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大傳（第四卷 風流人物） 第148--151章

“我們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論誰提出的意見，

只要有利于抗戰，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辦。”

話說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是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員任弼時、王明、博古、張聞天、陳云、王稼祥、凱豐、鄧發、朱德、康生；列席會議的有楊尚昆、李富春、林伯渠、高崗、王若飛、葉劍英、李維漢、彭真、陳伯達、楊松；王首道、胡喬木擔任會議記錄。

這次擴大會議此后又先后在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開了4次會。毛澤東和王明在會議上就黨在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進行了短兵相接、公開交火。

9月10日，毛澤東在發言中說，中國共產黨在很長時期里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從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長達4年時間里，在中央占統治地位的是“左”傾錯誤路線。“左”傾冒險主義自稱是“國際路線”，穿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實際上是假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建議，思想方法學習小組除了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外，還要研究“六大”以來的中央文件。他提議由王稼祥為副組長。

9月12日，王明在發言中，對毛澤東的批評進行了反擊。他說：“四中全會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

王明還說，早在蘇聯的時候，他就反對博古的錯誤，博古是“蘇維埃后期主要的錯誤負責者。”

王明根本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他把自己的責任完全推到博古身上，聲稱他只承擔道義上的責任。王明的態度引起了與會者的批評，希望他檢查和改正錯誤。

與會者高度贊揚了毛澤東：陳云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李維漢說：“毛澤東——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說：“過去中國黨，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葉劍英說：“毛主席由實踐到理論，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任弼時支持毛澤東的觀點，他說土地革命戰爭后期錯誤路線的性質是一種“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因而那個時期在各方面所執行的政策，都是“左”的錯誤政策。他在尖銳地批判王明“左”傾路線后，又檢查了他自己受王明路線影響，在那一時期存在的一些缺點和所犯的錯誤。

9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對中央婦委、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發表了《關于農民調查》的講話，他說：

中國革命需要調查研究，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

毛澤東還詳細地談到了調查研究的方法等問題。

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修改審定的《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毛澤東擔任組長，王稼祥為副組長，負責指導延安及各地高級學習組的整風運動。

1941年10月初，毛澤東和王明應邀到坐落在藍家坪的馬列主義研究院演講。這一天雖然是個晴天，還是有些涼意。在學院北邊的長方形教室里，早已來到的學員們大都是席地而坐，有的人撿塊土磚墊著坐，也有的拿張報紙或自己的手帕鋪在地上坐，大家靜靜地等候毛澤東的到來。毛澤東和王明等人從側門悄悄地進來，走上了靠北墻的講臺。

這是一個1尺高、1米多寬、兩三米長的土臺子。上面放著1張陳舊的木桌子，擺著兩三張長木凳。

矮胖個子的王明，頭發梳得光亮光亮的，穿著一身黃色呢軍服，卻沒有再穿他那雙皮馬靴。但他依然是神氣活現，顯得十分傲慢。

毛澤東個子高大魁梧，蓄著濃密的黑發，筆挺的身軀穿著同干部、戰士一樣普通的八路軍服裝，褲子膝蓋處還有塊大補丁，腳蹬一雙舊布鞋，十分樸素。他臉上總露著一種和善的微笑，沒有一點派頭，沒有一點架子，就像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員一樣。

毛澤東用濃重的湖南話說，請王明同志先講。王明也不客氣，站起身來，瞥了毛澤東一眼，就夸夸其談地講起來了。他對自己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抗戰爆發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沒有一句自我批評的話，仍然堅持著自己的錯誤觀點。

王明講完了，毛澤東針對王明的講話作了講話，他不尚空談，也沒有慷慨激昂，更不是聲色俱厲，而是慢慢地擺事實講道理。他說：

“黨的歷史上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黨、對蘇維埃根據地和對紅軍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白區百分之百損失了，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區和蘇區犧牲了不計其數的好同志，把一塊艱苦奮斗建立起來的中央蘇區也丟掉了，這是對中國革命犯下的大罪。”

“‘左’傾機會主義者比豬還蠢。一頭蠢豬總想用嘴拱破菜園的籬笆，拱進菜園去偷吃菜，但是它被菜園的主人用棍棒打出來后，它第二次就不會再從原地拱進菜園去偷菜吃了，它會換一個地方再拱進菜園去偷菜吃。可是我們的‘左’傾盲動主義者，今天喊要打長沙，明天喊要打南昌，還高喊要攻打武漢、上海等大城市，已被打得頭破血流，犧牲很大，還是硬要去攻打城市，不知道轉個彎。你們看，‘左’傾盲動機會主義路線者，是不是比豬還要蠢？”

毛澤東的話引得學員們哄堂大笑。

10月3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并告陳毅說：

“1、中央決定你來延安一次，諒已收到電報，并希望你能參加七大。2、動身時望帶一可靠電臺。3、何時可以動身盼告。”

10月7日，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3人同王明進行了一夜長談。毛澤東對王明說，抗戰初期，你在武漢工作期間，對形勢估計樂觀；在國共關系問題上，忽視在統戰中的獨立性和斗爭性；在軍事策略問題上，反對洛川會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在組織問題上，長江局與中央關系極不正常，不經中央同意，用中央名義發了許多文件，這都是不對的。

王明不僅拒不承認錯誤，反而批評了中央的方針政策，他說：

“我黨已處于孤立，與日蔣兩面戰爭，無同盟者，國共對立。原因何在？黨的方針太左，新民主主義論太左。新民主主義是將來實行的，現在不行，嚇著了蔣介石。”“我們與蔣介石的關系應當是大同小異，以國民黨為主，我黨跟從之。”“我黨的黃金時代是抗戰之初的武漢時期，1937年12月會議前和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以后這兩頭的政策皆是錯誤的。”

王明最后表示，決心與中央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

10月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王明、任弼時、王稼祥、張聞天、康生、陳云、凱豐參加了會議，李富春、王首道、胡喬木列席會議。

王明重申了他在7日談話中的看法。他還堅持為武漢時期的錯誤辯解，說他“總的路線是對的，只是個別問題有錯誤，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他還說，有的也是別人負責造成的。

王明的發言當即受到與會者的批評。

毛澤東發言通報了7日晚上4人談話的情況。批評了王明的錯誤。他最后說：

“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展開討論，王明同志提議檢查中央政治路線，我們要提前討論一次。關于蘇維埃后期錯誤問題，停止討論。希望王明對六中全會以前即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明。”

王明聽說要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明他在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并在政治局進行討論。一氣之下，肝火上升，心跳加快，扁桃腺發炎。

10月10日，黃有鳳和趙雪明在中央軍委辦公樓2樓舉行婚禮，毛澤東作為他們的證婚人出席了他們的婚禮，還送給他倆兩瓶延安大生產時期自產的紅葡萄酒和一床碎花洋布被子。

10月11日，毛澤東復電劉少奇說：

“七大大約還需等半年才開，甚望你能到會，請與陳、饒（姚）各同志商，能否在兩三個月內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問題，兩三個月后動身來延安參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養，即在延安指揮華中。華中我軍主要是對敵偽分散作戰，你來延安指揮華中，似對華中工作不會有大損失，而你的身體得到休養，則大有益。以上請考慮見告。”

10月12日，毛澤東專門為書記處會議準備了一個講話提綱。

可是，此時的王明知道大勢已去，便宣布有病請假，不參加會議了。書記處會議繼續召開，毛澤東說：

“王明同志在武漢時期許多錯誤，我們是等待了他許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現在還沒有向國際報告過。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談過幾次，但還沒有談通。現在又提出對目前時局的原則問題，我們大家來討論是好的。”

10月14日，王明住進了中央醫院。從此，他借口養病，長期不參加中央會議和整風運動。有一天，康生見到了江青，他說：

“王明同志在醫院里住著養病，他幾次捎話，想見見毛主席。你看怎么辦？以我的意見，要是主席不忙的時候，可以去看看他。不管怎么樣，這個人總可以當全黨的反面教員吧。”

江青將康生的話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

“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們有能力的就盡量給他滿足。但是，在原則問題上，不能再遷就他。這個人對他的錯誤是死也不會認賬的，該說的時候，那就狠狠地碰他幾下。”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讓江青代表自己和王明打交道。江青知道王明是個能言善辯難纏的主兒，所以她決定，在王明面前要表現得體，不卑不亢，顯示出毛澤東的風度和氣量。王明見江青來看他，就問道：

“老毛的身體還好吧，你在他身邊，他的健康就交給你了。”

江青說：

“你放心，他現在的精神好了，沒有人再給他找麻煩，身體自然會健康。他那個人，可能你也知道，不是得理不饒人的人。他很懂得馬克思所說的那句話，無產階級不解放全人類，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夠團結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一起工作，即使過去意見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異，不計較以往。”

“看來你對老毛的了解，要比我們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我對主席是了解的。他對你的才華和水平評價很高。盡管你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意見不一致，并不影響你們可以成為很好的同志和朋友。全黨都希望你們在這次整風后，會出現一個大團結。分清了路線是非，不就可以在正確的基礎上攜手前進嗎？自古來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無君子。我看，我們黨內都是正人君子吧。”

“是的，是的，我對毛澤東同志是尊敬的，畢竟他把這支紅軍力量挽救過來的嘛。請你回去轉告他，過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長長短短，都不要說了吧。還是我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那句老話：在我們面臨新的任務的時候，翻騰老賬沒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見王明的真實嘴臉終于露出來了，就也平靜地說：

“延安整風既不是翻老賬，也不是計較個人的恩恩怨怨，而是為了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這對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來說都很重要。特別是對于新入黨的同志，更是一次很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這一點，毛澤東同志說的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說：經驗是一種寶貴的財富，教訓也是一種寶貴的財富。不經受這兩種教育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

王明沒有想到江青說出了這一番大道理，他不想再談下去，于是就轉換了話題，說道：

“江青同志真是一個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這樣會說話的人，是很幸福的么。難怪有人對我說，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個賢內助。雖然我們見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來交談，今天還是第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觸了。”

江青是得理不饒人，她笑著問道：

“這是你的心里話嗎？我可是討厭兩面派。張國燾也吹捧過我，后來又罵我是戲子，說我是靠毛澤東往上爬的演員。不錯，我是在舞臺上演過戲的人，這總比一直在生活中演戲的人好得多吧？舞臺上演戲是藝術，生活上演戲的人是什么？是騙子，是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騙子！”

王明簡直是哭笑不得，無奈地點點頭，說：

“對，很對。看來這是老毛讓你給我上了一堂課嘛。不過也好，我總算領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干脆裝出很認真的樣子，說：

“我這個人能有什么水平呀，主席還說他是個土包子，我最多也只是個半土半洋的包子。你們從蘇聯回來的人，見過大世面，才是貨真價實的洋包子呢！”

王明有點坐不住了，他站起來做出送客的姿態，走到江青面前神秘地說：

“有句話請你回去轉告老毛，康生這個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過多年的交道，他是一個不忠誠的人，老毛遲早是要受他害的。”

江青問：

“有什么根據嗎？”

王明不愿意再談下去，只是說：

“蘇聯的同志在康生臨離開莫斯科的時候說過這樣的話。我是從黨的事業出發才講這個意思的，還是請老毛多做參考。”

江青回到家里，向毛澤東匯報了她和王明的談話，說到康生的時候，毛澤東笑了笑說：

“康生是個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反對康生，我們不要上他的當。康生在上海臨時中央的時候，就是搞黨的情報和鋤奸反特的領導人，敵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現在是別有用心的，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對的人，我們都要團結。他這么一說，反而提醒了我。”

后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經常到醫院或家中去看望王明，及時解決他在醫療中遇到的問題。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還專門到醫院，囑咐院長傅連暲要認真負責。傅連暲親自掛帥，擔任王明的主治醫師，選擇金茂岳大夫擔任他的助手。

金茂岳，1935年畢業于山東齊魯醫科大學，1938年赴延安。先在邊區醫院，后調入中央醫院，任婦產科和外科主任。

金茂岳提出自己是學婦科的，不宜擔當傅連暲的助手。李富春、傅連暲考慮，在大夫中間，金茂岳名氣最大，而且上下間人際關系也好。于是進一步做了金大夫的思想工作，事情也就這樣定下來了。

王明剛住院時，經醫生查明是心臟不好和扁桃腺發炎。住院不久，又發現了大便秘結和卡塔爾性黃膽。當時的傳統療法是，凡肝膽病都用甘汞，外加靜脈注射葡萄糖。治了兩個星期后，王明病情有了好轉。金茂岳通知護士停止服用甘汞。結果，他只通知了白班護士，沒有通知夜班護士。

那時的中央醫院，也沒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每個人都憑著一腔熱血工作。1942年前后，在知識分子群中，思想上一度有很大波動，對延安不滿的情緒，也勢必影響到工作上。再加上每天上午醫院都要關門參加整風，醫生和護士交接班制度，也一度松了下來。

金茂岳除了給病人治病外，還要領導他所在科室進行整風，對病人的護理記錄忘了檢查。白班護士也忘了告訴夜班護士，每個人所關心的是如何寫整風學習心得。王明繼續服用甘汞，病情開始加重。西醫治療無效，請來中醫李鼎銘先生，服用幾劑中藥，始見好轉。經化驗檢查，查出王明尿液中有汞。于是，王明說金茂岳用藥害他，把他告到了中央。

中央得知此事，命傅連暲組織人會診，把問題查清楚。經檢查會診，確認金茂岳失職。金茂岳感到問題嚴重，得罪了一名中央高干，又痛心又害怕。于是，私下向王明承認過失，賠禮道歉，并跪在王明床前，喊王明“哥哥”，請求原諒。金茂岳邊說邊落淚。王明的警衛員巴方廷，實在看不過眼，把金茂岳拉起來，勸走了。 

王明是欺軟怕硬的主兒，一個勁兒向中央告金茂岳的狀，理由是，金茂岳是否是國民黨派遣的特務。中央收到王明的控告信后，責成中央社會部調查金茂岳，并組織全延安著名醫生為王明會診。

后來在1943年7月，金茂岳被拘留審查，被迫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直到1945年，才澄清金茂岳根本沒有任何政治問題，只是一次醫療事故，這才又重新恢復了他的工作。

在批判王明路線時，還有一個與金茂岳的遭遇完全不同的趣人趣事，他就是不是王明的王明。這個王明也就是1955年授上將銜的王平。

王平，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陽新縣，原名王惟允。他參加紅軍時，連長是廣東人，點名叫王惟允時，常常喊成“王翁翁”，王惟允無奈，只得改名為王明。此時，黨內軍內批判王明路線，此王明一說到彼王明，也難免拗口，于是又改名為王平。后來毛澤東知道后也覺得非常有趣。有一次他召見王平，還談起了此事。談話結束后，毛澤東揮筆為王平寫了一紙任命書：命令賀晉年任27軍軍長，王平任27軍政委。  毛澤東

且說1941年11月6日，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在延安新落成的參議會大禮堂開幕。到會參議員219名，其中18名為候補參議員。晉冀豫、膠東、魯西、華中、蘇北等敵后根據地也派代表參加了會議。

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出席了開幕式，晉西北行署主任續范亭、國民黨駐第18集團軍高級聯絡參謀陳宏謨、周勵武、郭亞生也出席了開幕式。

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發表了30分鐘的演說，他說：

“參議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他人、壟斷一切的權力。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

“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就是要團結全國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和全國一切抗日的黨派、階級、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漢奸，都要聯合一致，共同奮斗。”

毛澤東還批評了一部分共產黨員，不善于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還保存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作風，他說：

“要徹底根除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作風，善于同黨外人士合作，要保證除漢奸和破壞抗戰與團結的反動頑固派以外的所有人，都有說話的自由，說對了，我們應該歡迎，學習別人的長處；說錯了，也應該讓人說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釋。”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為著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別是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產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

“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的中產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力，想要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只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共產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人士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人士合作，現在，就應該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

“這里以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現在全國要辦新民主主義，有沒有一個樣子呢？我講已經有了，陜甘寧邊區就是模范。”

毛澤東熱情地希望參議員們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為減輕群眾負擔，克服目前困難，堅持長期抗戰，獻計獻策。

在開幕式上聆聽毛澤東演講的參議員中，有一位個子矮小、兩眼炯炯有神、拄著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縣參議會議長、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議員李鼎銘先生。

李鼎銘，原名豐功，1881年出生于陜西省米脂縣一個中農家庭。1903年赴綏德應試，取為廩生。后來曾做過榆林中學的教員。1913年，他在擔任米東區區長期間，利用臨水寺廟產，創辦了米脂縣第一所國民小學，自己兼任校長。1923年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長職務；1926年因病返里，專心研究醫學，對中醫中藥的掌握和使用比較精通。1930年后，李鼎銘住米脂縣城，開業行醫。李鼎銘為人耿直，同情農工，熱愛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政策。1941年，他作為開明紳士的代表，被選為米脂縣參議會議長。

李鼎銘這是第一次看到毛澤東，第一次聆聽毛澤東演講，內心非常激動。他覺得毛澤東的話，是這樣透徹，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11月7日，毛澤東為了更加有效地粉碎日軍頻繁而殘酷的“掃蕩”，代表中央軍委發出《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他在指示中說：

“抗日根據地的對敵斗爭，進入了新的更激烈的階段，我軍人力、物力、財力及地區之消耗均很大。在這一新階段中，我之方針應當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分散的游擊戰爭，采取一切斗爭方式，即從最激烈的武裝斗爭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兩面派的方式，與敵人周旋，節約和保存自己的實力，以待有利的時機。”

毛澤東還指示說：

根據日軍進攻的特點，每個根據地的軍事機構均應包含3部分：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目前軍事建設的中心注意力，應放在地方軍及人民武裝的擴大與鞏固上。”

只有依靠群眾，民兵及部隊之抗日堅決性、積極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眾性的土制武器，手榴彈、地雷、土槍、土炮等，使敵人到處疲于奔命，才是今天堅持敵后艱苦斗爭的唯一道路。

再說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政會上，隨著會議的一步步展開，李鼎銘看到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不但參加大會、小會，而且還找一些參議員談話，仔細聽取對政府的批評建議，他深深地感覺到共產黨與黨外人士合作是真誠的。于是，他根據陜甘寧邊區的財政困難和老百姓負擔過重的狀況，決定向大會提交一個“精兵簡政”的提案。一些民主人士因對共產黨能否采納建議持懷疑態度，曾數度勸阻他不要提出這樣的提案。但是李鼎銘還是以主人翁的責任感，毅然決然地和姬伯雄等幾位參議員聯名擬出了“精兵簡政”的提案，其內容大略曰：

提案：政府應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

理由：軍事政治之建立，必須以經濟力量為基礎，在今日人民困苦、資源薄弱之狀況下，欲求不因經濟枯竭而限制軍政發展，亦不因軍政發展而傷害經濟命脈，惟有政府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量入為出，制定預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發展之效果。

辦法：1、政府應根據客觀物質條件及主觀經濟需要而提出計劃經濟，以求全面提高生產力，改善經濟條件，加強經濟基礎。2、在現有經濟基礎上，政府應有量入為出的統一經濟計劃。3、在財政力量范圍內和在不妨礙抗戰力量條件下，對軍事實行精兵主義，加強戰斗力，以兵皆能戰、戰必能勝為原則，避免老弱殘疾、濫竽充數現象。對于政府應實行簡政主義，充實政府機構，以人少事精，勝任職責為原則，避免機關龐大，冗員充塞，浪費人力財力現象。4、規定供給條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給及消耗。5、提供節約、廉潔作風，避免不應有的浪費現象。

李鼎銘等人的提案提交大會秘書處以后，果然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議。他們認為，“提倡精兵主義，部隊就不能發展”。在抗戰救國的緊急關頭，敵人以大量的兵力向我們進攻，實行精兵簡政，豈非束手就擒嗎？有的人甚至懷疑李鼎銘提出這個提案的動機不良。

11月14日，毛澤東以他和朱德、彭德懷的名義，從延安給在重慶的馮玉祥發去賀電，祝賀他60壽辰。重慶《新華日報》刊登了各方面發給馮玉祥的賀電、賀詞和壽文。周恩來代表中共著文并題寫“壽馮煥章先生六十大慶”。

馮玉祥曾多次派人到周恩來住處，征詢革命道理和商討抗日的主張。他在三戶印刷廠秘密印刷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文章。他還營救過胡志明和不少中國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

且說在一個隆冬的夜晚，西北風呼呼地刮著，陣陣寒意透過薄薄的窗紙襲來。毛澤東在微弱的燈光下，反復翻看著引起爭議的李鼎銘那個“精兵簡政”的提案，用紅筆把重要的段落圈起來，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邊還加上一段批語：

“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進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

不久，李鼎銘登上參政會講臺發言，正式將“精兵簡政”這一提案提交大會討論。他剛發完言，毛澤東就站了起來，一邊鼓掌一邊走到臺前，對這一提案表示極為贊成。他極其深刻而生動地闡述了實行精兵簡政的必要性，對一些不正確的批評進行了反批評。他還說：

“正像人穿衣服，冬天穿得多，隨著天氣氣溫逐漸升高，衣服就逐漸地脫了下來，到了夏天就穿的很少了。在抗戰初期，采取精兵主義自然是不對的，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全面抗戰已經四五年了，人民生活有很大困難，而我們的大機關和不精干的部隊，已不適應今天的戰爭環境。教條主義就是不管環境變了，還是死啃不合時宜的條文。”

毛澤東又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情緒提出了批評，他說：

“我們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論誰提出的意見，只要有利于抗戰，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辦。”

欲知李鼎銘的提案能否被大會通過，請看下一章內容。

 

 

 

第149章

“那個老鄉很有覺悟，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

的氣，受老兵的欺壓，他們敢怒而不敢言。現在他敢向我們一

個分區的司令員提意見，敢批評這位‘長官’，你們看這有多

好！這是多么了不起的變化！”

話說1941年11月21日，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舉行閉幕式，毛澤東提出請續范亭講話。續范亭站在主席臺上，懷著激動的心情說道：

“我奔走了幾十年，始于今日，目睹邊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真正看見了新中國的光明前途。將來的中國是勝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獨立富強的。因為我們有了共產黨的保障，中國勞苦群眾先進人士的保障，毛澤東政策路線的保障。我們應該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

李鼎銘等人的“精兵簡政”提案，獲得165票的多數擁護獲得通過。

大會選舉高崗為邊區參議會議長，選舉安文欽、謝覺哉為副議長。

大會選舉了邊區政府領導人員，邊區政府委員會由18名委員組成，他們是：林伯渠  李鼎銘  高自立  南漢宸  蕭勁光  賀連城  劉景范  馬明方  柳湜  霍子樂  那素滴勒蓋（蒙古族） 畢光斗  蕭筱梅  高步范  楊正甲  馬生福（回族） 高崇珊  徐特立

在以上18人中，其中有共產黨員7名，超過了“三三制”的規定，徐特立當即申請退出，經大會同意，依次由非黨人士向文煥遞補為委員。   

經毛澤東提議，大會選舉林伯渠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李鼎銘為副主席。

參政會結束不久，李鼎銘由米脂搬家到延安，將全部家產獻給了政府。一天黃昏，毛澤東派車接李鼎銘到楊家嶺，親切地把他迎進窯洞里，問他搬家的情況。他說，把家產全部獻給了國家。毛澤東說：

“留一點吧。”

他說：

“一點也不留。”

毛澤東哈哈大笑，說：

“你真是開明人士。”

毛澤東對李鼎銘非常關懷，李鼎銘每次到楊家嶺，毛澤東再忙，也要接見他，給他講國內外抗戰的形勢。毛澤東還到邊區政府看望他，指示有關部門對他生活上加以照顧。李鼎銘的大兒子在國民黨統治區當差，他想叫兒子棄暗投明，回延安參加革命工作，經毛澤東同意，邊區政府派人帶著他寫給兒子的親筆信，經過一番周折，把他的大兒子全家接回了延安。李鼎銘看見兒子安全回來，滿面笑容，高興地說：“共產黨真行！真行！”

按照邊區政府組織法規定，邊區政府作出的重大決定，發布的命令和布告，除了邊區政府主席簽署以外，還需要邊區政府副主席副署。這樣，問題就出來了，黨內有一些人本來就不愿意同黨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可是現在辦起事來還需要請示李鼎銘，他們就更不高興了，于是就采取了排斥態度，公開表示不愿在黨外人士領導下工作。

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對此很不滿意，他說：“同級把我當客人，下級把我當傀儡，黨只有包辦，政府不能決定政策，把我當擺設。”他甚至說，要辭職回家行醫。

中共方面領導人林伯渠、李維漢等人感覺到，邊區政府“三三制”政權中出現的這些矛盾，主要責任在共產黨員。于是，他們就到李鼎銘家登門拜訪，聽取李鼎銘的意見，虛心接受了他的批評，作了誠心誠意的自我批評，說明了共產黨同黨外人士合作的宗旨，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強對工作人員的教育，注意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和錯誤。

后來，林伯渠、李維漢將這些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還談到邊區實行“三三制”政權，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現在經過不斷改進工作，使黨員與黨外人士的合作較好地開展起來，李鼎銘、安文欽等黨外人士也有了“邊區立場”。毛澤東聽了非常滿意，他說：

“對于黨外人士的議論和批評，都要重視，凡是對的，就要研究解決，一定要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好黨外人士，這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條件。”

此后，毛澤東和李鼎銘的接觸越來越多了。有一段時間，毛澤東在長征途中所患的風濕性關節炎和胃病，發作得特別厲害，胳膊都疼得抬不起來，吃了不少西藥也不見效。李鼎銘先生精通中醫，他到楊家嶺看望毛澤東，聽說了毛澤東的病情后，立即給毛澤東切脈看病，他說：

“不要緊，吃3服中藥就好了。”

此時，中西醫之間矛盾很尖銳，西醫說中醫是封建迷信，瞧不起中醫。毛澤東身邊的醫生也不同意他服用中藥。毛澤東不聽，他說，還是試試看吧。他堅持吃中藥，同時接受李鼎銘的按摩治療。3服中藥吃完了，病痛果然全消失了，胳膊也活動自如了。

毛澤東多次與李鼎銘談論中藥的性能、治病的道理和方法，討論中醫發展的前景。有一次，毛澤東問李鼎銘說：

“現在，延安有些西醫看不起中醫，你看邊區的醫藥衛生事業應該如何發展？”

李鼎銘答道：

“中西醫各有長處，只有團結才能求得共同發展和進步。”

毛澤東高興地說：

“你這個想法很好！以后，中西醫一定要結合起來。”

此后，毛澤東有病時，常常請李鼎銘給他開中藥處方。他還在一些會議上，談中醫的好處，稱贊李鼎銘先生醫術高明，要求大家尊重、愛護、扶持中醫。他還說：中西醫之間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實行中西醫結合。他又把李鼎銘介紹給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謝覺哉、王稼祥等中央領導人看病。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邊區成立了中醫保健站，中西醫協會。李鼎銘不僅兼任中醫訓練班主任，還在1945年成立陜甘寧邊區中醫研究會時，被推舉為會長。

再說11月21日，毛澤東為了調動根據地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他在一份黨內指示中強調說：

“在土地關系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使農民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過活。在勞資關系上，我們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

毛澤東鑒于戰爭造成陜甘寧邊區勞動力銳減，農業生產縮小。他為解決這一問題，采取了3條措施：一是大量吸收移民和安置難民。二是動員和組織婦女參加生產勞動。三是厲行“精兵簡政”政策。

11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高級學習組組織條例的規定》，建議各地根據高級學習組成員的情況，把高級學習組成員分成政治組與理論組，前者以研究實踐為主，后者以研究思想方法為主。

此后，重慶南方局根據中央通知，成立了以周恩來為組長、董必武為副組長的包括25人的重慶高級學習組。

11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中央軍委2局的機關干部們習慣地在晚飯后來到延河邊，有的滑冰，有的散步漫談。

一輛大卡車呼隆呼隆地由遠而近開來，到了延河中間，冰層突然裂開，車子的兩個前輪陷在河里不能動彈了。兩個警衛員敏捷地從車上跳下來，走到前面的駕駛室邊打開車門，從駕駛室里走出一位年約50開外身材非常魁梧的人。

“哎呀，是毛主席！”

河邊上的人們不約而同地驚呼起來，大家飛快地向汽車奔去。毛華初也擠了上去，向毛澤東道一聲：“伯伯好！”

“好！”毛澤東笑著大家揮手致意說：“大家好！”

毛澤東當晚被安排在2局機關4科院內的辦公室里休息。

第二天上午，太陽出來了，照得2局機關院子里暖融融的。干部們集合在院內，擠得滿滿的，大家喜氣洋洋，談笑風生。

大約在10點鐘，中央軍委2局局長曾希圣陪同毛澤東來到院子里，只見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舊藍布中山裝，左右膝蓋上補了兩個大補丁。人群中頓時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人們紛紛議論說：“后勤部門為什么不給主席做一套新棉衣服？天這么冷啊！主席多么艱苦樸素啊！”

毛澤東在一張方桌前坐下來，曾希圣亮了亮嗓子，大聲說：

“同志們！今天大家都高興，毛主席去馬家溝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后，路過安塞，專門來看望大家。現在，請毛主席作指示。”

毛澤東在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中站了起來，親切地向大家問好。他接著給大家講述了國內外的形勢，他說，中國人民只要一致抗日，日本帝國主義就一定會失敗，中國人民就一定會取得抗戰的勝利。

毛澤東講了大約半個鐘頭，他最后說：

“同志們，你們的工作很重要，你們是黨的耳目，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很重視你們的工作，沒有你們提供準確的情報，我們就不能知己知彼，運籌帷幄，就不能指揮打勝仗。你們都是無名英雄，一個人的作用等于1個師的作用。你們要當無名英雄，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還以詼諧的語調對大家說：

“你們是無名英雄，我認為一個人還是做無名英雄好啊！你們看，我因為有了點名氣，就不方便了。敵人算計我，警衛員要保護我，我的行動就不那么自由了。所以我說，為了黨的事業，我們需要千千萬萬的各行各業的無名英雄，去工作，去戰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這樣，我們的革命就一定會勝利，我們的事業就一定會早日實現！”

毛澤東的講話結束了，大卡車開來了，他揮手與大家告別，在熱烈的掌聲中，從容地走進駕駛室。人們目送著汽車，駛向茫茫荒原。

1941年12月7日，日軍突然襲擊美國在太平洋夏威夷瓦胡島上的珍珠港海軍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12月8日，日本公布了天皇詔書，對英美宣戰；接著，德國對美國宣戰；英美也宣布對日本進入戰爭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了。

12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據地發出“精兵簡政，發展經濟”的指示。

《解放日報》也先后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和題為《精兵簡政》等5篇社論，號召各地厲行精兵簡政。

早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閉幕后的第6天，邊區政府便召集政務會議，專題討論如何執行精兵簡政。會上決定成立編整委員會，首先調整各級組織機構和干部配備。隨后，邊區政府發出訓令，要求縮減機關人員，把多余的機關加以裁減或歸并，做到精干、靈活。

12月中旬，編整委員會擬定出編整方案，制訂了邊區縣政府、區公署和鄉鎮政府3個組織暫行條例。

12月16日（一說6日）早晨，毛澤東在傅連暲的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淌過一條小河，從楊家嶺來到中央醫院看望王觀瀾。

嚴重的失眠，已經使王觀瀾連續幾天幾夜沒有睡好覺了，他頭疼難耐。毛澤東走到他床前，在一條窄條板凳上坐下，親切地安慰道：

“觀瀾同志，不能睡就靜靜地躺著，不要著急，總會睡著的。”

毛澤東回到住處，又給王觀瀾寫了一段話：

“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著急，讓體內慢慢生長出抵抗力和它作斗爭，直至最后戰而勝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讓醫生處治，自己也無所用其著急，因為急是急不好的。對于病要有堅強的意志，但不要著急。這是我對于病的態度。書之以供王觀瀾同志參考。”

12月21日，《解放日報》發表題為《決定鋤奸政策的出發點》的社論，社論說：抗日根據地的反特斗爭取得顯著成效，被國民黨派往抗日根據地的特務原形畢露，紛紛落網。

是年12月，由毛澤東主持編輯的《六大以來》正式出版，內容包括從1928年6月中共“六大”至1941年11月間的557個文件。這部大型資料是整風準備階段高級干部學習的主要讀物。

194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楊家嶺召開新年團拜會，陳云在團拜會上講話說：

“中國共產黨成立已經20多年，經歷了各種嚴峻的考驗，有成功，有失敗。現在看來，最大的成績就是我們黨培養出了一個領袖，我們選擇了這個領袖，他就是毛澤東同志。”

1月，陜甘寧邊區經過一系列的宣傳和準備工作，第一次精兵簡政開始了。后來經過4個月的努力，共裁減合并機構百余處，各級政府工作人員減少了24％。但是，這次精簡，只能說在“編”上作了一些工作，還未做到切實的“整”。不僅機構還未臻完善，人員也未充分合理調劑，工作還有許多繁瑣的地方，公文仍然太多。

1月13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電示劉少奇、陳毅、饒漱石說：

“中央決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參加七次大會。少奇同志來時，由饒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書記并代理新四軍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將工作交代，攜帶電臺，動身回延。何日可啟程，望告。”

1月17日，毛澤東親自為《文化課本》寫了一篇序言，他寫道：

“一個革命干部，必須能看能寫，又有豐富的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以為從事工作的基礎與學習理論的基礎，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論也才有學好的希望。沒有這個基礎，就是說不識字，不能看，不能寫，其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限于直接見聞的范圍，這樣的人，雖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雖然也能學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學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有大批精明忠實但缺乏文化基礎的干部，將來也必然還會有大批這樣的干部，他們急切需要解決文化基礎問題，但課本問題遲遲沒有解決。現在文化課本出版了，這是一大勝利，這是凱豐、徐特立、范文瀾諸同志的功勞。不管課本內容還須隨時改正缺點，推陳出新，但有了這個課本，就打開了學習文化的大門。文化課本的出版，是廣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們大群的干部會以極大的熱忱來歡迎這個課本的。”

1月23日，毛澤東指示陜甘寧邊區八路軍留守兵團和保安部隊，學習中國共產黨紅軍第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主要有《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擁護中央對機會主義及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案》、《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系問題》。

毛澤東要求：將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打印數千份，發給留守部隊及晉西北部隊干部，下至連長一級，每人一本。還要求發一通知，叫他們當作教材，加以熟讀，各級干部均需熟讀。以便進一步肅清“左”傾錯誤殘余及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部隊中的影響。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議說：

“同意毛澤東指出今后《解放日報》應從社論、專論、新聞及廣播等方面，貫徹黨的路線與黨的政策，文字必須堅決廢除黨八股。”

1月28日，毛澤東主持制定并頒發了《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規定》及3個《附件》。

在減租減息政策執行過程中，曾一度出現了兩種偏向，一種有些不明大義的地主借故不實行減租；另一種是有些農民不交租交息，甚至要求沒收地主土地和廢除債務；尤其是黨內一些負責人，在國民黨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后，出現了“左”的傾向，在農村“過分打擊地主”，對地主采取過火行為的問題很突出。因此，《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規定》及3個《附件》，對減租減息的數額作了更詳細、更具體的規定。

1月底，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周文寫信給毛澤東，提出延安的文風充滿八股味，有冗長沉悶之感，希望對文風進行改革，并提出了他自己對改革的意見。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復函周文，他寫道：

“來信收到，并已轉中宣部、解放報各同志閱。你的意見很好，我們正著手改革，并準備專為此事開一次干部會。望你們向解放社寫些關于此問題的文章，打擊黨八股和新文言。”

2月1日，中共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他站在講臺上講，禮堂里還沒有座位，與會者也都是站著聽。

毛澤東在演說中明確提出了整頓三風的任務。他說：

“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主觀主義的毛病。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宗派主義的毛病。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黨八股的毛病。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風了。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

“這三股歪風，有它們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占全黨統治地位的東西，但是它們還在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說明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的作風的任務。”

“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評缺點的目的，好象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于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愿意醫治，愿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為一個好同志。”

據溫濟澤回憶說，毛澤東在講到反對主觀主義時說了一句令他為之一驚的話，毛澤東說：“你們當中也有30年代在上海做過工作的吧？有些人比豬還笨。你們每逢一個紀念日，都要去示威，明知敵人已經有準備了，要逮捕人，你們還是不顧一切。你們看，豬在豬圈里，哼哼著向前走，碰到墻還知道回頭，可你們明明知道要遭敵人逮捕，也不回頭。這不是比豬還笨嗎？”溫濟澤還說：毛澤東的這句話“在解放區出版的老本子上有過。很多人都聽到過這些話，我是親耳聽到的。話說得不太好聽，但有分量，給我的感受也很深。接著，毛主席又講到了什么是理論家，什么是知識分子等問題。講到理論與理論家，毛主席說：‘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員，卻對于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只能記誦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的結論和個別的原理，那么，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一個人只知道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吧。’”

2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指示中說：

“減租是減今后的，不是減過去的，減息是減過去的不是減今后的，大體上以抗戰前后為界限”。

不久，毛澤東又向全黨發出指示，要求各根據地的領導機關必須責成各級黨政機關，檢查減租減息政策的正確執行情況，將減租減息列為“克服困難，迎接光明”的十大政策之一。指示還強調說：正確貫徹減租減息政策的關鍵是農村充分宣傳群眾，廣泛發動群眾，使黨的減租減息政策變為農民群眾的要求，決不能由干部包辦代替，讓群眾認為是政策的恩賜。只有在發動群眾積極性的基礎上執行減租減息的政策，才能使這一政策得到正確的貫徹，減租減息的成果才能鞏固。

毛澤東認為減租減息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它比“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后退了。但為了推動國民黨抗戰，又使解放區的地主減少其對于發動農民抗日的阻力，這個讓步是必要的、正確的。“這是目前中國最革命的政策”。

2月8日，中央宣傳部和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有黨內外高級干部和從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編寫工作的人員參加的大型宣傳工作會議，與會者共有800余人。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反對黨八股》的演說。他說：

“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以清算，那么它們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他們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于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最后地‘將一軍’，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己看，那倒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人數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淺。如果還要貼在墻上，或付油印，或登上報紙，或印制一本書，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響許多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卻總是想給許多人看的。”

毛澤東說：黨八股的第3種表現是：“有的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

他順便把鐘靈1938年在延安城墻上寫標語的事，作為實例講了出來。原來鐘靈在寫“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戰勝利”這個標語時，感覺繁體字的‘農’與‘工人’兩個字，從美術的角度來看不太對稱，于是，他靈機一動，把‘工人’二字寫成了隸體字。毛澤東有一次從城墻邊經過，一眼就看到了這條將‘工’字中間拐個彎、‘人’字一捺上加了3撇的標語。

毛澤東接著說：“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卻要寫在抗日時期延安這地方的城墻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

毛澤東還說：

“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么，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啟發，拿不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

毛澤東在會上還散發了題名為《宣傳指南》的小冊子，他勸到會的人們多看幾遍。

2月13日，毛澤東致電陳毅、劉少奇說：

“少奇返延，須帶電臺，并帶一部分得力武裝沿途保衛。”

2月15日，延安美協在聯防司令部附近的軍人俱樂部新建的3間窯洞里主辦諷刺畫展，展出作品70余幅，作者是張諤、華君武、蔡若虹3人。《解放日報》對畫展進行了報道。報道中說：

“邊區美院的畫展，參觀者絡繹不絕。參展的作品主要是針對延安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黨八股、戀愛、開會不遵守時間、亂講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現象而發的。可謂對癥下藥，切中要害，妙筆橫生針砭各至。參觀同志，無不同聲稱快，流連欣賞。”

華君武等人的諷刺性漫畫，在延安引起了爭議，毛澤東就派舒同去找他們談話，了解情況，支持華君武。

毛澤東、王稼祥在畫展的第3天，前往觀看。這天正好是華君武值班，他陪同毛澤東等人參觀畫展。毛澤東對這些諷刺畫看得很認真，很仔細，一張一張的看過去，遇到那些看不出其所表現的主題思想的畫，就問華君武：

“這是什么意思？”

聽華君武作了解釋，他就點點頭。他看了有些畫，禁不住笑起來，看到有的畫則不笑不問就走了過去。看完以后，華君武送毛澤東出門，他誠懇地說：

“請主席批評。”

“漫畫還要發展。”

毛澤東只是說了這么一句就走了。

欲知毛澤東后來如何關注文藝界的活動，請往下看。

 

 

 

第150章

“我們要不要自我批評？要的。如果一個黨沒有自我批評，

這個黨的生命就停止了。”

話說1942年2月中旬，林彪從蘇聯回國，在西安乘坐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汽車回到了延安。

這天早上，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師哲剛走出窯洞，與毛澤東不期而遇。毛澤東和師哲邊往山下走邊說：

“林彪同志回來了，我去接他。”

師哲感到很意外，他心里想：朱德從前線回來，周恩來、任弼時從蘇聯回來，主席都沒有去接他們。1940年周恩來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毛澤東通了話，第二天早上八九點鐘，毛澤東還在睡覺，只有李富春前往迎接，而且他去主要還是為了接他的夫人蔡暢；過了好幾天，中央組織部才在楊家嶺山下的沙灘上為周恩來等人開了一個歡迎會。而今天主席竟要親自去迎接地位遠比朱德、周恩來、任弼時低得多的年輕人林彪，師哲感到實在不可理解。

師哲陪同毛澤東在一個院子里等了一會兒，一輛大卡車開來了，林彪下了車，毛澤東迎上去和他緊緊握手。林彪看見師哲也在一旁，就用另一只手和師哲握手，毛澤東問：

“怎么，你們也認識？”

毛澤東拉著林彪回到自己的窯洞，吩咐伙房為林彪搞飯吃。他還讓林彪住在楊家嶺，靠近他。

毛澤東讓林彪繼續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抗大的學員們都說：“林彪校長確實是我們八路軍高級將領中的一位杰出人才。他并沒有魁梧高大八面威風的大將風貌，而是像拿破侖一樣，個頭不高，像韓信一樣，身體消瘦。但他卻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帥才人物。”

2月17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王實味，在文藝刊物《谷雨》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政治家.藝術家》的雜文，他該文中寫道：“針對我們自己和我們的陣營，”“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臟和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2月18日至19日，八路軍軍政大學教育長、共產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在《解放日報》上連續發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批判葉青關于對毛澤東評價的錯誤觀點。

葉青何許人也？此人乃是國統區的一位文人。1941年秋，葉青在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后，撰文提出了“毛澤東主義”的問題。不過，葉青說“毛澤東主義”是“中國農民主義”，是“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再版”。盡管葉青有偏見，但他卻是在中國而且還是在敵對方面第1個提出“毛澤東主義”這一命題的一位文人。

張如心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中寫道：

“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策略，正是馬列主義理論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2月20日，毛澤東以中央書記處名義致電劉少奇及華中局說：

“1、除呂振羽、賀綠汀外，其他高級文化人亦望抽調一批帶來延安從事學術研究，他們在蘇北游擊環境無研究學術可能，不如來延安成就較大。2、保護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須有得力干部為骨干，須加挑選與訓練。3、新四軍各部及山東部隊的電臺密碼，望少奇督促重新編制，親自帶來。”     

2月20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人，電文中說：近來已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習、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口號。電文中還說：目前以整頓內部、訓練干部為工作的基本中心。

2月26日，周恩來受黨中央委托找王明談話，希望他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反省自己的問題。王明不但不檢查自己的錯誤，反而向周恩來提出質問，仍然以老腔調為自己辯護。王明說：

“我有下列兩點請你考慮給我解釋：1、為什么四中全會決議及9月20日決議是路線錯誤？其具體內容如何？2、即使假定為路線錯誤，為什么這是所謂王明路線？因為我并不是此時期重要決議的起草人，同時，也不是這一時期的黨的主要負責人。當然，我并非推卸責任。”

王明如此態度，周恩來也無可奈何。

2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他結合共產黨歷史實際，從斗爭目標、打擊對象、黨的政治路線3個方面分析了黨史上存在的問題，論述了在整風中研究黨的歷史的重要性以及研究中共黨史的方法。他說：

“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的歷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就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

“研究黨史的根本方法，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通俗地講，叫做‘古今中外法’。”

1942年3月3日，毛澤東以中央書記處名義致電劉少奇說：

“目前山東工作處在比前更加艱苦的階段”，“不僅由于敵人殘酷‘掃蕩’，地區縮小與分割，主觀上亦存在相當嚴重缺點。”

電文中說：山東在執行政策及主力部隊與地方部隊的關系，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的關系，外地干部與本地干部的關系，都存在問題，要求劉少奇在路過山東時，幫助慎重解決。

3月4日，中共中央給各級黨委發出指示，要求動員婦女參加生產，提高婦女參政能力，在婦女團體中實行“三三制”，以調動廣大婦女的生產積極性和提高她們的政治地位。

3月4日，毛澤東在給留守兵團、保安部隊的慰問信中寫道：

“親愛的同志們，擺在我們肩頭的任務是很重大的。完成這些任務，必須要依靠我們全體更加百倍的團結和發揚忍苦耐勞、永不疲倦的戰斗精神意志。我們應當在上下級間，在指揮員與戰士間，在全體人員相互間，認真加強團結友愛、互相照顧的關系，克服其間的任何冷酷、無情、不知友愛和隔閡與不團結現象，在這種鋼鐵般的團結與艱苦奮斗的努力下面，便沒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沒有什么障礙不能戰勝，沒有什么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毛澤東還在信中勉勵部隊指戰員們說：

“要加倍努力生產，大家動手，解決吃穿問題。”

3月6日，林育英因積勞成疾，突發腦溢血，治療無效病故于黃土高原，享年45歲。毛澤東為這位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題寫了挽聯：忠心為國；雖死猶生。

毛澤東親自與朱德、任弼時、林彪、徐特立等領導人一起，為林育英執紼、抬棺、奠土、入穴。林育英被安葬于桃花嶺山頂。

毛澤東為部下如此送葬，乃是他平生中唯一的一次。毛澤東不忘舊情，不能不說是林家歷史上的一大榮耀。

3月7日，《解放日報》社的陳企霞派人送信給丁玲，請她寫一篇紀念“三.八”節的文章。丁玲聯想到延安發生的兩起離婚事件，又想到在文化俱樂部周末舞會上那些打扮得“怪里怪氣”的女人，一股為女人鳴不平而又怒其不爭的情緒一發而不可收拾，連夜揮就一文，定名為《三八節有感》，發表在3月8日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

丁玲在文章中過分地強調延安存在的問題，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社會不良現象，在黨內、文藝界內引起了很大反響。

3月8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題詞：“深入群眾，不尚空談。”

3月11日，《解放日報》第4版出滿百期。丁玲因于3月8日在文藝副刊上發表了“暴露黑暗”的雜文《三.八節有感》，不少人要求處理她。是毛澤東保護了她，只把她調離了崗位，讓她到文協去工作。

丁玲在《解放日報》創刊后一直擔任文藝副刊主編，編輯部里還有劉雪葦、陳企霞等人，有關文藝稿件，幾乎都經博古、楊松過目。博古曾多次對丁玲說：

“《解放日報》是黨報，文藝欄決不能搞成報屁股、甜點心，也不能搞成象延安青委在文化溝張貼大墻報那樣的‘輕騎隊’。”

文藝副刊每周出1至2期，每期約占半個版面。到1942年3月，作家隊伍中已經涌現出了30多位新人，副刊先后收到500多萬字的稿件。文藝副刊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有些稿件沒有把住關，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

且說丁玲離任后，由年僅29歲的舒群繼任文藝副刊主編。舒群提出，自己不能勝任副刊主編，理由是主編工作不好干，丁玲比自己年齡大，水平又高，尚且出了問題，自己年輕，沒有經驗。毛澤東知道此事后，找舒群做思想工作。毛澤東對舒群說：

“要找這么完全的人，這么有能力的人，你給我介紹一位。難道沒有這么一個人，綜合性的副刊就不辦了嗎？全能的人，現在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有。你編文藝副刊，文藝副刊是個點，也是個面。因為你是搞文學的，所以，文學是你的點，文藝是你的面。你也要由點到面嘛。你編綜合性副刊，文藝是你的點，社會科學就是面了。都是先點后面，從點到面嘛！先文學的點后文藝的面；先文藝的點，后社會科學的面。現在，反過來又會促進點，使點深化。只要在工作實踐中學習、提高，由點到面，你就一定能勝任這項工作。”

舒群思考了片刻，欣然接受了任務，他說：

“希望主席給以不斷指導。”

毛澤東點頭笑了。

3月13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說：

“我們正在調查由華中到華北道路上敵人封鎖線的情形、安全保證的程度，俟得復電即行轉告。望你等候這一復電。”

3月1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為改造黨報發出通知：

“把報紙辦好，是黨的一個中心工作。經過報紙來指導各方面的工作。黨報的文字，應力求通俗簡潔，不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眾也可以看。通俗簡潔的標準，就是要使識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識的人們，聽了別人讀報后，也能懂得意思。”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開全院整風運動大會，因院長張聞天外出調查研究，由代理他工作的李維漢在大會上講了話，提出了幾點意見。王實味帶頭反對李維漢的意見，他說：整風就是要整領導人，要割大尾巴。王實味反對指定一部分人當整風委員會的委員，他主張全體委員要由民主選舉產生。

王實味還寫了《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的短文，貼在中央研究院為整風創辦的墻報《矢與的》頭兩期上。他提倡“絕對民主”，鼓動大家“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要檢查自己“是不是對‘大人’有話不敢說？”“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我們的眼光不應只看到本院，更應該注意全延安以至全黨”。

這一天，毛澤東連夜打著燈籠跨過延河來到中央研究院，在王震的陪同下，掌著馬燈，仔細閱讀了王實味發表在墻報上的材料。王震發脾氣說：“我們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實味這樣的人卻在后方這樣諷刺挖苦我們的領導干部，攻擊我們的黨。”

毛澤東看了墻報，什么也沒有說就走了。

3月19日，劉少奇同隨行到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軍115師教導5旅第13團護送，從蘇北阜寧單家港啟程赴延安。

3月21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說：

“茲將彭電轉上，你看此種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東尚無回電，請你直接詢問。必須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啟程。”

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了《如何研究中央黨史》的報告。毛澤東說：

“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拘泥于個別細節，不應該只恨幾個人，重點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

3月31日，毛澤東和博古在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黨內外負責人及作家座談會，到會70余人，內容是座談《解放日報》改版問題。

《解放日報》創刊后，社長博古沒有經驗，一味仿照蘇聯的辦報方法，幾乎每天都有社論和大塊文章，對共產國際的宣傳，到了一種不適當的程度；報紙的文風也充滿八股味。累得總編輯楊松舊病復發，過早謝世。不少人對《解放日報》有意見，直接反映到中央，更有不少人對毛澤東直陳其事。

更主要的是，《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在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后，從3月13日到3月23日，又發表王實味以《野百合花》為總題的一組雜文，這組雜文把某些機關在節假日組織的文藝晚會說成是“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別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個別干部的某些官僚主義說成是“到處烏鴉一般黑”、“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對人的同情心”。

王實味代表了一批從敵占區和蔣管區來到延安的文藝工作者的傾向，以所謂的“魯迅筆法”，“暴露”解放區的“黑暗”，含沙射影地諷刺、攻擊中共與人民群眾及陜甘寧邊區。他的觀點在黨內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分歧。有些人支持他的觀點，但更多的人反對他和丁玲的這種做法。文藝界一度出現了混亂現象。

王實味的文章也引起了國民黨宣傳機構的注意，他們把王實味等人的文章編印成《關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冊子，廣為散發，并且加了編者按，其中說：“中共歌贊延安縣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陜北污染、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情形之下，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陜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國統區有些刊物還出了專號，標題為《從<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作為攻擊中共和陜甘寧邊區的宣傳材料。

毛澤東鑒于這種種情況，決定對《解放日報》進行整頓，重新改組《解放日報》。

博古在座談會上就《解放日報》10個月的工作，做了簡單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現在共產黨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執行這個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許多障礙，比如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為了糾正這些不良作風，我們提出了整頓三風。但要達此目的，非有集體的行動，整齊的步調，不能成功。”

毛澤東講話后，與會者開始發言。蕭軍發言說，希望報紙進行改革；他還提出了改革的辦法。柯仲平要求報紙要反對邊區的太平觀念。徐特立主張黨報要大膽說話，要開展爭論，要深入下層，多反映老百姓的事情，要對各種錯誤傾向作斗爭。謝覺哉以廚司作比喻，說不應總是一碗肉又一碗肉，使人感到膩口。報紙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面孔說話。朱德強調報紙要多反映戰爭，反映敵后殘酷的掃蕩和反掃蕩斗爭，并幫助解決軍民關系中的問題。

毛澤東最后總結說：

“今天這個會，大家發表了許多意見，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標上，一致前進。利用《解放日報》，應當是各機關經常的業務之一。經過報紙把一個部門的經驗傳播出去，就可以推動其它部門工作的改造。我們今天來整頓三風，必須要好好地利用報紙。關于整頓三風問題，各部門已開始熱烈討論，這是很好的現象。但也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近來頗有些人要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當拒絕。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批評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座談會后，《解放日報》進行了改組和改版，增強了宣傳的黨性和戰斗性，為整風運動的健康發展、傳播整風經驗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4月初，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總學委高級干部學習會議，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問題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丁玲也參加了會議，這是她自文章發表后第一次聽到來自黨內領導層的批評。

曹軼歐在發言中提出，應當把《三.八節有感》與《野百合花》聯系在一起批判。賀龍氣憤地說：

“我們在前方打仗，后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總司令。”

彭真也指著丁玲說：

“你以為毛主席喜歡你，你犯了錯誤他也喜歡你？”

丁玲對《三.八節有感》在黨內引起強烈反響，感到不可理解，她說：

“我所犯的錯誤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毛澤東在七八個人發言后，作了總結，他說：

“《三.八節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樣。《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

毛澤東的這些話，給丁玲的問題劃了范圍，定了性，保護了丁玲。

會后，丁玲找毛澤東談話，訴說了自己的苦惱。毛澤東說：

“我們要不要自我批評？要的。如果一個黨沒有自我批評，這個黨的生命就停止了。”

丁玲問道：

“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評人，人家服氣，我寫文章批評，人家就不高興呢？”

毛澤東很動感情地告訴她說：

“共產黨是喜歡愿意聽批評的，如果我們不聽批評的話，我們這個黨就完了！我也批評嘛，你批評沒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評的，但是要看對什么人。我們批評共產黨人是自我批評，是我們自己人的批評，應該與人為善嘛，與人為善就應該充分估計人家好的地方。批評同志要實事求是，講點辯證法。人家有優點，要肯定嘛！缺點，有幾分就說幾分，要懇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優點，缺點又說得過分，人家當然不高興嘍。你要進行批評，先得肯定人家的好處，說他怎樣艱苦，怎樣打勝仗，怎樣有功勞。說我們這個黨是了不起的，是偉大的，光榮的。然后再說我們還有一點缺點，還有封建殘余，一些男同志對女同志的看法還不一樣。你開門見山就說女同志受壓迫，受歧視，人家就受不了啦。”

毛澤東推心置腹的話，使丁玲深受感動。為了減少即將全面展開的文藝界整風運動可能出現對丁玲的沖擊，毛澤東還提醒她最好拜訪一下對《三.八節有感》不滿情緒最重的賀龍。他又說：

“你不要只到我這里來，還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

丁玲說：

“我同康生有什么關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去干什么？”

第二天，丁玲按照毛澤東的提示，主動登門拜訪了賀龍。她一見賀龍便說：

“老總，我來聽意見來了。老總還有啥子意見？”

賀龍笑了，說：

“沒得了，昨天提完了。勞你大知識分子來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喲。”

后來，賀龍真的去看了丁玲，還在她那里吃了一頓飯。賀龍指著一盤炒肉問：

“你們常吃得到嗎？”

丁玲說：

“專門為你炒的。”

賀龍又用筷子指一指一盤土豆絲：

“那你們作家就天天吃這個啰？不行喲，我們關心文化人不夠，要好好搞大生產運動嘞。”

4月3日，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兩個月的思想發動基礎上，作出了《關于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即《四.三決定》，對整風運動的性質、目的、要求、方法、方針和步驟都作了明確的規定。

4月4日，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蕭軍同志：

來信及附件（關于文藝界的資料——筆者注）收讀，并轉給幾個同志看了，謝謝你的好意。此復。并致

敬禮！

毛澤東

這天下午傍晚時分，蕭軍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匯報工作。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蕭軍同志，你改行怎么樣？”

蕭軍為之一愣，問道：

“改行干什么？”

“入黨，做領導工作。”

毛澤東認真地打量著蕭軍。蕭軍也望著毛澤東，看他不像是在開玩笑，就忙不迭地搖著手，連連說：

“哎喲，不行，不行！斯大林說過：‘黨員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入黨，我不是那塊材料，當領導，我也不是那塊坯子。我這個人自由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太重，就像一匹野馬，受不了韁繩的約束，到時候連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我還是在黨外跑跑吧！謝謝您這么看得起我。”

毛澤東輕輕地揮了下手，微笑著說：

“你什么時候想通了，什么時候提出來，我們歡迎你！”

窯洞里漸漸暗了下來，毛澤東叫警衛員點上燈，繼續和蕭軍談話。他談起自己從陳獨秀右傾之時起，先后在黨內受到的大小8次處分，他的正確意見往往得不到大多數人的贊成，那種滋味是如何的難受；他又是如何保留意見，接受組織決定，忍著委屈進行工作，在工作中繼續對同志進行耐心細致的說服。末了，他深有感觸地總結道：

“這種境況，對革命者來說，也是一種考驗。”

蕭軍靜靜地聽著，深深地被感動著。他步出毛澤東的窯洞，在斑駁的月光下緩緩而行，細細地品味著毛澤東的那一番話語。回到住所，他拿出紙筆，文思如泉，一氣呵成，寫出了一篇《論同志的“愛”與“耐”》，第二天送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鑒于自己在談話中涉及了不少黨內問題，此時尚不宜公開發表，就建議蕭軍刪改后再行發表。蕭軍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認真進行了修改，于4月8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4月6日，《解放日報》發表署名克勉的來信：《“輕騎隊”及其他》。作者在來信中批評了延安壁報“輕騎隊”，信中寫道：

“輕騎隊”的內容除了發泄牢騷以外，還有多少有真正義、有多少能夠教育人的東西呢？“輕騎隊”大概算是諷刺性的報紙吧。它的諷刺對象是延安各機關和人員。而實際上它是為諷刺而諷刺，養成只發牢騷不求解決問題的壞風氣。

最令人頭疼的是“輕騎隊”對被批評的機關和人員都用某某的字樣，使讀者引起很大誤會。這樣，“輕騎隊”的言論可以說是不太負責的。請問，為什么不能公開地寫出被批評者、機關和人員的名字呢？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熱罵，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

4月7日，中共中央《四.三決定》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表，自此，延安整風運動從思想發動轉入了學風黨風學習。

此后，“輕騎隊”代表童大林于4月10日發表談話，他說，自“輕騎隊”創辦以來，先后收到朱德、蕭軍、艾青、歐陽山、草明、王實味、蕭三等人的意見，多系鼓勵。4月12日，“輕騎隊”墻報編委會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聲明，駁斥童大林。聲明說：“日前，本刊編委會曾詳細檢討過一年來工作得失，認為過去方針有錯誤，已決定加以徹底轉變。至于接到朱總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見，多系嚴正批評、指責，而該消息只說鼓勵，與事實不符，特此聲明更正。”4月23日，“輕騎隊”在《解放日報》上公開做自我批評，承認編輯方針有錯誤，沒有堅持顧全大局與人為善的批評，而是片面的甚至與被批評者完全是對立的。決心在第二年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

欲知毛澤東如何解決文藝界存在的問題，請看下一章內容。

第151章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我們不能去愛敵人，不能愛

社會的丑惡現象；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必須暴露之，

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

話說1942年4月初，毛澤東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了文藝工作上。他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經過醞釀，決定由他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等人，先在文藝界廣泛征求意見，摸清情況，然后召開座談會，統一文藝界人士在文藝工作上的認識。

毛澤東初步列出一些研究題目和討論問題，開始征求意見。他請“魯藝”、“文抗”等單位的一些文藝工作者，或單獨或幾個人一起，到他的住處談話。先后參加過談話的人有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劉白羽、羅烽、歐陽山、草明、艾青、蕭軍。其中，談話次數較多的有歐陽山、草明、艾青、蕭軍等人。

毛澤東在向艾青征求意見的過程中，一共給他寫過3封信。他在第1封信寫道：

“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臨一敘。此致敬禮！”

艾青應邀來到毛澤東家里，毛澤東就文藝方針的有關問題，同他交換了意見。在談到目前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及解決的辦法時，毛澤東問道：

“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象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你看怎么辦？”

艾青此時并沒有看出有什么嚴重性，他出于對毛澤東的敬佩和信賴，就說：

“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吧。”

毛澤東說：

“我說話有人聽嗎？”

艾青認真地回答說：

“至少我是愛聽的。”

過了兩天，毛澤東又給艾青寫了第2封信，他寫道：

“前日所談文藝方針諸問題，請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希隨時賜知為盼。此致敬禮”

艾青見信中“反面的”3個字打了圈，也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見，就沒有收集，只是根據自己多年從事文藝活動的積累、體會和來延安1年的感觸，從正面提意見的角度，寫成一篇約8000字的長文《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意見》，寄給了毛澤東。這是毛澤東在向文藝界廣泛征求意見的過程中，收到的最長的一篇書面材料。

過了幾天，毛澤東給艾青寫了第3封信，他寫道：

“大著并來函讀悉，深愿一談，因河水大，故派馬來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禮！”

艾青此時在“文抗”工作，住在藍家坪，與楊家嶺中間隔著一條延河。時值春季漲潮，水流湍急，毛澤東擔心艾青過河發生意外，特派人把他接了來。二人分坐在窯洞中間的一張桌子兩旁，毛澤東拿出艾青的那篇文章，交還給他。艾青接在手中，見在第一頁上空白的地方有毛澤東手書的“請幾位政治局同志傳閱”的字樣。毛澤東又拿出幾張紙，上面有用鉛筆寫著的一些文字，說道：

“你的文章，我們看了，有些意見，提供你參考。”

艾青正準備作記錄，由于地不平，桌子有些搖晃，他就走出窯洞去找墊桌腿的小石片，沒想到毛澤東比他還利索，馬上撿來小瓦片墊好了桌子。接著，毛澤東談到了文藝與政治、暴露與歌頌等問題，艾青認真地把這些意見記了下來。

后來，艾青根據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出的意見，對文章作了修改，仍然以《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意見》為題，發表在5月15日的《解放日報》上。

再說在毛澤東第一次找蕭軍談話前，蕭軍正準備動身去延安西北的定邊、靖邊、安邊體驗生活，他請毛澤東代他向負責延安地區軍事保衛工作的359旅旅長王震要一張通行證。

4月7日下午，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蕭軍同志：

我希望你遲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個重要問題，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臨我處一敘，商量一些問題。

敬禮！

毛澤東

4月7日下午3時

蕭軍接到毛澤東的信后，當晚即赴約。他在和毛澤東的談話中，毫無保留地談了自己對文藝方針問題的看法。之后，他又將自己的意見作了系統的整理，寫成書面意見送給毛澤東。

恰在此時，毛澤東收到中央文委常委、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主任歐陽山的一封來信。歐陽山在信中說，他感到延安文藝隊伍中存在的問題很多，一些來自大后方的作家、藝術家，并不了解根據地人民的生活和斗爭，不懂得怎樣正確地開展革命文藝活動。他在信中建議說：黨需要制定一套明確的文藝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來有統一的標準。歐陽山還援引了蘇聯共產黨對文藝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針政策，請中央參考研究。

4月9日早晨，毛澤東復信給歐陽山，他寫道：

歐陽山同志：

來信收到。擬面談一次，如同意，請于今日惠臨一敘，并盼與草明同志偕來。

毛澤東

9日上午9時左右，歐陽山、草明夫婦應邀去見毛澤東。

草明曾在上海“左聯”工作過。1941年“皖南事變”后，她和丈夫歐陽山帶著3個兒女隨著從重慶撤退出來的一部分文藝工作者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在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工作。

且說歐陽山和草明來到楊家嶺昆侖收發室，被工作人員引領到毛澤東的窯洞里。毛澤東看見他們，便放下筆，站起身，和他們一一握手，讓他們坐在自己對面的二人舊木板凳上。歐陽山已經是第二次見毛澤東了，比較熟，所以毛澤東開門見山地對他說：

“黨中央準備召開一個會，和文藝界同志一同研究一下文藝工作。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見，會上是不是討論這么3個問題：一是文藝為什么人問題；二是立場和態度問題；三是工作對象問題——作家要到工農兵火熱的斗爭中去熟悉他們的問題等等。”

毛澤東還就此3個問題談了他自己的看法。據草明回憶說，毛澤東當時談的時間很長，其中有許多觀點是她有生以來頭一次聽說，因此印象很深。這些觀點有：文藝工作者要有正確的立場，黨員要站在黨的立場上。文藝要解決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要為人民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黨的干部，只有熟悉他們，才能表現他們。文藝工作者要到火熱的斗爭生活中去，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文藝的目的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敵人作斗爭。

歐陽山就上述問題也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談到了目前文藝工作中的種種困難，特別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確的文藝政策。

草明是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她看毛澤東和歐陽山滔滔不絕地交換著意見，自己插不上嘴，就默默地觀察著毛澤東，只見他的穿著和自己與歐陽山一樣，都是灰布棉襖，而且他的袖口都破了，衣襟前還被煙灰燒了幾個洞。她還注意到毛澤東在談話時驚人地專注，聽完對方的話能立刻理出對方的觀點并做出反應，循循善誘地啟發對方深入思考更正確的方面。正在暗暗驚嘆中，聽毛澤東又講到“延安的青年是擁護共產黨的，但馬列主義水平不高，頭腦中還有非無產階級思想，還要改造世界觀。作家要到工農兵中去，也要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草明不免有些慶幸，自忖道：我還不錯，生長在手工業區的鄉鎮，很熟悉工人；我已寫了10年的女工和勞動人民的生活了，革命都十多年了，還用得著改造世界觀嗎？正得意間，毛澤東問道：

“草明同志，你有什么意見？”

草明來時就沒有準備，見毛澤東突然發問，便率直地回答說：

“文藝界有宗派主義，不好，不團結。”

她還簡單地舉出了兩個例子。毛澤東一聽倒很重視，說：

“這是個原則問題。行幫惡習，宗派主義是擴大的個人主義，是維護個人和他的小集團利益的，文藝界也不例外。這個問題過去上海有、重慶也有，因那些地方的統治者壓迫藝術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中去的自由。文藝家只有到工農兵的生活中去，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宗派主義就會消失。不過，要徹底解決，還得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在群眾斗爭生活中起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到這時候，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

談話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勤務員端來飯菜，擺在餐桌上，有炒豬肚、炒豬肝，有辣椒、有豆豉，四菜一湯，大米飯。毛澤東招呼歐陽山和草明圍坐在餐桌旁，又叫來江青，陪著客人一起吃飯。

后來草明回憶說：“我覺得這頓飯，比幾十年以后的任何大飯店的美餐佳肴都好得多。”

4月13日，毛澤東分別給蕭軍及歐陽山和草明寫了一封信。他在給蕭軍的信中寫道：

蕭軍同志：

來信敬悉。前日我們所談關于文藝方針諸問題，擬請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祈隨時示知為盼!

敬禮!

毛澤東

他在給歐陽山、草明二人的信上寫道：

歐陽山、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們所談關于文藝方針諸問題，擬請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祈隨時賜示為盼！

毛澤東

4月17日，毛澤東又給歐陽山和草明寫信，要求他們“正反兩面都盼搜集”，并附“簡明的說明書”給他。

歐陽山和草明遵照毛澤東的囑托，與魏東明、吳介民、汪琦、董遲等人一齊動手查找資料，尤其注意有資產階級文藝觀方面的材料。文藝研究室書籍雜志較多，他們找出了一堆，將其中有關的文章或者折起來，或者做個記號。歐陽山寫了一篇簡要的說明，內容包括中國一些文藝的派別、主張和論爭。材料包好后，由草明面交毛澤東。

草明來到楊家嶺昆侖收發室，由工作人員領著去見毛澤東。毛澤東打開紙包略略看了一眼，便放下了，讓草明坐下來，問她工作是否順利，生活有沒有困難？草明回答說：

“一切都好，只是3個孩子纏身，送不出去，寫作有困難。”

毛澤東立即叫來葉子龍，交代他寫封信給葉劍英參謀長，安排草明的兩個女兒歐陽代娜和歐陽天娜到軍委干部子弟學校上學；毛澤東又叫來傅連暲，請他安排草明的小兒子歐陽加進入中央托兒所。

草明萬分感動，不便再耽擱，她拿了信向毛澤東告辭。葉子龍送她到收發室外。

話分兩頭，此時的蕭軍也遵照毛澤東的囑咐，搜集了一套《文藝月報》，共14期，送給毛澤東。這套刊物，登載了這一時期延安文藝界的許多爭論文章。他在完成毛澤東交付的任務后，覺得自己應做的事已經做了，意見也談完了，可以啟程去延安西北的“三邊”了。

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做出《軍隊中暫不規定等級軍銜》的決定。決定說：

“關于軍隊中干部軍銜等級（將校尉）問題，有的同志主張現在實行，有的同志主張暫不實行。我們認為等級軍銜之劃分與否，各有利弊。規定軍銜對軍隊正規化固有幫助，然而目前敵后斗爭日益艱難，游擊性日益增強，正規化是有限度的。超過現有物質基礎，而過分強調正規化，則有陷入主觀主義之危險，無益反而有害。加之軍隊分散，全軍等級不易統一規定，一地區自行規定亦為不妥。再則艱苦環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共患難，等級之明白劃分，在缺乏長期深入解釋時，亦難免有礙干部之團結。”

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魯藝文學系和戲劇系的幾位黨員教師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應毛澤東之邀，從橋兒溝出發，來到了楊家嶺。毛澤東招呼眾人在中間的窯洞里落座，他首先問道：

“你們是主張歌頌光明的吧？”

毛澤東見大家都不做聲，又問道：

“聽說你們有委屈情緒？”

何其芳幾個人還是沒有說話。毛澤東開始嚴肅起來了，他說：

“一個人沒有受過10年8年委屈，就是教育沒有受夠。”

他點上一支煙，吸了一口，緩和了一下口氣，問姚時曉：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姚時曉回答說：

“我是江蘇吳興人。”

“你從前做什么？”

“在上海做工人。”

“做過多少年工？”

“做過10多年工。”

“那你是老工人了。”毛澤東說罷，轉換了話題，又問道：“你們在農村演戲，老百姓看不看得懂？”

姚時曉說：

“看不懂。演的戲寫的是鐵路工人。陜北老百姓連鐵路、火車都沒有看見過，怎么能懂？”

“問題主要不在這里。你們多到農民中去，你們了解了農民，農民也了解了你們，你們的戲農民就能看得懂了。”毛澤東說罷，又問曹葆華：“你是哪里人？”

曹葆華回答說：

“我是四川嘉定人。”

毛澤東說：

“我國有兩個嘉定，一個在四川，一個在浙江。四川的嘉定是一個水陸碼頭。”

談到成都，曹葆華說：

“成都有幾個有名的士紳，叫‘五老七賢’。”

“哪五老，哪七賢？”

毛澤東問罷，舉起右手，伸開手指，待曹葆華說一個名字，他就彎下一個手指頭，可曹葆華說出兩三個名字后，就再也說不出其他人的名字了。毛澤東見氣氛緩和得差不多了，就又把話題轉到正題上來，他說：

“知識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了延安，看見了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牢騷。小資產階級喜歡講人性，講人類愛，講同情。比如打仗，我們正在追級敵人，這時我們旁邊的同志受傷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應該停下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還是應該繼續追擊敵人呢？我們認為還是應該先追擊敵人，把敵人消滅，完成戰斗任務以后，再回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這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說我們沒有人性，沒有人類愛，沒有情面。”

毛澤東招乎幾位教師和他一起吃午飯。在一張普通的漆成絳色的方桌上，擺著4小碗菜，還有酒，大家一起喝酒、吃飯。午飯后，毛澤東到臥室里去休息，何其芳等人仍然坐在中間的窯洞里，小聲地閑聊著。沒過多久，毛澤東就出來了。嚴文井問毛澤東：

“聽說主席喜歡中國古典詩歌。您喜歡李白，還是杜甫？”

毛澤東說：

“我喜歡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氣。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

后來說到《聊齋志異》時，毛澤東說：

“《聊齋志異》可以當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有一篇題目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為史料。《聊齋志異》是反對八股文的。它描寫女子找男人是很大膽的。”

他給大家講了一個《聊齋志異》中那篇《狼》的故事，他說：一個屠夫在黃昏中走路，狼追著屠夫。道路旁邊有一個農民搭的窩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進窩棚。屠夫趕快捉住它，不讓它逃走，但又沒辦法殺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長的刀子，就用小刀割開狼的前爪皮，用吹豬的方法使勁吹，吹了一陣，狼不大動了，才用帶子綁住。屠夫出窩棚一看，狼已經脹得像小牛一樣，腿直伸不能彎，口張開不能合了，就把狼背回了家。故事講完了，毛澤東笑著說：

“蒲松齡有生產斗爭知識。”

姚時曉問毛澤東：

“主席喜不喜歡看話劇。”

毛澤東笑著說：

“我們天天在演話劇。”

姚時曉說：

“文學藝術理論有這樣一種說法，生活要經過沉淀，經過一段時間的隔離，然后才能把它寫成很好的作品。現在反映抗日戰爭的作品，吸引人感動人的比較少，是不是這樣一個原因呢？”

毛澤東說：

“寫當前的斗爭也可以寫得很好。《解放日報》上最近在4月6日有一篇黃鋼的作品，叫《雨》，寫得很好，就是寫當前敵后的抗日戰爭的。”

眼看時間不早了，何其芳他們起身向毛澤東告辭，毛澤東把他們送出窯洞，邊走邊談，何其芳他們建議說，最好開個會，讓文藝工作者充分發表一下意見，彼此在會上交換一下思想。然后，由毛澤東集中講一下，以統一思想，有利于文藝事業的發展。毛澤東笑著說：

“很好，中央正有這個打算。”

看看到了一個高坡處，毛澤東這才伸出手與何其芳他們一一握別。

4月27日清晨，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蕭軍同志：

準備本星期六開會，請你稍等一下出發，開完你就可以走了。會前我還想同你談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馬來接你。月報1—14期收到，謝謝你！

敬禮！

毛澤東

4月27日早

蕭軍收到此信，騎馬涉水，來見毛澤東。毛澤東向他了解了一些情況后，要他留下來參加會議。

且說毛澤東經過歷時1個月的調查研究，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他約請兩位作家，商議草擬了參加會議的人員名單。

4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延安文藝界及有關人員發出了40多份粉紅色油光紙油印的請帖，上面寫著：

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的問題的意見，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此致

毛澤東   凱豐

1942年5月2日下午1時許，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樓下小禮堂召集延安文藝工作者舉行座談會。這是一次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文藝界空前的盛會。在這座青磚灰瓦鑲嵌著玻璃窗的小禮堂里，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張聞天、博古、陳云、凱豐、賀龍與思想、理論、宣傳、文藝、教育等部門的負責人和許多在國內頗有影響的作家藝術家周揚、艾青、陳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劉白羽、周立波、華君武、蕭軍、歐陽山、草明、呂驥、歐陽山尊、陳波兒、江青、丁玲等以及沒有收到請帖而主動前來參加會議的部分文藝工作者王朝聞等，會聚一堂。江青、丁玲就坐在會場的前排位置上。

這次座談會原定在5月2日、5月9日分兩次舉行。后因討論熱烈，要求發言的人很多，于是又增加了兩次，時間是在5月16日、5月23日。特別是最后一次會議，很多人都想聽聽毛澤東的講話，所以到會者竟有100多人。

且說毛澤東來到小禮堂，和大家一一握手。他握著從晉西北回來的120師戰斗劇社社長兼演員和導演的歐陽山尊的手說：

“歐陽同志，你從前方回來了。”

這是歐陽山尊第一次和毛澤東握手。

中宣部部長凱豐宣布會議開始后，毛澤東開始講話。他在這第一次的講話中，即《引言》部分中，提出了座談會所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根據會前調查研究掌握的情況，毛澤東將原來設想的3個問題增加到5個。他風趣地說：

“我們有兩支隊伍，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

毛澤東所說的魯總司令就是魯迅。與會者聽他這么一說，都會意地哈哈大笑，繼而是熱烈地鼓掌。毛澤東接著說：

“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為了這個目的，有些什么問題應該解決呢？我認為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

“在一個統一戰線里面，只有團結而無斗爭，或者只有斗爭而無團結，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過的右傾的投降主義、尾巴主義，或者‘左’傾的排外主義、宗派主義，都是錯誤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

“文藝界的主要斗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于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著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

毛澤東說：

“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的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朱德在會上也講了話，他說：

“作家立志于世界之林是好事，但要和工農兵接近，不要看不起工農兵，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這已經比爬雪山、過草地時好多了。延安的東西再不好，是自己的，重慶的東西再好是人家的。”

朱德講話后，陳云講話說：

“先是工農兵做了事，作家才有得寫，這有什么可以驕傲的。群眾歡迎作家，是因為他們反映了工農兵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一個革命作家只要和工農兵一起同呼吸共命運，反映他們的思想感情，他們的生活和斗爭，才得到大家的歡迎。不要以為拿什么作品出來大家都歡迎，這就錯啦。”

接下來，毛澤東提議請蕭軍第一個發言。坐在蕭軍身邊的丁玲輕輕地推了一下他，笑著說：

“蕭軍，你是學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個上去開炮吧。”

蕭軍興沖沖地走上講臺，作了《對當前文藝諸問題之我見》的發言。爾后，各個文藝單位的負責人和文藝工作者們一個接一個地發言。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許多人發表了很好的意見、體會或感想，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理論性質的相互辯駁和爭論。

丁玲發言說：“文藝到底以‘歌頌’為主呢？還是以‘暴露’為主？還是如有的人講的，‘一半對一半’？”

丁玲還說：“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

還有的人宣稱自己從來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有的人帶有情緒指責說：“你們黨整頓三風是應該的，但是，為什么不在10年以前就提出來呢？”

這些觀點一經提出，就有人起來反駁。雙方展開思想交鋒，有時爭論得非常激烈。

在第一次會議結束后，蕭軍因為自己已經在會議上發了言，又聽不慣一些人的言論，于是就又給毛澤東寫信說，他要到外地去旅行考察。

5月5日，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蕭軍同志：

會（指第3次會議——筆者注）到16日才開，如果你覺得不能等了，你就出發吧。此復，即致

敬禮！

毛澤東

蕭軍看著毛澤東的來信，感覺到了字里行間流露著些許領袖的無奈和遺憾。王德芬也勸他說：

“你怎么可以會開到一半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嗎？有什么不同意見，大家可以商量嘛，別鬧個人意氣，讓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留你，不覺得難為情嗎？”

蕭軍聽著夫人的勸告，又想起了毛澤東過去勸他“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的肺腑之言，不禁有些慚愧，便決定改變計劃，留下來繼續參加座談會。

此后，毛澤東在中間兩次的大會討論中，基本上沒有發表意見，他一直坐在主席臺的桌子旁，認真聽取大家的發言，用鉛筆做筆記，在會上繼續進行調查研究。每當聽到精采獨到的見解或錯誤的言論，用鉛筆記下；聽到有趣的話，就用左手掩住嘴，和大家一道笑起來。別人發言時，他很少插話打斷，只有個別情況才說一兩句。

5月9日，民眾劇團團長柯仲平在第2次會議上發言說：

“我們就是演《小放牛》。你們瞧不起《小放牛》嗎？老百姓都很喜歡。每當劇團離村的時候，群眾都戀戀不舍地送很遠，給了許多慰勞品。你們要在那些地區找我們劇團，怎么找呢？你們只要順著雞蛋殼、花生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聽他這么一說，許多人都笑了起來，毛澤東也笑了，待笑聲過后，他插話說：

“普及工作還要和提高工作相結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們如果老是《小放牛》，就冇得雞蛋吃了。”

5月13日，中共中央為了統一陜甘寧和晉綏兩區的軍事指揮，決定成立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由賀龍任司令員，關向應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林楓任副政委。關向應在養病期間，由高崗代理政委。

5月14日，毛澤東在給續范亭的信中寫道：

“你3月間的漫談，到今日才復你，可見我的不對。我把你的漫談當作修省錄，但不同意你的夸張，因為夸得過高過實了。因此我也不把這漫談退還你，目的使你不能發表，我覺得發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務請不要發表，就你的地位說，發表也有妨礙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時病未能，你的詩做了座右銘。”

5月16日，歐陽山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第3次會議上發言說：

“敵后的戰士和老百姓對于文藝工作者的的需要是很多的，他們會要你唱歌，要你演戲，要你畫漫畫，要你寫文章，并且還要求你教會他們干這些。不能說你是一個作家就拒絕給他們唱歌，也不能說你是一個演員就不給他們布置‘救亡室’，他們需要什么，你就應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無保留地貢獻出來，正像魯迅說的‘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甚至發兩分光。初看起來似乎付出的很多，但事實上，你從他們身上所收到的、學習到的東西卻更多。有些同志在部隊干文藝工作不安心，認為到頭來只算個排級干部。我的認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當哪一級的問題上，是趣味不高的。魯迅、高爾基又是哪一級干部呢？要集中注意的倒是怎么滿足群眾的要求，怎么把工作做好的問題。”“前方的戰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藝工作。這么多的文藝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舉雙手歡迎！”

毛澤東聽了歐陽山尊的發言，非常滿意，他對周揚說：

“到底是從前方和群眾一起經過炮火考驗的。”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舉行最后一次會議。這一次到會的人非常多，連在延安的許多中央委員都出席了，中央禮堂實在擠不下，會議只好轉移到外邊那塊黃土敞坪上。在黃土敞坪的中央，放著一張長方桌，當做發言席，大家就隨便地圍坐在桌子四周的各式各樣的椅子或小凳子上。

毛澤東從楊家冷左邊的山坡上下來了，他手里拿著一卷紙，那就是他的講話中結論部分的提綱。他走進敞坪，站在桌邊，一開始便說：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為人民，以及如何為人民的問題。

座談會開了3次，開得很好。可是，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幾把椅子，請你們來坐。

我對文藝是小學生，是門外漢，向同志們學習了很多。前兩次是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題目，要我做文章，題目就叫‘結論’。”

毛澤東系統地闡明了無產階級文藝工作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他說：

“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的文化。”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即為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服務；文藝要向工農兵普及，從工農兵提高。“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于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

黨的文藝工作者和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應該在抗日、民主、藝術方法藝術作風這3點上團結起來，在團結的同時要有斗爭，有批評。“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毛澤東針對丁玲等人所持的糊涂觀點說：

“沒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體的人性；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我們不能去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丑惡現象；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馬克思主義破壞的是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它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情緒，并在破壞的同時，建立起新東西來。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毛澤東就有的文藝家提出“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的問題，說道：

“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于敵人的完全兩樣。對于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并不是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里就是敵人，對于無論什么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里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毛澤東講到必須繼承中外一切優秀文化，他歸納為“古今中外法”。他還比喻說：屁股坐在中國的現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國。

毛澤東的話還沒有講完，天色已近黃昏，大會暫時休會。負責攝影的吳印咸邀請毛澤東和大家合影留念。毛澤東本來坐在前排中間的位置上，就在快要拍照時，他站起來走到丁玲面前，把自己的位置讓給了丁玲，還笑著說：

“讓我們的女同志坐在中間嘛，我們可不想在下一個三八節再吃到批評。”

在場的人聽了毛澤東的話，都大笑了起來。

晚飯后，工作人員在敞坪上用3根木棍支起了一個架子，掛上一盞明亮的煤氣燈。毛澤東就在燈光下繼續作結論。他滔滔不絕地講著，參加會議的所有代表都為這篇《結論》恢宏的氣勢、精湛的道理、嚴密的邏輯、銳利的鋒芒所震懾，所激動，所折服。

毛澤東講話結束了，大家熱情地鼓起掌來。毛澤東轉身跟近處的與會者一一握手，又向全場與會者招手致意。

欲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有何影響，請繼續往后看。

東方翁曰：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于《軍隊中暫不規定等級軍銜》的決定，顯然是中共中央、更確切地說是毛澤東對朱德、彭德懷在1939年提出的在八路軍中劃分等級制度的答復，也是毛澤東在非常恰當的時候對朱德、彭德懷提出的劃分軍隊等級制度的托詞。從歷史的角度說，毛澤東在決定中提出的理由，的確是合乎時勢、合乎人情的。讀者諸君如若不信，可以看看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的情況，那時雖然經過了非常充分的準備，可一部分人還是鬧得不可開交。如果1939年在八路軍中劃分等級制度，結果又會如何呢？是打日本人呢？還是比資歷、比貢獻、爭官位、鬧情緒呢？

如需電話聯系，可撥打13937776295。

東方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