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筆記
作者：石 林 寫于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至二十二日
這一卷記述的是從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為止，毛主席的事務活動記錄。我從四月十七日開始，到五月七日為止，共二十一天讀完這658頁。也是逐字過目地粗讀了一遍，沒有細想，更沒有認真領悟，只是偶有所感就隨手記下了一些情節提示和在書上的頁碼。以備查閱。我讀四卷后除了加深了此前讀一、二、三卷的感想外，又有一些新的感想，茲記述如下：
第一是通過閱讀《年譜》四卷，隱約感到毛主席在這兩年三個月期間內，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和核心領導作用有更加邊緣化和大權旁落的印象。我的依據有四：
一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就農業方面的六個問題寫了一篇給省、地、縣、公社、生產隊、生產小隊六級干部的《黨內通訊》，另寫：“劉、鄧、周、陳、林、朱、譚、彭各同志：心血來潮，寫了一篇《黨內通訊》，請你們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請直作改動”。這封《黨內通訊》寫了六個問題;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問題。為什么他對劉、鄧等人說他是‘心血來潮’?我認為是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后一個多月來，他為落實會上制訂的《十四句話》的方針，為糾正‘浮夸風、共產風、平調風’，為落實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管理體制，他找了不少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談話，也用《黨內通信》寫了三次信，還提出要各省召開六級干部會議，用‘上下層夾中間層’的辦法打通中間層的梗阻，但都落實不下去，成效甚微，作用不大。他的指示不再被人重視了，使他深感失望和痛心。但他又不甘心讓五億農民和三千萬基層干部繼續受苦。此時，他不好以黨中央主席的身份越過中央一線領導人來發號施令，萬般無奈，突發奇想，只能以他個人的名義直接給生產隊長、生產小隊長們(前面那四級只是作陪襯的)寫信了，這充分說明他當時處境艱難，在黨內高、中級干部中深感孤立無助。在這封信中他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這個‘上級’是指誰?我看不是指公社、大隊，也不是指縣委、地委，至少也是指省委或中央高層某些人，因為只有這些人才是他的‘對立面’。信中還說，“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中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他所指的這個講‘大話、高調’的人，也不是指一般的干部，而是黨內高層某些人。在信中最后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P33-35頁)”。這封信，把他和黨內高層某些人的分歧和矛盾暴露無遺，也把他的不滿情緒發泄得淋漓至盡。這篇通信雖然經同意由中央辦公廳發出，但并未引起省、地、縣各級的重視，甚至被認為與有些人推行的‘高調’不合拍，而有意無意地被‘中間層’攔截了，真正轉發到生產隊和廣大農民中去的極少，從《年譜》記載上看，只有湖北孝感地委寫了一個報告說：“各縣把文件都印發到了小隊，全地區參加聽報告和參加討論的約有一百五十萬人。具體反映是：(一)認為說真話，才有真干勁，說假話害死人。(二)生產小隊干部對主席關于能產多少就包多少的指示都舉雙手贊成。(三)許多人認為，密植權下放，又多了一個自主權。(四)群眾普遍歡迎多種，許多生產隊主動擴大了種植面積。(五)節約糧食問題，群眾反映這是給我們敲了警鐘。此外，還有一些小隊干部和社員有顧慮，主要是怕領導干部不執行主席的指示”(P47頁)。這充分說明，在毛主席和五億農民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腸梗塞’現象。
二是毛主席對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只有建議的權利而沒有決定的權力。例如，一九六零年三月十五日，他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湖南文件一件，山東文件一件，我替中央各寫了一個批語，另外有江蘇文件一件，是請求中央允許他們開萬人大會的。我也替中央寫了幾句批語。共三件，今送上，請提向中央會議通過，在七日至十日內發出，并送達各省市區第一書記手中。你們如感有不妥處，請加修改(P343頁)”。又如，次日，再致信劉少奇、鄧小平：“替中央擬了兩個批語，一個是關于技術革命問題的，一個是關于食堂問題的，現送上。請邀集有關同志談一下，如同意，請迅速發出去。如有意見，請徑作修改。另為中央草擬一個電報，是關于衛生工作的一并送上審核，并請迅速辦理為盼!(P346頁)” 這兩封信的發出，從程序上說是正常的。但在用詞的口氣上，卻不是一個中央主席征求其他領導同志意見的口氣，而是一個下級向上級匯報請示的口氣，與前幾年同類信件的口氣明顯不同，一個‘替’字意味著什么?很耐人尋味!這是否表明，毛已被架空，中央的實權已在劉、鄧手上?
三是公然以反對庸俗化和堅持集體領導為理由，要求全黨降低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力度和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最高領袖地位。《年譜四卷》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談到紀念列寧誕生九十周年和毛澤東思想的宣傳等問題時，鄧小平提出，一定要使我們的報刊的宣傳不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幾個字丟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講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說：這就不正確了。鄧小平說;這就不利。始終在國際上拿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這樣作戰才有利。否則庸俗化了。周恩來說：一個是對立起來了，還有一個庸俗起來了。什么都說成毛澤東思想。劉少奇說：不能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搞成兩個東西。彭真說：有些文章對毛澤東的領導和集體的關系處理得不恰當。毛澤東說：寫給中央的報告寫成主席并中央就不成樣子了。” 四個黨中央領導人集體、當面對毛澤東提出以上問題，使他相當尷尬，他當場的兩次表態也不過是隨聲附和罷了。二十五日上午，鄧小平立即不失時機地在天津會議上講話中說;“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問題，我曾經在山東、天津談過，后來在中央也議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也談了這個問題，他贊成這個意見。第一，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把毛澤東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東西都說成是毛澤東思想。第二，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少講了，這種情況，不少報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毛澤東思想’并提。當然，也可以單獨提‘毛澤東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丟掉這個最根本的東西”。“我們這個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是我們黨的領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里頭的作用說得合符實際。(P361-362頁)”鄧的這個講話不是隨意而發，而是思慮已久，且在中央已議過。這個講話的深刻內涵是什么?結果是什么?每個中國人都是明白的。
四是毛主席在此期間離開北京這個政治權力中心，到外地視察、調研、會見外國朋友的次數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據《年譜四卷》記載：第一次是五九年四月一日離京赴天津召開八屆七中全會，五日抵杭州，十二日返山東，十四日抵天津，同日回京，外出十四天。第二次是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離京經邯鄣、鄭州、武漢、長沙、韶山、武漢、九江，七月一日上盧山、開中央工作會議和八中全會，一直到八月二十七日才回京，共六十六天。第三次是五九年九月十八日離京，二十五日回京，共八天。第四次是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離京，一直到六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才回京，共一百五十八天。第五次是六零年四月二十八日離京，七月二十一日才回京，共八十四天。第六次是六零年七月二十五日離京，八月十六日才回京，共二十二天。以上合計，在此兩年三個月的八百二十一天里，共離京在外三百五十二天，占百分之四十三點五。他外出的大部分時間是找各級干部談話調查了解情況，下基層單位考察接觸群眾，會見外國朋友，也批閱了一部分報送他審閱的文件，還主持過幾次在當地召開的會議，對中央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沒有過問。其中特別突出的是，他邀請陳伯達、胡蠅、鄧力群、田家英四人一起在杭州閱讀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從五九年十二月十日開始，逐章逐節地閱讀、討論、總結，并寫下他的批注，到六零年一月四日止，在這二十六天內他僅代中央起草過一份批轉農業部黨組關于養豬運動的報告的批語(P251頁)，一份批轉上海養豬經驗的批文(P271頁)，還為批轉江蘇養豬經驗寫了一個批語(P286頁)，收到冶金部報告一件，山西省委報告一件(均只批給陳伯達四人閱讀，P295頁)，還為確定政治局擴大會議地址給劉、鄧寫了一封短信(P298頁)，元旦那天去看望了在杭州休養的陳云同志，除以上事務外，再沒有從事其他公務活動，還多次將報送給他的《內部參考》、《經濟消息》、《外事動態》等參閱資料中的有關文章批給陳伯達等四人閱讀。在上海開完十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六零年各項經濟指標后，他們又移師廣州，繼續閉門六天，閱讀完政治經濟學全書?！茨曜V〉中這三十二天記載的全部都是他們閱讀教科書的內容，除以上列出的外，再沒有記載他收閱、批示了其他任何文件、報告、請示，也沒有他與別人會見或通電話的記載，總之，沒有任何公務活動。只到二月十日下午起，他才重新開始聽康生、林彪等人匯報工作，恢復作為黨中央主席的公務活動。這么長時間不理朝政，是大權旁落，還是他有意避讓?是迫于無奈，還是為了潛心讀書?我感到不可理解。
第二是毛澤東為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兩個錯誤，在黨內中、高層遇到了極大的思想阻力，求多求快、急于過渡、‘五風’泛濫、退賠不力成為主要障礙，再加上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這兩大非人為因素，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局面?，F在有些人把造成這三年困難的責任追究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是完全錯誤的，相反地，應該感謝毛澤東為迅速扭轉困難局面所作出的特殊貢獻，如果沒有他不怕孤立、不怕戴‘右傾機會主義’和‘保守主義者’的帽子，奮力抗爭，當時中國的困難可能還要更為嚴重，持續的時間還會更長。從《年譜四卷》上可以看到，有很多記載的事實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每年訂計劃，都是一次求多求快、急于過渡的‘促進派’和堅持實事求是的‘促退派’之間的交鋒。如五九年六月十三日在中南海開會研究工業、農業和市場問題，會議確定當年的鋼產量計劃由上海會議確定的一千六百五十萬噸再降到一千三百萬噸。在會議發言中，毛澤東有很多插話。如李富春說到工業增長超過百分之二十是大躍進時，毛說;“農業超過百分之二十是大躍進，超過百分之三十就是特大躍進。現在動不動就搞增長一倍，怎么行呢?”當廖魯言說到現在糧食包下去的是六千億斤左右時，毛說：“我的意思是包五千億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產兩百億斤，日子過得緊一點，不要放開肚皮吃飯，明年日子會比今年好。……不要按五千億斤安排，按四千五安排(P69-70頁)”。最后他說;“許多問題是料不到的，誰知道吹‘共產風’?根本不管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一辦公社，‘共產風’就吹出來了，沒有料到?，F在落實到一千三百萬噸鋼，我也沒有料到。糧食去年大豐收，今年大緊張，也沒有料到。雖然出了這么多亂子，但是最大的成績是去年北戴河會議以來，各級黨委注意搞經濟了，……過去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爐、平爐的生產設備能力，煤的賬不算，焦炭的賬不算，礦石的賬不算，容積也不算，運輸也不算。真正一算，從前那么高的指標就是不行。不曉得講了多少年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綜合平衡。各個工業部門的聯系，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的聯系，重、輕、農的聯系，就沒有顧到。最大的勝利，就是這些失敗，就是這些主觀主義的教訓(P70-71頁)”。六月二十四日，他在從武昌去長沙的列車上同王任重談話時說;我們有些同志思想比較固執，辛辛苦苦的事務主義，不大用腦子想大問題。有的部門、有的部長不大向我反映情況，當王任重說大概他們怕主席太累時，毛澤東說：“不向我反映情況，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實情況告訴我，我就不累了(P78頁)”。又如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杭州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聽李富春匯報六零年計劃安排，李富春談到六零年計劃工業總產值和國民收入都比五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時，毛澤東問：明年看漲，為什么?李富春說：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農業總產值照原來農業書記會議上的安排，糧食是六千五百億斤，棉花是是六千萬擔，以這兩項為綱是九百一十億元。比一九五九年的七百八十億元增加百分之二十七。毛澤東問：如果減少呢?陶鑄說：絕不會減少，可以增加的。毛澤東問：可以增加?李富春答：明年糧食可以增加一千一百億斤。毛澤東說;可以嘛!現在橫豎是我們的指標，你明年超過，大家高興。你現在又搞這么多，結果明年又完不成計劃。你看，今年糧食要搞七千五百億斤，結果搞了五千四百億斤，二千一百億斤不見了。這不是看漲，是看跌嘛!你明年搞這么多，結果達不到。增加百分之十，我看就好。百分之十就算躍進嘛!你先不要搞這么多。李富春說，棉花增加七百萬擔。毛澤東說：明年增產七百萬擔是不是太多?增加不了這么多怎么辦?這個還要斟酌一下(P241-242頁)。再如六〇年六月十四日，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二五’計劃后三年的補充計劃。毛澤東說：“指標要重新安排，一個鋼，一個棉花，一個糧食，一個鐵路，一九六二年到底搞多少?(李富春：鋼三千萬噸，糧食六千億斤。)三千萬噸的數字就準備明年在人大會議提出了，今年我們在人大會議上通過的是今年鋼的產量一千八百四十萬噸，無論如何要力爭超過。世界上的事情橫直要到了手才算數，沒有到手還是一個希望。(李富春：第二本賬的安排是二千零四十萬噸。)我看提少一點，去做，在做之中增加一點。過去幾年的經驗，一九五八年八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二五’計劃，總理作的報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標打得低的那部分，現在誰說八大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呢?學習八大一次會議的那些經驗，寧可打低一點，在年度中去超過，決不可以打得過高，以至于超不過。……我們現在提三千萬噸鋼，假如今年搞到兩千萬噸，還有兩年，平均每年增長五百萬噸，會超過的。(鄧小平：三千二百萬噸也超過。)不要提三千二百萬噸，我看還是提三千萬噸，搞上三千萬噸，事情就很好辦。就是按實際可能辦事，按實際辦得到的，還打點回旋余地。讓年度、讓地方超過。實際辦得到的比如是三千二百萬噸，我們就提三千萬噸，如果實際可能是三千萬噸，我們就只應該提二千八百萬噸。可以考慮對外提二千八百萬噸。(周恩來：三千萬噸是保險。李富春：三千萬噸是可靠的。鄧小平：三千萬噸是可靠的。)就是二千八百萬噸、三千萬噸。我看還是相當緊，超過的可能性比八大一次會議定的那個指標要小。所以我還是喜歡你(指周恩來)在八大一次會議上提的那個東西，它給我們留下了那么大的余地嘛!基本建設這個盤子，我還是有點不放心。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計劃搞一百個，而結果是搞了三百六十個，搞那么大的規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陣，質量有些就不夠標準，大水一沖就垮。一垮就把人沖走了。今年和今后兩年的基本建設，盤子絕不可以搞得過大，數量不可不講，但恐怕要提出質量放在第一位。……開荒的規模比過去十年可以大一點，但是不能大得太多。不能搞十四億畝，搞十四億畝規模太大了，勢必鬧得很緊張。頂多開四億畝，就是你們計劃的十四億畝的零頭，要替我們后世子孫留下點余地呀。還有個鐵路，鐵道部同交通部今年一月在蚌埠開現場會議的材料，我看了實在很高興。土洋結合，小土、小洋鐵路由地方搞，但是那個數字現在看起來高了一點。那個時候說，三年修五萬公里，現在納入富春這個材料里邊的是兩萬五千公里，時間只有三年，指標恐怕要減下來。我們一九四九年接受政權時，全國鐵路只有兩萬公里，你三年工夫就搞那么多，還得了呀!這個東西要減下來，減到一萬公里大概可能，平均每年三千幾百公里。我這樣講不是泄氣，不是促退派，而是促進派，是為更好地躍進。(P414-416頁)”。這些記載充分說明，在大躍進期間，真正堅持‘實事求是’的，是毛澤東而不是別人。在大躍進期間頭腦發熱、高燒不退的大有人在，且不止一人，但卻不是毛澤東。
全國各地農村人民公社落實鄭州會議的‘十四句話’很不夠。有的地方‘浮夸風、共產風、平調風’不僅沒有改正，有的還更嚴重，又出現了‘高征購風’和‘瞎指揮風’，使毛澤東更加焦慮。一九六零年三月一日，他收閱廣東省委關于當前人民公社幾個問題的指示，這個文件指出;“目前農村中存在值得全黨重視的五個問題：第一，有些地方出現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過渡的苗頭;第二，有些地方在發展公社經濟上實際上在重復‘一平二調’、刮‘共產風’的錯誤;(三，部分地區在分配問題上沒有按照分配計劃全部分到社員手上，少數地區積累多了，因而社員增收較少;第四，一些公社大搞非生產性建筑和購置，不講究經濟效果，財政開支無制度;第五，有些干部在作風上頭腦發熱，謊報成績，隱瞞缺點，不聽群眾意見的作風又開始萌芽”。廣東省委對此提出了明確的態度和處理意見。他看后立即給劉少奇、鄧小平寫信建議中央批轉并要求各省召開六級干部會議討論這五個問題。二日凌晨二時，又批示秘書將該件印九份分送總理、富春、康生、喬木及中南五省書記，凌晨六時，又將他給劉少奇、鄧小平的信改寫為中央給各地的指示。在幾個小時內對一份文件連續作出三次批示，可見其心情的急迫和焦慮的程度。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晨二時五十五分到五時同胡喬木談話結束后，緊接著，他立即動手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該信共十二個問題：(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附業;(六)少扣多分，盡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一)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這十二條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他在指示信的最后加寫了一段話;“這個文件，除宣讀外，各級干部都要分期分批開辦培訓班，學習一次、二次、三次，今冬一次，明冬一次，后冬一次。”這個指示信于當天下午發出(P473-474頁)。從他審閱到發出，只用了半天時間，這個指示信在毛澤東心目中的緊急和重要程度，可想而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日，他接閱甘肅省委十一月十五日關于貫徹緊急指示信的第二次報告說;“從會議揭發的材料看，‘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相當普遍而嚴重。與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初期的‘共產風’相比較，去年以來的‘共產風’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大量平調社、隊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也平調了社員的一部分生活資料，特別是大辦食堂時平調了一批房屋、灶具、用具等，數量很多。報告認為，去年算賬以后又刮起‘共產風’的根本原因是干部思想認識有問題，特別是省委在執行中央方針政策上有缺點和錯誤：一，急于過渡;二，當任務與政策發生矛盾時，就丟開政策只顧任務;三，認為‘左’比‘右’好，寧‘左’勿‘右’;四，生搬硬套，盲目推廣執行(P482頁)”。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批轉甘肅省委第四次報告時說：看起來甘肅同志開始已經有了真正改正錯誤的決心了。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自己也曾經犯過錯誤，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上想得過快了，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F在改正了，規定從現在起，至少二十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堅決不變?？傊瑹o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P488-489頁)。中央的緊急指示信發出以后，各地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政策執行上的偏差，與農民群眾的矛盾有所緩和。但一些根本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如退賠問題，他在六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中央工作會議聽取東北、華北組匯報時說：大多數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賠，縣、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實物來退賠?？h、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縣、社干部可能不滿意我們，但是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h、社干部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嘁幌?，痛一下，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副食品基地等情況下平調的，要由國家賠一部分，由國家退賠的，不能讓縣、社退賠。(P510頁)。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他說;“我們平調了農民二百億元，我們不退賠，就要被打倒。這是簡單的真理。我在廣州就說過，人民公社不徹底退賠，就會成為人民的敵人。宣傳三面紅旗我贊成，但退賠必須徹底。現在農民與我們還有隔閡，不相信我們，只有堅決退賠，農民才相信‘共產黨到底是共產黨’，剝奪農民還能搞什么社會主義?無論那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永遠不準剝奪農民。農民占百分之八十，得罪了農民，一事無成，你就休想搞好社會主義(P591頁)”。這些記載充分說明，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糾正‘五風’錯誤最堅決、最徹底的人是毛澤東，代表五億農民利益的最大維護者是毛澤東。而支持、縱容刮‘五風’的，還真不是毛澤東。
面對蘇聯逼債和自然災害是當年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大難題。一九六零年七月三十一日，他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周恩來報告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周成來說;我們欠蘇聯的主要是糧、油、肉、蛋四種農產品。外貿方面現在欠它十六億盧布，加上到期應還的貸款七億盧布，明年需要還賬二十三億盧布。會上群情激憤，大家表示勒緊褲帶也要還債。有人說，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有人說，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說;爭取明年還清這個賬。委托總理、富春、先念你們三人小組抓總，請會議的三個小組明天討論一次，明年爭取把二十三億盧布還光，這種可能有沒有?如果能夠擠出這么一點物資，能夠適合他們的需要，我看那就是很好的事，那我們這個黨有希望，人民也有希望，國家也有希望(P435頁)。這件事對于從一九五九年開始的連續遭遇三年自然災的中國人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一年內要擠出價值二十三億盧布的糧、油、肉、蛋去還賬，這對中國人民的生活物資供應所造成的困難就更加嚴重了。但在各級黨委和政府領導下，發動農民努力生產自救，‘低標準，瓜菜代’，‘半干半稀’，農忙多吃，農閑少吃，在城市則實行主糧按勞動強度不同的工種定量供應，副食品票證到人，保證了公平分配，雖然能滿足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但還是有很多人患了水腫病，但這種最困難的時期并不長，在較短時間內就渡過去了，主糧和副食品供應就逐步有了好轉。在當年那種情況下，由于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有高度的信任，黨員干部能和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共渡難關，因而社會極為穩定，沒有人埋怨和不滿，更沒有發生偷盜、搶劫國家糧庫、哄搶物資等事件?，F在回想起來，當時中國有六億人口，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奇跡，但確是當年的真實。特別令全國人民感動的是，一九六零年十月，毛主席曾對護士長吳旭君說;“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我肉吃，省下來換外匯”。據汪東興回憶是，一九六零年十二月，毛澤東宣布：從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我不吃豬肉和雞了(P472頁)。這種同甘共苦的精神，更激勵了全國人民團結在黨的周圍來戰勝困難。
現在有的人認為，毛主席當年是堅持社會主義要‘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是反對農民有自留地和堅持要辦公共食堂的，這是影響當年不能較快克服困難的重要原因。其實這是以訛傳訛，完全是一種誤解，從《年譜四卷》中有很多記載可以證明這個看法是完全不正確的，與真實的情況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如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他在修改中央對農業方面提出五條要求的指示稿時，指示稿說：‘恢復社員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自留地不超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澤東在這一句中的‘不超過’三字后加上“也不少于”四個字。并在這一句后加寫：“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雞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指示稿第四條是：‘四，迅速扭轉養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局面，集體喂養和社員私人喂養應該并重，恢復自留地，對私人養豬要在飼料、勞動時間安排等方面給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顧’。在指示稿的末尾，毛澤東加寫;“以上五條，請你們立即布置實行”。(P39頁)五月七日，他在審閱修改廖魯言遵照毛澤東指示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給社員分配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稿時，他在此稿上批示;“即送劉、鄧、周、朱、林閱，尚昆用電報發去”。“昨天同李先念、譚震林、廖魯言三同志商定的”，“此事要快，請你們早作決定，下達執行”。該指示稿上規定;‘最近幾個月以來，養豬頭數大量減少，這對于積肥、豬肉的供應和私人零用錢的取得這樣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變這種局面，必須采取公社各級集體養豬和社員家庭私養并重的方針，兩條腿走路。雞、鴨、鵝也是如此”。“要社員私養豬、雞、鵝，鴨、就要給社員一定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應當按照原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按人口計算，不超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也可以按豬計算，每頭豬撥給一分或者兩分飼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自行決定。”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即下發了這個指示(P40頁)。在《年譜四卷》中，記載他對農村公共食堂問題的談話、批示有十九處之多。如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在中南海召開的研究工業、農業和市場問題的會議上，他說;“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好了?，F在食堂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我想出去跟省委書記談一談。糧食要給本人，食堂自愿參加，不愿意參加可以不參加，這樣就主動了(P70頁)”值得注意的是，他講這話時正是準備歡慶國慶十周年之前，全國一片歡欣鼓舞、欣欣向榮的景象，當時還沒有任何一點自然災害的跡象。一九六零年三月二日，他閱貴州省委關于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報告說;‘我省現有公共食堂十三萬多個，固定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固定的食堂中，出現了一批辦得很好的食堂。這些食堂已成為生產小隊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食堂辦得好的地方，人民公社得到鞏固，生產也搞得好，顯示了食堂的優越性’。毛澤東閱后批示：“印九份，發各同志閱看，準備三日下午談一下”(P331-332頁)。”三月四日，他為中央起草批語;“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梢允刮覀冊趶纳鐣髁x向共產主義的過渡的事業中，在五至十年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時，要有步驟，要有堅強領導，要提高干部和群眾覺悟，要走群眾路線。在一九六零年一年內，全國食堂達到貴州現時的那種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領導不強的地方可能一年達不到，那就在一九六一年達到也可以。即使更長一點時間達到，也可以”。這個指示經三月五日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后下發(P334頁)。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他聽田家英匯報浙江省嘉興縣一個生產大隊的情況中說：‘社員對公共食堂普遍不滿，不愿意在食堂吃飯，食堂實際上是造飯工廠，不做菜，社員將飯打回去，還得再熱一次’(P535頁)。當晚，他與浙江省負責同志談話時就說;“食堂劃小為好，幾戶人家辦一個，大了恐怕對生產不利。要多樣化，有常年食堂，有農忙食堂，也有自己燒飯的。辦食堂一定要適合群眾的要求，總而言之，不論辦什么事一定要適合情況，適合情況就能增產，適合情況了群眾就高興。(P536頁)”二月十一日下午，他在長沙聽胡喬木和張平化匯報談到食堂問題時，他說;“吃食堂不能勉強，你們這里是不是還勉強?” 他說了浙江的例子，社員把飯打回去吃，回家還得煮一次，毛澤東說;“那何必呢?” (P542-543頁)三月七日，他在武漢同王任重談話了解湖北農村情況時說;“參加食堂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農忙食堂。農村和城市總不一樣，不愿意吃食堂的，就讓他不吃食堂。(P551頁)”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他在主持三南(華東、中南、西南)會議時說;“有些食堂難以為繼。廣東有個大隊總支書記說，辦食堂有四大壞處，一是破壞山林，二是浪費勞動力，三是沒有肉吃(因為家庭不能養豬)，四是不利于生產。這個同志提出的問題值得注意。這個問題不解決，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強辦下去，辦十年也還得散伙。沒有柴燒把橋都拆了還扒房子、砍樹，這樣的食堂是反社會主義的?？雌饋硎程靡袔追N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農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讓大家回家吃飯不可，因為有個取暖問題(P556頁)。”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毛澤東在長沙與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談話，張說自己原來對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原來認為好象不喜歡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農，毛澤東說;“才不是咧!愿意參加食堂的是少數人，食堂的確存在幾個問題，用工太多，浪費勞動力嘛!浪費柴火，破壞森林嘛 !還有浪費糧食，再一個就是社員不能養豬，還得兩頭搞，一頭是搞食堂，一頭是家里開伙”。“食堂也是個平均主義問題嘛!”同張平化談話后，又聽胡喬木匯報在韶山公社調查的情況，胡說：食堂問題在目前特別突出，宣讀《六十條》時，對食堂問題群眾最欣賞的是條文中“可以不辦”幾個字。毛澤東問：現在馬上散行不行呢?胡喬木說：我認為，第一，現在散了比較有利，第二，可以現在散。現在就是一個房子問題、鍋灶問題。還有就是省委對食堂問題搞得太死了，成了一個框框?？傉J為食堂在農村是個社會主義的陣地，食堂萬歲等等。毛澤東說：有些人的思想就是被這些東西束縛住了，這個意思要給省委的同志說一下。胡喬木說：最近省委要開會，最好能把食堂問題作個明確解決。問毛澤東還有什么指示?毛澤東說;就是要有真正聽群眾意見這種態度。(P573-575頁)四月十一日，他給汪東興寫信，要他通知王任重、王延春兩同志來湖南住三五天，幫助湖南同志解決一些問題，主要是走群眾路線、及時看出問題、先下手、爭取主動權，這樣兩個問題(P575頁)。四月十五日，他將胡喬木報送的《關于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批示給張平化;“我看可以印發你們的三級干部會議各同志，予以討論”。這份報告上說;‘韶山公社的大多數食堂實際上已經成了生產發展的障礙，成了黨群關系的一個疙瘩，大多數食堂勢在必散。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解散食堂的經驗證明，群眾要求散的食堂不但應該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P576-577頁)。四月十六日晚，他在長沙召集劉少奇、陶鑄、王任重、胡喬木等人開會，在談到食堂問題時，大家都認為這是脫離群眾、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辦了公共食堂妨礙了生產發展，對于救災非常不利(P577-578頁)。四月二十五日，他在杭州寫信給鄧小平，要他通知五月十五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要求各地在會前對農村中若干問題(食堂問題、糧食問題、供給制問題、自留山問題等)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眾尋求真理，以便五月會議能比較徹底地完成上述任務(P580頁)。五月五日，他閱張平化關于湖南工作的來信，信中說;主席四月十四日給汪東興同志的信，對于湖南省委、首先對于我是一服對癥的良藥。……我們有若干政策性的具體措施是脫離群眾的，例如過分強調辦公共食堂，供給部分過大、征購任務過重等。所有這些錯誤，應當由省委、首先應當由我負主要責任(P583頁)。五月九日晨三時，他閱胡喬木關于湖南調查情況的電話匯報記錄，胡的匯報中說：關于食堂問題，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個減少為六個，湘鄉沙田公社僅僅用三天時間就把食堂問題解決了。群眾的熱烈程度難以想像，甚至說是‘第二次解放’(P584-585頁)。以上這些記載充分說明，毛主席是是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意愿的，對下級干部的錯誤是引導他們自己去認識和改正的，而不是‘越俎代庖’。因此，責怪他阻止解散食堂的說法，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
第三是關于廬山會議由反左轉變為反右的后果。在《年譜四卷》中有幾處記載：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閉幕會議上講話中說：“近幾年我們也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但是比較少。對情況不甚了了，對‘刮共產風’情況就不明。中間又夾了一個廬山會議反右，打亂了反‘左’。去年這一年中央幾個主要同志都把精力放在對付國際問題上，專顧那一頭去了，就影響地方工作。今年不搞兩本賬，上下只搞一本賬，決不層層加碼。總而言之，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決實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堅決退賠‘共產風’刮來的東西。不許可不退不賠。應該退賠的要徹底退賠。農村里堅決整掉‘五風’”。“廬山會議犯錯誤的少數同志，我們希望跟他們也團結起來，此外，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有些也犯了錯誤的，個別的同志性質也相當嚴重的，我們希望他們還是要到工作中去改正，歡迎他們的進步，一切可以團結的同志都要團結”(P525-526頁)。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他在廣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在廬山會議之前，我們對情況了解還是比較清楚的，但在廬山會議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為廬山會議之后一反右，有人講真實話，講困難，講存在問題，講客觀實際情況等等，都被認為是右的東西。結果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相反就產生了另外一種情緒，不講實際了，例如河南本來糧食只有二百四十億斤，他們說有四百多億斤，這都是反右反出來的。鄭州會議的召開，是為了反‘左’。凡是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比較徹底的省，工作就比較實一些。從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個月的‘左’，如果繼續反下去，那就好了。誰知道彭德懷在中間插了一手，我們就反右。右是應該反的，反右是正確的。但是帶來一個高估產、高征購、高分配。這個教訓值得我們吸取。這件事也教育了我們，反‘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在群眾中間一反，結果就反出一個浮夸風。廬山會議反右這股風把我們原來的反‘左’割斷了。(P547-548頁)”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在廣州同陳伯達等人談《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修改問題時，他說;“廬山會議本應繼續解決鄭州會議沒有解決的問題，中間來了一個插曲，反右，其實應該反‘左’”。“農村問題，在一九五九年即已發生，廬山會議反右，使問題更加嚴重。餓死人，到一九六零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P564頁)。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時說;“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么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h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小范圍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 ，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P600頁)”。“比如河南新鄉地委書記耿起昌，他完全正確，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要改過來，要恢復名譽，仍當地委第一書記(P601頁)。”為什么廬山會議會轉為反右呢?從《年譜四卷》的記載也可以看出：一是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繼續反‘左’的，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批印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當晚他即召集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開會時說：“三，現在有沒有右傾機會主義?我說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傾的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闖，碰了釘子還不知道掉頭。四， 現在事實上就是反冒進，只是不公開講，反冒進的司令就是我。(P105頁)”七月二十日毛澤東聽楊尚昆匯報各組討論情況時說;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這是事實。不要回避，要實事求是;有些氣就是要泄，浮夸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我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認錯誤，也不愿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那些不愿意認真總結去年經驗教訓的人談一談。當晚開會時，柯慶施、李進泉對糾‘左’表示不贊成，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P108頁)。當然，反對糾‘左’的大有人在，絕不止僅是柯、李兩人。因此，廬山會議反‘左’變成反右，并非是毛澤東的初衷和本意。二是有些人是打著反右傾‘錯誤’的口號來掩蓋自己‘左’傾的錯誤，使之得不到應有的批判。因此，廬山會議后，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平調風、共產風、高征購等‘左’的做法，不僅沒有得到扭轉，反而發展得更加嚴重，給國家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更大的災難。毛澤東堅持正確意見力挽狂濤，但卻得不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有力的支持。反右的結果，是把很多堅持正確意見的好同志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顛倒黑白，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扭曲了黨的風氣。這個歷史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如何認識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錯誤的責任？現在有些人的說法是：由于毛澤東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這個說法是完全不符合真實情況的，是張冠李戴的，是顛倒黑白的。《毛澤東年譜》上記載的事實，白紙黑字，歷歷在目，真實有據，有力地駁斥了這些謬論，能夠還給毛澤東一個公道和清白，平反他‘代人受過’的冤屈，還原歷史的真相。因此是值得一讀的。
(完)
鏈接：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讀《毛澤東年譜》筆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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