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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大傳(第四卷 風流人物) 第152--154章

東方直心 · 2013-10-2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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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后,蕭軍終于可以去“三邊”了,他給毛澤東寫信,請毛澤東向王震要一張通行證。1942年5月25日,毛澤東給蕭軍回了一封信:蕭軍同志:來信已悉,王旅長現在鄜縣,俟他回來,即與他談……

  第152章

  “整風學習的主要目的是弄清問題,澄清思想,分清

  是非,辯明真偽,提高認識,而不是追查個人責任。”

  話說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后,蕭軍終于可以去“三邊”了,他給毛澤東寫信,請毛澤東向王震要一張通行證。

  1942年5月25日,毛澤東給蕭軍回了一封信:

  蕭軍同志:

  來信已悉,王旅長現在鄜縣,俟他回來,即與他談。此復。

  敬禮!

  毛澤東

  此前,艾青也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到前線去。毛澤東在復信中寫道:

  “來信收到,贊成你到晉西北,但不宜太遠,因同蒲路不好過。目前這個階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學習一下馬列,主要是歷史唯物論,然后切實研究農村階級關系,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對中國的戰況總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禮!”

  他在信紙的邊上又加了一句:“待天晴,我再約你面談。”

  后來,天一直沒有晴,艾青也沒有接到毛澤東的邀約,就隨著一個運鹽隊到定邊、安邊、靖邊去了。

  5月25日這一天,大批的日軍飛機對太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十字嶺狂轟濫炸,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將軍在突圍中,不幸壯烈殉國,年僅37歲。

  左權,原名左紀傳,號叔仁,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縣平橋鄉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3年考入程潛在廣州舉辦的湘軍講武堂。1924年11月轉入黃埔軍校第1期。1925年11月,被程潛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1927年8月,他與劉伯承、屈武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繼續深造。1930年5月,左權與劉伯承、陳云、屈武歸國;12月,左權被任命為閩西新紅12軍軍長。1931年5月,左權被調到紅1方面軍總前委,擔任參謀處處長,開始了他一生中極有建樹的參謀工作。

  左權犧牲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將山西省遼縣命名為左權縣。

  5月下旬,中共中央成立了整風最高領導機構——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凱豐、康生、李富春、陳云組成;毛澤東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

  總學委下設4個委員會:1、中共中央直屬系統學習委員會,負責人康生、李富春。2、中央軍委直屬系統學習委員會,負責人王稼祥、陳云。3、陜甘寧邊區系統學習委員會,負責人任弼時、高崗。4、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學習委員會,負責人周恩來、董必武。

  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每周或每兩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級干部的學習會,討論學習問題。

  在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直接領導下,中央直屬機關系統學習委員會、軍委直屬系統學習委員會、陜甘寧邊區系統學習委員會,分別成立了中心學習組(甲組);此外,還有文委系統學委會和中央黨校學委會、延安各機關、學校學委會,分別成立了中級學習組(乙組)和普通學習組(丙組)。延安共有10098人參加了整風學習。

  中共中央要求各學習組在整風運動中要掌握以下幾個原則:

  1、在分析錯誤時要實事求是,一般錯誤絕不上升為路線錯誤,非原則錯誤絕不上升為原則錯誤,偶然的局部的錯誤絕不上升為一貫的全局的錯誤。2、弄清楚犯錯誤的原因,不著重個人責任。3、對任何問題,采取分析態度,不搞否定一切,就是對王明等人也不要一概否定。4、發揚民主,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都敢于講話。5、對犯錯誤的人,要滿腔熱忱,不搞懲辦主義。

  整風的方法,就是學習、檢查、總結;即學習文件,檢查對照,反省自己,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后寫出總結。

  后來在5月間的整風過程中,出現了對黨內歷次錯誤路線尋根追底的現象,有的人要追查錯誤路線的責任人,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誰起草的,要追究起草人的動機和意圖。毛澤東知道后,指示說:

  “整風學習的主要目的是弄清問題,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辯明真偽,提高認識,而不是追查個人責任。那樣做是不對的。”

  5月30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邀請毛澤東給魯藝全體人員講話。毛澤東站在一張小桌子旁,環顧了一下四周,開始講話,他說:

  “你們不久以前不是演過《帶槍的人》這么一出戲嗎?那里邊不是有列寧嗎?在現實生活里,列寧沒有到過中國,更沒有到過我們延安,而且現在已經去世了,可是在你們演的戲里他還活著,并且還來到了延安。列寧在這出戲里和前線回來的戰士交談,向他們了解情況;和孟什維克進行斗爭;和斯大林打電話商討問題。但是他并沒有吃飯,也沒有屙屎。”

  大家聽到毛澤東這句話,都忍不住笑了起來。毛澤東也笑了,爾后他接著說:

  “你們不要以為我提到屙屎好笑,實際上這是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不吃飯會餓死,不屙屎呢,會脹死啊。人們生活里有許許多多看來是重要的東西,但是在文藝作品中并不都要來表現。文藝作品所表現的應該是比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帶普遍性的東西,這樣,才能完成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的任務。”

  “我最近和延安文藝界的同志們開了個座談會,研究了文藝工作中的一些問題,其中就有魯藝在整風中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提高與普及的關系。”

  “廣大勞動人民就是魯藝的老師,你們要認真地向他們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點移到工農兵這一邊來,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你們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還有一個‘大魯藝’。只在‘小魯藝’學習還不夠,要打開大門,走出這個‘小魯藝’到“大魯藝”去,到工農兵群眾里去,到火熱的斗爭生活里去。你們果真這么做了,就可以學到為工農兵服務的本事,也就會作出為工農兵所喜愛的文藝。你們從‘小魯藝’到‘大魯藝’去,就是外來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干部,不要以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識分子不要擺知識架子。外來干部對本地干部,洋包子對土包子,知識分子對工農群眾,如果態度不端正,自高自大,自以為了不起,嚇唬群眾,開頭也許讓群眾摸不清你有什么本事,還尊敬你,等到他們看清楚了你,就不會佩服你,你就再也不能嚇唬人了。”

  1942年6月1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說:

  “因沿途通過無保障,山東又缺乏統籌之人,故你不宜西進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權代表資格長駐115師,指揮整個山東及華中黨政軍全局似較適宜。”

  6月11日,中央研究院自5月27日開始的全院座談會結束,把王實味等5人定性為“反黨5人集團”。

  6月12日,毛澤東仔細閱讀了羅烽在延安寫的《高爾基論藝術思想》等幾篇文章后,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羅烽同志:

  你的文章讀過了,今付還。我覺得關于高爾基的一篇是好的,這篇使我讀后,得到很大的益處。但其余的文章和這一篇的觀點不大調和,我雖只看一遍,但覺得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則論點似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將自己的作品檢查一番,對于你的前途是有益的。

  未知當否,請加考慮為盼!

  敬禮!

  毛澤東

  6月16日,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發出《關于軍隊中整風學習與檢查工作的指示》。

  6月,斯大林派飛機為延安送來一批醫務人員,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送給毛澤東10件皮大衣,10雙筒皮靴、幾雙皮鞋、10條毛毯和幾箱香煙。毛澤東詢問了斯大林的健康狀況,對他們表示歡迎。毛澤東除了留下一箱香煙和一雙皮鞋外,其余物品全分給其他人了。

  第二天,蘇聯飛機要回國了,毛澤東給斯大林寫了一封回信,讓人縫了一個小布袋,裝上他自己親手種的紅辣椒。毛澤東告訴蘇聯機組人員說:

  “延安沒有什么特別的東西,我就給斯大林同志送這點禮品,表示我的謝意吧。”

  1942年7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關于軍隊中的整頓三風》。社論中說,軍隊中的整風是為了反對軍事領域里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提高黨性,增強團結,提高戰斗力。

  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紀念黨的二十一周年》一文,文章說:

  “今天我們黨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正確地掌握了馬列主義理論,并且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化的馬列主義理論。……我們黨已經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并且善于把這種理論用來指導中國革命步步走向勝利。”

  7月1日,鄧拓在《晉察冀日報》發表的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中,初步給“毛澤東主義”闡述了定義。

  7月4日,毛澤東關于整風問題致電聶榮臻。他寫道:

  “你的文章‘號召整風學習,糾正整風中的偏向。’并指出邊區學習的特點,對于整風開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點請你注意者,不要把三風分為某些是下級多些,某些是上級多些。即如黨八股,就是包含著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在內的,如不包含這些,就不叫做黨八股了。”

  “在一個根據地內,主要應著重教育邊區與地委兩級,其次是縣一級,只要他們有了正確方向,區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糾正。我說這點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緊黨政軍民學各方面高級干部的學習領導,克服在他們中存在的三風不正的殘余。我們在延安亦是特別抓緊高級組的學習,著重閱讀與自我反省,已發現許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糾正中,你們那里可作參考。”

  1942年夏,中共中央作了《關于對待原4方面軍干部態度問題的指示》。指示中說:

  “原4方面軍干部絕大多數都是工農出身,由下層工作漸次提升出來的。他們在國內戰爭中表示了對革命對黨的堅定與忠誠。在克服國燾路線之后,又一致擁護黨中央。在民族戰爭中,也表示了他們的英勇與忠誠。”

  對4方面軍干部的處理,一定要“區別國燾路線的單純追隨者和積極幫手之間的區別。”對他們的信任和工作分配,“應當和其他干部一視同仁。”對有成績者,應當表揚,對犯錯誤者,應加以指出,并幫助糾正。

  “原4方面軍干部應當繼續相信中央和軍委干部政策的正確,放膽做事,不要畏首畏尾。”

  中央個機關和各抗日根據地傳達了中央指示后,團結了原4方面軍的干部共同奮斗。

  7月9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說:

  “我們很望你來延安并參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險,仍以在敵后依靠軍隊為適宜。你的行止,以安全為第一,工作為第二,以此標準來決定暫在山東還是仍回軍部。”

  7月10日,朱德與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續范亭,重訪南泥灣。

  7月21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他告訴周恩來說:國民黨已經決定由張治中、劉斐同中共代表談判,并將繼續派聯絡參謀去延安。

  1942年8月1日,賀龍與薛明結為終身伴侶。

  賀龍是在這一年春天來到延安后,在西北局書記高崗和組織部長陳正人的關心下,介紹他和薛明相識相愛的。

  賀龍結婚的當天,任弼時、林伯渠、高崗、陳正人等到場祝賀。稍后,毛澤東也到他們夫婦的窯洞里賀喜。

  后來在第二年,賀龍、薛明生了個兒子,取名鵬飛。因條件艱苦,朱德專門送來了舊襯衫,關向應也將養病的奶粉送來了。

  8月14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他重提7月21日國民黨決定由張治中、劉斐與中共代表談判的事,問道:

  “恩來,延安最近有無來電?”

  周恩來說:

  “我黨來電說,有關政治軍事問題,愿與張文白、劉為章談判,以尋求解決途徑。”

  蔣介石說:

  “目前戰事正殷,敵人不會自撤,中國須自身弄好,敵人不足懼,國內問題要好好解決。我一周后將去西安,想在西安約見毛澤東先生一晤。”

  周恩來回到住所,致電毛澤東說:在態度上還看不出蔣介石有啥惡意,但其目的未可測。周恩來提出兩條對策供中央選擇:1、毛澤東稱病,以林彪為代表,到西安見蔣介石。2、周恩來和蔣介石一起去西安,然后周恩來回延安帶1人去西安見蔣。周恩來估計:前一個辦法可行,因為林彪在蘇聯治病期間受到斯大林的器重,他在42年初回國后,在由蘭州返回延安的途中,蔣介石曾嚴令國民黨軍政當局好好接待,妥為護送。而后一個辦法不易得到蔣介石的同意,除非帶到西安的是朱德。

  8月17日,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說:

  “毛現患感冒,不能啟程,擬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見蔣,請征得蔣同意。如能征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安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見蔣則更好。”

  此后,毛澤東數次致電周恩來,他在電報上說:

  “依目前局勢,我似應見蔣,見蔣有益無害。”

  毛澤東還說,他準備在蔣電約林彪動身后,再確定去西安的日期,或借出席國民參政會機會赴渝晤蔣。

  是年8月的一個星期天,毛朗明與堂弟毛澤普、堂侄毛遠耀及另一個老鄉到楊家嶺看望毛澤東。毛澤東正在院里看書,見他們來了,連忙起身迎接。寒暄之后,毛澤東交代擔任中央辦公廳科長的毛澤普,要他寫一個材料。毛澤普接受任務后,就和那位老鄉走了。毛澤東詢問了毛朗明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情況。他問毛朗明:

  “你從家鄉來,鄉親們都好吧?”

  毛朗明回答說:

  “都好。”

  “你這次來延安的途中,走了不少地方吧?”

  “我們路過湖南、廣西、江西、浙江、安徽、山東、陜西各省的好多地方,看了不少風光。”

  “你到了這些地方,心中一定有個比較,你認為,農業搞生產,那些地方搞得好?”

  “還是湖南搞得好。湖南人最勤勞,農業生產技術比較先進,江浙都不及湖南。北方,如山東、河北、陜西,生產技術比較落后,農民搞生產,沒有南方人發狠?”

  “那么,你有什么根據?”

  “比如冬天,南方農民有事干,打糞積肥,冬耕冬種,忙個不停。北方農民冬天就沒事干。陜西人運東西用毛驢馱,不僅行動慢,而且一次只能馱七八十斤,而湖南人運東西用籮筐挑,一擔就可挑一百七八十斤,速度也比毛驢快。”

  毛澤東笑著說:

  “北方沒有南方的簸箕籮筐等運輸工具,因此,北方人不會挑。你路上看到荒地多不多?”

  毛朗明說:

  “不多。延安開展大生產,荒地尤其少。”

  毛澤東把話頭一轉,問道:

  “你們黨校出了個吳奚如是嗎?”

  毛朗明說:

  “是的。”

  “吳奚如這個人到底怎么樣?”

  “吳奚如是黨的高級干部,會寫文章,是個作家。他思想上有些問題,是老古董,倚老賣老,講話不注意場合。還有,他對延安的艱苦生活不滿意,有貪圖安逸的想法。”

  “你看,對這個人怎么辦?”

  “組織上已經對他做了處理,但處理有點過分。”

  “為什么呢?”

  “說他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不對。雖然思想上有些毛病,但他畢竟是老干部,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么做不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不利于弄清是非、團結同志。”

  毛澤東點了點頭,不再問什么了。

  是年8月,毛澤東突然接到陳潭秋、毛澤民從新疆發來的急電,建議黨中央從新疆撤退共產黨員。

  原來,毛澤民是在1937年冬由于氣管炎日益嚴重,黨中央決定讓他由妻子錢希鈞陪同去蘇聯治療休養。1938年初,毛澤民、錢希鈞啟程去蘇聯,行至新疆,恰巧遇到新疆與蘇聯交界處發生鼠疫,交通中斷,他們便留在迪化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暫住。

  此時的新疆軍閥盛世才,打出了“親蘇擁共”的旗號,表示愿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多次要求中共從延安派干部到新疆工作。中共為了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保證西北國際交通線運輸的安全,決定與盛世才建立統一戰線,從1937年起,陸續派遣了100多名干部到新疆工作。盛世才還特別要求中共派一名財經能手到新疆整理財政,黨中央鑒于毛澤民已經抵達迪化,遂決定將其留在新疆,與接替鄧發為黨代表的陳潭秋一起,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副廳長,代理廳長,爾后又任民政廳長。

  1939年,毛澤民和錢希鈞離婚后,錢希鈞又從新疆回到延安。錢希鈞因和毛澤民沒有生育,她在延安見到毛遠志和王淑蘭的養子毛華初,格外憐愛,勝如己出。每到周末,兄妹倆也總要去看望“錢媽媽”,錢希鈞便拿出自己的伙食“尾子”,給兄妹倆做一頓可口的飯菜。后來,錢希鈞又和周小鼎重新建立了家庭。新中國成立后,錢希鈞先后擔任了食品局副局長、輕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職務。

  1940年,毛澤民到蘇聯動了手術,回到新疆后與一個在新疆做統戰工作的地下共產黨員朱丹華、又名朱旦華的姑娘,結為伴侶。朱丹華從此成為“周廳長”夫人。

  1941年2月14日,朱丹華在新疆迪化生下了她和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

  1941年,蔣介石發動第2次反攻高潮,盛世才逐漸撕下了“親蘇擁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蔣介石派宋美齡、朱紹良、毛邦初到迪化與盛世才談判,達成了反共協議。因此,陳潭秋、毛澤民鑒于這一重大變故,立即給黨中央發出了急電。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接受了他們的建議,責成他們制定一個分期分批撤離黨員的計劃。

  陳潭秋和毛澤民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因新疆與延安的道路被國民黨封鎖,就決定暫時撤退到蘇聯。他們在和蘇聯取得聯系以前,組織了117名準備撤離的黨員、干部進行整風學習,開展氣節教育,以便應付突然事變。

  1942年9月1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決定中說:

  “加強各抗日根據地領導的統一,是為了更順利的進行反對日寇的戰爭,‘一切服從戰爭’是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

  決定強調堅決貫徹三三制政權的原則,決定中說:

  “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

  關于厲行精兵簡政政策的問題,決定中說:

  “假若我們縮小自己的機構,使兵精政簡,我們的戰爭機構雖然小了,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此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矛盾,使我們的戰爭的機構適合戰爭的情況,我們就將顯得越發有力量,我們就不會被敵人戰勝,而要最后地戰勝敵人。”

  此外,決定還強調要開展擁政愛民、擁軍愛民運動,加強解放區黨政軍民的團結;審查干部,進一步純潔鞏固和提高黨的干部隊伍;進行時事教育,提高軍民的抗日熱情,促進各項工作的勝利開展。

  在夏秋之交的某一天,舒群通知華君武、蔡若虹、張諤3人說,毛澤東邀請他們到棗園去見見面。

  這天午后,華君武3人在清涼山會齊后,由舒群陪著他們來到了棗園毛澤東的住所。院子里有幾棵棗樹,放著一張桌子,桌子四周擺著幾把椅子。毛澤東穿著一身洗得很干凈的藍布制服,從窯洞里出來,與華君武他們一一握手,請他們圍坐在桌子四周,親切地問華君武是什么地方人,華君武回答說:

  “江蘇無錫。”

  毛澤東又問了蔡若虹、張諤的籍貫。大家隨便交流了一會兒,毛澤東請大家吃飯。華君武見桌上擺著一盤生煸青辣椒,想起人們傳說的毛澤東吃辣椒的故事,便問毛澤東:

  “外面傳說主席連吃西瓜都要就辣椒,有沒有這回事?”

  毛澤東一聽就笑了,說:

  “那是在長征時到了甘肅的一個村子里,吃飯時桌上也有辣椒,正吃著,又送來切好的西瓜,就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這樣傳開去了。”

  說罷,他把談話切入主題,問華君武:

  “有一幅畫,叫《1939年植的樹林》,那是延安的植樹嗎?”

  《1939 年植的樹林》是華君武的一幅漫畫,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畫的是在長著野草和野花的延河旁,有一棵已經種了三四年的樹,枝干伸向天空,樹葉被馬啃得光光的。

  “我看是清涼山的植樹。”

  沒等華君武回答,毛澤東又這樣說。華君武心想,清涼山是《解放日報》所在地,知識分子多,我的意思也是諷刺知識分子植的樹不會好好管理。只聽毛澤東接著說道:

  “不好好植樹應當批評。但是延河哪一段植樹不好應該注明,如果王家坪植樹不好就應該注明王家坪,延河很長,否則就變成整條延河兩岸植樹都不好了。延安植的樹許多地方是長得好的,也有長得不好的。這幅畫把延安的植樹都說成是不好的,這就把局部的東西畫成全局的東西,個別的東西畫成全體的東西了。”

  華君武頻頻點頭,覺得毛澤東說得很有道理。

  “漫畫是不是也可以畫對比畫呢?”毛澤東建議說:“比方植樹,一幅畫畫長得好的,欣欣向榮的,叫人學的;另一幅畫畫長得不好的,枝葉都被馬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兩幅畫畫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這樣畫,是不是使你們畫家為難呢?”

  華君武說:

  “兩幅畫對比是可以畫的。但是,不能每幅畫都那樣畫。都那樣畫,諷刺就不突出了。”

  毛澤東轉向蔡若虹和張諤,問道:

  “你們說,漫畫是不是本身就有局限,有片面性?”

  華君武不等二人回答,就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

  “有一次橋兒溝發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沖到河里,魯藝有些人下河撈西瓜。但是,他們撈上來不是交還給種西瓜的農民,而是自己帶回去吃了。這樣的漫畫可不可以畫呢?”

  毛澤東喝了一口酒,說:

  “這樣的漫畫,在魯藝內部是可以畫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畫得尖銳一些。如果要發表在全邊區性的報上,那就要慎重。因為從整個邊區來看,干部和群眾的關系是好的。如果發表在全國性的報上,那就更要慎重,因為影響更大。對人民的缺點,不要老是諷刺。對人民要鼓勵。以前,有一個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罵他,他改不了。后來,他的小學老師看見他有一天沒有拖鼻涕,就表揚了他,從此,小孩就改了。對人民的缺點不要冷潮,不要冷眼旁觀,要熱諷。”

  毛澤東的意見使3位漫畫家心悅誠服。大家一邊喝著酒,一邊談話,時而講些道理,時而講些故事,時而又說些笑話,華君武還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他說:

  “如果我在前方,叫我沖鋒,我是敢沖鋒的。但如果敵人把我抓去了,用嚴刑拷打,我怎么辦?”

  毛澤東把手一揮,說道:

  “你要想到為人民!”

  吃罷飯,華君武他們看天色已近黃昏,便起身告辭,結束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毛澤東陪著他們走了一段路程,才與他們一一握手告別。毛澤東握著華君武的手又說了一句:

  “你要想到為人民。”

  9月5日,周恩來就毛澤東準備見蔣的問題復電毛澤東說:

  “1、見蔣的時機尚未成熟,蔣介石的政治解決是要中共屈服,我屢次請求回延安,蔣皆不準;蔣繼續派人欲勸降獄中的葉挺,說明蔣介石仍包藏禍心,不能不防。2、在局勢方面并非對我有利,頑固派欲借蘇聯對德戰爭處境困難之時妄圖壓中共屈服,若主席來此為謀改善根本關系,而蔣公可利用此機會打擊地方和民主勢力,以陷我于孤立。我估計晤蔣前途有二:(1)、表面上進行得很和諧,答應解決問題。(2)、約主席來渝開參政會后,借口留主席長住,不讓回延安,如此于我損失太大。”

  周恩來建議:由林彪出來打開談判大門,視蔣介石的態度如何再定。

  9月7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撰寫了題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論。向全黨分析了目前我們面臨的形勢,闡明了實行精兵簡政的必要性,迫切性。毛澤東寫道:

  抗戰5年后的形勢,“實處于爭取勝利的最后階段”。既接近著勝利,又有極端的困難,也就是所謂“黎明前的黑暗”。

  共產黨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爭取抗戰勝利的最后階段,還將遇到比目前更加嚴重的困難。除了政治上的困難,即抗日統一戰線內部的團結問題,還有就是物質方面的困難。要取得抗戰勝利,必須克服這個困難,我們的重要辦法之一就是精兵簡政。

  實行精兵簡政之所以十分必要,十分迫切,是因為:第一,解放區“魚大水小”矛盾突出。好比“氣候變化了,衣服必須隨著變化。不懂這個常識,冬葛夏裘,是要鬧出病來的。現在,根據地的情況要求我們,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能輕輕快快地同敵人戰斗。而我們卻還是一身臃腫,頭重腳輕,怎么能同敵人作戰呢?”第二,日偽對解放區實行“三光”政策,其目的正是企圖擴大我們“魚大水小”的矛盾,把我們困死。這也迫使我們必須是嚴格地、徹底地、普遍地,而不是敷衍地、不痛不癢地、局部地實行精兵簡政。

  毛澤東針對有的人擔心精簡以后無法對付敵人的龐大結構。他寫道:

  “問題的要害并不在大與小。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很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鉆進鐵扇公主的心臟里去,把她戰敗了。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變得更加扎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

  9月15日,毛澤東給謝覺哉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謝覺哉由于繁忙的政務,大量的寫作,加上生活條件不好,積勞成疾,在1942年元月,毛澤東讓他搬到棗園休養。最近,他的好友王凌波在延安病逝,謝覺哉于9月6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訴說了他沉痛的心情。毛澤東在給他復信中寫道

  謝老:

  6日函悉,死者已矣,生者務宜注意。關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調節,務不過勞,文章亦不宜寫得太多,請加考慮為盼!

  敬禮

  毛澤東

  謝覺哉收到信后,即復信給毛澤東說:

  “示悉。于公于私都需要活下去,至少還想活10年以上。然鑒于凌波的死,知道活下去也不易。上次到你處不知道路上有那么熱,腦筋昏脹了。你似乎看了不對叫我睡,我還能夠馬上靜下來,否則就要發生病。我執行4小時工作制已數日,很好”

  9月15日,毛澤東寫信給凱豐說:

  “今日與博古談了半天,報館工作有進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完全的黨報。他向200余人作了報告,據舒群說,影響很好,報館人員在討論改進中。”“各根據地當局也還未把報紙看作自己極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寫一電報,或須用書記處名義,提出此種任務。”“《解放日報》第4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藝,我已替舒群約了十幾個人幫助征稿。不知能辦到否?”

  毛澤東信中所說的十幾個人,有陳荒煤、柯仲平、范文瀾、鄧發、彭真、陳伯達、蔡暢、呂驥、吳玉章、馮文彬、艾思奇、周揚、董純才等人。中共中央辦公廳按名單發出通知說,晚上,毛澤東要在棗園宴請他們。

  是日晚,毛澤東所邀請的人如期而至,他在宴席上舉杯致詞說:

  “諸公駕到,非常感謝。今在棗園擺宴,必有所求。”

  毛澤東當眾宣讀了他親筆擬訂的征稿計劃,要求某人在某方面每月寫出多少字。柯仲平的名字下寫的是:“以大眾化文藝及文化為主,其它附之,每月一萬兩千字”。念完計劃,他接著說道:

  “俗話說,吃人口短,吃人一口,報人一斗。吃虧只這一回,但不許哪個口上抹石灰。辦好黨報,黨內同志人人有責,責無旁貸。我想,諸位專家、學者必然樂于為第4版負責,當仁不讓,所求必應,全力以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諸人欣聞毛澤東相約是為了征稿的事,皆樂于接受,紛紛表示說,為辦好黨報,愿盡全力而為之。眾人邊吃邊交談,直到很晚方才盡興而散。

  毛澤東送走客人,見柯仲平一個人仍然坐在那里又吃又喝,興致正濃,便叫來文藝版編輯舒群,又讓警衛員添上兩個碗,連柯仲平面前的酒碗里都一一斟滿了酒,說道:

  “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

  柯仲平接口吟道:

  “話不投機半句多。”

  毛澤東吟道:

  “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柯仲平搶著說: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吟罷,3人各飲了一碗。毛澤東見柯仲平對答如流,非常高興,他說:

  “老柯,你帶個劇團,常年奔波‘他鄉’,辛苦了。喝吧,這是慰勞酒,慰勞酒!”

  柯仲平說:

  “感謝你,是你——毛主席批給我300塊錢,讓我搞起這個劇團。”

  毛澤東說:

  “讓你去受苦受難。”

  柯仲平說:

  “過慣了,我愿意和老百姓在一起。”

  月光如水,夜色已濃。舒群悄悄寫了個紙條,背著毛澤東遞向柯仲平,欲勸他罷飲歸去,不料卻被毛澤東截住了。毛澤東看了一眼,笑了笑,撕掉紙條,勸二人繼續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了,這才散席。他把客人送到屋門口,望著柯仲平和舒群遠去。

  柯仲平喝多了,騎在馬上左搖右晃,行至半道從馬上摔了下來,舒平下馬攙扶,兩人東倒西歪,沒走多遠,竟臥地呼呼大睡。不一會兒,毛澤東帶著兩個警衛員又趕了來,叫醒二人,扶上汽車,親自送他們回機關。

  9月17日下午1時,盛世才突然以“共產黨4.12陰謀暴動案”為由,派出軍警特務,將陳潭秋、毛澤民等人的住處包圍,將他們5人軟禁在劉公館。接著,又逮捕了中共在新疆的所有黨員。

  毛澤民怒火滿腔,當眾把盛世才的特務頭子、警務處處長李英奇痛罵了一頓。李英奇被迫打電話請示盛世才,毛澤民搶過話筒,大聲斥責盛世才說:

  “你背信棄義,竟敢把我們這些抗日有功的人關押起來。你必須無條件地立即釋放我們,把我們送回延安去,否則,你是沒有好下場的!”

  盛世才支支吾吾,企圖為自己開脫。毛澤民知道盛世才已經無可救藥,一怒之下,把電話機砸成了碎片。

  欲知毛澤民等人性命如何?請諸君繼續往下看。

 

 

 

  第153章

  “中央原則上同意趙壽山的申請,可作為一個特別黨員。為了

  防止暴露,不舉行入黨儀式,不辦理入黨手續,在黨內也不公

  開,待時機成熟后再追認黨籍,黨齡可從‘雙十二’算起。”

  話說1942年9月21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說:

  “安抵129師無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來延,并對華北工作加以考察。關于最近時局情況我有電至總部,可索閱。來延路上安全保障,請商劉、鄧做周密布置。”

  原來劉少奇在山東分局停留了近4個月,為了減小目標,原來一起來延安的100多名華中干部重新返回新四軍軍部。劉少奇只帶了幾個工作人員和警衛班,在9月上旬到了129師師部河北涉縣赤岸村。

  是年9月,中共中央派李維漢到邊區政府擔任秘書長。李維漢走馬上任前,毛澤東把他約到楊家嶺,進行了一次長談。毛澤東說:

  “羅邁同志,邊區文化教育事業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你到任后,務必抓緊發展文化教育事業。”

  毛澤東還囑咐他,到任后務必加強團結,邊區內部要團結在以林伯渠為首的邊區政府周圍,邊區黨的組織要團結在以高崗為首的西北局的周圍,使邊區能在最佳狀態下運轉。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送李維漢走出窯洞,再三叮囑,方才道別。李維漢到任后,協助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對前幾年建立起來的 1340所小學和10所中學進行了改革。

  毛澤東又指示留守兵團和西北局、邊區政府,要積極開展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活動。后來,部隊經常幫助群眾生產,請群眾聯歡,看電影、看戲,幫群眾打水、劈柴等;地方政府組織慰軍活動、優待軍人家屬,形成了融洽的黨政軍民關系。

  延安的工作和生活是緊張的,氣氛是嚴肅的。從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留守兵團的戰士到各院校的師生,都過著軍事化生活。

  每天從起床到熄燈,工作和生活既緊張又有節奏,任何懶惰、腐化、特權現象,在這里都是不允許的;貪污、失職、通敵等,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但是,緊張的生活,并沒有壓垮聚集在黃河之濱的這群民族驕子。邊區到處呈現出蓬勃生機。

  有關部門想盡一切辦法,組織開展群眾性文化、體育活動,讓人們在一周緊張的工作之后,有一個充分放松的機會。每到周末,延安市內,最吸引人的要算大大小小的舞會。一到晚上,舞會就會傳出中西合璧的樂隊所奏出的古老的舞曲。未經修飾的男女工作人員,穿著一色的灰布制服,走進“舞場”。在這里,無所謂職務高低,大家都是平等的。負責服務的勤務員小鬼放下盤子,也加入到了跳舞的人中跳了起來。中央的領導人也來跳舞,周恩來的華爾茲跳的漂亮、標準,但他過于拘謹;朱德的一步舞就象在長征一樣,穩健、樸實,千變萬化的舞曲,無法影響他的步伐。

  朱德除了跳舞,還喜歡跟抗大籃球隊的小伙子們擠在一塊打球。毛澤東則喜歡看戲,每逢有戲只要能抽出時間就去看,他喜歡悄悄坐在后邊看,不愿意驚動大家。看完戲再到臺上去看望演員們,聊上一會兒。有一次,主持演出的人知道毛澤東也來看演出了,但前排又已坐滿了老鄉,就說:

  “毛主席今晚也來看戲了,前排哪位同志給毛主席讓個座?”

  他剛說完,前排的人嘩啦一聲,全站了起來。毛澤東一看,再坐在后排不行了,趕緊站起來走到前排,讓大家都坐下,他走到一個小孩前,抱起來,放在自己腿上,跟大家一塊兒坐下看戲。

  毛澤東因忙于理論研究,要寫文章,又要批閱文件,坐得時間太長,肩關節炎由急性轉慢性。經醫生會診后,給他開了一個特殊的藥方:學跳交誼舞。毛澤東對跳舞毫無興趣,經醫生們連勸帶磨,才答應試一試。晚飯后,在窯洞外的一塊空地上,大家教他擺好腳式和手式,告訴他站直,不要弓著腰。開始跳舞了,毛澤東卻心不在焉,跳起來和士兵操練差不多,引得大家偷偷發笑。經反復練習,他不僅治好了肩關節炎,而且學會了跳舞,且舞步純熟,能跟著音樂的節奏變換步伐。他深有感觸地說:

  “跳舞這個運動不錯,能休息腦子,使雙腿有力,還有一個聯系群眾與群眾交談的好機會。它補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無法和別人說話了。”

  舞會的伴奏任務是由文工團擔任,毛澤東每次都特意向文工團的演奏員致謝,他說:

  “沒有你們,我們就搞不成啊!”

  毛澤東大多時候不跳舞,只是坐在一邊跟大家聊天。有一次,一曲舞畢,毛澤東問伴舞的楊泳實:

  “你是無錫人,我出題考考你,無錫有座廟,廟門有一幅楹聯,上聯是:‘無錫有山山無錫’,下聯是什么?”

  楊泳實搖搖頭,說:

  “不知道。”

  毛澤東笑了笑,說:

  “那你回去想一想。”

  延安各種各樣的歌詠、戲劇和體育比賽也是大家歡迎的項目。抗大的救亡室經常組織各種文藝晚會,搞得生動活潑。

  有一次,在他們組織的晚會上,李富春和蔡暢演唱了法國的《馬賽曲》,李先念演唱過《義勇軍進行曲》。救亡室的活動在群眾中產生很大的影響,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表揚。

  這里順便說一說王樹聲“遭遇愛情”的故事。在延安的一次周末晚會上,已經年滿38歲的“大齡青年”王樹聲,遇到了中央門診部的一枝花楊炬。晚會結束后,王樹聲急中生智,跟著楊炬,說自己的腳后跟裂口子,跨進了中央門診部的門坎。王樹聲向楊炬吐露了自己在16年前的一樁婚事。王樹聲說,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他按照父母之命結婚了,這是一樁從小定的“搖窩親”,女方叫胡靜賢,是個小財主的女兒,人品和長相都不錯,思想也挺開明,但是,王樹聲心思沒再這上面,婚后沒過3天,他就溜回了部隊。有一天,胡靜賢手捧幾雙她親手做的鞋找到了部隊,王樹聲遞給她5塊大洋說,你日后自己想法混個生活吧。從此,就再也沒有回過家。抗戰在晉冀豫邊區太行山,王樹聲與一位縣級女干部結了婚,因感情不和,經組織批準,解除了婚約。 王樹聲的坦誠,打動了楊炬的心,在一個中秋節的夜晚,兩人喜結良緣。

  1942年10月,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解放日報》出版了《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特刊》,毛澤東為特刊題詞:“推陳出新”。

  朱德題詞:“宣揚中華民族四千余年的歷史光榮傳統”。

  林伯渠題詞:“通過平劇使民族形式與革命精神配合起來”。

  10月9日,毛澤東將劉少奇撰寫的《論黨內斗爭》一文發表在《解放日報》上,他在為該文起草的編者按中寫道:

  “這是劉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華中局黨校的演講。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關于黨內斗爭這個重大問題,為每個同志所必讀。現當整風學習開展與深入的期間,特為發表,望全黨同志注意研究。”

  10月13日,于10月7日到達重慶的林彪,在張治中的陪同下,與蔣介石會談。林彪說:

  “毛澤東主席很愿意見蔣委員長,惟適患風寒,未能前來。”

  蔣介石也表示了對毛澤東的問候。

  10月1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為必要,后方經濟雖困難,但可組織干部團,實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隊中擔任副職,一部分則可進軍事學校或黨校。少奇同志現在何處,是否還在總部,過封鎖線有困難否?望告。”

  10月19日,中共西北局在延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這次會議一直開到1943年1月14日,前后一共80余天。毛澤東在開幕、閉幕之日都到會講了話。毛澤東講話說:

  “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敵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敵人,閉著眼睛捉麻雀,就會亡黨亡國亡頭。”

  會議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直接領導下,著重檢討了邊區黨的歷史,批判了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下陜北黨內少數同志所犯的錯誤,特別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對當時黨內鬧獨立性、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等傾向,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加深了黨的一元化領導。

  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黨委會做出了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定王實味為“托派分子”。王實味堅決予以否認。

  后來在1947年3月,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后,在轉移到山西興縣時,有人提出,帶著王實味行軍,是個拖累,不如把他給收拾了。結果,王實味還真是被錯誤地槍決了。

  毛澤東在1949年進北京以后,聽說王實味早已在行軍途中被殺了,大為震怒,他厲聲說道:“要還我一個王實味來!”

  10月2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并轉林彪說:

  “第一次見蔣時,是否談到了我見蔣的問題?如未談到,第二次見蔣請提出,征詢他關于會面的時間、地點等。李宗仁對李先念打得很兇,請找張治中一談,要求停止進攻。”

  10月28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關于陜甘寧邊區整風情況,他在電文中說:

  “邊區正開高干會議,實行整黨、整軍、整政、整財、整民、整學、整關系,大整頓、大檢查。”

  敵后“大施精簡,統一領導”,整風已見成效,困難可以克服。

  10月底,國民黨政府糧食部參事鄭延卓受行政院賑委會派遣,攜款30萬元到陜甘寧賑災,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他。鄭延卓返回重慶時,毛澤東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介公委員長政席:

  前承寵召,適感微癢,故派林彪同志晉謁。嗣后如有垂詢,自當趨轅聆教。鄭委員延卓來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災黎,軍民同感。此間近情,已具告鄭兄,托其轉陳,以備采擇。鄭兄返渝之便,特肅寸楮,借致悃忱。

  1942年11月7日夜,毛澤東致電國民黨第38軍中將軍長趙壽山,要他派人到延安匯報部隊情況。

  趙壽山,原名趙生齡,1894年12月出生于陜西縣一個佃農家庭。1924年投奔堅持靖國軍旗幟的楊虎城部隊,歷任營、團、旅、師、軍長,成為第17路軍著名的愛國進步將領。1936年,身為西北軍17師11旅少將旅長的趙壽山,對楊虎城建議說:“目前的形勢是處于國家興亡的緊急關頭,對我們來說,只有反蔣聯共抗日這一條路。看蔣介石最近調兵遣將的舉動,是要對紅軍大舉進攻,還要把我們也拉入內戰漩渦,甚至會消滅我們。因此,是否可以考慮蔣介石如果來西安,必要時我們把他扣起來,逼他聯共抗日。”1938年1月,在山西堅持抗戰的趙壽山秘密訪問了延安,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他,向他提出了“培養干部、改造部隊”的建議。趙壽山當即向毛澤東表示,他愿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執行共產黨的指示。趙壽山還和中共方面約定了聯系辦法。1938年秋,蔣介石把原17路軍編為第38軍和第39軍,由趙壽山任38軍軍長。

  11月16日,毛澤東致電林楓、周士第、甘泗淇說:

  “少奇同志過路,你們派人接護時須非常小心機密,不要張揚,但要謹慎敏捷。”

  11月22日、23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關于斯大林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講解報告。他在報告中還總結了邊區黨的歷史,強調與錯誤路線斗爭的必要性;又批評了目前邊區黨內存在的搞獨立和自由主義的偏向。他說:這些偏向雖然不是路線問題,但也是必須解決的原則問題。

  11月23日,毛澤東給歐陽山尊、朱丹、成蔭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在是年秋季,120師戰斗劇社在延安演出了反映敵后斗爭生活的《晉察的鄉村》、《荒村之夜》等劇目,很受觀眾歡迎。毛澤東和許多領導人在楊家冷中央禮堂也觀看了這些戲。演出結束后,毛澤東一直站在臺下鼓掌,并向臺上謝幕的演員揮手致意。賀龍得知自己部下的劇社演出如此成功,便要劇社社長歐陽山尊、副社長朱丹、政治指導員成蔭給毛澤東寫封信,請他對劇社的工作給予指示。

  毛澤東在回信中寫道:

  歐陽山尊、朱丹、成蔭同志:

  你們的信收到了,感謝你們!你們的劇我以為是好的,延安及邊區正需要看反映敵后斗爭生活的戲劇,希望多演一些這類的戲。

  敬禮!

  毛澤東

  1942年12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郝克勇在歐陽欽的陪同下,來到棗園毛澤東的住所。

  原來,國民黨軍第38軍軍長趙壽山奉毛澤東11月7日的電令,派郝克勇于11月中出發,回延安向毛澤東匯報工作。郝克勇是中共在第38軍的地下工委委員、統戰部部長。他是在11月底到達延安的。

  毛澤東尚未起床,歐陽欽和郝克勇就在傳達室和胡喬木等人閑聊。不一會兒,江青和葉子龍的夫人蔣英從窯洞里出來了,江青非常和藹地對郝克勇說:

  “主席還沒有起床,先到里面坐吧。”

  郝克勇和歐陽欽就隨著她們進了窯洞。房子中間擺著一個方桌,四邊各放著同樣大小的小方凳。江青讓他們坐下后,為他們倒了茶,說:

  “主席的習慣是晚上辦公,白天睡覺,到下午4時起床,請你們等一下。”

  江青說著,取來一副撲克牌,要郝克勇和她當對家,玩撲克,打所謂統一戰線。江青洗牌快,分牌快,出牌也很刁。郝克勇配合得也很好,兩個人一下子就贏了500分。

  蘇聯記者彼德.伏拉迪米羅夫在他的日記中,這樣描述1942年的江青:

  “她是一個瘦小的、有著柔弱身段與機靈黑眼睛的女人,她站在丈夫身旁的時候,同丈夫那偉岸的身軀相比,顯得是那樣弱小。”“極端的自覺性是她杰出的品質,她的理智勝過她的秉性,她好不仁慈地駕馭著自己,她的事業就是她自己的一切。她在年輕的時候就急于要獲得她最終得到的東西。”

  蔣英見江青和郝克勇一下子就嬴了500分,很不服氣,就說江青和郝克勇有暗號。江青說:

  “沒有暗號呀,他是做統戰工作的能手,最能了解對方意圖。你要打聽你父親的下落,他一定會知道。”

  蔣英一聽立即興奮起來,她對郝克勇說:

  “葉子龍也給我說過,你肯定知道我父親的下落。他叫蔣聽松,聽說在第1戰區司令官衛立煌處當什么參議,但一直聯系不上,你是否知道?”

  郝克勇由于做秘密工作的習慣,警惕性高,紀律觀念也強,見江青和蔣英如此一說,有些為難。坐在旁邊的歐陽欽說:

  “你如果知道的話,說說也無妨。”

  于是,郝克勇告訴蔣英說:

  “你父親蔣聽松確實在衛立煌處當參議,和趙壽山有關系,也和我們黨有間接的統戰關系。”

  蔣英一聽,喜極而泣,拉著郝克勇的手說:

  “這就好了,以后別人就不能罵我是特務羔子啦,請你給我寫個證明吧!”

  郝克勇望了望歐陽欽,歐陽欽點點頭。郝克勇就說:

  “好吧,回頭由組織部出面找你時,我再寫。”

  正在此時,毛澤東身披一件延安生產的呢子上衣,從另一個房間里出來了。江青一看毛澤東要談工作了,就拉著蔣英立即退了出去。毛澤東首先問郝克勇現在用什么名字?他說:你回到延安,應該改個名字。我給你起個名字,就叫范明吧。于是,郝克勇馬上改名為范明,而且此后一直使用范明這個名字。

  毛澤東詳細地詢問了范明在國民黨38軍的統戰工作情形,范明匯報說:

  “趙壽山軍長提出要求,他想加入我們的黨組織。”

  毛澤東“哦”了一聲,高興地說:

  “要求入黨好啊!好吧,這是一個嚴肅的組織問題,請你詳細地講一講。”

  范明匯報說:

  “趙壽山軍長要求入黨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在我來延安之前,接連和我談了幾次。他在最后一次談話中,出乎我意料地向我詳細地談起了他的身世和歷史,談了他多年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和主席與中央領導同志關心他教育他的情況。他對我說,在西安事變后,他們部隊曾和1、2方面軍在三原會師,與紅軍領導人朝夕往返,獲益甚多。有一次,彭德懷、任弼時、楊尚昆等同志由云陽到三原會見他,當時,他對放蔣一事不大理解,心存疑慮。經過彭總、弼時同志耐心解釋后,他的疑慮頓釋,心情格外高興,隨即叫來照相館的人,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同紅軍領導人合影留念。照相畢,彭總握著他的雙手說:‘趙司令,這一下你可叫蔣介石抓住啦,你這是通匪有據啊!’趙壽山認真地說:‘我不怕,請你報告毛主席,我不僅通匪,我還要上山參加哩!’”

  毛澤東聽到這里高興地笑了。范明接著匯報說:

  “趙壽山還說,從那時起,他不僅與共產黨保持了密切的聯系,而且實際上是保持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但一直沒有得到批準入黨的答復。為此事,他曾問過他的參議、我們的黨員楊明軒同志。楊告訴他說,共產黨不是青紅幫,隨便說一下就可以入黨的,你必須鄭重地提出申請,歷行黨章規定的入黨手續,才算入黨。”

  毛澤東插話:

  “講得好!”

  范明說:

  “他聽楊明軒一說,這才明白過來。所以,他在最后一次和我談話結束時,很嚴肅很鄭重地委托我,代表他正式向主席提出入黨的要求。”

  毛澤東聽到這里,欣喜地笑道:

  “還有這樣生動的故事啊!”

  他點燃了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幾口,掃視了一下在座的人,然后對范明說道:

  “趙壽山軍長的入黨問題,是一個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大問題。你可以根據你所了解的情況,講講你的意見嘛!”

  范明略加思索,胸有成竹地說道:

  “根據我了解的情況看,他有3條可以入黨。”

  毛澤東蠻有興趣地“哦”了一聲,伸出他那寬大的左手掌,問道:

  “這第1條。”

  范明說:

  “趙壽山是17路軍中著名的抗日愛國將領,他最早響應我黨《八.一宣言》,不僅是參加西安事變的重要將領,而且在抗戰中與八路軍密切配合互相支援。主席在延安接見他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進步,堅決執行主席的指示,在部隊中大量吸收和重用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他還學習八路軍治軍經驗,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把38軍這支國民黨的舊軍隊改造成團結進步、聯共抗日的勁旅,趙壽山的覺悟和進步是實實在在的。”

  毛澤東屈了1個指頭,說:

  “好,這是第1條。再往下講。”

  范明接著說:

  “趙壽山與我們黨在鞏固部隊、保存實力、爭取生存、外抗日本、內斗重慶諸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基礎。他只所以能由11旅旅長當上17師師長,又由師長當上38軍軍長,表面上是當的國民黨的官,實際上當的是由我們共產黨員撐腰的官。”

  毛澤東又屈了1個指頭,說:

  “在北伐戰爭時期也有過這樣的先例。你講第3條。”

  范明說:

  “趙壽山也清楚地知道,38軍的人事權、財權以至兵權,絕大部分都掌握在共產黨員的手里。而這些共產黨員又都是他親自培養出來的擁護抗日、團結、進步方針的中堅力量,趙壽山只有依靠共產黨繼續堅持抗日,才能在日蔣兩種力量的夾縫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否則,要么被國民黨分化瓦解掉,要么被日寇消滅,除此之外,別無它途。”

  毛澤東聽完,屈了第3個指頭,許久沒有伸開,只是不住地吸煙。待了一會兒,他才緩緩地說:

  “事情正是這樣的,38軍軍長趙壽山和我們黨有兩個共同的利益基礎,一是要共同抗日,二是要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分化、瓦解、吞并以至消滅的陰謀。所以,趙壽山領導的38軍和八路軍的利益是一致的,和我們共產黨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對趙壽山應當完全相信,決定不向他保密,要向趙壽山全部公開38軍的黨員名單,黨的重大決定都要和他商量,使他安心。”

  毛澤東又點燃了一支香煙,抽了一口,鄭重地說:

  “中央原則上同意趙壽山的申請,可作為一個特別黨員。為了防止暴露,不舉行入黨儀式,不辦理入黨手續,在黨內也不公開,待時機成熟后再追認黨籍,黨齡可從‘雙十二’算起。”

  毛澤東把煙灰輕輕地彈入煙灰缸里,有囑咐范明說:

  “你回到前方后,請代我向趙壽山軍長問好,要向他轉達黨中央的指示,請他不僅要做好38軍的工作,而且還要特別注意做好孔從洲、李興中、陳碩儒等西北軍將領的工作,還要鼓勵孫蔚如出面向蔣介石做工作、作斗爭。對國民黨的腐化墮落現象和社交應酬,要同流不合污,防止部隊腐化。又不要標新立異,孤芳自賞,以免暴露。同時,一定要搞好軍民關系,做好群眾工作,這是你們能否生存的根本條件。”

  這一談就是幾個小時。毛澤東點燃一支香煙,站起身來,在房間里反復踱步。停了一會兒,他走到窗口,朝外望了望,說:

  “啊!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了,肚皮也餓了,該吃飯了,喂飽肚皮再說。”

  江青應聲端上來飯菜:一盤辣椒炒肉片,一盤辣椒燒豆腐,一盤辣椒炒土豆,一盤辣椒紅燒小魚,中間放了一碗菠菜豆腐湯。毛澤東把手一揮,說:

  “請吃飯吧!朱夫子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咱們今天反其道而行之,黎明即起,喂飽肚皮,請放開肚皮吃飯,回去好好睡覺,明天再談。”

  范明、歐陽欽也都笑著拿起碗筷,隨著毛澤東盛了大米小米混合飯,埋頭吃了起來。

  欲知趙壽山和38軍后來情況怎樣?容后慢慢敘述。

 

 

 

 

 

 

  第154章

  “不要片面講豐衣足食。講豐衣足食,還得講艱苦奮斗。沒有

  艱苦奮斗,哪有豐衣足食?豐衣足食是不能從天上掉下來的。”

  話說1942年12月,國民黨中央召開十中全會,詳細討論了國共之間的關系問題。蔣介石在會議總結中說:現在一般盟國以民主政治為基礎。過去蘇聯對我們不滿意,英美批評我國不民主,即在中共問題上發生疑慮。今后應適應國際環境及抗戰局勢,對中共應采取寬大政策。

  12月16日,蔣介石約見林彪說:

  “中共是愛國的,是國家的人才,國家愛護人才,不會偏私。”

  林彪一直在重慶滯留了9個多月,與周恩來一同多次與蔣介石、張治中談判,終至無果而返。

  12月16日,康生在會議上作了關于鋤奸問題的報告。

  由于在夏秋之間國民黨發動第3次反共高潮,延安發現了特務,中共中央決定開始審干運動,由此,延安整風運動進入審查干部階段。于是,在中共內部除了沒有脫離過紅軍隊伍的干部以外,對其他干部一律都要進行審查:即凡是在白區工作過的、曾經被捕過的、掉過隊或被俘虜過的干部,均在審查的范圍之內。

  此時,江青作為一名軍委機關的干部,自然也要過這一關。江青這是第3次接受組織審查了。這次審查江青的材料依據主要有3個:

  第1個材料:早在1939年,國民黨的報紙借助江青的歷史問題,大做文章,發表了《藍蘋小姐棄藝從政,江青活躍延安“舞臺”》等一系列報道,目的是指桑罵槐。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看到了國民黨的報紙后,指著報紙問揚帆:“你是否知道藍蘋其人,她在上海的情況怎樣?”揚帆是在1937年3月,也就是江青離開上海的前兩個月到上海進入戲劇界的;在江青走后的8月份加入中國共產黨。揚帆見項英問起藍蘋,就把他所聽到的關于江青在上海的一些傳聞告訴了項英,他還說:“江青是一名影劇演員,原是黨員,被敵人逮捕過,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項英要揚帆把他所說的情況寫了1份書面材料,他自己又擬了1份電報,在電報末尾說:“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然后讓李一氓將電報發給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康生。

  第2個材料:1939年周恩來給中共江蘇省委發去電報,詢問江青在上海的歷史情況。江蘇省委書記劉曉是在1937年5、6月間來到上海的,此時江青已經離開了上海。劉曉是在到了上海后,先建立了中共上海臨時委員會;后于37年11月成立了江蘇省委。劉曉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就和其他省委負責人張愛萍、沙文漢、王堯山聯名回電,反映了有關江青的一些緋聞,結論是江青歷史不清白,“毛主席不宜同她結為夫妻”。

  第3個材料來自于嚴樸。嚴樸在1928年參加中共“六大”后,從莫斯科回國,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江青來到上海時,他已經轉移到了中央蘇區。所以,嚴樸的材料也是源于傳聞。

  此外,來自上海的周揚、袁牧之也提供了一些材料。

  有一次,江青要讓毛澤東替她說句話,毛澤東不贊成,他對自己的妻子也一樣嚴格按原則辦事。他說:

  “既然沒問題,你怕什么?為什么要讓我說話?”

  江青不高興了,說:

  “他們搞的不是我,我不過是個小小的秘書。”

  毛澤東的聲音變得嚴厲起來:

  “黨員接受組織審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

  江青說:

  “反動報紙的宣傳能相信嗎?他們還罵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報說你被擊斃,能信嗎?有些人和反動派唱一個調,那是為了攻擊你!”

  毛澤東突然吼起來:

  “你這個人混!你給我滾,滾出去!”

  實際上,審查江青的那些材料都是一些舊傳聞,組織上早已調查過兩遍了,沒有可以佐證江青有歷史問題的新東西。關于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意見,毛澤東表示過強硬的態度,也早已結了婚,更沒有任何意義了。因此,江青過關是很容易的事。

  1942年,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帶來了喜人的成果。陜甘寧邊區糧食產量為168萬石,棉花產量為1403600斤,養殖牛209700頭,驢162000頭,羊1873100只。并先后辦起了紡織廠、兵工廠、煉鐵廠、造紙廠、農具廠、印刷廠、火柴廠、被服廠等。在綏德、延安、子長、關中等地開發了許多煤礦,保證了軍需民用。由于軍隊、機關、學校的生產自給,人民群眾的公糧負擔逐年減少。1941年邊區農民所交公糧占總收獲量的13.85%。1942年降到了11.14%。

  1942年底,毛澤東在歡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時,向他們詢問馮學峰的情況,當他得知馮學峰被囚于上饒集中營時,立即和陳云商定,一定要想辦法將他營救出來。

  毛澤東通知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請他們設法營救。在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找到與共產黨有關系的胡秋原先生,請他幫忙,未能成功。后來,由第3戰區《前線日報》主編宦鄉保釋,馮雪峰這才出了獄,留在南方局工作。

  這年冬天,八路軍120師政治部戰斗劇社,來到延安演出了該社政治指導員成蔭創作的、反映敵后生活的《晉察冀的鄉村》、《荒村之夜》、《自家人認自家人》、《求雨》等劇目,該社正副社長歐陽山尊、朱丹和成蔭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征求他對這些劇作的意見。

  是年冬季的一天,在軍委二局工作的毛遠志從安塞出發到延安醫院看病,順路到楊家嶺看望伯伯。毛澤東和幾位客人剛吃完飯,警衛員正收拾碗筷,毛遠志忙說:

  “不要拿走,我還沒吃飯呢!”

  毛澤東看著風塵仆仆的侄女,心疼地說:

  “趕了50里山路還沒吃飯?那就趕緊吃吧!”

  他又吩咐警衛員再拿個好菜來。不一會兒,警衛員端來3個烤辣椒,這的確是毛澤東最愛吃的好菜。毛遠志就著辣椒,將伯伯和客人們剩下的二米飯和一個炒黃豆芽菜一掃而光。警衛員收拾了碗筷,抹干凈桌子,轉身去了。毛澤東親切地望著侄女說:

  “學了文化,會寫信了,你寫的信我收到了。你經常頭痛,我聽說了。”

  一位客人問毛遠志多大了?是否入黨了,毛遠志得意地說:

  “我已經是正式黨員了。”

  “你入黨了?什么時候加入的?”

  毛澤東有點半信半疑。毛遠志說:

  “1938年10月我就是預備黨員了。只因為年齡不到18歲,硬要我做了2年半的預備黨員。”

  “哎約,你好辛苦喲。”

  “辛苦倒不辛苦,就是有些著急。我想,不成為正式黨員就不來見您。”

  “噢,原來你是因為這個才不來的。”毛澤東高興地拿了一疊紙和兩支鉛筆送給侄女,又囑咐道:“你今天看完病不要回去了,就在我這里住上兩個禮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學習。正好你妹妹李訥和她母親住醫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窯洞里,吃飯就同工作人員一道吃。”

  毛遠志到醫院看完病回到楊家嶺,毛澤東又問起她在二局的工作、生活情況,毛遠志便將誰是她的科長、誰是她的股長、工作怎樣忙、幾乎天天開夜車等等講述了一遍。毛澤東又問她:

  “你們伙食怎么樣?”

  “唉——”毛遠志嘆口氣說:“凈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時酸水還從鼻子、眼睛里往外流。”

  “哎約,那樣厲害呀!你做過飯嗎?”

  “我幫廚呀!”

  “那你會做什么菜?”

  “會切土豆絲、胡蘿卜絲呀!”

  “炒菜放多少油?”

  “放油很少。一大鍋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澆上半勺油,漂在上面。”

  “你們那里年輕人多,工作緊張,看來伙食是差了些。我認識的3個人就病倒了兩個半。”

  毛澤東所說的兩個半人,一個是毛順義,一個是毛華初,半個則是毛遠志。后來,他從自己的辦公經費中拿出了三分之一給二局做本錢,辦了一個消費合作社,將賺的錢補貼在工作人員的伙食里,伙食果然有了明顯的改善。

  再說這天晚上,毛遠志就睡在了李訥的床上。夜已經很深了,她正睡得迷迷糊糊的,警衛員把她推醒了。原來,毛澤東此時才吃晚飯,讓警衛員送來一個小豬蹄讓她吃。毛遠志迷迷糊糊地啃完豬蹄,倒頭又睡。

  過了兩天,毛澤東問毛遠志:

  “頭痛是不是好點了?”

  毛遠志回答說: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養一段時間。”

  大約一個星期后,江青回來了。這是毛遠志第一次見到江青。盡管江青對她很親熱,很體貼,但她看住的地方實在緊張,又怕影響伯伯工作,就不愿再住下去了,便去向伯伯告別:

  “伯伯,我想回去了。”

  毛澤東不解地問道:

  “咱們不是有君子協定,你住兩個禮拜嗎?”

  “我覺得頭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們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過不來吧?”

  盡管毛澤東一再挽留,毛遠志還是告別伯伯回到了二局。

  后來在1943年,毛遠志被調到了西北局工作。有一次,她跟伯伯說:

  “我想去前方工作。”

  毛澤東笑著拍拍侄女說:

  “你還想遠走高飛呀?我看你還是先把病只好吧。”

  果然,沒幾天毛遠志的頭痛病又復發了,而且比較利害,組織上把她送到西北局農場養病。農場就在棗園,離毛澤東住的地方很近。毛遠志住在一間干打壘平房里,自己做飯吃。毛澤東關照警衛員拿來了一些舊報紙,幫她把墻湖上,還送來了兩只別人送給他的風干雞,讓她補補身子。江青也經常來看望她,非常關心她的身體健康狀況。

  且說12月21日,毛澤東為了使已經興起的大生產運動不斷發展,他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批判了那種離開發展經濟而單純在財政收支問題上打主意、不注意動員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渡過困難、而只注意向人民要東西的錯誤思想和作風。他還說:

  “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

  毛澤東精辟地闡述了經濟與財政的關系,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他強調說:

  “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辟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

  毛澤東認為,要發展經濟就要解決好公私關系,只有這樣才能調動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他說:

  “在公私關系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

  他要求各級領導機關、財政部門注意調動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廣開財源,增加收入。

  12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說:

  “我們就要實行‘精兵簡政’。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

  12月25日,毛澤東復信續范亭說:

  “大示敬悉。我近日忙著,你又有病,遲一下我們再談更好。你身體差些,望維持。我右臂比上一年好一點,中醫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歲月人增壽’啊!其余不盡。”

  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茶坊”工廠廠長毛遠耀按照軍委總后勤部軍工局的通知,和沈鴻一起從安塞策馬啟程,奔向延安,到達大砭溝軍工局駐地時已是中午。午飯后稍事休息,毛遠耀陪同沈鴻來到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政府的臨時窯洞。他們一進門,毛澤東立刻起身相迎,微笑著和沈鴻親切握手,又把沈鴻介紹給旁邊的彭真和高崗。落座后,毛澤東對沈鴻說:

  “你來了幾年,今天才第一次見面咧,真抱歉!你是從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來的,見多識廣,我們這里可困難呢,除了黃土地,可以說什么也沒有,全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自己克服困難,才搞出現在這種手工業的自給經濟。沈先生在這里一定遇到了許多不便吧?”

  沈鴻連忙說:

  “領導上對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些困難也能克服。”

  “沈先生是從哪里學會機器制造的?”

  “我沒有上過專科學校,我原是布店學徒,因為喜歡,先做鎖,后來胡亂做一些機器,說不上好,能用就是了。”

  毛澤東聽罷大笑起來,他說:

  “啊呀,你同我一樣,我也沒有進過軍校,人家來打我嘛,逼得我只好從打仗中學打仗。我們現在只能發展自給經濟,以保障供給,支持抗日戰爭。看起來這種特殊的經濟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現實要求的唯一辦法。有人建議在這里搞重工業,搞大軍工計劃、大鹽業計劃,這是辦不到的,那將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我們現在開這會,開那會,實際上沒有幾個人真正懂得怎樣辦工廠。最近我們開了一次討論經濟(包括工業)政策的會議,我在會上作了一個發言,初稿已印出,請沈先生過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見。”

  說罷,他從書桌上拿出一本小冊子遞到沈鴻手中,又笑著說:

  “當前的中國是七分封建三分資本主義。戰后就是七分資本主義三分封建了,到那時你還可以回上海當你的資本家去!”

  是日晚,毛澤東設便宴招待了沈鴻和毛遠耀。沈鴻回到“茶坊”后,仔細認真地讀了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講話稿,并對有關工業方面提了一些建議。

  12月30日,劉少奇在毛澤東的關懷和周密部署下,經過9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終于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1943年元旦這一天,毛澤東發出了繼續戰斗的號召,他向前方和后方的軍民提出了不同的戰斗任務。他說:

  “在前方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是戰斗、生產、學習;在后方陜甘寧邊區的任務是生產、學習。”

  他號召后方的干部和群眾努力工作,發展生產和教育,援助前方,爭取勝利。

  元旦節夜晚,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1000余人的干部團拜會,慶祝新年,并歡迎劉少奇自華中歸來。毛澤東、朱德蒞臨并講了話。劉少奇報告了華中及華北敵后各根據地艱苦奮斗堅持抗戰的情況。

  剛剛于42年底回到延安的呂振羽,在團拜會上見到了毛澤東,他喜不自支,隨釀成小詩一首:

  回到圣地心花開,八州翹首向延安。

  歡迎晚會紅光閃,親聆音容樂無邊。

  1月5日至6日,劉少奇在中共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發表了關于領導問題的演講。

  1月8日,在延安召開的邊區經濟工作會議,遵照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指示,確定1943年各機關的中心任務是生產,生產目標是達到豐衣足食。

  1月14日,是中共西北局一直開了80多天的高級干部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在會議上表揚了359旅的全體指戰員,獎給他們一面錦旗,上寫“發展經濟的前鋒”。

  王震、何維忠、羅章、晏福生4人受到獎勵,榮獲毛澤東親筆題詞的獎狀1張。毛澤東給王震的題詞是:“有創造精神”。

  隨后,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西北局、留守兵團都積極部署了1943年的大生產任務,在陜甘寧邊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生產勞動競賽,形成了勞動英雄與勞動英雄、村莊與村莊、軍隊與民眾、部隊與部隊及各機關之間競相開展生產競賽的熱烈場面。

  有一天,毛澤東問部隊負責人王近山說:

  “部隊對自力更生、生產自給有什么反映?”

  王近山回答說:

  “戰士們對豐衣足食的口號興趣很大。”

  毛澤東說:

  “有興趣就好。不過不要片面講豐衣足食。講豐衣足食,還得講艱苦奮斗。沒有艱苦奮斗,哪有豐衣足食?豐衣足食是不能從天上掉下來的。”

  毛澤東又說:

  “蔣介石凈做壞事,但他不給我們八路軍、新四軍發餉,倒算做了件好事。我們經濟上受到了封鎖,我們少了幾十萬塊餉錢,使原來對蔣介石還有點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應該謝謝這位‘委員長’,他使我們找到了‘自己動手’的道理,這比任何餉、任何援助都可靠。”

  1943年初,毛澤東遷往離城10公里的棗園居住。棗園的正名叫延園,這是延安西川一個僻靜的山村,橫臥在山坡和平川之間。村內存外長滿了棗樹、梨樹、杏樹,以棗樹居多,故俗稱棗園。

  1943年2月5日,是農歷大年初一。一大早,棗園鄉的農民們穿著新衣服,吹著嗩吶,捧著油饃饃、年糕、壽桃,提著米酒,抬著“為民謀利”的錦匾,來給剛搬進棗園不久的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拜年。

  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其他人,也早早地等在他們各自的門前,迎接拜年的鄉親們。

  中央小禮堂一排排長桌上,鋪著延安生產的粗線花條子桌布,擺放著紅棗、蘋果、香煙、瓜子。毛澤東把鄉親們領進小禮堂,和幾個老年人坐在中間的桌子旁,連連招呼著老鄉抽煙、吃果子,笑著問大家:

  “年過得好啊!”

  棗園鄉鄉長楊成福上前給毛澤東拜年,毛澤東拉著他的手,說:

  “鄉長叫成福,有福氣,居民才有福氣。你是棗園鄉的鄉長,我是棗園的一戶居民,以后你們開居民會可別忘了我,也要叫我哩!”

  毛澤東的話逗樂了眾鄉親。他問鄉親們說:

  “棗園有多少戶人家,過年殺幾頭豬?”

  眾人搶著說:

  “全村24戶,殺了18頭豬。”

  “不多啊!今年還要多養豬,明年過年,爭取每戶都殺1頭豬才好哩。”毛澤東笑著說。他又問大家:“今年是大生產年,你們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

  眾人說:

  “不但能做到‘耕三余一’,還要爭取做到‘耕二余一’哩!”

  “有什么措施?”

  “多耕地,多上肥,多鋤草。”

  毛澤東連連點頭,說:

  “很好!但這還不夠,還要把勞動力組織起來,實行變工互助。在自愿參加的原則下,大家組織起來,實行人力、畜力、工具互助,這樣可以提高效率。將來還要組織生產合作社,實行集體化,這是農民徹底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變富的必由之路。”

  他又問棗園村的謝村長:

  “現在老鄉們衛生搞得好不好?害病的人多不多?”

  謝村長一邊用手比劃,一邊笑著說:

  “今日棗園村的衛生可好得很,每家都修了一個廁所。在中央警衛團的幫助下,還設了個接生站呢,婆姨們可歡笑死了!從前養娃娃不衛生,養不活,現在講衛生,養一個活一個。”

  毛澤東也笑著說:

  “咱們搞革命就是要人財兩旺嘛!以后每個村莊都要修一個小醫院才更好。”

  毛澤東最后跟大家說:

  “咱們都是老鄰居了,今天中央請老鄉們吃頓年飯,喝杯年酒,但要多吃多喝,不準客氣。”

  宴會開始了,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一桌分一個,輪流給鄉親們敬酒夾菜,大家也不斷地給毛澤東等人敬酒敬菜。

  大年初二,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到棗園回拜,毛澤東見到區鄉干部,都道聲:

  “辛苦了,過年好哇!”

  毛澤東拉著李區長9歲女娃的手,問她幾歲了,上學沒有?當他聽說女娃還未上學時,就對李區長說:

  “陜北地薄人窮,文化不發達,教育兒童是一項重要任務。我們將來總不能常住延安,今后的地方工作就交給你們了。”

  2月6日上午,延安文化界70余人,在青年俱樂部與吳滿有、趙占魁、黃立德3位勞動模范座談。3位勞動模范分別講述了他們的翻身歷史和生產的現實。文化工作者聽了,深受感動。歷史學家范文瀾說:

  “象我們這樣只知道吃救國糧的文化人,對于自己應負的責任實在太慚愧了。”

  哲學家艾思奇說:

  “文化的源泉是生產實踐,我們要好好地向你們學習。”

  作家丁玲感慨地說:

  “過去總有些傷感的心情,今天幾位新的英雄,已經給予我們新的健康的題材了。”

  文化界人士,一致接受3位勞模“到農村去、到工廠去”的意見,他們表示說,要把筆頭與鋤頭、鐵錘結合起來。

  春節期間,楊步浩帶著延安六合鄉的群眾代表和秧歌隊200多人,敲鑼打鼓,扭著秧歌,抬著春節為毛澤東繡的“人民救星”的金匾,給毛澤東拜年。楊步浩代表鄉親們講話,他說:

  “毛主席領導我們窮苦人鬧翻身,過上好日子,是我們的大救星,我們給毛主席送個‘人民救星’的金字匾,表示我們六合鄉人民的一點心意。”

  毛澤東在鄉親們的熱烈掌聲中接過金匾,轉給工作人員抬著。他說:

  “延安縣川口區六合鄉人民,經常和中央機關來來往往,象親戚一樣,今天又送來了金字匾,對中央這樣關切,謝謝六合鄉的全體人民,祝賀六合鄉人民今年奪取更大的豐收。”

  毛澤東說完,觀看鄉親們表演的文藝節目。毛澤東和楊步浩及鄉親們坐在一起,邊看節目邊交談,親如一家人。

  中午,毛澤東和楊步浩及鄉親們一起吃了午飯。下午,鄉親們還要去慰問朱德,毛澤東高興地說:

  “我這里有汽車,送你們去!”

  于是,鄉親們坐著毛澤東的小汽車和軍委的大卡車,敲鑼打鼓,吹著嗩吶,熱熱鬧鬧地向朱德那里去了。

  魯藝秧歌隊也在春節期間演出了《兄妹開荒》,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云等人看后,認為很好。毛澤東邊看邊連連點頭,笑著稱贊道:

  “這還象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你們覺得怎樣?”

  朱德說:

  “不錯,今年的節目與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藝創作,就是要密切結合政治運動和生產斗爭啊!”

  2月9日,毛澤東高興地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說:

  “陜甘寧財政難關已經渡過。今年決定大力發展農、工、鹽、畜產品的生產,提出豐衣足食口號,如不遭旱,大有辦法,人民經濟亦大有發展,可達到豐衣足食。”

  春節期間,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領慰問團,到南泥灣慰問359旅。延安縣的慰問團也來到了南泥灣,慰問開荒種地的模范部隊359旅的指戰員們。楊步浩是縣慰問團的代表,他在與戰士們的交談中,聽說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都分配有生產任務,心頭一熱,眼淚就撲簌簌地流了下來。他向縣慰問團長要求道:

  “毛主席、朱總司令日夜操勞國家大事,那么忙,還分配有生產任務,那怎么能行。這任務得由我來替他們完成。”

  后來,延安縣的領導向毛澤東、朱德報告說:延安縣農民楊步浩要求替毛主席、朱總司令完成生產任務。毛澤東、朱德為楊步浩的熱心所感動,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2月18日是元宵節的前一天。據蔣秦峰記載,元宵節前夕的延安市燈火輝煌,鑼鼓喧天,噼噼啪啪的爆竹聲此起彼伏。

  下午3時許,毛澤東來到棗園前面的田野間散步,棗園村候老漢、胡老漢正在那里抽著旱煙鍋子拉家常。毛澤東走到他們面前,親熱地問候道:

  “你們辛苦了。”

  老鄉說:不辛苦。毛澤東詢問他們高壽多少?一個老漢說:

  “咱們都60多了。”

  毛澤東又問:

  “這大年紀的老人,村里有多少?”

  兩個老漢回答:

  “有24個。我們兩個是同年同庚的,明天正月十五就是我倆的生日。”

  毛澤東笑瞇瞇地說:

  “那很好呀,你們正是‘六十花甲年高有德’的人,應該給你們賀壽才好。”

  胡老漢“唉”了一聲嘆了口氣,說:

  “咱們這號受苦人過生日,還賀個啥壽哩。”

  毛澤東笑著說:

  “咦!如今咱們都翻身了。生產又搞得好,真是人壽年豐呀!正好明天是元宵節,請你們到我那里去玩玩,咱們大家一起來賀壽!一定都要去,千萬不要講客氣。”

  一個老漢說:

  “哪敢領毛主席的情。”

  毛澤東說:

  “今非昔比,正是后生給老人賀壽的好時辰。”

  毛澤東回到住處,吩咐管理員明天下午2時準備3桌酒席,還要做一些又細又長的面條,再備24份禮物。他又派人到棗園的24個老人家里,挨門挨戶通知他們,說是明天毛澤東要給他們賀壽。

  老漢們聽到這個消息,一個個歡天喜地,奔走相告,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議論,說:這可是開天辟地第一遭的稀罕事。

  2月19日下午,還不到2點鐘,棗園村24位老漢陸續來到毛澤東的會議室門前。毛澤東早早地站在門口,笑瞇瞇地迎接他們,一個個握手,不斷地重復著祝賀生日的話。壽星們見到毛澤東都很感動。劉老漢情不自禁地流了淚,哽咽著說:

  “咱祖宗3代,沒人看得起,是毛主席把咱推到人前來了。”

  不少老漢也都流了淚。毛澤東說:

  “咱們今天都翻了身,生活大改善,自己又當了主人,以后每個年老的人都要賀壽。”

  毛澤東把老人們讓進會議室,分賓主坐了,陪他們抽煙、喝茶,拉著家常。3桌酒席上來了,毛澤東請眾人入席,挨個給他們敬酒敬菜,每個人端了3杯酒,還不住地祝賀著:

  “晚年幸福,壽比南山!”“延年益壽,老當益壯!”

  當24碗長長的面條上席之后,毛澤東站起來,笑嘻嘻地說:

  “祝賀各位長壽,像壽面這樣長久地健康地生活下去!”

  眾人酒足飯飽,已是黃昏時分。毛澤東又敬煙敬茶,還給每人贈送了一份壽禮:一條毛巾,一塊肥皂。

  毛澤東又在會議室門口,專門給老人們放了一場《列寧在十月》的電影。直到夜深了,有些老漢還戀戀不舍地和毛澤東親熱地拉話談心。

  2月21日,蘇聯紅軍挫敗了德國希特勒法西斯軍隊的進攻,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偉大勝利。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聯共中央和紅軍將士們,祝賀蘇聯紅軍成立25周年及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

  2月25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等人的指示中說:敵后各根據地的中心工作是戰爭、經濟和教育3個方面。毛澤東殷切地期望敵后軍民乃至全黨,以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奠定勝利的基礎,促使抗日戰爭的發展。他多次告誡八路軍、新四軍指揮員說,抗戰尚需2至3年,必須努力奮斗。

  1943年3月,延安電影團拍攝的紀錄片制作完成,反映了359旅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歷史功績。

  3月,中央文委和中組部召集文藝工作者會議,貫徹黨的文藝政策,與會者有50余人。

  凱豐和陳云先后講話,他們詳細說明了作家到群眾中去的重大意義和幾個在認識上徹底轉變的根本問題。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必須“深入群眾,改造自己”。

  會后,延安作家紛紛下鄉。詩人艾青、蕭三,劇作家賽克,到南泥灣了解部隊情況,進行勞軍;作家陳荒煤赴延安縣工作,高原、柳青到了隴東等地;魯藝有30余位文藝工作者也到了農村和部隊。在這一批文藝工作者中,作家柳青在米脂縣呂家儉鄉一呆就是3年。

  3月10日,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他說共產主義思想是“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不適合中國國情。蔣介石還把10年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他還說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是“新式軍閥”、“新式割據”,暗示2年內一定要解決共產黨。

  3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方案,決定將方案修改后提交政治局會議討論。

  書記處會議決定:王稼祥、陳云因病休息3個月;在陳云病假期間,中央組織部日常工作由王鶴壽負責,重要問題請示劉少奇處理。

  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康生、凱豐、博古、鄧發、張聞天、楊尚昆、彭真、高崗、葉劍英共13人。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關于時局與方針的講話。

  會議依據整風后期的形勢,著重討論了從組織上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問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高層核心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康生、王稼祥、陳云、張聞天、博古、王明、劉少奇、鄧發、凱豐。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召開,與會者表示同意中央組織機構調整和精簡的草案。康生介紹了機構調整的醞釀過程,他還說:

  “少奇同志意見,書記處應有1個主席,其他兩個書記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過去那樣成為聯席會議的形式,要能處理和決定日常工作。”

  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

  會議一致推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3人組成,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主席;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

  周恩來因在抗戰初期的戰略方針問題和在南方局工作上的錯誤,在整風期間為黨內所不理解,因此未被推定為書記處書記。

  會議決定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設立中央宣傳委員會和中央組織委員會,作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

  中央宣傳委員會由毛澤東、王稼祥、凱豐、博古組成,毛澤東為書記,王稼祥為副書記。

  中央組織委員會由劉少奇、任弼時、王稼祥、康生、陳云、張聞天、鄧發、楊尚昆組成,劉少奇為書記,負責統一管理中央組織部(包括中央黨務委員會)、統戰部、民運工作委員會、中央研究局和海外工作委員會。

  會議決定:劉少奇參加中央軍委工作,任軍委副主席。

  會議決定:華北黨政軍民工作歸王稼祥負責管理;華中黨政軍民工作歸劉少奇負責管理;陜甘寧、晉西北黨政軍民工作歸任弼時負責管理;大后方工作歸陳云負責管理;敵占區工作歸楊尚昆負責管理。

  毛澤東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劉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長。

  劉少奇到中央工作后,找王明談過幾次話,其中談到一些政策問題和國共關系中的一些問題。王明不但堅持自己的錯誤,還企圖拉攏劉少奇支持他。劉少奇嚴厲地批評了他,王明立即宣布放棄個人的意見。

  欲知劉少奇在黨內如何開展工作,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從1941年10月3日開始,一直到1942年11月16日,毛澤東為了使劉少奇能夠從新四軍軍部安全地到達延安,先后12次打電報給劉少奇本人及其他領導人,不厭其煩地詳細地交代安排劉少奇在路途上的安全問題,可見毛澤東此一時期是多么急切地需要一個得力的助手。歷史促使毛澤東最終選擇了劉少奇,除了其它一些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因為劉少奇一直不受“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重用,甚至直接受到了張聞天的排斥;二是因為劉少奇于1941年7月2日在華中局黨校所作的《論黨內斗爭》的演講中,公開表明了他堅定地站在毛澤東反“左”傾機會主義斗爭的立場上。所以也可以說,劉少奇之所以能夠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一躍而成為中共內部最顯赫的第2號領導人,與其說是毛澤東有意栽培了他,倒不如說是中共內部頑固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人的態度和延安整風運動的需要成就了他。這正是:“風水輪流轉,今天到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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