、領海的行徑，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不正是需要繼承和發揚當年那種敢于斗爭、敢于勝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勇氣和精神么?
二是當年那種獨立自主、自強不息、反對‘老子黨、’拒絕‘指揮棒’，反對大黨、大國沙文主義、霸權主義的精神，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照樣搞出了‘兩彈一星’，拒絕了蘇聯要求共建海軍長波臺和聯合艦隊，中國照樣造出了核潛艇。當前中國面臨著美帝國主義的政治上顛覆、經濟上打壓、技術上封鎖、金融上控制，文化上滲透，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不正是需要繼承和發揚當年那種頂天立地、自信自強、艱苦奮斗、敢于跨越、自主創新、決不依賴外國的勇氣和精神么?
三是特別重要的是《九評》的最后一篇《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是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至十二日，毛澤東幾次召開政治局會議逐段討論修改才通過的（P370-371頁）。這篇文章總結了蘇聯出現修正主義的原因、過程、理論錯誤和經驗教訓，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提出了防止產生修正主義的十五條經驗;第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第二，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第三，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第四，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第五，不論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或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都必須解決依靠誰、爭取誰、反對誰的問題。第六，必須在城市和鄉村中普遍地、反復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七，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第八，全民所有制經濟，同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兩種形式。第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第十，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第十一，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第十二，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武裝部隊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第十三，人民公安機關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第十四，在對外政策方面，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第十五，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必須同無產階級專政一起存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就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來實現的。文章最后寫道；根據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同志指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后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后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具備什么條件，才能夠充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呢？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
我認為這些結論都是從蘇共和蘇聯慘痛的蛻變中得來的教訓，是十分寶貴的經驗總結，是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要求，是堅持與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一面鏡子，對當前中國具有更為特殊的、現實的、長遠的指導意義。可惜《毛澤東年譜》對這些十分重要的內容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回避了，時至今日則完全淡忘了，拋棄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嚴格地說是一個顛覆性的錯誤。
四是毛澤東進入七十歲以后，逐漸年老體弱，萌生了退意。但國內外的局勢發展變化令他很不放心，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了黨不變修，國不變色，他不能退休。
一九六一年八月（當年六十八歲），他在廬山同衛士張仙朋聊天時說；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業，一年農業，搞半年商業，多調查研究，我不當官僚主義。二是要騎馬到黃河、長江兩岸進行實地考察，要請一位地質學家、，還要請一位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寫一部書，把我的一生寫進去，把我的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全世界人民去評價我究竟是個好人，還是壞人。我這個人啊，好處占百分之七十，壞處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滿足了（P15頁）。據有關人員寫的回憶錄，當年確實還為他選擇了馬匹，進行了考察的準備。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當年七十歲），他對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到他不當主席、不當領袖的問題，不要終身制（P271頁）。同年十一月二日，他同尼泊爾外賓談話時說；這個世界幾十年后會起變化的，那時我已去見上帝了，我只有一個五年計劃，再多就沒有意思了（P277頁），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會見秘魯客人時說；我年紀大了，能做點工作，看看同志們，就是幸福，雷聲大，雨點小，有名無實不好，我不喜歡做一個這樣的人（P289頁）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當年七十一歲），他對羅馬尼亞客人說；我活不了十年了，我現在的計劃是五年計劃，五年之后的事情是別人的事情了，劉少奇同志他們的事情了(P322頁)。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對索馬里總統說;我七十二歲了，快見上帝了，我已經超過我的計劃了(P513頁)。同年八月五日，他對印尼共主席艾地說;現在百分之七十、八十的工作，是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鄧小平同志等做的，我已經有幾年沒有參加政治局的會議，這些會議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鄧小平是總書記，周恩來是總理，他們工作得比我好(P518頁)。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當年七十三歲)，他給周世釗復信說;我已經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P554頁)同年六月十日，他對胡志明說;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為我們中國常說，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就七十三了，這關難過，閻王爺不請我自己去。我們都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P592頁)。這些話都是他真實心態的流露，也是他真實愿望的表達。
為什么他后來又要重新走上第一線來指揮全黨全國的工作呢？我從《年譜五卷》的記載中分析，有以下四個原因；
一是國際形勢的變化。中蘇關系緊張，北方大兵壓境，美國在越南出兵，威脅中國的南方，臺灣正想趁機反攻大陸，中國面臨嚴峻的戰爭危險，但大多數領導干部尚未警覺，使他對國家和人民的安危憂心如焚。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三五計劃”設想談到國防建設時，毛澤東說;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么辦?(P348頁)五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他說;一個是對第三線建設注意不夠，一個是對基礎工業注意不夠 。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是不行的。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P354-355頁)。第二天，在劉少奇主持的各中央局負責人會議上，談到了毛澤東的上述講話。鄧小平說：他說，大家如果不贊成，到成都開會。周恩來說：他還問汽車通不通?彭真說：一個是到那里開會，一個是把工資拿出來搞攀枝花。劉少奇說：這樣一件大事，牽涉到整個計劃，牽涉到整個投資。但是牽動也不很大，只幾十億元，我們有一千億元投資嘛，牽動不到百分之十(P355頁注1 )。六月八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要注意研究南越的游擊戰爭，他們只有一千幾百萬人，沒有我們一個省大，游擊戰爭搞得那么好。難道我們就不行?假使敵人占領我們的地方，怎么辦?沿海各省搞些手榴彈、炸藥廠、軍工廠，講了幾年了，都沒有搞起來。打起仗來不能等二、三線給運去，每個省都要有一、二、三線嘛!(P359頁)”六月十五、十六日，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在十三陵水庫觀看北京、濟南部隊的匯報表演后，召開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他說;“地方黨委要搞軍事，省委第一書記都兼省軍區政委，但多少年來來太平世界，成了空頭政委。一旦發生戰爭就會手忙腳亂，各大區、各省要作計劃，包括民兵、修械廠、軍工廠等，各省要搞民兵，要搞地方部隊，省、地、縣都要搞。不要靠中央，不要只靠幾百萬解放軍，這樣大的國家，這樣長的戰線，(P363頁)”八月五日，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突然襲擊，出動飛機轟炸多個城市，調集軍艦云集越南海面，擴大印度支那戰爭。六日，毛澤東審閱中國政府聲明指出：“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絕不會坐視不救”。并批示：“汪東興同志閱后，即交江青同志閱，要打仗了，我的行動(指騎馬到黃河、長江沿岸考察)得重新考慮(P382頁)”八月二十日，在聽取薄一波匯報時說：“現在沿海搞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線也好嘛/” “要好好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經驗教訓。一不準備工事，二不準備敵人進攻，三不搬家，這是教訓”。“一線要搬家，二線、三線要加強。 中央工作會議開過好久了，成昆路仍然沒有落實，不著急的樣子。湘黔、滇黔、川黔三條路，搞了幾年了，沒有影子”。“你們要好好規劃一下，就是要正規軍、守備部隊相結合。不是走，而是跟敵人斗(P391-392頁)”。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聽取周恩來匯報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情況時說：“要打就早一占打，趁我們還活著打完這一仗”。對越方的要求(中國派高炮、鐵道、雷達部隊入越作戰;越機場如被炸，越機可向中國轉場;中國飛機入越境支援)，毛澤東說：“恐怕都要答應，我們發了那么多聲明，不能見死不救”。還同意四月十日開作戰會議，要準備今年、明年、后年打仗(P487頁)。
二是中央第一線領導工作‘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此處借用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上的用語），使毛澤東越來越不滿意，越來越不放心。一九六二年出現了包產到戶風，對當時形勢估計得一片黑暗，代表富裕階層利益而不代表貧苦農民利益的右傾錯誤，在六二年七、八、九月十中全會召開前后，毛澤東反復講階級、矛盾和形勢問題，才得到扭轉，認識到有階級和階級斗爭了。十中全會后，六三年五月七日，毛澤東在主持討論《關于目前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時，就說過;社會主義教育的要點，就是階級、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教育，四清，依靠貧下中農，干部參加勞動這一套。我們在農村中有十年沒有搞階級斗爭了，現在的方法是洗溫水澡。有些人實行了退賠，就不戴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來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貪污，二不叫盜竊，傷人不要過多。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團結、教育過來，發動群眾，打擊極少數貪污盜竊分子。要使多數人有敵我觀念，肥階級隊伍組織起來。最后他還舉杯祝酒說：“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義的根子的勝利干杯!”(P216-217頁)筆者認為，在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就講出了‘挖修正主義的根子’這句話，不僅意味深長，而且遠見卓識，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般人在當時是難以領悟和理解的。以后，毛澤東的主要精力放在國際問題和軍事問題上，對國內事務過問不多。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出行前，田家英請示毛澤東有何指示?毛澤東說;“第一，不要把基層干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田家英將毛澤東的意見報告了劉少奇(P381-382頁)。八月十六日劉少奇來信建議集中力量進行城市‘五反’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理由是“根據過去經驗，有些縣委往往偏袒基層干部，還有一部分社隊的問題，又牽連到某些區委和縣委的某些人。因此，由各縣分散去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認為是難于保證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沒有保證的”。他建議“把各縣工作隊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隊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和地委領導下集中數千人、上萬人搞一個縣。縣以下各行各業和城鎮‘五反’以及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都由工作隊統一包干，或先或后的全部搞好”。來信說;湖北、湖南省委和中南局都同意這個建議，并決定中南五省照此辦理。毛澤東十八日復信說：“覺得很好，完全同意。今天即與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辦理，迅速實行。十月工作會議還應討論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統一黨內思想。在此之前，各中央局、各省市黨委、各地委、各縣委先討論一次，收集各種意見，以利十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P386-387頁)”。八月二十日，毛澤東同出席華北學習會的幾個省委書記談話。毛澤東說;現在又出問題了，少奇同志走了天津、濟南、合肥、南京，在四個地方都講了話，他在北京不是作了報告嗎?(八月一日劉少奇在中央召集的在京黨政軍機關主要負責干部大會上作報告說，各級負責干部都要親自下去蹲點，自始至終地參加‘四清’的全過程，如果不去取得這種直接的經驗，那就不能做領導工作了。什么職務也當不成了。現在，調查農村情況、工廠情況，在許多情況下，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找人談話的方法，已經不行了。應該去搞社會主義教育，搞‘四清’，搞階級斗爭，搞干部參加勞動，發動群眾，扎根串連，這樣做，你才可以把情況搞清楚。)這次又下去了。少奇同志十六日來信，你們看到了沒有?有什么意見?李雪峰說;大家認為那樣做牽涉太大，華北準備先消滅落后隊，這次要打殲滅戰。毛澤東說;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經批了，中央討論后發了，你們不贊成，怎么辦?我也沒有辦法。又講了那么多道理，總要以理服人。毛澤東當即讓秘書通知，說華北有不同意見，文件緩發。(P392-393頁)。八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收到劉少奇送來的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關于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的經驗總結》(即俗稱《桃園經驗》)，劉少奇附信說：這個報告‘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致的典型經驗總結，’‘是有普遍意義的’。當天即批示;請小平同志處理。可以等大區書記會議以后再處理。二十七日又批示：此件先印發此次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請小平辦(P394頁)。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劉少奇主持各中央局書記會議討論通過“后十條”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提出，敵人拉攏腐蝕干部，‘建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復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強調有些地區還要‘認真地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工作’。修正草案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的規定，強調必需把放手發動群眾放在第一位，首先解決干部中的問題，并規定整個運動歸工作隊領導(P400頁)。十月十八日，劉少奇寫信建議：“凡有比較嚴重的打擊報復貧下中農和反攻倒算行為的黨員干部，在調查確實后，一律撤職、開除黨籍。情節嚴重者逮捕法辦，個別民憤很大者判處死刑。不嚴厲處分這些壞人，不能團結群眾的絕大多數”。毛澤東僅批示：“已看過，待各同志看完，即開會”，沒有表示同意或支持。在劉少奇這些思想的指導下，各地對形勢的看法出現了新的變化，十二月一日，陶鑄向中央報告說：“我到花縣一個生產隊蹲點兩個半月，發現這幾年農村階級斗爭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干部和平演變以及基層組織被篡奪的情況，到了異常嚴重的程度”。“七戶干部為代表的新的富裕農民階層，他們同一戶上中農、一戶富農、四戶地主聯合起來，對貧下中農進行了相當嚴重的剝削(P443頁注1)”。六日，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給劉少奇寫信說，在湖南被敵人竊據領導權的基層組織要多于三分之一(P448頁)，十二月十五日至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農村的社教問題。十七日，劉瀾濤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西北地區共有三百二十八個縣市和城市的區委，其中;爛掉的、基本爛掉的、有嚴重問題的縣市共有一百四十九個，占總數百分之四十六點五，如果把以前奪權的也算上，就占百分之五十(P450頁)”。在二十日的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劉提出;當前農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農民階層同廣大群眾、貧下中農的矛盾，還是說原來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干部結合起來同群眾的矛盾?毛澤東說：地富反壞是后臺老板，四不清干部是當權派。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不好混，窮得要死。地主、富農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至于這些當權派沒有搞臭過，他又是共產黨，上面又聽他的。就是要發動群眾來整我們這個黨，不整黨沒有希望。不要提階層，那個東西一提就嚇倒人了。只提黨，黨委，講分子。干部里面無非是左、中、右。劃地富的結果，戶數不要超過百分之七、八，人數不要超過百分之十左右。樹敵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要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們的群眾就多了。當會議討論主要矛盾如何提法時，劉少奇說：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澤東引用杜甫的詩句‘擒賊先擒王’，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貍慢慢清嘛(P451-453頁)。二十六日，他又說：有些人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說什么‘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P456頁)。二十八日，在討論會議紀要時，他說：因為我們這個運動的名稱就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運動，不是什么黨內外矛盾交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的教育運動。大家覺得，還是第三種提法較好。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問題的性質。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P457頁)一月三日，常委擴大會議繼續討論社教問題，毛澤東說：有同志提出打殲滅戰，怎么打?集中了一萬五千人，搞一個小縣(河北新城)，二十八萬人口，搞了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四十天，不進村，我看是搞繁瑣哲學。聽說還有好多怕，怕扎錯根子，怕住錯人家，怕干部搞鬼。怕這個，怕那個。這怎么行?一個新城縣，下去一萬五千人，還說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么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什么扎根串連，冷冷清清。總而言之，我們從前革命不是這樣革的。(P4460頁)一月十四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俗稱《二十三條》)定稿，中央發出的通知說;“中央過去發出的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抵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P448頁)
以上過程說明，這次對社教運動的分歧主要是;當時農村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四清’‘四不清’?還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即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社教運動的重點是整篡奪了領導權的地富反壞，還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教運動是單純依靠工作隊冷冷清清地搞，還是依靠和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社教的政策是教育、爭取、團結干部的大多數，還是打擊干部的一大片?那些形左實右的搞法。企圖用簡單的行政手段取代深入的思想教育，把社教運動引入歧途，實質上是干擾和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表面上是在狠抓階級斗爭，實質上是在保護真正的階級敵人。更遠離了‘挖修正主義的根子’這個遠大目標。這種狀況，叫毛主席怎能放心?
三是中央一線領導和中央一些部門，有些重要的事情不報告毛澤東，使他不滿意。如一九六二年八月十日，閱中國駐摩洛哥使館一份報告后批示：“此件值得一閱。中央對國內很多情況不清楚，許多領導機關封鎖消息，不作論證性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實行獨立王國。而外國使館消息，卻如此認真而迅速。請同志們想一想，是否可以把這個幾十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執行紀律的一條路了(P131頁)”。六四年八月三十日，在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時說;“基本建設搞一千七百多項，后來收縮，砍掉了，只剩下七百項。我問是不是七百項都在搞?他們說有一些也下馬了。這樣大的事情，就是不讓我們知道。北京的消息很不靈通。計委、經委都不匯報工作，封鎖我和少奇同志。他們底下也是一樣封鎖他們。六個口子(指經濟工作的六個歸口部門)互不來往，合作不好。我把陳伯達塞進去(指任命陳伯達兼任計委副主任)，才搞了一點消息(P402頁)”。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董必武談到縣以上干部定期調換好，過去封建王朝三年一輪換時，毛澤東說;“現在十五年了，成了獨立王國。北京，我說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兩個獨立王國。你們去猜，我不講了(P457頁)”。六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在聽薄一波匯報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情況匯報時說;“成立建委、經委是我主張的。把建委撤銷了，我根本不知道，取消了連個消息也不通知我一聲。(P480頁)
四是對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擔憂越來越沉重，要防止在中國出修正主義的決心越來越大。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說：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魯曉夫的斗爭中，現在應該再轉到國內問題上來了，聯系國內反修防修問題(P324頁)。同年六月八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當劉少奇談到要想想我們會不會出修正主義，不注意一定會出時，毛澤東說：已經出了嘛，象白銀廠、還有陳伯達調查的天津小站公社，不是已經有了嗎?當劉少奇說中國是七億人口的大國，出了赫魯曉夫，要各省都贊成我看也不容易時，毛澤東說：我看要傳下去。傳到縣，如果中國出了赫魯曉夫怎么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的中央，要頂住(P358-359頁)。同年六月十日，他在會見比利時共產黨代表團時說;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我們頭腦如果不清醒，資產階級、地主和富農分子就會混進工人階級的隊伍里來;如果我們不搞‘五反’、‘四清’，不搞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再過十年，在中國準要出修正主義。我看，不是十年，就是二十年，準要出來(P360頁)。六月十一日，他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作作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報告，當劉提出既然蘇聯搞了四十多年都可以出修正主義，列寧的黨可以變質，那末中國共產黨是不是將來也要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后，毛澤東說：如果不注意，淮出。注意了也可能出。出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無非是鬧那么幾個月，或者幾年，或者十幾年，或者幾十年，又要走向反面。……還是要有信心，中國一定就要出赫魯曉夫?不一定，兩種可能。我說，出了也不要緊。總的，我看我們是樂觀的，但是要準備另一方面，天要黑(P361頁)。為了防止在中國出修正主義，毛澤東從蘇聯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教訓中看到了中國各方面存在的潛在危險，陸續作出了很多指示和批示。如對文藝界的批評‘最近幾年竟然滑到修正主義的邊沿’(P368頁);‘要準備后事，即接班人的問題。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P363頁);‘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還更多些，要一個一個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搞資本主義經營和來自上邊的影響‘不是不無關系，而是主要根據’(P441-442頁);還有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部、批評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批評教育部教育要改革、批評干部不參加勞動‘必然要站到工人階級的對立面，被工人階級所打倒’等等。中央一線領導人對這些批示指示，有的雖然貫徹了，但落實得很不理想，不是過急、過分、過火，有意無意地曲解了這些批示的內涵，不是以思想教育為主，以致不當地傷害了很多不應該傷害的人;就是雷聲大，雨點小，走走過場了事。甚至采取不聞不問、不屑一顧、置之高閣的態度，似乎毛澤東是‘寧人自擾’、‘草木皆兵’、‘小題大作’，‘聳人聽聞’。特別是涉及高中級干部及其家屬利益的事，往往更難落實。毛澤東從中看出了問題的根子還在領導集團，因此他談反修正主義的重點也有了變化。如他在六五年八月一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就說;“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六二年的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P521頁)。六五年十月十日，他主持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不搞小三線，打起仗來，光靠羅瑞卿怎么辦?小三線很重要。有人說分散了怕造反。我看兩條：準備化為水：不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對，不是講小的不對，而是講大的不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一定要準備美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搞我們;要準備我們內部出修正主義、法西斯，地富反壞復辟，整貧下中農，那時老百姓不贊成，搞造反(P534頁)”。六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在武漢聽中南幾省書記匯報時說：“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么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后，一路上從天津到南昌，經過許多地區，都沒有聽到反應，(P553頁)”。六六年三月三十日，他在同康生等人談話時說：“中央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沒有解決。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P573頁)”。六六年五月五日，在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時說：“你曉得那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部分分化。鑒于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P583-584頁)”。其實，毛澤東對如何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還有很多思考。如馬社香著的《前奏》，就記述了毛澤東六五年五月重訪井岡山時與王卓超等人談當年井岡山時期的好制度、好作風，特別是士兵委員會有很大的監督權力，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現在我們的工會能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與張平化談他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等內容，不知什么原因?《年譜》上都沒有記載。僅從以上記載看來，毛澤東要防止中國出現修正主義，已經從理論上的可能性上升為現實中的必然性了。因為《年譜五卷》只記載到六六年九月底止，以后的事情就要看《年譜六卷》了。
(完)
鏈接：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讀《毛澤東年譜》筆記之一
鏈接：毛澤東糾正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遭受阻力——讀《毛澤東年譜》筆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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