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為中國服務——訪鄭天翔先生
早春四月的一天，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采訪了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鄭天翔先生。從清華學子到革命青年，從七機部部長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鄭老的經歷可謂波瀾而神奇，然而這樣一個老革命家的家卻坐落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座其貌不揚的四合院內，我們的采訪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見到鄭老，我們不禁驚嘆：86歲高齡的鄭老精神矍鑠，談笑風生，言談話語間令人趕到老學長的平易近人。兩個半小時的訪談中，我們深深感受到了鄭老對祖國真摯的感情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
從清華學子到革命青年
“我是內蒙古人，從內蒙師大附中畢業，那是一所全國重點中學。我于1935年進入清華。我那時考的是外國文學系，后來轉到哲學系。我在清華沒有畢業，只待了兩年，1937年日本人占領北平后，清華校友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南下到了武漢，或去了昆明，多數人到了敵后抗日根據地。8月10日，日本軍隊進入北平。我和黨組織失掉聯系。我和我愛人宋汀及另外幾個同志，從北平到天津，然后坐船到煙臺，然后再到濟南。又從濟南到延安。我和宋汀同志到延安后，住陜北公學。1938年底，到了晉察冀。”
“咱們的‘水木清華’給我的印象很深。我是很留戀清華那段時間的，那里的老師、同學?，F在回想起來，非常留戀。那是我一生當中最愉快的時候?，F在我那時的同班同學不多了，認識的人不多了，還有一個那時的老朋友在蘭州。我在清華時是十一級，接觸的人多是十、十一、十二級的。在蘭州的這位同學當時是十級，現在在蘭州大學當教授。我是哲學系的。他是外國文系的，叫趙生生。我們多少年不見了，現在還通信，通信主要是回憶當年清華情況。他來信給我講清華的故事，講清華老同學的情況。我們很懷念在清華時的時間，那確實對我們影響很大。我們懷念清華的那種環境，喜歡那里的環境。參加革命運動，并不是每天都忙得不可以學習;沒有那種情況，因為我不是學生領袖，我只是積極分子。平時有活動我參加，沒有活動那就應抓緊時間學習。那時沒有抓緊時間學習，所以現在呢，我87歲了，回想過去感覺著很后悔。我不是后悔參加革命沒有拿到文憑，不是后悔這個。是后悔沒有抓緊時間好好學點東西。”
“我是從清華出發開始走上革命道路的。1931年，我在師大附中讀高中一年級，剛剛開始上課不久，突然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了東北。我們的學校里面有東北流亡的學生。我們班里插班的東北流亡同學，課上課下向我們講亡國奴的生活。報紙上看到的就不用說了。他親自講的，對我刺激很大，思想震動很大。當亡國奴的問題對我們年輕一代是非?，F實的問題，誰愿意當亡國奴呀?可弄不好你就成了亡國奴。東北同胞已經當了亡國奴，我們非常傷心，非常憤慨。特別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對蔣介石政權非常反對。他制定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內’，使一般人都看清了他的面貌。我原來是‘科學救國’的思想，師大附中理科好。我想將功課學好，然后到清華或別的大學，學科學，當個工程師。那時工程師是個很高尚的職位。‘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將我‘科學救國’的思想打碎了，怎么辦?我們年輕一代很苦悶。中國究竟怎么辦?他自己究竟怎么辦?這個問題擺在你的面前，很尖銳。那時對共產黨了解不多。紅軍北上長征，國民黨的報紙上什么都登。什么毛澤東抓了，死了;朱德抓了，死了;徐向前抓了，死了。毛澤東不知死了多少次，朱德不知死了多少次。因此對共產黨抗日的主張不了解。那時北京的白色恐怖很厲害。1935年，我進入清華，參加學生運動，后參加黨，從此走上革命道路。所以說，從清華出發是我參加革命運動的第一站。”
“我在校期間正趕上‘一二·九’運動。清華的學生對于‘一二·九’運動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北大在城里，國民黨政府控制的非常嚴，受到的限制很多。而清華在城外。清華所處的環境，對’一二·九’運動的發展非常有利。”
“學校包括梅校長也比較開明。多數教師是好的。那時清華的絕大多數老師非常愛護學生，支持學生運動，有什么困難找他們，他們都幫助學生，甚至于在敵人大搜捕時將學生隱藏到家中。那時大學教授的地位非常高，警察對他們比較客氣。因此清華向‘一二·九’運動提供了一個較好的環境。所以說，清華推動了‘一二·九’運動的發展。”
“我當時是學生運動中的負責人，在清華參加革命運動，上街游行，后參加黨，做點工作。在運動中我參加了解救被捕學生領袖姚依林的活動。1936年2月29日，正是學生準備上課那天，清華的什么人向國民黨的29軍報告了，說清華學生要暴動。結果29軍派大部隊包圍了清華，而且派部隊進校搜查。正規軍包圍學校，穿黑衣服的警察進去抓人。警察將姚依林(姚克廣)等抓了，‘民先隊’就組織同學往回搶人。怎么搶呢?當時的情況是，警察抓人，憲兵配合警察，而憲兵是東北軍憲兵，不積極。我們幾個同學將捆住姚依林的繩子拉住，另外的同學分別將警察拉住，拉來拉去，將姚依林搶了出來。后來姚依林很快離開了北平到了天津。”
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歲月
“我不是學法律的，我也沒有研究過法律。過去我在清華學習時，從文學系轉到哲學系。我沒有專業，沒有專長。叫‘萬金油’干部，放在哪都可以。我一直搞地方工作，沒有搞過部隊工作，到法院工作是組織上派我去的。沒有專長，就憑一般的工作經驗，一般的政治水平，一般的理論水平，只要需要你在這里干，你就可以到這里干，那就叫‘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我在法院只學了五年，但沒學好。我1983年上任，跟現在情況不同。文化大革命中，公檢法被砸爛了。1975年，小平同志第一次恢復工作。他一上來就搞大整頓，恢復公檢法。公安沒有完全砸爛，造反派掌權了，他們要靠這個權來打別人。后來權力轉移到馬克思主義者手里。檢察院全砸爛了，法院全砸爛了。我的前任是江華同志，以前是浙江省委書記，是個老革命。是他恢復的法院。那時法院條件很差，人員少、設備少、房子也不多。主要工作：一是恢復各級法院，二是平反冤假錯案。江華同志一上來就著手平反大量冤假錯案。那時許多干部都戴著‘帽子’，數量很大。江華同志給大量干部摘‘帽子’，讓他們重新擔任革命工作，這個工作很艱巨，需要做大量的細致的工作。后來粉碎‘四人幫’，江華同志又著手審判‘兩案’。有一次，江華同志與我談話，他說理清兩案，看了好幾尺厚的案卷，搞得眼睛都不行了。”
“后來江華同志任期滿后，把我選了上來。我上來后抓了兩件事，一是審判工作，二是法院建設。法院建設分兩部分，一是隊伍建設，一是審判法庭等方面的建設。文革期間，法律院系都被撤消，法律專業人才很少。當時最高人民法院只有二三百人，下級法院更差，于是抓緊培養法律人才，比如從復員軍人中挑一批文化素質較高的進入法院，調一批人上業余法律大學。我們既要解決人員數量問題又要解決質量問題。當時法院的審判設施亟待提高。1984年我倒河南考察研究，看到那里的法院用自行車押送犯人，法官們也沒有制服。當然，當我離開法院時，法院設施已經裝備得很好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財政狀況變好，對法院建設也越來越重視，法院條件逐漸變好。1983年，我剛上任。當時中央正布置‘嚴打’，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盡可能快，‘依法從重從快’。那時犯罪分子可猖狂啦。群眾沒有安全感，不滿意。所以中共、小平同志根據這種形勢，在全國布置嚴打戰役，全國統一行動。有些案子原來判得輕，叫打擊不力?，F在判要重，依法從重。審判原則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再加一個‘準’字。”
關于建設社會主義一流大學的問題
“幾年前，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和黨委書記方惠堅把我們幾個老同學叫去，說‘要把清華建成社會主義的，世界第一流的大學’。要怎樣才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呢?有一些什么條件呢?按照世界上的規律來講，要看有多少個院，要辦成一所綜合性的大學。當時有工科，后來有理科、文科和法律系，都有了。現在，美術學院也有了。他當時提的是第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前面加上了‘社會主義’四個字。一個社會主義一流大學和資本主義一流大學有根本的區別。兩者有共同點，但有區別。社會主義大學培養什么樣的人才?社會主義大學里培養的人應該具有什么樣的素質?我認為，應該和資本主義大學培養的人不一樣，或者很不一樣。”
“清華老校長蔣南翔的教育思想用最簡潔的語言概括是‘又紅又專’，我很贊同他的思想。他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用馬列主義教育放在第一位，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共產主義教育。他不是要求每個學生都信仰共產主義，但是，每個學生必須都是愛國者，無條件地愛中國人民，為中國服務。他說，你連國都不愛，你還當什么大學生!國民黨時代的留學生大量的回國，象錢學森、錢三強，都在美國讀過大學。我在七機部的時候，部里的專家有十五個總工程師，部級的工程師，還有許多中高級的工程師，差不多都是從美國回來的。其中，除了一個年輕的是從蘇聯學習回來的以外，其余十四個都是從美國回來的。他們都是博士畢業以后就趕緊回國。愛國、報效國家，我們社會主義的大學里，就是要培養這樣的人才。愛國在社會主義大學里是必須的，這個思想是蔣南翔教育思想里第一位的。再就是共產主義教育，這是第二層的要求，也就是說你是一個共產黨人，信仰共產主義。當然，我們有入黨標準。第三，有一部分先進分子要信仰共產主義，要為共產主義而奮斗。國民黨的大學里面都培養出共產黨人，共產黨的大學就更不用說了。總之，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把馬列主義教育放在第一位，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共產主義教育。至于‘專’這一方面，就是指你們所學的專業。你們是學法律的，法律就是你們要‘專’的。”
“一流大學的學生應當全面發展，也就是說德智體全面發展：‘德’，就是說愛國主義，愛社會主義再加上思想品德;‘智’就是你們的專業;‘體’，這就要講到蔣南翔提出來的體育，蔣南翔有一個口號叫做‘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我也非常重視這個問題，我平時經常關心我的孫兒們鍛煉了沒有，學習什么的我不管。我現在已經86歲了，還能和你們聊天這么久，可是我的一些同學早就逝世了，想和你們聊天都不行了，所以身體特別重要。南翔把體育課作為正課，體育課不及格，不能畢業。所以清華的體育設施非常好，當時就有室內體育館，室內游泳館，打籃球、打排球都可以在室內，現在當然是更好了。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大家都非常愿意為國家做貢獻，可是如果身體不行，心有余而力不足，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社會主義第一流大學要有社會主義內容，那就是德智體全面發展。”
“我們所講的道德與孔夫子所講的道德不一樣，與蔣介石講的不一樣，內容有本質區別。我們所講的道德，就是忠于黨，忠于社會主義，忠于祖國，不是講忠于個人，更高的道德就是為共產主義而奮斗到底。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決不能培養官僚，不能脫離勞動，不能與勞動者對立。南翔同志說不能培養‘精神貴族’。蘇聯怎么亡的，蘇共怎么垮的?蘇聯的教育很普及，知識分子很多。知識分子慢慢脫離群眾，脫離勞動，成為一個社會上層階層。封閉時，他們不知道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一改革開放，看到西方的花花世界，有些人馬上就投靠西方去了，趕緊按西方的模式改革自己，改革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戈爾巴喬夫就來了個‘新思維’，將蘇聯頭等強國變成了三等國?，F在俄國人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難。我們不能培養這樣的知識分子。美國要中國和平演變，要我們培養他們的‘嫡系’，脫離群眾，脫離勞動，脫離社會主義，反對馬列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甚至連國都不要了。”
關于法學院建設的問題
“當時籌備法學院的時候，清華主管思想政治的胡顯章就來找我。我說，你們建法律系，要培養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武裝起來的法學家。我希望你們首先是法學家，然后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武裝起來的，不是用資本主義的國家學說武裝起來的。”
“在我們的理論界，在高等院校內，特別是在文科領域內，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占主流，再就是還有一股逆流，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或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特別風行。在高校內風行，在國內風行。在國內有人主張私有化，主張國有企業退出。咱們講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他們就是講‘現代市場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就是西方市場經濟。美國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而我國領導階層的智囊團里面有很多人都是從美國回來的。高等學校里有很多老師也是從美國回來的。這是好的，但是現在經濟領域里，美國化嚴重，發展不平衡，所以不能完全向美國學習，并且美國又沒有研究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法學必須有中國的傳統，在美國是學不到的。蘇聯的法制也很不健全，他們的專家也不是專門研究法律的。社會主義的法學還得在中國創造。中國有一批人對法學有研究。例如，我們的憲法，54年和82年憲法都是有中國特色的憲法，和美國的資本主義憲法不同，這是中國人創造的，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
“經濟上私有化，否定公有，否定國有，這個風聲不小。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非公有經濟成分存在和發展，但有條件，必須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經濟命運掌握在公有制里面，經濟發展的趨勢掌握在公有制里面。公有制必須在數量上占優勢，公有制里面的國有企業占相當大的地位，起主導作用，制約作用，推動全局的作用。中國經濟要受國有企業的影響。公有制為主體，這就是中國特色。共產主義理論歸結為一點就是：‘消滅私有制’。我們曾經想很快消滅私有制。當然出了一些毛病，不完全符合咱們的實際情況。三中全會后，我們黨改變一些政策，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存在和發展，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允許外國與我們合資、合作，將資金和技術引進中國。這些政策的實行只有一個前提，必須是公有經濟占主體，數量上要大。非公有經濟不能喧賓奪主。不知你們知道不知道有一個很有名氣的經濟家在北大做報告，公然鼓吹私有化?，F在‘私有化’名聲不好，臭名遠揚。蘇聯搞私有化，臭名遠揚，現在有人改叫‘民營化’，要以‘民營化’為主體。黨和政府講公有制為主體，但在學術界、理論界不平靜，爭論中國往何處去。是向美國方向走，還是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培養大學生，是培養社會主義的大學生呢，還是培養美國希望的那種?這個問題很明白。”
“所以我希望清華法學院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創造中國社會主義法學體系。清華大學法學院已經有600多人，有教授，有研究生，應該有創造性，敢于創造。中國自古以來有獨立的法律體系，叫中華法系，獨立于西方的法系。不能到了我們這一代，把中國自己的法律體系廢除了，把西方的法律體系在中國建設起來。這不能算成功，應該算失敗。你們應該創造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法學，為中國人民服務、為中國社會主義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服務的法學。我們要培養為人民民主專政服務的法律人材，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為中國社會主義服務的，為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服務的法律人材。”
“作為清華的老校友，我非常關心清華，對你們清華的學生寄予厚望。我希望清華發展得更好，能蒸蒸日上。清華的學生在這樣好的環境里，應該好好學習，將來做個夠格的中國人，有學問的中國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中國人，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面對現在思想活躍的情況，我們必須要找好大方向。我覺得蔣南翔的愛國教育思想、‘又紅又專’的教育方針，是培養社會主義大學的人才的指導思想。我覺得你們清華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就應該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法學家。”
注：本文由梁瑩根據魏南枝等于2001年對鄭天翔學長的訪談及鄭學長的講話整理而成，有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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