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3章
“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要讀外國書。但是，并不等于中國人
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并不等于中國人寫東西像翻譯的一樣。
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要反對教條主義。在政治上我
們是吃過虧的。什么都學習俄國，當成教條，結果是大失敗，把
白區搞掉幾乎是百分之百，根據地和紅軍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
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
話說1956年6月14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了全國科學發展規劃會議的與會代表們，他在講話中說，感謝科學家們為祖國科技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他還贊揚了數學家華羅庚所取得的成就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華羅庚聽了毛澤東的講話深受鼓舞。
6月1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黨內指示，他寫道：
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
現將兩件調查材料發給你們參考。一件是譚震林同志關于湖南攸縣農村情況的報告，一件是河北省委關于河北省農業和副業產值中各種產物所占的比例。兩件材料都說明，有必要號召各農業生產合作社立即注意開展多種經營，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每年增加個人的收入，否則就是一個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嚴重錯誤。河北省的糧食產值只占該省全部農業產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點，而糧食以外的農產物則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點，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數目字。河北省產棉花較多，產糧食較少，其它各省情形與此有些不同，但是糧食產值似乎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而糧食以外作物及副業的產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們如果不立即注意這個問題，不論在社員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積累方面，國家的積累方面，勢必都要大受影響。因此請你們自己，并且通知專、縣、區、鄉直到合作社，都對這個問題做一調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筆糧食與非糧食產值比例的帳，借以教育干部和群眾。
中央
6月中旬，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此時經濟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6月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第3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大會上就經濟建設問題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他在肯定成績的基礎上，提出了克服急躁冒進是經濟建設中急待解決的問題。
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中央宣傳部起草、經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等人審定的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
社論中說：在最近一個時期中，在有些工作中發生了急躁冒進的傾向，這種情況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
社論對經濟建設中的急躁冒進傾向進行了公開的批評，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方針，強調“在執行中央的這條方針的時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
此前，這篇社論成稿后，經過劉少奇等人的審閱修改，最后又由劉少奇定稿，爾后才送給毛澤東審閱。身在外地的毛澤東早已知道了北京反冒進的新動向，他一見《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個題目，就很不客氣地在他的名下批道：“不看了。”
也就在6月20日這一天，毛澤東在上海西郊的一個別墅里，接見了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大杰。
此時，劉大杰正在學術上就蔡琰的《胡笳十八拍》與郭沫若爭鳴，又為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問題與矛盾展開了討論。
毛澤東見到劉大年，幽默地說：
“你現在和沫若不睦，和沈雁冰矛盾。你這個戰斗精神，希望能繼續發揚下去嘛。你參加百家爭鳴，不要怕丟掉名譽地位。”
毛澤東在談到李商隱時說：
“李商隱的《無題》詩要一分為二，不要一概而論。”
他在談到《賈生》一詩時，問劉大杰說：
“你能背得出嗎?”
劉大杰立即用湖南鄉音吟誦道：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毛澤東聽罷，感嘆道：
“寫得好哇!寫得好!”
毛澤東最后就學術爭鳴問題，鼓勵劉大杰說：
“要多商量，寧肯存疑，不要輕易做結論。真理是會越辯越明的。還是要投入到百家爭鳴當中去。”
6月28日，毛澤東會見了羅馬尼亞駐中國大使尼古拉.喬洛尤，他在談話中說：
“你可以找我們政府各部、軍隊、黨和群眾團體的負責人談談。你希望同誰談，你就可以找誰。如果同你談的人只談成績，不談錯誤和缺點，那么他們就沒有反映現實的真實情況。經驗多一些的人是不會相信這些的。我們不要迷信，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兩面：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在我們的社會里，一定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有好人，也有壞人，有先進的，也有落后的。正因為是這樣，我們才要進行改造，把壞的東西改造成為好的東西。我們必須準備著還有壞的東西，否則一個問題出來了，就會認為不得了了。過去認為蘇聯是沒有錯誤的，現在斯大林問題出來了，許多人就驚訝不止。世界是美麗的，但也不是美麗的，世界上有斗爭，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這是我們的主觀，而現實是客觀。世界上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自古以來是這樣，一萬年后也會是這樣。正因為世界上有壞的東西，我們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們不會把一切都做好，否則我們的后代就沒有工作可做了。”
“我們要使錯誤小一些，這是可能的。但否認我們會有錯誤，那是不現實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1956年7月6日至14日，毛澤東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員會，討論八大政治報告初稿。
7月14日，毛澤東會見了危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他在談話中說：
“美國到處打著反共的招牌，為著達到侵略別人的目的。
美國到處欠賬。欠中南美國家亞非國家的帳，還欠歐洲、大洋洲國家的帳，全世界，包括英國在內，都不喜歡美國。廣大人民都不喜歡美國。日本不喜歡美國，因為美國壓迫日本。東方各國，沒有一國不受到美國的侵略。美國侵略中國的臺灣省。日本、朝鮮、菲律賓、越南、巴基斯坦，都收到美國的侵略，其中有些還是美國的盟國。人民不高興，有些國家的當局也不高興。
一切受壓迫的民族都要獨立。
一切會有變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因為大多數人要求變。美帝國主義力量大要變小，因為美國人民也不高興本國的政府。”
“現在美帝國主義很強，不是真的強。它政治上很弱，因為它脫離廣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歡它，美國人民也不喜歡它。外表很強，實際上不可怕，紙老虎。外表是個老虎，但是，是紙的，經不起風吹雨打。我看美國就是個紙老虎。
整個歷史證明這一點，人類階級社會的幾千年的歷史證明這一點：強的要讓位給弱的。美洲也是這樣。只有帝國主義被消滅了，才會有太平。總有一天，紙老虎會被消滅的。但是，它不會自己消滅掉，需要風吹雨打。
我們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是從戰略上來說的。從整體上來說，要輕視它。從每一個局部來說，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決它，就要一個一個地來。比如它有10個牙齒，第一次敲掉一個，它還有9個，再敲掉一個，它還有8個。牙齒敲完了，它還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真做，最后總能成功。
從戰略上說，完全輕視它。從戰術上說，重視它。跟它作斗爭，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視。現在美國強大，但從廣大范圍、從全體、從長遠考慮，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歡，它壓迫剝削人民。由于這一點，紙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輕視它。”
7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八大政治報告草稿。
7月16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林克一起讀英文本《共產黨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毛澤東指著這段話說：
“可惜教條主義者不懂得這個道理。”
毛澤東幾次對林克說：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新的一系列的問題，如果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1956年仲夏的一天，毛澤東邀請在北京開會的周谷城到中南海去。汽車一直開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邊。毛澤東身穿浴衣，坐在涼棚底下，見周谷城來了便站起來，緊緊握手。寒暄之后，毛澤東問：
“你能游泳嗎?”
周谷城說：
“少年時在家鄉的小河里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幾十碼，不知現在還浮得起否?”
毛澤東說：
“試試看。”
于是，兩人換了泳裝，一同下水。毛澤東從深水處下水，周谷城則從淹到腳背的淺水處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一直不敢到能夠沒頂的深水里去。在深水區悠然自得的毛澤東見周谷城仍在淺水區里，便招呼道：
“來呀!”
周谷城打趣地說：
“我這個人哪，是既不能由淺入深，也不能深入淺出。”
毛澤東只好叫工作人員用竹竿遞給周谷城一個救生圈。二人游了多時，方才上岸休息。
毛澤東坐在藤椅上，拿起一本線裝的《漢書》，翻到列傳第39《趙充國》那一段，他說：
“趙充國這個人，當年主張西北邊疆屯田，很能堅持真理，堅持正確的主張。”
趙充國是漢武帝時的大將，是中國歷史上在西北屯田戍邊的一個著名人物。毛澤東接著說：
“趙充國的主張，開始時贊成者不過十分之一二，反對者達十分之八九。可是到了后來，他的主張逐漸被人接受了，最后，贊成者十之八九，反對者只有十之一二。可見真理要被人接受，總要有一個過程，無論是在過去的歷史上，還是現在，都是這樣。”
周谷城告辭時，毛澤東又鼓勵他在學術上要敢于爭論，不要害怕犯錯誤。
7月1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八大政治報告草稿。
1956年炎熱的夏季，武漢爆發了一場學生運動，大規模的游行示威使這場運動達到高潮，游行者叫得最響的口號是：“歡迎國民黨!”“歡迎蔣介石!”
7月23日下午5時，毛澤東到了北戴河海濱。此后，他幾乎每天都要下海游泳，有時一天下海兩次。
在北戴河的28天里，毛澤東先后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八大兩個報告的起草委員會會議，對政治報告、黨章、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進行仔細推敲和認真修改。
1956年夏，王鶴濱從蘇聯回國度假，他一家4口到北戴河看望在那里開會的毛澤東。
王鶴濱接到通知去看毛澤東時，已經過了午夜。王鶴濱爬上了一個小山坡，來到一所房屋的大門前，這所宅院原來是張作霖的別墅。值班衛士把他讓到院內。此時，毛澤東從北房中間的門里出來了，他抬頭看了一下高懸的明月，抬起雙手把單衣領口的扣子扣上。王鶴濱向毛澤東輕輕地靠近了一步，毛澤東發現了他，驚喜地喊道：
“咳呀!這是誰來了呀!”
說罷，轉過身去，對著北房門喊道：
“江青，你看是誰來啦!”
他又對王鶴濱說：
“王醫生，畢業回國啦?”
他把手伸向王鶴濱。王鶴濱雙手緊緊地握著毛澤東的手說：
“回國過暑假，來看望主席，還有1年多就畢業了。”
江青從北房里走了出來，她穿著一身深色的衣裙，與王鶴濱打過招呼后問道：
“王醫生，我們的信你收到了嗎?”
王鶴濱說：
“收到了。”
江青說：
“主席和我很感謝你去莫斯科看了岸青。我去莫斯科療養時，接到你的電話，你說來，怎么沒有來呀?”
“我出了大使館，沒有找到去克里姆林宮醫院的路，又不好意思請大使館派車。”
王鶴濱解釋了以后，見江青沒再說什么，就問候毛澤東說：
“主席身體好吧?”
“很好，很好。工作之余就下海游泳，益處很大，雖然跌了幾斤肉，但卻感到身體很好，精神也很好!”
毛澤東說罷，笑著看看自己的雙臂，又用手摸了一下。王鶴濱也高興地說：
“主席的身體看上去很好，很好!在海水中游泳，是非常好的體育運動。”
毛澤東說：
“游泳的確很好，你來北戴河要多住幾天，好好地在大海里游游泳吧!”
他忽然又問：
“吃住安排好了嗎?”
王鶴濱說：
“安排好了，由保健處安排的。”
王鶴濱感覺毛澤東要工作了，不便久留，就向毛澤東和江青告辭。毛澤東說：
“那好，你要多住幾天。”
1956年8月16日，中國政府發表了關于支持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公司的長篇聲明。
此前，毛澤東在聲明稿中批示道：
“似應有幾句勸告英、法政府不要做出違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要過于激動和走極端，致使事態擴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8月20日，毛澤東從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2日，毛澤東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中共中央七屆七中全會第1次會議，他在談到八大的政治報告時說：
“這一次重點是建設，有國內外形勢，有社會主義改造，有建設，有人民民主專政，有黨，報告里面有這么幾個大題目，都可以講。但是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建設。這個報告的主要部分，3萬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講建設。”
關于大會發言問題，毛澤東說：
“可以組織一些短稿子，比較生動。對工作要有批評，要有自我批評，要有分析，5分鐘的發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們開一次會議沒有批評，凈講一套歌功頌德，那就沒有生氣，那無非只有一個‘好’字就行了，還要多講干什么?但不是說，每一個稿子一定要批評什么東西，如果沒有批評根本就不許講，那也不好。”
8月24日，毛澤東審閱了劉少奇送來的八大政治報告的一部分草稿及劉少奇的信。劉少奇在信中說：“這是我寫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和統一戰線的一段，下面還有民族問題和國家工作中若干問題在繼續寫。特先送上這一部分，請審閱，看是否可以這樣寫?這一段的題目還沒有想好。”
毛澤東批示道：
“此件已經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請酌定。覺得文中還有一些重復拖累的地方，還可以刪節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
這里已經講了統一戰線，李維漢寫的關于統一戰線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8月24日這一天，毛澤東在懷仁堂東北角一間平房里同周恩來、朱德、陳毅、周揚、夏衍一起，同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談話，他說：
“藝術上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一棵樹的葉子，看上去是大體相同的，但仔細一看，每片葉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法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則。作曲、唱歌、舞蹈都應該是這樣。
說中國民族的東西沒有規律，這是否定中國的東西，是不對的。中國的語言、音樂、繪畫，都有它自己的規律。過去說中國畫不好的，無非是沒有把自己的東西研究透，以為必須用西洋的畫法。當然也可以先學外國的東西再來搞中國的東西，但是中國的東西有它自己的規律。音樂可以采取外國的合理原則，也可以用外國樂器，但是總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風格，獨樹一幟。”
“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是并不等于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并不等于中國人寫東西要像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
“地球上有27億人，如果唱一種曲子是不行的。無論東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東西。西方國家發展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現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漸轉向東方，東方國家不發展自己的東西還行嗎?”
“中國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鴨是有特殊性的，別國比不上，可以國際化。穿衣吃飯也是各國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國人不同，它是適合印度的環境的。中國人吃飯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說用刀叉的高明、科學，用筷子的落后，就說不通。”
賀綠汀插話說：
“美國只有一二百年的歷史。”
毛澤東說：
“歷史久，有好處也有壞處。美國歷史短，也許有它的好處。把老傳統丟掉，人家會說是賣國，要砍也砍不斷，沒有辦法。但是要回顧那么久的歷史，是有些麻煩。”
“要反對教條主義。在政治上我們是吃過虧的。什么都學習俄國，當成教條，結果是大失敗，把白區搞掉幾乎是百分之百，根據地和紅軍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這就是因為不從實際出發、從教條出發的緣故。教條主義者沒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
“民族形式可以摻雜一些外國的東西。小說一定要寫章回小說，就可以不必;但語言、寫法，應該是中國的。魯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還主張過硬譯。我倒贊成理論書硬譯，有個好處，準確。”“吸收外國的東西，要把它改變，變成中國的。魯迅的小說，既不同于外國的，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與參加全國音樂工作會議的2000多名音樂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
黎錦暉參加了全國第3次音樂工作代表大會。毛澤東知道后，單獨接見了他。毛澤東回憶了當年他們青年時代在長沙求學的往事。
黎錦暉，字均荃，出生于1891年，在黎家排行老二。他曾與老大黎錦熙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學讀書，后入省立優級師范習繪畫音樂科。20年代末在上海創辦中華歌舞專門學校，后又組建明月歌舞社。他是著名的現代音樂家和音樂教育家。
毛澤東對黎錦暉說：
“陳毅同志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曾用你創作的《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曲子填詞，把“桃花千萬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紅花千萬朵，送給紅軍哥”。
毛澤東說罷，兩人相對笑了起來。
8月29日凌晨3時，劉少奇把修改后的八大政治報告中關于民族問題、共產黨、國際支援3部分送給毛澤東審閱。他在附信中說：“昨天早起把以前寫的稿子推翻了，所以這段稿子今天才寫好。有4700多字。請審閱，看是否可以這樣寫?請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處談一談如何修改這一大段的問題。前面統一戰線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見，其中有些原則性的問題，要請示后才好修改。”
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復信中寫道：
“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數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10時左右準備開書記處會議談一些事。”
8月30日，毛澤東審閱劉少奇送來的八大政治報告序言、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3部分修改稿，以及政治報告各部分的編排順序。劉少奇在附信中說：“這一段已加修改。按實際計算不到12000字，按版面計算有13000多字。請再加審閱。在各節的編排上是否這樣做?請考慮。其中國防問題排在華僑問題后面，似不大妥，但不這樣，華僑問題又不好放在其它地方。似還可以考慮把華僑問題同民族問題合成一節，它們聯系雖不多，但可以擺下。請酌定。”
毛澤東在復信中寫道：
“可以這樣編排，將來再考慮是否變動。在國防問題上還可以講幾句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斗的鼓勵話。”
8月30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第8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1次會議。他在講話中說：
“這次大會要解決什么問題，達到什么目的?總的說來，就是總結七大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
“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革命是偉大的革命，我們的建設事業是偉大的事業。6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就是我們。過去人家看不起我們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沒有什么貢獻，鋼一年只有幾十萬噸，還拿在日本人手里。國民黨蔣介石專政22年，一年只搞到幾萬噸。我們現在也還不多，但是搞起一點來了，今年是400多萬噸，明年突破500萬噸，第2個五年計劃要超過1000萬噸，第3個五年計劃就可能超過2000萬噸。”
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趕上和超過美國的設想，他說：
“假如我們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大塊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關于繼承黨的優良傳統問題，毛澤東說：
“這次大會應當繼續發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面和作風方面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官僚主義那個東西我今天不講，只講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現在，我們反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斯大林為什么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和客觀實際不相符合。現在我們的工作中還經常有許多這樣的事情。主觀主義就是不從客觀實際出發，不從現實可能性出發，而是從主觀愿望出發。”“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并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關于反對宗派主義，毛澤東特別強調了黨內的團結，他說：
“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扭的，跟自己做過斗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從前我講過，對于任何有缺點的人，犯過錯誤的人，不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幫助他改，一為看，二為幫。”“我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這是表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別。”“七次大會的時候，我們說服了那些同志，選舉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這11年來，我們有什么損失沒有?毫無損失，并沒有因為選舉了王明、李立三，我們的革命就不勝利了，或者遲勝利幾個月。”
8月31日凌晨3時，毛澤東審閱完了八大政治報告中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兩部分修改稿。他在給陳伯達、劉少奇的信中寫道：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為定稿了。我只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請酌定。請伯達即行著手對‘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修改，在9月5日以前改好，打清樣于9月5日晚上送閱為盼!”
清晨6時，毛澤東致信胡喬木并劉少奇，他寫道：
“請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時間，將報告的頭幾部分——導言，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總路線，過細修改一下，縮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匯總看過，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會談時和其它部分編輯付印。”
1956年9月4日，毛澤東囑咐陸定一把八大政治報告中關于社會主義建設部分的修改稿送給陳云，并要求在5日晚10時以前把陳云的修改意見送給他看。
9月4日這一天，毛澤東接見由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率領的舊軍人代表訪華團。他在談話中說：
“你們雖然過去和我們打過仗，一切愿意再來看看的舊軍人我們都歡迎。……比起那些左派人士，我們更愿意見到右派人士，特別是遠藤先生這樣的軍人。”
后來，遠藤三郎回國后組織了日中友好舊軍人會，為促進中日友好關系發揮了積極作用。
9月5日，陳云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有幾個地方與定一、喬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業一節，還有一些修改，稿子在喬木處，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9月6日凌晨2時，毛澤東看罷經陳云修改的稿子，立即給胡喬木寫了一個批語：
“建設部分，除商業外，又看了一遍，用鉛筆作了一些修改。請你將商業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閱，再送少奇同志。”
9月7日晨6時，毛澤東要人將政治報告中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兩部分送給周恩來。他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寫道：
“政治報告頭幾部分修改了以后，請你繼續修改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兩部分。這幾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畢，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譯，否則就來不及了。”
上午10時，毛澤東又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你擔任的建議和報告兩件，亦須于9日交付翻譯，請將最后修改本于8日交我看一下。”
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的“建議”和“報告”，是指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以及關于這個建議的報告。
9月8日凌晨，毛澤東給陳伯達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請你將我準備講的那段話，加以修改，并請讓你的秘書給我抄正一張，于下午交我為盼!”
原來，毛澤東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八大政治報告上，他準備在八大上的開幕詞動手寫過兩次稿子，但都沒有能夠寫完，所以他不得不讓陳伯達代為修改了。
毛澤東信中所說的他的那段話，主要內容是這樣說的：
“大家知道，要將一個在經濟上文化上都落后的農業國，改變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式的工業國，需要許多的條件，例如人民群眾的擁護，社會制度的改革，國家的鞏固，黨的鞏固，統一戰線的鞏固，等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條件。除了這些條件以外，我們還需要一些什么條件呢?我們還需要時間，還需要和平環境，還需要朋友幫助。”
“到那時，即到1967年第3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工業產值將占百分之六十幾，農業產值將占百分之三十幾，這樣我國就可以說基本上有了現代工業了，就可以說初步地工業化了。但是我國是一個具有6億人口的國家，到第3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按照每年增加1200萬人口計算，那時將有7億幾千萬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項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來說，我國要進一步工業化，要接近或者趕上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那就需要幾十年才有可能。”
“為了建設還需要有一個和平環境，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們認為是可能的。當然，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認為，只要世界上的壟斷資本存在一天，戰爭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方面。但是還有另一方面，即制約戰爭的因素現在已經強大起來，并且還會繼續增強。這些因素中，第一個，是以蘇聯為首具有9億人口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第二個，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第三個，是西方國家的革命的和反對戰爭的工人運動的發展。第四個，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或者有強大壟斷資本存在的國家，對于戰爭的態度是不一致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很多的利害沖突。社會主義陣營、民族解放運動和西方世界的人民運動這3個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是互相支援、互為同盟軍的。我們還可以利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利害沖突，作為間接的同盟軍而為和平服務，使對戰爭最感興趣的美國好戰分子處于孤立地位。……這樣看來，需要一個持久的和平環境，并且愿意為和平事業努力，爭取避免再發生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們，占了人類的大多數，這種趨勢還會發展。這樣就制約了戰爭趨勢，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戰不容易打起來。”
毛澤東起草的這兩個未完成的開幕詞草稿都圍繞著一個主題：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這也是八大政治報告的主題，也是整個八大會議的主題。
再說9月8日晨，周恩來將修改完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兩部分送毛澤東過目。
上午9時，毛澤東將這兩部分轉送給劉少奇，并在周恩來的改稿上批示道：
“恩來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處均可用。如你同意，請讓人將改處準確地抄在一個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譯。”
這天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2次會議，審議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
是日晚，毛澤東審閱了陳伯達送來的開幕詞修改稿。他不滿意，說寫得太長，扯得太遠，又交給田家英修改，并囑咐說：
“不要寫得太長，有個稿子帶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9月9日，毛澤東看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9月10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八大預備會議第2次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現在是搞建設，搞建設對于我們是比較新的事情。早幾年在中央范圍內就談過，我們希望建設中所犯的錯誤，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那么多、時間那么長。我們搞建設，是不是還要經過14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說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為過去栽筋斗主要是個思想問題，是不認識、不覺悟的問題。
搞經濟，我們也有了一些經驗，現在搞這些新的科學技術我們還沒有經驗。安排經濟，對人、對資本家、對民主黨派、對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比較學會了，我們有22年根據地的經驗。世界上新的工業技術、農業技術我們還沒有學會，雖然我們已經有了6年的經驗，學會了許多東西，但是從根本上說，我們還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2個五年計劃和第3個五年計劃來學會更多的東西。
我們要造就知識分子。現在我們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舊社會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有10萬，我們計劃在3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100萬到150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到那個時候，我們在這個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經驗，有了很多的科學家和很多的工程師。那時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
關于增強黨內的團結問題，毛澤東說：
“黨內的關系如何，關系極大，關系到能不能團結全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所以，這一次的大會有一點跟七大相同，就是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對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對于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做一種有益的教育，當做一種鍛煉。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么個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我是這么看，也許我比較悲觀。有那么一些人非常樂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點矛盾也沒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觀主義，就要犯錯誤。那些人并不是跟我們前世有冤，今世有仇，從前都不認識，他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后來證明，政策問題上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除開極個別的別有用心鉆到黨內來破壞的敵對分子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不管他犯的錯誤怎么嚴重，哪怕是路線錯誤，也只是思想不對頭。既是思想問題，那么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就是整風學習的問題，討論研究的問題。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么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應該說，我們黨的七大的選舉，七大以后到現在，黨內是比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說中央搞得不好，那么，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點不公平都沒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
“應該肯定，我們的中央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我們的黨能夠領導民主革命，這已經在歷史上證明了，又能夠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現在也證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勝利了。我們黨能夠領導經濟建設，這一點還沒有完全證明，需要經過3個五年計劃。現在我們已經差不多完成第1個五年計劃了，連恢復國民經濟的3年，搞經濟建設也有7年了。根據我們在革命時期自己的覺悟，即覺悟到過去犯的錯誤是什么，后頭改正錯誤應該怎么改法，現在我們雖然還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殘余，這些東西是可能減少的。完全肅清很難說，肅清了還會有，但是可以減少，可以大為減少。”
9月13日，毛澤東看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稿，批示道：
“你的報告全文很好。只是覺得頭一部分(總結第1個五年計劃時期經驗)寫得不甚清楚，不大流暢，不如以下各部分寫得好，似乎出于兩個手寫的。如能在今明兩天請一位(喬木沒有工夫)文筆流暢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罷了。”
9月13日這一天，毛澤東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3次會議。他在談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過程時說：
“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完全是講道理的，不講什么人，對事不對人。”
毛澤東接著說：
“大會的幾個主要文件大體上都準備好了。根據預選的統計，大家基本上贊成中央提出的名單。現在，中心轉到發言問題。所有同志都要注意這個問題。發言要精彩，生動，多樣性，還要短。要有內容，要有表揚，有批評，有成績，也有缺點，有解決的辦法，不要千篇一律。這個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報告，原來是10萬字，一砍就是4萬多字，現在不到5萬字了。所以，文章可以這樣寫，也可以那樣寫，可以第3種寫法，也可以第4種寫法，如果我們的發言稿能有比較高的水平，我們這個會議就會開得好。現在，這幾個文件是相當有水平的，選舉也會選舉得好。文件是大家參加意見，集體創作。這樣，大家也都有精神準備。沒有精神準備，就要強加于人。我們對黨外人士也是這樣。我們每個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綱領》和后來的憲法，土地改革法，農業合作社章程，都是經過了長期的醞釀的，根據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為什么我們通過一個東西總是大家舉手?人家莫名其妙，‘這不是強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劉文輝都舉了手。這不是偶然的，這是事先聽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講通了，這樣辦事辦得快，步伐比較整齊，就團結統一了。”
會議討論通過政治報告和其它幾個文件后，接著討論選舉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臺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么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于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臺演說，就不行了。同志們也很關心我們這些人，說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這種輿論是正確的。那么，什么人當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來書記處的幾個同志。這并不是說別的同志不可以當主席、副主席，同志們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習慣，暫時就是一個主席、4個副主席。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樣干事，只要能夠干的都干。”
“上一次也談過，中央準備設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云同志。另外還準備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準備推舉鄧小平同志。4位副主席和總書記的人選是不是恰當?當然，這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由中央委員會選舉。但是要使代表們與聞，請你們去征求征求意見，好不好?對于我們這樣的大黨，這樣的大國，為了國家的安全，黨的安全，恐怕還是多幾個人好。請同志們醞釀醞釀，看這樣是否妥當。中心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多幾個人，大家都負一點責任。至于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
鄧小平插話說：
“我還是比較安于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
毛澤東指著鄧小平對眾人說：
“他愿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愿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于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于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些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我想起來就不舒服，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斗爭的。
至于陳云同志，他也無非是說不行，不順。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后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云同志行。至于順不順，你們大家評論。他是工人階級出身，不是說我們中央委員會里工人階級成分少嗎?我看不少，我們主席、副主席5個人里頭就有1個。”
“黨章上現在準備修改，叫做‘設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議設4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又有4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只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末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準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
毛澤東最后說：
“請你們在代表里頭醞釀一下，因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個整個的名單，要一道選。至于常委，準備就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這不是說別的人不可以當常委，別人也可以，因為要提一個就可以有第二個，還可以有第三個，所以暫時用這么一種辦法。這就是把過去的書記處變成常委，只是比過去多了一個總書記。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人數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十幾個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處理，在那里提出議案。政治局委員的名額也要擴大，不是13個，要擴大到20人左右。因為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是170人，也許170多。看是不是可以這樣安排?今天不做決定。”
9月14日凌晨，毛澤東審閱前一天剛剛修改排印出來的政治報告稿，并作了部分文字修改。爾后，他在報告稿的封面上用鋼筆寫了一個批語：
“即送少奇同志：1、國際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它字句的修改，請即令人抄正副翻譯，并另打清樣。2、黨的部分，本日12時前伯達等修改，已要他們直接付翻譯。因為我們要下午才能起床，我們看了有意見，可以再改。”
他考慮到時間已經很緊迫了，便又在封面的另一個空白處寫道：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請直付翻譯，并打清樣，不要送我看了。”
清晨4時30分，毛澤東審閱完田家英送來的開幕詞修改初稿，他在上面作了多處重要修改和補充。他接著給楊尚昆寫了一封信，囑咐說：
“此件請打清樣(校正錯字)，并付翻譯。清樣請于本日上午12時以前送各書記處同志以及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請他們再做修改，于9月14日下午3時交田家英匯集酌定交我。這件是否講，要看15日我睡眠的情況才能臨時做決定。所以暫時不要印發各代表和外國人，請注意。”
1956年9月15日下午2時，中國共產黨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隆重開幕。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021名，代表著全黨1073萬黨員。
蘇聯、南斯拉夫、法國、意大利等56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和人民革命黨的代表團，國內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團體的負責人，應邀列席了會議。
宋慶齡、黃炎培等應毛澤東之邀，在主席臺上就坐。宋慶齡激動地說：“這是我畢生中感到最光榮和最愉快的事。”
在熱烈的掌聲中，毛澤東宣布大會開幕，并致開幕詞。他說：
“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
“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著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于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志進步的。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
“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于學習。要善于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國家學習，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黨學習，要善于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于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毛澤東的開幕詞，總共不到3000字，與會者熱烈鼓掌竟多達32次。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了中共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黃炎培情不自禁地即席作七絕4首，題為《東方紅遍環瀛》，祝賀共產黨“八大”的召開。其中第4首詩云：
天安國慶延佳節，萬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夢，《東方紅》已遍環瀛。
在會議休息時，一些代表走到毛澤東面前，稱贊開幕詞寫得簡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澤東說：
“這不是我寫的，是個年輕秀才寫的，此人是我的秘書，叫田家英。”
前邊已經說過，這篇開幕詞是毛澤東和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以及書記處諸人集體創作的結果，毛澤東之所以這樣說，是有意提攜和鼓勵田家英。眾所周知，毛澤東是寫文章的大手筆，他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以及他的所有文章，從來不讓別人代筆，都是他親自動手寫的。這篇開幕詞應該說是他一生中的唯一的一個例外。當然，田家英功不可沒，開幕詞中有一句“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的確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筆，也是毛澤東很喜歡的一句話。
再說毛澤東致詞后，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政治報告中說：
“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斗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在革命戰爭中行之有效的經驗，不能夠用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
早在政治報告起草時，薄一波說，稿子只寫了反對保守主義，沒有寫反對冒險主義，有片面性。他建議作為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兩種傾向都應當提到。劉少奇認為薄一波的意見很好，就把反對冒險主義也加進去了。
政治報告中僅僅有4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報告反復強調的是加強黨的集體領導。早在1945年中共中央七大上，劉少奇在他的報告中，曾經有105次提到了毛澤東的名字。
9月16日，鄧小平在八大會議上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修改黨章報告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反對個人崇拜，反對突出個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
鄧小平報告結束后，周恩來作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2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報告。
此后，大會對3個報告進行了熱烈討論。
朱德、陳云、董必武、彭德懷、陳毅、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等68人在大會上作了發言，還有45人提交了書面發言。
羅瑞卿的發言內容是《我國肅反運動的主要情況和若干經驗》。毛澤東對羅瑞卿的發言很滿意，帶頭為羅瑞卿鼓掌。
宋慶齡也在大會上致辭說：
“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我們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將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終于會成為全世界的一種通行的社會制度。”
彭德懷在會議期間，和米高揚進行了一次談話，彭德懷說：
“米高揚同志，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們都喊他天才、英明、萬歲，可他死后你們又罵他漆黑一團?他的錯誤既然那么嚴重，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見，人死了才算舊賬?他還能聽得到能改正嗎?”
米高揚說：
“當時誰敢提呀。”
彭德懷說：
“這是對黨對人民對領袖負責的態度嗎?”
米高揚說：
“誰提了誰就要掉腦袋。”
彭德懷說：
“怕死還當什么共產黨員!”
9月17日，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接見了埃及首任駐華大使哈桑.拉加卜，接受了拉加卜呈遞的國書。他在致答詞時說：
“你們收回蘇伊士運河是一個很好的開始，納賽爾總統最近最好不要到沒有警戒的地方去，因為帝國主義的計劃失敗后，他們會采取各種手段，像暗殺等等。西方國家罵納賽爾總統是個野心家，是個希特勒，說他想統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們認為，納賽爾總統是亞非地區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國主義才不喜歡他。
據我看，美國也同意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它不會幫助英國從埃及手里把運河奪回去，這樣對美國也有好處。美國另外有它的目的。對美國說來，運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沒有什么區別。它本來就不期望實現杜勒斯計劃。美國是想借此機會把英、法從中東趕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勢力范圍。蘇聯、阿拉伯國家、印度和科倫坡國家都支持埃及，有蘇聯在，英國、美國、法國就不敢輕易行動。”
毛澤東請哈桑.拉加卜大使轉告納賽爾：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盡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維護蘇伊士運河主權的英勇斗爭，我們的幫助沒有任何條件。你們有什么需要，只要我們能力所及，一定幫助。我們對你們的幫助，你們能還就還，不能還就算了，我們可以給無代價的援助。當然，埃及是個有民族自尊心的國家，如果接受我們的援助還是要還，那么現在可以記賬，以后再說，或者過了100年以后再還吧。埃及現在遭受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我們也經歷過這種封鎖，深知埃及人民的艱苦。中國在抗美援朝時，花了不少錢，死了不少人，現在沒有戰爭了，可以盡力幫助埃及。”
9月17日這一天，毛澤東給黃炎培寫了一封回信。
此前，黃炎培在9月9日將老朋友張叔通所作的書畫冊送給了毛澤東，并附信說：“八大快要召開了，這一時期想緊張得很。希望緩和些緊張，謹奉上書畫冊一本，公余瀏覽一下，可能增進些神情的瀟灑。這書畫冊，是一位80歲老畫師一年畫成，每幅自加跋語的。我在這上邊寫了一首長古，為他介紹，他和我是新聞記者同事20年，他在抗日時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愛國熱情是可敬的。他能畫而很少作畫，惜墨如金，最近為了農村和工商界對領導上一片頌聲而作。”
毛澤東在復信中表示“十分感謝”，還詢問“張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難?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請便告之。”
黃炎培回信告訴毛澤東說，張叔通生活非常窮困。毛澤東立即寫信給黃炎培，托他轉送張叔通500元錢。
9月18日下午，毛澤東在政協禮堂主席團休息室同參加八大的蘇共代表團團長米高揚談話。毛澤東談到了對黨內犯錯誤的人采取什么態度的問題。米高揚說：
“您方才講的對待犯錯誤的人應當采取的這種正確的態度，我在1949年2月來中國時，就曾經聽您說過。當時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蘇聯后，曾經一字不掉地對斯大林講過，我當時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當我說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做聲。他的辦法同您的相反，他雖未說話，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為然的。”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又會見了參加八大的以波立特為團長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波立特說：
“你們那篇文章(指《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筆者注)是共產主義運動中關于斯大林問題的最好文章，是對共產主義的偉大貢獻。”
毛澤東說：
“在那篇文章中，我們指出了斯大林犯錯誤的歷史的、社會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這次劉少奇同志的報告中，雖然沒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對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作了說明，主要原因是認識不符合實際，其它原因是次要的。為什么列寧沒有犯錯誤呢?當時蘇聯受到帝國主義的包圍，白軍的叛亂，他面臨的問題更為困難，更為復雜，但是他并沒有犯錯誤。到了斯大林時期環境更好了，斯大林卻犯了錯誤。在斯大林時期，階級沒有了，社會已進入了沒有階級的社會，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舊社會的時代。我認為這樣才能夠解釋他的錯誤，即是認識的錯誤，認識不符合客觀實際。”
“我們的勝利只有7年。我們的政權專政的職能，即對反革命分子的專政，只剩下10%了。由于沒有這樣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專政的范圍縮小了。”“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生產力首先需要人。要人們不恐慌，要黨內不恐慌，要民主黨派不恐慌，要全國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護生產力。”
毛澤東在八大期間，每天下午都要像這次一樣在政協禮堂主席團休息室會見一些兄弟黨代表團，一個下午一般是兩個代表團，有時是3個。每次會見，少則1個多小時，多則3個小時。據不完全統計，他先后一共會見了29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團。會見結束后，他又常常接著召開八大主席團常委會和各代表團團長會議，直至深夜。其緊張而繁重的工作情況由此可知。
9月22日下午，毛澤東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說：
“蘇聯在階級消滅以后，當國家機構的職能喪失了十分之九時，當階級斗爭已經沒有或已經很少的時候，仍找對象，大批捉人殺人，繼續行使它們的職能。”“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這時候階級斗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
9月23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以烏布利希為團長的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團。烏布利希說：
“第8次黨代會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不僅了解了中國，并且對我們是一種鼓勵和支持。你們在經濟、哲學問題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澤東說：
“要互相參考。只可參考，不可硬搬，好像我們不能硬搬蘇聯一樣，硬搬就危險，我們曾經硬搬而吃了大虧。”
烏布利希說：
“我們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一樣。”
毛澤東說：
“方向是一個，內容是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共產國際很長時期犯了很大錯誤，把我們的革命搞掉了90%。共產國際解散了，就搞出一個新中國來。我們不是不相信馬列主義，而是更相信了。共產國際搞教條主義，情報局又搞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就不是馬列主義。”
這次談話結束后，毛澤東有意同時會見了蘇聯代表團團長米高揚和波蘭第一書記奧哈布。
原來，在1956年的早些時候，波蘭共產黨改選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要求讓蘇聯元帥羅科索夫斯基進入波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他說只有這樣人士變動，蘇聯才能接受。但是，波蘭共產黨抵制了赫魯曉夫的干涉，哥穆爾卡當選為第一書記，羅科索夫斯基落選，未能進入政治局。赫魯曉夫緊急通知中共中央，說波蘭黨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投入西方集團的危險，要求中共派代表團去莫斯科商談。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到了莫斯科，向赫魯曉夫轉告了毛澤東提出的一個商量意見，即蘇聯對東歐國家是不是可以采取一項根本的政策，在政治上、經濟上放手，讓他們自己來搞，不要干涉他們，不僅對波蘭、匈牙利，而且，對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都滿足他們獨立自主的要求。在軍事方面，可以主動撤回駐在那里的蘇軍，華沙條約可以和他們商量，問他們是否要華沙條約，一是完全不動，二是撤軍，必要的時候再去。三是完全不要軍隊。劉少奇說，毛澤東提這個意見，是要跟蘇聯同志商量，看怎么有利于社會主義陣營，鞏固蘇聯同東歐國家的關系，鞏固華沙條約，幫助蘇聯同志取得群眾擁護。這是我們的好意。社會主義國家目標一致，大方向都一致，首先應該是平等的關系，不是以大壓小、以大國控制小國關系，那樣的話，團結反而搞不好。結果，赫魯曉夫完全把毛澤東的建議當作了耳旁風。
毛澤東這次召見蘇聯代表團團長米高揚和波蘭第一書記奧哈布，首先談到了抗美援朝前夕的情況，他說：
“戰爭(指朝鮮戰爭——筆者注)開始后，我們先調去3個軍，后來又增加了兩個軍，總共有5個軍，擺在鴨綠江邊。所以，到后來當帝國主義過三八線后，我們才有可能出兵。否則，毫無準備，敵人很快就要過來了。”“美帝國主義如果干涉，不過三八線，我們不管，如果過三八線，我們一定過去打。”
關于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說：
“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從前我是睡不著覺的。一切都還不上軌道，窮得很。人總是不高興。去年下半年以來，我開始高興了。工作比較上軌道了，黨內問題，也比較上軌道了。”
接下來，毛澤東在交談中明顯偏向波蘭，甚至還贊揚被蘇聯詛咒的哥穆爾卡。他半開玩笑地對奧哈布說：
“中國也有哥穆爾卡，但絕不會把他開除出黨，仍把他留在黨的中央委員會里。盡管總是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是經常征求他的看法。好像不謀而合。中國和波蘭一直是好伙伴。我們對此很滿意。”
坐在一旁的米高揚越聽越有氣。奧哈布受到毛澤東的鼓舞，也不客氣地大膽地就“波茲南事件”批評了莫斯科。米高揚不同意奧哈布對“波茲南事件”的分析。奧哈布反駁說：
“波蘭人比蘇聯人更清楚波蘭正在發生的事情。”
米高揚大發雷霆，他說：
“發表如此反蘇言論的人，只能被當作敵人來對待，這也適用于那些喜歡聽這樣宣傳的人。”
奧哈布感到很難堪，與毛澤東握了握手，離開了毛澤東的房間。這時候，毛澤東也和奧哈布一起走了出去，米高揚被冷落在那里。氣急敗壞的米高揚沒有繼續參加中共八大，當天就乘飛機飛回了莫斯科。
9月24日晨5時，毛澤東致信楊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團團長和各小組組長，立即閱讀由陳伯達、胡喬木起草的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草案，并于下午2時以前，各小組開會討論一次，由秘書處將修改意見匯總送交胡喬木，再作修改。
這天下午，毛澤東會見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關于對斯大林的批評，他說：
“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
“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現在我們反而為它斗爭了。是父子黨，還是兄弟黨?過去是父子黨，現在有些兄弟黨的味道了，但也還有些父子黨的殘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殘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蓋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現在有點反封建主義的味道。由父子黨過渡到兄弟黨，反對了家長制度。那時的思想控制很嚴，勝過封建統治。一句批評的話都不能聽，而過去有些開明君主是能聽批評的。你們南斯拉夫想來也有過這樣的君主，別人指著鼻子罵他都行。資本主義社會就比封建時代進了一步，美國兩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互相罵架。
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想些辦法。當然，沒有集中和統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統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能實現工業化，能對付帝國主義。但這也有缺點，就在于使人不敢講話，因此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慮這些問題。”
毛澤東應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國的前途問題。他說：
“關于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50到100年的時光。現在已不存在障礙中國發展的力量。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將來這種狀況會改變的，可是這已不是我這一輩的事，也不是我兒子一輩的事。將來要變成什么樣子，是要看發展的。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當然即便不好總不會像蔣介石時代那樣黑暗，是辨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展下去。”
9月25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黨的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共產黨人不要怕犯錯誤。錯誤有兩重性。錯誤一方面損害黨，損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員，很好地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對革命有好處。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如果沒有什么好處，為什么是成功之母?錯誤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過來。這是馬克思主義。‘物極必反’，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到來。”
9月26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于哥夫率領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代表團，他問客人：
“你們覺得這個會怎么樣?”
于哥夫回答說：
“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值得我們研究。”
毛澤東說：
“時間開的太長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總結一些經驗。11年時間(從1945年的七大到這次八大——筆者注)是很長，斗爭很豐富。這次大會的空氣，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設工業。”
9月26日晚10時30分，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大主席團常委會，討論政治報告決議草案和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這次會議一直開到27日凌晨1時55分才結束。
9月27日凌晨2時，毛澤東在決議草案的封面上給胡喬木寫了一個批示：
“照此付印，付翻譯。我在第5頁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國家’幾個字。”
下午1時10分至1時50分，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就是在這個期間，陳伯達、胡喬木急急忙忙將經過修改的政治報告決議稿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見決議稿上又增加了一句話：“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此時離八大閉幕式開會只有1個小時了，他略一沉吟，就同意印發了。
關于決議中臨時增加的這一句話，據胡喬木在1980年10月9日回憶說：“這個問題是陳伯達提出的，陳伯達找了康生，這時大會已經快閉幕了。他們商量了一個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陳伯達搬出列寧的《落后的歐州和先進的亞洲》這篇文章的一些話作為依據，說明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問題。然后我和陳伯達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給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說，好，趕快去印。”
據參加決議起草工作的鄧力群回憶說：“我記得，大概是(八大閉幕)兩個星期以后，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提出懷疑。他說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州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比。陳伯達向我們傳達過毛主席講的這個意思。”
再說這天下午，八大會議代表一致通過了《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1945年寫進中國共產黨黨章中的“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這句話，在新黨章中刪去了。整個八大都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
大會還通過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
在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中，選出了97位中央委員和73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委員會。
王稼祥、王明、李立三均當選為中央委員。
本來，王明早已在1956年1月又以治病為由再次去了蘇聯，從此一去不復返。他因為對毛澤東一直心懷不滿，所以在蘇聯經常寫詩詞批評攻擊毛澤東。可是，毛澤東對王明仍然采取團結的方針，他在“八大”上多次做工作，才使許多代表投了王明的票，以至于王明在缺席的情況下，仍然當選為中央委員。然而，王明并沒有因此而感激毛澤東的寬宏大量，反而罵毛澤東罵得更兇了。在他撰寫的《中共五十年》中，全面系統地歪曲、篡改中共歷史，污蔑毛澤東，為自己的錯誤翻案，把自己打扮成正確路線的代表，無中生有地造謠說毛澤東多次謀害他，企圖加速他的死亡。后來，王明終于在1974年3月27日死于蘇聯，在他死亡的前4天，他還在寫文章，大罵毛澤東。
與王明相反，李立三在大會上將自己準備發言的稿子呈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看后，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動，就批示說“可用”。于是，李立三在大會上發了言，他深刻地檢討了自己在歷史上的錯誤，講述了對“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的深切體會，表達了對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感激之情，決心繼續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奮斗。
后來在1958年初，身為工業部副部長的李立三，深入工廠調查研究，發現了鞍鋼總工程師馬賓等人總結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作經驗，即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干部、工人、技術人員相結合。李立三對這一經驗非常重視。“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提法，也受到了毛澤東的稱贊，批示在全國進行推廣。
馬賓，原名張源，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后曾任新四軍政治部編譯組組長、新四軍軍部軍法處科長(經歷過皖南事變)、中共射陽縣委書記(陳云曾為其撰寫《學習馬賓式群眾工作方法》的社論)、松江省軍區民運部部長、中共哈東地委書記、遼寧省委秘書長、民運部部長等職。他在東北解放后，任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1956年畢業于蘇聯西伯利亞鋼鐵學院，歸國后任鞍鋼總工程師。
再說9月27日下午，毛澤東在同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團團長喬治烏一德治的談話中，提到了李立三在八大上的發言，他說：
“前幾天在會上的發言，很受外國同志的歡迎，民主人士聽了很欣賞，犯過錯誤的同志聽了也高興。他的錯誤也有破壞作用和教育作用兩面，現在剩下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
毛澤東提起了1949年2月他會見米高揚時的談話，他說：
“我們曾經和蘇聯同志談過，如果過去對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趕走他們和槍斃他們的辦法，而仍留他們在黨內，仍選舉他們做中央委員，是否會更好一些。蘇聯同志也認為恐怕會更好一些。”
9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1次全體會議。
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 劉少奇 周恩來 朱德 陳云 林彪 鄧小平 林伯渠 董必武 彭真 羅榮桓 陳毅 李富春 彭德懷 劉伯承 賀龍 李先念
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烏蘭夫 張聞天 陸定一 陳伯達 康生 薄一波
政治局常委有：毛澤東 劉少奇 周恩來 朱德 陳云 鄧小平
全會還選舉了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書記處書記有：鄧小平 彭真 王稼祥 譚震林 譚政 黃克誠 李雪峰
候補書記有：劉瀾濤 楊尚昆 胡喬木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全會結束后，從不愿打擾毛澤東的王稼祥就去找毛澤東，他說：
“主席，請把我在中央委員會和書記處的職務，讓給比我更有貢獻的老同志、好同志。”
毛澤東聽了，笑著說：
“稼祥同志，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當一名中央書記處書記，是完全應該的，你就不要謙讓了。”
王稼祥繼續申述自己的理由，他說：
“在政治上教育我挽救我，使我從‘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中解脫出來的是黨;我負傷以后，又被從死亡線上搶救下來的還是黨;長征開始時，‘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人曾想把我拋棄，但是后來終于被抬著上了路，使我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一直活著和健康地成長著，仍然是黨!而我奉獻給黨的，根本比不上黨所給予我的，我覺得有負于黨。”
毛澤東見王稼祥坐著不動，笑著問：
“你今天找我，還有別的事嗎?”
王稼祥說：
“我就是為這件事來的。”
毛澤東說：
“既然這樣，你也就不必再談了!”
9月29日，毛澤東會見了南共聯盟代表團的維塞林諾夫等人，他在談話中說：
“在國際上，我們反對大國主義，工業雖少，但總算大國，所以就有人把尾巴翹起來，我們就告訴這些人：‘不要翹尾巴，要夾緊尾巴做人。’過幾年工業化后，翹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將來中國如果要翹尾巴，翹到一萬公尺以上，要批評它，要監督中國，要全世界都來監督中國。”
9月30日下午，印度尼西亞有“獨立之父”之稱的總統蘇加諾應毛澤東之邀，來到北京進行國事訪問。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前往北京西苑機場迎接蘇加諾。
早在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建交以后，印度尼西亞第1任駐華大使莫諾努圖，拜訪毛澤東并向毛澤東遞交國書。那天上午10時，莫諾努圖在紫禁城的朱紅大門前，受到中國禮賓司司長的歡迎，樂隊奏起中國和印尼國歌。莫諾努圖的6名隨從留了下來，被領進另一個房間，去喝香檳、吃中國甜點心。莫諾努圖被領進一個古色古香的大廳。大廳兩旁擺著明代瓷花瓶，一條巨大的紅色地毯鋪在中間。莫諾努圖穿過大廳，一扇門輕輕打開，他走進裝飾相同的第2個大廳。這時，又一扇門打開了，毛澤東就站在那里，他高大、沉著、慈祥。
在接見外國大使前，羅瑞卿見毛澤東穿著淺色衣服和一雙棕色皮鞋，就說：“主席，你還是換上深色衣服和黑皮鞋吧。”
毛澤東問：
“為什么?”
羅瑞卿說：
“按照國外慣例……”
毛澤東打斷了他的話，不肖地說：
“我是中國人，為什么要按國外慣例呢!”
毛澤東寧可不經意地穿著舊襯衫、舊褲子。最后，他還是接受了一種折中方案：穿中山裝和棕色皮鞋。
毛澤東接受了大使遞交的國書。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來，把大使領進隔壁的房間。在房間里，毛澤東和莫諾努圖就愛國主義與和平問題，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例行談話結束后，毛澤東起身離去。莫諾努圖隨著周恩來從另一個門走了出去。
且說9月30日下午2時，蘇加諾的座機在北京西苑機場徐徐降落，他邁出艙門，走下舷梯。毛澤東迎上前去，和蘇加諾親切握手。蘇加諾是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他們互相擁抱，就像多年未見的老朋友”。毛澤東把他身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向蘇加諾一一作了介紹。機場上奏起兩國國歌，毛澤東陪同蘇加諾檢閱三軍儀仗隊。歡迎儀式結束后，毛澤東和蘇加諾登上敞篷帕卡德轎車，緩緩駛出機場。從西苑機場到新華門，20公里的道路兩旁有數十萬群眾夾道歡迎。毛澤東面帶微笑，揮動右手向路邊歡迎蘇加諾的群眾們致意。蘇加諾也微笑著向群眾做手勢。歡迎的人群站在離敞篷車5英尺遠的路旁拋撒著鮮花。路兩邊沒有荷槍實彈的士兵，而那些漫步而行的警察并不阻攔他們。
下午6時，稍事休息后的蘇加諾一行由周恩來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拜會毛澤東。賓主落座后，毛澤東開門見山地對蘇加諾說：
“萬隆會議是一次很好的會議，萬隆會議真了不得。一年多來，整個世界都有很大的變化。你感覺到這一點沒有?”
“是的，的確如此。”蘇加諾肯定地說：“我不論到哪里，大家都提到萬隆會議。”
毛澤東說：
“讀了你在美國的演說，我們都特別高興。在那樣的國家，講那樣的話，非常好。你代表了整個亞洲。”
毛澤東所說的演說是指蘇加諾不久前在美國國會講壇上發表的嚴厲譴責現代世界殖民主義罪行的演說。蘇加諾見毛澤東如此贊賞他，便自信地說：
“我也認為我是代表亞洲說話的。”
“實際上，你是代表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毛澤東進一步強調說，他接著問道：“美國的招待還好吧?”
蘇加諾回答道：
“一般地說，美國人歡迎得還是相當熱烈的。但美國政府的領導人大多不高興。因為我說的話，是他們不喜歡聽的。不論他們喜歡不喜歡，事實我還是要說出來的。在美國不論走到哪里，都有記者問，印尼對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采取什么態度?我們的回答是堅決的，中國必須加入聯合國。我們還補充說，聯合國如果沒有代表6億人民的中國參加，就變成了演滑稽戲的場所。”
毛澤東又問：
“你認為中國加入聯合國，是早一點好，還是遲一點好?”
“越早對聯合國越好。”
蘇加諾不假思索地回答。毛澤東卻不緊不慢地說：
“我們曾經想過另外一方面，不參加也不壞。”
“印尼認為，越早越好。”
“早參加，遲參加，這兩條我們都要準備。”
蘇加諾說：
“很想了解主席的想法。”
毛澤東說：
“英國、美國、法國都是帝國主義國家、殖民主義國家。這些國家，我們遲一點在國內給它們合法地位，就好一點。”
蘇加諾說：
“但是，問題是這3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抱有壞的企圖，如果在聯合國里沒有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參加，那么，帝國主義國家會更猖狂。帝國主義國家想控制聯合國，中國參加了以后，就可以反對他們控制聯合國的企圖。”
毛澤東說：
“遲一點加入聯合國，主要是臺灣問題。6億人民的代表沒參加，臺灣卻參加了。這是不公平的。聯合國里只能有一個中國，不能有‘兩個中國’，而那個中國是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要在聯合國里有一個小小的臺灣，我們就不進去。如果聯合國里有臺灣的代表，我們一萬年也不進去。”
他點燃一支煙，吸了一口，接著分析道：
“現在我們是大國，是弱國，不是強國。美國怕蘇聯，但是不怕我們，它知道我們的底子。因為我們什么也沒有，只有6億人口。人家看不起我們，而且它們手里還有一個大東西，叫做原子彈。我們連一個小的都沒有。解除禁運的問題也是如此。我們天天要求解除禁運，但是遲一點解除也可以。實際上，最好是再遲幾年解除。說老實話，我們沒有好多東西，無非是一些蘋果、花生、豬鬃、大豆。不解除禁運，我們也睡得著，吃得飽。因此，何必急呢?對待美國要有兩條，一條是堅決斗爭，一條是不要著急。
你認為我們做工作，交朋友，重點應該放在什么地方?我認為，應該放在3大洲，那就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還有大半個歐洲。剩下來的，只有小半個歐州，半個美洲，一個澳洲。它們不贊成我們，我們準備等候它們100年。對我們來說，最好再等五六年。6年之后，我們的第2個五年計劃就完成了。最好是等11年，那時候我們的第3個五年計劃就完成了。到那時候，解除了禁運，承認了中國，讓中國進入聯合國，然后他們到中國來一看，他們會后悔的，也就是說，它們發現已經無能為力了。主動權始終在我們手里，在朋友手里。
至于臺灣的前途，出路只有兩條，一條是通向華盛頓，另一條是通向北京。根據整個國際局勢，第一條路走不通，終有一天，美國會出賣臺灣，他們將被最親密的朋友拋棄。我們要同他恢復友好和合作的關系，我們過去合作過兩回，為什么不能合作第三回呢?因為我們是好朋友，所以我讓你知道這個底子。”
蘇加諾聽罷毛澤東這一席話，非常欽佩地說：
“主席的話很有道理，很實在，也很好理解。”
是日晚，毛澤東和蘇加諾一起出席了國務院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周年舉行的盛大招待會。席間，蘇加諾和毛澤東先后舉杯致了祝詞。蘇加諾還與毛澤東開玩笑說：
“在抽煙方面，毛主席堪稱第一，從抽煙中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想起周恩來給他介紹的蘇加諾愛吃辣椒的生活習慣，于是手舉著香煙，望了周恩來一眼，說：
“湖南人喜歡吃辣椒，我是湖南人，但在吃辣椒方面，我就不如蘇加諾總統，因人各有長處嘛。”
毛澤東一番話，說得賓主開懷大笑。
1956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天安門舉行盛大國慶典禮。毛澤東和蘇加諾來到了天安門城樓上。
一陣禮炮轟鳴過后，由50萬各軍兵種和群眾組成的16排縱隊的游行隊伍，冒雨在廣場上接受檢閱。在天安門上空，國產超音速噴氣式殲擊機呼嘯而過;毛澤東自豪地對外國朋友說：
“我們自己的飛機飛過去了!”
廣場上，隆隆坦克、如林槍支、喧天鑼鼓。運動員翻著筋斗。游行的人們一會兒揮舞彩扇，一會兒又舉起鮮花或標語，人海花海，令人目不暇接。
毛澤東在休息期間，親切地接見了應邀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的茅以升及其家人。
毛澤東在城樓上休息室里對劉少奇說：
“黨的八大政治報告決議上關于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
毛澤東認為，現在提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斗爭已經結束，又說現在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所以要努力發展經濟，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劉少奇沒想到八大剛剛結束，毛澤東這么快就提出了政治報告決議里的問題。正像王光美后來所說的那樣，劉少奇聽毛澤東如此一說，表現出十分震驚。他說：
“喲，《決議》已經通過了，那怎么辦?”
劉少奇又說：
“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太匆忙，”“沒有時間去修改。”
毛澤東知道，大會一旦通過，這個決議就將會字字如鏤，不可更改了。
欲知毛澤東何時改變八大政治報告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待以后慢慢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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