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澤東年譜》第一卷筆記
寫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至三月十日
在毛主席誕生一百二十周年時，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了《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共六卷。我只到今年二月十一日才從書店購得此書。第二天起即利用晚上看電視劇的時間開始閱讀。每天看三、四十頁不等，今天才看完第一卷。共二十一天時間看完648頁。
這一卷記述的是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毛主席的事務活動記錄。我逐字過目地粗讀了一遍，沒有細想，更沒有認真領悟，但仍有很多感想。茲記述主要的如下：
一是感到毛主席的公務工作量是很大的。幾乎是沒有什么休息時間的。大多數情況下，只有上午才休息了幾個小時。經常是徹夜工作。這樣長時期地為國家為人民的事業操勞，幾乎完全沒有他個人的私人空間，真正體現了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這是常人做不到的，是很值得人民尊敬和感激的。解放初期，我還年小，不懂世事。讀了《年譜》上這些記載，才深切地感悟到當年我們的歡樂和幸福，是毛主席這一代革命先輩們為我們創造的。
二是毛主席對很多重要的工作都是親力親為、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的。此書記載他對建國后繼續進軍西南、西北，解放全中國(包括對臺灣的解放，后因抗美援朝戰爭影響而沒有解放)、對抗美援朝戰爭(除離開北京到石家莊二個月主持毛澤東選集出版事宜外)、對朝鮮戰爭的停戰談判、對‘三反’、‘五反’斗爭等工作，都是他和周總理直接指揮的，絕大多數電報都是他倆直接起草、核稿后發出的。如五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七月七日即電栗裕上京，七月八日即組織東北邊防軍，派出四個軍布防東北地區。八月二十三日聽軍委匯報分析美軍有可能從仁川登陸(立即發電報告訴斯大林和金日成)，十月一日美軍過三八線，二至五日中央開會研究決定出兵，八日即發布命令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并電告金日成，同日派周恩來、林彪去蘇聯會見斯大林商談軍事援助，十九日四個軍及三個炮兵師秘密入朝。這一陣緊鑼密鼓地安排過后，毛主席又對入朝后的軍事行動作了周密的布置，對選擇首戰尤其縝密。整個戰爭期間，不僅有長遠和近期戰略思想上的指導，而且還有戰術謀略、戰機選擇、排兵布陣上的安排，從兵團、軍、師甚至是團一級的位置、走向、出發到達時間等都指揮得很具體、很細致，對敵方的動態了如指掌，有時候還把在北京搜集到的敵方情報告訴在前方的彭德懷和金日成，對敵情的分析、判斷都很準確，具有很強的預見性。但他又從不限制前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些從他與前方首長的來往電報的頻繁和密集，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有時一天內雙方來往的電報都有三、四個來回之多。如五二年十二月七日鄧華回國向毛主席匯報朝鮮戰場情況時說;“有一次，志司(注：志愿軍司令部)凌晨一點發出的電報，到兩點就收到了回電，主席真是太操勞了。毛澤東說;兵貴神速嘛!我同秘書說了，凡前線來的電報，隨到隨報，一分鐘也不要遲延。你們是在大炮底下，沒有你們在朝鮮，我在這兒也不得安寧嘍!”(P634頁)這種工作作風是值得敬仰的。
三是毛主席對很多工作的思考是很深入的，很細致的。如建國后對工商業者的政策就很突出地說明了這一點。如五〇年四月十二日毛主席在閱讀全國統戰會議工商組討論會一份記錄稿(注;這不是中央文件，也不是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時，寫了多處批語。在記錄稿談到‘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資產階級’處，他批寫道;“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余，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是有斗爭的，但必須團結它，是采取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以達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之目的。” 在記錄稿中談到‘對私營工商業的限制和排擠’處，他批寫道;“應限制和排擠的是那些不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對這些工商業當他們困難時應給以扶助使之發展。”在記錄稿中談到‘國營經濟是無限制地發展’處，他批寫道：“這是長遠的事，在目前階段不可能是無限制的發展，必須同時利用私人資本。”在記錄稿談到‘我們的政策是要與民爭利’處，他批寫道;“完全錯誤的說法”，……等等(P115頁)，這些批語說明毛主席對掌握政策是很注意的。對下面的錯誤認識是持批評態度的。在‘五反’運動后期，他為中央起草對工商戶處理的標準和辦法的批示時，他電令全國統一按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嚴重違法和完全違法五類劃分，前三類約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兩類約占百分之五左右。政策是;過去從寬，將來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P512，P514，P517，P521、P524等頁)。這樣就安定和團結了大多數，保證了生產和經營的正常進行。孤立和打擊了極少數。如上海市委報告：“上海‘五反’第一戰役中，七十四個重點戶終于低頭認罪，但由于怕受到嚴厲處分，無心生產。為此，我們于四月三日召集這些資本家開會，宣布他們‘五毒’罪行是嚴重的，雖是經過檢查斗爭才交代，亦作為自動坦白，從寬處理，只退補不加罰，免于刑事處分。如能積極檢舉，協助檢查其他不法工商戶，立功贖罪，退補還可酌減。聽到政府宣布這些政策后，這些資本家一致感謝政府寬大處理，表示愿意立功贖罪。”(P541頁)充分證明了毛主席制定這些政策的威力和效果。
四是蘇聯和斯大林同志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對中國的支援是很慷慨的、無私的、是全力支援的，幾乎是有求必應的。入朝前我軍一個軍只有各種口徑炮共36門，而美軍一個軍則有1500門。我軍還沒有空軍。也就沒有制空權。武器裝備是極為懸殊的。故多次向蘇聯求援。五〇年十月八日派周恩來去蘇聯會見斯大林后，十二日他們共同回電毛澤東：“蘇聯完全可以滿足中國提出的飛機、大炮、坦克等軍事裝備。但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后才能出動支援志愿軍作戰”。(P211頁)五一年三月一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要求增派空軍掩護中朝后方線及增加運輸汽車定貨問題，三日斯大林即回電“同意增派兩個驅逐機師入朝在別洛夫將軍指揮下作戰，增建機場，供給六千輛汽車”，后又增派一個大驅逐機師至安東。(P310-311頁)。 五一年六月，又派高崗同志去蘇聯向斯大林同志匯報請求支援六十個師的裝備“已蒙獲準”，蘇軍總參謀部認為中國要求的每個師的裝備標準還不夠強，必須配坦克，增加火炮，按蘇方編制標準當年可交付十六個師的裝備，其余的后兩年陸續交付(P361-362頁)。其他還有幾批增援就不再引述。
五是從年譜第一卷中看，建國后毛主席的親友、過去的師長、同學、同事寫信給他反映情況、要求工作學習機會、尋求幫助、希望上京會見的很多，他都給予了回信。僅從本書中記述他給以回信的，我估計約有一百以上至二百件之多。每月至少幾封，多時一天就有十幾封之多。如五〇年五月七日復信十六封，五月八日復信十六封，五月十日復信七封，五月十日又復信十二封。對反映基層情況，提出工作意見的，都表示感謝，如“感謝你的好意，征糧中出現許多弊病，政府已有令糾正，不知結果究竟如何?便時尚祈詳舉見告為盼!” “惠書及大作收到敬悉，甚為感謝!鄉間減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體情形，未便直接干與，請與當地人民政府諸同志妥為接洽，期得持平解決。風便尚祈時示周行”;對要求工作的，一般都是答復：“先生工作崗位，似以在原地為適宜，不必遠游，未知以為然否?”“參加工作事，尚望就近設法”，“工作問題，應在當地設法解決，不要來北京”，“望你們在湖南設法求得工作，不要來北京。鄉問情況可來信告我”，“因京中人浮于事，不易解決”，“我現在難予為助，尚祈鑒諒”，等等，以致引起一些親友的誤解與不滿;對革命烈屬的回信則多為：“林尉同志死事，極可痛惜，將來自應與全國各地死難同志一同有所紀念”，“周玉麟同志死事，望兄就近陳明湖南當局備案，便與全國英烈一體議恤”;對生活有困難的親友及他原在一師的語文教師袁吉六的遺屬則用自己的稿費三、五百萬元(舊人民幣)予以支持;只有極個別的人如周世釗、張干(原一師校長)等則請到北京晤面并陪同游覽(P128-134等頁)。這種不徇私情、嚴于律已的作風是十分令人崇敬的。
六是他的自我批評精神也是很突出的。如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批復外交部的一個報告后批示：“這個文件看過，很好。照發。這個文件在我這里壓了近一個月，這是我的不對，但你們不催也有責任，近幾日還是你們催，我才從積壓的文件堆中清出來看了。”(P437頁)又如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審閱中共中央關于海外僑民工作指示草案時批道;“此件在我這里壓了很久，近日還是你處催促才清出來看了，這是我不對;以后如積壓了文件，請注意催我。”(P444頁)
七是他對前朝元老（如宋慶齡、章士釗、程潛等）、民主黨派（如黃炎培、張瀾等）、知名人士（如柳亞子等）、他過去的師長（如原一師校長張干等）等人，都是很尊敬、很客氣的，都是親自出門迎送，盡興長談，認真傾聽他們的意見和看法，有時還陪同進餐游覽等。對他們的來信都有認真回復，用詞極其恭敬，謙虛有禮，對他們的個人困難都給予特別關照，對他們反映的問題都轉交有關部門或地區查實后作出回答或解決。其中尤以黃炎培在這方面的來往書信最多，反映的意見和情況也最多，他每次都親自回信，并多次將中央或地方、部門的有關內部文件直接轉送黃炎培閱讀后請他‘擲還’給毛，讓黃了解真實情況。這類事情在年譜中每月都有幾例。隨手翻書就可看到，故不再舉例。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才得到了各方面的竭誠擁護和支持，形成了強大的統一戰線和力量。他老人家為全黨做好統戰工作做出了最好的榜樣。
八是他得知毛岸英同志犧牲消息的情況，《年譜》上是這樣記載的：“五一年一月二日，閱周恩來同日給毛澤東、江青的信和他送閱的彭德懷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給中央軍委的電報后，得知毛岸英已在朝鮮犧牲。周恩來在信中說：‘毛岸英同志的犧牲是光榮的。當時我因你們都在感冒中，未將此電送閱，但已送少奇同志閱過’。‘高瑞欣亦是一個很好的參謀，勝利之后，當在大榆洞及其他許多戰場多立些中國人民志愿軍的烈士墓碑’。當時。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犧牲的成千成萬，無法只顧及此一人。事已過去，不必說了。”(P275-276頁) “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在玉泉山聽取彭德懷匯報朝鮮戰爭情況，……在彭德懷介紹毛岸英犧牲情況并作檢討時，毛澤東說;“打仗總是要死人的嘛!志愿軍已經獻出了那么多的指戰員的生命，岸英是一個普通的戰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現在美國在朝鮮戰場上使用了各種飛機約一千多架，你們千萬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證司令部的安全(P305頁)。”作為一個父親，老年喪子，這是多么大的悲痛?得此遲到的消息，該是多么的震驚?但毛主席卻如此平靜，‘事已過去，不必說了’。只到犧牲后近三個月才聽彭德懷介紹犧牲時的情況，卻說‘打仗總是要死人的’，‘岸英只是一個普通的戰士’(據我所知，毛岸英四四年在蘇聯時已是坦克中尉，入朝前在北京人民機器總廠當黨總支書記，至少也是營級干部了)，‘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作為國家的最高領袖，這種胸懷是何等的高尚!胸襟是何等的廣闊!直到毛主席逝世后人們才從他的柜子里找出一個箱子，里面整齊地放著毛岸英的衣物，說明這幾十年來毛主席就是這樣深深地懷念他的兒子的。這是多么偉大的愛。偉大的父子之情。他教育和帶領一家人投身革命犧牲了六、七位親人，有誰能比?
讀《毛澤東年譜》第二卷筆記
寫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九日
這一卷記述的是從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為止，毛主席的事務活動記錄。我從三月六日開始，到三月二十九日為止，共二十四天讀完這643頁。也是逐字過目地粗讀了一遍，沒有細想，更沒有認真領悟，只是偶有所感就隨手記下了一些情節提示和在書上的頁碼。以備查閱。我讀二卷后有較多的感想，茲記述主要的如下：
一是他多次表示不贊成使用‘毛澤東思想’一詞，表現了他貫徹落實七屆二中全會精神要謙虛謹慎的高尚品質。盡管劉少奇同志在黨的“七大”會上提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并得到全黨的確認和共識。建國以后，毛主席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的威望空前高漲，但他卻更加謙虛謹慎，對使用‘毛澤東思想’一詞一直持否定態度。在《年譜二卷》中有多處記載。五三年四月十日，在審閱〈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章程〉和〈成立宣言〉兩個草稿時，將幾處“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刪去，并批示彭真：“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應將這些字刪去”(P81頁)。五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審閱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舉行會議的新聞稿時，刪去文內‘毛主席認為’、‘毛主席指出’、‘毛主席的主要意思是’等字樣：將一處“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修改為“一致同意上述意見”;將‘主席所指示’、‘主席指示’、‘毛主席指示’等改寫為別的文字。毛主席在給該會主任馬敘倫的信中說：“如要在〈中國語文〉上發表，請照修改樣式為荷!”(P102頁)五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審閱肖克報送的中央軍委例會通過的三個條例草稿時，毛主席批示;“(一)可以付印。(二)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P104頁)五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審閱修改共青團中央報送的少年先鋒隊改名的說明草稿時，在說明稿的“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一語后加“和他的戰友們”六個字;將“沿著毛主席為我們開辟的道路勇敢前進!”改為“沿著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及其戰友們為我們開辟的道路勇敢前進!” 將“為實現毛主席的偉大理想而奮斗!”改為“為實現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偉大理想而奮斗!”(P153頁)五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審閱鄧小平等關于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結果給中央的報告上批示;“此件送鄧小平同志，在第四頁上‘毛主席’改為‘毛澤東同志’，其余均同意。”(P226頁)五四年四月一日在彭德懷報送的劉伯承關于軍事學院學員畢業證件的請示報告上批注：“‘附件’中‘在毛澤東軍事思想基礎上努力學習……’應改為‘在毛澤東同志的號召下努力學習……’”。(P230頁)五四年四月十七日在審閱羅瑞卿在東北地區高級干部會議上的發言稿上，將“依靠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改為“依靠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正確領導”，刪去“我們黨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中的“和毛澤東同志”六個字。又刪去“這與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分得開嗎?”中的“和毛主席”四個字。(P234頁)五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審閱修改中央批轉西北局傳達貫徹七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報告中刪去其中的“西北地區全黨同志只是，也只能是相信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主席思想基礎上的黨中央”一句中的“毛主席思想”六個字。(P238頁)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審閱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勛章、獎章的決議草案時，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一語中的“和毛澤東主席”六個字刪去。(P315頁)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在審閱劉少奇同志報送的中宣部《關于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講解問題的通知稿》時，在末尾加寫了一句話;“在寫文章作講演遇到需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通知稿中說：“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誤解。我們認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作報告時，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至于講解黨章和過去黨的重要文件決議時仍應按照原文講解，不必改變。但應注意說明，‘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避免對兩者有不同的內容的可能誤解。”(P319頁)以上這些記載使我深深感動，只要是真金總是會發光的。過去不會因為毛主席反對使用，人們就會忘記‘毛澤東思想’。今天，毛主席離開我們已經三十八年了，更不會因為現在有些人極力否定和貶低毛主席而忘記‘毛澤東思想’。相反，‘毛澤東思想’將永遠留存在人民心中，而且越來越光芒萬丈。
二是毛主席在解放初期，雖然集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等職務于一身，他也多次強調要加強集中統一，宣布過凡以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未經他看過的一律無效。但他卻非常民主，充分尊重其他領導同志。從《年譜》記載中可以看出，凡是他直接草擬、批轉的文電，都要先送劉、周、朱、任、陳、鄧(‘八大’前任中央秘書長)等書記處書記們閱過征得同意后再發出;凡劉、周等人先審閱修改過再報他審閱的文電，經他修改后也要再送其他領導人閱過再交原報送人參考、酌定后再發出;凡是其他領導人以個人名義在中央級會議上發表的講話稿等送請他事先審閱修改的文電，他在審閱、提出修改意見后仍退交報告人最后審定。只有軍事方面的緊急電報經他審定后即發的也要同時抄送其他領導人知曉。《年譜》中記載的相當一大部分都是這些來來往往的文電交流。其中尤以《憲法》草稿的討論、修改以及“八大”的政治報告草稿的討論、修改為甚，真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送來送去，反復修改。正如他在五六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講的：“這次文件的起草，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完全是講道理，不講什么人，對事不對人。”(P623頁)其次是他主持的會議很多，幾乎平均每兩天都會有一次書記處會議、或書記處擴大會議，《年譜》只記載有那些人出席或列席，而從不透露會議討論的什么內容，而且在時間安排上經常是在晚上或下半夜召開的。這充分體現了中央的集體領導機制，而決不是有些人污蔑的是‘毛澤東個人獨裁’。還有就是與其他領導人及黨政軍各方面干部的談話，有個人單獨談的，也有約請多人一起談的，也有在開會后留下來談的。《年譜》只記載談話時間和談話對象。除極個別情況外，絕大多數的談話內容在《年譜》上都沒有透露過。這種談話他幾乎每天都會有一次或幾次。這充分表明毛主席與其他干部的思想交流很多，能廣泛聽取各種相同或不同的意見。
三是毛主席很重視調查研究，通過多方面的渠道了解下面的真實情況，因而他作出的批示和決策都是有事實依據、切合實際的。這是他能正確領導的基礎。其辦法：一是通過黨政軍各方面的報告請示來了解情況，這是主要來源。他多次規定和督促下面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央報告工作，可以是全面綜合的，也可以是某一方面、某一事項的。他通過批轉這些報告來指導全黨全國參考、效仿，以推動工作。‘三反’、‘五反’、‘農村合作化’、‘城市工商業的改造’等全國性的大事，都是在做出總體部署后通過批轉各地經驗來推動的。二是他派出調查組調查某些事項向他報告，如他多次派陳伯達等人專題調查某些問題，對他的決策起了重要作用。三是通過他的警衛戰士們(除新疆、西藏外，其他各省區的人都有)回家探親的機會布置他們調查他們家鄉最基層的情況向他匯報，他對此特別重視。如五五年七月十九日，他批閱三名河南籍戰士回鄉調查后寫的材料，一個材料反映蘭考縣一個村缺糧戶達百分之五十，他批示：“這個村缺糧，值得重視。”另一個材料反映延津縣一個村的調查，實際上現在沒有吃的是少數，部分人思想不通，準備退社。他批示：“此鄉糧食有些問題，不大，合作社問題較大。”再一個是新蔡縣一個鄉的調查材料，反映該鄉連年受災，糧價上漲，而有些區、鄉、村干部的余糧則未賣，農民有意見。他批示;“據說，這個鄉有些問題，鄉主席鄒明發(較富裕的老中農)有三百二十斤余糧，只賣出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購進二十斤，人民有意見。”以上三個材料，毛澤東都批送吳芝圃(注：時任河南省委書記)閱后退還(P401-402頁)。四是他親自下去作調查。如五五年十一月一日晚七時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后乘專列離京南下，沿途調查了解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情況。十一時五十分到達天津，同天津市委書記和副市長談話;二日晨七時到達山東德州，同地委書記談話;十一時四十三分到達濟南，同譚震林和省委書記談話;晚九時十分同濟南市委正副書記、市長談話;十一時五十六分到達泰安，在列車上同地委正、副書記談話;十一月三日晨一時五十四分到達兗州，同地委書記和副專員談話;六時四十五分到達江蘇徐州，同地委書記、專員談話;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到達安徽符離集，同宿縣地委書記、專員談話;十一時四十五分到達蚌埠，同安徽省委書記、副省長談話;(P463頁)十一月四日晨一時四十一分到達滁州，同四位地委副書記談話;三時到達南京，同江蘇省委書記、省長、南京市委書記、市長談話;七時二十一分到達鎮江，同地委書記、專員談話;上午十時五十四分到達無錫，同市委書記、市長談話;中午十二時四十七分到達蘇州，同上海局書記柯慶施、上海副市長、蘇州地委書記副書記、蘇州市委書記市長談話;下午四時二十五分到達上海，游泳一小時后回到專列上。十一月五日晨同柯慶施和上海市其他領導人談話，并共進早餐。中午下車游泳一小時，下午到達松江，同地委書記、專員談話;同日晚上，到達杭州，住劉莊。十一月七日，向警衛一中隊的七名江蘇、淅江籍戰士了解農村情況。十日，又向剛剛探家歸隊的幾名戰士了解他們家鄉的農村情況。”(P462-464頁)從《年譜》的上述這一段記載可以看出，他在這前五天時間內邊走邊談，不管是白天黑夜，除列車開行時間（還有一次在開行的列車上談話）外都在找人談話，與之談話的對象，從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中央局書記、省委、地委、市委的書記、專員、市長，共約四十多人。到杭州后又在兩天內找他的警衛戰士共約十來人談話了解情況。這樣高密度、多層次、多地域的調查研究，令人驚訝敬仰，真是前無先例，后無來者。這世界上有那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如此緊張忙碌地做過？
四是他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最堅定，最徹底，在事關路線、事關原則的問題上，是非常警覺、十分嚴格的，但對犯錯誤的干部又是非常關愛的。《年譜二卷》記載中，有三件曾經震驚全國的大事，他的處理過程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也有很多感受、感悟和感動。
第一件事是處理高饒的反黨問題。五三年六月一日晚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討論財政稅制改革報告時，毛主席說：“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社論說到‘公私完全平等’，是絕對錯誤的。落后于孫中山”。“會議認為，已公布的對稅制的若干更正(注：經政務院會議核準的)，在政治上有原則性錯誤，同時，這一問題事先未向中央請示，也未提交中央討論，在組織上也是嚴重錯誤的。……會議提出，原決定由薄一波準備全國財經工件會議，現決定由周恩來主持。”(P107-108頁)五三年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中央召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利用黨糾正財經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機會，在會內會外進行分裂黨的活動，散布流言蜚語，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央糾正了他們的錯誤意見，使會議取得預期的效果”。(P113-114頁)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書記處擴大會議上，毛主席提出在他外出期間(注：到杭州主持起草憲法)由劉少奇臨時主持中央工作，劉提出由書記處書記們輪流主持，多數同志不贊成，而高崗一再堅持說：‘輪流吧!’會后又分別找陳云、鄧小平，動員他們也贊成輪流主持。會議確定為：由書記處共同討論解決問題。(P208-209頁)這件事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覺，從十六日到二十四止，毛主席就輪流、分別找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鄧子恢、李富春、彭德懷、陳毅、劉伯承、賀龍、葉劍英、羅瑞卿、楊尚昆、黃克誠、薄一波、劉瀾濤、饒漱石等人談話(每次參與談話的人數一、二、三、四人不等，各人參與談話的次數也不等)調查了解高崗的有關情況。并委派陳云同志去高崗南下所到之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代表中央向高崗游說過的有關方面負責人打招呼，通報高崗用陰謀手段反對劉少奇、分裂黨的問題，要求他們不要上高崗的當。還特意要他向在杭州休養的林彪通報高崗利用第四野戰軍的旗幟、在財經會議上煽動各大軍區負責人如何到處活動的情況告訴林彪，并說;“林彪如果不改變意見，我與他分離，等他改了再與他聯合”。二十四日下午，他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公開揭露高崗的問題，毛主席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會議決定：起草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在毛主席外出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理主持中央工作。(P208-211頁)五四年一月六日，毛主席在杭州審閱修改〈關于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七日致電劉少奇，說草案已經在杭的同志(包括林彪)修改同意，認為此決議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全會報告請劉少奇作。“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于你的報告宣讀完后，似宜接著宣讀你已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并非錯誤者為錯誤”(P215-216頁)。后收到高崗來信說他完全贊同〈決議〉草案，承認自己犯了錯誤，要來杭州談自我批評事，毛復信說，開會在即，不必來杭，在京與劉、周、鄧談即可。(P218-219頁)一月二十八日與楊尚昆談四中全會問題，毛澤東說;“會議三天為好，必要時四天，看情況。方針是堅持正面批評，‘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爭取逐步改變環境，決議通過后就會改變。造成不利于其陰謀活動的環境，增強教育、說服力量。給一條路讓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絕路了。當作一種可能性來爭取(P221頁)”。二月六日至十日，四中全會召開，劉少奇受毛澤東委托向全會作報告，朱德、周恩來等四十四人發言，會議通過《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P221頁)。二月二十八日審閱修改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的講話提綱時，在提綱講到‘高崗的黑暗面(個人主義和私生活的腐化)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而在全國勝利后更大大發展了’以后，毛澤東加寫;“高崗的這種黑暗面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 在提綱講到‘高崗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面發展的必然結果’之后，毛澤東加寫：“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P223頁)。”九月一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通報蘇共中央：通報說：“現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高崗最近自殺的事正式通知你們。……高崗在被管教的這一時期，卻仍毫無悔改表現，反于八月十七日實行第二次自殺，……可以肯定高崗確是自殺，是服用多量安眠藥藥死的。……對于高崗自殺事，中共中央決定對外暫不公布(P273-274頁)”。《年譜二卷》公開的以上情況，有力駁斥了現在有些人污蔑毛澤東在勝利后排除異已的胡說八道。
第二件事是處理薄一波的錯誤問題。上面所說稅制改革的事，就是薄一波干的，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毛澤東致信周、鄧、陳、薄四人，說;“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省市委也未發出通知，匆卒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而已。究竟如何處理，請你們研究告我。此事我看報始知(P11頁)”。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毛澤東在審閱周恩來在財經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提要(草稿)》時，在封面上寫道;“財金貿系統的工作同志絕大多數是忠于黨與人民事業的”。草稿引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毛澤東在后面加了一句話：“這條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黨的二中全會的決議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則性的解決。可是許多同志，卻不愿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鬧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會規定的東西，甚至公然違反二中全會的原則。”他對草稿的修改還有(加寫和改寫的文字，年譜上是用下加重點號、這里改用下畫線標明)：(一)“黨中央和毛主席歷來總是強調黨的統一領導，反對各個黨的組織和黨員個人向黨鬧獨立性，反對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傾向，反對分散主義，決不是偶然的。這次稅制上、商業上、財政上所犯的許多錯誤，向黨鬧獨立性，是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委的錯誤傾向，是與分散主義分不開的。而修正稅制及其他許多違反黨的路線的措施，不向中央請示，不與地方黨委商量，亦不考慮有關部門的不同意見，而修改稅制一事卻與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事先取得了協議，這種離開了黨的立場的錯誤是分散主義發展起來所必然有的結果。”(二)“應該指出，一波同志過去對敵斗爭是勇敢的，在各個時期中在他正確地執行黨的路線的時候，他的工作是有相當成績的。現在的問題是一波同志能不能虛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確的批評，而堅決改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希望他虛心接受同志們的正確的批評，堅決改正自己的錯誤，以便在黨的領導下繼續做有益于黨和人民的工作。”，另外，稿中凡是說薄一波犯了路線性的錯誤的地方，毛澤東均將‘帶路線性’四字刪去。(P147頁)八月十二日晚八時，毛澤東出席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并講話，他說：“從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開始，到這次會議，都給了嚴肅的批評。新稅制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列主義，離開黨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新稅制的錯誤，跟張子善的問題不同，是思想問題，是離開了黨的總路線的問題。我同意少奇、小平兩同志的意見及恩來同志的結論所說的，要在黨內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在批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中間，恩來、陳云同志都說要負責任，我說我也要負責任，各有各的賬。我的錯誤在于;(一)抓得少，抓得遲，這是第一條也是主要的一條。過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應抓財經，抓了一些，但沒有鉆，我對財經工作生疏，是吃老資格的飯，一憑老資格，二憑過去的革命工作較豐富的經驗。現在是在建設時期，缺乏知識，未鉆進去，要亡羊補牢。(二)統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說過要統收統支，對統收我抓了，統支我沒有抓緊，不注意，這次會議提醒了我，要集中統一，但分級管理也是很必要的。(三)預算問題。去年十一月搞起，經過一月財經會議，中央也討論了。預算中十六萬億是虛假數字。我現在才知道，利潤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雖然說了‘三道防線’——增產、節約、發行人民幣，但錯誤是報紙上公布得早了。應該慢慢來，我也有急躁冒進。(四)查田定產，我支持過，到武漢、南京后，聽到對這個問題有反映，我說過做個五年計劃吧。回到北京，鄧子恢同志看我口氣松了，說查田定產否定了土改成績，根本行不通。我說，聽你的吧。(五)掃盲，我開始是支持過，后來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見，修改了原來的意見。(六)失業人員登記，是我的意見，失業的有一百六十萬人，加上半失業的人數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反映這個問題的，有些失業救濟經費還花不出去，我讓周恩來同志召集了會議，宣布了勞動就業辦法，給地方上增加了麻煩，但也給失業者一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這些錯誤都有我的份。”(P148-149頁)在這里，毛主席舉一反三，從對薄一波的嚴肅批評(向黨鬧獨立性、離開了黨的立場)到肯定他過去的成績;從周、陳也說要負責任，到他自己挺身而出為下面分擔責任;從稅制改革一個錯誤到他全面檢討自己在經濟工作上的六個錯誤。這種坦蕩的心懷和嚴于律已、平等待人的風范，使我十分感動和敬仰。八月二十七日晚，他同薄一波談話，薄說現在有些抬不起頭，在中央不好干工作，有要求到地方去工作的想法，毛主席勸他;“不要再這樣講了，你還要在中央做工作，你不要以為天塌下來了，你現在應該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換換空氣，看看光明前景。”(P155-156頁)對他充滿了關愛。
第三件事是批評鄧子恢的右傾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年譜二卷》摘要引述了他講話中的重要內容后，寫道;“《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不點名地批評了鄧子恢和他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在農村合作化進度問題上的所謂‘錯誤’”。(P409-412頁)在412頁的下面有一條注釋;“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為轉發國家農委黨組《關于為鄧子恢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中指出：”國家農委黨組《關于為鄧子恢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已經中央同意。”中央認為鄧子恢“對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一些重要問題所提出的意見，大都是正確的。過去黨內對他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批判、處理是錯誤的。應予平反。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恢復名譽。”這是《年譜二卷》中對毛主席提出的異議和否定。但我卻認為：毛主席當年對鄧子恢同志的批評不是錯誤的而是正確的。從《年譜》的記載看，毛主席在建國初期，對中國農業的發展道路問題有很多次的談話、講話、批示、文章，他關于革命勝利、土改完成以后不認真關心農民的疾苦，不幫助農民發展生產，提高生活、農民就不能原諒我們，就要損害工農聯盟的思想;關于當前農業生產力水平很低、農民還很貧困、沒有儲糧甚至還缺糧，經不起嚴重災荒。依靠個體農民發展生產，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重新回到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先搞合作化再搞機械化的道路是可行的思想;農村最需要的是耕畜、肥料、農藥，農機具和水利設施、科學技術等，只有農業增產農民增收，才有多余的糧食支援國家和城市建設，農民才會有購買力，國家和城市才能發展，工業和手工業的農用產品才會有銷路，才能鞏固工農聯盟的思想;農業合作化是貧農、下中農的迫切愿望，只有且必須依靠貧農、下中農，先把他們組織起來發展生產，達到上中農和富裕中農的水平，才有可能吸收上中農和富裕中農參加合作化的思想;合作化道路必須貫徹自愿原則和由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逐步發展的思想;農業合作化道路是農民群眾的愿望和創造，各級領導必須熱情支持，對他們前進中的失誤和缺點，要耐心幫助，而絕不應該阻止和限制的思想;等等。我認為當時都是正確的。現在看也還是正確的。《年譜二卷》中有很多記載說明，合作化是受到農民歡迎和支持擁護的，效果也是增產增收的。合作化的進程也是可以比中央原來的發展計劃加快的，毛主席經過很多調查研究，對此是肯定和支持的。當年合作化中也有缺點和不足，主要是有些地方違背了毛澤東要暫緩吸收上中農和富裕中農入社的指示、出現強拉他們入社的現象，對他們的耕畜和農機具作價較低，揩他們的油，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因而出現了退社的現象，和叫喊‘合作化化太快了’的聲音，當年合作化運動出現‘馬鞍型’的錯誤，就是鄧子恢同志和農村工作部指導下代表了這種呼聲搞出來的結果。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晚，毛澤東聽取鄧子恢匯報時說：“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鄧子恢對這個警告未引起重視，次日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作總結時，未向會議傳達毛澤東這個話，仍按照三月間毛澤東同他談話的精神，說現在根據主席決定，今年一般仃止發展，有少數省份秋后還可以酌量發展。(P369頁)。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毛澤東召集鄧子恢等農業口負責同志談農業合作化問題，說鄧子恢自以為了解農民，又很固執。鄧子恢作了檢討。還說，主席啊!我沒有說過‘砍’合作社。毛澤東說，你沒有說過‘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P396頁)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毛澤東在同幾個省委書記談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問：搞合作社主要是依靠貧農，還是中農?什么人擁護社會主義?他們的動態如何?王任重說：“貧農聽說合作社要慢一點，感到冷半截，說又要多受幾年苦了。富裕中農聽到合作社要放慢一點，感到很興奮，說如同朝拜木蘭山。”毛澤東說：“關于合作社的發展，原來我也主張仃一年，在南方不要辦得太快。看到浙江、安徽兩省都搞了好幾萬個社，我的主意變了。為什么其他省不可以多搞一些呢?說合作社辦得不好，不鞏固，剛辦起來當然會有許多問題，河北省派了兩萬多干部下鄉，搞了兩個月，只有百分之六的社解散了，百分之七的戶退出了。各省也要這樣做。把合作社的發展計劃改為三分之一左右是我的意見，實際上可以達到百分之五十左右，現在已經有的縣達到了百分之六十，并沒有什么問題”。(P399頁)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中央召開了八屆六中全會，共開了六次大會，有很多同志發言，如陳云說;“我們應該把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錯誤，作為教訓，來檢查各個部門的領導，那末，得益的將是更多的同志，黨的工作將得到更多的效果(P447頁注1)”。鄧小平說;“在對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抱有右傾觀點的共產黨中，確有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人(P447頁)”。彭真的發言也講了“應當知道農民的優點和缺點”、“論述了‘四大自由’”、“論述了合作化的意義”(P448頁)。毛澤東在最后作了會議總結。他說;“我們這次會議，是一場很大的辯論。這是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關于我們黨的總路線是不是完全正確這樣一個問題的大辯論。這場全黨性的大辯論，是從農業合作化的方針問題引起的，同志們的討論也集中在這個問題上”。“過去我們同農民在土地革命的基礎上的那個聯盟，現在農民不滿足了。對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們有些忘了。現在要有新的利益給他們，這就是社會主義。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窮的要富裕，所有農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過現在的富裕農民”。“這次全會的重大收獲，就是解決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許多爭論”。“鄧子恢同志犯了錯誤，性質屬于右傾的錯誤，他作了自我批評。雖然各小組有些同志覺得他講得還不徹底，但是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還有一些同志，談了一下，覺得基本是好的。在現在這個時候，他有這樣的認識，已經是好的了。鄧子恢同志在過去長期革命斗爭中做過許多工作，有成績，應當承認(P448-450頁)。” 既然是當時經過六中全會的大辯論，全黨統一了思想，確認鄧子恢同志犯了右傾錯誤，他本人也在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的事，怎么到一九八一年卻成了“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恢復名譽”呢?怎么能說是毛澤東批評鄧子恢的‘錯誤’不是錯誤呢?再看五十年后的今天，改革開放就要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就解散集體經濟分田到戶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結果是‘三農’問題越來越嚴重。“十八大”雖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號，但要真正實現共同富裕還有很大的距離。這只能說明黨內對中國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到底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更能說明當年毛澤東同志是正確的。有英明的預見。
五是感到他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一是他親自動手為中國人民制訂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大法，這是他對中國人民的歷史性貢獻。毛澤東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離京赴杭州，親自主持憲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組工作，一九五四年三月七日回到北京，三月九日宣布起草工作結束。他們搜集了蘇聯憲法匯編、俄羅斯憲法匯編、人民民主國家憲法匯編、法國1946 年憲法以及中國的一九一三年的天壇憲法草案、一九二二年曹錕憲法、一九四六年蔣介石憲法等匯編資料，進行分析、研究、比較，討論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草稿)，僅在杭州就進行了二十多次修改，真是字斟句酌。而且每稿都送北京請其他政治局的同志們審閱、修改。為此，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了四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陳伯達同志在起草《說明》中說：“憲法草案的每一章、每一節、每一條，毛主席都親自參加了討論。” 三月二十三日起，又多次召開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逐章、逐節地討論修改，再報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多次會議進行討論、修改，才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報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獲得大會一致通過。誕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規定了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民族地區自治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等，確保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在最高法律規定上的權威性和嚴肅性。這部《憲法》雖然經過多次修改、補充，但這些根本性條款，都一直保持下來。始終是中國執政者的最高準則，鞏固了中國的執政根基，在法律上保證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容改變。雖然目前有一些背離憲法的現象發生，違法事件時有發生，但都是違憲的，必須追究。二是他經過不斷的探索和調查研究，從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發展主體到改造兩翼，也就是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歷了多少坎坷、多少矛盾和斗爭，付出了多大的精力，才找出了一條由低到高、先合作化后機械化的農業合作化道路和限制、改造、合營、贖買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平改造的道路。從而為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從超英趕美到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尋找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典范，既不是照抄照搬蘇聯的現成做法，也不是盲目追隨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道路，而是一條快速發展、和諧相處、共同富裕的道路。雖然在實踐中產生了某些偏差，但已經糾正或正在糾正，卻遭到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攻擊和破壞，也被黨內某些人加以利用和篡改，籍改革開放的名義，塞進了很多資本主義的貨色，搞得面目全非，并取而代之。還自詡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毛澤東開辟的正確道路卻反而被污蔑為‘封閉僵化的老路’。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歷史和事實都已證明，廣大人民群眾的認識都已提高，逐步看清了什么才是社會主義道路，只有毛主席為中國開創的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人民的意志才是決定的因素，這條道路遲早是要回歸的。三是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奠定了基礎。他從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開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結束，共聽取了中央三十四個(實際上是三十五個)部委的工作匯報，邊聽邊議，最后形成了《論十大關系》這樣一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文獻，為正確處理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各種矛盾和關系提供了理論指導，再加上以后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實際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每一步都離不開這套理論的指導，完全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但目前也被黨內某些主政者們淡化或拋棄了，他們另搞的一套在現實中越來越行不通，很多事情都不能自圓其說，矛盾百出。最終毛澤東創立的這套理論也是必然要回歸的。
六是他對中國的中醫藥事業有特殊的關愛，保護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的歷史文化遺產，對十幾億中國人民群眾的健康和中華民族的繁衍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年譜二卷》中就有他五次關懷中醫藥事業的記載。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旬聽衛生部匯報時說：“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這是一大筆遺產，必須批判地接受。把其積極的一面吸收過來加以發揮，使它科學化”。“中西醫要團結”(P205頁)。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在同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沼談話時說：“對中醫問題，不只是給幾個人治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問題。要把中醫提高到對全世界有貢獻的問題。對新來的外國東西重視了，對自己本國的東西倒輕視了。按摩，連剃頭的、修腳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療法。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很惡劣的”(P245頁)。 一九五四年七月九日，劉少奇受毛澤東委托，召開會議，傳達毛澤東關于中醫工作的指示。主要有：團結中西醫是衛生工作的方針之一，必須把中醫重視起來，團結中醫的目的，是為了發展中國醫藥科學。首先要弄清楚，這不僅是為了中國的問題，同時是為了世界。中醫問題，關系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是關系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們中國的醫學，歷史是最久的，有豐富的內容，當然也有糟粕。在醫學上，我們是有條件創造自己的新醫學的。中國人口能夠達到六億，這里面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嘛!中醫要進大醫院，中醫要進醫科大學，中醫還要出國，中藥要發展，要建立研究機構，要出版中醫中藥書籍等(P258-259頁)。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五日下午(當時在杭州)派汪東興去朱璉(中醫針灸專家，時任衛生部婦幼司副司長)住處看望，并傳達指示：“針灸是中醫里面精華之精華，要好好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晚上，又與朱璉在留莊談中醫問題。毛澤東說：“巴甫洛失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發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P364-365頁)。我想如果不是毛主席當年那么強調和重視，中醫藥可能早就被西醫取代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了，能夠保留到今天并有所發展，我們不應忘記他老人家的貢獻。 (完)
讀《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筆記
寫于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七日至五月七日
這一卷記述的是從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為止，毛主席的事務活動記錄。我從三月三十一日開始，到四月十六日為止，共十七天讀完這658頁。也是逐字過目地粗讀了一遍，沒有細想，更沒有認真領悟，只是偶有所感就隨手記下了一些情節提示和在書上的頁碼。以備查閱。我讀三卷后有更多的感想，茲記述如下：
這一卷與一、二卷有一個不同的特點，就是在此期間國外形勢的變革較大，發生的事情較多，如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波蘭、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提出修正主義路線，以及亞、非、拉的反帝國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等，因此引發毛主席對國際形勢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關注和思考。同一時期，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也出現了很多新情況、新問題，如整風和反右，個別地區出現罷工、罷課現象，人民內部矛盾突顯出來，防止‘兩個中國’的陰謀和炮擊金門，反冒進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因而引起毛主席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也較多。再加上黨的‘八大’以后，毛主席開始退居二線，黨中央的日常工作都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他只批閱一些特別重要的文件。因此在此期間，毛主席離京外出調查研究的時間比較多，與廣大干部群眾的接觸也多，他在外地參加或主持召開的大會、小會也較多，他在外地會見的外國兄弟黨負責人和外國政要也比較多。因此本卷記載的內容中有相當多的篇幅都是他在各地的大會、小會上的即席講話、談話、插話、參與討論的發言，以及與外國人談話的記錄等。而且講話通俗，語隨意境，面對現實，思想開朗、追根溯源，重溫馬列，思緒活躍，理論升華。通過這些講話，可以看出：當年出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創新階段，深化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偉大探索和思考，而且用創新的理論成果回答了當時中國和世界上產生的很多實際問題，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對以后中國和世界的發展變化都留下了偉大的精神財富和思想武器。盡管改革開放以后，對這一時期形成的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有不少的質疑、異議甚至否定，但我認為隨著時代和歷史的推移和檢驗，其偉大、正確和長遠意義必將更加光輝燦爛。從他在這個時期的這些講話、談話、插話、發言以及對很多文件的批示中，可以窺見毛澤東的一些思想認識的產生、發展、變化、升華的過程和軌跡，而且有很多內容都是過去沒有公開發表過的，因而閱讀后給我的感覺是興奮、感悟、親切和敬仰。既平實近人，又哲理豐富，既耐心啟發，又循序善導，決不以勢壓人，也不強迫命令(因為他已退居二線，他的批示意見絕大多數都是提請中央一線領導最后決定)。毛主席他老人家這種思想作風，使我肅然起敬。
我覺得對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都必須與他當時所處的內外環境和地位相結合，才能公正、公允、客觀和真實。用后人所處的時代、環境、條件去苛求前人是完全錯誤的。讀《年譜二卷》我的感想很多，如對中蘇分歧后又斗爭又團結;對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與實踐;對整風和反右派斗爭;對從‘反冒進’到‘大躍進’的社會經濟發展歷程;對‘十五年趕上英國’和‘以鋼為綱、全面發展’;對人民公社化運動和糾正‘浮夸風、共產風、平調風’;對他在此期間的理論探討和思想方法、工作作風等方面，都可以寫出一篇專題筆記，實在是想要寫的內容太多，難以如愿，因此這篇筆記只寫我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認識這一個問題。因為三十多年來。有些人一直在這個問題上說毛主席犯了‘嚴重錯誤’，這是一個不能不搞清楚的問題，《毛澤東年譜》的公開發表，為我們弄清事實真相、駁斥對毛澤東的污蔑和攻擊，還毛澤東以清白，重新確認毛主席是我們黨偉大、英明、正確的領袖地位，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我認為，首先要弄清楚產生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時代歷史背景。從《年譜三卷》的記載看，我認為背景有四：一是五七年十一月毛主席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活動并出席六十八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上，毛主席列舉了十件事證明世界形勢到了轉折點(P250-252頁)，是‘帝國主義更怕社會主義’，如能爭取十五年的和平時期就會更好了。中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已進入第二位，從世界政局和國際共運的全局出發，對蘇共采取了既團結又斗爭的方針，赫魯曉夫鼓吹‘和平競賽’提出十五年在鋼產量上趕上美國的口號，毛澤東經研究后也在會上提出中國有可能在十五年內趕上英國的想法(P237頁)，在與英共主席波立特會談時詢問了英國的鋼產量發展情況，更增加了信心(P241頁)，后在各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上，他說：“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后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P251頁)。回國后十二月八日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會議上，他分析了中國和英國在鋼產量、電力、煤炭(包括資源)及制造業等方面的情況，認為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是可能的(P261頁)，這對全國人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二是五六年對農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決定的勝利，比原定計劃提前幾年實現了預期的目標，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偉大理想的積極性，蘊藏在全國人民心中要求改變落后面貌的強烈愿望，迸發出要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的激情，這是出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深厚的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三是五七年在經濟工作上的‘反冒進’在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評，他說：“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沒有搞清楚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下五十米。慌起來了，什么‘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損失大’。我們要注意，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就很不好。我不是攻擊所有的人，是攻擊部長以上的干部，攻擊下傾盆大雨的人(P277-278頁)”。在南寧會議上周恩來和劉少奇在會上發言，對反冒進承擔了責任(P284頁)。這對各級領導干部中產生害怕再犯右傾錯誤、‘寧左勿右’的思想有一定的影響。四是毛主席多次提出要重視小人物，要解放思想，要破除迷信，更加激發了人民群眾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如他在南寧會議第四次講話中說：“現在我們這一班人，容易壓制新生力量。世界上的大發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識分子，都是青年。”(P283頁)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列舉了古今中外二十幾個例子后說：“舉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說明青年人是要勝過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不要為大學問家所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勞動人民的創造性、積極性，從來就是很豐富的。我們現在的辦法，就是揭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爆發出來”(P345-346頁)。這對廣大工農群眾和知識分子發揮創造才能是極大的鼓舞和動力。
我還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出現，是廣大人民群眾和各級干部強烈要求改變落后面貌的意志表達，是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生產力適應生產關系后所釋放出來的強大活力的必然結果，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性的新生事物。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柯慶施同志在上海黨代會上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浙江日報》社論《是促進派，還是促退派?》，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乘風破浪》，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口號，都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贊揚(P272-283頁)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七八年來，都看出我們這個民族有希望。特別是去年一年，使得廣大群眾感覺到光明的前途。幾億人口，精神發揚起來，許多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群眾覺得做得到”。“十五年趕上英國，我看完全可能。我們這個民族現在的熱情、熱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釋放出熱能出來。為了達到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勁”。 “要革地球的命，要搞技術、搞工業、農業技術、要來一個革命”(P289-291頁)。在這種社會變革和思想輿論引導下，全國各地確實出現了很多新事物、新現象、新成就， 一片欣欣向榮、奮發上進、你追我趕的新局面。五月十八日，他讀到國家計委報送的〈安東機器廠試制成功三十馬力單缸輪胎式拖拉機的報告〉，立即寫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批語給予鼓勵(P352頁)。五月二十一日，他在中南海試坐了國產第一輛東風牌小汽車(P357頁)。五月二十二日，他接沈鴻(時任煤炭部副部長)來信，建議我國自己制造萬噸水壓機。五月三十一日，即接鄧小平報告：中央經濟小組已批準投資八至十億元進行試制，并調沈鴻任機械部副部長負責此事(P358、364頁)，五月二十五日，劉少奇同志提出建立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的建議，在現行教育、勞動制度之外，另行建立一種半工半讀的教育、勞動制度，還建議把職工家屬和農村婦女及半勞動力也組織起來，以與生產勞動相結合(P360頁)。五月三十日，中央決定將全國各省區劃分為七個協作區，成立委員會作為協作區的領導機構(P363頁)。六月七日，他接冶金部報告，說華北地區今年可完成產鋼八百萬噸的能力。到六二年全國要達到產鋼六千萬噸的能力(P367頁)。六月八日，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直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P368頁)。六月十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一九五八年鋼產量比五七年翻一翻，搞一千一百萬噸(P371頁)。六月二十二日閱薄一波關于五八年經濟形勢和五九年展望的匯報。該匯報說，‘一九五九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除電力外，生鐵、鋼、原煤、銅、鋁、原油、水泥、化肥、金屬切削機床、棉紗等都將超過英國的水平’(P373頁)。同日，閱農業部六月十一日《關于‘二五’農業發展規劃要點》說;‘到一九六二年時，耕地面積發展到十八億畝，糧食產量為八千五百億斤，棉花產量為八千五百萬擔’。同日，閱冶金部黨組六月二十一日的報告說：‘最近多數大協作區召開會議確定明年鋼產量，明年鋼產量可以超過三千萬噸，而一九六二年的生產水平則將可能爭取達到八九千萬噸以上’(P375頁)。六月二十五日，接鄧子恢報送的夏糧增產的數字：‘二十二個省市統計加估計，今年夏收總產量達到九百五十一億斤。去年是五百九十六億斤。按夏糧推算，今年糧食總產量可突破五千二百億斤。增產可達二千一百億斤或一千五百七十億斤’(P377-378頁)。六月二十六日，閱一機部關于重型機械制造、自由鍛造水壓機制造、關于冶金設備制造、關于電站設備制造、關于石油設備制造、關于氮肥設備制造的幾個報告(P378頁)。七月一日，他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報導余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病的消息，浮想聯翩，夜不能寐，作《七律二首、送瘟神》。七月三日，閱趙紫陽六月八日在從化縣檢查工作寫給廣東省委的信后，他在批示中說“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造(注：即早稻)每畝能收三百斤已經很好，比去年的兩百斤增長百分之五十，何況還有三百五十斤到四百斤的希望”(P382頁)。七月七日，閱譚震林同志六月二十五日在華東四省一市農業協作會議上的總結中說：‘農業生產大躍進是大有希望的。去年華東四省一市糧食總產量只有七百一十五億斤，今年可能達到一千二百多億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億斤。這就是說，華東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糧食的任務原先設想要三年到五年內完成，現在今年一年就可以完成了，就基本解決了糧食問題。每人平均兩千斤糧食這個任務，不需要五年，可能是三年，至多是四年就完成了’。這篇總結于八月十六日出版的《紅旗》雜志上發表，題為《爭取在兩三年內做到豐衣足食》(P384頁)。七月十四日，閱湖北省糧食廳工作組文章《農業合作社辦食堂對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有很大促進作用》，該文介紹湖北省京山縣合作鄉一個合作社辦食堂的情況后說：‘辦食堂對促進生產、改善生活有四大好處：節省了勞動力，擴大了社員的收入;節約了糧食，節約了燃料;減少了社員開支;有利于發展生豬生產。’此文也在《紅旗》雜志以題為《八一農業社的食堂是怎樣辦好的?》于以發表(P386頁)。八月四日，他離京南下在河北省徐水縣視察了南梨園鄉大寺各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看了農業社社的俱樂部、糧食加工廠、供銷社、醫院、豬場、縫紉工廠、幼兒園、幸福院和食堂，到農田看棉花、黍子、玉米、谷子、紅著等農作物的生長情況，又到徐水縣城視察細菌肥料廠和鐵工廠，他對徐水縣實行勞動力組織軍事化表示贊賞(P402頁)。八月六日，他視察了河南新鄉王屯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七里營人民公社，在七里營看見掛著的‘七里營人民公社’的牌子，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看了敬老院、幼兒園、面粉加工廠、滾珠軸承廠，接著，到田間，走進棉田，稱贊棉花長得好，并同社員一起給棉花打頂。面對一片豐收景象，毛澤東說：大有希望!隨后在專列上對省地干部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加上個地名，或者加個群眾所喜歡的名字。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內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兒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生產軍事化了，分配制度變化了，一個小并大，一個私并公，鄉社合一了，人民公社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級(P403頁)”。八月七日，他又去看了襄城縣的郝莊、梁莊、薛元、五四等四個農業合作社的煙葉、谷子、玉米的生長情況和干部試驗田。八月八日到商丘道口鄉看了中華農業社的架秧和不架秧的兩種試驗紅著的生長情況，以及這個社試種的水稻(P403頁)。八月九日，他到山東省兗州同省地縣社四級干部談話時說：“河南在并社，河南從下面來的壓力很大，要省委下決心。你們可以去河南看看(P404頁)”。八月十三日視察了天津大學和南開大學，聽了天津大學關于勤工儉學的匯報，還聽說天津六十多所中學也建立了工廠或生產車間時，他說：“學校是工廠，工廠也是學校，農業合作社也是學校，要好好辦。不僅學生要搞勤工儉學，教師也要搞。機關干部也要辦點附屬工廠。不然光講空的，脫離實際(P406頁)”。以上這些，就是他所接觸到的五八年出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過程，這也是億萬人民群眾推動歷史發展、創造歷史的生動體現的一個部份，表現出中國歷史上億萬人民群眾從來沒有過的意氣風發、斗志昂揚、頂天立地、當家作主的精神風貌。確實是一片‘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景象，確實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實際上這是一股歷史發展的洪流，競相迸發，洶涌澎湃，萬馬奔騰，勢不可擋。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決不是那一個領導人憑主觀愿望或烏托邦式的空想就可以鼓動出現的。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會一帆風順，總是會有反復、有曲折的。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進入高潮以后，逐漸出現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和刮‘浮夸風、共產風、平調風’的錯誤，卻是毛主席最早發現的，當時全黨絕大多數干部都頭腦發熱，競相攀比，雖然他已不在中央第一線直接領導和指揮，但他還是苦口婆心地進行教育和糾正，才使得這兩個錯誤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得到緩解和改正，這都是有歷史證據、有案可查的。現在卻有些人把全部錯誤的責任都推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說他‘犯了嚴重的錯誤’。而且三十多年來一直不斷地污蔑他、丑化他，這是極不公平、極不公道的，是違背歷史真實的，是完全錯誤的。通過閱讀《毛澤東年譜》，使我們能從中找到回答這個問題的答案。
在大躍過和人民公社這兩個新生事物正在奮發向上、即將出現高潮時，他毛澤東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必然是站在人民群眾的前面去促進它、領導它，而不可能站在后面去指責它、阻止它。這也正是毛澤東在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提出當年要緊急動員、努力完成一千一百萬噸鋼的緣由，他說：“我看一千一百萬噸鋼有完不成的危險(注：六月十八日，經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作出決定，當年要產鋼一千一百萬噸)。六月間，我問王鶴壽(注：冶金部部長)，鋼是否可能翻一翻?問題是我提出來的，實現不了，我要作檢討。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萬噸鋼，是關系全國人民利益的大事”(P417頁)”。因此，他在會上號召：“鋼鐵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P426頁)。在對待人民公社這個新生事物上，他也同樣地是采取熱情支持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決不給潑冷水，而給予耐心指導的方針。這也是他在北戴河會議上建議中央要通過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的緣由。八月二十四日，他在北戴河會議上說;“人民公社決議作為草案發下去，每一個縣搞一二個試點，不要一下子都鋪開。現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不搞會犯錯誤(P422頁)”。八月三十日，他又說：“人民公社這個事情是群眾自發的，不是我們提倡的。因為我們提倡不斷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群眾就干起來了。不僅南寧會議沒有料到，八屆二中全會沒有料到，我們的人民在農業合作社的基礎上搞起來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他們就是有那么個趨勢，想要干起來。但是條理化，說清楚道理，那就需要我們，需要我們在座的同志們，需要各級黨委，需要中央。現在我們作了個決議”。北戴河會議以后，全國各地都掀起了以大煉鋼鐵為重點的全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但另一方面，毛主席對這兩個新生事物又是持特別謹慎的態度的。如他在五八年十月二日接見六個國家的代表團時說：“中國究竟有沒有大躍進，我本來也是不相信的。今年在武漢有一次會議，我們的一些省委書記在那里開會，那時正在大搞小型水利工程。我問他們，究竟有沒有大躍進?他們說確實有大躍進。我說你們看見沒有?那些人說，他們可是看見的。確實有大躍進。那時我們討論一個問題就是關于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這個問題。我那時候懷疑這個口號，我說是不是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面貌，他們都不贊成。他們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圖表給我證明。從那一次會上我才去掉這些懷疑，是否完全去掉了呢?還沒有”(P453-454頁)。十月十七日，在天津干部俱樂部開會，他在談到徐水縣的供給制時說;“供給制是可靠的保證，天有不測風云，你遇到大水、大旱、連旱三年怎么辦?遇到瘟疫怎么辦?在談到徐水縣的幸福院時說：鰥寡孤獨進幸福院可以，我就不愿意進你的幸福院，幸福中有不幸福就不好，一天凈是見老人，看不見青壯年，是不是好?(P468頁)” “幸福院不幸福，老人們住在一起，見不到自己的兒女，老的去了不舒服，就活得短了，不如跟子女在家，多活些年嘛!(P472頁)”十月十九日，他寫信要陳伯達和張春橋帶團去河南逐平縣嵖岈山衛星公社(注：即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宣布成立，六月十二日在《人民日報》一版上放了一個小麥畝產3821斤的‘衛星’)調查七至十天，每人帶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邊調查，邊讀書，善于看問題和提問題(P468頁)。十月二十一日，他聽劉子厚(河北省委書記)匯報他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帶七十名地市農村部干部在徐水縣調查三天的情況匯報，劉子厚說：“徐水縣實際上還是集體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他們已經公布了說是全民所有制，究竟如何提法為好?”毛澤東說：“也不一定公開改，馬虎下去好了。你們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就好。是徐水縣全民所有，不是全國的全民所有”。“徐水全縣一個社，下面十六個社，統一多了，如何發揮十六個社的積極性?看來將來還要權力下放”。“社、大隊、隊三級，每級都要有點權，沒權不利于發展生產，當然權不能太大了”。“把豬都并在那里，就不實事求是了。要告訴縣里，叫他們不要搞這么一套。苦戰三年，才只搞了一年嘛!要搞百把年，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P470-473頁)。。十月二十六日，他找吳冷西、田家英談話，派他們去河南修武縣(一縣一社)和七里營公社調查，要了解各種人的想法，下去不要張揚(P478頁)。十月三十日到石家莊，同省地市干部談話，他說：人民公社搞得怎么樣?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辦了沒有?是在一起吃飯，還是打回家吃?打回家去不冷了嗎?食堂里做不做菜?一個食堂，一個托兒所， 兩個事情要注意辦好。搞不好影響很大，影響生產，飯吃不好就生產不好，小孩帶不好，影響下一代。要叫孩子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睡得好，要了解他們的心里狀態。每個人民公社都要種經濟作物，如果只種糧食那就不行了，那就發不出工資。山區可以種核桃、梨，可以養羊，拿到外面去交換。吃飯不要錢都實行了嗎?(梁雙壁答：已經有五個縣實行了，計劃在十一月份全部實行。)人家不要求實行，你計劃實行怎么能行?一家五口四個勞力，一家五口只一個勞力，這兩家就不同了，恐怕要照顧一下勞動力多些的。現在是社會主義，價值法則還是存在的(P481頁)”。十一月一日，他在邯鄲聽河北省委和四個縣委書記匯報后說：“是搞鋼鐵、棉花、小麥重要?還是孩子重要?這是涉及下一代的問題。托兒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要不吃冷飯，吃熱飯，要有菜，菜里要有油有鹽，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得好，這樣農民才歡迎吃大鍋飯。再就是休息問題，下個命令，要休息，要睡夠。不讓休息，人民會不滿意的。組織軍事化，有些地方強迫命令，打人、罵人、捆人，還有辯論人，辯論成了一種處罰。這是對敵人的辦法，不要敵我不分(P484頁)”。這些記載，都證明了毛主席在這兩個高潮到來之前，就提醒各級干部要防止出現錯誤傾向。
在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一些人提出：要搞一個新的四十條，以取代農業發展鋼要四十條，毛澤東當場指定吳芝圃(河南省委書記)負總責，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湖北、安徽、山東省委書記)、史向生(河南省委副書記)參加并在會議上起草。后來匯報時吳芝圃說，議了兩個題目;一個叫‘人民公社發展綱要四十條’，一個叫‘中國共產主義建設十年規劃綱要’，時間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七年。毛澤東說;“建成社會主義，這好。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你說十年就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人們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觀規律，又是一回事”，當場否定了他們的第二個題目。他們提出一九六七年工農業生產的主要指標是：鋼的年產量達到四億噸，機床一千萬臺，煤四十億噸，糧食畝產由原來農業發展綱要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別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澤東說;“我看這個文件要發表，要過了苦戰三年之后。不要把苦戰三年放在這十年之內，從一九六一年算起，我看還是讓蘇聯去趕美國，我們不過趕英國而已”(P488-489頁)。在六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更替吳芝圃主持新四十條的起草工作，他說;“現在他們搞了一個新四十條的草案，這次會議原來的目的不是搞這個，是搞人民公社的性質問題，我派了陳伯達等人去作調查。又請來幾位省委書記研究這個問題。但是一來，他們題目變了，許多人說，是不是搞一個新的四十條”。“我昨天晚上，跟河南同志商量，他們說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只要四年。我們在北戴河寫了少者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這個東西我總是動搖著，究竟能不能辦到?能不能把農業辦的跟工廠一樣?產品能夠調撥，積累能夠調撥。河南說四年，我看四年比較困難一些，我給你們加一倍，八年。山東范縣說兩年過渡到共產主義，我看他那個時間太短”。當鄧小平說應有一個標準，有高標準、低標準時，毛澤東說;“標準就是鞍鋼，鄭州的砂輪廠”。當毛澤東說到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這個我們不要冒險。什么叫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你們去議一個標準，鄧小平說我們現在的供給制還是有共產主義因素的時，毛澤東說;“是呀，還是講因素，要掃除障礙，為準備過渡到共產主義奠定基礎，至于那一年準備好，到時候再看”(P492-493頁)。在七日的會議上，毛澤東說;“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會主義。小全民，大集體，人力、財力、物力都不能調撥。這一點需要講清楚。社會主義有兩種所有制，即全民的與集體的，兩者混同起來不利。現在不少干部認識模糊，如果誰說這不是全民所有制，誰就是右傾。全民所有制的集中表現要能調撥，不能作全國的調撥，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調撥，就不是政治經濟學上的商品了。不完成公社的工業化、農業工業化，產品不可能豐富，不可能直接交換，不可能廢除商品交換。現在的生產關系還是小集體到大集體、由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經營范圍擴大，教育、公共食堂、帶小孩都由社會負擔，廢除家長制，吃飯不要錢，這是大變化。但所有這些變化，都是一個社、一個縣范圍內的變化，與社外無關。對全國來講，還不是根本的變化。公社的性質是工、農、兵、學、商相結合的社會結構的基層單位，它的主要作用是生產和生活的組織者，同時又體現政權需要保留部分的作用。公社是大躍進的產物。不是偶然的。是實現兩個過渡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實現兩個過渡，也是將來實現共產主義的基層單位。徐水縣是獨立王國，許多事情沒有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對它沒有辦法。徐水把好豬集中起來給人家看，不實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鋼鐵‘衛星’的數目也不實在，這種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對浮夸，要實事求是，不要虛報，大的方針政策問題要有個商量，領導機關要清醒”(P496-497頁)。在九日的會議上，他在談到指標問題時說;“許多問題，我不清楚你們是根據什么這樣提的。工業方面，為什么要搞四億噸鋼?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噸?(李富春;搞一億噸。)剩下五年就增加三億噸，怎么增法?這個綱要那一年公布?(李富春：明年看吧。)我看明年至少看一年，后年是否能公布?這個東西我們內部很需要，沒有個目標，沒有個方向，是不行的。但是綱要在內部一公布，一傳就傳出去了，主要是鋼、機床、煤、電四項指標嚇人。過去我們提的是在十五年或更者更短一點時間總的產量趕上英國，現在提按人口平均趕上英國，是不是還加一個更多一點時間，到那個時間辦不到到怎么辦?” (P497-498頁)在會上，他還就城市辦人民公社問題、發展商品生產問題、兩個過渡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標準問題，以及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等，從理論到實際，發表了很多重要意見。并口頭和寫黨內通訊，號召干部要讀幾本馬列主義原著，提高理論水平。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第一天說;“我有一些想法，請大家斟酌斟酌。第一，過渡到共產主義問題。現在我們鄉級以上的各級干部就是要過渡得快，掄先于蘇聯。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符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現在吹得那么厲害。我擔心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第二，十五年規劃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這次可以議一下。十年之內需要不需要四億噸鋼?可能不可能搞到?沒有把握。任重同志，你給我那個說明不解決問題。四十條傳出去很不好，那叫做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誰也不相信”。“第三，這次會議的任務，是為全會作準備”。“第四，劃線問題。劃線如何劃?要不要劃?北戴河會議有點急躁就是那個少則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響。這個東西恐怕辦不到，那個時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彭真：農村公社化了，工業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轉得太慢了，到農民很富了再轉也不利。劉少奇：農民窮一點好轉。在北京討論的時候，我的意見是達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發工資，達到一批轉一批。彭真主張兩年轉完，發工資。)就是這個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險主義錯誤了。(劉少奇：如果這個時候不搞，他什么東西都搞起來了，再發工資，那就很難包了。彭真：搞慢了不利。)照劉少奇和彭真兩位的意見，是趁這個窮來過渡，不然他不想過渡了。這個問題今天不討論”。第五，消滅階級問題，第六，商品經濟問題，“第七，減少任務問題。水利建設，還有別的任務，實在壓得透不過氣，壓得太重，恐怕也要考慮一下。譚震林、廖魯言同志搞的那個文件，要求全國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還說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億土石方，一千九百億土石方比五百億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我看這樣搞下來，中國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國五億農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萬人。如果死了五千萬人，那個時候至少我的職要撤掉，你們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職問題，我這個頭也沒有了。你(指曾希圣)是想搞多的，你搞也可以，總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為原則。一千九百億土石方，總是多了，請你們議一議。你們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沒有辦法。不能殺我的頭就是了。……現在才搞到八百萬噸鋼，就是六千萬人上陣，明年三千萬噸鋼，要多少人上陣?值得考慮。這三千萬噸鋼，還聯系到焦煤、煤、運輸等，請你們議一議。此外，還有其他各種任務，煤、電、油、運輸、化工、森林、建筑材料、紡織、造紙。我們這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先少搞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會有斷弦的危險“。”第八，人民公社整頓問題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河北同志講他們現在已經有百分之七八(注;七八十?)的社分配搞得比較好，我是懷疑派。我說如果十個里頭有一個人民公社真搞好了，就成功了。不然，這個東西要垮的(P519-523頁)”。在二十三日的會上，他又說到指標問題，他說：“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萬噸到三千萬噸，難于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辦法，即把指標降低。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如果一千八百萬噸搞不成，我看還要縮小，先搞一千五百萬噸。以此為例，各部門的指標都要相應的降下來(P526頁)”。這次會議是為全會作準備的，故沒有作結論。，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漢召開八屆六中全會。他在三十日的會上說：“北戴河時一股熱情，提出明年搞三千萬噸鋼，現在來看，當中至少有一千萬噸是主觀主義的。事非經過不知難呀!我現在潑點冷水，但要注意不要挫傷了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P537頁)，全會最后通過的決議中，一九五九年鋼產量為一千八百萬噸到二千萬噸，糧食一萬零五百億斤(P544頁)。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他在主持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總結說：“現在看起來，經過去年這一年，已經展開了一個大躍進的局面。我們曾經提過一些不適當的指標，包括我自己在內，這在武昌會議上已經糾正了，就是由三千萬噸鋼減到二千萬噸。還有些指標也定得不適當，腦筋發起熱來，想得很多，頭腦里有一些胡思亂想”。(P581頁)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他在二十七日的會上說;“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以后，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應該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我以為主要的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一個最根本的問題(P603頁)”。“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所謂‘共’各種‘產’，即是說，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除了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以外，目前農村勞動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這就是用于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的勞動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業、服務業和行政人員一般太多。這后面三種人員必須加以縮減。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個重大問題。爭人力，是目前生產隊同社、縣和縣以上國家機關的重要矛盾之一(P605頁)”。在二十八日的會上，他又說;“這幾個月一股‘共產’風潮，引起他們瞞產私分。中央、省、地、縣、公社為一方，幾億農民跟他們的領袖隊長、小隊長為一方，兩方面頂牛，絕無例外(P607頁)”。三月一日上午八時，他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及與會各同志，信中說：“聽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見，我感覺有的同志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里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覺得我的道理有些不妥”，“二月二十七、二十八兩天的記錄，極有味，極有益。其中有許多批評我右傾和倒退的意見。”建議繼續討論(P612頁)。在同日下午的會議上，他又說：“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全國農村發生大恐慌，怕共產，從桌椅板凳開始，還有大煉鋼鐵中的獻寶，什么破銅爛鐵，都無代價地拿走了。放‘衛星’今年要盡量節制，現在有什么‘體育衛星’、有什么‘詩歌衛星’，還有什么‘收購衛星’、提款‘衛星’。現在有些同志還在想共產主義(柯慶施：大家心里都想早一點搞才好。)早一點好，我也贊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好，你越不想搞就搞成(P613頁)”。在三月五日，最后一次會議上，他說;“人家都沒有飯吃，你天天搞共產主義，向富隊去共產，這怎么行?這是掄產主義。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許可的。至于一平、二調、三收款，根本就是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這是個大事，民心不安，會影響軍心的。頭一天，我這炮一放，我說，什么瞞產私分，完全必要，這是我們政策造成的結果。明明是我們以及在座諸公叫他們瞞產私分的，是我們的政策要他們這么搞，叫他們磨洋工，叫他們外逃。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P622頁)”。這次會議的結果是;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規定了“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隊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的方針(P624-625頁)。
第二次鄭州會議后，毛澤東陸續閱批了湖北、河南、安徽、湖南、廣東等省召開六級(省、地、縣、社、大隊、生產隊)干部會議的情況報告，參加人數有五六千、上萬人不等，也包括一些持觀潮派和算賬派思想的人，將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一竿子插到底，據安徽省委報告;“到會人數為一萬零三百七十二人。地、市委書記會議，全部同意主席指示，沒有一個人表示異議。縣委書記百分之八十以上感到主席的指示及時、英明，但有一部分同志還有不少的顧慮(P628頁)”。三月十五日，他又以《黨內通信》寫給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我到武昌已經五天，看了湖北六級干部大會的材料，同時收到一些省、市、區的材料，覺得有一個問題需要同你們商量一下”，“大體上，縣委、公社黨委、大隊(管理區)，多主張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即原高級社)支書絕大多數或全體主張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我感覺這個問題關系到三千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干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問題，采取河南、湖南的辦法(注：主張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一定要得到基層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們覺得勉強，則寧可采用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致使我們脫離群眾，而在目前這個時期脫離群眾，是很危險的。今年的生產將不能達到目的。總之，要按照群眾的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究是行不通的(P634-635頁)”。三月十七日，又再次寫《黨內通信》給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要告訴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和縣委第一書記如何做工作，使他們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暫時脫離了群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P636頁)。三月二十日，他在南昌聽江西省委匯報六級干部會議情況時說‘七千人還差不多，生產隊要來三個，管理區也來三個，下面人少，上面人多，對立面就不強。開會有一種辦法，就是要有對立面。以后要用這種辦法，不能光聽一面之詞(P640頁)。”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討論工業指標時，他說“農村支部書記、農民向我們提出了問題，并且很明顯，瞞產私分，搞糧食風潮，我們才開鄭州會議。所以，真理總是來自群眾，上面的命令不大行得通，就是中間的那一兩級作梗，我們的辦法叫做上下夾攻中間層”。“工業是不是也這樣搞?過去在工業中群眾路線推不開，是不是這樣一個問題?把工段長、車間主任、車間支部書記作為一個基層對立面，這部分向上面攻，我們就向下面攻，中間那些不適合情況的思想，脫離群眾的觀點，就可以擠掉，把這些人就教好了。城市是不是可以搞有工段長、車間主任、支部書記占優勢的會議?一年開兩次，把大問題提出來，夾擊區委同廠一級的黨委。這樣才有檢查，才有所謂群眾監督。總而言之，事情都是群眾在那里決定的，我們這些人是群眾的領袖，你得老老實實替他們服務，這叫為人民服務(P652-653頁)”。同日，他又以《黨內通信》給中央各部委、市委和省委書記們寫信說;“城市，無論工礦企業、交通運輸業、財政金融貿易事業、教育事業及其他事業，凡屬大政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一定要征求基層干部(支部書記、車間主任、工段長)，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等人的意見。一定要有他們占壓倒多數的人到會發表意見，對立面才能樹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運動才能展開。……上層基層，夾攻中層，中層干部的錯誤觀點才能改正，他們的僵化頭腦才能松動，他們才有可能進步，否則是毫無辦法的。聽他們的話多了，我們也會同化的，犯錯誤，情況不明，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危險至極(P653-654頁)”。同日，他在閱陶魯笳報送的山西省各縣五級干部會議情況報告中說到：‘各縣所有公社對于鄭州會議所提出的所有制問題和‘十四句話’展開了全民討論’時，他批注：“有些地方不是這樣，他們怕鬼，不敢將鄭州要點立刻一竿子通到生產隊，生產小組和全民中去。他們懷著無窮憂慮，怕天下大亂，不可收拾。這個鬼的名字叫‘怕群眾’。”在報告中寫到‘主席提出的舊賬要算、要處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是群眾的一個迫切要求’處，他批注;“舊賬一般不算這句話，是寫到了鄭州講話里面去了的，不對，應該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P655-656頁)”。
以上就是《年譜二卷》記載的毛主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主要思想觀點。從五八年初支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到五月上旬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算是造輿論和思想發動的階段;從六月七日冶金部報告說到一九六七年鋼產能力可達六千萬噸，到六月十八日政治局決定當年要產鋼一千八百萬噸，算是拉開了大躍進運動的序幕。從四月間河南省逐平縣嵖岈山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成立，八月七日毛主席視察了七里營人民公社后說了“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 ，和七月初湖北應京山縣辦第一個農村社食堂為標志。算是拉開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序幕，八月十七日北戴河會議后，這兩大運動即風起云涌，席卷全國，形成發展階段，但這個‘放馬由韁’、‘各顯風騷’的時間不到三個月;十一月初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有些人進一步提出要搞‘新四十條’和四億噸鋼和‘新四、五、八’的目標，毛主席就開始潑泠水：十一月末在武漢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毛主席提出八個問題‘請大家斟酌斟酌’，明確提出反對實現共產主義的窮過渡，明確反對‘新四十條’是‘務虛名而招實禍’，明確反對大搞水利建設，發出這樣搞會‘要死五千萬人’的警告，隨后在八屆六中全會上他批評‘包括他自己在內都有點頭腦發熱，胡思亂想’，要求全黨保持頭腦清醒。五九年二、三月間，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他更明確指出根子就在‘一平、二調、三收款’，嚴肅批評了‘浮夸風、共產風、平調風’，他宣稱要代表五億農民說話，要堅持‘右傾機會主義’到底。會議終于接受了他的意見，搞了一個‘十四句話’的方針。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后，他仍一直堅持不懈地為貫徹落實鄭州會議精神而奔忙不息，雖然他不好在第一線直接指揮，只好用《黨內通信》的方式，多次寫信表達他的憂慮和關注。真是殆精竭慮、費盡心機了。
縱覽以上過程，那里有一點是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的影子？當年的嚴重錯誤確實是存在的，但出自于黨內那些頭腦狂熱的人和理論水平低下的人，這些人弄虛作假放‘衛星’，好大喜功搞躍進，一平二調搞共產，強迫命令害人民，好像建設共產主義可一蹴而就，好像真理就在他們手里，他們形成了強大的陣營，誣蔑毛主席等少數真正擁有真理的人是‘右傾’、‘倒退’，如果不是毛主席力挽狂瀾，真不知道當時的中國會被他們釀成什么嚴重惡果。感謝《年譜》的編著者們用歷史記錄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毛澤東的形象，一個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光輝榜樣，一個讓全國人民特別是八億農民感恩不盡、難以忘懷的偉大領袖。有力地駁斥了說毛澤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犯了嚴重錯誤’的胡說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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