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1章
“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否認存在矛盾就是否認唯物辯
證法。矛盾無所不在，無時不在。斯大林的錯誤證明了這一點。有
矛盾就有斗爭，只不過斗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于階級社會而已。”
話說1956年3月5日，毛澤東繼續聽取匯報，一直到3月9日，他先后聽取了國務院主管交通、郵電部門的第6辦公室、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民航局各負責人的匯報。
3月10日，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讓溥儀到接待室去會他的見親人，溥儀聞言，不禁心存狐疑：“誰還能來看我呢?”及至他來到接待室推開門一看，頓時楞住了，來人竟是與他闊別了10年之久的七叔載濤和三妹、五妹!載濤告訴溥儀說：
“前些日子開第二屆全國政協第2次會議，我見到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和我握過手，說：‘聽說溥儀學習得不錯，在管理所看了不少馬列主義的書，你可以帶家屬去看看他嘛!’”
溥儀，筆名植蓮，1906年出生于北京。1908年入嗣為中國清朝皇帝，翌年改號宣統，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1932年先后被日本帝國主義扶持為滿州國執政與皇帝。1945年8月被蘇聯紅軍俘虜，1950年由蘇聯移交中國，入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他自從被關押的那天起就萬念俱灰，從來就沒有過再見到親人的幻想，如今見了七叔、三妹、五妹，已是吃驚不小，又聽說是毛主席讓他們來看望自己的，心頭一熱，就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3月13日，毛澤東聽取主管農林水利的第7辦公室負責人匯報。
3月14日，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會見了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長征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艾地。他在回答《毛澤東選集》第4卷出版的問題時說：
“出版之前想把過去寫的東西再看一遍，但總懶得看。對已經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比如，《實踐論》算是比較滿意的，《矛盾論》就并不很滿意。《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80年是一階段、后20年是一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論聯合政府》則只是把政綱排列起來，加工不多，不好。”
毛澤東又說道：
“還說一點，現在傳播的關于我的故事，有些并不真實，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報紙說我曾經在一個深夜到離開延安40里地的地方去看一個傷兵，因為他說他死前一定要見一見毛主席。實際上并沒有這回事。傷兵我是去看過的，但就在延安，而且在白天，并不是應一個快斷氣的傷兵的要求而趕去看他。還有一篇故事，說我8歲就不相信神，成為一個無神論者。但當時我還是相信神的，后來又曾經是唯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那篇文章說的話不符合實際。那也是一種迷信，那樣是不好的。”
3月15日、16日，毛澤東先后聽取農業部、水利部、林業部負責人的匯報。
3月17日晚飯后，吳冷西乘車從國會街的新華社總部出發，沿著華燈初放的西長安街東駛，由新華門進入中南海，在豐澤園下車，來到頤年堂，列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吳冷西見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聞天、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已經坐在了西邊小廳里。這幾個人也都是來列席會議的。接著，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伯達也陸續到了。
8點左右，毛澤東來到了頤年堂，他坐下后問吳冷西：
“赫魯曉夫報告全文已發給哪些同志?”
吳冷西說：
“發給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關負責同志。”
前文已經說過，早在蘇共二十大結束后，毛澤東就得到了朱德、鄧小平關于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情況匯報，這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視。但是，毛澤東所了解的只是一個大致內容，并沒有文字根據，所以一直無法深入研究。直到3月10日，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這個報告的全文，在全世界引起了轟動，中共才得到了文字依據。新華社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立即著手翻譯，爾后將按照中共中央辦公廳開列的名單，分送給中央負責人閱讀研究。
再說毛澤東環視了一下與會者，問道：
“大家看了沒有?”
好幾個人都說沒有看完。毛澤東也說：
“我剛開始看，很費力，還沒有看完。大家有什么看法?”
鄧小平說：
“我們當時在蘇聯，只是聽蘇共中央聯絡部一位聯絡員讓翻譯讀了一遍，感到內容很亂，邏輯性差，說了一大堆關于斯大林破壞法制、肅反中殺錯了很多人、對蘇德戰爭毫無準備、在戰爭中靠地球儀指揮等等，還講了一個南斯拉夫問題，其它政策性的問題無甚印象。我對蘇共中央聯絡員說：‘此事關系重大，需要向中央報告。’現在再看全文，還沒有看完，印象還是不好。現在全世界都議論這個報告，許多兄弟黨已表示了態度，恐怕我們黨也要表態，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慮。”
鄧小平說完了，其他人也議論紛紛，有人說：蘇共事先不同兄弟黨商量，就批評斯大林這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人物，是對各國黨的突然襲擊，引起了嚴重混亂。有人說：赫魯曉夫報告中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嚴重錯誤的。毛澤東聽了大家的議論，就說：
“我們黨從一開始就對蘇共二十大有保留的意見。我們《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社論。第1篇是根據大會開始時赫魯曉夫的公開報告寫的。那時，我們不曉得他會大反斯大林，從大局考慮給予支持。但社論中只談了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問題，沒有談和平過渡問題，因為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蘇共二十大結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團發來的電報，報告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詳細內容，不好倉促發表意見。所以在第2篇社論中，我們采取顧左右而言他的方針，只講他們的第6個五年計劃，籠統地表示支持。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特別是這個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現在，全世界都在議論，我們也要議論。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做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是不是這樣，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還沒有看完。希望仔細看一看，想一想，過一兩天再來討論。”
這次會議一直開到18日凌晨1時，會后，毛澤東又留下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康生、楊尚昆，繼續討論到凌晨兩點。
3月18日，毛澤東聽取氣象局負責人的匯報。
這一天，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伯達，分析研究西方通訊社對蘇聯國內情況的報道等問題。
3月19日，毛澤東同陳伯達、胡喬木談話。
從3月19日到21日，毛澤東聽取國務院主管財貿金融的第5辦公室負責人匯報。
3月2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研究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全體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參加了會議，列席會議的除了17日參加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王稼祥、張聞天、楊尚昆、胡喬木和吳冷西以外，又增加了陸定一、鄧拓、胡繩。與會者就赫魯曉夫的報告及其影響、斯大林的錯誤、中蘇兩黨的關系、個人迷信問題進行了討論。毛澤東在最后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首先談到了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他說：
斯大林在抗日戰爭開始時，支持王明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路線;在抗日戰爭結束后，又要中國黨不要反擊國民黨發動的內戰;在1949年底我訪蘇期間，不愿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直到中國志愿軍抗美援朝后，他才相信中國黨是國際主義的共產黨。
毛澤東總結了4點意見：
“第一，共產主義運動，從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算起，于今只有100年多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從十月革命算起，還不到40年。實現共產主義是空前偉大而又空前艱巨的事業。不艱巨就不能說偉大，因為很艱巨才很偉大。在這艱巨斗爭的過程中，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走的是前無古人的道路。我歷來是‘難免論’。斯大林犯錯誤是題中應有之義。赫魯曉夫同樣也要犯錯誤。蘇聯要犯錯誤，我們也要犯錯誤。問題在于共產黨能夠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自己的錯誤。
第二，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否認存在矛盾就是否認唯物辯證法。矛盾無所不在，無時不在。斯大林的錯誤證明了這一點。有矛盾就有斗爭，只不過斗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于階級社會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過嚴重錯誤，但他有偉大功績。他在某些方面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但他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著作雖然包含某些錯誤，但仍然值得我們學習，只不過在學習時要采取分析的態度。
第四，赫魯曉夫這次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種認為蘇聯、蘇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有利于反對教條主義。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至于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失誤，我們要盡力加以補救。”
毛澤東提議說：
“對于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我們黨應當表示態度，方式可以考慮發表文章，因為發表聲明或做出決議，都顯得過于正式，蘇共還沒有公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發展中。”
政治局全體委員，都表示贊成毛澤東的建議。毛澤東最后說：
“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蘇共20大反對個人迷信的姿態，正面講一些道理，補救赫魯曉夫的失誤。對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嚴重錯誤，更要強調他的偉大功績。對我黨歷史上同斯大林有關的路線錯誤，只從我黨自己方面講，不涉及斯大林。對個人迷信做一些分析，并說明我黨一貫主張實行群眾路線，反對突出個人。文章不要太長，要有針對性地講道理。最好一個星期內寫出來。”
會議決定這篇文章由陳伯達執筆，由中宣部和新華社協助。
3月25日，毛澤東在懷仁堂觀看話劇《在康布爾草原上》。劇間休息時，毛澤東、劉少奇先后來到休息室里喝茶。衛立煌夫婦與統戰部長徐冰本來也準備到休息室喝茶，可衛立煌在門口看見毛澤東已在里面，就有點猶豫了。此時，毛澤東也看見了衛立煌，他便站起身來同衛立煌打招呼，并請他抽煙。劉少奇也馬上湊過來同衛立煌握手寒暄。
3月26日、27日，毛澤東分別聽取商業部、對外貿易部負責人的匯報。
3月29日，陳伯達將對蘇共二十大的評論文章寫出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定名為《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陳伯達經與陸定一、胡喬木、吳冷西、胡繩一起兩次討論，然后再做修改，于4月1日呈送給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
1956年4月1日晚10時50分，毛澤東約陳伯達一起商談《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的修改問題，一直到2日凌晨2時才結束。
4月2日4時，毛澤東就印發和討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修改稿，給劉少奇、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社論已由陳伯達同志寫好，請小平于本日(2日)夜間印成清樣約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員，各副秘書長，王稼祥、陳伯達、張際春、鄧拓、胡繩等同志，請他們于3日上午看一遍，3日下午請你們召集一次政治局會議(有看過清樣各同志參加)，提出修改意見;于4日上午修改完畢。4日下午打成第2次清樣，由書記處再斟酌一下，即可發稿，爭取5日見報。目前有了這篇社論就夠了。”
4月2日下午，陽光明媚，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常務副主任兼黨組副書記張啟龍，同鄧辰西、鄧飛一起來到菊香書屋，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劉少奇、彭真、李先念、馬明方等人也在座。張啟龍匯報說：
“供銷社對野生植物、小土產的收購，比較重視，例如：紅根、筍子、板栗、蒼耳子等等，這有幾樣好處，可以搞活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有的土特產還能出口銷售國外，很受歡迎，為國家換取外匯。”
毛澤東聽了很感興趣，他說：
“對紅根、蒼耳、筍子這類土特產要多收購。多收，農民就可以多種，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蒼耳子出油率和大豆差不多。現在大豆不夠，聽說擴大大豆種植面積不易。種大豆的地可種糧食。收購蒼耳子要當成收購大豆一樣，蒼耳子2斤等于大豆1斤，供銷社要設一科學研究機構，研究這些東西。你們這么大的單位，應有科學研究機構和學院。”
張啟龍說：
“現在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很高，化肥對農作物的增產增收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受農民歡迎。但國家生產的化肥產量有限，即使從國外進口一些，也遠遠滿足不了需要。我們設想組織地方制造雜肥、細菌肥。今年計劃搞2200萬噸雜肥，滿足農民的需要。”
毛澤東點點頭說：
“對，應該這么做，過去注意搞大的，國家也只生產50萬噸化肥，而2200萬噸雜肥等于多少個工廠的生產啊!你們可以大量制造。如果不搞，河泥、塘泥都要被挖光，墻也不能年年拆吧!”
張啟龍說：
“這幾年全國掀起了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高潮，農村生產形勢很好，供銷社的生產資料零售額逐年增加，但生活資料零售額卻有下降的趨勢，各地供銷社反映消費品不好賣。”
毛澤東說：
“生產資料增多，難怪生活資料賣不出去。生產資料銷售量還要增加，這是合理的。因為要搞生產，要勤儉辦社。只要在生產上打下了基礎，兩年以后，生活資料銷量就可能多些。現在被生產的氣氛壓倒，這是暫時的，將來消費資料還是有前途的。”
李先念插話說：
“現在沒有人敢去信用社存款，不敢買酒、煙、百貨等用品。”
毛澤東說：
“等二三年吧，中國富農占4%，保守的不是富農，而是富裕中農，富裕中農又是那樣多。酒還要喝，我有個朋友來北京，臨走時，我還送他2瓶酒。花錢可以合法，要發一個指示，不影響生產，可以自由用錢，不要限制。”
張啟龍說：
“經營小商品賺錢不多，又很麻煩，過去供銷社不經營，農民群眾反映強烈，從為人民服務的角度考慮，供銷社應經營與群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小商品。”
毛澤東問道：
“為什么過去不經營?是否有唯利是圖?”
李先念說：
“過去商業部門對小商品注意不夠。”
張啟龍說：
“過去這些商品私商經營，如果我們經營，把他們擠垮了，無法安排。”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吐了一口氣，沉思了一下，說：
“農村這個市場海闊天空，供銷社應從方便農民群眾生活出發，把小商品納入自己的經營范圍。”
張啟龍說：
“供銷社現在這種按行政區域進貨的做法，不符合商品經濟規律，也不適應形勢的發展，必須堅決改變。供銷社在經營上要擴大‘直達運輸’業務。”
毛澤東說：
“‘直達運輸’就是不機械地按行政區劃進貨。這種做法，我同意。過去商人沒有什么行政區劃，沙市附近的可以從漢口進貨，不一定非到長沙進貨，江西鄰近浙江的可以到浙江進貨。按行政區劃進貨是共產黨的倒退，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要目無行政。要開一個全國性會議，先發個指示，寫清楚，要達到什么目的，由先念同志負責。”
張啟龍說：
“總社的領導一致認為，為了搞好工作，必須深入實際，多下基層，加強調查研究。”
毛澤東一揮手，說：
“很好，這樣做，就有辦法了。”
4月3日，毛澤東委托劉少奇在西樓會議廳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要大家對陳伯達執筆撰寫的對蘇評論文章充分討論修改。
是日晚，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胡喬木、胡繩，一起討論修改文章。會后，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吳冷西、胡繩根據大家提出的意見，又連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樣送毛澤東。
4月4日，毛澤東在文章中作了多處修改。
4月4日中午，毛澤東再次召集會議，他解釋了對稿子的修改，征求大家還有什么意見。與會者又提出了一些屬于文字上的意見，毛澤東讓陳伯達等人邊聽意見邊修改。
毛澤東在會議快結束時，又說了一番話，他說：
“發表這篇文章，我們對蘇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確的但也是初步的態度。議論以后還會有。問題在于我們自己從中得到什么教益。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2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問題，我幾年前就開始考慮。先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考慮怎樣把合作社辦得有多又快又好，后來又在建設上考慮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蘇聯的拐杖，不像第1個五年計劃那樣照搬蘇聯一套，自己根據中國的國情，建設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其實，過去我們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獨創。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看了修改后的文章，他又在題目的下面加上說明：“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
毛澤東決定這篇文章由新華社在當天晚上廣播，《人民日報》于4月5日全文發表。因為米高揚將在4月6日率蘇聯政府代表團到達北京。
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曾經毛澤東先后7次作了重大修改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文章末尾的一大段文字便是毛澤東的手筆：
“共產黨人對于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于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整個說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只有100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只有39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是不足的。我們有偉大的成績，但是還有缺點和錯誤。如同一個成績出現了接著又創造新的成績一樣，一個缺點或錯誤克服了，新的缺點或錯誤又可能產生，又有待于我們去克服。而成績總是多于缺點，正確的地方總是多于錯誤的地方，缺點和錯誤總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領導者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
這篇文章不用社論的形式，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署名，這種方式很特別，更加引人注目。
4月5日這一天，毛澤東聽取了糧食部負責人的匯報。
4月8日，毛澤東聽取了農產品采購部負責人的匯報。
4月9日到11日，毛澤東分別聽取財政部、人民銀行負責人的匯報。
至此，毛澤東用了37天的時間，聽完了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
從4月12日到17日，毛澤東又連續6天參觀了設在中南海的機械工業展覽。每天下午，他少則看上一兩個小時，多則看上3個多小時。有時他不滿足于講解員的解說，還找來一些有關的圖書和材料進一步研究。
4月17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第一次觀看浙江昆曲《十五貫》。
4月18日，新一輪的匯報又開始了。
這一天，毛澤東聽取李富春關于第2個五年計劃的匯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也在座。李富春的匯報一直持續到24日，共計6天。
4月19日，毛澤東在聽取匯報中說：
“3個關系必須很好地解決，即：沿海與內地的關系;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真想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設重工業，就必須建設輕工業;真想搞好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就必須搞好個人所得。”
他警告說：
“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90%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
毛澤東還提出了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
“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著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毛澤東所謂的“怕”，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即接受監督的意思。
4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說：
“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
他又說：
“當奴隸當慣了，總是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說站慣了。”
這一天，毛澤東進一步把問題歸納為5個關系，他說：
“除了輕工業與重工業、沿海與內地、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幾個關系，還有經濟與國防的關系。”
毛澤東還說：
“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產生盲目性，如在杭州開會時，有些省要種的紅薯太多。工業也可能有這種情況。過去我們要他們提高，現在又要他們壓縮。”
4月20日晚10時許，毛澤全接到中南海來的電話，要他們夫婦和其兄長毛純珠一起到中南海與毛澤東見面。
毛純珠譜名毛澤掌，是毛澤全的胞兄，長毛澤全11歲，在鄉下務農，不久前從韶山東茅塘老家來到北京，看望弟弟和弟媳一家。
毛澤全、徐寄萍帶著大女兒遠慧和小女兒遠平，同哥哥毛純珠一起來到中南海毛澤東的辦公室。毛澤東微笑著同他們一一握手寒暄，爽朗地說：
“我剛睡醒，現在是我精神最好的時候，大家先吃飯，飯后再談吧。”
毛澤全等人早已吃過晚飯，但毛澤東盛情邀請，卻之不恭，毛澤全只好答應一起吃飯。毛澤東的辦公室房間不大，放了一張辦公桌，擺著幾張沙發。服務人員就在辦公桌旁放了一個方桌，端來盛有茄子、苦瓜、西紅柿炒雞蛋、辣椒之類的幾個碟子。
毛澤東指著西紅柿對毛純珠說：
“這東西我就不愛吃，可醫生說營養。雞蛋呢，醫生一會說應多吃，一會又說不能多吃，我就不管那一套。醫生的話，不可不聽，也不可全聽啊!”
飯后，毛澤東向毛純珠詢問了家鄉合作社的情況，他又問：
“農民對合作化喜歡不喜歡?”
毛純珠說：
“喜歡。”
“是真喜歡還是假喜歡?”
“真喜歡。”
“每個農業合作社的范圍有多大?每戶是不是還自家喂豬?”
毛純珠是個老實忠厚的農民，他盡自己所知作了回答。毛澤東說：
“看來目前農業合作社宜小不宜大，回去后告訴鄉親們，每戶還是要多喂豬。豬多肥多，地里肥多就能多打糧。”
毛純珠是個種田能手，他想不到毛澤東對種地、養豬這些事還這么操心，就連聲說：
“是，是。”
“嬸母身體還健嗎?”
毛澤東又問;毛純珠說：
“我母親身體還健康，還能喂豬喂雞，只是下的雞蛋自己舍不得吃，賣了換錢花。”
毛澤東一聽，就動了感情，他說：
“拿200塊錢給你，帶給嬸母買點吃的，補補身子。”
說完就叫秘書去拿錢。毛澤全在一旁急了，連忙說：
“不必了，主席，我們常寄錢回去，不用你管。”
毛澤東這才向秘書招了招手，說：
“那就算了。”
毛澤東接著又問毛澤全說：
“你現在工作任務緊張嗎?”
毛澤全說：
“現在正參加總后的干部哲學學習班。”
毛澤東說：
“那正好，你學習完以后，向總后領導請個假，到湖南跑一趟，到你做過工、種過地的地方，去了解一下農業合作化的情況和問題，回來向我匯報。”
毛澤東說完，給毛宇居寫了一封信，請毛純珠帶回去。他在信中寫道：
宇居兄：
迭次惠書，均已收到，甚為感謝。今托純珠之便，敬致問候之意。恭祝
興居康吉!
毛澤東
1956年4月20日
毛澤東寫畢，從抽屜里拿出一個信封，在上面寫著：請帶交 宇居兄 毛澤東。將信箋插入信封，一起交給了毛純珠。
毛澤東又對徐寄萍說：
“上次你不是想拍張合影嗎?那一天未拍成，今天就拍吧。”
徐寄萍笑著說：
“主席，還是站在一起合拍吧。”
“好，依你的意見。”
于是，毛澤東站在中間，毛純珠站在右邊，毛澤全、徐寄萍站在另一邊，遠慧、遠平站在毛澤東跟前。攝影師擺好鏡頭，按下了快門。
后來，毛澤全幾次調動工作，這是他們夫婦和孩子們與毛澤東的最后一次見面，這張合影也成為他們這次見面的珍貴紀念。
4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插話說：
“農業機械化實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況，再考慮發展程度。”
4月23日，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插話說：
“在第2個五年計劃工業投資中，輕工業投資的比重，比第1個五年計劃時略有增加，這就是與蘇聯不同之處，將來歷史會判斷誰正確些。”
4月24日，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進一步歸納出“六大矛盾”，也就是6個關系：1、輕工業與重工業;2、沿海與內地;3、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4、個人與集體;5、地方與中央;6、少數民族與漢族。他說：
“這幾個矛盾如果調整得好，工作就會搞得更好些，犯錯誤也犯在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4個矛盾上犯了錯誤，東歐兄弟國家在第1個矛盾上犯了錯誤。”
之后，毛澤東在整理調查材料時重新把它概括為“十大關系”，即：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至此，毛澤東長達43天的調查工作全部結束。這是他在建國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最周密而又最系統的經濟工作調查和總結。
4月25日，毛澤東頒布命令，公布了《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在押的1017名日本戰犯獲寬大釋放，另外45名從寬判處有期徒刑的，也允許其家屬前來探視。
后來在6月28日，被釋放的1017名日本戰犯從天津乘“興安丸”號客輪回國。
4月25日下午，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董必武、彭德懷、鄧小平等人，接見出席全國郵電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的全體代表。
此前，朱學范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他說，會議在5天中，交流了130多種先進經驗，還請蘇聯郵電先進生產者代表團團長索羅金、莫斯科市內電話管理局副總工程師馬克西莫娃、莫斯科市中央電報局報務員克利馬諾娃介紹先進經驗。毛澤東說：
“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廣中國自己的先進經驗，學習蘇聯先進經驗，都是必要的。對外國的經驗，不能照搬，對蘇聯的經驗也不能照搬。學習蘇聯經驗，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你這個郵電部的職工中有不少知識分子，工程技術人員不少，要把他們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要依靠工人、工程技術人員，這樣，你這個郵電部長就可以睡得著覺了。”
接見結束后，毛澤東在中直俱樂部第2次觀看浙江昆劇《十五貫》。
4月25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外，還有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這次會議一直開到28日。
毛澤東在這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這是他歷時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成果。他說：
“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
毛澤東提出的這些哲學論點，是他立論的核心。
毛澤東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問題上，強調要在重點發展重工業的同時，注意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以使在更快增加資金積累的同時，更好地供給人民的生活需要。這是一種“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工業化方針。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問題上，提出必須充分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基地，以便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問題上，認為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
毛澤東說：
“你對原子彈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還是只有幾分想，沒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
彭德懷插話說：
“如果將來爆發戰爭，由我們出軍隊，蘇聯出原子彈。”
毛澤東已經意識到，中國和蘇聯將來不會攜手并進。他闡明自己的國防哲學是：人民戰爭加原子彈。他不熱心發展擁有大量昂貴常規武器的中等水平的正規軍。他說：
“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后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毛澤東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問題上，提出3個方面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要給生產單位一定的獨立性和權益，要關心群眾生活，特別要使工人、農民在增產的基礎上增加收入。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上，提出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地方的權力，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
毛澤東說：
“統一性和獨立性是對立的統一，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比如我們現在開會是統一性，散會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讀書，有人吃飯，就是獨立性。如果我們不給每個人散會后的獨立性，一直把會無休止地開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嗎?”
毛澤東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問題上，提出要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鞏固各族人民的團結。在黨和非黨的關系問題上，提出要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問題上，強調要注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反革命分子要區別不同情況，給予不同處理。在是非關系問題上，提出對于犯錯誤的同志，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問題上，提出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有它的長處，要學習它的長處，包括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理的方面;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學習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
毛澤東說：
“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但是，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1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9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這個分寸，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一些錯事。第2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里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1949、1950兩年對我們壓力很大。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
毛澤東說，正確地處理以上這些關系，是為了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提出《論十大關系》的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的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4月27日，陸定一在討論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講話的發言中，提起了中國生物學家胡先騙的一篇文章，他說：
“從前我們看重他的政治問題，因為他那個時候罵了蘇聯，所以我們就生氣了。他講的問題是生物學界很重要的問題，這個人在生物學界很有威望。”
毛澤東問道：
“不是什么人叫我們跟他斗一斗嗎?”
陸定一說：
“后來我們把那個東西和緩了，報紙上沒有提他的名字，因此還沒有和他撕破臉。”
毛澤東問：
“胡先騙那個文章對不對?”
陸定一說：
“他批評李森科的那個東西，很好，那是屬于學術性質的問題，我們不要去干涉比較好。”
毛澤東說：
“這個人是很頑固的，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年紀七八十了。他贊成文言文，反對白話文。這個人現在還是學部委員嗎?”
陸定一說：
“不是，沒有給。”
毛澤東說：
“恐怕還是要給，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
陸定一在繼續發言中還談到了文藝問題，他說：
“要寫新人物，但寫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現在有一個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會的變化寫出來，我說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說。”
毛澤東說：
“《烏鴉與麻雀》，那是部很好的電影。我們電影局就是不許它演，這兩天可以找出來給大家看一看，見識見識，這是中國一篇很好的歷史。”
周恩來問道：
“最近看《十五貫》了沒有?”
陸定一說：
“我看過，很好。”
毛澤東說：
“《十五貫》應該到處演，戲里邊那些形象我們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現在還活著，比如過于執，在中國可以找出幾百個來。”
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總結講話。關于修改黨章問題，他說：
“現在黨章草案已經發給省委、市委和區黨委去討論了，請你們在這上面多提意見。我認為，黨章確實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沒有紀律是不行的。但是紀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礙創造性的發揮，這樣的紀律是不好的，應當不要。
中央究竟是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也請你們討論。少奇同志提出設幾個副主席，現在的這個黨章草案上是說設一個副主席。還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設常任代表有什么好處呢?就是可以一年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有10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采用這個辦法，比如5年一任。這還沒有寫到黨章草案上去，提出來請大家考慮，看是否可以。”
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毛澤東說：
“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
4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此前，毛澤東在社論中加了一句話，他寫的是：
“百家爭鳴是說諸子百家在春秋戰國時代兩千年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說，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
4月29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黨的代表，他在談話中說：
“我很高興見到同志們。跟同志們見面是不容易的，南北美洲同中國相距很遠，中間隔著一個太平洋，再加上美國的人為的障礙。目前中國同世界上很多國家還沒有建交，特別是同南北美洲的國家，商務和文化的往來也少。但是，我們相信外交關系是可以逐步建立的。”
“你們對我們的幫助很大，可能你們還沒有感覺出來。美國是不放心中南美洲的，怕你們起來造反。美國到處有火藥庫，亞洲是一個，歐洲是一個，非洲是一個，你們中南美洲也是一個。”
是年4月間，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正式成立，毛澤東派陳毅為團長、由許多兄弟民族的代表組成龐大的中央代表團，到西藏祝賀和慰問。毛澤東還為西藏題寫了錦旗：
“祝賀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成立。”
在此前后，西藏受到周圍藏區工作的影響，社會有些不安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在1962年以前，西藏不再進行民主改革。毛澤東說：
“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條協議，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實行，但是，何時實行，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領袖人物認為可行的時候，才能做出決定，不能性急。現在，已決定在第1個五年計劃期間不進行改革。在第2個五年計劃期間是否進行改革，要到那時候看情況才能決定。”
4月底，程思遠應邀來北京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慶祝活動，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設宴招待他。飯后，周恩來在談話中說：
“請你轉告所有在海外的國民黨軍政負責人員，我們的方針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我們贊成這樣一句古話：‘和為貴’。”
周恩來還說：
“我們歡迎李宗仁先生在他認為方便的時候回來看看。也歡迎國民黨軍政負責人來大陸探親、訪友、觀光，我們將給予各種方便和協助，并保證他們來去自由。”
后來，程思遠一回到香港就給在美國的李宗仁寫了一封信，把周恩來的話轉告給他。
1956年5月1日上午，應邀來華訪問的日本友人宮峙龍介參加了“五一”勞動節觀禮。在天安門城樓上，周恩來把宮峙龍介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握著宮峙龍介的手說：
“還是學生的時候，我曾給滔天先生寫過一封信。”
宮峙龍介聽了毛澤東的話，既興奮又不知如何應對。他心想，怎么沒有聽父親說過此事呢，既然毛澤東這樣說了，肯定確有其事。
讀者諸君可能還記得，宮峙龍介的父親就是本傳在第一卷中所提到過的宮峙寅藏，其人自號白浪滔天，也就是毛澤東這一次所說的“滔天先生”。毛澤東所說的信，是指他在1917年3月和蕭三即蕭植蕃寫給“白浪滔天”的聯名信。其內容已在第一卷中，恕不重復。
宮峙龍介回到日本后，立即在父親的遺物中尋找那封信，終于在一箱書信堆里找出了毛澤東那封用毛筆書寫的手跡。1967年7月3日，這件毛澤東早年的手跡首次發表在日本《朝日新聞》上。原跡至今保存在日本。
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7次會議上再次講了《論十大關系》，他還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說：
“我們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區委書記會議上還談到這一點，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在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這個問題曾經談過。百花齊放是文藝界提出的，后來有人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國時代，兩千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有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在大的范圍內，讓杜威來爭鳴好不好?那不好嘛。讓胡適來爭鳴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說胡適要回來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來，是可以回來的，讓我們批評過他以后再回來，就批評不著他了嘛，批評已經過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議論不讓發表，這是人民民主專政。香港報紙、臺灣報紙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許可?應該不許可，不許可有好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學說，那么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
毛澤東還說：
“在我們國內，在抗日反蔣斗爭中形成的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的許多民主黨派，現在還繼續存在。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采取又斗爭又團結的方針。一切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像衛立煌、翁同灝這樣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欲知毛澤東能否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待下面各章慢慢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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