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2章
“經過兩年半的奮斗，現在國民經濟已經恢復，而且，已經開始有
計劃的建設了。我們要爭取10年功夫建設工業，打下堅固的基礎。”
話說毛澤東時刻密切關注著各地“五反”運動的發展情況，他對一些地方的“五反”運動出現過“左”傾向，非常重視。此時，一些地方的一些人另外提出了反暴利、反剝削、反壓迫、反對資本家腐化生活的不適當的口號。
1952年3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寫道：
“當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處提出反暴利的口號時，大資本家即迅速接受，因為這個口號可以被他們利用去威脅中小資本家，說他們的利潤也有暴利。就目前時期來說，真正違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括在‘五反’的各項對象，故只應提‘五反’，不應再提反暴利。隱匿侵吞敵產、逃走外匯兩事，國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盜竊國家財產’一項內。倒賣金銀、偷賣鴉片白面兩事，國家亦有法令，可依法辦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項目，變為‘六反’‘七反’”。
3月1日，毛澤東將李富春這一天送給他的關于起草處理貪污分子的規定和追贓規定的報告，當即批給周恩來，要周恩來酌處。他還批示說：
“還要寬一點，富春說得還太嚴了。”
3月3日，毛澤東在上海市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五反”情況的專題報告上作了一個批示。上海市的專題報告中稱，市總工會的一位負責人支持亂斗資本家。毛澤東在批示中寫道：
“嚴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嚴，出了亂子。”
毛澤東在批示中還要求各地借鑒上海經驗。
3月4日這一天，毛澤東是從頭天晚上一直工作到這天下午6點10分才休息，大約有20個小時。他在晚上11點50分起床后，又開始繼續工作。
葉子龍為了減少毛澤東的工作量，特意囑咐值班秘書說：
“軍隊，軍以下直屬機關及師;地方，分局直屬機關及地委、專署和縣，關于三反的報告，均不送給主席看。”
3月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寫道：
“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處理的基本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后從嚴(例如補稅一般只補1951年的);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
“在‘五反’目標下劃分私人工商戶的類型，應分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的，嚴重違法的和完全違法的5類。”“這5類包括資產階級和非資產階級的獨立手工業戶及家庭商業戶，不包括攤販。”
“檢查違法工商戶，必須由市委市政府予以嚴密控制，各機關不得自由派人檢查，更不得隨便捉資本家到機關來審訊。又無論‘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嚴禁自殺現象發生。”
“不得妨礙春耕和經濟活動”，“務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軌健全發展，爭取完滿勝利。”
1952年春天的一個星期六，毛澤東過去的一個警衛員翟作軍來看望毛澤東。江青正在和革命烈士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打牌，她馬上放下手中的牌，熱情地歡迎翟作軍的到來，還叫12歲的李訥和15歲的李敏出來見面問好。
吃晚飯時，毛澤東為招待翟作軍加了幾個菜。李訥來了，站在毛澤東的后面，摟著他的脖子說：
“爸爸，你可真有本事，你怎么找了一個這么漂亮的老婆呀!”
說著還得意地瞟了母親一眼。毛澤東聞言，也高興得咯咯咯地笑了起來。一家人圍坐在一起，氣氛親切而又熱烈。江青飯前飯后一直忙里忙外，殷勤招待客人，照顧孩子們。
這位老兵非常感動，他看到江青全家還是穿著十分普通的布衣服和布鞋，一家人其樂融融，盡享天倫之樂。
3月8日，政務院第127次政務會議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批準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于工商戶分類的標準和辦法》。
1952年初春，北京的天氣還是很冷的。在中南海大院內南海北岸的向陽處，柳樹的梢頭已經略略現出鵝黃色，可是，3月的西北風刮在人們臉上，依然有一種刺疼感。
這一天，毛澤東起床后已經是上午11時了，這是一個特例。毛澤東通常是晚上工作，早上才睡下，下午兩三點鐘才起床。值班衛士通知王鶴濱說：
“王秘書，主席要到外面去散步，快!”
汪東興沒有通知到攝影師侯波，攝影的任務只好又落在了葉子龍身上，葉子龍已將照相機掛在了胸前。
汽車開出了中南海，向德勝門外開去。穿過德勝門不遠，毛澤東示意周西林停車。他下車后沿著街道東側人行道向北漫步，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不算太擁擠。王鶴濱跟在毛澤東身后，沒有引起行人的注意。毛澤東看到右邊一個敞開的大門，門旁掛著“德勝門外區政府”的牌子，便走了進去。值班室的一位年輕人看到毛澤東一行人走了進來，急忙出來，站在毛澤東面前打招呼說：
“同志們都下班吃飯去了，就我一個人值班，你們等一下，我去叫他們。”
看來，他沒有認出毛澤東。毛澤東說：
“不用了，我們是隨便來走走的。”
毛澤東上車后，周西林繼續往北開，向前走了五六里，毛澤東看到大道左邊有一片用高粱稈子夾成防風墻隔住的菜畦，示意停下來。
北京北郊的大地尚未蘇醒過來，到處可見片片殘雪覆蓋在地上，北風帶著哨音迎面襲來，毛澤東不得不瞇起雙眼，向著兩塊菜地走去。汪東興、葉子龍、王鶴濱和衛士王振海跟在后面。菜地的主人見有人來，就走了過來，他認出了毛澤東，非常驚喜。
這是一位農民裝束的老人，大約有60歲左右，中等身材，身穿一身青布棉衣棉褲，黑色的棉鞋，褲腿還用黑色的帶子纏扎著，顯得很干練。
毛澤東走上幾步，伸過手禮貌而熱情地握住了菜地主人的手，問道：
“貴姓?”
“不敢當，姓吳。”
“這是你家的菜地嗎?”
“是，是我家的地。剛才我的小兒子告訴我，菜地里來了客人，我就急忙趕來了。”
“生活得怎么樣?家中有幾口人?”
“解放后，生活好多了，家中有老伴和3個兒子。老大和老二都參加了革命，當了兵，我是光榮軍屬哩!”
“這是你對國家的貢獻喲!”毛澤東把話題一轉，問道：“村里搞三反了嗎?”
“搞了，我還是村里的監委會主任哩。”
“區政府的干部中有人欺負群眾嗎?”
“沒有見到區政府干部欺侮百姓的事。但是，有的干部手腳不太干凈。三反運動真是好政策。”
“聽講話，你不像農民?”
“啊，是這樣，我當過兵，上過軍官學校，時逢軍閥混戰，當過幾年見習排長，在二十年代初，就解甲歸田了。”
“啊，你可不是一般的農民，有知識，有見地，有經歷。你我都是國家的干部，要共同努力，把我們的國家搞好。”
“是，毛主席!”
吳姓老農顯然又露出了接受任務時的軍人風度。毛澤東在告別的時候，以夸獎的口吻笑著說：
“你種了不少菜地呀!可稱是吳家菜園了!”
“是，是，吳家菜園，吳家菜園!”
老農高興地笑了。
1952年春，毛澤東在南京接見了鐘期光。
鐘期光是人民軍隊中的一員儒將，有才學。他1909年1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縣，乳名鐘昱明。鐘期光家是佃農，由于家境不好，5個姐姐和2個妹妹都是很小就出嫁了。鐘期光父輩是兄弟兩個，因伯父沒有兒子，父親就將鐘期光的一半過繼給伯父。所以，鐘期光剛滿4歲，父母和伯父就傾其所有送他去讀書。鐘期光聰穎好學，10歲時曾作了一首《燕子歌》的詩，詩中說：“喜燕來時樂汝居，忽聞門外一聲嘰。呢喃恰恰山人意，汝筑新巢我讀書。”
鐘期光12歲考入平江縣天岳書院，經教師介紹加入國民黨。1927年5月，長沙發生“馬日事變”，鐘期光義憤填膺，參加了湖南農民義勇軍平江第1大隊。后來，這支隊伍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
鐘期光從小酷愛書法，學趙孟頫甚有功夫。從戰爭年代到和平年代，直至晚年，他始終堅持用毛筆書寫。
鐘期光和劉伯承等人一起籌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毛澤東在接見鐘期光時，意味深長地說：
“延安有個清涼山，南京有個紫金山。”
他把南京軍事學院比作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他為軍事學院的題詞是：
“努力學習，保衛國防。”
毛澤東還為軍事學院聘請了一批蘇聯軍事顧問，幫助他們工作。
3月11日，毛澤東給程潛寫了一封回信。
此前，程潛將他3月6日在中南軍政委員會召開的研究荊江分洪工程計劃聯席會上的發言，寄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了程潛的發言材料后，很受啟發，他在回信中說：
“在聯席會議上的發言，使我明白了江湖利病所在，極為有益。”
不久，毛澤東在荊江分洪工程開工之際，送給工程處一面大錦旗，他在錦旗上的題詞是：“為廣大人民的利益，爭取荊江分洪工程的勝利。”
后來，在1952年汛期到來之前，30萬軍民通過75天的奮戰，將荊江分洪工程這一大型的水利工程，以震驚中外的空前的高速度順利地建成了。這一工程在1954年戰勝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時，3次啟閘分洪，發揮了重要作用。
3月15日，毛澤東邀約黃炎培到他的住處晤談，對民建會的工作相互交換了意見。
此前，黃炎培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有不少工商業者懷有嚴重的恐懼心理，耽心產業將被沒收，對生產經營沒有信心，抱著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極態度。于是，上海一度出現咖啡館、舞廳和飯館反常繁榮的“三多”現象。黃炎培建議中央領導作一次鼓舞人心的報告，講清政策，消除工商業者的不安情緒。
此次晤談，據黃炎培的日記記載：“毛主席約談，對民建會的方針、路線都有明確指示。如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作用，私人資本發展的限制，吸收會員的對象，以及‘三反’、‘五反’運動后選擇會員的標準等重要問題都有指示。對民建會員的學習問題也指出：馬列主義要學習，但一般人首先應該學習并接受共同綱領。”
3月21日，政務院舉行第129次會議，通過《關于“五反”運動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規定》，規定要求：在工商戶違法案件較多的城市，設立人民法庭，負責處理工商戶違法案件及其他案件。
3月23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在五反斗爭中及其以后必須達到的八項目的的指示》中寫道：
“1、徹底查明私人工商業的情況，以利團結和控制資產階級，進行國家的計劃經濟。情況不明，是無法進行計劃經濟的。
2、明確劃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界限，肅清工會中的貪污現象和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清除資產階級在工會中的走狗。……
3、改組同業工會和工商聯合會，開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們及其他也已完全喪失威信的人們出這些團體的領導機關，吸收那些在‘五反’中表現較好的人們進來。除完全違法者外，各類工商業者均應有代表。
4、幫助民主建國會的負責人整頓民主建國會，開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較好的人，使之成為一個能夠代表資產階級主要是工業資產階級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綱領》和‘五反’的原則教育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
5、清楚‘五毒’，消滅投機商業，使整個資產階級服從國家法令，經營有益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在國家劃定的范圍內，盡量發展私人工業(只要資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綱領》)，逐步縮小私人商業;國家逐年增加對私營產品的包銷訂貨計劃，逐年增加對私營工商業的計劃性;重新劃定私資利潤額，既要使私資感覺有利可圖，又要使私資無法奪取暴利。
6、廢除后賬，經濟公開，逐步建立工人、店員監督生產和經營的制度。
7、從補、退、罰、沒中追回國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經濟損失。
8、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營企業的工人、店員中建立黨的支部，加強黨的領導。”
3月27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中央統戰部關于各民主黨派“三反”運動結束時幾項問題處理意見的指示稿時，又加寫了一段話，他寫道：
“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即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如果要求他們合乎工人階級的立場和思想，取消他們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思想，其結果不是造成混亂，就會逼出偽裝，這是對統一戰線不利的，也是不合邏輯的。在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內，不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自己的立場和思想，這種想法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是一種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黨已有些黨員產生了這種錯誤思想，應予糾正。”
1952年4月1日，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在學習剛剛重新發表的哲學著作《矛盾論》時，有人在討論中提出說：
“我們和美帝國主義有沒有統一性或同一性?”
為此，眾人展開了激烈地爭論，互不服輸，誰也說服不了誰。于是，保健醫生王鶴濱去向毛澤東請教。他走進菊香書屋的院落，來到毛澤東的辦公室的門口，停下了腳步，遲疑起來，心想，為了一個學習問題，去打擾毛澤東，合適嗎?正在此時，毛澤東和江青從辦公室里走了出來，毛澤東問：
“王醫生，有什么事情嗎?”
王鶴濱只好說：
“我們正在學習主席的著作《矛盾論》，有的同志提出，我們和美帝國主義有統一性或同一性。我不明白，我們怎么會和美帝國主義有統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澤東肯定地回答說：
“我們和美帝國主義者是有統一性或同一性的。”
“主席，是個怎么樣的統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澤東看著王鶴濱固執而幼稚的眼神，改變了直接回答問題的方式，他問王鶴濱：
“我們中國在什么地方呀?”
“在地球上。”
“對!中國在地球上。美國呢?也在地球上，而且位置正好與我國相對著。它在地球的那一面，中國在地球的這一面，但都是在地球這個統一體上的，對嗎?”
毛澤東看著王鶴濱，知道他對中國和美國在空間上的統一明白了后，又接著解釋道：
“在抗美援朝戰爭的戰場上，缺少一方就講不成抗美援朝的戰爭了。”
在一旁的江青插話說：
“問題應該是強調我們同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斗爭性，而不是我們與他們的統一性!”
4月初，毛澤東決定將彭德懷從朝鮮戰場調回北京，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由陳賡代理志愿軍司令員和政委。
在一個周末的傍晚，毛澤東的值班衛士通知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兼生活秘書王鶴濱說：
“王秘書，主席叫你去陪吃飯。”
王鶴濱的愛人在上海醫學院上預科，大兒子王子冀跟著他生活，他剛讓朱寶貴從托兒所把孩子接回來。此時，朱寶貴已經走了，沒有人可以托付照顧兒子，他只好抱著孩子，急步向菊香書屋走去。
毛澤東從起居室里走了出來，看到多了一個小朋友，增加了興趣，他問：
“這位小客人是誰呀?”
王鶴濱說：
“主席，這是我的大孩子，叫子冀，生在河北省平山縣的朱豪村。”
“你還有幾個孩子?”
“還有一個兒子，生在北京，叫子燕。”
“王醫生，很好嘛，身兼二職喲，既是爸爸又是媽媽。”
毛澤東說罷，彎著上身，把臉貼近孩子的頭部，和藹地問孩子：
“小娃娃，你幾歲了?”
孩子沒有說話，怯生生地伸出4個手指。毛澤東又微笑著問：
“啊，你的媽媽呢?”
“媽媽，媽媽上學去啦。”
毛澤東又把頭更靠近了孩子，問：
“你想媽媽嗎?”
“想媽媽，我想媽媽。”
毛澤東問完了，又忙著為孩子夾菜。孩子嘴里吃著，視線卻停留在一小碟紅綠相間的炒辣椒上，毛澤東加來的菜，他也不顧了。毛澤東看見了，高興地說：
“啊!小家伙，你想吃炒辣子啦，是吧?這東西可好吃哩!”
說著，夾起一截紅辣椒，在孩子面前晃晃。果然，孩子那張小嘴湊了過去。王鶴濱想，這湖南口味的炒辣子，自己吃一口都要出汗呢，孩子要是吃了，哭鬧起來怎么辦?主席這餐飯也要攪得吃不成了。便把孩子拉了過去，說：
“主席，不要給他吃。”
毛澤東就把辣子放到自己嘴里，而且裝出很好吃的樣子嚼了起來。孩子雙目緊緊地盯著毛澤東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又把眼睛盯在那碟炒辣椒上，右手的小食指也戳在嘴唇上。毛澤東又夾起一段紅辣椒對孩子說：
“你吃吧，可好吃了，不要聽你爸爸的。”
孩子又伸長脖子要吃辣椒。王鶴濱說：
“主席，不能給他吃!”
說著又把孩子拉了過來，孩子奇怪地看著他爸爸。毛澤東第2次受到阻攔，就把夾起的辣椒放回碟子里，帶著批評的口吻說：
“你讓他吃嘛!怕什么?讓他上上當。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樣，讓孩子認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壞人嘛!”
4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簽署了中央軍委、政務院關于集體轉業部隊的決定。
不久，數十萬工程部隊、屯墾部隊奔赴國家經濟建設的第一線。
4月28日，美國總統宣布命令，由克拉克接任“聯合國軍”總司令;原“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爾擔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司令。
4月底，一封寬大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函，寄往南方，信封上面寫著：湘潭第4區云源鄉楊林 毛澤榮同志收 毛寄。
前文已經說過，毛澤連和李軻從北京回韶山時，毛澤東曾托他們捎去對堂弟毛澤榮一家的問候和禮品。此后，毛澤榮多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到北京看望三哥。他打開信封，幾行靈動有力的毛筆字映入眼簾：
澤榮賢弟：
多次來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來京，明年再講罷。順祝
健康!
毛澤東
1952年4月20日
毛澤榮興奮不已，逢人便說：
“我三哥給我來信了，我要上北京。”
4月30日，班禪額爾德尼給毛澤東發來一封電報，電文中寫道：
敬愛的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在您的英明領導下……我們已于4月28日順利到達拉薩……在當天下午和達賴喇嘛會晤于布達拉宮，對祖國的偉大成就及我們今后的團結，實現《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等工作的問題，彼此作了友誼交談，從而使我堅信今后在您的正確領導下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軍區的積極幫助下，與達賴喇嘛親密團結，徹底實現《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把西藏建設成為自由幸福的新西藏。特電奉聞。謹祝
身體健康!
班禪額爾德尼
1952年5月9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五反”定案、補退工作等問題的指示》中寫道：
“‘三反’和‘五反’的勝利是極其偉大的，毫無疑義應當進行‘三反’和‘五反’，不進行這一正義的斗爭我們就會失敗。”“主要不是為了搞幾個錢，而是為了改造社會。”
“現當‘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際，我們必須本斗爭從嚴處理從寬、應當嚴者嚴之、應當寬者寬之的原則，好好結束這場斗爭。”
“在‘五反’斗爭中，工作組和工人對資本家違法所得數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時必須合理地降下來，使合乎經濟情況的實際，必須使一般資本家在補退之后還有盈余。”
“薄一波同志回京報告，廣州新藥業原定違法所得1000億元，由我們幾次主動核減，最后定為360億元，出于資本家意料之外的寬大，大家高興。這個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點。請各市委衡量全局，大體按此比例定案，我們就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取得主動，而使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使資本家重新靠攏我們，恢復經營積極性，使工人不致失業。”
“大多數資本家的補退時間一律推遲到9月或10月開始為適宜。數大者可分多年補退，一部分還可作為公股不要交出現金。這樣于活躍市場、防止失業是完全必要的。罰款可只施行于極少數人，判刑尤其要少。……在付工繳費方面不應當采取苛刻政策。”
“工人監督生產一事，勢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數廠、店舉行典型試驗，待資本家喘過氣來，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廣。”
“工人福利問題，必須解決，但又必須解決得合乎實際的經濟情況，必能太低，但又決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動。”
5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轉發一個報告的批語中寫道：
“現當三反運動進至法庭審判、追贓定案的階段，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這是共產黨人統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
5月16日，毛澤東應陳嘉庚之邀，為集美解放紀念碑題詞。毛澤東欣然寫了“集美解放紀念碑”7個大字。他還給陳嘉庚寫了一封回信，親切地問候道：
“先生近日身體如何?時以為念!”
5月23日，班禪額爾德尼在給毛澤東的電文中寫道：
敬愛的毛主席：
由于您的英明領導和偉大的民族政策感召，于1951年5月在祖國首都勝利地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使西藏人民擺脫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羈絆和壓迫，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給西藏人民開辟了走上幸福繁榮的新道路……使我等行轅全體同仁……得以光榮而安全地返回西藏，和達賴喇嘛親密團結地晤面，和西藏人民親密地團聚了，使西藏民族內部將近30年的分裂在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從此團結起來了……西藏僧俗貴族官員和廣大僧俗群眾從實際行動和生活中認識到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是真正為西藏人民謀幸福的偉大綱領，是西藏人民的光明表現!這是西藏人民永遠不能忘記的。際此慶祝《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1周年紀念的偉大節日，班禪謹以特別興奮和感激的心情，向您——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致以崇高敬禮!
班禪額爾德尼 敬上
這一天，達賴喇嘛也同時致電毛澤東，向毛澤東致敬并慶祝《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1周年。
5月23日晚，毛澤東復電給達賴和班禪，他在電文中寫道：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先生：
感謝你們5月23日的來電。值此西藏和平解放周年節日，你們來電表示愿為徹底實現《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而努力，極為欣慰。我慶祝你們和全體西藏人民更加親密地團結起來，與全國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協力，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和繁榮幸福的新西藏，并慶祝你們的成功和健康!
毛澤東
不久，班禪一行在6月間離開拉薩，返回到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實現了第9世班禪生前的最大宿愿。
1952年6月6日，毛澤東在《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上批示道：
“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6月13日，政務院發出了關于結束“五反”運動幾個問題的指示。指示要求說：
“對于工商戶處理的原則是：斗爭從嚴，處理從寬;應當嚴者嚴之，應當寬者寬之。為了更好地結束這一運動，達到消滅‘五毒’、改造工商業者和在消滅‘五毒’之后順利發展生產，必須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虎頭蛇尾，草率結束;一種是不肯將計算較高的工商戶違法所得的數目合理地降下來，即不愿意根據實際違法情況，認真核實，正確定案。”
政務院的指示對工商戶分類處理、核實定案和退財補稅等具體政策進一步作了明確規定。
榮毅仁是當時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戶，在“五反”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根據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和他們的表現，受中央委派到上海領導“五反”運動的薄一波和上海市長陳毅認為，把他定為基本守法戶好。他們將此意見報告給了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又轉報給毛澤東主席。毛澤東說：
“何必那么小氣!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戶。”
由此，榮毅仁這個“標兵”一樹，在上海以至全國各大城市都產生了積極影響，安定了人心。
上海大康藥房反動資本家王康年，用投機手段騙取志愿軍購藥款3億元，而且竟喪心病狂地把失效藥品供應給正在浴血奮戰的抗美援朝前線。他還先后用金錢、美女腐蝕了25個機關的65名國家干部。王康年大肆宣稱：“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來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結果，他被處以極刑。
6月20日，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第2屆代表大會及北京第一屆體育運動會在天壇舉行。
此前，大會秘書組在會議籌備期間，請毛澤東為大會題詞，毛澤東欣然命筆，題寫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毛澤東和傅作義應邀參加了開幕式。開幕式結束后，毛澤東走到傅作義身邊小聲說：
“宜生，到外面走走吧!”
兩人步出會場，走到祈年殿前，毛澤東指著大殿一角經過了修補的地方，漫不經心地問：
“還記得吧?”
傅作義當然記得，那還是在194年初，解放軍為阻止蔣介石從天壇臨時飛機場搶運武器和親信分子，不得不炮擊臨時飛機場，不慎將殿角炸掉了一塊兒。毛澤東拍著傅作義的肩頭，笑著說：
“宜生，你看這一塊我們補得如何?”
傅作義連聲說：
“不錯，不錯!不仔細看還真的看不出來了。”
毛澤東說：
“如果我們兵戎相見，補也補不得嘍，你是保護北京的大功臣啊，應該給你一枚天壇一樣大的獎章，怎么樣?”
傅作義連忙說：
“哪里哪里，主席不抓我的罪過，我已經感激不盡了。”
6月下旬，毛澤東決定擔任中國人民志愿軍代司令員的陳賡從朝鮮回國任職。由志愿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鄧華擔任志愿軍代司令員和政委。
6月23日，陳賡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走進了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親切地會見了他。毛澤東握著陳賡的手說：
“我們‘最可愛的人’回來了，辛苦了!”
眾人在沙發上就座后，周恩來朝陳賡揚揚手說：
“陳賡，你從前線回來，談談你的感受吧。”
陳賡匯報了朝鮮的戰事，又說：
“我軍缺乏現代化裝備，部隊缺乏精通科技的人才，造成了在朝鮮戰場上的困境，只能靠坑道對付敵人的飛機大炮，許多戰斗由于裝備技術落后而不能取得勝利。一個國家科學技術落后了，在戰爭中就要挨打。現在最急需的是要培養前方已有的部分現代化武器裝備的維護和使用方面的工程技術人員。有時炮上壞了個螺絲，在3個連隊找不到一個會修的技術人員。”
毛澤東凝視著陳賡，又轉向周恩來、朱德說：
“美帝國主義想要打敗我們絕不可能，我們一時要把美帝趕出朝鮮也不可能。我們的軍隊是一支政治素質最好的作戰勇敢的人民軍隊，只可惜技術裝備太差。我去蘇聯訪問時，斯大林曾向我建議說，有必要組建一所高等軍事技術院校，我決定接受這一建議。軍事工程學院一定要辦，不能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
毛澤東轉對陳賡說：
“中央決定創辦軍事工程學院，那個草案你看到了吧?誰來辦?你來辦吧!這次調你陳賡回來，就是要你創建這所軍事工程技術學院。”
陳賡說：
“這個我可是隔行，恐怕辦不好。”
“你隔行，你說我們黨內還有哪位懂行?你指出來。辦學過程中有什么困難可隨時找總理，找我，還有蘇聯顧問的幫助，憑你陳賡的才智和干勁，一定能干好。你放手去干好啦。”
周恩來也說：
“你是合適的人選。你當過紅軍學校的校長，紅軍干部團不是很出色嗎?你干不了，別人連你這點經驗也沒有。你剛從前線回來，了解朝鮮戰爭的實際情況，你對敵我雙方技術條件的懸殊差別是有體會的吧!”
陳賡見毛澤東和周恩來如此說，便說：
“好吧。請主席放心，請總理、總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務!”
6月23日，毛澤東給毛澤連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潤發賢弟：
5月8日的信收到。你的眼病腳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養病為宜，不要來京。因為湘雅醫院診不好，北京也不見得能診好。此復。
毛澤東
1952年7月7日，毛澤東在給少年時期的朋友張有成的信中寫道：
“文家諸位給我的信均收到，便時請你告訴他們一聲，并問他們好。”
7月10日，毛澤東在給南京軍事學院的訓詞中寫道：
“為了組織這種復雜的、高度機械化的、近代的戰役和戰斗，沒有健全的、具有頭腦作用的、富于科學的組織和分工的司令機關不可。過去那種不健全的、效力不高的、甚至是極不勝任的司令機關，今后就必須大大地加強起來。今后必須挑選優秀的、富于組織和指揮才能的指揮員到各級司令機關，以創造司令機關新的作風和新的氣象。這同樣是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之一。”
7月11日，毛澤東決定由楊得志擔任志愿軍第二副司令員。
7月11日，毛澤東給他的堂兄和少年時的私塾老師毛宇居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宇居兄：
歸去后來信均收到，甚慰。有復鄒普勛一信，請代轉交。接毛澤連的來信，六嬸病故，他自己又跌斷了腳，不知實際情況如何，腳尚有診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錢的話，不知他的生活尚過得去否?暇時請查明見告。接張有成兄的信，鄉里缺糧豬賤，不知現在好些否?有便望將鄉情賜告。為了了解鄉間情況，擬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鄒普勛二位來京一游，請你征求他們二人意見告我為盼!
順致敬意!
毛澤東
7月13日，“聯合國軍”停戰談判代表提出了一個關于遣返戰俘的方案，其中說，遣返朝鮮人民軍戰俘占人民軍戰俘中應被遣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而遣返中國人民志愿軍戰俘則只占志愿軍戰俘中應被遣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二。
7月15日，周恩來起草了一封經毛澤東審閱的以毛澤東的名義給斯大林的電報，他寫道：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認為絕對不應接受敵人這種具有挑釁性和引誘性的方案，而且在敵人壓力之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如果敵人拒不讓步，繼續拖延，我們即擴大宣傳，揭破敵人企圖破壞停戰談判、擴大侵略戰爭的陰謀，動員世界人民輿論，并配合我們在朝鮮前線的堅持，使敵人不斷損傷，以逼使敵人最后讓步。如敵人竟敢于破裂談判，擴大戰爭，我們亦有所準備。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
這一天，周恩來起草了一封經毛澤東審閱的以毛澤東的名義給金日成并轉李克農的電報，電報中說：
“接受敵人13日方案，對我極為不利。不接受并準備敵人破裂，我們具此決心，敵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敵人不讓步，或使談判破裂，我應與敵戰下去。”
7月16日，斯大林復電毛澤東說：
“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7月間，鄧小平從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委任上調回北京，擔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兼財經委副主任、交通辦公室主任、財政部長。
1952年8月，毛澤東指示朝鮮前線指揮員鄧華、楊得志、洪學智說：
“能不能守，這個問題去年就解決了。辦法是鉆洞子。我們挖兩層工事，敵人攻上來，我們就進地道。有時敵人占領了上面，但下面還是屬于我們的。等敵人進入陣地，我們就反攻，給他以極大殺傷。”
8月4日，毛澤東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38次會議上，在談到朝鮮戰場上的斗爭策略時說：
“談還是要談，打還是要打，和還是要和。”
關于國內的經濟狀況，毛澤東宣布說：
“經過兩年半的奮斗，現在國民經濟已經恢復，而且，已經開始有計劃的建設了。”“我們要爭取10年功夫建設工業，打下堅固的基礎。”
在政協會議上曾有黨外人士向毛澤東詢問，要多少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毛澤東說：
“大概二三十年吧。”
此時，毛澤東的大致設想是，經過“相當長久”一段時間，工業發展了，國營經濟壯大了，就可以采取步驟，一步步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國有化和個體農業的集體化。
毛澤東會議上接見了這個月剛剛被任命為地質部長的政協常委李四光，他在談話中饒有興趣地問道：
“‘山字型構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給我講一講?”
李四光聽了非常感動，他沒想到博學多聞的毛澤東還如此虛心，如此關心地質科學，便向毛澤東作了詳細的說明。
8月7日，毛澤東召見了梁漱溟。梁漱溟在談話中提出要到蘇聯去做學術研究。毛澤東搖了搖頭，說道：
“這不合適。派你去蘇聯參觀訪問，游歷一番或去蘇聯進修一門學問，這兩種情況都不合適。中國的什么單位派這么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嘛。像你這種情況，應該在國內各地繼續參觀訪問，做社會調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歡調查什么就調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負責同志，要他們給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8月21日，毛澤東給毛宇居回了一封信，他寫道：
宇居兄：
來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鄒普勛兄前曾表示，希望來京一游，我認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鄉間情況。但請你向他們二位說清楚：1、須他們自己下決心，出遠門難免有風險;2、到京住一至兩個月即還家鄉。如他們同意這兩點，則可于陽歷9月動身北上。到長沙湖南省委統一戰線部劉道衡部長處接洽，領取來京路費，辦理乘車事宜。介紹信一件，請予轉李、鄒二位。其余要來京者，今年不便招待。
順候近安
毛澤東
是年8月，江青的病情一直沒有好轉，經毛澤東同意，她第2次去到蘇聯治病。
美國記者維克多在《江青同志》一書中，記述了江青這次在蘇聯治病的情形，他寫道：
“蘇聯醫生直接把她拉進了外科實驗室去觀察她的肝臟，但沒有除去集聚在膽囊里的水。經過外科抽樣檢查，提出治療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蘇聯南方的她所討厭的雅爾塔。為了減退不斷的高燒，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每次2千萬單位，這樣的劑量和次數只能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個人完全沒有權勢，但她的抗議是完全徒勞的。在那個令人討厭的雅爾塔的冬天，她越來越思念家鄉，但醫生不讓她回國。她想，他們要把她留在那里，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治好病而感到慚愧。最后，他們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個普通的醫院里。后來她有幸被轉移到了克里姆林宮里雄偉的宮廷醫院，那里是為政府的高級官員而準備的醫院。”
欲知江青在蘇聯的醫療結果如何，且看以后慢慢敘述。
第243章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便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了。大約用
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而不是10
年或者10年以后才開始過渡。”
話說1952年秋的一天，毛澤東把程潛接到菊香書屋，招待他吃午飯。飯后，毛澤東說出去走走，他們邊走邊聊，來到了南海邊。毛澤東提議劃劃船，游覽一下中南海。警衛員扶著船，照顧毛澤東和程潛上了船。毛澤東坐在艄公的位置上，程潛說：
“我來給主席劃船吧?”
毛澤東說：
“豈有此理，你是客，還是由我來劃。”
毛澤東看看程潛已經坐穩，便輕輕地搖動雙槳，漫游在水面上，他邊劃船邊說：
“前人對中南海曾有‘翡翠層樓浮樹杪，芙蓉小殿出波心’之贊譽，今日置身其間，不知頌公有何感受?”
程潛會心地笑著，不住地點頭，說道：
“名不虛傳，妙不可言，妙不可言!”
1952年9月4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把他準備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分會會員大會上的講話稿《三反五反運動結束以后怎樣發揮毛主席對民建方針指示的精神》，呈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看了黃炎培的講話稿，他把講稿中的“資本家應充分接受工人階級思想”，改為“資本家應充分接受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把用“工人階級思想”教育改造資本家，改為用“愛國主義的思想，共同綱領的思想”教育改造資本家。把幫助資本家“改造思想”，改為幫助資本家“改造那些壞思想，那些不合乎愛國主義和共同綱領的思想，即所謂‘五毒’思想。”毛澤東在講稿中“資產階級分子有壞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上了“就資產階級的大多數人來說，一個人的思想中有壞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
毛澤東還在講稿的最后加上了一段話，他寫道：
“我們在現階段對于資產階級的多數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國的條件下，資產階級中的少數人，那些有遠見的人們，可能超過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階級的基本思想，即社會主義思想，而對社會主義事業發生興趣。他們一面開工廠，并不要求馬上變更自己的成分和事業;一面看到社會主義事業對于人類的偉大貢獻，想在將來做一個社會主義者，這種人是有可能的，我們應該表示歡迎。”
毛澤東改完了講稿，又給黃炎培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講稿用意甚好，惟覺太激進了一點，資產階級多數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囑作了某些修改。”
“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基本思想，例如消滅剝削，消滅階級，消滅個人主義，接受馬列主義的宇宙觀，或者如先生所說的‘沒有勞動，沒有生活，不從勞動以外求生活，不從自力以外求生活’，這就是要求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這些對少數進步分子來說，是可能的，當作一個階級，則不應這樣要求，至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不宜如此要求。當作一個階級，在現階段，我們只應當責成他們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亦即接受共同綱領，而不宜過此限度。在現階段，允許資產階級存在，但需經營有益于國家人民的事業，不犯‘五毒’，這就是工人階級對于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思想，或者說，不許資產階級想剝削賺錢的事情，只許他們和工人一樣想‘沒有勞動就沒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會主義，不想資本主義，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對于資產階級中的少數人，那些有遠見的人們，我同意先生的意見，可以向他們宣傳社會主義，使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發生興趣，我想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先生近來思想前進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說國家主權的思想，此次所說社會主義思想，都表示這一點，但在現在那是言之過早，在少數人想想是可以的，見之實行則是不可以的。因為先生對于我們的高度信任，故率陳鄙見如右，是否有當，還祈審察賜教。”
當晚，黃炎培就給毛澤東寫信說：
“講稿承親賜斧削，對資產階級一面照顧到多數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來鼓勵少數前進分子，這樣才符合新民主主義精神，不僅改正了講稿，同時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謹接受之下，不盡的感謝!”
9月10日，黃炎培根據毛澤東修改過的講稿和指示精神，在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分會于中山公園舉行的第四屆會員大會上，作了報告和傳達。會后，黃炎培的講話稿又印發給全國各地民建組織，反映很好，工商界很受鼓舞。
9月17日，毛澤東給李達寫了一封信。
原來，毛澤東的哲學著作《矛盾論》在1952年4月1日重新發表后，李達用了半年時間撰寫了《〈矛盾論〉解說》一書，9月11日寄給毛澤東審閱，同時請求毛澤東為愛晚亭題字。
毛澤東在給李達的回信中寫道：
鶴鳴兄：
9月11日的信收到。以前的幾封信也都收到了。“愛晚亭”3個字已照寫如另紙。
《矛盾論》第4章第10段第3行“無論什么矛盾，也無論在什么時候，矛盾著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這里“也無論在什么時候”8字應刪，在選集第一卷第2版時，已將這8個字刪去。你寫解說時，請加注意為盼!順候
教安
毛澤東
9月18日晚，中國人民志愿軍第39軍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向“聯合國軍”發起戰術性反擊作戰;接著，第12、68、65、40、38軍和人民軍第3、第5軍團，在完成準備后也陸續發起戰術性反擊作戰，使“聯合國軍”大為震動。
9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與斯大林協商，爭取蘇聯的支援。周恩來在訪蘇中，就蘇聯幫助中國今后5年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問題，與斯大林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9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陳云、彭真、彭德懷、鄧小平、陳毅、薄一波、羅瑞卿、粟裕、安子文、楊尚昆、饒漱石、習仲勛、聶榮臻。
會議聽取了周恩來關于就“一五”計劃的輪廓問題同蘇聯商談情況的匯報。
毛澤東作了重要講話，他說：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便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了。大約用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而不是10年或者10年以后才開始過渡。二中全會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現在這個內容就更豐富了。工業，私營占32.7%，國營占67.3%，是三七開;商業零售是倒四六開。再發展5年比例會更小(資小我大)，但絕對數字(指資)仍會有些發展，這還不是社會主義。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會怎么樣?15年以后會怎么樣?要想一想。”“(資本主義)性質也變了，是新式的資本主義：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技術公開，財政公開。”“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了，離不開共產黨了。”“空前絕后，他們的子女也將接近共產黨了。”“農村也是向合作互助發展。前5年不準地主、富農參加，后5年可以讓其參加。”
毛澤東的講話，使與會者為之振奮。他們認為我國開始搞社會主義了，這是全黨夢寐以求的大事。同時，也認為這是毛澤東根據國內外有利形勢做出的新判斷，為全黨指明了方向。
公安部長羅瑞卿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就此向政法委員會和公安系統的干部作了傳達。但是，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是非常慎重的。中央在發現了羅瑞卿的做法后，對他進行了批評。羅瑞卿作了檢討，并請求處分。為此，毛澤東后來于11月13日在給周恩來等十幾位領導人的信中作了自我批評。此是后事，請看后邊詳述。
9月25日，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國慶社論送審稿時，將文中“這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劃去，他又在旁邊批示道：
“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并提，并在宣傳中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7點左右，正是機關里晚飯已過的時候，毛澤東要吃“早點”了，值班衛士通知王鶴濱去陪毛澤東進餐。王鶴濱來到毛澤東的住所，見毛澤東正在洗漱。
餐桌的中央放著一個火鍋，木炭已經把火鍋里的水煮沸了，放在火鍋周圍的蔬菜中，最惹眼的是一碟子潔白如雪的長長的菊花瓣。王鶴濱感到很新奇，心想：
“菊花瓣也能吃嗎?”
毛澤東從起居室走了出來，用手示意王鶴濱坐下，他見王鶴濱不住地用目光好奇地瞟著那碟菊花，就說：
“王醫生，吃吃看，咱們不賞菊花了，來吃它吧。”
王鶴濱用筷子夾起一些菊花瓣，在翻滾的火鍋里一蘸立刻就軟了，吃在口中嫩而可口，清香中稍帶一點甜中有苦的菊香藥味。
“王醫生，怎么樣?還可以吧!咱們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知道吃菊花了。”
毛澤東說罷，也夾了一筷子向火鍋伸去，煮了一下，放在嘴里慢慢地品味著，說：
“你知道屈原吧，他就是‘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那個時代吃菊花，大概寓意著高潔、清貧之舉。我們也來個夕餐秋菊之落英。這菊花瓣是工人同志從栽培的菊花上特意采下來的，咱們也來個清貧之舉!”
毛澤東說著，又夾起一些花瓣伸向火鍋的沸湯中。
1952年10月2日，毛澤東因堂弟毛澤連來信說他家生活困難，就給東茅塘的堂兄、少年時代私塾老師毛宇居寫了一封信：
宇居兄：
李鄒二位來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祝，甚為感謝。毛澤連來信叫苦，母尚未葬，腳又未好，茲寄人民幣300萬元(舊幣——筆者注)，以100萬元為六嫂葬費，200萬元為澤連治病之費。請告他不要來京，可到長沙湘雅醫院診治，如湘雅診不好，北京也就診不好了。
另寄200萬元給澤榮(遜五)助其家用。他有信來，我尚未復，請轉告他，不另寫信了。
以上均請費神轉致為荷!順問
康吉
毛澤東
這些錢是我自己的稿費，請告他們節用。
10月2日，劉少奇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抵達蘇聯出席蘇共第19次代表大會。
10月3日是中秋節，下午，中南海派來一輛小轎車，把毛澤全夫婦和母親毛鄒氏及3個女兒一大家子人接到中南海，與毛澤東共度佳節。
毛澤全是在前些時候由華東軍區后勤部生產部長調到總后勤部軍需生產部生產管理處任處長，他的愛人徐寄萍也調到總后工作，居家遷到了北京。
毛澤全一家來到菊香書屋，見毛澤東身著舊衣和布鞋，正坐在一個涼棚下的藤椅上看材料。毛澤全老遠就叫了聲：
“主席!”
毛澤東見葉子龍領著客人來了，立即放下手中的材料，起身迎上去，拉著毛鄒氏的手，親熱地叫道：
“嬸嬸!您老人家好!”
毛鄒氏是毛澤東的啟蒙老師鄒春培的女兒，是毛澤東堂叔毛喜生之妻。大革命時期，她曾幫助過毛澤東。抗日戰爭爆發后，她又把兒子毛澤全送到了延安。
毛鄒氏仔細地端詳著毛澤東，也激動地喊道：
“潤之!”
毛澤東雙手攙扶著毛鄒氏，又問候說：
“嬸嬸身體還好嗎?”
“好，好。”
老太太爽朗地回答著。毛澤東看著他們全家人，笑盈盈地說：
“澤全，你有這么一大家子人，好，好。”
毛澤全、徐寄萍趕緊上前與毛澤東握手，孩子們也走到毛澤東跟前喊道：
“伯伯好!”
“好，好。娃娃們好!”
毛澤東高興地應著，引著客人進了客廳，招呼道：
“坐坐，大家都坐。”
工作人員端上茶水，給孩子們分發了糖果，退了出去。毛澤東問起徐寄萍的家庭情況，徐寄萍說，她是1941年到蘇北新四軍一師參軍。父親是教員，已病故。兩個妹妹都是解放前的地下黨員，現在帶著母親在上海工作。毛澤東聽了，連連說：
“好，好。你們是革命家庭。”
他話頭一轉，又問道：
“你是上海去革命根據地的高中學生，為什么要找澤全這樣一個土包子，種過地的泥巴腿子?”
徐寄萍聞言，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而不答。毛澤東就說：
“這很好，你們一個是工農分子，一個是革命知識分子，我們就是要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干部知識化，互相取長補短，互相幫助學習。”
毛澤東又指著徐寄萍說：
“看上去，你身體比較瘦弱，有什么病么?”
徐寄萍說：
“沒大病，只是常頭疼。”
“你去醫院看看耳朵，有時候耳朵有病，治好了，頭就不疼了。”
毛澤東又問孩子們在哪兒上學。毛澤全的大女兒毛遠慧搶著說：
“我在十一小學讀3年級，妹妹遠玲在五一幼兒園。今天同學們知道接我們到中南海看毛主席，都要我代問毛主席好。”
毛澤東笑了，說：
“那你代我問問同學們好啰。”
此時，葉子龍按照毛澤東的吩咐，又從中聯部招待所接來了一位客人。這位客人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民的遺孀王淑蘭。
王淑蘭和兒媳韓謹行這一次來北京，主要是為兒媳治療支氣管擴張。韓謹行出院后，韓謹行對婆婆說：
“我想借這個機會見見主席大伯。”
王淑蘭說：
“那就寫封信說一下吧”
于是，韓謹行以婆婆的口氣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介紹了王淑蘭的近況，又說：
“現在兒媳韓謹行來北京治病，已經出院。我準備過幾天和兒媳一起回湖南老家去。臨行前，我們很想見見您，您百忙中可以接見一下嗎?”
毛澤東接到王淑蘭娘倆的信，很高興，就派葉子龍去接她們。不巧的是，韓謹行到勞動人民文化宮看蘇聯舉辦的“改造伏爾加河”展覽去了。王淑蘭四處尋找，均未找到。只好一個人悶悶不樂的來到了中南海。毛澤東見王淑蘭來了，問她說：
“你兒媳怎么沒來?”
王淑蘭還在生著氣，說：
“她呀!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連個人影子也找不到。”
不一會兒，又來了幾位客人，一位是毛澤東的姨表兄王季范;一位是毛澤東的堂兄兼塾師毛宇居，他是受韶山鄉人民政府委托，來請毛澤東為新建的韶山學校題寫校名的;另一名是毛澤東幼年的同學和鄰居鄒普勛，也是鄒氏的胞弟、毛澤全的親舅舅;還有一位是毛澤東少年時的“激進派”老師李漱清。他們是應毛澤東的邀請，來京敘舊并匯報鄉情的。
毛澤全、王淑蘭見鄉親們都來了，十分高興。毛澤全這才明白毛澤東是要他們在佳節里和鄉親們會會面。大家在一起拉起家常，談笑風生，十分熱鬧。
中午，毛澤東在家設便宴招待毛澤全一家、弟媳王淑蘭和幾位鄉親。葉子龍進來說：
“進屋吃飯吧。”
“慢。”毛澤東指著毛遠慧姐妹3個說：“娃娃們不能吃辣椒，今天添一盆炒雞蛋給娃娃吃。”
他特別交代秘書說：
“普勛有病，另外單獨夾給他吃。”
王淑蘭吃了一點飯，就急著要回招待所。毛澤東問道：
“怎么你就走?他們都不走哩!”
王淑蘭說：
“我要去尋兒媳婦，因為她還沒見主席伯伯哩。”
于是，毛澤東就派葉子龍送王淑蘭回招待所。
眾人用了餐，一起到客廳圍坐著，毛澤東抽煙，客人們吃蘋果。5歲的遠玲天真活潑，自保奮勇地對毛澤東說：
“伯伯，我給您跳舞。”
毛澤東高興地說：“好，好。”遠玲一邊跳一邊唱，毛澤東輕輕地拍著手，和著節拍。兩歲半的小遠平，很安靜地坐在沙發上，睜大眼睛看著大人們。毛澤東笑著指一指遠平，說：
“你們看著娃娃這雙明亮的眼睛，正在仔細觀察周圍的世界呢。以后世界是他們的，有他們鉆研的時候。”
說話間，遠平就睡著了，徐寄萍連忙對毛澤全說：
“遠平睡了，先把她抱進汽車里吧。”
于是，毛澤全向毛澤東和其他客人告辭。
再說葉子龍剛到中聯部，正碰上韓謹行從外面回來，王淑蘭趕緊叫兒媳上車去了中南海。后來韓謹行從中南海回到招待所后，王淑蘭問道：
“你是怎么稱呼主席的?”
韓謹行說：
“喊主席。”
“你這憨子，怎么連伯伯都不曉得喊?”
王淑蘭忍不住把兒媳埋怨了一通。
10月5日，毛澤東給齊白石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在1952年國慶節期間，齊白石邀同幾名著名畫家，共同繪出一幅《普天同慶》圖，獻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在復信中筆走龍蛇，一揮而就，寫出了一幅毛體珍品。他寫的是：
白石先生：
承贈《普天同慶》繪畫一軸，業已收到，甚為感謝!并向共同創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齋、溥雪齋、關松房諸先生致謝意。
毛澤東
10月6日，志愿軍鄧華、楊得志、洪學智獲悉美李軍隊調防的情況，決定發動第二階段更大規模的戰術反擊，由西海岸到東海岸一字展開的第一梯隊第65、40、39、38、15、12、68 軍7個軍參戰。
這一天黃昏，當緊張防守了1天的美李軍正在休息之時，志愿軍7個軍各以連排為單位，在東西兩線180余公里的正面上，選擇了40多個目標，向美李軍1個班到1個營兵力的防守陣地，發起了攻擊。
10月8日，美軍總司令克拉克為了迫使志愿軍轉入守勢，扭轉其所處的被動局面，悍然宣布和談無限期休會。
這一天，克拉克又批準了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范弗里特的“金化攻勢”計劃。美李軍此次攻擊的主要目標，是上甘嶺地區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
此后，中方參與談判工作的李克農和喬冠華，由于美國單方面中止談判而奉命歸國。
10月10日，毛澤東因收到宋慶齡的贈書，就親筆復了一函，他寫道：
宋副主席：
承贈大著《為新中國奮斗》，極為高興，謹致謝意。另承贈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謝!
順祝康吉
毛澤東
10月14日，“聯合國軍”在上甘嶺地區開始發起空前激烈的所謂的“金華攻勢”，目標是奪取597.9高地和537.7高地，進而奪取上甘嶺，再奪五圣山。
10月20日，劉少奇在蘇聯受毛澤東委托，寫信給斯大林，闡述了關于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設想，征求意見。
10月24日，斯大林接見了中共代表團，他說：
“我覺得你們的想法是對的。當我們掌握政權以后，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應該采取逐步的辦法。你們對中國資產階級所采取的態度是正確的。”
10月24日這一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起草了一封給彭德懷、鄧華、楊得志、甘泗淇及志愿軍各級領導同志的電報，對持久陣地戰進行了總結。他寫道：
“此種作戰，在若干個被選定的戰術要點上，集中我軍優勢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動作，對成排成連成營的敵軍，給以全部或大部殲滅的打擊;然后在敵人向我軍舉行反擊的時機，又在反復作戰中給敵以大量的殺傷;然后依情況，對于被我攻克的據點，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棄之，保持自己的主動，準備以后的反擊。此種作戰方法，繼續實行下去，必能制敵死命，必能迫使敵人采取妥協辦法結束朝鮮戰爭。
自從去年7月我軍采取堅強的陣地作戰以來，給予敵軍損失的數量，遠遠地超過去年7月以前在各次運動戰中給予敵軍的損失數量。而我軍的損失則大為減少，其中人員損失，單就志愿軍來說，從去年7月以來的15個月中，比較以前的8個月，平均每月減少三分之二以上(前8個月平均每月25000人，后15個月平均每月為8000人)，這種情況，就是依靠陣地實行上述作戰方法的結果。而在9月18日開始的這一段期間內，則此種作戰方法表現為更有組織性和更帶全線性，所以特別值得重視。”
后來在10月31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在上甘嶺戰役中發起全線戰術反擊作戰，到11月25日，收復全部失地。
在43天的爭奪上甘嶺的戰役中，志愿軍以傷亡11500余人的代價，使投入總兵力4萬余人的“聯合國軍”，付出了近200萬發炮彈、5000枚炸彈、毀傷270余架飛機以及傷亡25000余人的代價，也未能達到奪取上甘嶺地區的目的，“金化攻勢”這才不得不作罷。美國新聞界評論說：“這次戰役實際上卻變成了朝鮮戰爭中的‘凡爾登’。”自此以后，“聯合國軍”再也沒有發起過什么像樣的攻勢了。這是后話。
再說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了安子文關于結束“三反”運動的報告，“三反”斗爭至此勝利結束。
據統計：“三反”運動共查出貪污1000萬元(舊幣)以上的有10萬人，貪污的總金額達6萬億元。有關司法機關對有嚴重貪污行為的罪犯，判處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刑的42人，判處死緩的9人。全國僅縣處級以上干部，受到行政上撤職、撤職查辦、逮捕法辦3種處分者，共有4029人，其中省軍級干部25人，地師級干部576人，縣處級干部3428人。
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準廖魯言的關于結束“五反”運動的報告。“五反”運動正式結束。后來在1954年，中共中央曾對“五反”遺留問題再一次進行了調查處理。
10月25日這一天，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天津，同行的領導人有楊尚昆、公安部長羅瑞卿、鐵道部長滕代遠;還有機要室主任葉子龍、警衛處處長汪東興;此外，還有王敬先、羅光祿和李樹槐、李銀橋、孫勇、馬武義、張木奇幾個衛士，以及攝影師侯波、保健醫生王鶴濱、北京醫院的院長周澤昭及其夫人。
毛澤東一行住在天津市委第一招待所。他們到天津后吃的第一頓飯是在街上包子鋪里吃的“狗不理包子”。
天津這一名吃的名稱，源自包子鋪老板的雅號“狗不理”。
原來，在解放前的北方，被父母冠以“狗不理”乳名的人很多。那時候，窮人家的小孩子死后，埋葬很簡單，大多被野狗刨出來吃掉了。許多窮人為了能讓自己的小孩子成活，就給他們起一個“狗不理”的小名。沒想到這位“狗不理”果然是狗不理，不但長大成了人，而且還因為他做的包子好吃成了一個大名人。
毛澤東此次天津之行，招待所里一張有關他們伙食標準的記錄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記錄的內容如下：
客人名稱 職務 日伙食標準
毛澤東 干部 15斤小米
隨行人員 干部 10斤小米
毛澤東到天津時，天津市市長黃敬正患病，毛澤東親自到他的住所去看望他。黃敬的夫人范瑾出面接待了毛澤東，向毛澤東介紹了黃敬的病情。
毛澤東在化學家、國家輕工業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李燭塵的陪同下，參觀了天津輕工業展覽，視察了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
毛澤東一行驅車到了秦皇島市一個玻璃器皿制造廠，已經是下午快下班的時候了。
工作間內，光線很暗，毛澤東仔細地觀察工人的操作，工廠領導不時在旁邊介紹。只見工人雙手持定一根近3米長、拇指粗細的鋼管，將鋼管的一端伸進融化玻璃的鉗鍋里，像用筷子粘糖稀一樣，用管頭粘起一團紅紅的玻璃熔球，用口含著管子的另一端，將氣吹進玻璃的熔球內。隨著氣體的吹入，玻璃熔球逐漸膨脹起來。再將吹大的玻璃球移入模具中，轉動管子造型，并用長長的火鉗把器皿折出所需要的皺褶的邊緣或其它所需要的形狀。下一道工序，則是一些工人用砂輪在玻璃器皿上雕刻花紋。站在毛澤東身邊的工廠領導介紹說：
“英國皇家有名的高腳玻璃杯，就是我們廠生產的產品。英國人花不多的錢，把我們制作的高腳杯買去，再在杯口上加上金線，就變成英國出品的皇家名牌酒杯了。”
毛澤東聽后，不由得沉思起來。
接下來，毛澤東又參觀了廠里的玻璃器皿成品展覽。
之后，毛澤東一行人從天津出發，要南下視察黃河，李燭塵也應毛澤東之邀隨行視察。
毛澤東視察黃河的第一站是山東，這也是他有生以來第2次去山東。途中。他全神貫注地讀一本小說。直到深夜1點了，衛士給他端來一碗面條，他卻頭也不抬，仍然在看書。衛士把飯碗擺在他面前，又把筷子放在他的右手里。毛澤東光顧盯著書看，筷子插在碗里不動。他左手按著厚厚的書本，讀到要翻頁時，衛士提醒說：
“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條都放涼了。”
毛澤東根本沒聽見，繼續翻著看。
“主席，要不再給您熱熱去?”
衛士伸手就去端碗。
“嗯，不要。”
毛澤東說著，嘴慢慢靠近碗邊，眼睛盯著書，呼嚕一聲，一筷子面條吃進嘴里。此時，毛澤東因幾個字靠近書脊看不到，就用左手一邊握著書，一邊讓書展開些。衛士看在眼里，趕緊上前幫忙。他不明白，什么書使老人家這么專注。他趁機掃了一眼，噢，原來是作家周立波的名著《暴風驟雨》。
10月26日傍晚，毛澤東的專列在濟南車站停留，他計劃見見山東有關領導人就繼續走。
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得知毛澤東要來濟南，十分高興，早早和省公安廳長李世英及省市領導在火車站等候。羅瑞卿向毛澤東通報后，即請眾人上車晉見毛澤東。毛澤東在客廳里與許世友等人一一握手。落座后，毛澤東說：
“這次來就是想看看你們，不想下車打擾地方同志。”
許世友說：
“主席，我們很長時間沒見面了，山東的指戰員盼你來，山東人民群眾想見見你。你路過濟南，應當下車看看。聽說你還沒來過濟南，更應該看看，這里有很美的景觀，有趵突泉、大明湖，還有北極閣。”
許世友在解放戰爭時期，曾任華東野戰軍第9縱隊司令員，參加了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膠東保衛戰，參與指揮了濟南戰役，他與譚震林、王建安直接指揮攻城。毛澤東聽許世友說起北極閣，自然就想到了濟南戰役，問道：
“北極閣，就是王耀武指揮部的那個北極閣嗎?”
許世友說：
“是的。”
毛澤東看了周圍的人一眼，笑著說：
“許司令這樣留我，我就盛情難卻了。好吧，許世友同志，明天我們看北極閣、大明湖。”
于是，許世友就扶著毛澤東下車，乘車到了省交際處招待所。毛澤東簡單吃過晚飯，就讓許世友去給他借地方志。許世友很快就給毛澤東拿來了好幾本書。
10月27日，毛澤東和許世友同乘一輛車，他的精神很好，一路上談笑風生，他說：
“你們知道山東、濟南的名稱，是怎么得來的嗎?”
許世友雖然熟悉山東和濟南的地理位置及現狀，但他對其歷史卻是一竅不通，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說了。毛澤東見沒有人回答，就說：
“山東是我們中華民族最早生息的地方，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公元前16世紀商湯滅夏后，建立了奴隸制國家，建都‘亳’，在今天的曹縣南。商的始祖契曾在蕃，也就是在今天的藤縣住過。商代早期的活動在今天山東的西部，河南東部。契傳到孫(相土)，勢力達到今渤海一帶，定都‘泰安’。商也曾在泗水建都，直到商第20代君王盤庚時，遷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陽。
周武王滅商后，為了加強對廣大被征服地區的控制，進行了大分封。在山東地區分封了曹、藤、齊、魯等國。但主要是齊魯，這就是山東也叫齊魯的原因。齊國的首領就是姜太公，魯國的首領就是周公的長子伯禽。齊魯古時候還稱‘鄒魯’或‘齊青’、‘山左’。
齊魯因在太行山以東，所以古代‘山東’有時指齊魯，但有時山東的概念比齊魯大。到戰國時期，只剩下7個大國爭雄了。人們以函谷關為界，西邊的是秦國，東邊的則是山東六國。
山東，作為地方最高一級的政區名稱，是在金代開始的。山東這塊富饒的土地，養育了炎黃子孫和眾多的名人志士，據說三皇五帝中的舜帝和大禹都曾生活在這里。孔子、孟子、左丘明、孫武、孫臏、諸葛亮、王羲之、黃巢、李清照、辛棄疾、戚繼光、蒲松齡等，都是山東人，他們為山東爭光添彩，也為中國歷史做出貢獻。”
毛澤東侃侃而談，許世友聽得直眨眼。他是一員猛將，沒有讀過多少書，對這些歷史知道的并不多，毛澤東所講的這些歷史，在他聽來，很是新鮮。趁著毛澤東吸煙的功夫，他問道：
“那濟南又是怎么回事?”
毛澤東吸了一口煙，說：
“濟南也是個古老的地方。為什么叫濟南?原來古代這里有一條大河，發源于河南王屋山，從山東半島入海，名叫濟水。古時候濟水、黃河、淮河、長江，并稱中國4大江河。后來，濟水上游發生變化，下游叫大清河，但仍然稱為濟水。清朝咸豐五年六月，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改道，河水流入大清河，奪河床入海，以后并稱為黃河，濟水的名稱也就沒有了。現在濟南北郊的黃河，就是古代的大清河，用的就是濟水的舊河床。因為濟南這個地方在濟水之南，所以從漢朝起就叫濟南。
漢代的濟南國所在地叫平陵城，就在今天濟南市東郊龍山鎮東北。
西漢時，濟南一度改為郡，后來又復國。曹操曾任濟南相。到晉朝，濟南郡的治所才由平陵城轉到歷城，就是現在濟南市內的舊城區。現在的濟南市區從此才正式成為郡所在地，經擴大修整成為初具規模的中等城市，而原來的平陵城逐漸衰頹。東晉時，濟南郡隸屬青州。隋文帝時，濟南改為齊州，不久又改回來。唐朝濟南屬于濟南道。宋朝把政區分為路，濟南屬京東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出任齊州知府，對城市建設有過卓越貢獻。明朝初年在山東設省，省會在濟南府歷城縣。而后濟南一直是省會城市。”
毛澤東又點燃了一支煙，繼續說：
“濟南自古以來，就是交通樞紐，北方重鎮，也是文化名城。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就發生在濟南南部，她哭的是齊長城，不是秦長城。大詩人李白、杜甫、蘇軾等，都來過濟南，而辛棄疾、李清照、蒲松齡，則長期生活在這里。所以，濟南自古就有‘詩城’和名士多的美譽。”
毛澤東吸了幾口煙，又補充道：
“要說濟南名稱的來歷，其實在稱濟南之前就有別的名稱了，它就是歷下，由歷山而得名。歷山就是千佛山，在秦時，這里叫歷下邑。濟南郡由東平陵搬到歷城后，歷下就成為濟南的一部分了。歷下就是濟南老區，很多著名景觀，如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等，都集中在這里。這里是重要的文化區。”
說話之間，車子已經來到了趵突泉。毛澤東一行人來到園內，主人用煮沸的泉水，招待了毛澤東一行人。之后，又安排導游人員引導眾人一邊參觀，一邊為他們講解。講解員：
“《老殘游記》中說，濟南‘家家有泉，戶戶垂楊’，確實如此。根據泉水出露的集中情況，出露處的地形，流出的特點和匯流的狀況，可分為4大泉群，即趵突泉群，五龍潭泉群，珍珠泉群，黑虎泉群。”
講解員指著馬跑泉說：
“傳說這個泉，與宋朝濟南名將關勝有關。在金兵攻打濟南時，知府劉豫準備投降，其部將關勝則主張出戰。關勝因寡不敵眾壯烈犧牲，他的馬看到主人死亡，仰天長嘯，前蹄刨地，于是刨出一灣清泉，就是這馬跑泉。”
毛澤東來到號稱“第一泉”的碑刻“濼源堂”前，仔細看了那幾個雄勁的大字，問身邊的人：
“你們知道這泉水古代叫什么嗎?”
一位地方領導人說：
“叫濼水。”
毛澤東說：
“對。據《春秋》記載，在公元前694年，魯桓公和齊襄公曾相會于濼，就是這個地方。濼，是個水名，這是2600多年前的事了。”
毛澤東又看了漱玉泉，這個泉是為了紀念詩人李清照的。毛澤東稱贊李清照不僅詞寫得好，而且很有愛國思想。
中午，毛澤東返回住地，吃過午飯，稍事休息后，和羅瑞卿、許世友等人聊了一會兒。此時，已是下午2點半，毛澤東說：
“走，我們看大明湖，看北極閣，看王耀武的指揮所。”
毛澤東等人分乘轎車朝大明湖駛去。毛澤東對同車的許世友說：
“濟南戰役很重要，粟裕和你都指揮的不錯。你們提出的‘打到濟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號很好，最后實現了這個目標。”
許世友說：
“濟南戰役所以能取得勝利，一是中央軍委和毛主席指揮得好，思想明確，方針對頭;二是廣大指戰員不怕犧牲，英勇作戰。”
毛澤東說：
“你許世友也是有功的呀!聽說最后攻城門時很激烈?”
許世友說：
“9月23號晚，我們對內城發起總共。內城是濟南軍事的核心陣地，城墻又高又厚，又設有明碉暗堡。東西兩大集團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對內城發起突擊。各部英勇作戰，相繼突破城墻，但守軍依托堅固的城墻陣地頑抗。我9縱隊第25師第73團，在團長張慕偉帶領下冒著炮火越過護城河，連續爆破，曾4次登城受挫，但他們越挫越勇，終于在24日凌晨占領突破口，首先登上城頭，擊退國民黨軍敢死隊多次反撲，又在突破口左側炸開約6米寬的豁口，為友鄰部隊開辟了向縱深發展的道路。這個團攻入城后大膽穿插分割，又大量消滅敵人……”
毛澤東問：
“是不是授予稱號的那個團?”
“對，我們馬上上報這個團的事跡和整個戰役的情況，中央軍委當天即授予該團為‘濟南第一團’的稱號。那個團的7連，被縱隊領導機關授予‘濟南英雄連’的稱號。”
毛澤東問：
“聽說王耀武差一點跑了?”
許世友一激動，摘下帽子，說：
“我們在9月24日下午，全殲內城守軍，解放了濟南，卻沒抓到王耀武。這可把我們急壞了，下令全軍必須嚴密把守，認真查詢。不久，來了報告，說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和國民黨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龐鏡塘等，化裝混進難民群里，準備沿膠濟鐵路逃向青島。28日早晨，王耀武在4個衛士保護下，到了長劍橋頭，被我公安人員查獲。開始他還不承認，后來經審訊才供出了自己的大名，并請求送往華東軍區。”
毛澤東哈哈大笑，說：
“你們是布下了天羅地網了!整個戰役殲敵10萬，不簡單!這次戰役，使華北、華東兩大解放區連成一片，為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創造了經驗和條件。”
說話之間，小車已經到了大明湖。
大明湖位于濟南市的偏東北方，它的西北岸，是明清兩代城墻的遺址。由于這一帶地勢低洼，眾多泉水大都流向了這里，于是就形成了一個大的水域。在這一水域的旁邊因建有大明寺，所以，北魏時這里就被稱之為大明湖。
毛澤東一行蕩舟大明湖，登上了湖心島，觀看歷下亭，匾額“歷下亭”3字是清代乾隆所書。服務人員介紹說：
“歷下亭的修建，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前，即北魏的‘客亭’。以后歷下亭數易其地，宋朝以后，亭閣已經遷到大明湖畔。到了清代康熙32年，才在此地重新修建而成。
歷下亭聞名天下，主要是得益于大詩人杜甫的詩句。745年，杜甫到齊州臨邑看望其弟杜穎，而后他到了濟南，與時任北海太守的李邕相遇，二人宴飲于歷下亭下。杜甫揮筆寫下了《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一詩，其中的名句是‘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此后，杜甫的這句詩就成為歷下亭的聯語。現在的這副聯語，又改成‘歷下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了。”
毛澤東看過歷下亭，便前往斜對岸的北極閣。北極閣聳立在大明湖北岸的高臺上，在整個大明湖園區內非常顯眼。毛澤東來到北極閣前，笑著說：
“我們來到王耀武的指揮所了。”
毛澤東又介紹說：
“這北極閣又叫真武廟，是道家的廟宇。據說，在金元之際，濟南道教興盛，全真教的祖師邱處機就曾在濟南傳教。北極閣始建于元代，上下有百級石階，內有真武帝塑像。”
不知誰人插了一句話：
“全真教也沒有幫上王耀武的忙。”
眾人一聽忍不住哄笑起來。羅瑞卿問毛澤東：
“主席，還看什么?是否到此為止?明天再看千佛山、金牛山?”
毛澤東突然說：
“我們去看濼口大壩。”
羅瑞卿聞言不由一愣，事先沒有這個計劃，怎么做保衛工作?于是他就勸毛澤東不要去，無奈毛澤東堅持要去。他只好對司機說：
“走，去濼口大壩。”
車隊向濼口大壩駛去。毛澤東問許世友：
“你知道為什么叫濼口嗎?”
許世友說：
“不知道，我沒讀過多少書。”
毛澤東說：
“濼口也叫洛口，濼和洛通用，當湖水講。濼口在黃河南岸，濟南市北邊。市內的濼水由此入黃河。”
許世友說：
“對，主席的記憶真好。”
毛澤東在濼口大壩腳下下車，興致勃勃地登上大壩，看看濼水入河口，遠眺著滾滾的黃河，問道：
“你們知道黃河在山東段的情況嗎?”
眾人并不知道，這就是毛澤東研究黃河的第一站，加之大家對黃河都不甚了了，只好說：
“關于黃河問題，回去請水利專家專門匯報吧。”
此時，天已黃昏，毛澤東只好默默地步下大壩，回到住處。毛澤東立即叫來了一位負責水利的領導人，和他一起共進晚餐，一邊吃一邊談，談了很長的時間。
欲知毛澤東下一站視察何處，情況如何，且看下一章詳述。
東方翁曰：關于濟南的人文環境，許世友和其他的地方領導人，只要看一看地方志，是不難了解的。特別是在濼口大壩上，當毛澤東問及黃河在山東地段的情況時，他的部下們竟然一無所知，還要讓毛澤東去問問水利專家。毛澤東在濟南讓許世友借來地方志，實際上就是為了備課，他作為一位導師，也是需要不斷地充電，不斷地補充、豐富、擴大他的知識面。毛澤東不厭其煩地講述濟南的人文知識，并不是有意炫耀自己，而是有意識的啟發他的部下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在濟南是這樣，到其它地方也是這樣。他始終認為：作為一方“諸侯”，一個地方的“父母官”，對你自己管轄的地方什么都不了解，又怎么能夠治理好這個地方呢?在毛澤東的一生中，倡導調查研究是他的一貫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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